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鸦片战争前的中外大势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由众多民族组成的东方文明古国。我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以自己杰出的聪明才智，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17世纪以后，欧美各国由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后来居上，而中国社会仍旧停滞在封建时期。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被清王朝统治着的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其时，尽管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停留在封建时代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就中国社会总体而言，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旧占着统治地位。延绵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全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这种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上的。

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经过“康乾盛世”的发展，到18世纪后期已经步入衰途。政治腐败，经济衰退，财政拮据，军备废弛，王朝统治危机四伏。官僚、贵族、地主等统治者利用封建特权，对广大人民百般盘剥，使社会危机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乾嘉时，大学士和珅有地8000余顷，他的家人刘全也占地600余顷。道光时，大官僚琦善有地256万多亩。可见土地兼并现象的严重性。由于地主阶级疯狂地兼并土地，大批农民或降为佃农，或沦为流民，生活更为艰难困苦。“其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直接导致了广大下层民众反抗斗争的不断爆发。1796年，鄂、川、陕等省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大起义，卷入民众数百万。起义军转战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等地，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清政府调集了所能抽调的武装部队，耗费军费银2亿两，花了9年的时间，才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1813年，属于白莲教的天理教在河南滑县发动起义。它的一支在北京的队伍曾一度打进皇宫，使清朝最高统治者惊恐万状。这些起义尽管遭到失败，但都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表明清朝衰世的到来。当时的著名思想家龚自珍（1792—1841）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一针见血地指出：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已经“日之将夕”，处于大乱将起的“衰世”。他用犀利的笔调描绘出清王朝江河日下的没落景象，说：“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龚自珍的感慨道出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

与清王朝日趋衰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发展。英国在17世纪中期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后期又开展工业革命，到19世纪，各主要工业部门都采用了机器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成为世界上头等资本主义强国。在法国，爆发于18世纪末的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产业革命的开展，使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建国较晚的美国，在19世纪初，虽然它的工业不及英、法，但生产发展的速度较快。它步英、法后尘，积极向海外扩张。

资本主义一开始就与殖民主义紧密相连。“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疯狂的殖民掠夺，为西方资产阶级带来了高额利润，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促使资产阶级更疯狂地对海外进行殖民掠夺。17世纪后，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取代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地位，掌握了海上霸权，奉行侵略扩张的炮舰政策。英国资产阶级历来对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抱有侵略野心。17世纪初，英国侵占印度并建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以掠夺印度和垄断东方贸易。之后，英国又对波斯、阿富汗、缅甸、印尼等国进行侵略，同时又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视为重要的侵略目标。1689年，在清朝开放海禁后，英船“防御号”首航广州，开始对华贸易。1715年，英国在广州开设商馆，对华贸易额扶摇直上。1793年和1816年，英国两次派特使来华，向清政府提出允许英国使臣驻北京、开辟通商口岸、割让岛屿等要求，但遭拒绝。然而，英国侵略者并不死心，决心诉诸武力。1827年，鸦片贩子马地臣在《广州记事报》上公开煽动武装侵华。30年代以后，英国更加紧了对华侵略的步伐。1832年，英国当局派胡夏米、郭士立等，多次到我国东南沿海各口岸测绘地形，搜集军事情报。1835年，胡夏米把在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活动后制定的对华作战方案，包括动用的舰只、炮火、兵力及进军计划、部署等内容，呈交英国政府参考。次年，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发出对中国动武的战争叫嚣。同年，英国资本家在伦敦成立“印度和中国协会”，以敦促英国政府加紧对中国的扩张。

在英国东侵的同时，法国、美国及沙俄不甘示弱，也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和远东地区。1698年，法国商船“安菲得里蒂号”来华。1728年法国在广州设立商馆。美国在独立战争后着手开辟对亚洲的贸易。到19世纪初，美国乘欧洲因拿破仑战争陷入困顿，大力发展对华贸易，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对华贸易大国。在清朝前期，沙俄与中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等几个条约，确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和中段边界。但这并未能遏阻沙俄的侵略野心。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1825—1855），沙俄加快了对华侵略的步伐，多次派人深入我国黑龙江地区，刺探情报，违约入侵事件不断发生。

