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皇求贤若渴地搜罗那些人，他们能用演说或耍笔杆子的方式加入到制止这个疯狂、邪恶而又愚蠢的女权运动的阵营中去。她那可怜的脆弱性别屈从了随之而来的恐惧，忘却了所有女性的感情和特性。"身着铃状服饰的维多利亚女皇于1860年这样写道，显然她并未感到事实上的矛盾：她正扮演着一个男人的角色。
事实上，1792年玛莉·沃尔斯特克莱芙特的《维护妇女权利》一书已经第一次吹响了为自己而战的号角。她的思想和活动与轮番妥协于法国大革命恐怖的社会激进主义消长与共。于是反抗的种子在资产阶级保守主义抬头时蛰伏着，直到新一代妇女作好准备继续奋斗。
三次起源于不同背景和民族的反抗运动显示了能自立于世、向男性主宰世界挑战的持久战斗力。乔治·桑和乔治·艾略特都感到有必要起一个男性的名字，以便在小说的领域内与男性抗衡。另一方面，在美国，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凭借她的女性气质，巧妙而成功地利用了男人们帮助她提高社会知名度。虽然这三位妇女的兴趣和写作风格各异，但都从根本上努力维护她们作为妇女在法律、性生活以及感情自由方面的权利。
让我们先从乔治·桑说起。她生于1804年，原名叫奥洛尔·杜班。她是杜班上校的女儿，她父亲出身于一个颇有主见的地主家庭。她的母亲原来是一名舞蹈演员，曾与拿破仑军队的某些成员有过暖味关系，后来与上校相爱结婚。当时上校无疑是一位具有了不起的自由理想的人，所以才娶了她。她在八年中一直忠实于他，直到他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死于非命。奥洛尔(她母亲的私生女)成了她那波西米亚母亲与她的贵族祖母之间争论的焦点。那老太太从不放弃攻击索菲娅·杜班不清白的过去的一切机会。小奥洛尔桀骜不驯地站在母亲一道。经过多次争吵，小孩被送进了修道院，而她母亲则去巴黎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了。这座修道院是英国修女办的，从她们那儿，奥洛尔学会了讲英语和喝茶。她还受到了良好的文学教育。尽管她从未成为一名正统的神职人员，但是一名修女所承受的青春压抑，却将她的激情引向了朦胧的、浪漫的虔诚。
离开修道院后，她便与祖母一起住在诺汉特的庄园里。在那儿，她享受到了一个女孩所能享受到的一切自由。她骑马外出，身着男装出外打猎。她与村里的医生相处得很好，他答应让她成为他的助手。作为一名志愿的护士，她学会了用一种客观的态度去对待人体，这使得她后来的情人们时常感到惊愕。她阅读了卢梭的著作，作者的思想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使她感到充实，使她不由自主地去努力把它溶合到自己炽烈的信仰中去。
祖母去世以后，她的母亲将她带到了巴黎，但她一直没有好好地照顾奥洛尔；她们之间并无真正的骨肉之情。不仅如此，她母亲对她的占有欲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想要把女儿嫁出去的念头死死地缠绕着她。当遭到奥洛尔的拒绝时，她便威胁说要将她重新关进修道院。
奥洛尔与她母亲的朋友们一起住在乡下时，偶然结识了一位高鼻梁的年轻乡绅——一位男爵的私生子凯司米尔·杜德文特。由于他父亲的认可，凯司米尔得以同全家住在一起，尽管他不能要求得到他父亲的地产。凯司米尔对处境窘迫的小奥洛尔充满了怜爱。没有先征询她母亲的同意就向她求爱，这种打破传统习俗的做法很令她高兴。但这却是他的末日。
他们于1822年结为伉俪。不久奥洛尔就身怀六甲。她的儿子莫里斯在他们所居住的诺汉特庄园里出生了。杜德文特夫妇的性生活很不协调，或者可以说至少凯司米尔不是一个富有经验的情人。因为他写信给他的妻子说："你的感觉器官似乎都在抗拒我想刺激它们兴奋的一切努力。"后来奥洛尔自己非常抱怨地解释道："男人们根本不懂得，对他们来说是快乐的事情，对我们却简直象是下地狱。……没有什么比发生这种恐怖、痛苦而令人恶心事情更可怕了——就象一个可怜的小东西遭受到一头野兽的粗暴蹂躏，结果可想而知。我们本想把他们培养成高尚的圣人，可结果却使他们成了小雄马。"
尽管奥洛尔不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但在十九世纪，不许对妇女传播性知识的禁忌影响了她所受的教育。她饱尝了性生活失败之苦，这种失败似乎给她一生都造成了创伤。
凯司米尔在其他一些方面也与她不相配。他的兴趣不出一个乡绅的范围：打猎、喝酒和地方政治——但却不喜欢读书。他的妻子对文学富有感受力并对作品很有鉴赏力。她在智力上显然优于她丈夫，并对闭塞的乡村生活感到腻味。
