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每一阶级都有它独特的主义和偏见，而且对它们珍护甚于一切。
贵族以自己出身高贵而自豪，在这种高贵思想的基础上，他们建立起独有的特权，小心翼翼地尽力维护这种特权。
除了社会上为他们提供必需品和享乐条件时以外，他们一向爱好的做法是，对一般社会采取远离的态度。
在这种出身高贵的幻觉下，他们尽力防护自己不被“下层社会”玷污，直到由于挥霍无度不得不联合平民家族，这些家族由于积极从事工商贸易，已变得比他们更富有了。
工商贸易的范围愈是扩大，英国贵族的没落趋势也就愈加明显；在我们几乎完全不依靠贸易而只仰给于土地物产的时代，正因为贵族拥有土地，他们的权力几乎是绝对的，即使在工商贸易大大发展的时期，也要在很久以后，这种权力才开始显著地下降。
但是近代的文明已经使各个阶级的相对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财富就是权力，这已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事实，而且这种权力，在它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个威胁，要把贵族阶层幻想中所存在的一切尊荣吞并过来。
到十八世纪末叶，这种权力已经开始占有很大的地位。
它一天天地扩大，而且每年都大大地增加了它的分量。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享有爵位的阶级惊惶失措，他们好象一只正在沉没的船上的水手一样，想用一切办法使自己免于被那个威胁要吞噬欧洲各国贵族的波涛汹涌的大海所淹没。
在他们看来，对法国共和党人发动一次歼灭战，才是挽救他们自己的唯一出路，否则他们无法摆脱一个不可避免的厄运。
于是，他们不惜用鲜血或资财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他们主动投入了有产阶级的怀抱。
凡是拥有军事财力的人们都被他们劝说来提供一臂之助，以期压倒民主革新的潮流；拿破仑煊赫一时、但是遍地腥膻、野心勃勃的政治历程一旦告终，人们就发现我们国家背上了大约八、九亿镑的债务，这副重担就是那一代和后几代人为了恢复正统和世袭特权所偿付的代价。
这样，贵族不惜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来支撑他们摇摇欲坠的权力，而有产阶级便成为他们希望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不难想象，中产阶级在支持没落的贵族统治方面既然是必不可少，他们决不会甘心长期处于政治特权之外；因此时隔不久，便明确表示了他们的意愿，要从他们在危难时期曾经那么大力效劳的人们那里分得一部分权力。
在这以前，立法权几乎完全由贵族独揽，他们紧紧抓在手里，毫不放松。
贵族院完全是他们自己的私有物，在它和下院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着多大的区别，因为下院是在贵族的恩赐下选出来的，在大多数的问题上，两院间保持着深挚的同情，它们恰当地认为彼此都是同一棵树上的分枝。
可是，由于工商业发展的结果，中产阶级的重要地位正日益上升，到了最后，那阵和风――它吹到上层阶级耳中就成了可怕的名称“改革”――变而为喧嚣扰攘的怒吼，仿佛要从根本上动摇贵族权力似的。
中产阶级自知单靠自己的力量还嫌不足，曾乞援于千百万劳动人民，这两个阶级结合在一起，使一切可以利用的场所都对当时流行的要求改革的声音彼呼此应。
报刊上开始连篇累牍地登载演说词和论文，竭力主张实行更广泛的代表权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为了支持这项大声疾呼的要求，斯温上尉曾在几个重大城镇大显身手；这场毁灭性的斗争虽然使一部分参加者因违法行为而受到惩处，但这些行动毕竟加速了中产阶级统治的来临，到了最后，军队中的不满迹象使他们如愿以偿。
在举国殷切期望与群情激昂的气氛中，选举法修正法案经过几次否决以后，终于在两院获得了通过，并经国王批准。
这样，中产阶级的宪章就制定了。
贵族利用中产阶级的支持来粉碎民主主义，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正在对一种终久将把他们压得粉碎的力量承担着义务。
这样，享有特权的专制政权往往在刚跨过了一个墓穴后，却发现就在眼前咫尺之处还有一个墓穴。
然而，中产阶级之所以能顺利地赢得人民群众的合作，是由于曾向他们许诺过一些重大利益；而群众本身也在指望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但他们极易被人诱离他们所追求的目标。