然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对西方各国发生的重大变革和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险恶，茫然无知。清政府在衰弊陵夷之际，害怕外国势力与国内反对势力相结合，实行了严厉的“闭关政策”，把中外接触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企图通过这种自我封闭的办法维持封建专制统治。1793年乾隆皇帝在《致英王第二道敕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反映出清朝统治者自我封闭的保守心态。闭关政策固然是清政府在遇到外来威胁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民族自卫政策，在一定的时期内也起到了某种抵御外侵的作用，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它的消积作用大于积极作用。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不仅切断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阻碍了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严重地束缚了国人的眼界和思想，助长了夜郎自大，愚昧无知的腐朽观念的蔓延。正由于此，西方资本主义东侵咄咄逼人，清朝统治者却依然故我，麻木不仁，沉溺在“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梦呓中。

山雨欲来风满楼。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好比一条庞大而破旧的船只，漂荡在急风暴雨到来之前的大海中。

二 非法的鸦片贸易

为了开辟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贸易为武器，前来敲打中国的大门。然而，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中英贸易中一直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例如，1765年至1768年间，中国对英贸易出超白银997704两；1795年至1799年间，出超346957两；1830年至1833年，更出超2615263两。许多运往中国的英国工业产品难以推销。1786年，东印度公司试销棉纺织品，结果“随便哪一种都卖不出去”。1821年运至广州的英国剪绒、印花布亏本达60%以上。直至1827年，英国输华的棉纺织品才获得利润，但销量极其有限。为了抵补巨额的贸易逆差，英国每年不得不向中国运来相当数量的白银。这显然不符合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品的入侵有着顽强的抵抗力；此外，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中实行的限制和防范政策，也影响了英国商品的销售。为了改变入超的不利地位和最终打开中国的市场，英国资产阶级不惜从事可耻的鸦片贸易。

鸦片，学名罂粟，又名阿芙蓉，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一种毒品，具有强烈的麻醉性，兼有催眠、镇静、止痛等作用。自明代以来，鸦片一直作为药材少量进口。17世纪前后，吸食鸦片的恶习由南洋传入中国，逐渐流行开来。吸食成瘾者，身体逐渐衰弱，精力耗散，神志萎靡，久成废人。鸦片主要产自孟加拉、爪洼、土耳其及波斯等地。西方殖民国家向中国贩卖鸦片，最早有葡萄牙和荷兰，但它们贩运鸦片的数量不大。英国则后来居上。1757年英国占领孟加拉，1773年英属印度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以在印度的鸦片专卖权，1797年又授以制造鸦片的特权，从此，在这个垄断机构的操纵下，英国对华鸦片贸易迅速发展起来。

东印度公司强迫当地农民种植罂粟，设立专门加工厂，调制成适合中国吸食者口味的鸦片。由于鸦片贸易获利丰厚，它以10倍于成本的垄断价格把鸦片卖给私贩，鸦片贩子又以50%以上的获利率在中国进行销售，赚取高额利润。由是英国输华的鸦片数量直线上升。18世纪60年代，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一般不超过200箱，60年代以后上升到1000箱，1786年达到2000箱。19世纪以后，增长更加迅猛。1800—1801年，为4570箱；1830—1831年增至21849箱；而在1838—1839年竟高达35000箱。

这些数量庞大的鸦片，是通过走私非法进口的。清政府鉴于鸦片的危害，早在雍正年间就已下令禁止。其后，在嘉庆、道光朝，又反复重申禁令。但是，英国鸦片贩子无视中国政府的禁令，通过逃避检查、贿赂官员等方式，偷运鸦片进口，甚至凭借快船利炮，公开进行武装走私。他们用“快蟹”、“扒龙”（帆张三桅，左右快桨各二、三十，配备枪炮，航行快速的走私船）等特制快艇，从停泊伶仃洋面的趸船起运鸦片，向澳门、广州等地走私。到19世纪30年代，走私范围又从珠江口扩大到东南沿海，甚至北及直隶和奉天海岸。

