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到处都充满竞争的世界里，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种浮躁的气氛中。他们渴望、他们企求、他们追逐……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为着一种表面的现象捆扰，他们也被世俗的一种争抢之心占据着思想的空间。于是，社会上我了很多精神空虚者，多了许多"失志"之人。但是，他们根本就不明白，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根本就没有直视过自己的生命，他们没有去体味人生的涵义。确切地说，他们的人生是没有目标的，所以他们的生活才是浮躁无味的。

而北大的一些学者，他们身处于这个喧嚣的社会而不烦乱，能够在都市的空间中开辟一片自然的天空，因为，他们的心灵是宁静而和平和的，他们的人生志向是明晰而远大的，他们的身上，有着浮躁的一代人的学习的闪光点，多回味一下，径狂热不安的心注入一片盛夏的清爽……

人生范本：赵国——以平常的心对待学术和人生

常人应该何持一颗平渖心。而事实上，常人最难拥有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平常心"。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眼看着身边的人住别墅、开汽车，常听别人侃侃百谈高档消费，如果是有一种坚定的志向和信念，我想是没有几个人能够何持，谈泊的心态的，而在北大，正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为学术而奋斗，让眼花镣乱的世界在他们的面前引退了。他们勤恳，他们甘于寂寞，他们以罕见的执着和坚定，使学术的光芒更显得灿烂而澄澈。赵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赵国，女，1945年2月生，河南尉氏人。师从王摇、乐黛云，1981年在北大中文系获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为批判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大一学者这样评价她：

赵国常说自己的"老"。但是她凌厉的谈锋，时而发出的富有感染力的笑，使你觉得，她所谓的"老"，或许更指一种境界。在这个字的庇护下，她可以更加坦然地摒弃浮躁的心态，摒弃虚夸，而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她不再易受外界的纷扰，"老"使得她游离于"圈子"之外，更以平常心来面对学术与人生，她甚至谈漠于别人的评论。"我清晰地体验着发生在自己这里的衰老过程，觉察到生命由体内的流逝，甚至听到了生命流逝中那些细碎的声音"。对于一个刚刚五十出头的人来说，"衰老"这个词尚显得滑稽，可是这种渐入老境的心态，对于学术上如日中天的学者而言，却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它使她得到了摆脱借口，心灵更加自由，无所羁绊，空前从容。如果你在她的文体当中读到了前所未有的淋漓的品评，读出了删繁就简如三秋树的表达背后所蕴涵的洗尽铅华之美，那么，你会觉得，"老"给赵园带来的可绝不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或者恰恰是相反也未可知。赵园自己，也时常"害怕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自得共乐、无不满不平、持论公允稳健"的蔼然长者。几年前有人在文章中称赵园为"旧式的女性批评家"，想到自己在所谓新人眼里，已是"过时人物"，她不禁失笑，彼时的心境，似乎听到谈论另一个人，漠不关心，不妨随喜一乐。"老"来怡然，不乏幽然，总不会掳上袖口来干仗。

赵园又可算得上是我所里的最坦然的。她的不加掩饰不留余地的直率，有时候到了让人惊讶的地步。语名的斩截率真与文丛的曲折掩映成了有趣的对照。生活中的赵园，对师，对友，总是任性而为，出语无忌。对颇具师道尊严的王瑶先生，她也不一味恭顺，有时甚至不惮顶撞；即使在纪念王瑶先生的文章中，她也不忘指摘他的震怒中所显露出的"旧式"的"病态自尊"。这就是赵园，不隐讳，不造作，在艰涩沉重的文体后面，你倾听的是真实的"独语"，不必提心受欺骗；她可能故意遗漏某些片段，但凡她所叙述的，决没有煽情般的夸张，也没有着意编的轶事传奇。学者的散文，也不善于吹"肥皂泡"，读后，别是一种风味，似与时下的文风不同。无病的呻吟，在她是不可饶恕的。

在纯粹思辨的世界之中，女子的地位是微乎其微的，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这也许从生理学上得到某种牵强的解释。在而学术研究中的女性倾向，却是所有女子者之大忌。而赵园却是例外的处之泰在的一个。她并不刻意追求所谓女性风格，但是也决不回避、隐藏，她不欣赏的，只是那种故作粗犷的"假小子"的习气。然而在赵园的学术世界里，并不缺秒思辩。虽然完备的、体系化的训练并不具备，但她在大不时代所积攒下来的哲学养料，却实在使她以后的学术生涯受益无穷。在赵园的著作中，你也许一点儿也嗅不到有"女性标记"的某些气味。她的文风，犀利、斩截、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顾影自怜；她的论断，精警透辟，往往发人所未发，独具方家慧眼；她的选题视野广阔，自辟蹊径，其深度与文度均令人望而却步。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得以在众多男子所"盘踞"的学术天地中卓然不群，自树一帜。

她写道："我在作为对象的形象世界中游走，由心灵的创造物去接近创造者的心灵，由这些心灵去亲近整个文学时代；度图凭借历史知识、艺术理论和个人经验（包括审美经验）控录这个艺术世界的深层结构，同时，由这特殊世界去，复原，那个时代的感性面貌。"而事实上，赵园一直在寻求对自己终极能力的挑战——陌生的知识领域，陌生的理论架构，以至于陌生的表述，她尤为心向往这的，是思维能力、认识能力惟及将认识理论化的能力。她力图达到"生命的深"。

