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国藩御人内经
用人总是有一定角度，有一定心计不管怎么样，没有人才的到来，御人就是失败的。而曾国藩在这方面则有独到的见解。
@@@1.在最关键的时候，抛出圈套
到处给别人设陷阱，不是高手，是低水平的；不会设陷阱，就会遭别人诬陷之害。曾国藩平时不计较得失，总是在别人算计的关键时刻用早已撒出的圈套，套住对方。因此，人人都害怕曾国藩这一绝招。
御人不是简单的管人，而是一定要点住对方的"穴位"。
有些人总是忙忙碌碌，不停地解决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效果却并不一定好。曾国藩平时采用的御人术是在小事上仔细观察，却并不表露看法，在关键时刻就点住对方的穴位，让对方无话可说。的确，御人不是简单的管人，而是一定要点住对方的"穴位"。
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很多对手，他们可能是威胁你顺利发展的大敌。天下最好的药，如不能对症，也不会有百分之百的效果。曾公认为对人也是如此，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便指其谓君子或小人，则必被刀俎。曾公就是这样以彻悟人生之眼透视对方。或迎头一击，或温柔赔笑。
用人是为了创造事业，如果不能真正辨清所用之人，那一切都是徒劳无益，不如不用省心省事。
（1）三种不可抬举之徒
成功者的标志首应是懂得用兵之道，不是盲目用人。故曾国藩琢磨对手有一套阴阳之道。有些人没有眼色，自命清高，以为谁都是他的脚夫，这种人不可重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曾国藩的用人智慧：
跟随曾国藩从军打仗的人很多，尤其是出谋划策的幕僚和下属，都希望得到曾国藩这位"盟主"举荐而飞黄腾达。曾国藩对下属和幕僚确也不悭举荐，但他举荐人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不怕难苦，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此外，还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保举，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的人，一是个人不愿出任者。
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是一经保举，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例如，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遭连章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他在1862年9月的《日记》中写道："接少荃上海信，知周腾虎在沪沦逝。老年一膺荐牍，遽被参劾，抑郁潦倒以死。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并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解释说："眉生之见憎于中外，断非无因而致。""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则弹章严旨立时交至，无益于我，反损于渠。余拟自买米外，不复录用。"
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于二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擢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劾降调。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认为一岁三迁已为非常之遭际。该员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所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孚。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其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总之是不同意这种安排，以杜升迁太骤之弊。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消此议。
至于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思，反成仇隙，说来颇令曾国藩伤心。虽未知其姓名，却可断定确有其事。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谈到奏保之难时说："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这可以说是曾国藩的阅历之得，经验之谈。
@@@2.容不容之人，方不被人暗算
自私的人恨不得全部吃尽天下的蛋糕，不让别人沾一点利益，因此本性狭隘的人，难以成大事。曾国藩最强的本领是去容不容之人，不让他们在关键时刻坏自己的事。其实，给人一点甜头，你的甜头就不会被别人抢去，这岂不是容人的好处吗？
御人重在脚心，从根子上把人控制住。
天底下有各种各样的人，你不要认为有人不合己意，就看那人别扭。实际上，你还不懂得太高深的御人术。曾国藩在御人方面显示出过人的本领，能容纳任何一个不能容纳的人，从而练就了一套控制住对手的御人术。的确，御人重在御心，从根子上把人控制住。
什么是御人，就是一个人笼络和控制另外一个人的技艺，是一种驾御术。既然是驾御，就与用人的思想联系起来了。显然，这与人才问题相关。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纵览古今历史，无一例外。曾国藩身为清朝"中兴功臣"，不愧为重视人才、善用人才的杰出大师。封建时代，人才的选拔、任用讲究极多，而曾国藩能够以"不拘一格"招揽人才，实在可贵，而这些受纳之士最终也都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
每个人都有其可取的一面，尽管他可能不是个尽善尽美的人。曾公御人长于人处，就在于他善于因势利导，引其长而弃其短，主张以"度"容"士"，诚待天下，换得人才济济于一府之大局面。
但凡预谋大事之人，必应有自己的一套明理心思，但不管怎样，总不免要学会心随着群英之意，而口上则随广善大众。
（1）多给别人个下脚地儿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性情暴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但不久曾国藩中了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斑了。
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骗。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欺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回，曾国藩双手把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千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清代有个叫钱大昕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器量阔宏，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关于曾国藩的雅量大度还有这样一件事：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入都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身份已很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索取刘的楷书，想事先认识他的字体，刘坚持不给。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在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负责合围，以草写的文稿，将要呈上，有人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觉得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做过圣贤的工夫才能达到的。"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
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处处大度为怀。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有有关这方面的错误时，他便能立即改过不吝。
由于李鸿章身居重要位置很长时间，他的僚属都仰其鼻息，而政务又劳累过度，自然不免产生傲慢无理的地方。然而有指出其过错者，也能够深深的自责。一次某个下官进见他行半脆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像没看见一样。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问有何事来见，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李鸿章说："没有的事，可能是外间的传闻吧。"官员说："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笑道："这就更荒谬了。"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反而没有觉察到吧。"于是李鸿章向他举手谢过。
宽容大度之态，让曾国藩博得了众多的支持和鼎力协助，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同时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2）大"度"能容天下之"士"
中国有"宽则得众"这句成语，交友虽然多多益善，但要交净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友。同时，不能让朋友下不来台，丢朋友的面子，这也是交友之重要原则。曾国藩主张对己要严，对友要宽，尤其主张交友要有雅量，这样如果一时有意见相左，也会最终不伤和气。在这一原则他在《答欧阳勋》的信中充分表现出来：
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然而鉴于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从命。由于我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我曾经思虑自己心胸不够宽宏、器量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都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离别之后惟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
要做到交净友，颂雅量。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昔人之以咏张居正者，亦可以此诗来论定曾国藩。当时他的朋僚歌功颂德的话，我们不需一一征引，只看左宗棠对他如何论定吧！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也。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值一哂耶。"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扬赞，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左宗棠之进用，亦由曾国藩所荐，但二人性情不同，"有争者国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故皆能持大体。
孔子说："切切，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之间相互批评，和睦共处，就可以叫作士了。
1843年2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做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是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而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后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过错，蕙西不指出来，那是蕙西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一个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责善朋友之道也。"
在曾国藩的师友中，李鸿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诤友。这在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1860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由温处道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三千，进驻兵家必争之徽州。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及至回到祁门大营，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参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
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辗转波折，欲复归至曾的门下，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他的弱点是儒缓，即胆子小与效率差，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曾国藩既有邵蕙西、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也是曾国藩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交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几句话，不愠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
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惊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因曾国藩处世交友贵雅量，所以他从不苛求于人，而是待人以诚。
（3）诚待天下，善类相从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他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把别人能力化为己用的人。
曾国藩早在办团练伊始，就发布《招某绅耆书》，招人入局：
我奉命协助帮理团练，稽查捉拿贼匪，接受任务以来，日夜忧心忡忡，惟恐有误，担心自己见识不广，考虑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乡的贤人不要嫌弃我，肯慷慨前来相助，借此来广泛地采纳众议，周密地听取意见，以求补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经常或是寄信请人出山，或是热情欢迎来宾，广招英雄豪杰，咨询高见妙法，这、一片耿耿之心，想来能得到大家的体谅。……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能克服呢？
曾国藩对他的弟弟说：
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做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很钦敬，以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后来，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钦差，更加注意时时网罗人才。不仅自己如此，对他弟弟也发出如此忠告。他在《致沅弟》信中说，成大事的人，以多选助手为第一要义。满意的人选择不到，姑且选差一点，慢慢教育他就可以了。就是说要时时注意笼人，不能因为没有十分可意的就不去用人。
而对于那些才华出众之人，曾国藩不论何时。一旦得知便千方百计笼络过来，为己所用，如对郭意诚就是这样。
郭意诚，字昆焘，湘中名儒。因颇具文才，咸丰、同治年间，中兴诸老无不与他交往友好，各自都想将他罗致自己幕下。但郭意诚极爱其妇，日不远离，故总是力辞不就。
曾国藩也最赏识郭意诚其才。为了把他引出来帮助自己，曾寄书戏谑郭。书中云："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郭意诚出自对曾国藩的信服，接书后立即赶至湘军营幕见曾国藩，但并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国藩又命他速归，并作书日："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意诚得书，一笑置之。但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决心出来供职。
据说，郭意诚在曾国藩幕下是干得很好的，成为曾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之手。曾亦对他关怀备至，或准他的假，让其多回家，或命他将夫人接来，不影响他们的夫妻生活。1858年，郭意诚有一段时间告假居家，因故未及时归营，曾国藩连续发过几次信催其速归。曾国藩于1858年6月4日，在《致澄弟信》中说："公犊私函意诚均可料理"，足见曾国藩对郭意诚的信任。
曾国藩就是这样，时时不忘求人自辅。只有时时不忘，才能抓住时机，笼人有术，把别人招纳不来的人才吸引过来，以佐事业之辉煌。
@@@3.自己做好，别人方能做好
做任何事总要自己起带头作用，你做得好，别人才能说好；你做得不好，别人说好，那叫拍马屁。曾国藩的做人原则是：不让别人从后面抓住把柄，要让别人在人前人后都说真话。实际上，曾国藩也面对一大堆坏话，但他用自己的良心过滤，把不满过滤掉，自己变得坦荡起来。这叫人以好为好，不以坏为坏。
要善于御人，必须先善于御已。不会御己，岂能真正御人？否则是胡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可以圆滑，可以通达，可以诚实，可以阴阳。但在曾国藩看来，不论人际关系多么复杂，自己做得好，才是第一位的，因为要想让大家服你，你没有能力做好事，怎么能驾御别人呢？因此，要善于御人，必须先善于御己。不会御己，岂能真正御人？否则是胡扯！
"自律、求过"是曾国藩修身处世的必求，无论居官为人，还是领兵打仗，他都能以身作则，先行于前。这便给了他手下之人这样一个启发："凡事他都以身作则，则己犯错，必当重治。""好将手下有好兵"，曾国藩极力自御以率其众，所以他的左右头领、食客幕僚之言行从未敢有过，这便是曾公的控御之道，"以身作则，御人必先自御"的高超之处。
为官为政者须凡事有个准则，否则上行下效，整个一个办事系统必将陷入一摊混乱。
（1）不妨自我责备
曾国藩通过自身省察，总结出一套办法，他称为"四知"。在许多场合，他都强调这"四知"。他在家书中说：为人之道有四知，大道有三恶。三恶（即有三方面的忌讳）是指天道忌讳弄巧作假，忌讳知足常乐，骄傲自满，忌讳有贰心于人。贰的意思是多疑、不忠诚、没有耐心。四知包括《论语》末章的知命、知礼、知言，曾国藩又加上一条"知仁"。他解释说：仁的意思是宽恕。"自己要自立得让别人也能自立；自己想显贵让别人也能显贵。"恕也是一条原则。立的事物应该是自己完全有能力立的；通达，四通八达没有阻碍，无论是周围的还是远方的人都能信服你，心里都归服你。《诗经》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四方的人没有不想归服的。）《礼记》说："推广它把它放到什么地方都能适合。"这就是达。我打算全凭自己办自己的事，就不能让他人没法立事；我能够四处无阻，不能让别人一步都走不开。这就是使人自立，使人显达的原则。孔子所说的，自己不想做的，也不能强迫别人去做。孟子所说："取人之长，教人向善。"这都是宽恕的意思，也就是仁。知道并理解了这层，就能有广博的见识，宏大的度量，否则便闻目塞听，孤陋寡闻了。因此，我在那三方面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知仁"的原则。
曾国藩还将"三字诀"作为为人的一些具体要素加以实施。他曾说：最近几日的失误，由于心弦张得太紧，没有舒展柔和的意思。以后做人，应当以一个"松"字为诀窍。这夜，睡得非常舒服，约略体会到"松"这个字的意味。连日来，我每每想修身之道，能在十个"三"字上用功，还不失晚年进境。十个"三"字是：三经、三史、三子、三集、三实、三忌、三薄、三知、三乐、三寡。这十个"三"，我在京师的时候，曾经以匾额的形式挂在室内。在江南，曾刻成印章。三忌，即天道忌讳巧，天道忌讳盈，天道忌讳贰。三薄德，指幸灾乐祸，一薄德，违逆命运而测推疑妒，二薄德；妄下议断，强化皂白，三薄德。三知，指的是《论语》末章所说的"知命、知礼、知言"。三乐，也就是读书声一出如金石之音，一乐；宏奖人才，引导人天天向上，二乐；辛勤劳动后的憩息，是三乐。三寡，指的是寡言养气，寡视养神，寡欲养精。用这十个"三"字时时反省体察，难道不是初虽有失，而终得成功吗？
总之，曾国藩是为人处世的高手，化不可能为可能，闯过人生险阻！
（2）雁群总跟头雁飞
曾国藩虽然自己主张不"贪"不"欲"，但他纵观天下，发现"勇于事者"乃是"皆有大欲"之人。这一点在他重回两江总督任上，欲励精图治的时候感触更深。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的时候，地方兴革千头万绪，但以他为官多年的经验，最主要的是先抓上两件大事：一件是整顿吏治；一件是肃靖地方秩序。这两件大事抓不出成效，就什么也别想做好。然而，由于湘军自身的遗留问题，却捆住了他的手脚，使这两件大事都宣告搁浅。
吏治败坏是封建社会末期无法医治的弊端。尤其清朝末期，可以说无官不贪，官场黑幕重重，腐蚀着整个国家机构，使它一天天腐烂，走向最后的衰亡。曾国藩创办湘军的过程，客居湖湘各省，吃够了地方官的苦头，也看清了官场的黑暗。待到他任两江总督后，几乎把三江原有的地方官一举革尽，全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开始时他强调选用官员的标准是"能做事，不爱钱，不怕死"。他认为随自己作战多年的湘军将领大体上是符合这三条标准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即使是他亲自选拔的官吏，到地方做了官，几乎没有几个是这样的人。何况，湘军将领之多，保举做官之泛，他根本就控制不了，更何况，即使做官之前确实条件较好，但放到清朝那个腐败的政治体制之下，不久也就同流合污，所谓出污泥而不染者在当时只是一句空话，或者说微乎其微。所以，连他自己也只能承认，"凡能任事者，无不好名，无不贪财"，若果不为名为利，又如何能投到湘军之中拼命呢？冷眼看一看他的湘军将领和由这些将领变成的地方官员，他才感慨地说："安得有人乎？勇于事者皆有大欲存焉！"
现在，要由他自己来整顿他亲手提拔、保举的官吏。这些官吏表现什么样他不难知道，在战争中，尤其攻破金陵之后，湘军将领哪个不大掠大抢，由此闹得全国尽人皆知。所以，真要整顿起来，等于自我否定，自我大暴露。当时他所处的地位那么险恶，自己刚刚从前线败回两江，从官文等满贵的明枪暗箭丛中钻了出来，哪里还有勇气再动湘军将领及湘系官员的手术呢！
他自知吏治的重要，问题的严重，非整顿不可，但却无法下手，也不敢下手。他向赵烈文问计，赵回答他：要搞吏治，必须先从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开刀。丁日昌原为江西万安知县，因贪污庸劣而被革职，时值曾国藩在江西万分困难之际而投入幕府，为一厘局文员。同治元年（1862年）随李鸿章到上海，被李提为苏松太道，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两淮盐运使，后又被李鸿章保荐为江苏布政使。丁日昌为人贪婪成性，又任苏松大道和盐运使肥缺，贪名极重。赵烈文说："使若辈在位，吏治非江河日下不已。"然而曾国藩听后却为难地说："你知道我的苦心吗？丁日昌之流与少荃至好，我与少荃势同一家，丁虽是小人，他为少荃筹前敌财用，我又怎能我治他的手下呢！"就是说，李鸿章的亲信就是他的亲信，丁日昌人虽贪鄙，但他把贪侵的钱供李鸿章军饷。所以丁再坏也不能裁治。连最明显的坏官都不敢轻动，又何谈整顿吏治？