他们互相折磨对方、吵架，彼此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在去波迪克斯的旅途中，奥洛尔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律师并爱上了他。他们度过了理想主义的危机，履行了柏拉图式的誓约，所有的只是纯真无邪的吻和依依的惜别。遗憾的是，当他们在第二去波迪克斯的途中再次相遇时，杜德文特的出现使这对拥抱在一起的情侣大吃一惊。奥洛尔当场晕了过去。他们扼要地对凯司米尔讲了他们的柏拉图式的恋情，并要求理解他们。他试图谅解他们，然而却做不到。他开始感到自己正在失去妻子，并开始酗酒。
尽管奥洛尔与她的波迪克斯的情人奥菜连·德·西泽仍在情书往返，但奥洛尔暗中觉得他已经把目标转向别的女人，以得到肉体上的满足。在去巴黎的途中，奥洛尔结识了一位学自然科学的学生，并对他产生了她多年以前曾有过的那种兴趣。一切都是那样突然，她与他发生了第一次性关系。又用了很大的时间和她的新情人史蒂芬一起旅行。等她回到家时，她已经有了身孕。几个月后，一个小女孩呱呱坠地了。奥菜连得知此事后，简直气昏了。凯司米尔仍沉湎于杯中之物，并陷入赔本的生意买卖。
奥洛尔引证了一个严肃经典中一句话的大概意思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我不能，也不愿与一种超出大多数人的习惯与见解的法律保持一致。"
凯司米尔被奥洛尔撵出了卧室。他只好与女儿的保姆以及妻子的女佣厮混在一起，来聊以自慰。不言而喻，这时他与奥洛尔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而奥洛尔，则正在写一部小说，想以此来减轻烦恼。即使此时，奥洛尔仍在以虔诚的措词考虑问题。"对我来说，从上帝那儿寻求自己人生之谜的谜底，对自己真正责任的认识，证明自己私人情感的无可指摘，乃是绝顶重要的。"奥洛尔的上帝，与其说是属于天主教会，倒不如说是产生于她自己个人感情的上帝。这个上帝伴随了她的整个人生。她的所作所为，都是正当的，因为这些行为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她自己的上帝的认可。
此时她正梦想着一种更富有魅力、更老于世故的练达人生。尽管她曾在巴黎呆过一阵，但她从未进入巴黎的知识界。那儿有维克多·雨果、奥诺德·巴尔扎克以及其他难以计数的文人墨客。与他们幸会，准令人激动不已。那里充满了新的思想：夏尔·傅立叶正在说尽阐述他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将其推进到移民空想的阶段。在那儿，人们自给自足，实行平均主义。这一切都建立在包括为数众多的各色人种的方案基础之上。不过在傅立叶及其另一位重要的激进社会哲学家——圣西门的学说中，都谈到了两性间的平等以及行乐权利。这是一个开端，似乎奥洛尔·杜德文特的上帝已经凭直觉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1830年，一位长着一头亚麻色卷发、气色白里透红的年轻人——朱尔斯·桑多，住在奥洛尔的邻居家度假。这位来自巴黎的法律学生温情脉脉，富有魅力，他带来了巴黎文学界的新气息。奥洛尔对他一见钟情，不久就在自己庄园的避暑别墅里与他了却床第之欢。凯司米尔对此只是保持着沉默，然而有一天，奥洛尔在他的书桌看到一封信，上面写道："我死以后启封。"奥洛尔拆开信，于是凯司米尔对她的看法一目了然了。盛怒之下，她告诉凯司米尔，她要到巴黎去住六个月，生活费由凯司米尔提供，孩子则留给诺汉特的那位忠实的家庭教师看管。从这时起，奥洛尔那不可抗拒的近似男子气的个性开始奏效了。凯司米尔似乎已经完全被征服了，他妥协了。与她分手时，他甚至哭了。
在巴黎，由于他人的引荐，奥洛尔结识了一些文学界的重要人物，不久即成为青年知识分子圈子中的成员。她开始为一些杂志撰稿。尽管她带来的小说没有出版，但她在她认可的情人朱尔斯·桑多的帮助下着手写另一部小说。她那高傲的婆母、男爵夫人曾经说过，如果她想出书，"我真希望你不要把我的姓署在扉页上，"她因此在书上签署了她的情人的名——j·桑。《玫瑰和白色弹子球》写得很成功，十分畅销。她开始小有名气，但不幸的是，她的爱情生活又一次遭到挫折。
