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发起任何运动，进步的报纸、杂志，和政党无不纷起响应。国民革命的势力，就在这种氛围中日渐扩展，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这环境中渐具雏型。五四那天。
杨晦
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就是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
当时的北京政府是亲日的。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他们，进行掠夺和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人民中反日情绪一直没有消退。五四前一年，留日学生曾罢学回国，震动一时，后来就有不少人参加了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常常发动抵制日货，不过，常常都是在卖国媚外的政府强制下解除了抑制，或用其他方法加以破坏。抵制运动在当时是很有力量的斗争武器。就像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专门造谣，终于被我们抵制掉了，谁也不看，报贩也不给发卖，最后，只好在日本侨民的范围内流通了。
当时北京政府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都是安福系有名的卖国贼。曹汝霖是交通总长，章宗祥是驻日公使，陆宗舆是币制局总裁，也是中华汇业银行的老板。
五四前不久，在驻日公使章宗祥带着日本小老婆回来商量如何卖国时，留日学生跟送丧似地送他，白旗丢了一车厢，他的小老婆都被吓哭了。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交涉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北京大学和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预计要在5月7日，就是袁世凯跟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但是，这几天的消息太紧张了，已经等不到5月7日了。5月3日，各校代表和北大学生在北大的三院礼堂开大会，当时情绪激昂，发言踊跃，有一位同学咬破了手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字，表示决心。
在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3个（曹章陆）来一下？就是说，要把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决定提前于明天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并给卖国贼送白旗。当夜，住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竹竿上大旗子，短竹竿上小旗子。第二天，北大学生每个人手里都有旗子了。找到卖国贼怎么样呢？也有人想到那里跟卖国贼干一场的；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斗争经验，想的很单纯，只打算把旗送去，像留日学生对章宗祥那样，搞他们一下就算完事。
1919年的5月4日，是个星期天。
那时候，北大的红楼后面还没有灰楼，是一片空场，大家就在那里集合排队。临出发时，蔡先生在出口那里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过，同学们不肯，他也就让开。同学们的队伍全走出了学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队伍前面，举着一副白布对联，跟挽联一样：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余孽死有头。"
到达天安门前，在那里停了好久，有人演说，喊口号。事前，还准备了一份英文说帖，派代表到英美的公使馆去投递，请他们支持我们的正义要求。当时对于英美，特别是对美国还存有一种幻想。谁知道，那天是星期天，他们不办公，也找不到人，只好把说帖丢在那里，就回来了。
这时候，队伍排在路的西边，眼睁睁看着东交民巷的口上，有一个手持木棒的巡捕，来回走着，就是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青年们的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冷酷的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气炸了肺，也是无济于事的呀！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停了许久后来说是可以通过了，可是一进东交民巷就往北拐，从利通饭店的后面，悄悄地穿行过去，到了东长安街，停了一下。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说：难道就这样回学校吗？警察宪兵来回跟着我们跑，但不敢动手。