看来，曾国藩对如何解决有大贪欲又"勇于事者"所造成的吏治腐败现象也深感为难。他想整顿吏治，却碍着湘、淮系官员而不敢行动，这使他非常苦恼。他多次向赵烈文诉苦，并检讨自己说，连自己管辖的"三吴吏治"都不能下手整顿，真是"负国负民"呀。
对于勇于任事而又有权势者的贪婪与腐败，或是与他们针锋相对以自己的能力进行整治和斗争，或是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其道，相安无事，或是与他们同流合污，自甘堕落。而以曾国藩的为人与品格，当他重回两江的时候，不可能选择后两种可能，而第一种可能又实感无能为力，这使他处于一种"欲罢不能罢"的尴尬境地，即使这样，他也不能不被那些贪欲之人视为眼中钉，加上因对无业游民哥老会组织给地方上造成的极度混乱的局面，曾国藩深感问题的严峻，陷入了又惊又惧的深渊之中。他常言："我乡会匪勃发，各地被扰。这些无业游民，逐风而逞，剿之而不畏，抚之而无术。纵使十次被灭，而若有一次得逞，则桑梓之患，不堪设想，殊以为虑。"他焦虑地预计，若是哥老会大股发难，首先遭到攻击的一定是他们曾家（因为哥老会成员中有许多是被曾国藩裁撤没有得到太多实惠并对他们不满的湘军官兵）。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曾国荃、曾国潢和家人，让他们在乡里夹起尾巴做人，多积些阴德，免得遭到愤怒群众的惩罚。同时认为早晚难逃"劫数"，让他们随时准备"避乱远出"。家里人一听非常恐慌，商量全家搬往南京，但又舍不得家产，左右为难。经与赵烈文等反复商量，还是把他自己的家眷子女接到了南京，避离湖南。曾国藩连自己的家人老小都顾之不及，何谈"肃靖"地方。好在他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没有多久，又被调为直隶总督，离开了哥老会集中的长江流域，也管不着那里的靖与不靖了。
对于成功者而言，也许他本身就是一个有"大欲望"之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怎样才能合理地使用好那些有"大欲望"而又"能任事"之人则是他应当解决好的难题之一。
（3）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的御人术
我们仔细研究曾国藩的御人之道，就会发现曾国藩是从儒家文化那里吸取了经验，并变成了自己重德、轻势的御人术。且看荀子《勤学篇》有一句名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一个人广泛地学习，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会变得聪明，而且行为也没有过错。这里最难的不是"博学"，也不是"省乎己"，而是"日"和"参"，不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天下有几人做得到呢？
曾国藩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凡事之须逐日检点，一日姑待，后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汤）海秋言：人处德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天下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更让我们注意的是，曾国藩非常重视"德"、"怨"两字，前一个字讲的是要进德修业，要以德服人；后一个字讲的是勿以怨相报，以势欺人。曾国藩的这种检点的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然而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有人总是怀疑别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他没有气量不说，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有人说："谤之无实者，付之勿辩可矣；谤之有因者，大自修弗能。"器量阔大，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的确，要先御人，必须学会自御。在此，我们必须牢记住曾国藩的御人之道是"凡事之须逐日检点，一日姑待，后日补救则难矣"。曾国藩正是因为从自我做起，然后驾御他人，所以他强调的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力。这种御人术，到了今天也值得称道。
@@@4.用屏风挡住自己的心
世道之险恶是人人皆知的，你不满意，我不搭理你，你说我一点不是，我说你一堆不是，并厮杀出许多矛盾。曾国藩深知人心之坏能猛于虎，因此常用屏风挡住自己的心，让对手不知他到底怎么想，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此，曾国藩是一位藏心大师！
给对手造成一、两个悬念，这样就可以安心做自己的事。这不能说不是高明的御人术。
有些人的眼神总是想穿透对手的躯体，窥探对手的心，从而找到攻击点。曾国藩对这一类人了如指掌，应对自如，其诀窍是把心遮起来，给对手造成一、两个悬念，这样就可以安心做自己的事。这不能说不是高明的御人术。
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是指知人心之难，如果能抓住对方的心理，然后逐一施以对策，则万事便可亨通。时刻注意体察人心，从对方的行为特征出发，先"知"而后"御"，靠心御人，以创人和之局面。这就是曾公的笼御人心之观念。
只有当你洞察了一切你所应付的环境或对象，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百战不殆。御人也是如此吧。
（1）不"争"不相识
曾国藩在同僚交往中最痛恨互相拆台的做法，他认为这无异于"两虎相搏，胜者也哀"，因此主张"英雄援手"。同时，他通过观往古名臣之得失，还总结出一种方法，就是我要结交的人不愿意和我结交，我就要硬同他交往，所谓"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
骆秉章是湖南巡抚，权势很大，当曾国藩编练湘军和率军出征的时候，几次薄待曾国藩。面对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曾国藩多次屈求。
骆秉章对曾国藩的冷酷，从曾国藩在长沙向他求情一事，就可看出。
咸丰三年（1853）九月，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部下发生严重斗殴，绿营兵鸣号列队，准备大事攻击曾国藩的勇营部队。曾国藩闻讯后，非常生气，他想诛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绿营提督鲍起豹发去一份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这一下可惹怒了鲍提督。他也不是善者，来了个火上浇油。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至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此情景，一个个气势汹汹，冲进曾的公馆，击伤他的卫士好几人，并差点将曾国藩本人打死。
曾国藩狼狈不堪，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本来就驻在隔壁的骆秉章其实早就知道曾公馆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也正对曾国藩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却又自以为是十分不满，想借此教训一下曾国藩，所以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直到曾国藩来向他求情，他才出面，但却并不安慰曾国藩，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去。事后，骆秉章也不对此事进行查究，准备不了了之。可长沙城内，却浮言四起，说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他是咎由自取。
后来，曾国藩的部下王鑫分离的时候，骆秉章却乘机拉拢王鑫，这简直是拆台了。但曾国藩逆来顺受，不与计较，并且一遇困难，还去屈求。
曾国藩从衡州率军出征后，到达长沙，便因湘军粮饷和作战物资供应问题与骆秉章商量，请求湖南当局的支持，这次因为曾国藩提出要将湖南作为湘军的大本营，骆秉章等湖南官员认为支持湘军就是保卫湖南地方，因而表示同意。
1854年曾国藩又为胡林翼事去求骆秉章。
胡林翼与曾国藩很早就有过密切的交往。当胡的父亲客死北京时，曾国藩曾以湖南同乡的身份前往吊唁，并亲送灵榇出城。胡林翼则将陶澍的集子《陶文毅公全集》回赠曾国藩，以表示谢意。
胡林翼在守制结束之后，想出来继续做官，便于1846年由几个学生凑钱捐了个内阁中书，接着又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按照清政府当时的规定，捐银得官，是可以选择任职地方的，朋友见他要到贵州贫瘠地方去，感到有些不解，便问他。他说："天下官场，只有贵州州县官吏奉上以礼不以货。我此次得以复出，全是靠友人资助，现在得贫瘠之官缺，正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致有负友人之希望。"他的这种做官态度，与曾国藩所提倡的"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的精神，是基本相同的。
胡林翼在贵州任知府和道员先后八年，因为镇压贵州东南地区的农民起义，由此"声誉鹊起"，知名于政界。他对绿营兵的腐败同样有很透彻的认识。他曾明确地指出，绿营兵确已腐败不堪，决不能指望它在镇压农民起义之中发挥出战斗力。清廷要想挽回与太平军作战的颓势。就必须改弦更张，就应该大力编练勇营。他的认识与曾国藩的想法完全一致。
1854年初，胡林翼在贵东南道员任内，经湖广总督吴文奏调，率数百练勇离开贵州，经湖南赶赴湖北，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他日夜兼程，于2月上旬赶到湖北金口，突闻吴文已于黄州自杀身亡，且太平军还在沿长江西进。他赶紧率勇西退湖南岳阳，一时失去了依靠，无所归从。
曾国藩得知此情，便又一次去找骆秉章，要他上奏清廷，准许将胡林翼留在湖南。他非常欣赏胡林翼的才干，认为他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江忠源之死所造成的损失。因此，他自己也亲自上奏，在咸丰皇帝的面前大力表扬胡林翼，说胡"胆识过人，才大心细，是军中万不可少之员"。咸丰也就同意胡林翼随同曾国藩一起行动。
胡林翼与曾国藩走到了一起。尽管此时谁也不能完全理解这种结合的真正意义，谁也不会知道胡林翼日后会成为湘军的第二号人物，但曾国藩的内心的确是高兴的。可以说这是他下令湘军正式与太平军作战前的一个重要收获。
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的同僚交往之道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曾国藩和骆秉章还在军事上有所配合。
但当曾国藩岳阳城下失利第二次退回长沙时，骆秉章又一次给他冷淡。长沙城老百姓先是看见湘军出征，可没过几天却又打道回府，不知情的人便感到十分的惊异。不久，太平军的到来使他们明白了这其中的真情，一个个便赶紧逃难。湖南省的官员们则对湘军大失所望。有人骂曾国藩无用，有人主张乘机解散湘军，也有人认为长沙城的防卫还得依靠湘军，骆秉度听着众人的议论，知道此时不宜参奏曾国藩，也不同意解散湘军，但他对曾国藩的态度也极为冷淡。曾国藩住在湘军的水师船上，骆秉章拜客到邻船，近在飓尺都不过来跟他打招呼。直到后来，湘军取得湘潭大捷，骆秉章才开始对曾国藩变得热情起来。
（2）交人交心，以情动心
所谓人心都是肉长的，交人必先交心，从"心"而发，方能以情动人，以情博得人心。
（3）莫享众人之功
***一生服膺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尤其钦服曾国藩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他在《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中说：满清王朝之所以能够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归于失败，其原因并不是人才消长的缘故，而实际上是道德事业兴盛衰替的证明。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韦昌辉等人的才略，难道比不上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满清大臣吗？然而曾国藩标榜传统的思想品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的先导，其结果竟然能够交易风俗，挽回颓靡的风气。我暂且不去讨论曾国藩等人在当时应付时变的手段，思想的新旧，事业成败过程如何，而他们的苦心和毅力，自己要立身，也要扶持使别人也能自立，自己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之道，就已经足以成为我们这些人的老师了。曾国藩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源于他的"仁"字。曾国藩认为，在军中的处世之道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处世之道一样，互相之间应讲究仁礼。为此曾国藩在选将选兵时，特别注意选那些易于受仁礼感召的质朴之人。
在初募湘军时，曾国藩每天坐在招募处，看到黑脚杆而又不好说话的乡下人，便连声说"好、好"，表示可以选上；如果看到近似城市的人，或好说话的人，则"晤、晤"两下，表示不可选上。因此湘军士兵，几乎无一不是黑脚杆的农民。这些朴实的农民，既能吃苦耐劳，又能忠勇，一上战场，则父死子代，兄仆弟继，义无反顾。有兵如此，怎么会不打胜仗呢？
最重要的还是精神训练。曾国藩说：
"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今年4月以后，间令塔公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复按而一一询也。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苦口滴杜鹃之血，以这种精神训练训导队伍的人，慢慢就成为有主义的军队了。
曾国藩选择营官非常注意他的精神品行。他说："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扬，而后可以言战也。"
早年曾国藩研究程朱理学，对仁义礼智信心领神会，心悦诚服，经过多年的带兵实践，他发现这套理论对处理官兵关系极为有用。
什么是仁，这就是曾国藩常说的"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就是说自己想建功立业，则先让别人建功立业，自己想兴旺发达，则先让别人兴旺发达。将帅对待官兵如同父兄对待子弟一样，总是希望他们兴旺发达，总是希望他们建功立业。人同此心，心存此理，那么官兵就会对你感恩戴德。
什么是礼，就是所谓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官大官小都一视同仁，不敢怠慢。身处高位，不骄傲自大，盛气凌人。再加上衣冠整齐，举止严肃，自然令人望而生畏，威而不猛。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常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如果这样部属就会感到你的威严了。
如果能做到这两条，那就会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还有什么治不好的军队呢？
曾国藩说，我们带兵就像父兄带子弟一般，没有银钱，不能提拔，都是小事一桩。千万不能使他们因骚扰百姓而坏了品行，因嫖娼、赌博、吸大烟而坏了身体，如果他们个个学好，人人成材，他们自己会感恩戴德，他们的父母也会感激不尽了。
由于曾国藩带兵简直是以父兄教导子弟一般地诚信感孚，恩礼有加，湘军士兵，自然亦视长官如父兄，充分做到了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精神。王定安《湘军记》说：
"于是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争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离别可怜之色。其后湘军战功遍天下，从戎者日益众。或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其随营待补客死他乡者，不可胜数，而湘人士迄无怨心。所谓有勇知方耶。"
这支部队士气民心较为高旺，正是曾国藩以儒家的精神教育灌输后所发生的效果。其他各省，虽然也办团练，也募乡兵，但因他们并不知道注重教育与训练，而长官与士兵之间又缺乏亲爱精诚的感情基础，所以终归仍是无用的赘疣而已。明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当可知道，湘军之成功，应归于曾国藩仁礼待兵"精诚感召"的军中处世之道。
@@@5.让别人搭梯子，自己攀升
借梯，就是借别人搬架的梯子，顺势而上去拿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既可省力，还可省时。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巧妙。
对于政治家而言，不可能没有"倚人而起"的经历。"朝中有人好做官"是为官之道的首着。"倚人而起"即跟人，做政治赌注。但世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政治家之间的"友谊"更经不起考验。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畏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
曾氏行动机密：让别人搭梯子。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曾国藩的"借梯术"：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因倚重穆彰阿、咸丰朝倚重肃顺、同治朝倚重恭王等等，而且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讠斤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穆彰阿与肃顺是这样，肃顺与恭亲王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
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起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对权力的争夺尤为执著。他一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使大学士翁心存、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安于位；甚至怂恿咸丰帝处死曾为大学士的耆英、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清廷对大臣一向较为优礼，平时以罪论死者极少。肃顺不顾这一点，在两三年内，竟两次力主处死大臣，这显然是要在朝廷中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另一面，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村党，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当他访知江西道员李桓力于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向他递"门生柬缄"，"即可晋秩两司"。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沂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最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耘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极受曾国藩器重，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肃顺对他也"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闾运、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王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的儿子，并加以资助。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郭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耘）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王闾运）为豫亭知赏，亦兼善尹、郭，而号为肃党"。这就是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咨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王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不过由于肃顺身败名裂，这类资料已被销毁，交往的具体情况已无法弄清楚。但在一些私人记载中，仍偶有记述。如九年樊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此案后来和平了结，左未受辱。胡林翼求情于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归功于肃顺大力相助。肃顺得悉要严惩左的诏旨，即告知幕宾高心夔，高转告王闾运、郭嵩焘，王求救于肃顺，肃答以"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乃策动潘祖荫上疏，肃即趁机言左在湖南"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这样，官文自然不能不见风转舵。这件事不仅证明，肃顺主动讨好于湘军集团，并且力图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而且，也生动反映肃顺和文庆一样主张重用湘军集团，比墨守成规的祁隽藻、彭蕴章等高出一筹。
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信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建立友谊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时君者为尚书肃顺，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然之。翌日下直径至高馆，握手曰事成焉"。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十月，任命严树森为河南巡抚。十二月，更命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十一年正月，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此后数月未再有新任命，湘军集团人员出为督抚的势头似遭到了抑制。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死，朝政由肃顺等执掌，任命高潮再起。七月二十日命骆秉章为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八月命江忠义为贵州巡抚（未到职，命田兴恕兼署巡抚），九月十七日，命彭玉鲜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不久即发生祺祥政变，肃顺等人成了阶下囚。
肃顺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予以肯定的表示，但善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投桃报李，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暗送秋波。当曾国藩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拴在肃顺这棵易撼倒的大树上。这就是肃顺被处死抄家后，抄出很多文武大吏与之往还的书信，而曾国藩不与之交一字的原因所在。正因如此，慈禧才称曾国藩为"忠臣"。
