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族经济体制改革
▲▲▲（1）民族经济特性
西部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特殊性，与民族区域自治紧密结合。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既是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又是经济制度，要求民族地区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配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民族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成份多样，在经济结构、地理环境、文化程度、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均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商品市场的商品品种、规格、供需质量方面，均与一般地区不同，带有显著的民族特色。
不平衡性。在西部民族地区，高级形式的市场经济、初级的商品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存。有些地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有相当比重。
区域性。由于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域不同，因而在各民族地区形成的各类市场，如牧区的市场、农区的市场、贫困山区的市场、沿边开放区的市场，在组织管理方法、流通渠道、价格政策方面，都带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
落后性。主要表现为：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发展不对称、不协调；市场半径短、小，具有封闭性的市场占较大比重；市场网络不健全，流通设施原始简陋，仓储能力不足，交易方式和手段落后；市场组织管理松散，法规建设和制度建设不健全，市场秩序混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以往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制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建立和健全农牧业生产责任制为中心不断展开的，其过程是自下而上，从单项到全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逐步进行。经过22年实践，农村牧区的改革取得了三大突破：实行了以“包”字为核心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使公有制的优越性与农民自主的灵活性、主动性同时得到发挥。多种形式的新的经济联合陆续形成和迅速发展。多种经营的开展使大量专业户涌现出来，他们以商品生产者的面貌出现，讲究经济效益，充分利用零散资金和劳力，发挥农村各种能手的作用，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分工和多样化。变“政社合一”为政社分设。由于政社分设，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的自主权得到保障。农村牧区所有制改革，打破了民族地区农（牧）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促进农（牧）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化农业转化。现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以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进一步深化农村牧区的改革，应采取下列措施：
首先，稳定联产承包制和牧区草畜双承包制，并延长耕地、草场的承包期，加强土地、草场的基层管理。其次，发展多种形式的服务组织，形成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经济技术部门和各种专业技术协会等相结合的社会化服务网络，通过服务体系将分散的以家庭为主的小规模经营与日益发育的市场紧密结合起来。再次，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完善乡镇企业经营机制，进行制度创新，在明晰企业产权的基础上，逐步实行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采取合股、参股、扩股等形式，促进企业间、行业间、地区间的联合。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首先表现在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的重大变化，出现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所有制形式主要有：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营方式主要有：承包经营责任制。它是以承包经营合同的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促进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形式。承包经营主要面向大中型工业企业，承包者承担风险，欠收自补。企业对上实行利润递增包干或减亏包干，对内实行工效挂钩，不仅有效地保证了国家财政的增收，而且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提高，促进生产的发展和职工收入的增加。租赁经营制。它是指国家授权机构将企业资产出租给承租者，承租者交付租金，对企业进行自主经营。承租者有的是个人，有的是合伙或企业全体成员。祖赁经营的对象是国营小型企业，是对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形式的探索。租赁的企业一般都属于亏损或微利企业，租赁经营能给企业带来生机。资产经营责任制。它是以对企业资产的盈利和增值能力的评估为基础来确定国家与企业之间责权利关系的经营形式。这种经营形式的实施较复杂，目前只在少数企业中试行。股份制。股份制就是按一定的法规程序，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创立法人企业（公司）对生产要素实行社会占有联合使用，企业拥有独立的法人资产，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从事生产和经营，投资者按投资入股的份额参与企业的管理和分配，同时承担有限的经济责任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和财产制度。股份制有通过企业相互参股和企业内外招股发展的股份制企业，有打破所有制界限的联合投资形式的股份制企业，有吸收企业内部职工或向社会招股形式的股份制企业。
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实质性进展；在21世纪国际经济激烈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关键也在于提高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竞争能力。
西部民族地区同全国一样，国有企业的改革，已从过去扩权让利为主，转变到制度创新；从单项改革为主，转变到综合配套改革，实行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从着眼于单个企业转到着力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将企业改革、改造和改组与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们整相结合。
首先，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只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能使公有制同市场经济很好结合，使国有企业焕发生机和活力。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要按照上述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
其次，国有企业改革同发展紧密结合。着眼于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要从过于广泛的竞争性行业逐步退出，集中力量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它们主要包括资源垄断性行业和提供最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同时也包括一些竞争性行业，如化工行业、钢铁行业、粮食特别是商品粮流通、金融外贸等领域，这些行业中的大型骨干企业，少数仍需保留国有，大部分需国家控股。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的过程中，“抓大放小”是一条重要措施。抓大就是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一批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对于国有小型企业，可以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
再次，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建立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
国民收入分配是社会收入分配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和运行中的重要环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是衡量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因此，辩证分析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理顺分配关系，调整分配结构，完善分配方式，是关系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个人收入分配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劳动收入。这是按照投入劳动的多少而获得的收入，它是社会对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承认而给予劳动者的报酬。具体包括：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的劳动收入，即按劳分配的收入。个体经济中的劳动收入，即个体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占有少量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劳动取得的收入。私营经济中的劳动收入，这是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主要靠雇工经营的企业中，劳动者作为资本占有者的雇工，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的收入。
第二，资本收入。这是凭资本所有权参与他人劳动成果分配取得的收入，是资本所有权在分配领域中的实现。具体包括：投资收入，指资金所有者将其资金投入经济活动而取得的收入。资产收入，指资产所有者和占有者把自己拥有或占有的资产租赁给他人使用而取得的收入。雇工收入，即私营企业主和外商独资经营或合资、合作经营的经营者，凭借资本的占有，通过雇工无偿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而取得的收入。这种收入具有剥削性质。
