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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花开的时候 第一章 秘密送人

父亲出事那天和别的哪天没什么不同,也是天没亮就出门去了,也有月亮鸡鸣狗叫和咳嗽声。不同的是他再没有回来。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春日下午,小我两岁的妹妹上学去了,刚刚五岁的弟弟在门口那棵争相吐艳的樱桃树下和一帮比他大的孩子在玩泥巴,脸给他们抹得象一个刚从泥地里挖出来的土豆,我和妈在家整理医院那些刚晾干收进来的床单制服什么的——这些活是在乡政府工作的堂哥正正给找的,洗好了我拿三轮车送过去再把脏的拉回来,来来去去也有两三年了。就在后来弟弟给他们欺负得哇哇大哭,我刚要出门去轰走那帮孩子时,二婶却慌慌张张闯了进来,不知是由于匆忙还是紧张,她当时的整个表情模糊得一塌糊涂。

“打死了,”她沙哑地叫喊着,一把拽起妈就冲出了门。

我也跟在后面跑了出去。

这时我才发现堡子里全乱了,在通向公理县城的那条官路上,人们高举着种地的各种农具咆哮着向天涯湖方向奔跑,我甚至看见堡子里的狗栓拎在手里的是一只臭哄哄的夜壶。

我跟着那些疯狂的人们一口气跑到了父亲每天打鱼的天涯湖边,湿漉漉的湖边早已挤满了人,还有举着小喇叭喊话的警察,几辆闪着警报灯的警车就停在堤岸上柳絮飘飞的柳树下。

开始场面很骚乱。太阳幸灾乐祸地高挂在天上,湖边腥臭的湿气被缥缥缈缈蒸腾起来,热乎乎地直扑在人身上,郁闷得要命。拿着各种武器的人们在不停地狂叫着,象一群气急败坏的马蜂,一会儿扑向这儿,一会儿扑向那边,一定要和也在找他们算帐的人一决高下,警察拦都拦不住。后来那个黑脸胖警察就举起乌黑铛亮的手枪对着蓝天白云啪啪啪放了三枪,有一枪还打中了一只倒霉的大雁,只见它在空中很不情愿地划了一条漂亮的弧线,然后就一头栽进了一百多米远处的湖里。

枪声吓住了所有的人。人们先是呆在了那儿,象表演了一半失去控制的皮影,以各种千奇百怪的动作在波澜壮阔的天涯湖边定格,鸦雀无声。我甚至能听见鱼儿从天涯湖面露出头来透气的噗噗声。这时我在万头攒动的人群里还发现了狗拴,他就在离我隔了三四个人的地方,手里还是那只臭哄哄的夜壶,却高举在空中,从壶嘴还哗哗地往外流着一股黄白相间的液体,说不清是水还是尿,从头上直灌到他脖子里去,在头顶还溅起了明亮的水花,他却吓得目瞪口呆,一动不动。直到后来那个高个子警察举起喇叭喊了几句缴枪不杀之类的话,人们才赶忙放下手上狂怒的家伙,得救似的松了口气。

我和妈始终没有看见父亲,整个湖边到处都是吵吵闹闹的人群和晃动着的人腿。我们分头在混乱的人海里东寻西找,我甚至数次揭开先前打斗中那两个死亡者脸上的脏衣服,把嘤嘤飞舞的苍蝇赶得干干净净,也没有发现父亲的踪影。后来警察在读完一份手写名单后还抓了几个大喊大叫张牙舞爪的人,和先前关在警车里的人一起拉着刺耳的警报绝尘而去,留下一个乱哄哄的场面和死难者家属呼天喊地的哭声。