中产阶级劝他们暂时放弃比较广泛的要求，以便最后能更有效地获得它们。
中产阶级说，“支援我们来实现修正法案吧，我们一旦有了选举权，就会利用我们的权力来协助你们取得你们的权利。”
每当工人阶级敢于对人民主权这个更广泛的问题提出意见时，这就是对他们所作的千篇一律的诺言。
这个诺言比较容易令人相信，因为当时他们心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想法，认为两个阶级的利害关系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他们推想，一个阶级是不会有意欺骗另一个阶级的；他们决没有料到会背信弃义，因为他们断难设想这种可能出现的事件的目的何在。
两个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极大悬殊完全被忽视了；他们思想上存在着一种混乱的概念，认为中产阶级议会可能有把握通过的有关调整税率和一些其他法案就是他们奋斗的主要目标。
因此，有人只要自称为改革家或自由主义者，在一些琐碎的问题上任意说几句含糊笼统的话，就会博得大多数人的同情，其效力竟象他就要把他们引入人间天堂似的。
政治改革、厉行节约、保持和平、教会改革、市政改革、对爱尔兰人民主持公道，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爱国主义者的口号；这一切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贫民阶级很少加以研究，但他们对盟友的诚意始终是深信不疑的；他们以迷惘的眼光憧憬着未来生活的改善，至于改善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他们从不费心去调查，因此也不理解。
新兴的中产阶级选民使改革家们在下院中赢得了巨大的多数，在这个多数党的身上，全国人民倾注着他们的希望。
但是，为时不久，所有原来建筑在空中的那些宏伟壮丽的楼阁都无影无踪了。
对爱尔兰人民主持公道的法案可以用国王的一篇演讲词作为例证，他竟建议通过一项严峻的高压法案来解救那个遭受苦难和创伤的国家。
甚至奥康内尔那样一个辉格党的盟友，对女王演说中的一段也不得不用“血腥”一词来痛加抨击，并以同样率直的语气，谴责他的盟友们为“卑鄙、残酷、血腥的辉格党员”。
然而，尽管这位伟大的鼓动家及其爱尔兰支持者们给予有力的抨击，法案仍然提到议会，并以压倒的多数获得通过。
此事正是发生在制定选举法修正法案的后一年。
辉格党关于厉行节约的主张，不久便在提出修正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项法案中有关济贫部分时得到了证实。
法案起草人并不隐讳他们的意图。
马尔萨斯的这些信徒明确表示，法案的目的是要使贫民靠更粗粝的食物过活；为了证明这是他们的目的，布鲁厄姆勋爵竭力主张，凡是工资不多的各个劳动人民阶层应当及早积聚充足的资财，以便在晚年自维生计。
对这种标新立异的主张抨击得最有力的，是那位不朽的威廉・科贝特，他用言语和文字给予猛烈的批判，对法案的每一条款，在原则上都投票反对。
议会中另有一些人大力支持贫民事业，但在下院中的一切反对并未奏效，法案终于制定了。
议会假借改革和自由的美名，废除了教区组织，使贫民救济事业听从三人小组的旨意，而该小组却完全不受纳税人的丝毫节制。
时隔不久，政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对于对爱尔兰教会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不名誉做法进行了改革。
他们在尝试失败以后，引咎辞职，继任者是罗伯特・皮尔爵士及其政党。
这位尊敬的男爵享受尊荣不到几个月，辉格党重新上台，这时他们已抛弃了先前引以辞职的那个原则。
由于害怕激起民众的公愤，政府和议会采取了一些权宜措施；事实很明显，改组后的下院只在不断地维护罪恶方面才是有力量的。
这就是上当受骗的人民曾寄予满腔希望的议会啊。
不过，在那个腐败下院的议员中，也有几个人比绝大多数议员更多地表白了自己的民主主义倾向。
在这个小派别中居首要地位的是约翰・阿瑟・罗巴克，与他携手合作的有约翰・坦普尔・利德、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汤普森上校、托马斯・韦克利、沙曼・克劳福德、约瑟夫・休姆、鲍林博士和丹尼尔・奥康内尔。
这些人和另外几个议员形成了下院的极端派；在群众的问题上，他们确实往往敢于大胆发言，与辉格党人及其赞助者平淡无味的演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他们把代表选举制修正案列为经常讨论的议题，虽然从来没人提出任何体现他们宗旨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法案。