赵园戏称自己是"邂逅学术"的。所谓"邂逅"者，不期而遇也，选择了学术，选择了书斋生活，在她是偶然而幸运的。枯寂与清贫，确也是书斋生活必然的伴生物，但她并不打算用安贫乐道、献身学术之类冠皇的话来自慰或是解嘲。她相信她所做的，是任何一个正常社会必有人做的，其价值无须特别论证。多少年来，因为弄学术，她已经习惯了听取满腔同情的半悲悯半慨叹的评语：太清苦了。每逢这时候，她真想仿庄惠之辩反问一句："子非我，安知我不以此为乐？"是的，学术给予她的，是不受纷的一份宁静，她在学术中清晰地体验到生之力的扩张与延伸，"激情迸发时任激情迸发，平静谈中写平静淡漠的文字"，她甚至对上苍的安排心存着深深的感激。自然，书斋生活之中也有不可弥补的缺撼。整日安坐在书房的一隅。沈溺于思考与表达，对于活泼的生命，"永远地丧失了游戏的态度，永远地丧失了悠悠怡然，以至于迟钝了对四季流转、寒暑交替的感觉"，竟至于"一年年地忽略了初春时柳梢那烟似的鹅黄，到瞥见枝头翠色欲滴，才照例地悚然一惊"。书斋是纠缠她的矛盾与迷惑的所在，她有时竟不可抑制地压倦，强烈地向往她不曾拥有的生活，在投入与逃避、兴奋与疲备之间游荡，既惧怕喧嚣又不耐沉寂，这是她初期常有的状态。她曾不无神往地叹道过"我哪怕是一个健壮的村姑呢"，我听得出神往后面的怅惘与苍凉。她觉得自己仿佛是在空旷的天地间独行的旅人，永在途中，注定了漂泊，体味着"孤独者的甜蜜与惆怅"。

人到中年，便很容易为"宿命"的意念所缠绕，是的，由事后看来，那些当时于懵懂他促之间所作的抉择，是决定了人生不可逆转的航向，怎样刻骨铭心地塑造了人的整个灵魂禀性，想来是令人惊诧莫名的。1964、1978年两次鬼使神差跌跌撞撞地踏入北大，在赵园，正是这样的宿命，无从诠解。如果说她是在躁动、浪漫，而不无忧伤困惑的革命激情中度地了好个难以怀的"前文革时代"，那么当1978年重回燕园，在而立之年又漫步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的时候，她的心境却带上了某种苍凉的紧迫的意味。对赵园而言，北大更犹如乡土，它不是那种可以无所牵系地走出世界，它在记忆的深处潜伏着，偶一提起，便会兀自怦然心动，在北大九十周年纪念文集《精神的魅力》中，她写了《属于我的北大》。北大在她心目中，是三四挚友的神奇而持久的遇合，是王瑶先生充满睿智与才情的暖而大的客厅，是师友间的纵情谈笑，晤言一室之内，放浪形骸之外。也许正是由于离开了燕园，她才能以更超然的眼光来瞩望它、思念它、品味它——内心里聆听乡土的声音。

这就是北大的一员，在她的身上，散发着北大的气息——一种幽幽的清香能润时间的长河，能育岁月的花草，能结芬芳的天下桃李，中平淡却又平凡。淡然这中透着对人生的追求和执着，平平实实的生活支了体现着做人的真谛。平和的心态中蕴育着高远之志，清晰、坚定的。没有华丽的色彩和修饰，也没有浮华的声音与场面，有的只是坚定的心和明确的态度。这也许就是北大所蕴育出来的人物的特别之处吧。

做人，首先要明志

有志者，事竞成。足可以见"志"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了，只有明确了你的志向，你才可能选择你的道路，在后开始你人生的旅途。如果一个人无"志"，就像航海没有航灯一样，最终只能在大海中摸索，甚至会被海浪湮没。人要立志，更要明志。北大的先人们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这是它们做人的时候应该借鉴的。他们不但立志、明志，而且还决不"失志"。

马寅初先生便是这种在真理面前无私无畏，不可"失志"的典型。50年代毕业于北大生物系的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居乃琥曾回忆说：

后来，我逐渐了解到，马老早年留学回国，就拒绝种种升官发财的机会，到北大执教。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不顾个人安危，不断发表文章、演讲，揭露帝国主义，抨击"四大家族"并针砭时弊，成为争取"和平民主"运动中"马首是瞻"的"民主斗士"。马老从1955年起就高瞻无瞩地提出控制我国人口的正确主张，并于1957年发表了《新人口论》，但却遭到错误批判，马老师坚持真理，不向权势屈服，毅然于1960年1月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还有这样一件事情，更可看出马老的"志"有多坚。马寅初先生早在1914年至1927年就在北大任教，1919年推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51年6月1日，69岁的马寅妆先生从浙江来到北应该，出任解放后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当天，北大师生在民主广场上举行欢迎马老就职的集会。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介绍说："马老嫉恶如仇，绝不讲情面。马老的治学精神和正派作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行动表明，他是一贯坚持和发扬北大的民主传统与作风的！"在30年后的1981年在马老重新得到肯定的时候，人们看到为坚持真理，马老竟付出了20年的代价。也许这正是马老所经受的教育吧。

早在解放初期，马寅初就十分重视和对国家经济综合平衡的研究。他以人大代表身份到江浙一带视察。科学生产力发展的缓慢与人口激增千万的尖锐矛盾使马寅初感到不安。他得出结论：我国目前有一个新的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要解决这个以矛盾，必须从人口问题和科学研究两个方面着想。在当时，这真可谓是"天下第一人"了。因为那个年代还在强调"人多力量大"。

直至1957年4月初，马寅初谈了人口问题。接着又在北大发表了人口问题的演讲。6月，马寅初将这次报告稿加工整理成为一篇《新人口论》，选写成书面发言稿，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了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后又在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马寅初呼吁："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会棘手，愈难解决。"很可惜，这一切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马寅初又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情出发，在他费尽心血的《新人口论》中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中国人口的问题的实质、表现形式和解决办法，并且指出：

"如全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以3%来推算，10年以后人口将达8亿多，15年后奖达9亿8千万，50年将增加到26亿。"过多的人口，就拖住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

接着，他针对中国具体情况，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三条根本途径：1.积极发展生产；2.控制人口数量；3.提高人口质量。并且，马寅初在控制人口问题上提出了定期普查人口，实行计划生育，以及提倡晚恋晚婚晚育、避孕等具体措施。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都是符合实际的科学论断和远见旧识很快被当成毒草遭到批判。结果是，错批一个人，我增三亿人。