此外，曾国藩借朋友的力量上升也是出了名的。
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一要靠你帮助他人解决困难，满足他人的一些愿望，二也要靠他人帮助你排忧解难，把握住进退隐显、出处决断的大好时机。曾国藩为母亲回籍奔丧的这段时间里，其进退为难之际，就全靠了众多好友的竭力相推和晓谕决断。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授为江西省乡试正考官，奏准回籍探亲。当他走到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时，忽接母亲江氏去世的讣闻，遂调转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回原籍奔丧。这次回籍，开始了他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生涯，由业绩不显的文吏，成为咸同两朝的"中兴名臣"。
曾国藩一到湖南，满耳听的是太平军节节北上，清军抵挡不住，形势如何紧迫的风声。实际上在曾国藩逆长江行至汉阳时，湖北巡抚常大淳便告诉他：长沙已被"粤匪围困"，只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经湘阴、宁乡而达湘乡。
回家奔丧，本该好好祭悼生他养他，一别十几年，临终又未得见上一面的慈母。但是，这些却被太平军北进的消息冲淡多了。长沙之围虽解，但太平军是主动撤围，意在加快北上的速度。不久便攻克岳州，攻占汉阳、武昌。太平军所到之处，清军不是一触即溃，就是闻风而逃。
清军不是太平军的对手，清政府派往前线的统帅也非死即逃，再无人能领导抗敌了。当赛尚阿被降级处分，向荣、乌兰焘革职留用，太平军围长沙，下岳州，克武昌，攻湖南之时，曾国藩突然接到了朝廷命他留籍襄办团练事务的谕令。
咸丰皇帝让曾国藩留乡办团练既有一般性又有他特殊的背景。
此时，太平军势力浩大，清军无力对抗，清政府下令地方官举办团练，尤其命令回籍的官员为团练大臣，利用人地两熟，在地方又有号召力的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如：1852年9月，任命刑部尚书陈孚恩为江西团练大臣；1853年2月，任命在家养病的广西巡抚周天爵为安徽团练大臣，不久，又命工部侍郎吕贤基办团练。仅仅1853年3月到4月，就先后任命四十五人为团练大臣，仅山东一省就有十三人，曾国藩也是在这时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的。但是，曾国藩的被任命，有他不同一般的个人背景。就在他回籍奔丧的路途中，早年的朋友和老师唐鉴向咸丰皇帝荐举了他。
唐鉴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致仕，告老还乡，到江宁主讲金陵书院，名震江南。咸丰二年（1852）七月，咸丰帝召他入京，连连召见，垂问军国大计。唐鉴向咸丰帝举荐曾国藩，请皇上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授给他便宜行事之权。并且详细地向皇上讲述了曾国藩的出身、学问、为人、才干，说"曾涤生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他还以自己的一生名望做担保，请咸丰帝坚信曾国藩将来必成大事。
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52年1月8日）先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命令，当时热孝在身，虽接命令，并无立即出山之意。但是形势的发展，却越来越令曾国藩感到决断去从之难，大有骑虎难下之势。
此时，太平军在湖南的节节胜利，激起湖南地方官吏和地主、士人保护乡邦的激情，同时又有几股力量冲击着曾国藩。
一是他多年的湖南籍朋友都主张让他出山创办武装力量，镇压太平军。如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才之一江忠源，早在道光末年，湖南农民反抗运动兴起，他就主动举办团练，与起义力量相对抗。道光二十七年（1837年）湖南雷再浩起义，他又亲自组织乡勇对抗起义军，并战而胜之，以知县用。太平军起义，赛尚阿为统帅时，咸丰帝下旨命江忠源从军，江令其弟江忠浚募故乡兵勇五百人前来，号楚勇。此后一直与太平军作战，参加了桂林、永安、全州、道州、桂阳、郴州、长沙诸战役，屡立战功，他所率楚勇作战较清军勇猛十倍，是地方练勇参加正规战役的先导和表率。听说曾国藩回籍办团练，他多次来信，坚决支持。
罗泽南亦是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物，直至这次回家奔丧，二人才得见面。此时罗借着举人身分和乡村教师的地位，培植忠于清政府、仇恨农民起义的力量，其弟子中如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浚等，后来都是湘军的悍将。曾国藩回籍后，罗泽南正举办团练，感念曾对他的知遇之恩，极力怂恿曾国藩出山领导地方团练。
湖南地方官也力请曾国藩出山。
当太平军围攻长沙之时，云南巡抚张亮基授调湖南巡抚，赶赴长沙抗拒太平军。当时身为举人、做乡村教师的左宗棠役军做张亮基的幕僚，左向张推荐了曾国藩，请曾出山协助镇压太平军。张亮基一边上奏要求皇帝下旨令曾出山，一边给曾国藩写信，请求他出来相助。
但是曾国藩仍然有所顾虑。这时，母亲的灵柩尚未安葬，如此时出山，有违丁忧离职守制大礼。自己满口满纸讲孝道，如若违制，别人会耻笑。再则自己为一文员，不懂兵法，如今投身战场，须有打仗的真本事，肯定会有巨大磨难，甚或办理不善，连官职性命都保不住。还有，他深虑官场腐败，要办一事，处处荆棘，率兵打仗，要人、要枪、要饷，必然要同上下各级官员发生纠葛，办起来一定很难。
想到这里，他一边写信拒绝了张亮基的邀请，一边具折，让张亮基代发，辞谢皇帝的命令，请求在籍守制三年。
恰在此时，传来太平军攻克武汉，又有反攻湖南的消息。张亮基又命郭嵩杰连夜赶至曾家，劝说曾国藩出山。
郭嵩焘与曾国藩是至交，虽然几年不见了，书信从来不断。他与曾国藩一样是翰林出身，也因了母忧回籍守制，太平军攻湖南，主动至张亮基处出谋划策，也是主动到曾国藩家游说其出山的。
郭嵩焘来到曾家，在曾国藩弟兄的陪同下，祭奠了曾母，之后当着曾氏兄弟的面剖陈了利害，敦请曾氏出山。
郭嵩焘告诉曾氏兄弟，自唐鉴推举曾国藩之后，皇帝又征询了内阁学士肃顺及老恭王的意见。二人都竭力保举，说曾是林则徐、陶澍之类的报国忠臣，如今洪、杨造反，非得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
曾国藩在朝中与恭王、肃顺都有接触，认为二人各有优长，都是皇族中的拔尖人物。现在，有恭王、肃顺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办不好。曾国藩怕消息不准，郭嵩煮遂取出好友周寿昌的亲笔信，周是长沙人，翰林出身，现为侍讲学士，是京官中闻名的百事通、"包打听"，他的消息既快又准，绝对无误。
郭嵩焘又为他分析："长毛"绝不能成功，其致命之处是崇拜天帝，迷信《新约》，而以中国数千年的儒教为敌，所到之处毁学宫、砸孔庙、杀儒士，文人学士无一不切齿恨之。连乡村愚民、走卒贩夫也不容其毁关庙、焚庙宇。我辈出以卫道争民心，正可以应天命、顺人心、灭洪杨而振国威，正可一展鸿图，乃天赐大好时机，不可错过。这样，郭嵩焘就消除了曾国藩在出不出山的当口所顾虑犹豫的问题。郭嵩焘又向曾国藩介绍湖南巡抚张亮基的殷切相盼及张的爱惜贤才、与人为善及左宗棠的大才可用等情况。
郭嵩焘的一席话打消了曾国藩的重重疑虑，决定应命出山。但又怕在守制时出山，被人讥笑。郭嵩焘说，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计，皇帝下令让回籍的官员就地举办团练，已有多人在居丧时期出山办团练。如若认为尚有不便，可由郭嵩焘出面请曾父出来催促，可上应皇命，下应父命，名正言顺。
曾麟书此时正是湘乡县的挂名团总，当郭嵩焘陈说让曾国藩应命出山之后，立即表示赞同，面谕儿子移孝作忠，为朝廷效力。
第二天，太平军攻陷湖北省城。咸丰又急旨催促曾国藩等人组织团练，奔往前线，抵抗太平军。曾国藩安排了家中之事，四个弟弟都要随哥哥离家参战，曾国藩只答应带曾国葆一人离家，叮嘱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守孝，等待时机。于是，再祭母灵，求母亲谅他难尽孝道，尽忠国家。
@@@6.与同僚相处
"英雄所见略同"，大致是讲凡群英都有高远之见，也惟有群英荟萃，才能万事功倍，易成。
（1）人以类聚，事以助成
曾国藩在同僚相处上，还有一个原则，即是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投桃报李，连环相生。曾国藩帮助僚属部下建功得赏，举荐升迁。僚属部下也帮助曾国藩扶危解难，兴旺发达。于是湘军这个大群体则成为一个和衷共济，互相映衬充满活力的战斗群体。使其"事业"的"雪球"越滚越大。要想取人为善，首先得与人为善。正是由于曾国藩的这种首先与人为善的相处之道，才使得曾国藩摆脱了在家守制时的不利局面。
曾国藩在家守制的一年多时间里，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离开江西时，太平军与湘军正在相持苦战，九江、吉安、瑞州等城尚在太平军手中。但是，由于太平军的内讧，石达开先是离开湖北战场，后又于咸丰七年五月率太平军精锐出走，湖北、江西的兵力大部跟随石达开而去。湘军乘机攻陷九江、瑞州、抚州、湖口、临江，湖北方面的武昌等城也再度为湘军攻陷。湘军控制了两湖、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开始向安徽方面进攻。
由于湘军作战有功，其将领们一个个升官晋爵，今非昔比。到咸丰八年（1858），胡林翼加太子少保，杨载福官拜提督，李续宾也官至巡抚，赏穿黄马褂。其他将领，也都得到相应的官衔。然而，在籍守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仍然是原来的侍郎官衔。这两年他虽信奉老庄，但相比之下也太悬殊了，心里不免激愤不平。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还说，湘军官员都"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他亲手创建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立下殊勋，将领们升官扬名，他自己却在关键时离开了战场，自然也就失去了立功扬名、光宗耀祖的大好机会。主帅离开了战场，前线战士却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对守制欲复出的曾国藩来说是太不利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后悔非要回家守制。他曾想给咸丰帝上书，要求马上返回战场，但碍着面子，毕竟拿不起写折的笔。
但是，湘军在曾国藩家居的一二年内，虽然顺利地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实则是由于太平军上层领导的内讧提供的大好机会。而湘军毕竟是曾国藩亲手创建，湘军将领都是曾国藩亲手培植，曾国藩是湘军统帅。他虽然家居一二年，湘军将领与他仍然联系密切，仍起到遥制作用。在作战中，别的人很难统一指挥，他的作用仍无人可以代替。因此，由曾国藩保奏而升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时刻想着让曾国藩出山。
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率二十万大军出走，由江西的饶州。广信转入浙江，攻占了浙江的常山、江山等地，对衢州发起攻击。胡林翼于咸丰八年三月二十九日（5月12日）上奏，请求起复曾国藩带湘军进援浙江；湖南巡抚骆秉章也推波助澜，于五月二十五日（7月5日）上奏。咸丰帝看到形势又紧张起来，环视周围，的确无将可用，因此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遂于五月二十一日即在骆秉章出奏之前发布了起复曾国藩，令其率兵援浙的谕旨。
曾国藩六月三日接旨，再不提任何条件，于六月初七日便离开荷叶塘，赶赴战场，再度出山率领湘军作战。
曾国藩这次再度出山，固然因为大清王朝的身边无人，而更主要是得利于曾国藩的昔日部下的鼎力相助，给他创造了这一绝好时机。所以曾国藩《御经》日：
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
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拒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学，无常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
（2）一手萝卜，一手白莱
有作为的人大多有棱有角有性格，在他做事的时候不可能没有磕磕碰碰。一心想当和事佬是成不了大事的。但如何与怨恨自己、且又有能力的人相处，曾国藩也有妙法。
曾国藩主张不断绝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当然，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因为人性的弱点总是怀疑他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这无异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再度出山以后，他首先奔赴长沙，去见骆秉章与左宗棠，商量出师计划。而左宗棠此时在曾国藩心中即是一个怨恨他的人，并且曾国藩对他也很不满，去年曾国藩弃军奔丧时，左骂得最厉害，现在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怒。但认真想想，左宗棠骂得也不错，自己的确不该在那时负气离开湘军，向皇帝伸手要官的行为既不符自己的初衷，也徒取其辱，所以自己一定要以老子的"大柔非柔"，以屈求伸的态度处理好与左宗棠及诸文武官员的关系。此时，四十七岁的左宗棠还是以举人的身分在骆秉章的幕府中襄理军务，虽然如此，他的名声却很高。早在三年前，左宗棠在家自办团练之时，其名声已誉满三湘，御史宗稷辰向朝廷推荐人才，左的名字被排在第一位。咸丰打听了左宗棠的情况，记下了他的名字。后来咸丰帝召见郭嵩焘，君臣又议论了左宗棠，当皇帝知道左宗棠常以未中进士感到遗憾时，便宽慰他："不必非要以文章功名建功，而要在国家用人之际立业。"
曾国藩到了长沙，在骆秉章的预先传话之后，随即会见了左宗棠。曾国藩以无比真挚的态度与左宗棠交谈，毫无掩饰之情，使左宗棠很是感动，左不免疑虑：自己骂得他那么厉害，对方却屈驾造访。一下子消解了左宗棠心里的疑块，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于是又和好如初了。他们谈了很久很久，从用兵谈到做人，从做人谈到学问。左宗棠那气冲牛斗的气概，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凛然正气，也不时感染着曾国藩。但此时的曾国藩已不再是一年前的曾国藩了，那种儒道溶糅的老练、神鬼莫测的神态，连左宗棠也感到曾国藩的再次出山，已今非昔比了。
考察曾国藩一生的处世与为人，曾国藩这一举动却也并非偶然。他是一个在很多场合都讲究忍让的人，如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庵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
在用人问题，曾国藩也主张一种"包含"，他说：
用绅士不比用官。彼本无任事之责又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而出力以急公者？贵在奖之以好言，优之以廪给，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
在平时生活上，曾国藩也主张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认为这样则荆棘少矣。
€€（二）朱元璋笼下妙法
人生如棋局，就看怎样布局自己的人生。棋语有云："一着走错，满盘皆输"。其实任用、驾驭下属亦如此，自己所走的每一步都关系一生事业的兴、衰、成、败，而朱元璋在这一方面，就做了最好的诠释。
@@@1.随才所用，是立业之基
当初朱元璋听到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和李善长论述的平定天下之道，颇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他初步看到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光明道路，也深深地认识到了读书人的重大作用。此后，便开始注意网罗人才，向他们垂询治道，请他们出谋划策。他曾对人说："予思英贤，有如饥渴。"这话绝非是他的自我吹嘘，而正是他招揽英才的真实写照。
至正十四年（1354年）七月，攻占滁州以后，儒士范常到军门拜谒，朱元璋热情款待，留置幕下，有了什么疑问就向他讨教，范常也尽心尽责，只要朱有问题，他必然会详加剖解。龙凤元年（1354年）六月，渡江攻取太平后，耆儒李习、陶安率父老出城迎接，朱元璋次日召见他们，谈论天下大事。陶安献策说："当今四海翻腾，群雄并起，攻城夺邑，互争雄长。然皆好子女玉帛，无拨乱救民之心。将军您若能一反群雄所为，不烧杀掳掠，顺天应人，民心悦服，必能平定天下。"朱元璋又问陶安："我想攻取金陵，您以为如何？"陶安回答说："金陵是古代帝王建都之所，龙蟠虎踞，又有长江为天然屏障，若攻取以为根据地，然后出兵四方，定当战无不胜。"朱元璋对陶安的话十分赞赏，将他留在自己的幕府中，对他特别的厚待，遇到什么事就和他商量。十几年后，当朱元璋帝业已成，还追念他的功德。李习也受到重用，被任命为新建立的太平府的知府。
龙凤二年（1356年）三月占领应天后，朱元璋马上宣布："贤人君子有愿意跟随我建功立业的，我都尊礼重用。"消息传开，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个儒士前来谒见，朱元漳均加以录用。他听说曾担任元朝江南行台侍御史的洛阳名儒秦从龙（字元之）隐居于镇江，便在命徐达率军去攻打镇江时，特地嘱咐说："镇江有一个秦元之，才器老成，你要寻找到他，转达我希望见到他的心愿。"徐达在攻克了镇江以后访得秦从龙，朱元璋立刻让自己的侄子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带着重礼前去拜望，秦从龙抵达应天时，朱元璋亲自到城门外将他迎人，与他朝夕相处，向他咨询军政事务，此后，朱元璋命将出征时，经常让他们寻访、推荐当地的名儒名贤。
龙凤三年四月，邓愈率军进入皖南，他听说徽州名儒朱升学问渊博，于是特地向朱元璋推荐此人。朱升，字允升，学者称枫林先生。他是休宁人，后移居歙县，早年曾拜著名学者陈栎为师，刻苦好学，至正四年（1344年）参加科举考试，登乡贡进士第二名，曾出任池州学正，后见天下扰攘，便弃官回到家乡，隐居于石门山，闭门著述。朱元璋对朱升早已有所耳闻，现在听了邓愈的介绍，知道朱升果有才学，便效仿刘备三顾茅庐，登门拜访朱升，向他请教平定天下的大计。朱升虽身在山中，却一直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心中有所谋划。
他被朱元璋的诚意打动，遂进言三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头一策是让他加强根据地建设，巩固后方；第二策是让他发展生产，积蓄经济力量；第三策是让他韬光养晦，不过早地树立目标，这三策言简意赅，为朱元璋经营江南指明了方向，朱元璋牢记于心，作为自己一个时期内奉行的基本方针。他把朱升请回幕府，参与密议。
龙凤四年（1358年）十二月，朱元璋亲征婺州。他知道婺州是理学中心，一向有"小邹鲁"之称，拥有大批富有学问的儒士，把这些人拉拢过来，不仅有助于稳固对当地的统治，也可以扩充自己的智囊团。所以，攻克后，朱元璋迅即召见了儒士范祖干、叶仪，询以治道，接着又聘请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沉等十三名学者为他讲解儒家经典和历史书籍，并把范祖干、王冕、许瑷等纳人幕府，让他们参议军国大政。他还下令开设郡学，礼聘名儒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为训导，恢复了因战乱久已废毁的教育体系，深受当地士人欢迎。
龙凤五年（1359年）十一月，胡大海攻占处州，派人向朱元璋推荐刘基、叶琛、章溢。刘基，字伯温，青田人，元统年间考中进士，历官高安丞。江浙儒学副提举、处州路总管府判等，因才学不为上司赏识，无法施展平生抱负，弃官归隐，读书著述。叶琛，字景渊，丽水人，协助石抹宜孙守处州，授官行省元帅。章溢，字三益，龙泉人，曾组织乡兵抵抗农民起义军，授官浙东都元帅府佥事，推辞未受，退隐匡山。朱元璋接到胡大海的推荐后，当即派人前往礼聘，叶琛和章溢表示愿意出来，但影响最大的刘基却不愿为他所用，不肯出山。朱元璋命人再三去敦请，陶安和来濂也分别写信劝他应聘，刘基不得已，只好勉强应允。
龙凤六年（1360年）三月，刘基与叶琛、章溢、宋濂四人一起到达应天，朱元璋喜不自胜，让人在自己的住宅西边建了一所礼贤馆，让他们居住。他向他们征询对天下局势的看法，刘基遂条陈述时务十八策，内中说："我有两个劲敌，一是东面的张士诚，一是西面的陈友谅。张士诚所据地方，南不过会稽，北不过淮阳，为人首鼠两端，暗地里打算反元，表面上却依附元朝，只不过是个保守寸土的人，不会有远大作为。陈友谅兼有饶州、信州，横跨荆、襄，土地广阔。但他挟持自己的主子徐寿辉以胁迫部下，部下多有怨言；又为人剽悍，专事冒险，拼杀攻掠，不恤百姓，民疲不堪。所以战胜陈友谅，并不困难。捕兽先捕猛兽，擒贼先擒强贼，为今之计，当先攻打陈友谅。攻灭了陈友谅，就具备了争夺天下的基础了。"刘基对天下局势分析得很深刻，使朱元璋明确了今后的战略方针，堪与诸葛亮的"隆中计"相媲美。
网罗到的人才越来越多，朱元漳很注意发挥他们的特长。他曾形象地比喻说："锋利的宝剑可以刺穿犀牛和大象，但用它砍斫石头必会缺损；骐骥可以奔跑千里，但让它拉犁耕田必将趴倒。"
朱元璋特别强调随才使用。刘基、宋濂、朱升等是博治经史、长于谋略的人，留在幕府，让他们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胡深等是精通兵法、骁勇善战的人，任为将官，让他们统兵征战四方；江广洋、叶琛、章溢等是饶有智计、善于办事的人，则派往各地担任行政职务。
随才所用，可以使大家都能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干，朱元璋的事业自然也就蒸蒸日上。
@@@2.能屈能伸乃为缓兵之上策
在长期的军事斗争生涯中，朱元璋非常注意斗争策略，从不凭一夫之勇蛮冲蛮打，鲁莽行事。有时候，敌人的力量相对强大，朱元璋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冒险攻击敌人，甚至做出某些让步。从长计议，以免吃眼前之亏。他很清楚，在军事斗争中，只贪一时之功，图一时之快，解一时之恨，危害是非常大的，有时还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前功尽弃。只有具备了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有屈有伸，善于斗争，才有可能得到发展，夺取最后的胜利。
至正十三年十月，元朝丞相脱脱率师围高邮，分兵攻六合。六合的农民起义军派人到滁州来向郭子兴求援，郭子兴派朱元璋领兵出救。元兵排山倒海般地攻过来，六合城防御工事全被摧毁，朱元璋等将领指挥守兵拼命抵抗。后来，实在抵敌不住了，朱元璋只好组织全城军民撤退到滁州。元兵跟踪追击到滁州城外，朱元璋于中途设下埋伏，令部将耿再成佯装败阵逃走，引诱元军进入了伏击圈，把元军打得大败。这时，朱元璋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虽然眼下打了个胜仗，但元军势力很强大，而滁州却是孤城无援，若元军再增兵围攻滁州，一定会吃大亏。于是，朱元璋就令城中父老把战场上获得的元军马匹辎重，并带牛、酒奉还元军。还告诉元军将领说：滁州城中全是良民，现在聚集在一起，纯粹是为了防御寇盗。我们愿意供应给大军军需给养。你们怎么分兵来打滁州呢？应当去攻打高邮才对，饶了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吧。元军打了败仗，丢失了一大批马匹和其他军需物资，害怕受到上司怪罪。正万般无奈时，一见来人送回了马匹辎重，还说好话求情，就引兵离去，"滁城得完"（《明太祖实录》卷一）。尽管朱元璋把元军引向高邮是不太道德的，但是，这仍不失为一个保全自己的好计策。
至正二十一年，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进军山东，几乎占领山东全境。北边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不但小明王的都城安丰难以保住，就连朱元璋的根据地应天也随之暴露在敌人面前，情势岌岌可危。朱元璋十分清楚，他所占领的地区几年来之所以比较安定，军事力量之所以得到了迅速发展，全凭小明王的红巾军主力在北边掩护。现在局势突变，万一安丰失守，就得直接面对元军的主力进攻。分析敌我实力，实在相差太远，硬打硬守显然是不行的，必须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避免和元军主力决战，以图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决心向察罕帖木儿求和。他两次派使臣去见察罕帖本儿，送上重礼和亲笔信，请求通好，实质上就是表示投降。察罕帖木儿的威胁暂时解除了，于是，朱元璋抓住这个时机，西攻陈友谅。