停了一会儿之后，又走动了。大家知道还去赵家楼，情绪就又振奋了一下，不过也还是默默地穿过了东单、东四，到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在路北，临街的窗口都是铁丝网。门是紧紧地关上了，怎么交涉曹汝霖也不肯出来。其实，他当时出来了，也许大家就骂他一顿卖国贼之类，丢下旗子走开，也难说。门却始终紧紧地关着。大家有气无处发泄，就用旗竿把沿街一排房屋上前坡的瓦，都给揭了下来，摔了一地，却没留下一片碎瓦，全被我们隔着临街房屋抛进院里去了。
后来，有人从窗口爬进去了，从里面打开大门，大家一哄而入。找不到人，就砸东西，抡起一支椅子腿到处砸，有的砸破了自己的手指，流着血。有的人在撕床上的绸被子，大家的情绪是十分激愤的。
打了一会儿，有许多人都从一个月洞门，拥到东边的院子，是一个花园的样子，正面有一座厅房，前面是个花池。这边的临街墙很低，要早发现，早都进来了。章宗祥从里面出来，大家以为是曹汝霖，都上去打。没有别的东西，就捡砖头瓦片砸，把他砸得头脸出血，倒在地上。有的记载，说他装死，不过那一顿乱砸也够他半死了。有细心的同学，先切断了曹家的电话线。这时也有人取下客厅里挂的曹汝霖的放大像一对：原来不是曹汝霖！人就散开了。
不久，起了火。火怎么起的，始终没有弄清楚。有人说是北大学生黄坚点的火。据匡互生的《五四运动纪实》说是他放的火。也还有人认为是曹家自己放的，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
果然，在起火之后，警察总监就下命令捕人！但这时，学生已经一批一批地走了，留下的已经不多，结果捕走了32人。
当天晚上，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大会。三院礼堂并不大，在当时却觉得大得很。这天晚上礼堂里外都挤满了人，蔡校长也到了会。他当场说：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32个学生保释出来。
这次大会表现了青年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的情绪，已经集中在对卖国政府的痛恨上。议决：各校同盟罢课。
蔡校长联合各专门学校校长去保释被捕的学生。但北洋军阀政府找寻借口不肯释放。这时。外界提议纷纷，空气十分紧张。三天后，5月7日的那一天，北京政府害怕再闹别的事，就把学生释放出来。
同学们被释放出来，各校就都复课了。第三天，蔡校长离开了北京。这以后，就在爱国运动里加上一个挽留蔡校长的问题。
这中间，显得有些涣散的样子，但是，这时候，"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已经组织起来。教职员会也为挽留蔡校长曾赴教育部请愿，参加了斗争。
大概在15号以后的一天，因为一位姓郭的同学，在参加五四运动以后，不幸死了，在为他开的追悼会上，议决长期罢课，提出抵制日货，要求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挽留蔡校长回校等项。我还记得：在提出抵制日货时，大家戴的日本造的台湾草帽满天飞，都撕烂了。
这样，从19日起，北京中等以上的26个学校的学生全体总罢课：表示政府不罢免卖国贼，决不上课。
6月初，传说巴黎和约就要签字了，外交上已经惨败，北京政府又不肯罢免卖国贼曹汝霖等，蔡先生也在南方不回北京来，事情全没有结果。这时候，大家分组出动向群众讲演。一组10个人，有一个人留在组外，这一组被捕时，他好回校报信。北京市民对国事向来不很关心，这时也不同了，学生出街讲演，有鼓掌的，有当场丢掉台湾草帽（日本货）的，表示不用日货。
6月2日那天捕了很多人，没处放了，把北大三院作了临时监狱。大家更加愤慨，到了6月3日，就全体出动，大家先到前门那一带，在那里讲演，喊口号。下午，就拥到北河沿北大三院的对面，去慰问被拘在三院里的同学。北河沿那时有一条小河，在三院门口，河上有桥，水并不深。我们都在河的对岸，军警端起刺刀拦在桥上，我们几次要冲都没能冲过去。北大附近以及三院门前都搭上临时帐篷，驻了兵，被捕的同学们爬在墙上和我们这边搭话。
以后，兵忽然撤了。传来消息说：上海、汉口……都罢市了。这表示五四运动已成为全国范围内工商学联合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六三运动。
兵是撤了，三院里的同学们不肯出来，质问反动当局为什么随意捕人。"警察总监"派人道了歉，这才由各校派人接同学回校。
这以后，南方、北方，各地罢工、罢市、罢课的消息不断传来，反动政府对这种蔓延全国的政治抗争，不能不在人民的愤怒面前低头。6月10日的报纸登载出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个卖国贼的新闻。
另外，在巴黎的留学生和工人代表包围了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结果：中国没有在和约上签字。回忆"五四"
杨振声
一
一条东西长街上站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嚷嚷着要看"娶贤良女"。