朱尔斯正遭受着肺炎的痛苦折磨。奥洛尔的许多情人在她对他们感到厌倦之前，不是原先就病恹恹的，就是后来变得如此。而她自小就在乡下长大，因而生就一副乡绅般健壮的体魄，她精力充沛，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劲。她更乐意选择孱弱的人作情人，相对他们而言，她在某种意义上更近似于一位母亲(她称德·缪塞是个"小淘气")或者说更富有男子汉的气概。在巴黎她经常身着男性服装，她那张长着长鼻梁的线条刚硬的脸确实没有什么女性的特点。可是她的性格却具有女性的特征，非常多情善感。她在为朱尔斯担心。"我把自己奉献给他，却不料给他带来的伤害反而更甚至拒绝他。想到这些，我就禁不住浑身颤抖。我正在致他以死命，我带给他的欢乐是以他的生命为代价的。想不到我扮演了《驴皮记》中的一个角色。"而很奇怪的是她居然接受了巴尔扎克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在性生活中的毁灭性角色。
回到诺汉特后，她写了另一部小说《印第安娜》。由于这一次桑多没有介入，经过一番磋商以后，作者署名最后定为乔治·桑，也就是她那为人所共知的名字。
《印第安娜》一书使她名声大噪。书的序言就她的一贯主张作了说明。她这样写道：印第安娜"象征着妇女——一个弱小的生灵。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作者所宣泄的那久被压抑的——也可以说是被人类法则所压制着的激情，体现了选择与需要的矛盾冲突；她是爱的化身，不顾一切地迎头冲向文明世界设置在它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换言之，桑坚持认为，妇女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性生活，如果她不能得到爱，她就有权利更换自己的对象。她也反抗那些使妇女成为丈夫的奴隶的法律。不幸的是，可怜的桑自己虽然接二连三在地替换情人，次数之频繁使她简直就成了一位女唐璜，但她从未得到满足，无论是肉体上或感情上都是如此。不论是德·缪塞还是肖邦都是那样弱不禁风，有气无力，最后总是奥洛尔压倒了他们。在性生活方面，似乎一开始就把事情给弄糟了。她在一部小说中写道(在描写感情方面，她的小说总是自传体的)："在他极度兴奋、达到满足后，我沉沉地躺在他身旁，我似乎感觉到一股激情，一股瞬间的肉体上的迫切欲望在体内躁动，……我处于一种痛苦的坚忍状态下拼命与之抗争，我清楚地知道他已没有力量使我镇静下来。"一方面，她抱怨男人们的兽性，另一方面，她又渴望得到强悍的情人。她要用手指甲掐进他的皮肉，同时也"领受一下他那厉害的锐齿是什么滋味"。我们猜想，尽管她性欲旺盛，但从未达到过极度兴奋的高潮。
为她写传记的安德烈·莫罗斯将她反对双重范围的思想作了如下概述："人们可以在公正、人性、神圣的名义下，用'忠实'的礼教习俗将一个女人束缚起来，而这种忠实，对一个男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种毫无意义、荒缪可笑的东西。"
由于大陆传统的坦率，桑反抗的心理因素已经显然易见。与她同处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玛丽安·伊文思即以后的乔治·艾略特，起先主要是一位道德主义者。她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家庭(她父亲经营着一座庄园)，她自小在英国中部的乡村长大。因为孤独，她对她哥哥艾萨克产生深厚的感情，在她整个成长时期，她一直在寻找可以依靠的人。她哥哥订了婚，从她生活中离开以后，她经历一场感情上的危机。她与她父亲住在卡文特雷时(她母亲在她很小时便已去世)，有机会结识了跻身于知识界的邻居查尔斯·布雷以及卡洛琳·布雷，这对她后来影响很大。布雷曾写过一部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哲学著作。玛丽安读了这部书后就抛弃了自己原来的符合福音书的正统观念。布雷兄妹根据她那硕大的头以颅相学了不起的发展成就推断了她的才智。他们几乎迫不及待地要去请颅相学家给她看相。在他们家里，玛丽安结识了不少激进的知识分子。
玛丽安在理智方面的发展终究没能得到她父亲的赞许。当她不再去教堂后，她父亲就将她送到哥哥家里。她哭泣着据理力争。她在这里阅读华兹华斯和斯宾诺莎的著作，她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常常弄得神父们张口结舌，下不了台。她认为神学无关紧要，重要的道德和善行。布雷兄妹成了她的良师益友。通过他们，她认识了一位中年德国学者布拉班特博士，并替代了他女儿的角色，成为他的良伴。布拉班特似乎是那样的痴情，因为他和玛丽安整日价难舍难分，尽管他已经是六十有二，而玛丽安却年仅二十五岁。他们一起散步，她沐浴在他的智慧的阳光下。在写给布雷兄妹的信中，玛丽安说她找到了一位情投意合的情人。布拉班特的妻子对这事起了疑心，于是玛丽安被送回了家。