朱元璋在对敌人发动进攻的过程中，有时遇到敌人实力较强，自己消耗大大，得不偿失，他就会主动停止攻击，以等待时机。朱元漳渡江建立江南政权以后，为了安定自己的这个刚建立起来的本大营，就下决心先攻打张士诚。至正十七年（一三五七年）七月，朱元璋在攻下常熟后，觉得张士诚部队的战斗力较强，有的据点动用兵力大，攻击时间长，很不容易对付，再打下去，不太合算。于是，他就主动中止了对张士诚的攻势，而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浙东方向的元朝统治区。
朱元璋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抓住有利时机，采取军事行动，以取得理想的战果。
至正二十七年（1367）前后，北方的几个元朝将领为争军权、抢地盘，一心一意打内战，拼得你死我活，杀得昏天黑地，谁也顾不上反元的势力。在军事将领之间打内战的同时，元朝统治阶级最上层宫廷的内部矛盾，也日益激化了。宫廷的权利斗争与军队的相互撕杀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相互利用，元朝统治阶级就分裂成为两个相互倾轧、残杀的集团。双方都要争夺政权，都有贵族官僚支持，都有军事力量作后盾，势均力敌，斗得不可开交，逐步形成了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朱元璋就抓住元朝内部打得难解难分。无暇他顾的有利时机，乘机东征南伐，扩大地盘，充实军事力量。当朱元璋北伐大军临近城下时，元朝的军事将领们才如梦初醒。急忙停止内战，但又不愿意和其他元将配合，不愿听其他元将指挥，还是各保一方，各自为战，这又为朱元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提供了良好时机。
@@@3.办事公道得民心
至正十四年（1354年）七月，朱元璋的部队进抵滁州。朱元璋驻扎下来，又有一些文士武夫前来投奔，他帐下的人才越来越充实。后来郭子兴来到滁州，郭子兴一到，朱元璋就把兵权拱手相让。这件事反映了朱元璋的大仁大义之心，其实它更体现了朱元璋的远见卓识。这个时候的朱元璋，他的实力还不足以横行四方，郭子兴作为起义首领，影响力还非常大，如果他和郭子兴发生分裂，必然导致部众分离，自相残杀，信誉扫地，不要说去争夺天下，立身之地恐怕也难以保住。这其中的利害，朱元璋自然洞悉无遗。《易经》中有云："尺蠖之屈，以求仲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元璋既使雄心勃勃，也只能以屈求伸，为了未来的腾飞，暂且蛰伏。
郭子兴见朱元璋治军有方，刚开始的时候，他十分高兴。但是没有过多久，开始忌妒朱元璋的将领们，包括他的儿子郭天叙、郭天爵在内，常在郭子兴的耳边进谗言，所以他对朱元璋也产生了疑忌。他把朱元璋身边得力的将校和慕僚一个又一个都调走了，对此，朱元璋一句怨言也没有。有一次，郭子兴借故将朱元璋禁闭起来，不让他吃饭，马夫人偷偷给他送食物，不料却被小张夫人发现，得知情况后，为他向郭子兴求情，才被放出来。朱元璋深知郭子兴忌才护短的禀性，处处谨慎，不敢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意，没过多久，又有一个姓任的将领诬告朱元璋"每战不剩"，于是，朱元璋被安排和任某一同出城作战，刚一出城，任某便中了一箭，折回城里去了，而朱元璋却奋勇杀敌，凯旋而归。郭子兴经过此事后，觉得很愧疚。当各位将领出征回来后，都把在战争中掠夺来的金银珠宝进献给郭子兴，朱元璋一向不妄杀妄掠，即使获得珠宝，也把这些东西全都分给部下，所以没有财宝献给郭子兴。对此，郭子兴特别不满意，马夫人知道了这一情况后，就把自己的私房钱献给小张夫人，小张夫人便在郭子兴的面前总讲朱元璋的好话，郭子兴对朱元璋的疑忌、不满也就渐渐地淡化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十一月，郭子兴同意朱元璋救六合，保滁州，就在朱元漳解救六合的时候，元军主帅被解除职务，这一颇具戏剧性的事件，使起义军首领从此可以群雄逐鹿。
朱元璋非常想抓住时机，向外扩张势力，况且滁州城小人多，也难以久居。他向郭子兴提出攻取和州（今安徽和县）的建议，并制定了非常具体的作战计划：挑选三千勇士，穿上青衣，带着装载财物的骆驼向和州进发，另派万名士兵相隔十余里尾随而行，身穿红衣。到城下后，青衣兵声称是庐州派兵护送使者人城犒军的，和州一旦开门放行，则举火为号，红衣军急驰而前，必能破城。
郭子兴采纳他的计划，于是精心挑选了三千名勇士，让他们穿上青色的衣服，带着成群的骆驼，骆驼上装载着许许多多的财物，由张天佑带领着向和州进发。另一方面，他又派万余名士兵相隔十余里尾随而行，身穿红衣。到了城下后，张天佑谎称他们是庐州派兵来给他们送财送物的，来犒劳大家的。守城的将士们见他们没有什么可疑的，于是就大开城门，他们进城，和州的大门一开，青衣士兵便按原来的计划，以火光为号，燃起了火把，随后的红衣军见到火光后，便急驰而前。元军见势，急忙大叫关城门，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青、红衣军已经以势不可当的势头攻向城中，守城将士见势不妙，便放下手中的武器向张天佑投降。于是，张天佑的大军利用朱元璋的计策，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和州。郭子兴在张天佑出发后，又命朱元璋领兵前去支援，朱元璋到达和州之时，他们已经一举拿下了和州。
攻人和州后，朱元璋整顿人马，迅速在城中各处布防。防止元军的反扑。果然不出他的所料，没过多久，元朝政府又派人带兵前去攻打和州。由于朱元璋事前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元军大败而归。随后，他派人向郭子兴报捷，郭子兴大喜，于是下令任他为总兵官，镇守和州。
@@@4.论功行赏，授爵得当
早在朱元璋领兵征战的初期，在率二十四个弟兄开拓局面时，他就特别注意招揽人才，如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在南略定远时，又得李善长，在滁州又得儒士范常。猛将邓愈、胡大海等人。在他戎马征战十余年中，在手下已聚集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可谓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就是有了这些人，他扫灭群雄成为了可能；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才能南征北战统一了全国，尤其是那些早年就同他一道出生人死，浴血奋战的功臣元勋们，更是功不可没。
明太祖朱元璋在登基称帝的第三天，就在奉天殿设宴群臣，他对文臣武将语重心长地说："想我镇守在这里，就像坐在屋脊顶上，想往左边倒就往左边倒，想往右边倒就往右边倒，谁能把我怎么样。"明朝建立之后，头等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对文臣武将论功行赏，加官晋爵。
1370年十一月十一日，朱元璋春风得意，登上奉天殿，皇太子与诸亲王侍陪在他的左右，文武将臣们排列两侧，现在，他马上要大封功臣了。朱元璋面谕群臣说，我要仿效古代帝王的礼典，定封行赏，这事在两年以前就该办了，但却因为军事征讨，军务繁忙，所以一直等到了今天，今徐达，李文忠的北伐大军已班师回朝，特选定吉日，当朝宣布功臣封爵赏赐：封国公六人，他们分别是：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常遇春虽死，但因功高，特封其子常茂为郑国公；曹国公是李文忠，卫国公邓愈，宋国公冯国胜。同时，朱元璋还指出："汤和与我是一个村的，且结发相从，屡建功勋，但他最大的错误是嗜酒妄杀，不由法度。""嗜酒妄杀，不由法度"此话说得含混。其意是指汤和酒后暴怒，乱杀无辜，违反了军纪和酒禁。其实不然，而是"露其常州醉中语"这句朱元璋听到汤和在常州的酒后谈吐之后，一直耿耿于怀。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朱元璋为了节约粮食，保证军需供应，常在军中多次下令严禁造酒，更不可以饮酒，为了执行此令，还亲自砍杀了违令的胡大海之子，但是汤和却有恃无恐，贪杯如故。有一次，他为了一件小事去请示朱元璋，谁料朱元璋没有答应他，于是他心里很感到别扭，就以酒浇愁，结果呢，喝得酩酊大醉，满口胡讲起来了。汤和一边喝酒，口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朕本是布衣百姓，能得天下，是出自天意。在群雄初起之时，到处劫掠百姓，惶惶然朝不保夕，朕见他们所作所为不合天道，心里常不以为然。不久，和诸将渡江驻于太平，深思爱民安定天下的道理。从那以后十余年，广揽英雄，征战四方，依赖诸将辅佐有功，今天尊居帝位。"等到他酒醒了之后，询问部下时他都说什么来着，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又悔又怕，可是，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又怎么收得回呢？汤和怀着惶恐的心情，观察着事态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在等大祸临头的那一刻。但是过了好长时间，却没有任何动静，在这以后里，他又率兵攻克江阴，占领无锡的新安、望亭等地，斩获数以千计的敌军军马，还受到朱元璋的奖赏，这时汤和心想：可能是朱元璋看在他是老乡的份上，再有就是自己战功卓著，所以也就不同他计较了。所以，他就如同从前一样，严守城池，奋勇作战，一心想用赫赫战功来弥补自己的过失。但是，好心的汤和却又哪里能够想到；朱元璋早已听到了他的言论，而且还非常地气愤，他完全没有把他的话当醉话、胡话，而是认为他酒后吐真言，朱元璋之所以没有马上惩治于他，是因为眼下正是用兵作战之时，所以暂时埋在心里记下了，等到有了适当的机会，这也就是为何汤和没有封公的真相。朱元璋还指出："廖永忠战鄱阳时，奋勇忘躯，与敌舟相拒，朕亲见之，可谓奇男子。然而使所属儒士窥朕意向，以邀封爵。"所以，免去公爵，只能封侯。赵庸，私蓄奴婢，废坏国法；郭兴，不奉将令，不遵守纪律，均不能封公，只能封侯。朱元璋的用意再明确不过了，他无非就是向群臣们说清楚，此次的爵赏次第全都是由他一个人亲自制定的，公而忘私。
封侯二十八人：中山侯汤和，延安侯是唐胜宗，吉安俟是陆仲亨，江夏侯是周德兴，淮安侯华云龙，济宁侯顾时，长兴侯耿炳文，临江侯陈德，巩昌侯郭兴，六安侯王志，荣阳侯郑遇春，平凉侯费聚，江陵侯吴良，靖海侯吴帧，南雄侯赵庸，德庆侯廖永忠，南安侯俞通海，广德侯华高，营阳侯杨，康茂才的儿子康锋为蕲春侯，永嘉侯朱亮祖，颖川候傅友德，豫章侯胡美，东平侯韩政，宜春侯黄彬，宜宁侯曹永臣，汝南侯梅思祖，河南侯陆聚。
以上三十四人，由朝廷发给铁券，铁券早在1369年已造好，它的形状就像片瓦，列为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四等，尺寸大小递减，上面用金字嵌刻功臣功劳，底刻自身以及子孙后代免死的次数，铁券分为左右两副，左券发给功臣之家，右券放在朝廷内府。凡颁发铁券的功臣，子孙世袭，还可免死，即除了谋反大罪外，其他的死刑可免除数次。如汤和，他于1378年1月，由中山侯进升为信国公，可议军国大事，食禄三千，子孙世袭，除谋逆不赦之外，其他的死罪，本人可免两次，儿子一次。
洪武初年，大批的功臣成为朝中新贵，有了地位和荣誉，他们便开始居功自傲，有些人开始目无法纪。在大封功臣的第三天，朱元璋就曾告诫他们，要安享富贵，千万别忘创业的艰难，尽管这样，在一个月之后，水城侯薛显就目无法规，擅自杀了人，而被明太祖滴居海南，但是，这样的事情却越来越多，朱元璋不得不提高警惕。
1372年11月的一天，朱元璋在奉天殿左侧的武楼，召见了郭英等功臣。他非常严肃地告诫说："朕常考虑的是如何保全天下，不知你们可曾考虑过如何保全身家性命？"别看郭英出身在行伍之中，但他却是天资聪明，头脑转得特别快，他马上回答"臣下天性愚钝，但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朱元璋听后马上把脸沉下，他严厉地说："朕命军士前往临濠造宫殿，你们却私自役使，构筑府第，这难道是保全身家性命的道理吗？"郭英等听后吓得战战兢兢，立即跪下叩头请罪。朱元璋见状，又转换温和口气说："朕不愿治你们的罪，你们也应当心中自省。朕多次考虑怎样才能保全你们，你们反而不自思量保全自己，真是愚钝！"气氛缓和下来之后，他又说："过去朕的父亲曾说过：'做人要安守本分，广置资财，比如置买田地，每年庄稼有所收获，用之无穷，若是违背良心发财，像贪官污吏那样，虽然得利丰厚，却有丧失性命的危险。'现在我给你们的俸禄就像有田耕作一样，年年都有收益，没有停止的一天，如果贪得无厌，享乐总有尽头，那就像是污水洼中浑浊的积水，早上是满的，到晚上就干涸了。你们都是对国家有功勋的人，朕已给你们爵禄作为酬劳，能够保住爵位和俸禄，你们的子孙后代都有所依靠，你们可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又过了一个月，朱元璋又因功臣所赐庄田佃仆倚势犯法，而功臣却当浑然不知，并不去禁止此事，再次召集功臣勋贵，并对他们说："古人注意小节，因此能够保全功业。"又说："现在你们功成名就，正应当留意保守晚节，你们的庄田佃仆常倚仗你们的权势，狐假虎威，横行乡里，你们为什么不严加禁约？这些小人不严加约束，就会放纵起来，如果不加节制，必会连累你们的名声。"
以上是朱元璋在大封功臣之后的一两年间几次与功臣之间的对话。那时的朱元璋可谓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主要的目的是想起到警诫的作用，明初的功臣，大多数都是明太祖的同乡，其中以淮西人最多了，正如当时诗人贝琼的诗所说："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尽淮人。"诗中写得是明太祖朱元漳初居应天时的情景，楚客、淮人都是指的淮西人。那时，他与他们患难与共、生死相连，几次召见功臣，虽然话说的严厉些，但确实是在规劝呀，这和后来的屠戮功臣完全是两回事。
1373年6月，朱元漳又针对功臣勋贵们屡屡违犯国法之事，诏令工部制造铁榜，用以约束功臣等家属。共有九条禁令：
一、内外军官不得私下接受公侯金银财物；
二、公侯不得私自役使官军；
三、公侯之家不得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芦荡及金银铜场、铁冶；
四、不许内外官军在非出征时，听命于公侯；
五、功臣之家管理庄田之人，不得在乡倚势欺侮殴打百姓；
六、功臣之家屯田佃仆及其亲属，不得倚势侵夺他人田产财物；
七、公侯之家不得在门下私役佃户，隐蔽差摇；
八、公侯之家欺压善良、侵夺他人财产的，初犯免罪，再犯罚半俸，三犯停止俸禄，四犯与庶民同罪；
九、公侯之家不得私自接受田土，违反者处罚与第八条相同。
朱元璋以铁榜的形式对功臣勋贵的种种不法行为加以限制和处罚，就当时来说是利国利民的，不仅维护了社会的安定，而且也保证了国家的赋役，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5.大刀阔斧整顿赋税
在中国古代，国家虽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但两者之间也经常发生矛盾。国家希望地主富户按田纳税、按丁服役，而地主富户却总是千方百计隐瞒了田、逃避赋役。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以至王朝的衰落和灭亡，与此大有关联。许多朝代也曾想清查土地，抑制兼并，最后总是以失败告终。最有名的一次，是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发布"度田令"，要求各地清丈田地，受到豪强地主的顽固抵制，还引发了一场社会动乱，最后只好不了了之。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却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进行了田地和人口清查，编制了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他在这方面的魄力和成绩，确实超越了历代帝王。
在元末长期战乱中，各地的田地簿籍大多散失，保存下来的和实际的土地占有状况也早已不相符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曾在占领区进行土地清理，编造图籍，据此确定赋税和摇役。如龙凤四年（1358年），在徽州让人民"自实田"，也就是自己如实报告田产数额。龙凤九年（1363年），又下令"使民自实回，集为图籍"，并对各人自报数额，进行复核。所谓"图籍"，其中记载着每块土地的亩数、土质、方圆四至以及田主姓名等，并绘制成图，因图上田地一块挨一块，非常像鱼鳞，故而被称为鱼鳞图册。在占领区进行土地清理，颇有成效，为朱元璋顺利征发赋役、争霸天下奠定了物质基础。
大明王朝建立还未10天，朱元璋就派遣国子监生周铸等164人到土地隐瞒现象最为严重的浙西地区核实田亩。之所以派学生去做这些工作，固然有国家初立、百废待兴、人手缺乏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出身于赤贫伯农家庭的朱元璋对官吏怀有天然的不信任感，他觉得学生比较纯洁，弄虚作假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临行前，朱元璋谆谆教诲说："你们一定要据实办理，切不可徇私情，不可妄加增损。否则，国法不容！"
没过多久，朱元璋又命中书省议定役法。他指出，国家初建，工程量大，为了防止摇役过多地落到穷困的农民身上，应采用验田出赋的办法金派摇役。由于摇役负担与田地有关联，土地清理便成为新役法是否成功的基础。
经过中书商议，决定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到一顷的，用别的田补足，称为"均工夫"。洪武三年（1370年），根据上述原则，在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以及江西饶州、九江、南康等三府编制了均工夫图册，计田出夫，每年农闲时节，到京师服役三十天。如果田多丁少者用佃户充役，要出米一石作为佃户的费用。如果雇佣他人应役，则要每亩出米二升五合。
从均工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头脑中还存留着一些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
洪武三年（1370年），北方地区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进行大规模的户籍清理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年十一月，朱元漳下了一道口谕给户部，命令清查户，推行户帖制度。这道口谕保存下来，成为洪武年间传世的为数极少的自话谕旨之一，特照录于下："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人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作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作军。钦此。"
从这道口谕可以看出，朱元璋设计的清查程序，即严密，又严酷。其程序是：先由中书省印造户籍户帖，印制户籍与户帖两联合为一纸，在骑缝处流一编号，加盖印章，户籍与户帖上各有印章的一半，称为"半印勘合"，下发到各地方政府；然后由户部发布榜文，让各地方政府通知所辖百姓。都到户府去登记各家的户口和财产情况，经初步核实后，官府每家发给一份户帖，然后再调派军队下到乡村，按照登记底册挨户比对，逃避比对的人或经比报不实的人，一律发配充军；有关官吏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立即处斩。在清查完毕后，户籍上交户部留存，户帖则由各户收执。朱元璋利用军队清查户口，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平定，军队不用再出征，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不相信官吏。认为军队能更好的贯彻他的意图。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又在户帖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黄册制度。其方法是，政府把户帖发给各户，让他们详细填写籍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内容，政府每年都要派人检查，每十年一次，根据户帖编制黄册，黄册要一式四份，一份上交户部，其他则由布政司、府、县各留一份。因上交户部的册面要用黄纸，故称"黄册"，又出黄册是征收赋役的依据，所以又叫"赋役黄册"。黄册制度实行后，朱元璋觉得还不够严密，地主富户仍有可能隐瞒田地，所以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又下令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普查，并将普查结果编制成鱼鳞图册，图册中详细载明每块田地的亩数、质量、方圆四至以及田主姓名等。黄册以户为主，以人为经，以田地为纬，鱼鳞图册则以田地为主，、以地域为经，以人为纬，两种册籍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核对，相互牵制，构成一套完备严密的户口、田地和赋役管理制度。
在进行户口和田地清理的同时，朱元璋还采取严厉措施，打击豪强地主隐瞒田产、逃避赋役。转稼负担的行为。他曾降谕申斥浙西、浙东和江西的地主富户说："做我的百姓，应当安守本分。承担国家赋役，就是应尽的本分。安守本分，就是忠孝仁义的百姓，可以保全父母妻子，使家道欲昌盛，刑罚也不会落到身上。近来两浙、江西有些百姓，不遵守法纪，家里有田不肯出租，有了不肯应役，结果自身受罚，还连累了官府，真是愚蠢极了。现在我特地诫谕你们，你们要立即改过从善，做我的良民。如果估恶不俊，不但国法不容，就是天道也不能容！"他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条例，对这种行为进行重点惩治。他规定，如果有人将田地诡寄在别人名下，允许受寄之家告发，所寄田地就给告发者为业。他还下令，凡有隐瞒田地者，一经发现，就要处以抄没家产的重刑。在编制黄册时，如果官吏、里长、甲长串通各户欺瞒作弊，官吏、里长、甲长都要处死，隐瞒人户除家长处死外，家庭其他成员还要被迁往边境荒凉地区。朱元璋甚至还规定对于转稼负担、行为不法的豪强地主，受害人和当地耿直豪杰可以不必告知地方官府，而将他们捉拿起来，直接送到京师，被拿者的罪行查实后，全家都要迁发到荒凉的边境地区，其田产赏给受害人。
在朱元璋清理整顿之下，明初对田地、户口的管理趋于规范化、地主富户隐瞒田产、逃避赋役的现象大为减少，普通百姓的负担得以减轻，提高了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6.倡廉惩贪，巩固江山
在中国封建社会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倡廉惩贪的态度一直是坚定的，他在整顿吏治、严惩贪污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一个。
朱元璋出身贫苦，作为农民。他痛恨贪官污吏对百姓的欺压和剥削；作为红巾军领袖，他最忌恨那些官吏们擅权弄法，贪污受贿，侵政害民；当上皇帝之后，他仍疾恨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元朝吏治的败坏，覆亡的教训，使这位由乞食游僧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明太祖，头脑格外地清醒，他意识到"不禁止官吏的贪暴，百姓就无法生存下去"。"此弊病不革除，就不可能达到善政。"倘若没有清明的吏治，社会就不可能安定，凋敝的经济就难以恢复，大明王朝的统治就无法巩固。洪武初年，不少官吏犯有"掌钱谷的盗钱谷，掌刑名的出人刑名"的腐败现象，朱元璋对此深恶痛绝，他一方面制定了一整套的法规限制他们，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吏治，严惩贪污。朱元漳整顿吏治是从严格考核官吏开始的。1368年（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漳颁布《大明令》时，就制定了考核官吏的制度。他规定：各地府州县官员任期为三年，期满要到京师接受考核。考核的目的是看地方各级官员是否称职，主要是看官员三年中的政绩。因此每位地方官都要带上自己三年任职期间的政绩文册，以此作为考核官员的凭据。文册由监察御史和按察司的官员负责撰写造册，以防有伪。
洪武年间，地方官吏政绩的具体标准包含在朱元璋亲自制定并颁布的《授职到任须知》内。《须知》中详细地记载了各级地方官吏应尽的责任，将地方公务分为："祀神"。"印俗御门"、"狱囚"、"吏典"、"养济院"、"制书榜文"、"起灭词讼"、"仓库"、"田粮"、"会计粮储"、"金银场"、"各色课程"、"盐场"、"窖治"、"官吏"、"书生员数"、"孝子节妇"、"境内儒者"、"词讼"、"犯法民户"、"亏兵"等三十一项。并逐项开列地方官员应负的责任和注意的事项，要求各级地方官员按此事例，逐一落实。例如"田粮"一项，要求官员要详细知晓军、民、僧、道、臣、灶、医、儒等户境内各有多少，民田多少，官田数目，每年民日夏、秋两税，税粮数额，官田税粮数目，并且分款项开报，以备用。对不遵守《授职到任须知》的官吏，要坚决惩办。不少官吏因违反规定而被罢官、下狱，甚至被杀。
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又制定了《责任条例》，并颁行各司、府、州、县明文规定：上级衙门对下级及其官员要进行监督检查，要求所有的官府衙门必备一文簿，逐项记录办过的事宜，每个季度都要派一名吏典送交上级机构查考。
对官吏进行常规化的考核分考满和考察两种。