他们中间有人在下院倡议选举权问题，有人倡议无记名投票法，有人倡议议会任期，而有人又倡议财产资格限制。
激进派最勇敢的行动是在现任女王登基后召开的第一届议会会议开幕时采取的，但到这时，罗巴克等人已在普选中被剥夺了席位。
当将那份致女王演说的答词提出来讨论时，韦克利先生提出一个修正案，即在答词中增加一节，内容是向女王表明，该院一有机会，即开始考虑通过法案，使人民享有更大的代表权，例如扩大选举权，采取无记名投票法，缩短议会任期。
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附议这个修正案。
约翰・拉塞尔勋爵代表政府对修正案进行最坚决的反对。
而且，就在这次会议上，这位尊贵的勋爵发表了他著名的最后宣言。
罗伯特・皮尔爵士同样也表示决心，反对任何进一步的民主改革。
奥康内尔吃里爬外，给政府投了赞同票。
另有一事也值得一提：后来被封为男爵的亨利・沃德先生却投票赞同修正案。
表决时，只有二十二名议员，包括点票员在内，赞同改革，绝大多数议员投票反对。
在这以前不久，一个团体在首都成立了，取的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名称――工人协会。
它的会名虽然没有表明任何政治倾向，但它的主要目标却是为人民争取一份应得的代表权。
协会对劳动阶级的势力显得非常珍视，因而不让本阶级以外的任何人对它的事务有发言权。
凡属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士，可以被接受为名誉会员，但也仅仅如此而已。
协会企图利用集会、宴会和印发的演说词来引起全国对议会改革问题的注意。
约翰・拉塞尔勋爵的最后宣言使议会中人数不多的激进分子在议会之外有了地位。
他们常被邀请参加上述集会和宴会；在他们和协会之间终于建立了正常的联系。
一个委员会被选派出来了，部分成员是议员，另一部分是协会会员，其任务是把他们的意见拟成一项法案，以备将来提交群众集会；法案包含六大要点。
这六点是：成年男子普选权，议会每年举行一次改选，无记名投票法，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当选的议员支给薪俸，平均分配选举区域。
他们将这项法案称作《人民宪章》。
在为了发动这个新的运动而举行的第一次群众集会上，几位激进派议员出席了，并支持了集会的决议。
他们也许决没有想到，相当多的舆论竟会支持他们，因为正当这种舆论逐渐加强时，他们的激进情绪却在消沉下去。
对这些人物过去的和现在的立场稍加观察，也许不无教益。
将宪章递交协会秘书的正是奥康内尔，当时他曾大声说道：“洛维特，这是你们的宪章，为它进行鼓动吧，不达到全部目标，誓不罢休！”然而曾几何时，就是这个奥康内尔，竟又不遗余力地否定这个运动，继续不断地对它进行恶意的攻击，至死方休。
鲍林博士后来接受了政府中一个安闲的官职，在这以前，他对先前所信奉的主义早已变得默不吭声了。
以前曾一度激进的沃德先生接受了爱奥尼亚群岛总督职务，一变而为残暴凶狠的恶魔，仅次于那个遭到万世咒骂的海瑙。
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已在现任的联合政府中充任阁员，他目前仍保持着的一点民主主义是性质最温和的一种：他现在发表的一些优美细腻的演说与他以前曾在下院引起人们叫喊“安静！安静！”的激烈言论，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对照。
约翰・阿瑟・罗巴克几年来一直在谋求一官半职，虽仍在议会中保留席位，但在懊丧失意的压力下，几乎已脱离政治生涯。
约翰・坦普尔・利德在政界很快地沦入默默无闻的地位，远离祖国前往一个更安适的地方。
韦克利也从政界退隐了。
沙曼・克劳福德――他们中间最坚定的一员――在上次大选中丧失了席位。
汤普森上校晚年变得象布鲁厄姆那样反复无常，简直难以信任；约瑟夫・休姆的民主思想竟然表现为乐于发表长篇大论，抨击报刊，只因它们十分激烈地谴责大陆上暴君们的所作所为。
这就是往日为人民群众而进行战斗的那些人物的现况。
毫无疑问，粗略地观察一下上述情况，就足以教育人民，在通往提高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道路上，他们必须依靠自己。
在发起宪章运动前不久，首都的协会已经派遣宣传员前往各地，目的是要按照它本身的模式，建立地方协会。
从事这种准备工作的主要代表是亨利・赫瑟林顿。
为了完成这项使命，也许没有比他更适当的人选了，因为他的名望足以吸引所有最重要的激进改革家前来参加。
赫瑟林顿不是一个能用雄辩的口才来打动群众的杰出演说家。
激发人们的热情所需的必要条件，他具备不多。
对于感情易于冲动的人们来说，他不是一个理想的人物，因为在他们身上，稳健的论据不产生作用，但他们的心灵深处却会被激烈的演说所感动；另一方面，对于有理智、有思想的人们，他却能适应。