后来她受人之托，翻译一部重要的德文著作——d·f·斯特劳斯的《耶稣传》。为了领悟作者的渊博学识，她开始自学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这时她已经对离婚持赞许态度，不过她仍未能找到一位能够满足她的需求的意中人。由于除了照料她那现已患病的父亲，她终日孜孜不倦地埋头于斯特劳斯那一千五百页的巨著，这位长着一张马脸、可怜而又多愁善感的玛丽安·伊文思似乎可望成为一个学问渊博的老处女了。她十分赞赏乔治·桑关于性欲方面的描述。她于1848年与爱默生会晤时说，她印象最深的书是卢梭的《忏悔录》，爱默生听了又惊又喜。少女产都成了玛丽安的信徒，抛弃原先的信仰，跟着她离经叛道。她三十岁时失去了父亲。尽管她与父亲有着分岐，后者甚至认为她是一个丧失了理智的人，但她仍然尽心尽意地护理病人达十年之久。现在她无牵无挂了。她与布雷兄妹一起到欧洲度假，布雷兄妹回去后她独自留在瑞士，想独自清静一下。在她为父亲尽义务的十年中，她一直忍受着头痛病的折磨，最后形成了严重的心理障碍，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
不久她就过腻了这种寄宿生活，对萍水相逢的人际交往也不再有兴趣。她返回了英国继续她的文学生涯。正好她几年前认识的一个出版商约翰·查普曼需要一名助手，因为他当时正准备买下《威斯敏斯特评记》杂志。他意识到玛丽安在欧洲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将会对他很有用处。查普曼是当时激进主义运动中的一个见解偏颇的奇怪角色。他有一种拜伦式的美，并且总受穿拜伦式的敞领服。他想成为知识界领导层中的一员。他是个进化论者，反对一夫一妻制。其实他可以说是维多利亚式的追逐女人的老手。他那相貌平平的妻子苏珊娜给他带来了足以买下一个出版公司的金钱，并替他生了三个孩子。结婚后的第十年，也就是1851年，她得了几种老年病，如坐骨神经痛、头痛等。查普曼喜欢邀请那些很有才气、而他又很可能用得着的年轻女子住到他家里。女小说家伊丽莎·林恩就是其中最早的一位。他向她求爱，但不清楚是否如愿以偿，因为日后林恩曾以轻蔑的口吻谈论他。
当玛丽安应邀到他家时，他的家庭成员中还包括了他孩子的家庭教师、年轻漂亮的伊丽莎白·蒂拉，她当时正与查普曼打得火热。才华横溢的玛丽安·伊文恩介入他的家庭小圈子后，终于也被查普曼弄得神魂颠倒。当时见到她的伊丽莎白·林恩说她衣着不整、一副邋里邋遢的样子，两手交叉在胸前活象一只大袋鼠。玛丽安很快就成为查普曼的一名得力编辑。而伊丽莎白天生就不是查普曼知识上的志同道合者。她对玛丽安充满妒意，她挑起了女主人对玛丽安的敌意。她们似乎事先就达成了默契，合力对付玛丽安。这以后，她们之间的争吵在查普曼的日记里都有如实的记录。查普曼常去玛丽安的房间，给她上德语课，听她弹奏莫扎特的曲子，可他妻子坚持认为莫扎特的曲子完全可以在客厅里弹奏。
显然，在玛丽安与查普曼之间仍然继续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合作。不过，查普曼在他的日记坦率法承认，在三个女人中，伊丽莎白是他唯一愿意与之同床共枕的女人。他为自己成为她们争风吃酷的对象而感到春风得意。伊丽莎白·林恩的一部小说使这个喜剧增色不少，在查普曼看来，这部小说的趣味性过于浓郁，于是他让三个女人都读一下小说中有关爱情的情节。查普曼的妻子与伊丽莎白破天荒地在她们的分岐中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查普曼与玛丽安喋喋不休地向伊丽莎白发动攻势，要她作些修改，遭到了她的拒绝。查普曼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一个专门出版以理性自由著称的著作的出版商，我的责任是要特别关注我所出版的所有著作的道德倾向。"事后，查普曼家里的另外两个女人联合了起来将玛丽安撵了出去。
当查普曼与她告别时，她问他对自己有什么看法。他说自己对她有着不同于对另外两个女人的感情。当火车载着她回卡文特雷去时，她不禁潸然泪下。我们很难弄清玛丽安究竟怎样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也许这一切都能够从精神上找到合理的解释，就象乔治·桑与吕西恩以及她丈夫之间的关系被看作是柏拉图式的三角关系一样。