后来听说,在先前混乱的打斗中,有两个人落水后再没有上来,其中一个就是我的父亲,另一个是馒头寨的人。这事从晚上被派出所放回家的二叔处得到进一步证实。二叔平日里和父亲一起下湖捕鱼。他们那天划船去几里外的月亮岛,同去的还有十几个人,结果就和馒头寨子的人在天涯湖上打了起来,因为他们一口咬定那湖面是他们的。那天打鱼的所有人都给抓了,公安还在调查这件事,由于他没有直接参与斗殴就给放了。至于父亲是给谁打死的怎么打死的,他也说不清楚。“他们人多,明明打不过,我叫拐子哥快跑,他却承英雄去挡那两个打得头破血流的人……”不知他是在庆幸自己逃跑及时还是在惋惜父亲死得不明不白。

之后是打捞父亲的尸体。二叔摇着渔船带着我和堂哥正正在父亲出事的湖面上找了两天,什么也没找到。后来我自己摇着父亲留下的那只渔船和二叔分头行动仍然一无所获。这期间也有捕捞公司的人找上门来,可因为我们没那么多钱就回绝了,再说二叔当时那把握就象大海捞针对他也不成问题。到第四天二叔也急了,可我们找到捕捞公司他们又不干了,说那天涯湖方圆几百里,里面什么东西没有?就算我们运气好,父亲也早喂鱼喂光了。

我们一想也是。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轮回吧。我们家祖祖辈辈在天涯湖上打鱼,靠鱼养活,就注定了要给鱼孝敬一回。我三爷就是捕鱼时在风浪里翻船死的,现在又轮到了我父亲。旧社会我们祭湖,选中了吉日良辰,全村人就去湖边烧香跪拜,猪呀,羊呀,牛呀,心甘情愿地往茫茫天涯湖里扔,有几年还扔了几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说来也怪,听老人们说,那时死伤还真没现在这么多。

后来我们还无望地在湖上找了两天,照样空手而归。也就是那天黄昏,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拿着香火纸钱,跪在父亲每天下湖的岸边,对着头顶上乌云奔腾的天涯湖面祭奠了一番。这就算是料理完了父亲的后事。

那天妈妈始终没有流泪,只是一个劲叹气,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就是命。”我却哭得很伤心,满脑子都是爸爸的好,想他以前天还没亮就背着我下湖打鱼,月亮还高高地挂在天上;想他带我进公理县城卖完鱼后买那些带兜兜儿的花衣裳……妈妈也不劝我,任凭我嚎啕大哭。

直到我最后哭不动了,她才拉起我和弟弟,向已经开始细雨濛濛的堡子里走去。矗立在堡子北坡的七夕塔,象一杆悲伤的猎枪,高高地隐现在风雨中飘摇的桃花林中。

弟弟从妈妈肚子里爬出来前几个月,奶奶就为自己不怎么光荣地献身了。对于奶奶的相貌,我至今没一点印象,只记得她整天蜷在土炕上,干瘪的脑袋从半开的木格子窗里挤出来骂人。那窗框和窗扇就夹在她脖子上,象行刑前的砍头架。她骂得最多的就是妈妈和她那不争气的肚子,说就是母猪下娃也能拣出个公的,哪象她那不争气的肚子,头一个请出来的我挂着条水沟,第二个盼出来的妹妹也没长出个山包……别看现在肚子大着,滚出来也绝不会跨过平原……都怪猴急的爸爸,那么多年都熬过来了,一见我妈就让狐狸精给迷住了。奶奶当时得食道癌已经好几年了,没钱治,就按堡子里张中医的土方挖些草药维系残生。小姑整天带着我满山挖草药。虽然我曾不遗余力地帮她攻打那来势汹汹的病魔,但她还是一天也没喜欢过我,更没有抱过我一下。

奶奶为骂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象端茶送水这些事我们也当骂人话给统统忽略。倒是她骂得最凶的妈妈常在她身边忙来忙去,毫不在乎房间里弥漫的那股腐尸味,还定期给她擦洗那皮包骨头的身子。奶奶临死前骂人的嗓子都变了,象一只被捏住脖子面对屠刀的母鸡,只能听见嗯嗯的挣扎声,还有那颗花白的蓬头和鸡爪样的污手在窗口舞动着,牙齿早逃生去了,老嘴一张一合。