考满是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式定下来的，他仿照古代的考核制度，规定内外官员（中央与地方官员）在九年任职期间，每三年考核一次，三年称为一考（初考），六年叫做再考，九年叫通考。就地方官员而言，府、州、县的属官，先由本衙门正官进行初考，府、州、县正官由上级正官初考，随后再层层上报核实，最后再送吏部考核。各省的布政司、按察司的属官也是先由本行正官进行初考，然后再报吏部考核。而布政司和按察司的正官及副职，需经都察院初考，再报吏部复考。茶马、盐马、盐运、盐课、提举司。军职首领官，皆由布政司考核，再送按察司复考。各衙门根据官员任职期间功过事迹撰造文册，再报送吏部，经过吏部考核后，写出考核评语，评语分为上中下三等，一是称职，二是平常，三是不称职。依据评语决定各级官员的升降。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津规定：府同和一考无过失的，可以升做知府；知县二考无过失的，可升做知州；县丞一考无过失的，可升任知县。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又规定，府、州、县官三年为考满，评语是平常和称职的，在相同品级内调用，评语不称职的正官、副官要降级，不称职的首领官要降为克。
比较容易控制的是东宫，因为他们工作在皇帝的周围。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制定的《六部职掌》规定：吏部掌天下官吏选法、封勋、考核之政。户部掌天下户口、田土。贡赋、经费、钱贷之政。"礼部掌天下礼议、祀祭、贡举之政。工部掌天下百工、山泽之政，这些均为考核京官的依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又颁布了《诸司职掌》，对中央自王府、六部、都察院及以下各部门官员的设置和主要职责都作了具体规定。同年还规定，京官四品以上均九年任满，由明太祖朱元漳亲自决定升降。六部五品以下的官员任满三年，由本衙门正官按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作出评语，经监察御史考核，再由吏部复考。在京的军职文官，均由监察御史考核。
对官吏的考核除了考满之外，还有考察。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令御史及各道按察司举报有司官员有无过错，奏报黜陟，对官员的考察自此开始。没过多久，他将这种考察推行全国。考察分为京察和外察两种，京察是对京官的考核，主要是指中央各机构和两京所在地的顺天府和应天府的各级官员。根据他们的具体表现再决定升降。洪武年间考察没有定期。外察是针对地方各级官员的。开始时由监察御史、按察官随时举察上奏。从1378年（洪武十一年）开始，朱元漳令吏部在殿堂上考核人京朝觐官员的政绩，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建立的朝觐考察制度。初期，朱元璋要求地方官每年朝见天子一次，直到洪武十八年（1385年）定为三年一次。具体规定：各布政司、按察司。盐运司。府、州、县及土官衙门的流官，在人朝的前一年年底，都要按《授职到任须知》编制文册，然后和原领敕谕、《诸司职掌》的事迹文簿，亲自带到京师上缴，作为考察的凭据，同时规定，不论路途远近，均限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京，既不许预先离职，也不许过期迟到，都要在第二年正月朝觐皇帝，朝毕后，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进行考察，京察和外察的考核结果，报朱元璋裁定。京察与外察都被称为"大计"。凡是在大计中受到处分的官员，以后不能再用。
考满与考察是朱元璋整顿吏治、巩固明王朝封建秩序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满与考察，总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各有各的侧重点；考满主要是与官员的升迁相联系，而考察多以官员的罢黜为主，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使明初对官吏的考核制度更加完善。
在考满与考察的过程中，朱元璋特别强调要考核出官员的实际从政能力，突出考核官员在任职期间的业绩，但反对虚言浮夸，更憎恶那些欺下瞒上的作风。朱元璋提倡官员做事要廉洁奉公、尽心尽职，为人实实在在。洪武初年，朱元璋急于安定社会秩序，为恢复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因此他非常注重各级官员安抚百姓的作用，他在《大明令·吏令》中强调，以户口增大、田野开辟作为各级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也是考核府、州、县各级官员的重要标准之一。明朝初年，地方官员来京朝见时，他告诫官员说："天下刚刚平定，百姓财力俱困，就像小鸟初飞，树苗初栽，不要拔去鸟的羽毛，撼动树的根苗。廉洁能够约己爱民，贪赃必会害民肥己，你们要引以为戒。""设官为民"成为朱元璋倡廉惩贪的宗旨之一。
他一方面严格地考核各级官吏，用法规约束他们，另一方面在倡廉的同时，也考虑到养廉问题，明朝建立的前一年，即吴元年（1367年）七月，他曾任命二百三十四名郡县官吏，并特意发给他们优厚的派遣费。如发给知府、知州、知县文绮四匹、绢六匹、罗二匹、夏布六匹，府、州县佐贰官为长官一半。其道里费，知府赐白金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同知发给知府的五分之三。朱元璋讲：新授予的郡县官，多出自布衣，为了避免他们到地方后侵扰百姓，因此赐他们道里费等，以善其廉，可见其用心良苦。1372年（洪武五年），他又下诏，命考核官员首先要看学校、农桑等实政。朱元璋对那些为政清廉、安抚百姓的官吏，经考核优异者，大加表彰，晋级提升。如嵩县典吏刘某，任满人觐，朱元璋接见他时，发现他穿得衣服非常的朴素，便对中书省大臣们讲，当官的因衣食原因向老百姓搜刮的大有人在，而嵩县典吏如此贫困，难道不是为官清廉的人吗？于是下命以布帛赏赐给他。又如宁国知府阵灌，在地方设立学校延聘教师；访民疾苦，禁止豪强兼并；不筑堤，保民田亩；用刑宽恤，安抚百姓。朱元璋以此为榜样，颂行全国。再如济宁知府方克勤，鼓励农民开恳，三年不收税，在任期间，他恳荒兴学，户口增长数倍，一方富足，而他自己身穿布袍，十年不换，十分简朴清廉。1375年（洪武八年）他人朝，朱元璋赐宴嘉奖。还有新化县丞周舟，业绩突出，有廉洁勤政的好名声，被升为吏部主事，后因新化县百姓的请求，朱元璋又命他回原县继续治理地方。当时这种清廉自励，廉洁奉公的官员还有不少。1371年（洪武四年），刑部从狱中囚犯御史台管勾字文佳处得到书信百封，送交朱元璋过目，其中有一封是王升托宇文桂转交给他儿子、平凉知县王調的信，信中教导王調："凡事须清心洁己，以廉自守。"又说，"读书之人，慎勿以富贵为念。……治民为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当以谦敬，学业更须勉力。"朱元璋看后非常高兴，认为王升是位善教者，在贪风遍布之中，能看到这种家训，更难能可贵。朱元璋为王升这种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品质所感动，于是下令中书省遗使带诏书前往宣谕，将其释放，并赐白金一百两，绢十匹，附子王枚1；d椒五斤，以表彰其贤良。同时，又命免其全家摇役。朱元璋破格提拔王兴宗一事也很典型，龙凤七年（1361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后，任命自隶出身的王兴宗为金华知县，当时文武重臣李善长等表示反对，认为王兴宗出身微贱，难当此任，朱元璋认为：王兴宗跟随自己多年，此人勤廉能断，一般人比不上他。果然王兴宗任职三年，政绩卓著，远近闻名。朱元漳又升他为南昌通判，不久又改任嵩州知州，再迁怀定知府。有一年，地方官人觐朝见，朱元璋逐个考问，轮到了王兴宗，明太祖说此人公勤不贪，不须问。又任命他做苏州知府。1377年（洪武十年），朱元璋又升他为河南布政使，成为封疆大吏。1387年（洪武十六年），国子监生陶仲被朱元璋任命为监察御史，他为人清廉正派，弹劾从不避权贵，他曾弹劾刑部尚书开济违法乱纪行为，使开济伏法被诛。随后，朱元璋提升他为福建按察使，到任后，又诛杀贪官污吏十人；他兴学劝士，抚恤军民，鼓励农桑，政绩卓著，朱元璋为此下诏表彰。
朱元璋对各级官吏违法乱纪、玩忽职守的，严惩不贷。他告诫文武官员，"称职"的可升迁，"平常"的可复原职，"不称职"的必降，贪污受贿的一定惩办。如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礼部右侍郎凌汉因不修职事，而被降为都察院左金都御史。朱元璋对平日较为廉洁的官吏，犯有一般的过失，他还能宽恕，最多是降职或是罢官。而对贪墨之徒，他深恶痛绝，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常常法外加刑，凡遇贪官污吏，分割百姓，重判决不宽恕。如户部尚书赵勉夫妇，双双贪污受贿，案发后被诛杀。又如：福建东流江口河泊所官员陈克素勾结同业户人，侵吞本所渔税一万贯，又勾结东流、建德两县官吏王文质等，强行敛钞，又多达数万，案发被处死。又有进士秦升、张子恭等奉命到昆山县查勘水灾，接受了当地教谕漆居恭等的宴请，并接受他们的贿赂钞币一千一百贯，随后将昆山县二万二千六百亩庄稼已成熟的田地虚报受灾。事发后，朱元漳令其自尽身亡。
建国以后，朱元璋抱定治理乱世的决心，采用重刑整顿吏治，肃清贪污。在他制定的《达明律》中，专门列有《受赃》一篇，对贪官的惩治要比《唐律》严厉的多，规定：受财柯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处以绞刑；坚守自盗仓库钱、粮、物者，不分从首，井赃论罪，一贯以下者杖八十，至四十贯处斩。对监督法律执行的御史犯有赃罪，加重判刑，并不得赦免。
1376年（洪武九年）之前，各级官吏犯罪滴发凤阳屯田的就有一万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犯贪赃的官吏。罪行严重的，则处以墨面纹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抽肠、黥刺、非刂、劓、闭割为奴、枭首、凌迟，以及诛族等各种刑罚，采用严刑峻法严惩贪官污吏，是朱元璋整顿吏治、荡涤官场恶习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以猛治国的具体体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他制定的《醒贪简要录》规定：官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的，要斩首示众，还要剥皮实革。把府、州、县衙门右侧帝的土地庙，作为剥皮的场所，叫做"皮场庙"。而且在官府大堂的公座帝，也摆着填满稻草的人皮袋囊，使在职官吏时常感到心惊肉跳，对贪赃枉法者起到威慑作用。朱元璋采用的方法之绝，实属罕见。其目的是防范和警告官吏们不要犯法，要廉洁奉公。
朱元璋亲自指导和参与制定《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编辑的案件后，关于官吏贪赃枉法，酷剑害民的占了一半以上。他向世人们证实了朱元璋整肃吏治的决心，同时也揭露出各级贪官污吏的罪行。《大诰》中所指出的严刑峻法其残酷性足以证明了朱元璋对贪赃枉法者的憎恶。《大诰》还规定，所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他们一网打尽。朱元璋还告谕中书省官员，如遇大赦令，凡犯赃罪的，罪虽然可赦，但仍征其赃。绝对不能让他们在经济上占到便宜。朱元璋还在《大诰》中规定，凡各级官吏违背朝廷诏令的，或聚敛扰民，互相勾结，包揽词讼，教唆害民的，允许百姓联名到京状奏，带着《大诰》进京，甚至可以将贪官污吏绑缚京师。各级地方衙门对于进京面奏的百姓，不得阻拦，即使百姓没有带文引路条，也一律放行。如有阻拦，官吏要处以族诛。这充分说明朱元璋想借助民间百姓的力量惩治贪官污吏，逼迫官吏弃恶从善。朱元璋允许百姓告官的这种借助人民力量约束官吏的做法，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罕见的。
但朱元璋至死也没弄明白，官吏贪赃枉法，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及封建官僚体制本身所固有的，此制度不根除，贪污受贿总要发生。他曾对身边的大臣感慨地说：我欲除尽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他大惑不解以至愤怒至极，他诏令天下"今后犯有贪赃的，不分轻重全部杀尽。"说明朱元璋对贪官污吏那种刻骨铭心的仇恨。
朱元璋对违法犯禁的官吏，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集中清洗打击。尤以"空印案"和"郭桓案"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杀的多达七八万人。
空印案发生在1375年（洪武八年）。按当时的规定，各部政使司和府、州、县每年都要派计史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所有的钱粮以及军需等款项；府要报布政司，布政司报部，层层上报，再经户部审核，户部所掌握的数字必须与各布政司收支项总和的数字完全相符，才能报销结账。如有不符，表册就要驳回，重新建册。那么距离京师远的布政司和府州县，有的在六七千里地以外，近的也有三四千里，重新造册后还要加盖原衙门印信，来回往返一次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有的甚至误了报账的日期，为了减少麻烦，省去来回往返的时间，不知从何时起，各地方计吏便形成惯例，都事先带上已经盖好官印的空白表册，在遇上户部挑出毛病，须重新造册时备用。各地的计吏年年如此，谁也没有把此事看成什么问题。1375年（洪武八年），朱元璋对此事发生怀疑，他怀疑地方官吏们串通一气作弊骗他，于是非常愤怒，下令将户部尚书周肃以及各地方衙门掌印官全部处死，副职以下官杖刑一百，发配边地。此案牵连被杀或被戍边的官员多达数万人。其中也有不少人成了刀下冤鬼。
洪武十八年（1385年），又发生了郭桓案。郭桓当时为户部侍郎。就在同年，御史余敏、丁廷告发北平布政使司官吏李某、按察使司越全德等人，勾结户部侍郎郭桓营私舞弊、侵盗官粮。朱元漳下令逮捕审问追查，使案情有了重大突破，经审讯查明，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时，将一百九十万石米卖掉，没有入国库。郭桓本人还接受浙西等四府五十万贯钞。他还串通承运库官范朝宗盗窃金银，并串通广惠库官张裕擅自支取六百万贯钞。除此之外，他还盗卖库存和未入库的税粮，以及渔盐各种税收，共折米两千四百多万石。案情严重，又涉及众多官员，朱元璋怒不可遏，下令将牵连的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斩首，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全部处死，追缴赃粮七百万石。供词牵连到各布政使司官员均被处死，株连入狱被杀的多达数万人。
郭桓一案的发生，给明太祖朱元璋刺激非常深，在气愤之余，他想到自己惩治贪官污吏数十年，收效甚微，屡杀屡犯，这么大的案子竟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真是叫人不寒而栗。他深有感叹地说："为民除害，愈加害民。必欲除奸，更生奸甚"。朱元璋气愤难平，他决定加大打击力度，再狠一些。他诏令全国说：今后，凡大赦天下，惟有奸贪不赦。同年十月，他编定的《大诰》颁行天下，《大诰》可以说是历史上空前严峻的一部法典，除了残酷的五刑之外，他还扩大了凌迟、族诛的范围。并且把早已废除的肉刑也列人法典，如挑筋、断指、刖足等无所不用其极，其目的是打击贪赃枉法的官吏，使之畏法而不敢胡作非为。
明太祖朱元璋在秉公执法不徇私情方面，在历代帝王中是做的最好的，无论是功臣勋旧，还是皇亲国戚，只要是犯法，毫不宽容，照样处死。如永嘉侯朱亮祖出镇广东，他收受贿赂，并强行放走被番禹知县道同捉起来的犯罪的土豪和亲戚，并且诬陷道同，使之含冤屈死。朱元璋明白真相后，下令将朱亮祖及儿子、府军指挥使朱暹一起鞭死。又如淮安侯华云龙在北平私据元丞相脱脱的旧宅第，并强迫士兵和百姓为之翻盖一新，建的非常奢侈华丽。朱元璋得知后立即撤了他的职，并把他调回京师，后死于回京途中。以上均是朱元璋的元勋爱将，只要犯了他的法令，都要伏法。
朱元璋处死驸马都尉欧阳伦一事，尤其能体现出他不徇私情的品质，洪武年间，朱元璋在边境地区，实行茶马互市贸易，主要是用内地的茶叶交换边区的马匹，以供急需。他曾诏令兵部禁止私贩茶叶。但私运茶叶到边境地区贩卖的事情却屡禁不止。驸马都尉欧阳伦不顾朝廷禁令，多次派家奴去陕西偷偷运私茶出边境贩卖，牟取暴利。1397年（洪武三十四）四月，正值春耕大忙季节，欧阳伦派家人周保去边境贩茶，强迫陕西布政司发公文叫下属府州县派车替他往河州运私茶。周保等人所到之处，横行霸道。他们征派民车数十辆经过兰县（今甘肃兰州）河桥巡检司时，周保等人对巡检司官吏拳打脚踢，百般刁难，巡检司小吏忍无可忍，向朝廷告发，朱元璋得知后，气愤至极，他下令处死周保等人和布政司官员，而且将驸马欧阳伦赐死。还嘉奖了兰县河桥巡检司小吏。当时无人不知，欧阳伦乃安庆公主的丈夫，安庆公主是马皇后亲生的女儿，朱元璋平素最宠爱的女儿，欧阳伦已做了十几年的驸马，但是他触犯了法令。朱元璋不顾儿女情长，使之服法处死。这在封建社会是不多见的，也足见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之恒心。
朱元璋整肃吏治的斗争前后进行了二三十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大批贪赃枉法的官吏遭到鞭答、剥皮、挑筋、刖足甚至抄家灭族的惩罚。在《大诰》四编中罗列的案件，仅凌迟、枭首、族诛者就有几千起，弃市以下的也有一万多起。由于诛戮过重。根据记载：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等地的行政官员，从1368年（洪武元年）至1386年（洪武十九年）竟没有一个官吏能做到期满的，他们均未及通考便被罢官或斩首。不少衙门，因被杀的官吏太多，而无人办公，于是朱元璋不得不让犯罪后判刑的官吏，带着镣铐回衙门办公。连许多没有过失的官吏，其中有不少是清官循史和有用的贤才，由于受到两次大案的瓜葛，做了刀下之鬼。
由于打击面过大，用刑过于残酷，使许多无过之官也惴惴不安，久而久之，不少官员为保全家性命，为官不求进取，但求无过，整日唯唯喏喏，无所作为。甚至有的人做官之后，也借口各种理由辞官不仕。如曾为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方略的朱升，曾为朱元璋说降徽州，保全婺州，推荐刘基、叶琛、章溢三位贤人，尤其是在鄱阳湖战役中救过朱元璋的命，明王朝建立后，他又参与制定了各种礼仪制度，其文治武功堪称卓著。
吴元年（1367年）七月，朱元璋自称吴王后，一次宫廷乐队人见，自击石磐，他让朱升辨识五音，朱升错将宫音误为徽音，朱元璋为此大为恼火。朱升很识时务，他明白自己曾在元朝做过官，很容易惹得朱元璋对自己怀疑，1369年（洪武二年），便告老还乡，隐退林泉。又如陈遇，此人天资聪明，精于象数之学，曾在元朝做过温州教授，后弃官归隐。朱元璋占领应天之后，给他官做，他坚辞不受。朱元漳称帝后，曾三次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他又不干。到洪武三年（1370年）时，朱元璋派他到浙江廉察民情，归来后赏赐他大量金帛，并请他做中书左丞，陈遇仍推辞不做。第二年，朱元璋又先后任命他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太常少卿。礼部尚书，他仍然坚辞不受，朱元璋拿他无法，又改让其子出来做官；陈遇又推托说，儿子年幼，学业未成，日后再说，说什么也不做官。其实，朱升、陈遇等人，不是不愿做官，也不是没有这种能力，而是他们头脑冷静，识时务。他们均看到了朱元璋性格猜忌多疑，用刑过滥；为保全身家性命，采用韬晦之策，隐退不仕便是最佳选择。
虽然朱元璋在整顿吏治过程中，存在着打击面过大，用刑过滥等偏差、过失，也确实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但他起到了"整顿一代之作用"的效果。在朱元璋实行的严刑酷法面前，一大批贪官污吏遭到无情的惩处和打击，官场的风气为之改观，明初的吏治日趋清明。这对于社会稳定，经济恢复，明王朝的巩固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连清官海瑞也说："我太祖视民如子，只要有丝毫的侵吞强夺就用残酷刑罚。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的确如此，朱元璋整顿吏治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洪武年间的吏治较元末清明的多，这是有目共睹的。
€€（三）汉武帝不拘一格，任罚有度
汉武帝时期人才济济，朱买臣也是名载史册的一位。他出身贫寒，之所以能脱颖而出，自然得之于武帝不拘一格用人的政策。
朱买臣休妻的故事，为人所熟知。其实根据史书记载，这对夫妻的离异，倒是女方主动。朱买臣家境贫寒，但酷爱读书。他不善治产，只好打柴为生。常常一面挑着柴担，一面诵书。妻子怕人听了笑话，劝他不要诵读，他倒反而提高嗓门。妻子忍受不了这种羞辱，就主动提出离婚。买臣挽留不成，只好同意。
过了几年，朱买臣替上计吏驾车，到了长安。他也像当时许多士人一样，向汉武帝上书，等了许久时日，却没有回音。后来幸亏同乡严助的引荐，才为武帝召见，讲论《春秋》、《楚辞》，得到武帝的赏识，于是拜为中大夫，侍奉皇帝左右。武帝选召文学之士侍奉宫中，组成内朝，以丞相为首的百官就相应成为外朝，国家每有重要政事，武帝就让内朝之士秉承他的意旨与外朝官员辩论。朱买臣以中大夫侍中，自然跻身于内朝之列。一次在辩论置朔方郡的必要性时，他据理辩驳，力讪丞相公孙弘，以此崭露头角。
当时，因为东越经常发生叛乱，朱买臣建议发兵浮海破灭东越。武帝接受这一建议，并特地任命买臣为会稽太守，让他富贵还故乡。朱买臣乘着四匹马拉的专车，来到会稽，官府发民除道，官员迎送，从车百余乘。朱买臣看到前妻子和她的丈夫都在修整道路，就停车让两人坐后车到太守府邸，供给饮食。一个月后，前妻自杀身死。买臣给她丈夫一笔钱，让他妥为安葬。又召见故人和以前照顾过他的人，都予报答。一年后，朱买臣率兵与横海将军韩说等破击东越，因有功，征入为主爵都尉。
汉武帝珍惜朱买臣的才干，将他从贫困无以为生的一介平民提拔为天子的侍从之臣，但当他触犯法律，武帝也毫不予以宽，朱买臣曾两次坐事或坐法免官。后来，朱买臣等丞相三长史与御史大夫张汤争权，合谋排陷张汤，结果张汤自杀。武帝亦诛朱买臣等三长史。
汉武帝在我国历史上可谓明主，他既珍惜朱买臣的才干，但当他触犯法律，也绝不姑息。
€€（四）乾隆帝赏罚分明，宽严相济
将帅在国家中的地位历来是非常重要的，有所谓"将者，国之辅也"之说。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将帅的作用，但一国之将帅并非全是明帅良将，对于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皇帝来讲，是否善于驾驭将帅就成为国家对军队是否能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一环。它的得失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利和国家的安危。清朝的乾隆皇帝在驭将方面可以说是一位杰出的帝王，他为了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和清朝江山的稳固统治，运用"赏固信，则罚亦严"的驭将方法，取得了明显的成就，较好地发挥了将帅的作用。
清朝初年，武功之赏较轻，魏源在《圣武记》中说："国初斩将搴旗，殉难死绥之人，往往仅荫一子入监读书。"对在战争中立有大功的清军将帅，其封赏是有所限制的。如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降清的洪承畴，在清军中任总督、经略，率军从关外杀入关内，镇压江南抗清义军，立下汗马功劳。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受命经略湖广、两广、滇黔，镇压各部农民起义军，收复五省。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攻占云南后凯旋回京，仅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明朝降将中，除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四将外，洪承畴可以算是地位较高，归降较早，立有大功的战将，但得到的封赏的确不算很高。清初其他降将的封赏也大致如此。清军从士卒当中提拔起来的将领，在战争中立有战功，其封赏也是较低的。康熙时期的名将宁夏提督赵良栋，平凉提督工进宝，十八年（公元1679年）出兵参加平定三藩之乱，分兵定秦州、西和、礼县。赵良栋所部进破密树关，克徽县，下略阳，进取阳平关。王进宝军出凤县定汉中，与良栋会师宁羌。一路所向披靡。十九年，复成都。二十年，赵良栋再破叛军，平云南。两将在平三藩之乱中战功显赫，但论封赏，赵良栋却因失建昌之过，以功抵罪被夺官。至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康熙帝"念良栋克云南，廉洁守法纪，复将军，总督原街"。到三十四年才仅授一等精奇尼哈番。王进宝也大致如此，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平定平原、固原后论功，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可见清朝前期赏功封爵有所限制，控制较严。只由于清前期军风吏治较为肃整，将帅治军也较为严格，将士在战场还能奋勇效力。但选将如不能破格拔擢，其封赏不足以鼓励军心，久而久之将帅军士忠义奋勇之心必受其挫。且汉人封五等爵位，又无世袭例，消极影响颇大。