"什么叫娶贤良女？"我正放午学回家，仰面问一个有山羊胡子的人。
"等会你就看见了，小孩子急什么！"他那山羊胡子随话掀动。
不久，耳边飘来一阵凄凄凉凉的喇叭声。迎面来了全副执事，吹鼓手，引着一乘蓝轿，轿内抬的是一个牌位，牌位上披着一幅青纱。接着又是一乘蓝轿，轿内却坐了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惨凄的面容中只见她一双茫然失神的大眼睛，视而不见地呆呆向前望着。头上也披了一幅青纱。这整个的情景像出殡，连那当午的太阳都显得白惨惨的了。
跑回家问我的祖母。
"贤良女就是贤良女呗。"祖母一点也不感稀奇，不紧不慢地说，"你问娶媳妇，新郎在哪里？他死了，牌位就是新郎，嫁给牌位，就是贤良女。……你张着嘴尽看我做什么？瞧你那个傻样子！"
"也难怪！"她停一会叹口气说，"年轻轻的姑娘，嫁了个牌位！说不定从来没见面呢。！她得同那个牌位拜天地，还得一块入洞房，还得晚上陪着那个牌位……坐着……"
我感到脑后阴风习习了。从此就有一个面容惨淡的少女，深夜里坐在一个牌位旁边，闪着一双茫然失神的大眼睛，常常在我心里出现。
又一次，黄昏时候我出城，刚走近城门楼，耳边嘣的一声爆响，吓了我一跳。定神一看，一个撅着八字小胡，穿水手衣服的日本人正在打城楼上的鸽子。一枪不中，他又要放第二枪，那群鸽子已扑楞楞地飞开了。他叽哩呱啦骂些我不懂的话，把枪往肩上一横，大踏步闯进城去，如入无人之境！我喘了一口粗气走出城来。"哦！那不是一只日本兵船？"它正耀武扬威地逼临着我们的海岸，像一个无赖骑在你脖了上，他还在你头上得意地呲着牙狞笑！
以上是"五四"以前我在家乡山东蓬莱小学，中学念书时碰到的事。当然，怪事还多得很，不过这两件我总忘不了。
二
旧日的北京大学，确是个古气沉沉的老大学。只是在1916年后，蔡元培先生来作校长，才带进了清新的空气。来自全国各地旧家庭的青年们，多少是受过老封建的压迫的，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在学校接触到欧洲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思想，在蔡先生所倡导的自由学风下，对旧道德、旧文学嗅到了那股陈腐的气味！更重要的是：像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了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一些青年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确实感到自己是那时代的新青年了。当时在北大学生中曾出版了《新潮》《国民》两个杂志，作为青年进军的旗帜，来与《新青年》相呼应。
新事物的生长是必然要经过与旧事物的斗争而后壮大起来的。五四运动前夕的北大，一面是新思想、新文学的苗圃，一面也是旧思想、旧文学的荒园。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自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先生与学生之间也还是有斗争。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倒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上，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几个人在讨论着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后，她的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讨论者表示憎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视的眼光。前面说过学生中曾出版《新潮》与《国民》，但同时也出版了与之相对立的《国故》。这三种杂志的重要编辑人都出在我们"五四"那年毕业班的中文系。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见，分外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
当时大多数的先生是站在旧的一面，尤其在中文系。在新文学运动前，黄侃先生教骈文，上班就骂散文；姚永朴老先生教散文，上班就骂骈文。新文学运动时，他们彼此不骂了，上班都骂白话文。俞平伯先生同我参加《新潮》杂志社，先生骂我们是叛徒。可是我们不怕作叛徒了，旧道德变成那个骗娶少女的死鬼牌位了！时代给我们一股新的劲儿，什么都不怕。辜鸿铭拖着辫子给我们上欧洲文学史。可是他哪里是讲文学史，上班就宣传他那保皇党的一套！他在上面讲，我们就在下面咬耳朵：
"他的皇帝同他的辫子一样，早就该斩草除根了！"
"把他的辫子同他的皇帝一块儿给送进古物陈列所去！"