弟弟的问世为我们老王家带来了欢乐和希望。首先是爸爸,无论在干什么,也不管多忙,只要一看见那小东西,他就会手舞足蹈地笑着抱起他,然后是一顿没大没小的调戏,直到弄得那不知好歹的小东西哇哇大哭。爸爸戏弄弟弟惯用的手法,一个是用他的胡子扎他的小鸡鸡,有几次弄得给他尿得满头满脸都是,他不但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再一个就是把他高高抛到空中再接住。我和妹妹当时私下里偷偷议论,爸爸有一天会不会把那小东西摔成馒头?后来我才明白,我们那是嫉妒。

弟弟满月那天,春光明媚,鸟语花香。连院子里那棵繁花似锦的樱桃树上,一大早也飞来了几只花喜雀,在院子里盘旋着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叫得兴高采烈。那天我们宴请了所有的亲朋好友,甚至连邻居和村里人都请了。那天二叔一遍一遍地巡视着盘在院子里那十几口热气腾腾的大锅,然后就站在屋檐下,手搭凉棚朝熙熙攘攘的人群观望,象县老爷在检阅他的草民,还不停地摇头摆尾说,这场面比我爸妈结婚那天还大,虽然那场婚礼是我们堡子里到目前还算是最隆重的。当然,那场婚礼也是欠债最多的,害得我为医院送的那些东西都是在替他们的婚礼还债。这就是我们老王家的风格。看着说说笑笑的人群,我一直在盘算这次欠的债到弟弟的小孩满月时能否还清。爸爸却不管这些,事前拼命借钱,甚至还把手伸向了远在广东的大表哥高旗,说象这样的喜事一辈子能有几次?

自从妈妈肚子开始膨胀之后,她们几个人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不请自来。先是催着妈妈堕胎。妈妈就在亲戚家东躲西藏。抓不着人,她们就牵走了我们家那头老实巴交的大水牛。牵了几次,见爸爸还没钱交罚款,那大家伙又要吃要喝,还得雇人放养,就只好捎话让爸爸再拉回来。后来她们就聪明了,盯上了爸爸的鱼船,一来就给拖走。先是叫个大拖拉机停在门口,十人五马跳上去开到天涯湖边。这算是切中了父亲的要害,只能多少弄点钱再把船拉回来,有几次还请他们在县城有名的大饭店大吃大喝。

他们毫不费劲就在人群里发现了得意忘形的父亲。那女的先上去和他说话。她姓吕,个头不高,有点胖,穿得很时髦,是管计划生育的主任,文革前后曾在我们堡子里驻过几年队,是农业学大寨时期工作组颇有战绩的成员。她和大家都很熟。我们都喊她驴主任,只要一看见她从堡子里的桃园那边冒出头,我们就一起大喊:“驴主任来了。”有几个男娃还会学驴叫,惟妙惟肖。她也听到了。有几次在我们家院子里,她还认出了几个,也不生气,笑呵呵地叫过他们。“我们今天来一场驴叫擂台赛,就学驴叫,谁叫得最象,这把水果糖就是他的。”她还真从漂亮的皮手袋里抓出一把花花绿绿的糖果。之后院子里就响起一片欢快的驴叫声,此起彼伏,引来看热闹的人群一片哄堂大笑。优胜者最后是得到了糖果,但他的家长却被叫来了,屁股就免不了要挨几巴掌。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欢快的气氛中进行的。

驴主任一手抓住我爸的胳膊,笑得象狐狸逮住了公鸡。“老鬼子,你什么时候长了孙猴子的本事,两手空空也敢弄这么大场面,他们可都是要吃要喝的。”爸爸叫拐子,她叫成了鬼子。其实大家都这么叫。

“借的,”父亲陪着笑脸请她和那两个人去屋里坐下,吩咐我拿来一盘瓜子和糖果,他去外面叫准备菜蔬,回来手里还提着一瓶白酒。他先敬了他们一人一杯。还要敬,吕主任不喝了,抓起瓜子嗑着。父亲就再敬了那两个人两杯。他们也不客气,举起杯一饮而进,脸上的笑容也变得亲切起来。很快菜就上来了,吕主任他们却站起身来。“这不合适,”吕主任说,“我们今天来是公事。”

父亲好象明白了什么,就不再强留,把他们送了出来。就在送他们出院子的路口,吕主任突然转过身笑着对我父亲说:“你就这样让我们两手空空地走了?回去怎么交代?”