查普曼终于买下了《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这时他非常需要玛丽安的帮助。他与她多次通信，并与她的情敌反复协商以后，与玛丽安举行了"严肃而神圣的宣誓"，这对查普曼来说是件易事，因为这位女编辑是如此单纯。但对可怜的玛丽安来说，则无疑会使她的头痛病发作得更加频繁。回到查普曼家里后，她旋即着手进行工作，她负责杂志的外国书评工作，并且写些文章。三个女人仍在没完没了地争吵，直到玛丽安与查普曼手下的一位作者赫伯特·斯宾塞相识为止。这位长着络腮胡子、身材颀长、、有点神经质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对玛丽安的出众才华钦佩得五体投地。他们时时刻刻形影不离，朋友们颇感纳闷，不知他们是否已经订婚。斯宾塞看上去并不具有不同凡响的男子汉气概，他认为自己并不属于那种能适应婚姻生活的类型。他们商妥共同否认彼此正在相爱，或者，至少是玛丽安被说服同意否认这一点。幸亏斯宾塞处理得当，此事在查普曼家中平息了下去。查普曼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他希望仍将斯宾塞保留在他的作者名单里。
玛丽安成了《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权力宝座幕后的中坚人物，她亲眼看到它声誉鹊起，成为一个不同凡响的文学杂志。其时她与斯宾塞在哲学方面的合作已经有好几年了。她的头痛病依然如故。
每当斯宾塞登门拜访玛丽安时，他总喜欢携乔治·亨利·刘易斯一同前往。这时玛丽安已经自己拥有住宅。刘易斯是个天资聪颖的本地记者，《领导者》杂志的编辑，此人非常活跃，十分诙谐幽默。他出身于一个戏剧之家，当过演员，也曾是一个没有什么建树的剧作家，但他写的戏剧评论却是当时别人难以企及的。虽然刘易斯在男性统治的文学界还能被人们所接受，但他那放荡不羁的私生活却颇受传统习俗的非议。他与妻子以及其他四对夫妻参加了一个所谓"自由恋爱的"实验，这种实验是基于戈德温、雪莱和傅立叶的理论上的。这群人包括了他的合作编辑桑顿·亨特以及亨特的两个未婚的小姨子。这样胡搅的结果是刘易斯的妻子与桑顿·亨特生了两个孩子。刘易斯与亨特在工作上仍然保持着友好合作，但却疏远了自己的妻子，并且因为这种男盗女娼的行为而臭名昭著。他体质衰弱，有着与玛丽安相似的头痛病。1853年的一个夜晚，斯宾塞起身出门以后，刘易斯留了下来，他向愿为他分优的玛丽安倾述了自己所有的烦恼。此时此刻，玛丽安才终于找到了一个需要自己而自己又可以信赖的男人。
这时玛丽安正在翻译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所著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这本书使她相信，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刘易斯的婚姻易然就是如此。只是由于他自己在寻花问柳，而不便离婚，他妻子也不想和他离婚。刘易斯因操劳过度病倒了，玛丽安一边照顾他，一边替他撰写社论文章，并试图让她的朋友们了解他的美德。奥古斯特·孔德的哲学以及费尔巴哈的理论使玛丽安最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她与刘易斯于1854年离开英国而前往德国，当时她35岁，刘易斯36岁，彼此都能使对方的需要得到满足。刘易斯日渐强壮，可以正常工作了。玛丽安代他这样写道："我已恢复了健康，身体状态甚佳，我重新获得了学习的动力，尽管年纪已不轻，头发也已灰白了。"
绝大多数的朋友因他们这种伤风败俗的举动而与他们疏远了。玛丽安那思想保守的兄弟与她永远绝交了。甚至连布雷兄妹也未再给她写信。尽管这对离经叛道的未婚夫妇客居欧洲大陆，十分孤立，但他们却以自己的生活方式过得很幸福。他们彼此读书给对方听，刘易斯有时还唱起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咏叹调，以此来打发漫漫长夜。刘易斯写完了《歌德传》这本畅销书。他们后来回到了英国，并恢复了与斯宾塞、查尔斯·布雷甚至伊丽莎白·林恩的关系。伊丽莎白·林恩说玛丽安的气色非常好。卡洛琳·布雷与他们恢复了通信，但她觉得难以在感情上接受这种"未婚夫妻"的事实。玛丽安给她写了封信，用高傲的口吻说，"即使我们对婚姻法的看法不同，我至少可以相信你们坚持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但我却不明白，你们头脑中有什么东西阻止你们相信我也同样可以这样做。"这与乔治·桑如出一辙，桑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因为她的上帝认可了她的做法。玛丽安认为自己是合乎道德并且是完全有道理的。