一般说来，正是后一类型的人们成为他的听众。
他的使命不是发展新会员，而是巩固原有的会员。
他每到一个城镇去访问，都会找到这样的会员。
在报刊拒贴印花的伟大斗争中，他曾大露头角，事实上几次被政府提起公诉，因而使他的名字在激进派成员中家喻户晓。
他具有顽强不屈的勇气和坚定不移的毅力，不顾迫害，蔑视《印花税条例》为废纸一张，这使他赢得了声誉，将劳动阶级中为数可观的比较先进的分子聚集在他的周围，有时甚至数以百计。
他的粗略而有力的逻辑使每个人树立了信心，而他不加渲染的基本上英国式的幽默，又为他的说理增添了令人愉快的情趣。
他的集会多半在室内举行：事实上，从各种原因看来，任何其他地点都是不适宜的。
他的任务执行得很好：协会的数目迅速增加了。
当然，有时协会刚成立时，会员在有些成立了协会的城镇中，议会议员们以尊重的态度答复它们的来信，有时还屈尊亲自参加它们的集会，以便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获得支持。
不错，多数会员并非选民，但也有许多会员属于选民阶级；关心这些会员，被认为是相当重要的，以防万一会出现势均力敌、胜负难分的竞选局面。
没有选举权的人，也不再被看作无足重轻只配受人鄙视的人了。
这就是1838年工人协会的概况。
协会初创时虽然仅确定了有关民主政治的总原则，但宪章的各项细则一旦制定以后，宪章的样本立即被散发到全国各个激进团体。
主要的原则既经同意，那么使它具体化的细则就不难获得普遍的赞同。
长期以来，激迸派一直被人指责为缺乏政治家的才能。
在一些无可争辩的抽象原则方西，他们被认为是卓越的理论家和理论的支持者，但他们使这些原则具体化的能力却遭到了否定。
宪章的诞生证明了这种否定的说法全无根据。
不论人们对这些原则本身可能持有什么见解，但这个文献却可能为法律界最博学的人士增添光荣。
不错，它没有夹杂着多少法律术语，也不含有那些使我国的法律如此含混、而且引起法学家们费力思考的模棱两可的语言；但是，正因为它摆脱了这些，才能使它容易被一般人理解，从而提高了它的价值。
激进派又受到他们的反对者的指责，说他们对法律约束力的见解不够严正。
宪章给违反条款者所规定的惩罚，足以表明这种谴责纯属无稽之谈，而且证实了它的创始人是极端重视公德的。
这项法案获得了各地方协会的一致通过，但是说来奇怪，半激进派人士却开始抱怨说，大家本来可以同意的总原则受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细则的约束，并以此作为遁词，置身于运动之外。
这样，不论采取什么路线，左右为难的激进派自觉担当不起这样一项任务：讨好他们的反对者和半心半意的朋友。
如果放弃那些细则，他们就被斥为单纯的理论家，做得太少。
倘若采纳那些细则，他们又被斥为出力逾分。
情况就是如此――将来也复如此――直到专制政权的最后丧钟敲响以后才结束了这种状况。
但是激进改革家们所瞩目的不仅是政治问题。
他们确实重视各项政治改革，因为它们有抽象的公正原则，同时也因为这是改善下层阶级的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激进派演说家按照这个意义进行论证，他们的言论往往产生极大的效力。
有人也许会提出疑问，大规模的人民政治运动是否有过没有其社会根源的。
人类的主要物质目标在于取得社会享受的手段。
如果保证他们取得这些手段，他们对抽象的政治理论便不大关心。
主要教育群众重视政治权利的，是重大的社会罪恶的存在。
这条真理已经一再得到了证实。
在比较繁荣的时期，政海中简直看不出有什么波纹，但只要让这种繁荣由一个灾难时期所接替，群众的不满情绪就会象大海怒涛那样猛烈地翻腾起伏，使政治机构的安宁受到威胁。
群众注视着享有选举权的各个阶级，看到他们安享富裕舒适的生活，于是便把这种富裕的生活与他们贫穷的境遇进行对比。
他们根据后果来追溯起因，难怪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切社会反常现象的起因就在于他们被排斥在政权之外。
宪章运动刚开始时，他们对于政权怎样被利用来造成他们的不利地位，在心中也许还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
他们也许更弄不清，取得了那个政权以后可使他们用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那些社会措施的性质。
社会穷困的起因就是工人协会力求解答的一个谜。
他们会员证的下端印着下列引人注目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逃避自己分内的有益劳动，就会减少公共财富的积累，而把自己的重担压在别人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