“瞧我这猪脑子,”父亲傻乎乎地笑着给了自己脑袋一把掌,一溜烟就跑回去了,但很快又回来了,手里牵着我们家那头屡败屡战的大水牛。他把牛绳恭恭敬敬递到吕主任手上。“实在没办法,就它值钱了。”

没想到吕主任却没拒绝,接过牛绳小声对父亲笑着说:“是不是今天忙没人放牛?”

父亲也讨好地笑着没有回答。

之后我们家的大水牛就跟着吕主任他们走了。它好象和他们很熟,高高兴兴地跟在后面,头也没回一下,脚步轻盈,也没叫唤一声。

但出人意料的是,三天后,我们家的大水牛在乡政府大院却给杀了。说是要欢度三八妇女节,乡政府的几个女领导嫌分的东西少,后经乡人民政府会议通过,就找来乡上开肉铺的牛屠户,把牛给杀了,一个人分了好几斤肉,连男同胞都有份。

听正正哥说,那天杀牛费了好大力气,捆在树上都捅了几刀,看着都倒下死了,一解绳却又跳了起来,满院子叫着疯跑,血濺得到处都是,十多个人都拦不住……

正正哥在乡政府工作,他也分了几斤牛肉。

在我们家的大水牛为弟弟的面世捐躯几个月后,我也不得不牺牲自己了。首先是管计划生育的人,那只大水牛在他们肚子里穿肠而过灰飞烟灭之后,他们就又找上门来了,说第三胎才罚头水牛,太少了,以后堡子里都看样学样,那还了得,世界人口爆炸肯定是先从我们堡子开始,再波及整个世界,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奥国皇储费迪南这个倒霉蛋被人炸死这根导火索一样,那他们就成了千古罪人,怎么向世界人民交代?所以必须重罚。再一个就是我们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要帐的人在这个一贫如洗的家里每天都能碰到,有时父亲还没进院子就给拦住了。这个负债累累的家根本没办法再养活我们三个要吃要喝的孩子。所以父亲在一天晚上偷偷召集了一些重要亲戚在家商量后,第四天就对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我在这期间的某一天夜里突然暴病身亡,并连夜挖坑下葬。他还真在我们家自留地里为我埢起了一个高高的坟墓,不过里面埋的却是谁家刚扔掉的一头死猪。没想到这招还真灵,管计划生育的人在上了几次门后再没有来过,连要帐的人催得也没那么紧了。

当然,我并没有象堡子里盛传的那样,在一夜之间暴病身亡。而是在家庭会议后的第三天深夜,被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领去了很远一个寨子的一户人家。当时天上没有月亮,星星也少有几颗,天黑蒙蒙的,那人走在前面,父亲拉着我走在后面,我们高一脚低一脚走了很远,除了时远时近的狗吠声,谁也没说一句话。后来到了天涯湖边,父亲解开他那条渔船,那人先跳了上去,然后把我拉上去,父亲这才跃到船上划动了木桨。

直到船离开岸边很远,父亲才和那人说话。“是馒头寨吗?”

“嗯,”那人说。由于天黑,我一直没看清他的脸,刚才他也是站在院子外头,等父亲把我领出来。“是户好人家。”

父亲也没再问什么,只是一个劲划船,木桨拍打湖水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听起来很悦耳。不知什么时候起雾了,微风荡漾,虽然看不大清楚,但那细嫰的雾珠扑面而来的感觉还是真真切切,凉嗖嗖的。那人一直在船上抽烟,时明时暗的烟火透过薄雾映在湖水里,红得可爱,再被父亲的船桨打烂,就成了一条条翻滚的彩带。他抽的烟斗很呛,每当烟火最亮的那一刻,都有一股浓烈的旱烟味被风吹过来,呛得我直咳嗽,这才伴着清风飘散而去。