195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了一篇题为《不许左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署名文章，文章责难马寅初："他们谈的并不是人口问题，并不是什么节育问题，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的政治斗争问题。"

康生在北大的一次报告中当着马寅初的面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马寅初遭到口诛笔伐。北大校刊和学报接连发表了18篇批评马寅初的文章。《光明日报》刊辟专栏，大肆批评马寅初。《文汇报》、《北京日报》、《新建设》、《经济研究》等全国性报刊，陆续发表了近60篇批马文章。憨直忠厚的马寅初仍抱着科学态度保持着平静的心态，始志不谕。阅读批判他的文章，写大字报进行辩论。他表示，在人口的问题上，"不管怎样的艰难险阻，决不后退半步。"有人称我是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们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寅初为自己的志向坚定不移，不但不有屈服，而且更加不断向前。

1959年12月，马寅初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中说：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暴力屈服、批判者们投降。他没有投降，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相信自己的志向是正确的。

马寅初还在一次批判他的会上表示："说我的人口论是资产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凭良心说我至今还弄不通。批判我见物不见人，我更搞不通。我的人口论，既重视客观规律，也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只见物不见人。坚持了自己的志向，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更加沉重的痛苦。于是，对马寅初的批判便再次加码。

由于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落入康生手中。康生对当时的北大领导人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左派进攻，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门上去。我们不发动，如群众有人贴他是左派也可以，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

在康生的煽动下，从1959年底到1960年1月中旬，北大掀起了全校规模的批判马寅初高潮，几千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甚至马寅初在校的住宅燕南园63号也贴满了大字报。全校性的批判大会召开了三次，还精心组织了一次有200多人参加的面对面批判会。从此，马寅初从一位正直进步的民主战士，变成了中国的马尔萨斯。

1960年3月，马寅初被迫辞去校长职务。他说："在北大政治上我是不能领导，可是在学术上我是可以领导的吧！我的人口理论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硬要把它扯成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服。"

他还说："我是根据***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指示，大胆地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的。我勇于更正错误，但坚持真理，而且在真理面前无私无畏。"

这就是真正的北大人，他体现的正是一种纯粹的北大精神。明确志向，为理想而斗争，为正主和真理而奋斗做人应该有如此的品格。

去尽浮躁，洗却铅华，保持真我之志

北大有自己的特色，北大人有自己的风格。第一代北大人都继承和发扬了北大自己的风格，他们无论在思想上、学术上还是人格上，优良的品质在北大人身上一代代星火相传。

在一篇回忆温儒敏的文章里，曾这样描写他的处事各为人："这是镜春园内一处极平静的住宅，深秋之时繁华落尽，一片萧索。满院的秋菊，柘荣交偃仰俯卧，一任天然。主人的天性，恐怕是爱花的，可是于修剪经营之事似不经意。窗前几丛竹子长得尤其盛大，隔着窗房看去，竹影婆娑，很有一点韵致。主人蔼蔼如也，与他叙谈的时候，他的语调始终舒缓平和，即使激动时也绝不高亢，正可谓温文儒雅，名实相符。怪不得有位同窗说，与温老师一度闲谈一身浮躁之气便扫荡殆尽，他的沉重的气质，别是一种不露痕迹的力量。"这也许正是去尽的浮躁之后的一种沉静洗去铅华之后的一种力量吧。

自从1978年进入北大，二十个寒暑交替。从年方而立到知天命之年，他把人生最浓重的一笔写在了北大。北大，几乎意味着他的一切，这并不夸张。"让我说些什么呢？"他摊开两手，很率真地笑着。他并非故作谦逊避让之语，对于一个半身心性命都融入北大的人来说，想置身事外，心静如水地梳理于北大的种种思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二十年中，他划过了青年到中年一段深刻的轨迹。他虽然没有惊天泣鬼神足以彪炳汗青的大功业，可是，在这里，生命的历练，学术的造，信仰的抉择，一天天地走向丰满成熟，对此，他不能不对北大怀着举深深的感激。"北大给予我的很多，我回报北大的太少"，这是他的心里话。温儒敏对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人生与学术取向有着很清醒很客观的认识。他的童年，经历了崭新的中国的洗礼。中学时代，又怀着近乎朝圣者的忠诚与理想主义，经历着一次次运动，经历着饥饿、狂热、疑惑和对知识的渴求。

高中时负笈他乡，在那间用两块半钱租来的潮湿发霉的小屋里，他编织着文学之梦，乐此不疲，身心俱醉。"读书使人感到精神上的满足与超越"。那一代人，对于艰难，有一种来自本能的坚强的抗御力与容纳力。当时他并不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悲壮的预想，在这种昂扬的精神里面，是没有任何功利主义的色采的，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一颗向往的心，就是凭着这一腔执着，他们透视过时代的艰辛，走着自己平常而又伟大的路。"现在的年轻朋友往往用更现实而怀疑的眼光去看我们那一代的单纯与理想主义。不管怎样，我确实是在理想的激励之下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发奋读书的，好时我很充实。"他执着地坚信，"富足，可能销蚀人的意志，助长惰性"，"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古训在这一代人身上实践着，不仅是身行，而且还有心灵就是凭着这种洗去铅华，浮躁的沉静与安然，他们追逐着自己的理想。但对于那一代的理想主义，却不能置微词，而始终怀着由衷的崇敬。

温儒敏不无调侃地说，大喧时代对于未来生活所有的梦想，不外乎一间书房，几册书，一架收音机而已。由现在看来，这三样东西颇富象征色彩：书房，代表着必要的生存空间；书籍，代表着精神的寄托与自由创造；收音机，则昭示着他们对于外部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注与参与的心态。这三大件，不客气地说，几乎成为现代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欢愉与痛苦的根源。他们在痛苦中磨练着自己，锻造着沉静的灵魂这的确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但也正是由于生存空间的熏陶，他们对于现实世界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敏感，即使蜗居书室的冷静的学者也不例外。以天下为已任的责任感，在某些现代青年看来近乎虚妄而幼稚，可这种品质在他们身上却根深蒂固，几乎同对于磨难生活的隐忍宽容的态度一起，成为他们的第二种本能。对于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社会使命感决定了他们的独特的学术取向——学术与生命，在他们那里合二为一水乳交融。中国式的书生，往往自得于他们的"辽阔"，而温儒敏们却完全不同，对他们而言，学术固然要求纯粹，但纯粹并不等于完全超然的技术操作。他们在其中贯注了深切的历史责任，他们的理想与人格。也代表了北大人的理想与人格。