在新旧的相激相荡中，一部分搞新文学的人们无批判地接受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文化，更无分别地排斥自家的旧的一切，这偏向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但在当时，这种矫枉过正，也使他们敢于自信，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新文学终于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为五四运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五四运动更充实了新文学的内容，给它以真正的生命。
三
在"五四"时，我们还认识不到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的内在联系性。但我们粗略地从历史看出：没有内奸是引不进外寇的。袁世凯想作皇帝，才签了卖国的二十一条，北洋军阀又都是亲日派，事实教导我们，把内奸与敌国联系起来了。当时的心情，恨内奸更甚于恨敌国，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日本的二十一条像压在人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总想掀掉它，青年们比谁都难忍受。1919年1月召开巴黎和会，中国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及从战败国德国收回山东权利，这是中国人民的呼声也是正义的要求。4月底传来了巴黎和会拒绝我们的要求的消息，在青年心中烧起了怒火。5月3日晚间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召开各校代表大会，决定5月4日上午在天安门开大会。
5月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各校的队伍向天安门汇成五千多人的示威洪流，在青年们还是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声势浩荡的群众运动。这洪流首先卷向东交民巷，向帝国主义者示威。队伍中响起愤怒的口号，飘扬着各种的标语："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拒绝签字和约"，"收回山东权利"……这口号，这标语，都像从火山口里喷出的烈火，燃烧着每个青年的心。
大队进入东交民巷西口，帝国主义者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拒绝我们通过。洪流的怒潮就转向赵家楼卷进，卷向在二十一条上面签字的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进了巷子，队伍挤了个水泄不透。
从我们的队伍自天安门出发，警察是始终跟在我们周围的。到了赵家楼，一些警察就集合起来，保护着曹家紧闭的大门。而重要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又恰好都在里面。群众的怒火是挡不住的，我们终于冲破了警察的包围，打进了大门。失算在于忘记堵住他的后门，学生前门进去，曹、陆二贼后门溜掉了。章宗祥逃跑不及，群众打了他个半死。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这些杂种"的念头。
火发后大队就渐渐散去了。留在后面的被他们捕去了三十二人。当时还是无经验，若大家整队而入，整队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
四
5月7日被捕学生出狱，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便于继续奋斗起见，出了个《五七周刊》（五七也是日本在1915年为二十一条要求提出最后通牒的那一天）。它是一种小报形式，学生们在街头讲演时，可以随时分送给人的。记不清出到第二期还是第三期，就被警察扣留了。学生联合会派了四个人去警察总署办交涉，要求他们还我们的报。
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
"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
"怎么？"他的脸红涨得像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
苦闷的是与外面隔绝。要报看，他们不给；要谈话，他们不准。我们盼望能有同学来通个消息也好。后来知道同学确曾来过，他们不让见。我们放心不下的是外面的运动，要知道的是外面的消息。但我们被隔绝了！成天躺着，两眼望着那小小的纸窗，它透进了外面的光明，可是遮住了外面的一切！
望倦了，我闭上眼，"五四"前夜各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热烈，天安门前胜利的会师，大队卷向赵家楼的壮举，……一幕幕在我眼前出现了。我翻了个身，放枪的日本水手，娶少女为妻的死鬼牌位，隐约中还有那警察总监涨怒的肿眼泡子，在我将入睡的朦胧中，都迷迷离离，成为模糊一片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被释放出来。运动在发展着，扩大着，街头上讲演的学生更多，听讲演的人群也更大了。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反帝反封建这个正确口号。可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目标，实质上是反帝反封建的，也就表现了全国人民的要求。所以到"六三"运动时，上海各厂工人罢工，唐山、长辛店、沪宁路的铁路工人罢工，与学生运动汇成了洪流。上海及其他商埠商人也举行罢市。运动的队伍壮大了，已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