刘易斯毫无保留地崇拜着玛丽安，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中是没有先例的。他觉得是玛丽安拯救了自己，而自己却未能竭尽全力为玛丽安做些什么。这时他开始猜想玛丽安可能会有写小说的才能。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玛丽安写了《牧师生活即景》的故事集，这些故事于1858年首次发表在《黑擅》杂志上。由于她的名声也许会影响到她的成果被人们接受的程度，同时也由于她和桑一样，要与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抗争，她给自己起了一个部分借自于她的情人的笔名——乔治·艾略特。这本书写得很成功，至于作者到底是谁则诸说纷坛，莫衷一是。一个毫无名气的平庸神父的名字经常被人们提及。直到后来谜底被揭开了，一个团体还在偏袒那个神父，甚至抱怨他没有拿到版税。
玛丽安和刘易斯不得不卖力苦干，因为刘易斯还要负担自己的发妻和两群孩子，其中一群是他自己的后代。他们还不得不忍受着头痛病复发的折磨。不知是什么缘故，他俩一直交替着犯病。
乔治·艾略特正在创作《亚当·比德》。她逐章逐节地念给刘易斯听，每当念到哀婉动人之处，他就不禁热泪纵横。当她完成了激动人心的篇章时，刘易斯情不自禁地扑过去吻她。可悲的是，由于刘易斯富有幽默感，他常常被那些吹毛求疵者看作是一个"粗俗的"人，其实他的忠诚和宽容都是很值得赞赏的。他总是乐于支持和鼓励乔治·艾略特，对她的功成名就从无丝毫妒意，《亚当·比德》一书的畅销使她顷刻之间一举成名。刘易斯继续干他的新闻工作，他对玛丽安的才华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钦佩，虽然他自己并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尽管他既非乔叟，亦非莎士比亚，但他在处理与自己所钟情的女人的关系方面，确实已具有一种超越传统敌意的见识。
据伊丽莎白·林恩之见，乔治·艾略特终于成了一尊庄严的道德女神。在未婚同居的23年中，她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书中的主要人物坚定地支撑着她的道德规范。她赢得了狄更斯、特罗洛普和威尔基·柯林斯的友谊。刘易斯开始称她为"圣母"。她的一些精辟论述被收在一个集子里。她甚至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皇的女儿路易丝公主的接见。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她并不能得到人们彻底的宽恕。在她有一次应邀前往剑桥大学时，吉尔顿学院的女院长就不肯会见她。
这样，这两位出类拔萃的女性，乔治·桑和乔治·艾略特，在与她们的民族背景保持一致的同时，坚决表明了她们反对男性歧视的主张，并且用她们的创造性成就证实了自己的观点。
美国人维多利亚·克兰富林·伍德哈尔生于1838年，她与前两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出身于俄亥俄州荷马城的一个边远地区的半文盲家庭，她早年的生活是浑浑噩噩的。她母亲发疯似地卷入复兴论者的会议中，她父亲似乎是个骗子。在40年代，美国的加尔文派分崩离析，急剧地分裂出一个个狂热的异端教派，激进的社会理论以及随心所欲的实验也应运而生。唯灵论、复兴论以及催眠术常常与自由恋爱交织在一起。
维多利亚的父亲被逐出小镇时，她还很年幼，克兰富林的一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一份公众的签名单催促着他们上路。几年米，他们从这个州漂泊到那个州，靠餐桌上的小费和用骗术行医来维持毫无保障的生活。维多利亚后来回忆说，她三岁时就开始出现幻想。她的姐姐田纳西长得非常美丽动人。维多利亚自己的皮肤也象德曼斯顿的瓷器一样白皙光洁，她的侧面轮廓清晰，确实漂亮极了。她们姐妹可能很早就有过粗鲁的野合史。维多利亚的反抗不是源于宗教或哲学，而是依据"做顺其自然之事"的原则。她还有两个姐妹，她们结了婚，过着传统方式的生活。维多利亚15岁时嫁给了坎宁·伍德哈尔医生。后来她把他说成一个粗野的酒鬼。其实他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他喝酒是有足够理由的。维多利亚与他生了一个孩子。她做过各种事情，有一回她试着演过戏。在印第安那波利斯，她还做过巫师。