温儒敏说他最难忘的是导师王瑶先生，忘不了导师对他的学术生涯一次次的引导与教诲。他尤其感铭于先生在最后的日子里对他的勉励，劝他振作精神，埋头著述，不必东张西望。"在行生弥留之际，他对人生对死亡有过许多形而上的思索，没有感到生命的虚妄，因为他同鲁迅一样，是很入世的，是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即使预感到死神的将到，也还是对于事业的发展，青年的进步抱有信心。他同样不愿将恶劣的情绪传染给别人。"

他喜欢一个人漫步，沉浸在一种静美空灵的境界中，与湖光林色融为一体，在他的心目中，北大极普通，就如同他自己的一部分；北大又是极其特殊的一个群落，挥之不去的自由的学术空气，精神的富足，雍容廓大的气象，在中国，具有这种气质的学府无疑是可贵的。温儒敏说："北大学风的存在，对于中国是一种幸运，很难得，应该珍惜。"自1996年秋开办以来，来自不同的领域、持不同观点的学人纷纷登坛亮相，在此切磋砥砺，交相辉映，在燕园引起不少的轰动，对于年轻学者的学术创造，他总是坦言："我可能不赞成他们的结论，但我赞成他们的存在。"

在王瑶的弟子身上，我们不仅仅看到钱理群的激越冲动，将生命体验注入学术；赵园的妙悟，以直观驾双纷纭；再如吴福辉的机智细腻，陈平原的才气横溢，温儒敏的稳健严整，我们更应该看到，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学者的活泼多姿的气象。可是他们共同格守着王瑶先生的治学风范，同时又都保存着一腔对学术的执着和热忱，用一颗真诚而宁静的心去面对学术，面对纷繁的社会，坚定地走着前进的路。

身逢百年校庆，温儒敏不能不生出万千感慨。北大赋予他学术灵魂，给了他梦想和幸福，但是北大并非完美无缺，在现实的烧铸之下，他和北大一起，有着并不平坦的过去。他并非没有遗憾，但他一如既往地以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去面对生命与学术。他处世和平，而决不苟从，待人老成，却不世故，于圆通之中自有板眼。而今，他已50岁，他达观知命，澹泊名利，自信而且从容。他仿佛进入一个丰硕的收获季节：已发表专著四部，论文百余篇，洋洋百万言，共中《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两书，被学术界誉为新时斯以来研究文学思潮与批评"坚强而有创见"的专著，被国内外许多大学指定为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读书，而且都被翻译到海外，在异国引起反响。除了写书教书，他还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当过中文系主任，近来又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他说，因为自己太认真，不见得合适"当官"，何况行政事务对于自己做学问有太多耽搁。然而学校指派自己做，没二话说，即使对个人的学问有些损失，也得认真去做。这是一种责任感。他对自己并不满意，"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学术无止境，事业无止境。对于北大，对于自己，他在沉静的审视中寄寓着希冀。

钱穆治学不盲从，不随流俗独有一份清新，淡然沉静。保持着真我色彩。钱穆的治学态度也是令人感佩的。他治经学，敢向康有为挑战；治先秦诸子，敢于章太炎、梁启超论短长，与胡适争论谁的"老子"更"老"；讲近300年学术史，根本不同意梁启超的说法，另起炉灶，研究历史，在钱玄同、胡适、顾颉刚等疑西思潮盛行之时，他打着信古的旗号，重整了中国历史连绵不断的生命脉络。钱穆对待自己的学术思想是认真而严肃的，从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见解。据说《先秦诸子系年》写成时，先送清华大学丛书出版，但清华有人指责其体裁不当，令改撰。钱穆二话不说，转送商务印书馆；后《国史大纲》写完后，国民政府出版委员会审查，指令修改书中某些章节，钱穆坚持不从，经过多次争执，终于依原稿出版。这就是北大人，他们的身上，总有着北大的真我色彩。

而北大的传统是对于学术问题，自己可以坚持已见，但也要容许别人坚持已见，而且择善而从的事也不少。

不断保持沉默也不成，逼得梁漱溟非开口不可。1974年2月，梁漱溟在政协学习会上作了长达两个半天的发言，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梁漱溟认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今天回头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量，就是一分为二。"我现在认识到文化，孔子是代表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这从字面上我理解，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不过我之批林，有些不同于众人之说。"我认为***没路线，谈不上路线，无路线可言。"我认为***没有路线，谈不上路线，无路线可言。"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从做人的有度说，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就是一个鬼，他够不上做一个人，没有人格，就是我对***严厉的批判！"

正因为保持真我本色，梁漱溟发言后，受到批判，被指责为"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是对抗"批林批孔"运动。有人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的感情时，梁漱溟答应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被勒令作出解释时，梁漱溟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持他自己的，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下，梁漱溟以铮铮之言抵制了批孔，反映了他不畏权势、不畏时流，坚持真理的可贵品质，他为了自己心中之"志"不畏强暴，体现了北大人的一种做人的风格。

对于文化大革命，梁漱溟有自己的看法："，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了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版、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凭着这种信念，梁漱溟在没有参考书的情况下，在文革的喧闹声中，写作《儒佛异同论》、《东方学术概观》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和理想，也就是凭着对人生的平常而执着之心，梁漱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壮美的人生图画。

"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作，我及可以互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令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正是这样的一种品质，感召着北大无数颗赤诚的心灵。梁漱溟的为人之道，不但执着而坚定，同时又赤诚而正直。也正是这样的精神人格使历史为之动容，使生命为之倾倒。这样的做人方式，不仅影响了北大的代代学人，同时也感召着一代代华人，使之是为学习的楷模。