船划了很久才靠岸。我不知什么时侯迷迷糊糊睡着了。靠岸后,父亲看我还睡着,就和那人蹲在岸边抽烟,说让我多睡会儿。其实我之前已经醒了。

我躺了会儿就起来了。之后父亲在岸边站着,我跟着那人朝那个叫馒头的寨子走去。之前我还拽住父亲的衣角,让他和我们一起去。

“跟你拴槽叔去,”父亲摸摸我的头,让那人把我带走。

我们进馒头寨的时候,东方已经发白,天也快亮了。拴槽叔一声不吭地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着。从天涯湖那边飘来很多雾,越来越浓,不久就弥漫了整个寨子,树木和山林在雾群的漂移中时隐时现,连路边一朵朵紫色的牵牛花上都挂满了沉甸甸的雾珠。我们在寨子里没有碰到一个人,只有时远时近的鸡叫声此起彼伏,偶尔还伴随一阵鸡鸣狗吠,整个寨子反而显得很寂静,我们吧哒吧哒的脚步声传出去好远。

我就这样从云雾中一头栽到了馒头寨那户姓张的人家,不过感觉比八戒哥从天宫一头栽到正下仔的母猪圈里强多了。张家的男主人是个铁匠,为人厚道,精明能干,除了打造镢头镰刀钉锅戗剪外,他还搞翻沙铸造,从锅碗瓢盆到小孩子挥舞的明晃晃的长剑,他都能变戏法样地从那堆热气腾腾的沙子里翻出来。他在家开了个铁匠铺,请的帮手是他的小舅子。他的名气很大,方圆几个寨子的人都知道,通常都会在馒头寨碰到一两个背着锅或怜着农具的老汉,被一帮小孩子吵闹着领去张铁匠家。女主人也心灵手巧,干什么都风风火火,也是个热心肠,还会翻眼挑刺捏手捏脚,堡子里谁弥了眼歪了脚都上门来找她。他们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叫鸭蛋。鸭蛋胖嘟嘟的,可惜在两岁时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烧坏了脑子。

我到张家后,叫张铁匠爸,叫女主人妈。这都是别人让我叫的,开始不大习惯,后来就好了。他们都对我很好,和鸭蛋一视同仁,有什么好吃好喝的,我俩一人一半,给他买新衣服和玩具,也一定会有一份。我来张家之前在堡子里上小学三年级,他们也很快帮我联系到了馒头寨小学,让我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重操旧业。

我开始到张家,和鸭蛋不熟,他就象在街上碰到陌生人那样老瞅着我傻笑,好象很害羞,那缩头缩脑的样子特好玩。后来熟了,他却变得有点肆无忌惮了。

“媳妇你真好看,”一天我正在帮张妈做饭,鸭蛋突然从外面跑进来,搂住我的脖子,咯咯笑着在我脸上亲了好几下,我推都推不开,结果一使劲,他就摔倒了。

我赶忙扶起他,“叫姐姐,不能叫媳妇。”

“就叫媳妇,”他蛮横地推开我。“就叫媳妇。”

这时我才发现,门口突然涌出来一大堆先前还在缩头缩脑的孩子,大大小小一起叫喊着:“叫媳妇喽,叫媳妇喽。”

张妈轰走那帮孩子,拿来两个苹果,给了鸭蛋一个,哄他去外面玩了。

“娃还太小,知道个啥?爱叫就让她叫去。”张妈把另一只苹果给了我,摸摸我的头亲切地笑着。

上学,高高兴兴地做家务和找鸭蛋回来吃饭,这就是我每天在张家的全部生活内容。我喜欢上学,也喜欢做家务,但就是不喜欢找鸭蛋回来吃饭。那可真不是什么美差。我常常跑遍大半个寨子,好容易才找到他,他却正和别的孩子耍到兴头上,死活叫不回去,屁股拽到地上,拉都拉不回去。我有几次都气哭了。

见我哭,其他孩子就怕了,有几个还劝他跟我回去。

他却傻乎乎笑着蹲在地上瞅我。

“让你媳妇背你,”那个叫野虫的孩子冲他嚷嚷着。

“媳妇背我,”他也好象早有准备。

“叫姐姐,”我把野虫轰开,回来对他说。“我是你姐姐。以后不准叫媳妇。”

“就叫媳妇,”他倔强地说。“就叫媳妇。”

其他孩子也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说:“你就是他媳妇,我们都知道。”

“谁说的?”