11年后，她与丈夫离了婚，令人费解的是，她在罗彻斯特时仍与她丈夫的家人住在一起。不久她离开了那儿，并于1866年到芝加哥与克兰富林一家重新团聚。在那儿，她们给人算命，搞招魂术，以用手乱敲乱打的骗术行医。有一次，她们在路上做完了一天的工作，带着随从和铜管乐队回到了芝加哥。那总是引起麻烦的医疗业务最终使她们被逐出了芝加哥（田纳西在开一个小小的癌症患者诊疗所时，差点被人控告犯有非预谋杀人罪）。她们又一次踏上旅途，维多利亚偶然遇到了留着络腮胡子的英俊的布鲁德上校。他正是她所需要的那种人。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懂得一些激进的社会学理论，热心地赞成自由恋爱和现行的政策。他很快就填补了维多利亚在性爱知识方面的空白。奇怪的是，她的前夫伍德哈尔现在回到了克兰富林马戏团，完全是一个宽容忠实的父亲形象。布鲁德上校和他的妻子离了婚，他与维多利亚领取了结婚证书。不过，从来没有有关他们婚姻的记载。
不管怎么说，正是由于布鲁德，维多利亚才渐渐懂得她所做的事情从圣·西门、傅立叶以及当时的一些进步思想家来看，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上，她的自信比其貌不扬的乔治·艾略特以及乔治·桑要简单得多。她长得漂亮，对大多数男人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为她这样做了。后来，在她的降神会上，她认识了一个穿着紧身上衣的希腊人。在他身上，预示着无穷的前途。到1870年，这个包括克兰富林全家即维多利亚双亲、田纳西和维多利亚和她们的一个毫无用处的兄弟以及布鲁德上校和伍德哈尔的江湖医生大家庭驻扎在纽约。当时，老海盗范德比尔特船长年事已高，正遭受着风湿病的折磨，任何神奇的医术他都愿意一试。热心的田纳西顺利地与他见了面，并用双手在他背上拍打，给他讲些笑话，弄得他神魂颠倒，以致于使得他竟想要娶她为妻。但他在重新考虑后，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然而，当克兰富林姐妹在名列第一家女性经纪商号——伍德哈尔及克兰富林公司榜首的证券交易所崭露头角时，整个纽约都为之震惊了。她们衣着华丽并赢得了大量顾客。由于老船长提供的行情方面的秘密情报，使她们赚了很多钱。
这时维多利亚大家庭的男性成员中又增添了一名新成员，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她的智囊团。这位斯蒂芬·琅尔·安德鲁斯住在长岛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大本营"当令时代"（现名"布伦特伍德"）里，是一位颇为出色的社会哲学家。他与贺拉斯·格里列过从甚密，著有《宇宙学纲要》一书。他曾搞过一个世界政府的规划，并称之为"潘塔琪"。他被维多利亚的天生丽质、青春活力和迷人的魅力所征服。不管怎么说，维多利亚已受到了充分教育，顺理成章地使她能够在与他交谈时对答如流，令其大为销魂。与布鲁德相比，安德鲁斯的才华更加光彩照人，与他相处，维多利亚非常愉快，因为现在她也崇尚知识了。在布鲁德和安德鲁斯的帮助下，她创办了一份印刷精美的杂志《伍德哈尔及克兰富林周刊》，主要刊登一些有关社会问题，倡议改革，针砭时弊，揭露卖淫的罪恶，抨击雷斯特尔夫人的人工流产机构以及倡导自由恋爱等方面的文章。当时的女学者们从包含着许多抽象概念的婚姻法观点来接触这个主题，而维多利亚却是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来了解这个问题的。
这段时期没有新人马加入维多利亚的智囊团。维多利亚的希腊才子对她说，她应该成为这个伟大国家的统治者。在她的智囊团的帮助下，她炮制并发表了一篇宣言。宣言说："当人们还在为男女平等争论不休时，我已成功地参与此事并证明了这一点；当人们想竭力表明妇女在社会上、历史上的地位应当比男人低贱是毫无道理时，我已经大胆地闯入了这个领域。……因此，我要求获得为这个国家中丧失了公民权的妇女们说话的权利。我相信，经过我的努力，现在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在社会生活中歧视妇女的现象不久就会荡然无存。现在我宣布，我将作为这届总统的候选人……我经过慎重考虑，自愿向公民毛遂自荐，充当美国总统候选人，我有足够的方法、勇气、干劲和力量，为这个民族竞争到底。"
安德鲁斯以她的名义为《纽约先驱报》撰写了一些极其精彩、生动的政论文章。文章说，如果维多利亚当了总统，美国自然就会成为"潘塔滇"世界政府的中央。维多利亚发表了公开讲话，从优生学的角度论述自由恋爱。她说，妇女"应当考虑优生的必要性，并且倾向于只与优秀的男子结合。她与男人们的性生活将会受到限制，并会采取适当的措施使这种性生活不至于导致怀孕。"