在北大，论做人，不无这种精神品质，这是应该在我们手中代代相传下去的一种无尚的财富。

真风流出自真内涵

真正的才华不是装出来的，真正的品质是从内心之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丰富的阅历，博大的知识积累，这一切，才会使你周身焕发着一种特别的韵。正如苏东坡所说：腹有诗书气自华。真正有内涵的人，他决不会矫揉造做地表现什么，反而会自有一番气度，反之，一个只心追求外在的东西的人，他所表达的，也许只是简单的肢体语言。北大，正是以博大的胸怀培育了无数的有博大胸怀的真正名士，在他们身上，流露出的，是一种自然的气势。

在现在这个崇尚个性的社会里为了引人注目，不惜进行十分拙劣表演的学生也不乏其人。在一所师范学院校里看到过的一个小伙子，他穿着一件非常破旧的绒裤，绒裤显然已经有很多年头了，像是旧社会的产物，恐怕很快就可以成为古董进博物馆了，可以清晰地看到绒裤上打了很多补丁，但仍有几个醒目的窟窿在捕捉着过往的行人，当然，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左右腿上的四个大字：左边是"穷人"，右边的是"没钱"。他的这一装束招来了不少人的观望，但他丝毫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而似乎更加神气得意，仿佛"穷"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后来据说系领导认为该生的行为影响了校容和校风，决定找他谈话，劝其收敛一下，但该生坚持认为他就是穷人，就是没钱，装不出很文明很有钱的样子，有什么办法呢？领导说系里可以考虑给予困难补贴，或者动员学校力量为其募捐，却遭到了该生的婉拒。实际上，他的家境并不困难，他之所以那样，只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个性，做出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这其实只是一种幼稚的行为，以为表面的东西是一种不随流俗的自我表现。恰恰想反，这正是这种人的可笑可弃之处。

而真正的风流是源于内涵之中的，所谓的"能人"、"名人"决不是装出来的或刻意"做"出来的，而应该是一种真实自我的自然表露，是才华的自我表达。

有个胡适的故事：胡适以我行我素而闻名于世，珍珠港事变前，我国北平图书馆有数百部书托美国车会图书馆代为保存。

书籍运到华盛顿后，美国方面认为这是件文化大事，所以当该批书籍在国会图书馆开箱时，美国国务院和该馆馆长努索·埃文斯特请胡适前往察看并派大员陪同。岂料胡大使这种"书迷"，他一进书库，便如入宝山，情自不禁地席地而会，旁右无人地看起书来，一看便是一个多小时，那些陪他前来的大员和图书馆馆长被冷落在黝黑的书库走廊，大踱其方步。最后，当胡适从书堆里提着上衣笑嘻嘻地走出来后，又开始和这批与"善本"无缘的要员们大谈其"善本"经纬。

这些事，在外交圈子里自然有失身份，但胡适我行我素于不自觉之中，是真名士自风流，因而别人也认为了是位"学者大使"，由此他的怪行反而被传为佳话。这正是因为他表露的是一种纯正自然的学问，而非故意装出来的"自我"。

1927年胡适到纽约时携去100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的博士论文，由杜威成，经过补交手续，始由校方正式颁予"哲学博士"学位。而胡知一生中接受34个名誉博士学位这不是能"装"出来的，也不是能用衣服"穿"出来的，而是凭着真才实学"换"来的。

在学者中，保持自我"真性情"人比比皆是他们的身上，有着大家风范，有着真正的名士风流。陈平原这样评从自己的老师王瑶：五六年来追随左右，令人感叹不已的，主要还不是先生的博学深思，而是先生的"真性情"。有学问者可敬，有"真性情"者可爱，有学问而又有真性格者可敬又可爱。此等人物，于魏晋尚不可多得，何况今日乎？

其实，"怪"也好，"真"也好，最重要的是追求自己为人的独特品味，不去强求自己模仿别人的生活，而是应该走自己的生活道路，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和生活哲学，用知识添加自己的人生法码，让自己的生命"重"起来。

北大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却不肯用电脑。别人保证五分钟教会他，他说："包我一分钟会，我也不学。"他解释说，自己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只要面对稿纸，才能进入写作佳境。现在电脑是这样的流行和普及，早就是作家以"网虫"自居，想玩电脑，季老当然具备各种条件。他也不是"保守派"，跟不上时代，只是他不愿随波逐流、喜欢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而已。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做人，这是也正是名家的特点。自古以来的没有哪个真正有名士风度的人是随波逐流放弃自己"志"的人的。古人如此，北大人如此。

有这样一篇文章，这样写道：燕南园是我最钟爱的所在，草木松柏交映，浸润着一种幽深雅致的韵味，偶乐踟蹰其间，颇有出世之慨。在园子的最南端，常看到一位老者在静静静地莳弄他的凌乱然而却生机蓬勃的小化园，意态悠然，神情清朗，令人神往。我本来并不知道这就是四十年代就已声名大噪的著名诗人屈原的著作，被他飘逸浪漫的文笔深深感染过。我也曾拜读过先生别具一格的新格律诗歌，觉得颇不同凡响。更读过先生笔力雄健的煌煌巨著《中国文学史》。所以对他并不感觉陌生，可谓神交已久。那次我与先生的偶遇，真像神明的安排。

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是在他的院子里。我竟然准确地认出这位正地收拾他的草木的老人。我似乎在一本书上见过他清癯超然的样子。对于我这个莽撞而陌生的"稚子后生"，先生似乎并不以我的冒味为忤，两个人就这样立着，乘兴而聊，海阔天空，不着边际。先生谈锋甚健，兴致所至，手在挥舞，眼睛放光，脸上的肌肉也在颤动。这位三十年代便活跃于诗坛的健将，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变故沧桑，诗情似乎并未随之消蚀，年近九旬，他的清峻、洒脱、率真的气质仍旧保存得这样完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对生于魏晋文学亦有精深的探讨，认为那是一个礼教崩坏、思想解放的时代，对中国的民族精神有着深远的影响。先生涵泳于唐诗之中，沾染了唐人激越青春的朝气，而浸淫于六朝文章，则又熏陶出一种魏晋人的风度，《世说新语》中载王羲之赞叹林公（支遁，字道林）"器朗神俊"，先生之谓也。