随着清军统一全国，大规模军事行动随之停止，清朝进入繁荣发展的阶段。然而承平日久，则人习宴安，清朝军队开始变得没有朝气，将疲士惰。乾降即位后，边疆叛乱不断，人民起义也相继而起。乾隆善文好武，自称文治武功为古今第一人，为振励戎行，巩固自己的统治，他重视驭将励士，注重明赏严罚，一改过去封赏较低的做法。从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始，概予以汉人封爵位，世袭罔替，追授了一批名将爵位。乾隆四十七年追进赵良栋、王进宝一等伯，世袭罔替。昭木连在《啸亭杂录》里说：
"国初定制，凡旗员阵亡者，荫以世爵，汉员犹沿明制，惟荫以难荫，官及其身已。纯皇念一体殉节而有等差，其制不无偏袒之势，下诏命凡汉员文武各员如有阵亡者皆荫以世，虽微员末吏亦得荫云骑尉。故人皆感激用命，三省教匪之役，殉难以数千计，盖上之恩泽论浃之深也。"
为了明确赏罚之制，乾隆帝在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颁布了《行军简明军律》，严格规定下几十条赏罚条例，用以"整饬戎行"。《军律》阐明："赏与罚，皆为军令所重，兹以军令各条谨加登载，至于计功叙赏，亦有一定之典，所以鼓励戌行，振兴土气。"将士在战场上只要勇于作战，都可获得从赏银到授予世职的不等奖赏。魏源在《圣武记》中论述说："国朝武功之赏，至乾隆而始重。"在用将方面，乾隆帝也是"尤多破格用人，不次拔擢"。最为著名的要数任举、高天喜二将。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固原兵变，夜攻提署。固原游击任举闻乱，单骑诣鼓楼鸣角，叛兵惧而退，追斩十余人，擒四十余人，击败攻城叛军，即擢参将。十二年（公元1747年）征金川，骁勇善战，乾隆帝谕谓："在军诸将犯于瞻对之役，庸儒欺蒙，已成夙习。今别用举等，皆未从征瞻对，无所掣肘，宜鼓励勇往。"总督张广泅也上奏说：在川镇将，忠诚勇于无出任举右者。遂破格拔至重庆镇总兵。前后一年时间，任举由游击升至总兵，可见乾隆破格用将的气魄。任举战死于金川后，乾隆"阅疏为泣下"，并谕："举忠愤激发，甘死如饴，而朕以小丑跳梁，用良臣于危地，思之深恻"。命视提督例赐恤，加都督同知，溢勇烈，祀昭忠祠。以示厚爱之心。
高天喜是乾隆帝一手破格提拔起来的另一位清朝名将。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高天喜以甘州守备，随参将迈斯汉授副将军兆惠击噶尔部于北路，风雪道梗单骑往探，奋欲赴援，为迈斯汉所阻，乾隆诏革迈斯汉职，即以高天喜代为参将，寻迁金塔协副将，再迁西宁镇总兵，授领队大臣。一年之内由守备升至总兵，连跳数级，在明清一代也实属罕见。高天喜在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回疆之役中战死。乾隆御制诗体之，称其为"绿旗中第一人"，"把昭忠词，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乾隆御制赞曰；"爪牙之将，用不拘资，感予特达，授命何辞？百战百进，义弗旋踵，怒则面赤，是为血勇。呜呼！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听磐声，则思死封疆之臣。"爱将之心溢于言表。乾隆帝破格用将，不次拔擢，重封重赏高天喜之例最为典型。在这种重赏拔耀政策下，乾隆一朝涌现出一批打仗勇猛，能征善战的将领，取得了一系列战争的胜利。
乾隆帝驭将，赏固信，罚亦严。对有功之将予以重赏，对于无功败将则处以重罚。平定大小金川之战，总督张广泅以三万清军在近两年时间里仅下五十余碉，进展迟缓，且死伤惨重。十三年（公元1748年）乾隆加派大学士讷亲为经略，至川指挥作战。张广泅与讷亲闹矛盾，各持己见。进攻四月有余，损兵折将，仍毫无进展。乾隆将张广泅、讷亲撤职诛杀，以示军威。此次统兵将帅出征不能努力作战，故意迁延，教训惨痛，为此乾隆帝于十三年针对将帅贻误军机而"刑律内玩寇老师有心贻误，毫无正条"的问题，特意研究讨论增军律三条："一、统兵将帅苟图安逸，故意迁延不将实在情形具奏，贻误军机者，斩立决。一、将帅因私忿娼疾推倭牵制，以致糜饷老师贻误军机者，拟斩立决。一、身为主帅，不能克敌，传布流言摇惑众心，藉以倾陷他人贻误军机者，拟斩立决。"乾隆帝强调："此非朕欲用重典，实以昭示武臣肃纪律而励勇敢。"此三条针对将帅的军律制定后，乾隆帝对于那些再敢"玩寇老师"不努力作战者，坚决严惩不贷。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平定阿睦尔撒纳之战，清将军永常及蒙古王额林沁拥精兵数千，坐视清大臣班第失败而不救，清帝诛额林沁，逮水常治罪，以玉保、达尔赏阿为参赞大臣，分道进攻阿睦尔撒纳。玉保与将军策愣互相推倭，停军不前，致使阿睦尔撒纳逃逸，乾隆大怒，将策愣、玉保撤职，逮拿槛送京师。再以达尔党阿、哈达哈二人代之，而两将军腐败无能，中敌缓兵之计，使阿睦尔撒纳再次逃脱，弘历逮达尔党阿、哈达哈治罪，诏曰：'二臣皆勋贵子孙，袭爵专阃，而因循观望，坐失军机"，尽夺其官，发热河披甲。最后用兆惠平定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
另外，乾隆一朝严惩的败将还有：在回部之役，诛杀将军雅可哈善，参赞哈宁阿，都统顺德纳，提督马得胜。乌什之役，诛参赞纳世通，办事大臣卡塔海。缅甸之役，诛大学士经略杨应据，提督李时升，参赞额尔登额。兰州之役，诛总督勒尔谨，布政使王延赞、王在望等等。经过屡次惩戒，结果"众皆惊惧，每遇战伐，无不致命疆场，罔敢怀敬安之念也。"乾隆帝的赏固信，罚亦严的驭将政策起到了励将奋进的作用。
乾隆一朝武功极盛，大的战役有十次，均获胜利，乾隆帝为此志得意满，夸耀"十全武功"，晚年自号"十全老人"。这十次战役的起因和性质不同，如何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姑且不论。但这十次战役清军之所以最后均获全胜，与乾隆帝实施信赏严罚的驭将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每次战役他亲自遴选将帅，批答奏章，每克一城，都要举行盛大仪式，祭告宗庙，重赏有功的将士，破格拔耀将弁，并在紫禁城建紫光阁，将战役中有大功之臣绘于其上，为其赋诗立传，极尽渲染之能事，以励将帅奋进之心。与此同时，乾隆帝对那些在战场上不能勇敢作战，临阵退缩的将帅；不能和军共济，争功嫉能的将帅；不能遵守军纪，腐败无能的将帅，均严惩不贷。在十次战役中乾隆帝诛杀身为皇亲国戚、王公权贵的高级将领不下数十人，可谓用典严峻。魏源在《圣武记》中总结说："赏不遗贱，而罚不赀贵，故能使将士用命，四征不庭。"乾隆四十九年颁布的《行军简明军律》也说："本朝武功之盛，战必胜，攻必克，所向无敌者，皆由号令严明，赏罚必信故也。"乾隆帝信赏严罚的驭将方法和严明治军的精神值得加以总结和借鉴。
乾隆皇帝赏固信，罚亦严。如此贯彻，确能励将奋进。难怪为此志得意满，夸耀"十全武功"，自谓"十全老人"了。
€€（五）李世民恩威并用
尉迟敬德，原在义军来金刚手下，后归李世民，为唐朝开国大将，广立战功。为人鲁莽骄悍，却又忠正刚直。
一次，唐太宗与吏部尚书唐俭下围棋，唐俭抢先占据有利位置，与太宗发生争执。太宗一时动怒，就下令把唐俭调出中央，贬为潭州刺史。但仍余怒未消，便对尉迟敬德说："唐俭轻视我，我想把他杀了，你替我作证，就说他对我有怨气，出口不逊。"第二天，唐太宗便让尉迟敬德和唐位当面对证，敬德叩头至地，说："我确实没听说过。"唐太宗反复再问，还是这样回答。唐太宗一怒之下把手上的玉板摔碎在地，拂袖人内。过了一会儿，太宗忽命设宴请三品以上高官都人席。席间，太宗李世民面对众臣说："尉迟敬德刚正不阿，今日之事，使三方面都得到了益处：唐俭免去了冤枉定下的死罪，我不致落下个枉杀无辜的恶名，敬德也免得违心地服从我，我有改过自谴的美德，唐俭有重获生命之幸运，敬德有忠正刚直的声誉。这样，三方面都得到益处。"唐太宗便赏赐尉迟敬德千匹缎子，大臣们都向太宗祝贺。
尉迟敬德依仗自己有功，便骄傲放纵自己，经常盛气凌人，招致同僚们不满。曾有人告他谋反，唐太宗倒不轻信，找来问询是否当真。敬德说："臣随陛下讨伐四方，身经百战。如今幸存者，只有那些刀箭底下逃出来的人。天下已经平定，巨子会谋反吗？"说着把衣服脱下扔在地上，露出身上的累累伤痕。唐太宗李世民感动得老泪横流，好言好语安慰敬德一番。
但尉迟敬德骄纵成性，毕竟难改。一次太宗大宴群臣，尉迟敬德和在座的人较短长，争论谁是长者，一时性起，竟然殴打了白城王李道宗，弄瞎了道宗的一只眼睛。皇上见敬德如此放肆，十分不悦而罢宴。唐太宗便对敬德说："我要和你们同享富贵，而你却居功自傲，多次犯法。你可知古时韩信、彭越如何被杀？那并不是汉高祖的罪过。"尉迟敬德这才有些惧怕，从此以后，行为才有所收敛。
尉迟敬德这样骄横却又正直的人，必须施之以恩，使其感动，但必须抓住其弱点，给予其适当的恫吓，起到威慑的作用。为感慨唐太宗李世民驯服悍臣尉迟敬德之事，有诗叹曰：居功悍将气凌人，明主恩威驯莽臣。巧借韩彭喻今古，尉迟醒梦汗淋淋。
像尉迟恭这样的武将，虽正直不阿，但也往往有行为粗暴头脑简单的缺点，根据其性情因势利导，施法威慑，还是必须的。唐太宗自然用得恰如其分。
€€（六）曹操御人有方
曹操御人术虽有多种，而赏罚分明得当，则为重要方法之一。
曹操历来坚持有功就赏，有罪就罚，一视同仁，不分贵贱。汉末十八路诸侯共讨董卓时，董卓勇将华雄连斩联军数员大将，诸侯中无人可敌。此时，尚为平原县令刘备手下一名马弓手的关羽挺身请战。袁术当即怒斥，命人赶出。而曹操却说："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结果，关羽片刻间便提华雄头进帐报功。接着，张飞鼓动诸侯乘势进兵杀人关中以活捉董卓，袁术仍怒喝："量一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赶出帐去！"此时，曹操再次反驳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
曹操动用赏罚手段时，往往赏多于罚。部下只要有功，必给相应奖赏，而且针对不同的人、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奖励。曹操在庆贺铜雀台建成时，进行比武活动，为了增加喜庆气氛，竟设法搞了一次人人获胜、人人有份的物质奖励。在与李催交战中，许褚连斩二将，曹操即手抚许褚之背，把他比作项羽手下的猛将，激动地称赞说："子其吾之樊啥也！"当荀弃袁投曹后，曹操见其才华出众，当即把他比作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高度赞誉说："此吾之子房也！"一次，在与关羽交战中，徐晃孤军深入重围，不仅获胜，且军容整齐而归，秩序井然，曹操当即把他比作汉朝的名将，大加赞赏地说："徐将军真有周亚夫之风矣！"曹操引用历史上杰出人物作比，对部下及时给予高度评价，这种精神鼓励，实际上超过任何物质奖励的作用。
曹操特别重视奖惩手段的诱导教育作用。这不仅表现于自己部下，也表现在他对于敌对营垒将土的处置方法上。曹操特别敬佩关羽"事主不忘本"的忠义精神，当关羽得知刘备下落，立即封金留书而去，曹操则对部下说："不忘旧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袁绍谋士沮授被俘后，明确表示不肯投降，曹操越发以礼相待，后沮授盗马私逃，操怒而斩之。沮授临刑而神色不变，操则后悔地说："吾误杀忠义之士也！"命以礼厚葬，并亲笔题墓："忠烈沮君之墓。"与此相反，对卖主求荣者，曹操则一向深恶痛绝。曹操部下侍郎黄奎与马腾勾结欲刺杀曹操，与黄奎之妾私通的苗泽向曹操告密，使操擒获了黄奎和马腾，曹操不仅不赏赐苗泽，却认为苗泽为得到一个妇人，竟害了姐夫一家，说："留此不义之人何用！"终将苗泽与黄奎之妾一并斩首。
奖惩自身并非目的。受奖者，励其用命之忠，使之感恩戴德，更加效力于己；受惩者，责其背义之行，臭名披露，用以儆戒部下深思。这可谓曹操用人的独到之处。总观蜀、魏、吴三国，虽各有杰才，但以魏国人才最多。集拢在曹操手下的谋臣不胜枚举，而且这些人，一旦投到曹操手下，便不仅能够各逞其才，而且皆能死命效力，少有叛变离心者。
汉末，群雄逐鹿，就人格"魅力"而言似乎曹操留下了更多耐人寻味的话题。其中最为后人乐道的就是他唯才是举论，统揽天下英雄，尽入我斛。但怎样使用，又见出他技高一筹。
€€（七）***的管人点滴
人对批评的接受程度与批评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不注意方式，则撼山山不动，震虎虎不惧，徒劳无功，甚至会起反面的效应。
作为领导者，不仅要善于处理和上级观点一致时的上下关系，还要善于处理和上级观点不一致时的上下关系，这就需要下级领导者识大体顾大局。
@@@1.总理训人方式多
***作为一位深受人们爱戴的领袖人物，一般人认为，他一定总是以温和的态度和下级接触，在谈笑中解决问题。但是，他并不是一团和气的好好先生。***在调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时，历来反对那种无原则的调和主义，主张正确运用批评这一思想武器，他对部属从来都是严格要求，该批评的批评，该帮助的帮助，从不因为怕影响与下级的关系，而降低标准，放松管理，对错误从不姑息迁就，敢于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为人民的利益修正错误。
（1）坚持原则
对原则问题，领导者态度坚决，批评严厉，既显示了领袖的人格威慑力量，又具有很大的刺激和警策力，使批评的影响持久而深远。相反，如果领导者畏首畏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暧昧不明，就必然会挫伤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并失去他们的爱戴；同时，使犯错误的同志也难以痛改前非，而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65年5月间，《人民日报》刊登了***和陈毅出访印尼等四国归来受到热烈欢迎的照片，这是《人民日报》社摄影记者自己拍的照片，但发表时又裁去了一些民主人士和女同志的形象，并用剪贴的办法移动了欢迎人站立的位置，对此，***非常生气。他批评指出，《人民日报》社没采用新华社发的经过陈毅副总理看过的照片，而且错误百出。他说，这件事情不能只从技术上来看，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因为这次少奇同志出访四国意义重大，回北京时的欢迎场面是我亲自同中央有关同志商量安排的。去欢迎的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并且特意组织一个"满堂红"的大幅照，以充分体现对这次出访成功的支持。《人民日报》社任意裁去一些民主人士，就违背了这种精神，缺乏政治敏感。《人民日报》社又把特意安排的女同志裁去了，表现出政治观念薄弱，有大男子主义味道。《人民日报》社把原来照片中各人站的位置擅自挪动，甚至把人头像剪下来挪动拼贴。***严厉地指出："这不是叫人头搬家吗？"这是弄虚作假，"我们党的新闻事业不允许弄虚作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实事求是。"
1971年的"9·13"事件，***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一事件影响巨大。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此事对外绝对保密。当时，我国驻苏大使馆察看现场后，派二秘孙一先回国向总理汇报。同机返回的还有中建公司的几位同志。总理让符浩到机场去接，符浩把孙一先接到招待所，而让中建公司的贺喜同志回家，嘱咐他绝对保密。当晚***听符浩汇报情况。大家坐定，***问："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谁？"符浩回答还有中建公司一位同志，已经回家。没等他说完，***的脸色一下沉下来，双眉猛然一蹙，厉声打断他，问："你当过兵吗？"***对符浩非常了解，知道他是行伍出身，洁问一个行伍出身的人"你当过兵吗？"这批评够严厉的了，其分量比"你不应丧失一个'兵'的警惕性"之类的话更严厉！
现实工作中，我们却经常感到批评难，作自我批评也难，怕伤害了感情，影响了关系。有的人实行。"多栽花，少栽刺"的原则，使自由主义泛滥，严重腐蚀了党的肌体。其实，出以公心，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批评，不仅不会伤害同志，影响团结，而且还会增进上下级之间为共同目标努力奋斗的革命情谊，真正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2）贵己正人
50年代中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与中国签订了中德友好互助条约。在他访问期间，***曾召开国务院会议，报告两国总理会谈情况。会前，***嘱咐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今天的会议不要报道。"第二天，***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作了报告。会议决议，特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授权他与德方签订中德友好互助条约。会议结束后，记者照往常的做法，发了一条新闻。按国际惯例，两国签订条约，要经双方约定时间，同时公布。现在条约尚未签订，我方在消息中已透露了中德两国签订条约的事，这是对对方的不尊重。***在第二天阅报时，见到了这条消息，他立即打电话给陪同民主德国总理到沈阳访问的中国同志，请他向客人表示歉意。下午，***在政务繁忙之中，把有关领导同志和记者都找到了中南海西花厅他的办公室开会。他把这条错误报道作为"麻雀"进行解剖，以便从中吸取教训。他听了记者写稿子经过的汇报后，先作自我批评，说他只在国务院会议上提醒了记者，却没有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向记者作交待，这是自己的疏忽。当事记者听了，深受感动，内疚不已。***接着指出了这条新闻错在什么地方，错了会造成什么影响。并说，报道有关他的重大活动，应该告诉他一下，不是他这个人要如何，而是出了错误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坏影响。***又对新华社领导人、总理秘书和其他同志，一一指出自己应持的态度，应负的责任和应接受的教训，大家听了***的批评，既认识到了事情的严肃性，心情又非常舒畅，都感到上了一堂生动、深刻、形象的如何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教育课。
因为***并没有简单地训人，在批评对方时把自己摆了进去，批评与自我批评并用，意见虽然尖锐，但态度诚恳，对方容易接受，批评的效果当然好。
（3）严慈相济
***批评人，对人严格要求，不是为批评而批评，批评不是目的。目的只是为了激励人，把工作做好，因此，***非常注意批评的善后工作，"严""慈"相济，严辅之以慈，并通过慈使严为人所接受；慈融于严中，并通过严使慈神圣化。
1952年，在莫斯科，周思来在审阅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以便提供援助的"一五"计划（草案）及总说明等几本小册子时，发现一份数字对不上。他立即打电话严厉批评了计划综合工作的同志："像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允许！一个年轻人要对自己经手的工作，绝对地负责任。"
第二天，***来到代表团驻地看望大家，在午餐桌上，他亲自斟满两杯酒，走到批评过的那位同志面前，递给他一杯，慈爱地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现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就这样，一席话一杯酒，一下子就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沉闷气氛。
1957年4月，***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有一项议程，涉及到一机部的工作，但由于一机部部长黄敬缺席，不得不临时停止这项议程。为这事，***当着国务院全体组成人员的面批评会议科的工作不细致。他说，现在我们党正在整风，会议科也要在这次整风中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会议结束后，大家在餐厅吃饭，会议科的同志收拾会场上的文件。***处理完文件之后，最迟一个走进餐厅，想等会议科的同志一同吃饭，由于会议科受到批评，大家都不想吃饭了，就对服务员说，我们不吃饭了，请总理不要等了。服务员去后又回来说：你们快去吧！总理说你们不吃，他也不吃。别让总理久等了。于是，会议科三位同志便进了餐厅。只见***一人坐在一张餐桌旁，把他们的饭都盛在碗里等着。他们坐下来一句话未说，光低头吃饭，也不吃莱。***觉察出他们的情绪不对头，便劝说他们不能光吃饭，还要吃菜呀。他一边向他们碗里夹莱，一边问，你们想不想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大家一齐说：当然想。***说：好，你们既然想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为什么吃饭不细嚼慢咽？像你们这样吃法，把胃口吃坏了，还能为人民服务吗？当一位同志很快吃完碗里的饭，站起来要走时，***说：怎么吃这么少？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吃得多呢！是不是我在会上批评了你们，在生我的气呀！另一位同志回答说，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影响了总理的工作。***关切地说：你们的工作量不轻啊，我经常看到你们加班加点，很晚才休息。最近提到会议上决定的事较多，每周开两三次国务会议，给你们增加了工作量，你们要注意身体。几句话说得会议科的三位同志心里热乎乎的。餐桌上沉闷的气氛没有了。
一般说来，人们在听到批评时，总不像听赞扬那样舒服。受到赞扬总令人愉快，会给人一种惬意的感受。而批评会使人有不同的反应，有人会努力奋进，有人会心灰意懒，也有人会恼羞成怒，而领导者在工作中又免不了批评下级的缺点、错误，但如果领导者既善于批评又巧于善后的话，效果就不同了。也就是像***那样，一方面，注意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批评方式。如对领导干部和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开诚布公、诚实、坦率的态度，毫不掩饰地直接进行批评。而对一般群众、民主人士他则常常以间接、委婉的批评方式，达到既不伤感情，又能使人改正错误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巧于善后，***批评人，不只痛痛快快批一通就完事，而是在批评完了之后，关心他们，体贴他们，鼓励他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解决，这样批评的效果就特别好。所以，***批评人，总是一方面让人感到一种威严，同时又感到亲切，一种关怀之情融于其中。因而，虽然是批评，也让人感到温暖、振奋！
人对批评的接受程度与批评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不注意方式，则撼山山不动，震虎虎不惧，徒劳无功，甚至会起反面效应。
@@@2.代人受过，迂回批评
***对待下级宽厚诚挚，和蔼可亲，但决不是一团和气，而是有着严格要求。他对同志的缺点错误总是及时进行批评教育，毫不含糊。这种批评教育的方式多样，方法得体，有时谆谆说理，有时晓之以情；有时严肃严厉，有时和风细雨；有时公开直接，有时婉转迂回，都是抱着与人为善的至诚，使人心悦诚服，效果显著。
严正。有个时候，国务院一些部长频繁出国，缺乏周密的准备和明确的目的性，劳民伤财却收效甚微，影响很坏。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公开严厉批评说："有的部长上任没有几年，出国去的地方比我还要多，但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出国考察要注意实际效果，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无效劳动，造成浪费。"
对于有的情况，***不仅公开批评，而且当场纠正。1962年***亲王来华访问，离京时，***等到西郊机扬送别。这时，中国足球队与印尼足球队正在先农坛举行出线比赛，在当时是一次难得的一饱眼福的机会。当***的座机刚一起飞，我国一些参加送行的人，包括许多将军急忙自行散开，各自找车，准备离开机场。***对这种情况很生气，立即让人通知机场门口，一个人也不放走，都叫回来。等飞机绕场一周飞走，送行的外交使节离开后，他把那些高级于部招呼在一起，生气地对他们说："你们怎么搞的，没有一点礼貌。各国外交使节还在那里，飞机还没有飞远，客人还没有走，你们先走了，大国这样对待小国客人，不是搞大国主义吗？"他严肃地问道："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首长没有走，下边都走了，行吗？"这次训话，足足有一刻钟。最后他亲切地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去看足球，好吧，咱们一起去吧！"当天下午，他又把礼宾司负责人找去，指示在《礼宾工作条例》上加上一条，即今后到机场为贵宾送行，需等到飞机起飞，绕场一周，双翼摆动，三次表示谢意后，送行者方可离开。
对这类带倾向性的问题，这种公开严肃的批评，不仅能教育本人，而且能起到"刹风"的作用。