她私下里穿上一套显然是准备当上总统后再穿的精美服装。这套服装包括蓝色的齐膝裤、浅蓝色长统袜、一件齐膝上衣、领子、护腕和一副假前胸。
她已被选为唯理运动的领袖。她现在开始去占领鼓吹妇女参政的组织。尽管这个组织的许多保守派成员对她耸人听闻的过去感到震惊，但是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还是说："她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都象征着道德、理智和精神上的胜利。"斯坦顿夫人接着又说，她是一个能干的演说家和著作家，无论从哪方面看，她的祖先都决不会比大多数国会议员的祖先逊色。
糟糕的是，不久就传出了丑闻。她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法院提出诉讼，控告家里的其他成员。她坚持说自己受到了布鲁德上校的虐待，她还信口开河地谈论自由恋爱。有人想给她养老金让她惬旗息鼓，但是没有奏效。结果克兰富林家事无巨细，都被披露在报刊上。自由恋爱的名声日下，使得受人尊敬的鼓吹妇女参政组织哀叹不已。
维多利亚听到了比彻的丑闻。亨利·沃德·比彻是一位当时十分引人注目的曾被广泛宣扬的传教士，他和西奥多·蒂尔顿的妻子通奸。蒂尔顿是一位宽宏大量的诗人，他想努力以一种高姿态去谅解他们。在炽热的夏夜，维多利亚多次将蒂尔顿带到自己寓所的屋顶上交谈，她想帮助他了结此事。有时候，他俩一起野餐，一起洗澡。她准备了一篇论述社会自由的长篇大论，并要求比彻引荐她。尽管她施加了一点压力，但他还是畏缩不前。直到最后，这位加入了维多利亚智囊团的蒂尔顿，才终于出面引荐了她。在这次会上，维多利亚的一位可敬的姐妹向她发起诘难，这一情况的出现，使得存在于她的崇拜者与敌对者之间的分歧加剧了。维多利亚要求她站到台上来。在一片嘘声、唾骂声和喊叫声中，会场气氛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维多利亚尽了最大努力对付这种场面。当有人大声叫嚷着问她："你是一个自由恋爱者吗？"她大声回答："是的！……法律不能够强迫两个人去相爱……把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的是性，是生命力，是上帝！"她继续大喊大叫，说婚姻法是野蛮时代的残渣余孽。"如果明天废除掉所有的婚姻法，那么现存的一切美好的值得称道的东西就会继续存在下去……我有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和天赋权利去爱我所爱的人，愿意爱多久就爱多久，只要我高兴，我可以每天换一个爱人！"
这件丑闻发生在1871年11月20日维亚多利亚时代的美国。这对那些主张妇女参政的妇女来说可真是够受的。当维多利亚力图控制会场，说服与会者提名她作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时，苏珊·安东尼与她拚命厮打起来，结果使所有的煤气灯全部熄灭，把维多利亚撇在黑暗中讲演。维多利亚和她的支持者退出了原来的党派，并组建了"平等权利党"。该党提名她为总统的候选人，并推举黑人改革者弗利德里克·道格拉斯为她的竞选伙伴。
当然，她没有被允许参加竞选。而且当她后来想以一个女性公民的资格投票时，也被投票处坚决地拒之门外。维多利亚接二连三地卷入一个又一个丑闻，甚至还因诽谤罪坐了一段是间的牢。不过最后她终于嫁给了一位有土地的英国乡绅，成为一位上了年纪的仁慈的女庄园主。在那里，她一直活到1927年才告别人世。尽管她依靠了她的男性智囊团，并且凭借自己所具有的非凡吸引力的厚颜无耻，使妇女解放成为轰动一时的热门话题，但她仍然只不过是一个难以为世人所容忍的名利客罢了。在她那巴仑式的江湖行医方式中所体现的，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十九世纪的美国人的形象。
以上描述的三位女性，尽管她们信奉着不同的进步事业，但是她们的基本的驱动力不外乎是维护妇女在性生活方面的要求，向男性的遗弃、压制以及使妇女受奴役现象的合法化提出挑战。她们是先驱者、先锋队，但是一旦在防御男性的战线上出现缺口时，她们就会招致越来越多的敌对者，这些人作为一个整体会为她们的性别赢得更大的胜利。这时已经如牛负重的男性自身来说，自然是一个新的危险。由于拒绝充当别人给她们规定的角色，妇女们现在又增加了竞争的鞭策，并且提出了所谓"自我实现"的需要。结果是本世纪初的男性作者表现出更为极端的厌女癖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