林庚先生对中国的诗歌，对魏晋文化有着相当的研究，在他的眼里，"盛唐气象，少年精神"是唐诗的风采神韵，而魏晋文学，则是一个礼教崩坏，思想解放的时代的产物，这对中国的民族精神影响深远。在他的身上，我们可惟看到唐朝人青春激越的蓬勃朝气，同时又透出一种器朗神俊的魏晋风度。这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气势，一种名士的风度。

雨后的清晨，燕南园内一派明媚。气息清爽，泥士松软而清香，如同林庚先生的生活，气味宁静而略带孤寂之感。他本身就是一种诗，似乎并不需要什么语言来表达，那种神韵自然显现，先生青年时代以旧诗起家，吟咏颇丰，但后来却感到旧体诗词束缚手脚，难脱古人窠臼，遂改弦易辙投入新诗创作。1933年至1936年，风华正茂的他先后出版了《夜》、《春野与窗》、《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等诗集，震动了一时的文坛。他一方面致力于把握现代生活语言中全新的节奏，因为它正是新诗行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则追溯中国民族诗行的物质基础，中国民族诗歌发展的历史经验历史规律。他说，形成的存在是一种便利而不是束缚，更不是处处在由得不耐烦了故意要找个桎梏。但形式既是一种工具手段，在还没有充分掌握自如之前也可能成为一时的束缚。这好比初次穿上冰鞋在冰上行走，它可能还不如不穿冰鞋走得更痛快些，甚至不免于跌跤。可是在跌过几次跤之后，待到运用娴熟，游刃有余，得到的却是更大的痛快，更大的自由与解放。中国的五七言诗从班固的"质木无文"的《咏史》诗，到建安诗人将成熟的五七言推上诗坛宝座，再到唐代五七言诗的全面繁荣，经历了几百年艰辛的历程，才把这种民族形成浇灌得玲珑透剔，得心应手。席间，他即兴吟诵旧诗词，甚至大段背出他自己几十年前作的新诗，其热情与记忆力令人惊叹。只有对诗歌怀着母性的热爱与宗教和般热忱的人才会有这样持久的激情，才会蕴藏着这样自然而然随时流露的充溢身心的诗意。

吴福辉行生追忆当年（1980）林先生授课的盛况，陶醉于聆听他"在讲坛上忘情地长吟诗词看他一黑板一黑板的漂亮书法"，言下不胜怀恋之意。赵园在一篇关于北大的文学中写道："有一次，和同伴们一起，见到林庚先生打不远处大步走过，外衣被风吹开，觉得很飘逸，目送着。议论了好一阵子。"读后，实在令人心向往之。

有一位北大学者这样写诗描写林庚先生：

纵谈竟日论时文，

耄耋未改赤子真。

诗宗盛唐新气象，

心追魏晋旧风神。

凤翥龙蟠真名士，

霞舒云卷堪逸人。

不见挥毫尘烟落，

掩郑遥想王右军。

这是林庚先生的写照：清逸、赤诚、执着。这是"真名士"的风采，也是北大人的精神写照。做人，若能如此，怎么不会有人生跋涉之苦的感叹呢？

心静如镜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这是一位北大学者的话，也是他为人的一个原则。心能如镜，这是一种品格，是经过千锤百练方可达到的一种境界。这也是一种思想，一种平静做人，静观世事的一种思想。达观做人，不为世俗的东西束缚，不为名利所诱惑。这是北大人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他们的一种处世态度，做人若能心静如镜，还有什么摆脱不掉的烦恼呢？

在北大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阶段，充满着封建的气息，被一些本不识为学者所有的东西笼罩着。辛亥革命前，京师大学堂办了10余年，几经周折，并没有培养出多少人才，连清廷当局都自认其水平太低，更不用说外国人视之为豢养学堂了。辛亥革命后，学校的名称改了，但本质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由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良风气的影响，北大的名声臭到了极点，严重的封建衙门风气，不良的学风，因循守教的教学……以至一般正直之人认为已不可救药了。

那时，也就是京师大学堂期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封建官僚，因而官场习气在学生和教师中漫延，学堂像衙门。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仍然是衙门气十足，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进大学教书只不过为做官准备；有的教师干脆就是清末旧官僚做或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派头却不小。当时正教者是这样授课的：每上课时，均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照送如常仪。冯友兰先生上本科时，哲学系陈介石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从先三皇、后五帝讲起，每周四小时，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学生问他如此讲法，何时能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果然课没讲完，他就去世了。陈汉章接着讲，讲的是《宁无学案》、《明儒学案》那一套。其实，这些老先生连中国抓住学史这门学问的实质，都还不大清楚。以至后来胡适来北大也开哲学史课后，有一天陈老先生一上课就拿出胡适的讲义笑不可抑，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如此教师，自然教出来的学生也高明不到哪里去。而且这位老先生还经常在上课时对学生留一手，教科书、参考书和讲义对学生是保密的，不允许借阅。

教师如此学生亦然，学生也以读书求功名利禄为目的，仍然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思想，虽然取消了科举，一般学生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资格，以毕业后做官为目标。由于学生有做官发财的思想，学生从预科毕业后，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更少。因为最后总是做官，不如入法科，学一点政治、法律，比较吃香。据统计，1917年底，北大法科的本科和预科在校学生841人，文科学生418人，理科学生422人，工科学生只有80人。读法科的学生是文、理科的总理，是工科的十倍半。以至于北大为招收文科学生，不得不降格以求，报考文科可以不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力即可。学生入北大后，从法科改文科随便；从文科改法科，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样的环境里，由于师生满脑子当官发财思想，不思学术，学风极坏，学生中官僚、富豪子弟不少，很多学生花钱一年在上千元的，有的甚至一年要花5千元。一些有钱的学生，在学校里带听差、吃花酒、打麻将、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当时"八大胡同"有"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之说，即两院指当时北京政府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指北京大学，为了将来毕业能做官，许多不生要校期间不学习，整天拉帮结伙，往来应酬。当时在北大不流行"结士兄弟"，即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买官，那么花的钻营费由十个人分摊。如此学校，怎能不乌烟瘴气！