"一二·一六"我在北大的队伍里寓尘
自从北平市的学生在侵略者的铁蹄下，被压迫得不能再忍受下去，为表现我们的力量，和唤起全国民众一致起来挽救我们这危在旦夕的民族和国家，而不得不举行示威运动的次日--12月10日--北京大学的同学为增强这次爱国运动的力量起见，便在全体大会中通过了一致罢课和举行示威的议案，同时，学生会及各个同学也开始紧张起来，担负起救国的工作。
罢课以后，北大的各斋院便成了军警严密监视的中心：每天总有几十个便衣侦探和骑车队警布置在景山东街和沙滩附近；一院图书馆的门前还安放着一辆消防车，消防警都秣马厉兵地预备着用水龙来冲散学生。
但是，爱国的青年是不怕武力的，而救国的怒潮又岂惧区区的水龙！同学们都是怀着无限的热望，兴奋地期待着，期待着我们怒吼的时期的来临。
果然，全北平市的大中学生，终于在学联领导之下担起了这救亡图存的重担，而造成了近几年来绝无仅有的悲壮的"一二·一六"示威运动，于我们的民族奋斗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同时于人的进化路程中，也迸发出一片辉煌的火花。
那天，全市的学生，以学校所在地的区域，分成了4个大队，每一大队有一学校担任召集。北大是第三大队的召集者，负责召集中法大学、精业、女一中、中法附中、河北高中等校。同时，本校的男女同学又分为3个中队，以西斋五斋的同学为第一中队，东斋四斋的同学为第二中队，三院的同学为第三中队。当一切都已计划妥当的时候，我们的交通队及各组组长便于16日的清晨分别地通知了各个同学，同时为行动严密起见，纠察队也全体出动，把住大门，不许闲人出入。
这时，全体同学都已起床准备出发，每个人的面孔上都充满了愉快、兴奋和激昂的表情。因为西斋的同学属第一队，所以西斋的几百个人就于9点钟时，排好了队，大踏步地冲出大门。警察早已得到消息，在我们出发以前，开来了大批队警，把住了西斋门口，把枪口举向我们，预备放射。我们的打旗的和队伍前面的3位同学便不幸地在这时被捕了去，"北大示威团"的校旗也被扯毁。西斋的几百个同学眼看着我们的3个同学被警察一路毒打地架走，真是气愤填胸，无以复加。
我们一面准备着作第二次的冲锋，一面派代表向军警交涉，要求释放我们的同学，并质问他们阻挠我们的爱国运动的理由。恰巧，正当这时，我们的援军来到，因为东斋和四、五斋的同学，知道了我们被阻的消息后，都先后在军警严密的防守之下冲出来接应我们。警察至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安然地让我们整队出来。
我们六百多人汇合后，就四个人一排地互挽着臂，排好了大队经过景山东街，一直向北河沿进行。停在一院后门的消防队虽想再用水龙来阻止我们，但已来不及，水枪已被我们的纠察队很敏捷地夺下，直扔到一院的墙角，等到警察把水枪拾回来时，我们的大队早已去远。
到了三院和精业中学时，他们几百个同学已经站好了队，各自在门前等候着我们，相见之下，我们双方都热烈地振臂欢呼，立刻一千多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便融合一起，直奔东皇城根，再转后门大街。沿途经过中法、河北高中等校，去会合他们一路前进。从后门转到景山西大街时，参加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两千。我们沿途大散传单，高呼口号，人人都勇气十足，秩序也极端地整齐。民众也万人空巷地出来观看，拥塞在街道的两旁，追随着我们前进，争着读我们的宣传品。他们个个都义形于色，表示出"同仇敌忾"的决心。连警察也很温和地对我们表示敬意，我们高呼着"欢迎爱国的军警参加！中国警察要拥护爱国运动！"的口号，我们遇到每一个派出所或每一个警察时，都送给他们传单，他们也总是立刻立正，和蔼地、微笑地鞠着躬，由此，足见出他们大部分的爱国心还未丧掉，不过，有时碍于长官的命令，遂不得不做出极端野蛮的举动来。
大队快到南长街南口时，我们得到了报告，知道在南长街口上有一架水龙，打算冲散我们，但我们却更加英勇起来，个个都摩拳擦掌地准备着去把它抢过来。当我们距离他们约有二三丈远时，消防队便用水龙向我们扫射过来，一排大刀队凶狠地手握大刀、木棒冲向我们。而我们这方，也立时有十几位同学不顾大刀的危险，不管水龙的威力，奋勇地冲上前去，出乎军警意料之外地把水龙抢在手中，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向他们喷射过去，直射得一般军警抱头鼠窜。等到他们第二次反攻，抡着大刀、木棒殴打着我们的同学时，另一个同学已经掏出小刀把水龙割开了几个裂口，减低了它的射击力。这时，我们有二百多人乘他们正在扭打时，冲过南长街口，到了西长安街。
发觉那架水龙便是接在西长安街的一个水管子上后，我们在西长安街的同学就冲到水管的旁边，打算把水龙给卸下来，但疯狂的军警竟向我们下了极大的毒手，他们用铁锹、铁锤一类足可致人于死地的笨重的武器，伴着大刀、木棒向我们猛击，而我们赤手空拳的同学也不甘示弱，这次我们受伤的人虽是很多，但最后的胜利终属于我们！水龙是从水管上卸下来了，他们的武器是被夺过来了，消防车的玻璃也因这次冲突的结果而被砸碎。