婉转。1952年，***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谈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项目问题。抵苏后，他把有关人员集中起来，逐字逐句讨论修改"一五"计划的草稿，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定稿付印前，又专门叮嘱一位同志负责最后校核。当***发现核对后的稿子仍有差错时，并未直接批评校对的同志。第二天，***来到代表团住地同大家共进午餐时，特去和这位同志碰了杯，笑着说："罚酒一杯吧！"既亲切，又严肃，批而不露，使这位同志负疚而不觉得难堪，收到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效果。对于自觉性和自尊心较强的同志，对其一般性差错，用不着板着面孔数落一番，只需婉转地一点，或作点暗示，使其领悟到就可以了。
迂回。拍摄影片《五朵金花》时，一位白族姑娘歌唱得十分动听，可是外貌不十分漂亮，导演就只让她配音演唱，而没让她参加演出。***知道这一情况后，没有直接批评导演，而是自己向这位白族姑娘道歉，说不让她参加演出是不妥的。***代人道歉的事，传到了这位导演的耳中，使他深为感动，不由深思自省。后来，***见到这位导演时，又十分和蔼地向他指出问题所在。他对导演说："为什么做工作不从政治上考虑呢？你这样做多伤兄弟民族的自尊心啊！今后一定首先要从政治上考虑。我们不仅要反映少数民族的生活，同时还有责任为少数民族培养他们自己的演员。"
***代人道歉，实际上是对这位导演的批评，不仅使那位白族姑娘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数民族的无比关怀，而且对那位导演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使他体会到了***处理问题的周到细致和真正关心人的诚意，收到了直接批评所不能收到的效果。
理喻。批评同志不能以势压人，应该以理服人。把道理讲深讲透，做到使人心服口服。1954年4月，***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被负责新闻工作的熊向晖同志拒绝了。事后，他报告***并建议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说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这里制造"两个中国"假象。***听了蹙了蹙眉头，思考一下，觉得他这种看法和作法欠妥，于是向他耐心地说明了以下道理：第一，***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所坚持的只是一个"中华民国"。第二，美国顽固派支持***，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第三，***集团派中央社记者来日内瓦，是因为对这次会议很不安，是为了便于实地观察，不是为了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因此，把人家拒之门外，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他的记者证，于情于理不合。
熊向晖听后，觉得***说理充分有力，当即认错，并检讨说，我不经请示就把人家拒之门外，这是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
***并未因为他接受了批评、承认了错误就完事了，而是针对熊向晖把问题提到了组织性纪律性错误的高度，又作进一步的剖析。他指出，我是从政治角度提醒你，没有说组织纪律性的错误。当然，组织性纪律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事事都要请示，那叫不负责任。重大的没有先例的问题，应当事先请示。有时来不及请示，就需要当机立断，但要断得正确。
接着，***又从他所处的领导地位承担了责任。他说：这次到日内瓦来，你也作了预案，但你没有设想国民党的记者到日内瓦来。你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所以我也有责任。现在不是追究责任，工作中难免有失误，有了失误就要认真吸取教训。如果有了失误，就追究责任，会弄得人人自危，不利于开展工作。
最后，他没有否定"两个中国"问题的存在，而是交代熊向晖，要其就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问题作出具体分析，区别不同情况，找出处理办法。
***对问题解剖得如此深刻、具体、人情人理，使熊向晖心服口服。
正己。对干部队伍中某些带倾向性的问题。***除了从口头上进行批评教育外，特别重视自己做出表率。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带动别人，实际上也是对越轨行为的无声批评，其效应是正面批评无法代替的。
当***了解到了有些领导干部带着夫人、孩子到地方出差开会，所有住宿、伙食、交通费用皆由地方政府支付时，很生气。他在全国交际接待工作会议上，恳切地告诉各省来的代表，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责，都要给本人出具帐单，由客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
***要求干部廉洁奉公，首先是从自身作起的。他历来公私分明，不搞特殊化，不揩公家的油，不收受礼物。他经常到各地视察工作，不住高级宾馆，不准迎送，更反对前呼后拥，特殊款待。
有一次到沈阳，省、市负责人安排他住当时最高级的北陵休养所，他坚持要住辽宁大厦，并且点名要吃高梁米饭和玉米面饼、玉米碴子粥，给他加两个菜也不同意。到鞍山视察时，正好建成一座比较高级的房子。鞍山的同志们想让总理作为第一位客人，住这所房子。***不仅不同意住，反而严肃地批评说："现在是困难时期，我不能为你们开张，应该关闭。"从此别的领导人也就不好意思去住了。直到人民生活条件普遍改善后，这座高级房子才开始启用。
困难时期，青海省政府从青海湖里捕捞了一些鱼，派车专程送到国务院。***知道后，专门给青海省政府打了电话，对这件事提出批评。他又考虑到如果把鱼退回青海，路途往返多日，鱼会变质，便指示后勤部门把鱼买下送给幼儿园的小朋友，改善伙食。***的家乡江苏淮安县的县委书记来京开会，带来一包他最喜欢吃的面食"做子"，***同意收下，但按价付了钱和粮票。***这种清正廉洁的作风是一贯的，时时事事体现在他的行动中，为广大干部做出了榜样，同时也是对那些公私不分、揩公家油的不正之风的有力鞭挞。
于己无关之错，自己代人受过，要收到迂回批评之效，又显出自身度量，暗中提高了自己的威信。
@@@3.危机关头，总理顾全大局辞职
***在处理与共产国际这个特殊上级的关系的事实，就充分体现了***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高贵品质。
1930年，***、瞿秋白按照共产国际7月指示信，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了李立三冒险主义的错误，稳当妥贴地使中国共产党转好了这个弯子，端正了方向，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气氛，全党可以再图恢复和发展了。
然而，就在中共中央8月1日、3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送到莫斯科后，共产党国际执委会对于李立三在会上的讲话中说到要把苏联卷人战争等内容，十分恼怒，一反前态，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并于10月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指责李立三是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反国际路线，进而批判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这样，***、瞿秋白一系列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措施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就处在了被批判的地位，正确变成了错误，忠实贯彻共产国际的7月指示信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所受的委屈够大的了，然而，还没完。共产国际的10月指示信，中共中央是11月16日收到的，而在此之前，王明就通过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盛荣、陈昌浩获知共产国际对立三错误和中共中央的新看法，于是王明一改原先支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态度，认为时机已到，大有可为，在党内发动一部分人与中央对立，攻击党中央和六届三中全会，制造派别斗争，搅乱党的思想和组织，并和何孟雄、罗章龙等联合一致，提出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因而，***的工作更加困难。
尽管***认为前段工作是实事求是、正确的，但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仍承担了责任，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是"取了调和态度"，但申辩说："三中全会一般地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会议对王明等反中央的宗派活动进行抵制，批评他们先于中央知道10月来信的内容后，不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和请示，却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立三路线问题和调和问题，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然而，王明由于有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反中央的活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厉害，中共中央已不能有效地对全党实行领导。***到处谈话，做工作，还是不能平息风波。王明一伙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地对准瞿秋白、***，企图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当时党确实陷入了一场即将分裂的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一旦出现这种分裂，后果不堪设想。此时，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分裂，成为当时党面临的全部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看到了这一点。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误解和泼来的污水，他没有再做什么辩解，不是去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忍辱负重，竭尽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他为避免党的严重分裂，一方面承担了所谓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责任，并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对于王明反对中央的非组织活动，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要求党员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来做工作，不允许采取搞分裂的方式。他努力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劝他们不要义气用事，而应转变态度，在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避免党的分裂，帮助党渡过难关。出于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的考虑，***还和瞿秋白一起请求退出中央政治局。
然而，对于***、瞿秋白的辞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采取了拒瞿留周的方针。米夫说：对***是要批评，但不是要他滚蛋。王明也就宣称：为的是实际工作便利和给***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不是米夫、王明对***的偏爱，而是党的工作离不开***，***在党内的威信使他们不便抛开***。正如六届四中全会上有的人发言说：***是党内的人才，他的艰苦耐劳的精神，他在军事上、组织上的才能，是否还有第二人呢？
***的辞职未获批准。瞿秋白对他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为了党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处境维艰，***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忍辱负重，继续工作下去。当时，立三错误已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党亟须稳定团结，再图恢复，而王明等人又搞得党内一片混乱。由于王明等人上台，有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党员十分不满，自动离党了；有些党员动摇了；有些党员变得消极了。在此严重形势下，***内心充满苦闷，为了党而拼命苦干。有他在，由于他的威望，一些党员才认为党中央是真的中央而留在了党内。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尽管自己处境艰难，、他仍然发言指出：如果认为"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是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因为站在派别观点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允许的。"他极力保护和团结尽可能多的同志，使党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等非法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对此，***又做了大量工作，找他们谈话，要他们立即停止分裂党的活动，承认错误，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并告诫他们，分裂党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经过艰苦的努力，党终于从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中摆脱了出来。在1930年这段极其复杂艰难的历程中，***用自己的政治生命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表现出他坚强的党性。1972年，***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仍痛定思痛地说：那时的情况已是中央破产。党内分裂，自己工作得焦头烂额，舌敝唇焦，当时的心情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作为领导者，不仅要善于处理和上级观点一致时的上下关系，还要善于处理和上级现点不一致时的上下关系，这就需要下级领导者识大体顾大局。
€€（八）***的管人歪念
作为一统率千万军队的统帅，如何方能更好地去管理下属。而***运用了有效的方式方法使部将为其卖命，也不愧为一妙法。说为一歪念，但能让其部将归身于己，真也难能可贵。
@@@1.巧施小惠大法
***有一个小本子，里面记载着师以上长官的字号，籍贯，亲缘及一般人不大注意的细节，凡是少将以上的长官他都要请到家里吃饭，四菜一汤，简朴之极，作陪的往往只有蒋**，采用这种不请别的陪客的家宴方式显得更加亲热。
***请部属吃饭后，总要合一张影。他与***有一张合影，***先生坐着，他站在孙先生背后，他与部属合影也摆个模式。他常对部属说："叫我校长吧！你们都是我的学生。"如果不是黄埔学生，他也很慷慨："哦，予以七期登记吧！"这样就提高了部属的身价。
***给部属写信，除了一律称兄道弟外，还用字号，以示亲上加亲，他很懂得人情世故。
***不仅熟记部属的名号、生辰、籍贯，而且对其父母的生日也记得很准，往往在他提起某将父母的生日时，使该将受宠若惊，十分激动。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雷万霆调任他职时，***召见了他，***说："令堂大人比我小两岁，快过甲子华诞了吗！"雷万霆一听，眼泪都快出来了，颤抖着说："总统日理万机，还记着家母生日！"
***说："你放心去吧！到时我会去看望她老人家，为她老人家添福增寿。"
雷万霆自然死心塌地就成了蒋的心腹。
当杜聿明在徐州为***打仗卖命时，***从小本子上查到了杜母的生日，他立即命令刘峙在徐州举行仪式，同时又令蒋**亲赴上海，送去了10万金圆券的寿礼，并且在上海举行隆重的仪式。这个消息传到徐州，杜聿明十分吃惊，因为陈诚因病去台湾疗养，***才批5万！
***如此厚待杜聿明无非是让杜为他拼命死战。
***对部属很能具体对待，爱官的给官，爱钱的给钱，爱地盘的给地盘。像陈布雷这样不爱官，不爱钱的旧知识分子，他又区别对待，在陈布雷50岁生日时，为陈书写"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个大字，并附书："战时无以祝寿，特书联语以赠，略表向慕之意也。"
***这一招起到很好的效果。"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字出自诸葛孔明的名言，陈布雷接到***亲书的这八个字，感慨万千。他常说："蒋先生给我这八个字，使我特别感奋！淡泊为立身之本，宁静为处世要着，淡泊则与世无争，宁静则坚忍不拔，和我平日自勉正直平凡相表里。能守正，则不致为环境所左右，他物所引诱，自然宁静；甘平凡，则透彻了解本身之能力志趣，以谋对国家社会作适当的贡献。"
平平淡淡的八个字，使陈布雷认为***对他："知其最深。"
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信条。陈布雷正是奉行这一信条，兢兢业业为蒋效力，在蒋家王朝日落西山时，陈布雷以自杀表示了他对蒋的忠诚。
即使在遗书中陈布雷还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担，以期无负教诲。……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
***十分重视网罗社会名流，他赞成刘备三顾茅庐得到孔明。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的亲信黄郛向蒋推荐了杨永泰，黄对***说："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我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
***立即约见杨永泰，二人纵谈国内外形势，分析统一的谋略，杨洋洋万言。深得蒋的赞许，蒋则以为遇到了天下奇才，心中暗喜。
蒋请杨作为自己的智囊，杨再三推辞，蒋效法刘玄德三顾茅庐，才请出杨永泰。
杨永泰出任蒋幕僚长，蒋以宾师之礼待之，事无巨细，都与杨相商，言听计从，二人常常彻夜长谈，如晋桓公遇管仲一样，如鱼得水。杨永泰得蒋知遇，十分感激，死心塌地为蒋出谋划策。
杨永泰的大红大紫，引起陈立夫cc系的强烈不满，陈立夫的"中统"勾结"军统"将杨枪杀于武汉。
杨永泰临死之时，左右问其遗嘱，杨永泰说："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去复何恨？所可惜者，有志未遂。国祸方长耳"。
***用人唯亲，一看是不是黄埔系，二看是不是浙江人，杨永泰既不是黄埔系，又不是浙江人，并且在***打天下时（1928年以前）未立下任何功劳，竟也被重用，这说明蒋在用人方面也是很狡猾的。
***不是军人材料，却有政治家的风度，就用人方面，很有一套，收买人心，别具一格。他不仅熟记部下的生辰、籍贯，对其父母的生日也记得很准，这种感情投资方式真是高明。
@@@2.善于旁敲侧击
陈明仁少年得志，心高气做，得罪了上司蒋鼎文。官司打到***那里，尽管蒋对他恩宠有加，但禁不住谗言伤人，他还是遭到了冷落。
惠州战役后，有些人看到陈明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连升三级，颇得***器重，便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接近他。当时，陈明仁所在军中有一位热心人，得知国民党一位要人的女儿想找个年轻军官，便征得***和那位要人的同意，去给陈明仁做媒，以为陈一定会惊喜万分，谁知陈明仁无动于衷，坦然相告自己已有妻室，并明确回答说："我是陈明仁，并非陈世美。在其它事情上我可顺应蒋校长的意思，这种事情上却断难从命。"
为免却这一类麻烦，陈明仁很快将妻子接到军中，手把手地教她写字写信，翻译电报，使她不但成为知书达理的好管家，而且还是自己工作的好助手。***得知此事，非但没有怪罪，反而更喜欢陈明仁了。这以后，陈明仁更加春风得意，1931年不到30岁就当上了陆军第三师独立旅少将旅长兼郑州警备司令。
但少年得志，也使得陈明仁心高气做，得罪了一些人，为此他受到一连串挫折。中原大战中，他以一旅胜三师，创出"奇迹"，但由于顶头上司、师长陈继承对他不满，报到***那里的还是"骄傲犯上，不听指挥"。据说原来***拟提升他为八十九师师长，经陈继承这么一说，只任命他为第八十师少将副师长兼二三八旅旅长，直到参加围剿红军的七里坪和新集两次战役后，他才被提升为第八十师中将师长。在师长任内，他又得罪了当时的东路"剿匪"总司令蒋鼎文，受到更大的打击。
1933年11月，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陈明仁的亲信、军需科长温汰沫在闲谈中无意说了些同情福建方面的话，被蒋鼎文暗派在军中的密探报告。蒋鼎文早已对陈明仁的傲气不满，想借此机会打击陈明仁的气焰，所以指名道姓要陈明仁将温汰沫扣押送往总部审处。陈明仁不予理睬。后来，蒋鼎文借口视察部队，来到陈明仁师部，要亲自过问温汰沫的事。陈明仁大兴其火，冲着蒋鼎文派来找他的参谋人员嚷道："我陈明仁天不怕地不怕，这场官司可以打到蒋主席那里去！"不久，蒋鼎文指示，将一批"想潜伏在军中做军运工作"的被红军俘虏后又放回来的官兵全部"断然处置"，陈明仁没有照办，又让蒋鼎文抓住了大把柄。蒋鼎文立即向***报告说，陈明仁不把那些人斩草除根，将使军队严重赤*，建议将陈明仁撤职。不久，陈明仁接到蒋介右的电报："八十师师长以副师长陈琪调升。陈明仁来见。中正。"
陈明仁办理完移交手续，怀着不安的心情上庐山见***。但出乎他的意料，见面后，***不仅没训斥他，反而向他含笑点头，和气地问他一些家庭琐事，又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陈明仁素来爱学习，并对蒋倡导读的《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等很有心得，所以与***谈起这些来，对答如流。***很高兴，亲切地对陈明仁说："子良呀，你还应该好好学学《剿匪手本》啊！我知道，在黄埔军校时，你只潜心钻研战术技术，既未受马列主义影响，又对孙文主义不感兴趣。当个下级军官能冲锋陷阵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身为将领就不行了啊！这次调你回来，是想让你继续深造，到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他稍为停顿了一下说："就编在第三营任营副。"临走，***又给了陈明仁5000元"特支费"。
陈明仁到军官训练团报到后，发现参加学习的都是校以上军官，还有一些师长、军长级将官，而自己居然被任命为营副来管他们，可见蒋校长对自己真是恩宠有加。可是，他没有想到，等待他的，却是另一番"恩遇"。
庐山受训快毕业时，陈明仁从湖南同乡、黄埔同学黄杰那里听说，***要他到第二师去当参谋长，这实际上是一种贬谪，黄并告诉他这是蒋鼎文走了"夫人和蔡妈"路线的结果，希望陈明仁也走走这条路，或许还能有转机。
"夫人"当然是宋美龄，"蔡妈"是宋美龄自娘家带过来的梳头娘，由于深得来美龄宠信，便有了相当大的权威。陈明仁心高气傲，自恃能征惯战，屡建奇功，怎肯低头拜在夫人和佣人名下！后经好友再三劝说，才勉强去拜见夫人。宋美龄没做任何实质性回答，只是以柔和温婉的语气安慰了陈明仁一番。陈明仁感到自己像一只风筝，一下从云端跌到了地面，他委屈、愤恨，但也无奈，只得暂去上任。蒋鼎文仍不甘心，又通过蔡妈，传了许多不利于陈明仁的话到***和宋美龄的耳朵里，加上陈不甘屈居师长之下，因此没过多久，参谋长也当不成了，一直被冷落了好几年。
陈明仁少年得志，心高气傲，得罪上司仍不自如，面对委婉的暗示批评无动于衷，终遭冷落。
@@@3.感恩知遇
何为c.c.