除了英国之外，美国、俄国也加入了向中国走私鸦片的行列。美国主要是从土耳其贩运鸦片到中国来。为了对付中国水师的缉私，美国的鸦片贩子专门制造了一种配有大炮的“飞剪船”装载鸦片，在中国沿海贩卖。鸦片战争前，美国是仅次于英国的对华鸦片输出国。从19世纪30年代起，俄国也开始从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

1939年英国停泊在广东伶汀洋的贩卖鸦片的趸船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以及鸦片贩子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英印政府按鸦片成本的300%以上的税率抽税，每年收入的税额占全年财政总收入的10%左右。由于鸦片走私的猖獗，中英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英国由原先的入超转为出超，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了英国。1837～1838年间，广州从英国进口的货物中，仅鸦片一项就达337万英镑，抵销当年全部中国对英出口额314万英镑还有余，而这还不包括走私的那一部分。难怪英国的孟买商会这样说：“输出鸦片对于商务是有重大利益的，这就是把那个人口最多、资源最富的帝国的财富吸收出来。而用鸦片换来的白银，则使英属印度的大片土地喜气洋洋，人丁兴旺，也使得英国制造品对印度斯坦的输出大为扩张，更使得这方面的海上航运与一般商务大为兴盛，并且还给英属印度的国库带来一笔收入，其数超过整个孟买全省的田赋总额。”据统计，1840年前的40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我国共掠去26000多万银元的财富，相当于清政府一年财政总收入的8倍多。英国资产阶级利用肮脏的鸦片贸易开辟了中国市场，同时又发展了印度市场。英国在印度大量销售工业品以购买鸦片，然后再用这些鸦片到中国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丝、茶等物。在英—印—中三角贸易关系中，英国资产阶级利用鸦片走私获得了双重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只是依赖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正是依赖这种贸易的走私性质”。

西方列强的鸦片输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鸦片吸食者往往“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顶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1829年，吸食鸦片者已滋蔓至十几个省。据估计，到1835年前后，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达200万之众，“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其中，包括农民、手工业者、轿夫、水手等在内的劳动者，也为数甚巨。其恶果，不仅大量吸收了中国有限的社会购买力，造成工商业的普遍萧条和衰落，而且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摧残了社会生产力。

鸦片贸易使中国在中英贸易中由出超变为入超，造成大量白银外流。据估计，1830年至1840年的10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外流白银达七八百万元。

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荒，导致了银贵钱贱的现象日趋严重。道光朝初年，每两白银折换铜钱1000文左右，到1838年每两银子竟换钱1638文。而同一时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价格并没有变动。广大劳动人民出售有限的农产品，只能换回制钱，而他们缴纳赋税时却须折合成银两。过去农民卖一石谷可纳税银一两，而今差不多要卖两石谷，才可纳同样的税银。农民的实际负担大大加重，生活更趋恶化。

鸦片贸易也严重地威胁了清王朝的统治。白银外流，银贵钱贱，不仅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也使各省拖欠的赋税日益增多，造成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在八旗、绿营的官兵中，不少人也手持烟枪，吞云吐雾，军纪因之废弛，战斗力愈形下降。鸦片走私中的行贿受贿，复使清朝本已腐败的吏治更加败坏。马克思指出：“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鸦片走私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也削弱了它抵御外敌的能力。

同时，它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又使中国人民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间的矛盾迅速尖锐起来。

三 林则徐与禁烟运动

鸦片的走私和泛滥造成的严重危害，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他们纷纷起来要求禁绝鸦片。1838年夏秋，广东民众在城乡遍贴戒烟劝善的布告，谴责外国鸦片贩子的罪行。同年12月，广州地方当局准备处决一名中国鸦片贩子，但英、美侵略者竟然无视中国主权，冲入刑场，袒护鸦片贩子。愤怒的群众不约而集，聚众万余人，包围了洋馆，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英、美商人吓得躲在洋馆里不敢出来。这次示威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强烈的禁烟要求，显示了正义的力量。

面对烟毒泛滥愈演愈烈和民众强烈的禁烟要求，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在要不要禁烟的问题上，形成了弛禁和严禁两种意见。