于是，我们在南长街的同学，便迅速地集到西长安街。见到被破坏的水龙死蛇似地躺在地下，见到失败的警察，丧家犬似的狼奔豕突，见到我们勇敢的同学被水龙淋得水鸡似的，一滴一滴的鲜血从手部或头部洒到了他们将要冻冰的征袍，旁观的中外观众，都大为感动，对我们表示着无限的同情和赞叹，对军警表示着无限的愤慨和不满。
我们同学整好了队后，沿途高呼着口号，顺着西长安街向和平门进行，有很多的民众和学生都自动地让电车停住，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走到将近中南海时，在西长安街牌楼的附近，布满了大批的警察，跃跃欲试地准备向我们进攻。但我们一方面抱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一方面还抱着一种"凡是中国人，都应当同情于这种运动"的自信，我们以为警察即使蛮横，也或不致于不可理喻的。所以，我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有秩序的继续前进，但是，长官的命令竟战胜了爱国的呼声，而人类的嗜杀狂也克服了他们的同情心，警察们不等我们近前，竟以大刀、枪刺向我们直冲过来。有的以木棒或枪柄，向头部猛击，有的竟以大刀向头部挥舞，北大的一个同学的鼻子和嘴唇都被劈开；又有一个同学在颈部挨了一刀。年幼的同学和女同学们受重伤的不计其数，被捕和失踪的更无从统计。他们这样"除枪以外，无器不施"地（某外报记者当时情形语）一直打了十几分钟，直杀得西长安街上血肉模糊，伤者遍地。想不到所谓"文化的城市"中，竟发生了这种极端野蛮的残暴的惨剧，这真是人类之耻，社会之玷！
但青年的爱国热诚，是绝不会因此而稍挫的。我们很快地分头从司法部街、石碑胡同等处向西交民巷集合，重整军容，继续向前门出发。除重伤的外，轻伤的同学还继续参加。我们各校的旗帜大半在长安街上为警察扯毁，而我们的衣服也被撕扯得零落不堪。虽然我们的外表很不整齐，但我们的纪律却更加严肃，精神也更加英勇。
过大栅栏后，我们便遇见东北大、平大、师大、中大及弘达等几十个学校的大队。我们双方热烈地高呼欢迎，既悲且壮，想不到残酷的现在，竟还有这样伟大的友爱存在人间！当我们合队到天桥时，辅仁、清华、铁大、育英、汇文等一二十个学校也都赶到。我们在天桥开过市民大会后，便议决整队向外交大楼出发。这时，我们参加的人数已经有一万多人，秩序井然。路旁观者塞途，甚至感动得落下泪来，沿途我们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外交！""反对华北自治！""铲除汉奸！"等口号，真是"声震云霄，气壮山河"，不愧称"感天地，而泣鬼神"的一次富有绝大的历史意义的壮举！
大队走到前门牌楼时，残暴的军警竟向我们头上开起枪来。但爱国的热诚和镇定的精神克服了"伤亡的恐怖"，无论枪如何响，我们总屹然不动，终于在枪声刀影中，我们到了城下。这时，前门业已关闭，我们一万多人就停顿在平汉铁路前的空地上，召开了第二次市民大会，通过议案多起。同时，我们便派代表向军警交涉，要求开城。从一点直到四点，我们交涉得才有结果，军警答应允许我们分头从前门和宣武门等处进城。清华、东北大、燕大、平大等大部学校都被准许由西河沿转入宣武门进城，而我们学校则和中大、精业、河北高中、中华中学校由前门入城。我们入前门后便经西交民巷，入绒线胡同向宣武门出发，打算同东北大等校再行会合。这时我们已是一天"水米未进口"了，我们虽口干舌喑，腹饥体倦，但我们的精神却丝毫不减于出发时。
我们到宣武门后，才发觉军警欺骗了我们坦白的青年。宣武门在二十九军和警察的戒备之下，竟关闭起来，不允许我们城外的同学进城。这时城外大队的旗帜，已经从门隙中隐隐地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位勇敢的同学，为打算接引他们起见，悄悄地溜到军警的背后，去开城门。不幸，当他拔门栓时，他已经被军警发觉捕去了。后来听说他被送到派出所，受到中国的警察和日本的便衣的毒打。
我们全体同学，便停在那里，一面高呼着："释放我们的同学！反对非法逮捕！"一面派代表向军警交涉，要求释放我们的同学和为城外的同学们速开城门，同时我们各校还组织了许多讲演队，对附近的市民讲演，听众们无不大受感动。军警虽屡次向我们恐吓，但我们的勇气终于克制了一切，我们的队伍丝毫没被扰乱。
我们和军警相持了一点多钟后，我们被捕的同学终于被群众的力量给要出来。这时，忽然从背后又开到大批的大刀队，把我们已经换了五次的校旗又给夺去，把学生们团团围住，任意毒打。对女同学和年幼的同学们也丝毫不留情面：我曾见一个警察一棍把一位女同学打在地下，口里还骂着说："妹子的！我叫你爱国！"又有个警察向另一个女同学砍了一刀，骂着说："妈的！你们娘儿们也出来惹事！"
他们这样惨杀了几分钟后，学生破头烂额的不计其数，殷殷的血痕到处可了，这一片凄惨的景况，真是言之酸鼻，闻之落泪，令人目不忍睹。
当时我忽然涌出一些感想：看他们今天这样杀气腾腾地，拿着喜峰口抗日的大刀，任意屠杀，再衬着那形似南天门的宣武门，岂非宛然是一幕喜峰口战争的重演？足证他们的勇气还不减当年！只可惜，景况虽是，而对象已非。谁想到二年后的今天，在同一个国度里，同样的刀上竟会染上了两种不同的血！可叹！喜峰口尸骨未寒，北平市鲜血又流！不知何以对死难将士？不知何以对爱国青年？将士有灵，固难瞑目！刀而有知，能不慨然！