其由来两说并存：
其一：1927年8月，***下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被桂系军阀把持。陈果夫为反桂拥蒋，以留在上海的部分党政干部组成"中央俱乐部"，英文译为central club，简称c.c.
其二：陈字的英文音"chen"以字母"c"打头，故以c.c.代表陈果夫、陈立夫。以二陈为首的派系即称c.c.系。
陈氏兄弟对c.c.的称谓非常恼火。陈果夫曾气急败坏地否认说："我的性格不会用外国字来组织自己团体的。"然而，不论"c.c."属于哪种含义，以二陈为首的政治势力的存在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它应蒋家王朝的建立而生，又随其在大陆的垮台而消亡，是***22年独裁统治的一大支柱。身为c.c.系的"掌门人"，二陈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陈果夫，名祖焘，字果夫，1892年10月27日出生于浙江吴兴一个商人家庭。他的同胞兄弟陈立夫（名祖燕）小他8岁。他们的叔父陈其美是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被***称为一代"人杰"的著名革命党人。他们兄弟即是由于陈其美的关系，而受到***的信任和重用。
***与陈其美有着"安危同仗"、"生死与共"的患难经历，他在革命队伍中崭露头角，即得之于陈其美的"诱掖之功"。他们相识在20世纪初年反清革命志士云集的日本，陈其美介绍这位浙江同乡加人了同盟会，并为其引见，与革命党领袖***相识。当时，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之中，陈其美、***奔走于日本与上海之间，开展革命运动。在艰苦的环境中，二人"患难日迫，感激日深，几不知复有尔我之分"。辛亥革命爆发，陈其美在上海举义，***闻讯由日本回国，受陈的派遣，参加了光复杭州的战斗。随后，***回到上海，在已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手下任沪军第5团团长，并与其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由此论之，***便与二陈有了叔侄关系。
辛亥革命时，陈果夫正值弱冠之年。在陈其美的影响下，他于1911年3月正式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陈其美策动南京响应，陈果夫与其所在的南京陆军第四中学的同盟会员们积极筹划南京起义计划，后因形势发生变化，他与另两位同学到上海请示办法。时闻清军由京汉线攻打汉口，形势对起义军不利，陈果夫等乃遵奉宋教仁的嘱托，赶赴武汉助战。汉阳失守后，陈果夫东下上海，按陈其美的指示组织招待所，联络陆军小学、中学的同学，分别介绍到各起义部队。就在这戎马倥偬的冬日，陈果夫在陈其美的病榻前第一次见到了正在商谈起义事宜的***。他后来忆及此事时说："蒋先生威毅稳重的风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非常深刻。"
刺杀宋教仁的枪声，粉碎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袁世凯的幻想。***揭橥二次革命的大旗，兴兵讨袁。陈其美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果夫奉陈其美的命令招集军校同学200余人组成奋勇军，并任副司令，率部参加了攻袭江南制造局的战斗。该役失败后，陈果夫负责办理善后事宜，因劳累过度大量咯血，入医院治疗两个月才康复。1915年12月初，陈其美再次发动肇和兵舰起义讨袁，陈果夫专任联络通讯工作。在起义的关键时刻，法国巡捕突然到起义指挥总机关进行搜捕。陈果夫闻声启门时，见有5个巡捕用枪对着自己，想到陈其美、杨沧白等人正在楼上开会，他便奋力同巡捕争执，拖延时间，并设法弄出声响，引起楼上警觉，使陈其美等人及时越屋逃脱。及至巡捕上楼搜查时，陈果夫和其他在楼下被捕的人又夺窗而走。脱险后，他在***的寓所找到陈其美，继续为联络各部奔忙。***在陈果夫死后的《褒扬令》中，有"缵承革命家风"之语。若以此评价他追随陈其美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这段经历，尚属贴切。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的爪牙刺杀于上海。由于白色恐怖，一时间竟无人敢认领尸体。***感其知遇隆恩，悲痛万分，哀哭之后，把尸体载回自己家中。陈其美死时家中只有20元钱，***的钱也不够，便出外借钱为其料理后事。他还亲撰一篇至哀至痛的祭文，发誓要做陈其美的"化身"，完成其未竟的事业。对***的侠义之举，陈氏兄弟没齿不忘，并以毕生忠诚作为回报。
陈其美遇难后，陈果夫迁返故乡。1918年春，由其岳父介绍进上海晋安钱庄学习钱业。***没有忘记这位义侄，一有机会，便对其倍加照应提携。1920年，***为筹措革命经费，筹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由张静江、戴季陶等具体办理。时值***不安心在援闽粤军中任职，也到上海参预其事，并让陈果夫组织茂新号，担任54号经纪人，专门经营交易所生意。1924年，***奉孙中山之命筹建黄埔军校，立即邀请陈果夫赴粤相助，因其未往，又令他在上海代办军校学生制服和一切军用品。不久，***又转给陈果夫一张***任他为招兵委员的委任状，并让他负责主持招兵工作。陈果夫先后在江、浙、皖招募了4000余人，做为第一、二两团教导队新兵，又在上海及北方和华中招收军校第三、四期学生3000余人，还招收军官数十人输往黄埔。这些都是日后统一广东和参加北伐的基本队伍。
陈果夫对***所交办的一切事情均尽心尽力，然而他真正成为***的左膀右臂，则是在***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决意加紧反共的时候。***逝世后，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为取得最高领导权，加紧布置自己的心腹班底，遂屡次电催陈果夫南下。1926年4月底，陈果夫离沪赴粤。此前他已被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为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因是以"陈果夫"三字当选，此后便以字行，而祖焘的名字反不为人所知。他到广州不久，***在国民党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致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至此，蒋提任了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任陈果夫为组织部秘书。6月又提升陈果夫为中央组织部组织委员会委员，中央财务委员会委员及中央政治会议秘书。7月9日，***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誓师北伐，组织部长一职即由陈果夫代理，并兼政治会议委员，而辞去该会秘书职务。时仅两个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陈果夫也随其飞黄腾达而一举成为党务要人。
在***忙于罗致亲信的时候，陈立夫已由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应聘担任了中兴煤矿公司的工程师。***召其赴黄埔军校当秘书，陈立夫复电表示自己是学矿的，要找矿开。***又说，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你还开什么矿？陈立夫就此弃工从军，北伐期间，在***的总司令部任机要科长。
就这样，这对同胞兄弟以叔侄之缘平步青云，开始了他们的仕宦生涯。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蒋陈源缘原来这么回事：没有陈其美在蒋未显达时的金兰之交，就没有***的日后得意。同时，没有陈其美生死与共的感情投资，哪有陈果夫陈立夫二兄弟的飞黄腾达？
€€（九）李嘉诚的用人大法
李嘉诚在创业之初，选用忠心耿耿，埋头苦干的人才。宁亏自己，不亏大家，留人先留心，企业有很强的凝聚力。
企业发展壮大后，元老们胸襟见识皆会落伍，李嘉诚又适时任用富于开拓精神的青年科学家及管理专门人才，并且不拘一格，唯才是用。
这时，李嘉诚及时将自己的领导角色由管事型转变为管人型，并且熟练地运用"指挥一人"的艺术。
李嘉诚的左右手，还有不少"洋大人"。
李嘉诚收购了不少英资企业，采用"以夷制夷"的招式。洋人管洋人。彼此间易于沟通。此外，海外业务方面，他们有血缘、语言、文化等的天然优势，事半而功倍。
李嘉诚的"四阁""既结合了老、中，轻的优点，又兼备中西方面的色彩，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
@@@1.善用贤士
企业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企业主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而企业主下属的辅助人才，在不同的阶段，也不相同。
在企业创立之初，企业主最希望有忠心耿耿、埋头苦干的人才。
盛颂声、周千和就是这样的人才。
盛颂声负责生产，周千和主理财务，他们任劳任怨，辅助李嘉诚创业，是长实劳苦功高的元勋。周千和回忆道："那时，大家的薪酬都不高，才百来港纸（港元）上下，条件之艰苦，不是现在的青年仔所可想象的。
"李先生跟我们一样埋头拼命做，大家都没什么话说，李先生宁可自己少得利，也要照顾大家的利益，把我们当自家人。"
1980年，李嘉诚提拔盛颂声为董事副总经理；1985年，他又委任周千和为董事副总经理。有人说："这是很重旧情的李嘉诚，给两位老臣子精神安慰。"
其实不然，李嘉诚委以重职又同时委以重任。盛颂声负责长实公司的地产业务；周千和主理长实的股票买卖。1985年盛颂声因移民加拿大，才脱离长实集团，李嘉诚和下属为他饯行，盛氏十分感动。周千和仍在长实服务，他的儿子也加入长实，成为长实的骨干。李嘉诚说："长江工业能扩展到今天的规模，是要归功于属下同仁的鼎力合作和支持。"李嘉诚深知用人之道，盛颂声、周千和都是忠心耿耿、埋头苦干，并且能够同甘共苦，因此，在创业之初，对他们予以重用。创业阶段是艰苦的，如果没有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的共识，很容易见异思迁。创业之初，李嘉诚身体力行，身先士卒，为大家树立榜样。另外，李嘉诚宁亏自己，不亏大家，便富有凝聚力。创业之初，长江有起有落，但是不管怎样，很少有"跳槽者"，这不能不说是李嘉诚创造的人和奇迹。
@@@2.善用专才，随时任人
香港、《壹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文中，探讨李嘉诚的用人之道说："创业之初，忠心苦干的左右手，可以帮助富豪'起家'，但元老重臣并不一定跟得上形势。到了某一个阶段，倘若企业家要在事业上再往前跨进一步，他便难免要向外招揽人才。一方面以补元老们胸襟见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利用有专才的干部，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故此，一个富豪便往往需要任用不同的人才……李嘉诚用人之道，显然超卓。如果他一直只任用元老重臣，长实的发展会不如今天壮大。"长实在80年代得以急速扩展及壮大，股价由1984年的6元，升到90元（相当于旧价），和李嘉诚不断提拔年青得力的左右手实在大有关系。"
元老重臣经验丰富，老成持重，但拙于开拓，缺乏闯劲。事业处于上升期，则需要勇于开拓。企业越来越大，就需要科学管理，就需要专才。如果说，创业发动需要忠心耿耿、同甘共苦，随着事业扩展，单凭这些便很不够了。这时候，十分需要青年人的闯劲。哪怕是跌几次跟斗，走一些弯路，只要吸取教训，始终进取，就能成功。
@@@3.善于指挥
与霍建宁任同等高职的少壮派，有一位叫周年茂的青年才俊。周年茂的父亲是长江的元老周千和。
周年茂还在学生时代，李嘉诚就把他作为长实未来的专业人才培养，与其父一道送他赴英专修法律。周年茂回港即进长实，李嘉诚指定他为公司发言人。两年后的1983年即被选为长实董事，1985年后与其父周千和一道被升为董事副总经理。周年茂任此要职的年龄比霍建宁还小，才30出头。有人说周年茂一帆风顺、飞黄腾达，是得其父的荫庇——李嘉诚是个很念旧的主人，为感谢老臣子的犬马之劳，故而爱屋及乌。周年茂的"高升"，不能说与李嘉诚的关照毫无关系。但最主要的，仍是周年茂的实力。据长实的职员说："讲那样话的人，实在不了解我们老板。对碌碌无为之人，管他三亲六戚，老板一个都不要。年茂年纪虽轻，可是个有本事的青年呀！"
周年茂任副总经理，是顶移居加拿大的盛颂声的缺——负责长实系的地产发展。
茶果岭丽港城、蓝田汇景花园、鸭利洲海奕半岛、天水围的嘉湖花园等大型住宅屋村发展，都是周年茂具体策划落实的。周年茂肩负的责任比盛颂声还大。他不负众望，得到公司上下"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好评。
长实参与政府官地的拍卖，原本由李嘉诚一手包揽，现在同行和记者常能见着的长实代表，是一张文质彬彬的年轻面孔——周年茂。周年茂外貌像书生，却有大将风范，临阵不乱。该竞该弃，都能较好地把握分寸，令李嘉诚感到放心。
长实的地产发展有周年茂，财务策划有霍建宁，楼宇销售则有女将洪小莲。在长实的初期，这些工作全由李嘉诚"一脚踢"（一手包揽）。现在，李嘉诚的领导角色，由管事型变成管人型。正如商场战场流行的一句话："指挥千人不如指挥百人，指挥百人不如指挥十人，指挥十人不如指挥一人。"指挥一人，就是抓某一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当然，对集团的重大决策与事务，李嘉诚仍得亲自出马。
从这里看出，李嘉诚确实很念旧，以至爱屋及乌。但更重要的是他尊重及任用贤能。假如周年茂只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那么，李嘉诚要答谢周千和的方法有许多许多，简单地说，可以送他一笔钱。但绝不可能拿自己的事业作儿戏。
李嘉诚让俊彦辅佐大业，得以从事无巨细一把抓的初级阶段解放出来，将精力专注于更大的事业上。
"指挥一人"的观念是上乘的法则，李嘉诚就这样实践。
@@@4.不惜代价抓住人才
马世民是英国人。1966年，马世民来到英殖民地香港，进入最负盛名的怡和洋行工作，一干就是14年，深得怡和器重。70年代末的一天，马世民代表怡和贸易来长实推销冷气机，希望长实在未来的大厦建筑中，采用怡和经销的冷气系统。
他竭力要见李嘉诚，李嘉诚并不过问这一类"小事"，还是同意会见这位倔强的"鬼佬"经理。这次会面，彼此都留下深刻印象。
马世民自我评价说："目前来说，我的能力和经验还有待于边干边学。但香港是这样，只要你拿出真本事来做生意，你就会学得很快。"马世民还说："我属龙，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是龙的儿子。李嘉诚也属龙，不过比马世民整整大12岁。
李嘉诚与马世民就好些话题交换了意见，对这位"龙老弟"颇有好感。1980年，40岁的马世民决定告别打工生涯，自立门户创立工程顾问公司，承接新加坡地铁工程。1982年后，李嘉诚与和黄行政总裁李察信，在"立足香港"问题上分歧加深。李察信去意已定，李嘉诚积极物色接任人选，竭力拉马世民加盟。
1984年，李嘉诚透过和黄收购了马世民的lkvellrlm公司，委任他为和黄第二把手——董事行政总裁。马世民一上任，便为和黄赚大钱，并辅佐李嘉诚成功地收购港灯集团。是为当时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一役。我们不禁为李嘉诚思贤若渴，爱才如命击节叫好。李嘉诚为了得到马世民，竟然将马世民的公司一起买下！
@@@5.体恤下属
据市场保守人士估计，马世民离职前，在和黄的年薪及分红有一千万，这相当于港督彭定康年俸的四倍多。至于马氏的非正常性收入，则很难计算。
李嘉诚为了增强下属对集团的归属感，往往会给他们以低价购入长实系股票的机会。就在马世民离职的九月中，马氏就得以用每股8.19元的价格购入160多万，当日就按23.84元的市价出手，净赚2500多万元。
商人在商言商，皆为利来。李嘉诚体恤下属，让下属分享利益，可使集团拥有更强的凝聚力。其实，如果要计算的话，李嘉诚给予下属额外的利益，比他们因勤奋工作而创造的效益，相差不知凡几。就以马世民来说，低进高出长实股，净赚2500多万。但是马世民为和黄和李氏家族创造的盈利则以十亿百亿计。
以小换大，最后最大的赚家还是李嘉诚。
@@@6.以恩报恩
杜辉廉（phweted）是英国人，出身伦敦证券经纪行，是一位证券专家。七十年代，唯高达证券公司来港发展，杜辉廉任驻港代表，与李嘉诚结下不解之缘。
1984年，万国宝通银行收购维高达，杜辉廉便参与万国宝通国际的证券业务。杜辉廉被业界称为"李嘉诚的股票经纪"，他是长实多次股市收购战的高参，并经理长实及李嘉诚家族的股票买卖。杜辉廉多次谢绝李嘉诚邀其任董事的，在众"客卿"中惟一不支干薪者。但他绝不因为没有支干，而拒绝参与长实股权结构、股市集资、股票投资的决策，令重情的李嘉诚总觉得欠他一份厚情。
1988年底，杜辉廉与他的好友梁伯韬共创百富勤融资公司。杜梁二人占35%股份，其余股份，由李嘉诚邀请包括他在内的18路商界巨头参股，如长实系的和黄、中资的中信、越秀、地产建筑老行尊鹰君与瑞安、旅业大亨美丽华等。
这些商界巨头，不入局，不参政，目的在于助其实力，壮其声威。有十八路商界巨头为后盾，百富勤发展迅速，先后收购了广生行与泰盛，百富勤也分拆出另一间公司百富勤证券。杜辉廉任这两间公司的主席。到1992年，该集团年盈利已达6亿多港元。在百富勤集团成为商界小巨人后，李嘉诚等主动摊薄自己所持的股份，好让社梁两人的持股量达到绝对的"安全"线。
李嘉诚对百富勤的投资，完全是出于非盈利，以报杜辉廉的效力之恩。不过，李嘉诚持有的5.1%百富勤股份，仍为他带来了大量的红利。百富勤发展迅速，是市场倍受宠爱的热门股。90年代，李嘉诚与中资公司的多次合作，多是由百富勤为财务顾问。身为两间公司主席的杜辉廉，仍然忠心耿耿地充当李嘉诚的智囊。李嘉诚得到证券专家杜辉廉的帮助，在股市更加如虎添翼，甚至对股市具有强大的左右力。
李嘉诚最辉煌的战绩在股市，最能显示其超人的载体也是股市，而被称为"李嘉诚的股票经纪"的杜辉廉在其中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功不可没。
李嘉诚投桃报李，以恩报恩，又使杜辉廉专致不二地回报李嘉诚，充当李嘉诚的"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