1836年6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向道光皇帝上《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主张取消鸦片输入禁令，准许公开买卖。针对鸦片输入，道光朝以前采取的手段不外“塞源”（禁止鸦片输入）、“遏流”（查禁内地私销）两个办法，道光朝又加上了“正本”（禁止官民吸食）。现在许乃济则主张：“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进口，除了“文武员弁士子兵丁”应严禁吸食外，民间吸食可以“一概勿论”。但公开允许鸦片贸易毕竟有损国体，所以许乃济的主张一经提出，便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内阁学士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御史袁玉麟、朱成烈等纷纷上书，驳斥许乃济，请严禁鸦片。袁玉麟批驳说：如果采取“禁官弁士兵，不禁小民”的办法，会导致“坏政体而伤治化”的后果。如果把抽鸦片税当成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是见小利而伤大体”。这些言论驳倒了弛禁官员的荒谬说法，以至在此后一段时期内，朝野上下无人再敢公开主张弛禁。

1838年6月，鉴于鸦片泛滥日益严重，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严塞漏厄以培国本疏》，痛陈鸦片为害之烈，以为鸦片非不能禁，历年屡禁无效的原因在于稽查官员贪图利益，不能认真查办，以至积重难返。他指出，只是禁止鸦片进口不解决问题，根本办法是禁止吸食鸦片。他说：“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具体办法是限吸食者一年戒除，逾期不戒者处以死刑，官吏照常人加等治罪。道光帝下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和各省总督、巡抚各抒己见。围绕着黄爵滋的建议，不同意见的争论再起。

在参加讨论的大臣中，直隶总督琦善、云贵总督伊里布等20人，对禁烟不持异义，但认为严刑禁烟是法重情轻，要求“照定例”禁烟，即维持明禁、暗贩、暗吸的状态，实际上是反对重治吸食者的严禁措施。

湖广总督林则徐等8人坚决支持黄爵滋的主张，力主严禁鸦片。林则徐在有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详细阐述了鸦片泛滥的危害和严禁的必要。他驳斥主张弛禁的论调说：“或谓重办开馆兴贩之徒，鸦片自绝，不妨于吸食者稍从末减。似亦持平之论。而臣前议条款，请将开馆兴贩，一体加重，仍不敢宽吸食之条者，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他明确指出：照旧例执行，弊病太多，“与其用常法而有名无实，讹诈正无了期，何如执重法而雷厉风行，吸食可以立断”。他大声疾呼：“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他还草拟了《严禁鸦片章程》6条，对黄爵滋的建议作了重要补充。林则徐等人的严禁主张虽然出于维护清朝统治的考虑，但在鸦片流毒天下害国害民的严峻形势下，完全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

一直被鸦片问题困扰着的道光皇帝痛感鸦片泛滥已经造成政府财源枯竭，军纪废弛的严重后果，决定采纳林则徐等人的严禁主张。1838年12月，道光下令将许乃济革职，特命林则徐进京陛见，商讨禁烟事宜，并发谕旨，要各省“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行松动”。12月26日，林则徐抵京，经过多次召见，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厉行禁烟。然而在统治阶级中，当政的穆彰阿等“保位贪荣，妨贤病国”的满汉权贵多是禁烟政策的反对者，长期为道光帝所宠信，后者的态度随时会因他们的影响而改变。林则徐的广州之行，险象丛生。然而他毕竟是一位意志坚定而有远见的政治家，明知前途坎坷，却抱定为国为民除巨患的决心，知难而进。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少负经世之志。1811年成进士，历任江苏按察使、陕西和湖北布政使、东河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职，以关心民生疾苦，办事干练著称。在湖广总督任内，他就曾力禁鸦片，成绩卓著，对这次查禁鸦片，更充满信心。