当时在北大，沿袭清末大学堂风气，虽然当时讲的已不是八股文章，但是教学内容中主要讲的还是几千年以来形成的封建正规学术，从观点、方法到教材，基本上还是封建的一套，尤其是文科更为严重。陈汉章老先生，"他教本国历史，自编讲义，从先秦诸子中引用，墨子，较多。"茅盾曾作"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对联对此嘲讽当时教本国地理的教师。也是自编讲义，主要参考书是《大清一统志》，有时还参考各省、府、县的地方志，乃至几百年前的《水经注》，可见内容之古老。教国文，讲义都没有，就让学生读《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篇》，文学则以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乃至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作教材这些虽然已成了历史，但有些人的心态却不保留着这种历史的"遗风"。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把名与利看得过于重要，从而失去了原本的美丽的东西，使生活的色彩渐渐变得黯然无光。他们的心，一定是疯狂而虚无的，在他们的头脑里，只有金钱与名声、权力，根本没有真正思考过人生的意义。

在这种人的生活中，真正该添加一些人的平淡与恬然之心了，北大一位学者写过关心季羡林的一篇文章，里面的观点很好，值得我们去体味一下其中的人之理。

在北大朗润园里穿行，步过静静的未名湖，走进红湖北岸那简朴的公寓，走进季羡林先生的住处，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书的海洋，过眼之处无不是书。而季先生却笑着打趣道："摆得着，不见得就看得我呀。"

极普通的灰旧的中山装，极普通的黑色的软底布鞋，我们所见的季先生，似乎永是这身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装束。作为国际上精通土火罗语、巴利语、梵语的少数学者之一，作为中国著名的佛教者和国学大师，作为中国散文界著名的散文家，季羡林先生在海内外有着极高的学术声望，但是他为人的真诚无华，却是令人惊叹的。室内光线很暗，此时更有一种清幽的感觉，先生安详而沉静地坐在那里，若有所思。我在许多刊物上看到过先生这种低头沉思的照片，目光深邃而恬静，透出的是心底的沉静和淡远。

身为知识分子，季先生对分子有自己的看法，论待遇之低，中国的知识分子恐怕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因为生活条件、科研条件的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牢骚的嗜好恐怕也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发些牢骚，讲点怪话，这是人之常情，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在于发了牢骚之后，他还是勤勤恳恳地研究，踏踏实实做学问，刻苦自励，不计荣辱，不顾得失。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以坚忍、勤苦而著称，有极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牺牲精神。可是现在，这种精神似乎少了，淡了。年轻人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动辄谈利。我觉得言不及利固然不好，但是言必称利也不见得妙。年轻人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更大的抱负。人是应当有一种精神的，没有这点精神，人岂不同运物一样？"

没有教育，我们的中国不会强盛，这是有前车之鉴的！所以我希望能有一批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有这样一批敢于并乐于牺牲的，傻子，静下心来，决心坐冷板凳，走一条充满艰苦动功德无量的学术这路。坐冷板凳，没有毅力不行，没有精神不行，没有一股，傻劲"不行。

正如先生在《八十述怀》里所说的："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也有绝处逢生。"在而在谈到这些经历的时候，先生的语调却是异常的平淡，异常的恬静，仿佛好些艰难，那些坎坷，那些可歌可泣的岁月，都已化作轻烟，不留痕迹，使他在八十高龄仍身心愉悦，乐观豁达。

作为一个毕生研究语言文化的老人，他的漫长人生确实犹如一面折和射人世沉浮的镜子。在这面镜了里，上演过光荣与梦想，也上演过疯狂与愚昧。虽然画面诡谲多变，却始终未能泯灭一颗沉静正直的心灵。这颗心灵始终以巨大的坚韧和沉隐的态度，一次次地经受痛苦与迷茫的煎熬，俯瞰着生命中的沉浮荣辱。

这些是北大一学者对季老的描述，也正是季先的生活写照。

季先生家住未名湖北边的一个小湖边，那里翠竹掩映，树木遮天蔽日，曲径通幽，极具野趣。在季羡林先生简朴的书房中，你似乎总会感觉到一种特殊的氛围，一种非同寻常的所象弥在其中。它沉着而不轻狂，坚定而不浮，雍容廓大，从容镇静。那是一种对于自我生命存在的自信，是一种经历了尘世沧桑之后对于这个世界的宽容。我们似乎被这光芒和气象所掩，真有如坐春风之感。这些，正因为心如镜，明亮、平静，把真正的生活折射给自己的思想并使之超在物外的原故。

寻找自己的可立之"志"

人当立志。这是很小的时候，师长们就教给我们的。那时，我们立下了各种各样的志向：军人、大学生、医生……当岁月带走儿时的幼稚之后，留给我们的是一条现实而又漫长的人生之路，如何做人，如何走路，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许会迷茫，也许会走错方向，这时候，就应该看一看北大人，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做人，怎样向自己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的。

一位北大教授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真正潜心研究学问的人，是要把生命放进去的。"北大之所以能形成如此浓厚的学术氛围，是因为北大总有一批专心致志钻研学问的人。这种对学术执著不舍的精神，越是在艰难的逆境中越显得可贵，它不断地于一种精神之中使北大人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从容不迫，超然物外。北大中文系教授朱德熙先生曾在其文中讲到：

王竹溪先生在联大的时候打算编一部用他自己发明的检字法检字的字典。为了验证他的检字法是否能对付所有的汉字，他把《康熙字典》的字从头到尾数了一遍，逐字登记下来，再用他的检字法一一检验。过去没有人知《康熙字典》一共有多少字，王先生统计的结果是47043字。1943年日本飞机轰炸昆明，王先生的家被毁，接着他的大儿子又病死了。王先生这部字典的大量工作就是在他遭到如此不幸的时候写的。这部字典已于1988年1月出版，书名为《新部首大字典》。