“堡子里的人都这么说。”他们异口同声。

我不再理他们,对鸭蛋说:“你不叫媳妇,叫姐姐,我就背你回去。”

“就叫媳妇,”他却死不改口。

“你不背他,他就不回去,”刚才被我轰走的野虫又跑回来凑热闹。

“你不背他,他就不回去,”鸭蛋也鹦鹉学舌。

我只好去背他。可我刚蹲下,他就象小豹子一样扑了上来,一下子就把我压倒了。那帮孩子就哄堂大笑,一起大声喊道:“亲嘴喽,亲嘴喽。”

我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只好又去背他。这回没出什么事。不过那帮小兔仔子却不远不近一直跟在后面叫喊着。

鸭蛋在我背上摇来晃去,还做出飞马扬鞭的雄姿,大声地吆喝着,象小日本骑上了一头略夺来的中国骏马,招摇过市。可惜我却并不是一头十全十美的骏马。

这还得从我降生那天说起。

那是一个秋天的中午,父亲下湖捕鱼去了,妈妈下地回来挑水做饭,刚放下水桶就开始肚子疼。等她把水倒进水缸,肚子就痛得受不了,大喊大叫着就倒在了灶间的麦草堆里。门外还有几只老鸹呱呱叫着一直在我们家院子里盘旋。

后来我奶奶就进来了,她那时还没得病,小脚很欢势地迈着就进来了,脸上的笑容也温暖亲切。“是要生了,小月了。”奶奶把麦草铺开,让妈躺舒服,之后就找来接生的家伙在一旁严阵以待。可当我真的从妈妈肚子里一头载下来,事情就不妙了,因为迫不及待的奶奶并没有在我大腿之间发现她想要的那个小东西,她的脸马上就乌云密布,骂了一句“烂肉”后就手起刀落砍断了我和妈妈血肉相联的脐带。本来她手里还拿着刚刚烧过的剪刀,她也不用,扔掉剪刀却操起了灶间剁柴的砍刀。

妈当时还以为奶奶要砍死我们,吓得声都不敢出,只知道下面尿血横流。

奶奶手起刀落之后,就随手把我扔在灶口下面的灰堆里。她的动作太象平日里给她那只大黑猫扔一块骨头或是烂肉,所以她那只一直在一边看热闹的大黑猫就扑了上去,一嘴叼起不足两斤重的我,蹦蹦跳跳就爬上了门口那棵樱桃树。

这事让奶奶很高兴,她站在门口笑得合不拢嘴。妈妈却又急又气,光着屁股流着血,举着水担就追了出来。可黑猫却越爬越高,还纵身跳到了房檐上。

妈妈就扛来梯子,刚要爬上房,奶奶却突然大骂起来。“你这烂屄女人,你要是敢上房我就把房放火点了!”

就在妈妈正犹豫不决的时候,大黑猫却以为奶奶在骂他,就叼着我在房上转了几圈,然后向樱桃树跃去,结果我却在半空中摔了下来。

妈妈从地上抱起我,我的左腿已经摔断,也没有了呼吸。我们家院子里不知什么时候围了很多人。大家都说我死了,还是赶快埋掉。但妈妈还是拿衣服把我包了放在屋檐下,说等等再看。