一幕惨剧演过后，各校的同学便有一部分人护送着几十个受伤的人返校或住院。同时，我们另一部分人就几个人一组地，组织了许多宣传队，到处宣传，直到夜晚，才陆续回校，吃我们这一天唯一的一顿饭。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
蒋梦麟
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漫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北京曾为五朝京城，历时一千余年，因此成为保守势力的中心，慈禧太后就在这里的龙座上统治着全中国。光绪皇帝在1898年变法维新，结果有如昙花一现，所留下的唯一痕迹只是国立北京大学，当时称为京师大学堂或直呼为大学堂，维新运动短暂的潮水已经消退而成为历史陈迹，只留下一些贝壳，星散在这恬静的古都里，供人凭吊。但是在北京大学里，却结集着好些蕴蓄珍珠的活贝；由于命运之神的摆布，北京大学终于在短短三十年历史之内对中国文化与思想提供了重大的贡献。
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元培）。蔡先生在1916年（民国五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是中国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著名学者，但是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适成强烈的对照。蔡先生对学问的看法，基本上是与中山先生的看法一致的，不过孙先生的见解来自自然科学，蔡先生的见解则导源于希腊哲学。
这位著名的学者认为美的欣赏比宗教信仰更重要。这是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交融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实例。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国学者对自然的传统爱好和希腊人对美的敏感，结果产生对西洋雕塑和中国雕刻的爱好；他喜爱中国的山水画，也喜爱西洋油画；对中西建筑和中西音乐都一样喜欢。他对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国人的传统见解：认为宗教不过是道德的一部份。他希望以爱美的习惯来提高青年的道德观念。这也就是古语所谓"移风易俗莫大于乐"的传统信念。高尚的道德基于七情调和，要做到七情调和则必须透过艺术和音乐或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诗歌。
蔡先生崇信自然科学。他不但相信科学可以产生发明、机器，以及其他实益，他并且相信科学可以培养有系统的思想和研究的心理习惯，有了系统的思想和研究，才有定理定则的发现，定理定则则是一切真知灼见的基础。
蔡先生年轻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先生在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言之无物的科举八股适成强烈的对照。有一位浙江省老举人曾经告诉我，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缴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篇文章缴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后来他又考取进士，当时他不过三十岁左右。以后就成为翰林。
蔡先生晚年表现了中国文人的一切优点，同时虚怀若谷，乐于接受西洋观念。他那从眼镜上面望出来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着；他的语调虽然平板，但是从容、清晰、流利而恳挚。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那样的尖锐。
他的身材矮小，但是行动沉稳。他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的读，而且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意见、批评，或建议都欣然接纳。
当时的总统黎元洪选派了这位杰出的学者出任北大较长。北大在蔡校长主持之下，开始一连串重大的改革。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领域一直是由文学独霸的，现在，北京大学却使科学与文学分庭抗礼了。历史、哲学，和四书五经也要根据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理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阿里斯多德时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国的老哲人苏格拉底，同时，如果不是全国到处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苏格拉底同样的命运。在南方建有坚强根据地的国民党党员中，同情蔡先生的人尤其多。但是中国的和外国的保守人士却一致指责北京大学鼓吹"三无主义"--无宗教、无政府、无家庭--与苏格拉底被古希腊人指责戕害青年心灵的情形如出一辙。急辩不足以消除这些毫无根据的猜疑，只有历史才能证明它们的虚妄。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苏格拉底的清白无罪吗？