1839年1月，林则徐离京南下，3月，抵广州。当地人民群众高昂的反侵略斗志，使林则徐深受鼓舞。他说：“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加紧整顿水师，加强海防。一再晓谕鸦片吸食者立即呈缴烟土烟具，限期戒绝。并发布谕帖，勒令外国烟贩将存储于趸船的鸦片“尽数缴官”，并具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林则徐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广东民众积极支持林则徐的禁烟措施。城乡各地纷纷呈缴烟膏烟具，揭发检举鸦片贩子。虎门附近的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一发现走私鸦片的商船，立即吹响螺号，出动船只缉捕，并纵火将其焚毁。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禁烟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英美烟贩则极力阻挠、破坏禁烟。林则徐到达广州之前，他们闻讯即已把鸦片趸船转移到外洋，躲避风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有意抗拒，3月24日，他从澳门赶到广州商馆，煽动烟贩们拒交鸦片，指使大烟贩颠地逃出广州。由于林则徐事先作了周密的布置，颠地出逃未能得逞，被截回广州商馆内。随后，林则徐下令包围商馆，撤出其中的中国雇员，断绝了广州和澳门之间的交通，并根据违例封舱的惯例，下令停止中英贸易。义律无计可施，于27日被迫同意呈缴鸦片。但他却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命令英商缴烟，并鼓动美商缴烟，保证烟价由英国政府赔偿，故意把鸦片纠纷扩大为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问题，为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制造借口。英美烟贩先后被迫缴出鸦片19127箱，又2119袋（其中美国烟贩缴出1540箱），共计2376254斤。

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至虎门，督令将收缴的鸦片全部当众销毁。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销毁办法系在太平镇海滩高地挑挖两个纵横各15丈、底部平铺石板的大池以便交替使用。销烟时，先由沟道车水入池，撒盐成卤，抛入切开的烟土泡浸，再抛下石灰，顷刻汤沸。鸦片一遇灰盐，立成渣沫，颗粒悉化。等到海水退潮时，启放涵洞，随浪入海。广州人民满怀对禁烟斗争的胜利喜悦，涌向虎门海滩观看销烟壮举。外商也多到现场参观，他们“摘帽敛手”，向林则徐表示敬意。虎门销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外侮的决心。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宣布开放中英贸易，但要求进口商船出具甘结，保证永不夹带鸦片。义律则不甘心失败，百般阻挠英商具结，竭力制造事端。

1839年7月，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嘴行凶，殴毙村民林维喜。林则徐多次要求义律交出凶手，义律不但拒不交凶，而且一再进行军事挑衅。英国侵略军先后在九龙、穿鼻、珠江口海面袭击中国水师，但均被击退。

面对英国侵略者的武装挑衅，林则徐与关天培等官员一道，积极筹备战守。他们抓紧对各处炮台进行加固或改造，在虎门的上、下横档一带，增设两道栏江铁排链，并从国外购进了200门新式大炮，分列两岸。林则徐相信“民心可用”，他在大力整顿水陆官兵的同时，积极倡导“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并招募渔民、蛋户丁壮5000人，编为水勇，日夜操练，以配合水师对敌作战。他还公开发出号召，一旦敌人兵船进入内河，人人可以持刀痛杀。在林则徐、关天培的部署下，广东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与英国侵略者展开英勇斗争。

为了在对敌斗争中做到知己知彼，林则徐注意了解外情。他组织人员不仅翻译了澳门新闻纸，以掌握侵略者的动态，而且还翻译了其他一些西方出版物，以了解世界大势。林则徐还很注意把握对敌斗争的策略。他反对西方殖民者一切危害中国利益的侵略行径，但并不禁止外国商人进行正当的贸易，提出了“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正确方针。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在香山县（今中山县）宣布了对外贸易新规定，强调“一切未带鸦片之夷船应声明愿即开进黄埔，一俟验讫，即行卸货……一切私行夹带鸦片之夷船应即遵令呈缴鸦片，可免议处；一俟悉数缴实，可准进口开舱贸易”。这种规定受到一些正直外商的称赞。当义律向这些外商挑拨离间时，他们不为所动，转而支持林则徐维护正当的中外贸易。到1839年底，具结后开进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已有62艘，其中有美国船45艘。林则徐还不顾清政府高级官员不得与外国人往来的惯例，直接与外国人接触，征询意见，向他们宣讲清政府的禁烟政策，沟通了中外之间的必要联系。实践证明，林则徐的这些开明与理智的主张、做法在当时的禁烟运动和对外交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