一个小时后我却奇迹般地有了呼吸。有人就喊来堡子里的张中医,上了些草药,拿竹板给我逼上了那条断腿。

从那以后,我的小命是保住了,可落下了后遗症,从大腿以下,我的左腿比右腿细一些,脚也小一些。

爸妈常说,我的左腿以后会长得和右腿一样,我也就信了。可六岁以后它还是那样,我们就都失望了。

一年四季,我只能穿裤子和布鞋。从小到大,我没有穿过一次裙子和凉鞋,每当看着妹妹穿着漂亮的裙子在我面前走来走去时,我就嫉妒得要命,有一次还把她那条最好看的裙子夹在破烂里卖给了同堡子收破烂的的磨扇,就在妹妹找得快抓狂的时候,他的女儿苹果却得意忘形地穿了出来。

后来妈妈出面是要回来了,可在了解了它是怎么从家里飞出去以后,妹妹就拿脚踢我,还踢我那条坏腿,并且还穿着漂亮的塑料凉鞋。这让我忍无可忍,就和她风风光光大干了一场,要不是后来妈妈拿条帚把我们打开,我们那天肯定会打得头破血流。

值得庆幸的是,我要是穿上裤子和布鞋,看起来就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谁也不会想到我一条腿细,一只脚小。

至于妈妈那天上房救我的壮举,虽然她没有上去,但堡子里还有不少人说,后来父亲的死和那事具有密切的关系。

我开始到张家那段时间,还有点想家,想爸爸妈妈弟弟妹妹,有时晚上做梦还梦见在家和他们一起吃大鱼大肉,后来一高兴就醒来了,一个人独自在黑暗中坐半天,眼泪也止不住咕喽咕喽往下掉。后来日子长了,加上张家人对我也很不错,想家的事就慢慢淡忘了。

我来张家,是我假死的那几天,大姑夫给联系的。

大姑家在一个叫天堂的寨子,我们以前常去。大姑一家对我们很好,她那儿苹果很多,每当苹果成熟的季节,她都会拿很多给我们吃,父亲借钱也是头一个上他们家。他们的大儿子高旗,也就是我大表哥,几年前在广东成家了。他也时常接济我们,逢年过节给他爸妈寄钱时也给我们寄一些。父亲有时也写信向他借钱,他总是很大方就给了。后来也没见父亲还过,他也从来不要。

大姑父是个很随便的人,一来我们家就要喝酒,一喝就醉,无一幸免。他常常醉得丑态百出,除了大喊大叫叫酒,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有一次他还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在大门口对着场院撒尿,父亲和二叔扶都没扶住,他就一头栽倒在尿泥里。

大姑父以前开手扶拖拉机,拉土石方,尽管技术不怎么样,却开得飞快,我们在路上碰到他,他也敢请我们上车,高高兴兴地捎我们一段。可坐在他那拖拉机上,就如同坐在西班牙斗牛的脊背上,感觉早晚会被它抛出去。

后来他还真出事了。那天刚下过雨,他去给鱼池拉土,下一个大土坡时刹车没刹住,连车带人就一头栽到了旁边一个养蜂场。这个蜂场当时正在收蜂蜜,工人倒是大呼小叫着躲开了,可那几大桶蜂蜜却全军覆没,蜜流成河。

在撞倒蜂蜜后,大姑夫和他的大铁牛翻了个跟斗才停下来。还没等养蜂场的人开口,蜜蜂就先不干了,先发制人,密密麻麻呼啸着向他杀来……第二天我见到大姑夫,他的脸肿得象块面包。半个月后我再见到大姑父,他的脸还肿着,却不见了那台闯祸的拖拉机。后来听姑妈说,是卖了赔蜂场的损失。

就在预谋我假死的第二天,众亲戚就奔走相告,四处撒网,想为我捞一户好人家。后来大姑父就找到了拴槽。拴槽是他姐夫,家就住在馒头寨,所以很快就和想要一个孩子的张家联系好了。至于张家是收养我做女儿还是童养媳,这我不清楚。我爸我妈知不知道,我也不清楚。还有我的细腿和小脚,他们有没有告诉张家,我同样不清楚。我就象一只装在口袋里的猫狗,随着人们的喜好需要在变换着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