我已经提到蔡先生提倡美学以替代宗教，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北大文学院院长陈仲甫（独秀）则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认为那是使中国现代化的两种武器。自由研究导致思想自由；科学破坏了旧信仰，民主则确立了民权的主张。同时，哲学教授胡适之（适）那时正在进行文学革命，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作表情达意的工具。白话比较接近中国的口语，因此比较易学，易懂。它是表达思想的比较良好也比较容易的工具。在过去知识原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利品，推行白话的目的就是普及知识。白话运动推行结果，全国各地产生了无数的青年作家。几年之后，教育部并下令全国小学校一律采用白话为教学工具。
北大是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知识革命的种籽在这块小小的绿洲上很快地就发育滋长。三年之中，知识革命的风气已经遍布整个北京大学。
这里让我们追述一些往事。一个运动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前因与后果。在知识活动的蓬勃气氛下，一种思想上和道德上的不安迅即在学生之中发展开来。我曾经谈过学生如何因细故而闹学潮的情形，那主要是受了十八世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法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同时青年们认为中国的迟迟没有进步，并且因而召致外国侵略应由清廷负其咎，因此掀起学潮表示反抗。
第一次学潮于1902年发生于上海南洋公学，即所谓罢学风潮。我在前篇已经讲过。几年之后，这种学生反抗运动终至变质而流为对付学校厨子的"饭厅风潮"。最后学校当局想出"请君入瓮"的办法，把伙食交由学生自己办理。不过零星的风潮仍旧持续了十五、六年之久。有一次"饭厅风潮"甚至导致惨剧。杭州的一所中学，学生与厨子发生纠纷，厨子愤而在饭里下了毒药，结果十多位学生中毒而死。我在惨案发生后去过这所中学，发现许多学生正在卧床呻吟，另有十多具棺木停放在操场上，等待死者家属前来认领葬殓。
表现于学潮的反抗情绪固然渐成过去，反抗力量却转移到革命思想上的发展，而且在学校之外获得广大的支持，终至发为政治革命而于1911年推翻满清。
第二度的学生反抗运动突然在1919年（民国八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此即所谓五四运动。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消息从巴黎和会传到中国，说欧战中的战胜国已经决定把山东半岛上的青岛送给日本。青岛原是由中国租给德国的海港，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青岛。中国已经对德宣战，战后这块租地自然毫无疑问地应该归还中国。消息传来，举国骚然。北京学生在一群北大学生领导下举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千学生举行群众大会，并在街头游行示威，反对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高喊"还我青岛！""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写着同样的标语的旗帜满街飘扬。
当时的北京政府仍旧在军人的掌握之下，仅有民主政体和议会政治的外表，在广州的中山先生的国民党以及其余各地的拥护者，虽然努力设法维护辛亥革命所艰辛缔造的民主政制，却未著实效。北京政府的要员中有三位敢犯众怒的亲日分子。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尽人皆知的。这三位亲日分子--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和另一位要员章宗祥--结果就成为学生愤恨的对象，群众蜂拥到曹宅，因为传说那里正在举行秘密会议。学生破门而入，满屋子搜索这三位"卖国贼"。曹汝霖和陆宗舆从后门溜走了；章宗祥则被群众抓到打伤。学生们以为已经把他打死了，于是一哄而散，离去前把所有的东西砸得稀烂，并且在屋子里放了一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