还有一件事我也至令不忘。1968年秋天我关在北大"牛棚"里。无线电系已故教师胡国璋君两次半夜里偷偷爬起来点着洋蜡写论文。为了这件事他吃了不少苦头。当时有人说他傻。因为即使他把论文写成了，也发表不了；即使发表了，既不能署名，也拿不到稿费，真不知道他图了什么。其实他并不图什么，他的目的只是写论文，只要把论文写成了，他也就满足了。他图的只是那种为学问而奋斗后的快乐，为理想而奋斗的快乐。

"理想"的本身应该是件"浪漫"的事。它追求的是一项高远而美丽的目标。它是一种力量和热情，使你为它赔上时间与金钱也在所不惜。而由于这理想本身的美丽动人，常会吸引来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志"与"同好"，大家全用这种"浪漫"的心情来为这理想奠基，为它耕耘与开拓。于是，在力量与热情的支持下，它开花结果，漂亮极了。

当你把注意力由工作转向金钱之后，分散了对工作的专注，偏离了工作原来的指标，掺入了功利的杂质，为求迅速达到赚钱的目的而急切完成，为求较普及的市场而迎合俗众，误以初步的成功所赚来的金钱为终极的成功巅峰，不再追求精进，只在浅薄的水平上重复一项初步的工作，更不用说"明志"了。

其实，财富是应该这样来理解的。你能在直接的财富之外，有眼力见到间接财富；在狭义的财富之外，有胸襟见到广义的财富。创事业的人，追求理想的人，要能避开"商业念头"的侵袭，才算是走上了成功的第一步。

北大学者认为：赚钱不应该是创业者惟一的追求，否则的话，创业者会一下子钻进钱眼儿，成了鼠目寸光、惟利是图、蝇营狗苟之类。创业者要有正确的财富观，而且要让好胜观取代财富观。真正的人才从事商业并非惟一目的为了赚钱，赚钱只是一小部分。从事商业、开创事业才是他们真正的乐趣所在。现在的世界百舸争流，英雄尽显本色。不必非要会做官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开创一番事业，在自己有限的一生中创造出令人景仰的事业才是好男儿所应做的，财富只是事业成果的体现之一，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几年前他的财富就已超过世界上所有的人，稳居世界首富已达好几年。但比尔·盖茨还是雄心勃勃经营着微软大帝国。在他眼里，钱已经什么也不是了，微软才是他一生事业所在。他的理念是让全世界的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轻松地交流或者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和世界首富相比，中国的第一批富翁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过着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认为钱所带来的是快乐，只有享受，才是人生的幸福。对比这两种人，创业者要取反思自己是追求事业成功的快乐呢？还是仅仅为了赚钱追逐世俗的一些物质刺激呢？在这些人的眼中，还存在志向吗？

深入生活，深入社会，去深入地体味社会人生，你就会知道：金钱买不到爱，金钱买不到人间真情，金钱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它往往具有双生性格：建设性与破坏性。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生动活泼的典型例证，我们应当到社会生活中去验证金钱的是非优劣。这是一个充满辩证关系的金钱观，没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做保证，你在现实的把握上就难免出漏子。看一看在改革与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多少人沦为金钱的奴隶，最终走向犯罪道路，被推上了经济犯罪的被告席，这还不够怵目惊心吗？金钱不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终极目的。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生存的手段而矣。北大人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启示是最应该让我们牢记的。

一个人一生的价值以其所得到的金钱为标尺来衡量，可以吗？正确吗？鲁迅先生一生挣得了几块大洋？爱因斯坦研究出相对论卖了多少钱？历史上有多少伟人身无分文，但他们创下的社会价值难道是可以用金钱来估算的吗？曾几何时，在物质利益的刺激下，金钱欲膨胀，一些人开始以腰包里钞票的多少来衡量人的价值。我们不能否定金钱标尺观在特定的时候、对特定的对象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一些人思想观念正在因此而走进误区。

的确，拥有足够的钱财使人更自信，使人感到放心、舒适和满足，没有缺吃少穿、贫困潦倒的后顾之忧。尤其是长期饱受生活贫穷之苦、富人蔑视之辱的人，更加感到口袋里的金钱使自己扬眉吐气，也更加体会到干净的钱来之不易的。因而对于钱他比别人有更深刻的感受，而有钱的人平时却并不怎么在乎钱。

一个人有了钱做什么事总是比较容易的，他不仅能满足日常生活开支的需要，而且也能够用多余的钱去做别人不能做的事。

是钱把他们划成了两类，有没有钱竟然就是这样两种不同的命运。但金钱并不是万能的。有的人有了钱却活的不快乐，因为他不懂得做人之道；有的人没有很多钱却活得恬淡适然、生机勃勃，是因为他们懂得了生的真谛。人生在世，无需强求太多，尤其是金钱、权力。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只是一种负担。平静超然，让自己的生命在淡泊中明了起来，让自己的志向在平静中远大起来，这也许正是北大人的一个特点。

如果能以一颗平常的心去对待生活，去看待尘世中的功名利禄，在纷纷扰扰的人流中保持沉静、平淡的心态，认真对待自己的生命，平和而执着，那么没有什么事情会难倒你。

人常是在经过千锤百炼之后才懂得执着与坚定，常常是在经历过大沉大浮、大起大落后方明白人生坎坷，只需平视。这些，在青年人身上似乎还找不到。没有经历过，没有遭受过，北大的前辈为我们指出了这些。在北大，年轻人有自由的思想空间，他们同时又有先人们传下来的做人的品格的指点。一代代北大人把这种精神传下来，发展它。今天，站在这个人潮如海的社会中，在嘈杂喧闹的生存空间里，我们是否应该学习一些平和的心态，并保持这种状态去追逐自己的理想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