第三，经营收入。这是指各种所有制中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按照经营效果和收益所取得的收入。具体包括：经营性的劳动收入、风险收入、投机收入。
第四，社会保障收入。这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劳动者的健康和发展而采取的一种分配形式。具体包括：福利性收入、扶持性收入、救济性收入。
所有制结构决定分配结构，所有制实现形式决定分配方式。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决定收入分配机制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同时，我国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需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保持多种分配方式。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既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原则，有效地防止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又可以为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提供动力机制和市场机制，增强经济活力和提高经济效率。只有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其他分配方式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只有发展其他分配形式，才能促进按劳分配方式的完善和发展。
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各种分配方式混合组合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已成为新的分配形式。如，股份制经济，它的所有者和投资主体是多元化的，收入分配方式必然是多样化的，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并存的。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经济，劳动者既可以取得按劳分配的收入，又可以取得按资分红的收入。因此，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分配理论上新的突破。同时，按生产要素分配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生产要素是创造社会财富过程中必不可缺的，只有实行有偿使用，才能尽可能地将它们聚集起来发展经济，允许和鼓励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必将刺激私人企业家和外商积极地扩大再生产，股民踊跃投资，个体劳动者以及技术人员走进市场，从而使我国市场生机勃勃。效率一般是指劳动消耗与劳动成果的比率，就是要努力降低劳动消耗，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取得最大成果。因此，效率就是指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即尽量节省资源的消耗，减少资源的占用，从一个既定的投入量中取得最大的产出。可见，效率是属于生产力范畴的概念。
分配中的效率原则，是指个人收入的分配不仅要和劳动数量和质量挂钩，而且要和劳动效率挂钩，个人收入的多少与劳动效率的高低成正比。市场就是根据效率向投入资金、劳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提供报酬。如果投入的生产要素效率高，就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反之，就只能得到较低的收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收入分配，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因是：效率原则是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最大效率。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各项经济工作的重点，要加快生产力发展，就要把提高效率放在第一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目的就是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提高效率是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途径。效率优先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社会具有不同的公平标准。分配中的公平是经济范畴，它的标准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所谓公平，是指人们之间利益和权利分配的合理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分配的标准是：等量的投入获得同等的报酬；创造收入的机会均等；既承认差别，又反对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市场经济，必然要讲求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决定社会主义能在社会的更大范围内实现公平，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使全国各民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效率决定公平，公平以效率为基础；公平激发效率，效率保障公平。效率的增进可以为公平分配提供物质前提，只有效率的不断提高，社会财富日益丰富，公平分配的实现才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否则，效率低下，物质产品匮乏，公平分配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公平分配可以稳定劳动者的生活，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效率的提高。提高效率必须依靠全体劳动者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而劳动者的积极性能否充分发挥，在于劳动者对自身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才能激发人的劳动热情，提高效率。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按照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配。同时，在不同的分配层次，效率和公平应有所不同。初次分配时，应当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更多地讲究效率为主，引导人们不断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再分配，应当坚持兼顾公平的原则，更多地提倡公平，使收入分配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如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企业工伤保险制度以及生育保险、社会救济、扶助贫困等，使年老、患病、工伤、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和权益得到保障。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所占比重较大，党、政府和社会对此一直非常关注，经过长期大量的扶贫和社会救济，使贫困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目前，扶贫目标要由生活救济型向经济开发型转变，扶持任务要由政府包办型向社会型转变，扶持方式要由人力集中型向科教扶贫、智力扶贫型转变，有效地运用好国家扶贫资金和扶贫贷款，健全扶贫机制，增强贫困地区人民的自我发展能力，逐步缩小与富裕地区的经济差距，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2）完善市场，健全调控
发展和完善商品市场巩固和完善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市场，市场的核心是价格。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主要是借助于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运行机制来实现的。必须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除极少数垄断性产品和不宜参与竞争经营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仍由政府进行管理外，其它产品和服务价格全部放开，由市场调节。
以批发市场为重点，积极发展现代流通组织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业已成为反映消费需求、引导生产、促进经济全面发展的主导产业。搞好流通业，一是要继续发展批发市场。现货批发市场是商品市场体系的基础，要充分利用和改造现有设施和渠道，进一步完善日用工业品和生产资料批发市场，特别是要在重要商品产地、销售地或集散地，形成大宗农产品等大型批发市场。区域性的骨干批发市场，要引进现代批发机制，成为辐射面广、凝聚力强的商品集散中心和信息反馈中心。二是积极发展新兴的流通组织形式。发展配送中心、产需间的直达供货、代理制、连锁经营等现代流通组织形式，实现市场组织的现代化，更好地为生产和生活服务。
培育农工商、产供销一体化的大型商贸集团。发展以组织商品购销活动为主要职能，兼具生产、营运、服务、科研等多种功能的企业经济联合体。这种商贸集团能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可以为民族地区流通组织从封闭式向开放式过渡开辟广阔的道路。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的流通企业，活跃市场。
要素市场的发展，必须根据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坚持先试点后推广，逐步规范；发挥国家政策的引导作用，尽快建立市场中介组织的自律机制；与企业改革和财政、金融等改革配套推进。
发展完善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十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金融市场从无到有，初具规模，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从总体上说，金融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还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和作用，依法维护金融秩序；建立统一的、有透明度的货币市场；深化利率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结汇体制；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和股票融资，完善证券市场；建立有序、适度竞争的保险市场。银行要与其所投资的保险业、信托业和证券业在人、财、物等方面脱钩，实行分业经营，依法管理。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改革试验区是经国务院批准，在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社会发育等方面有一定代表性，选择部分条件具备的地方，借鉴国际上设立内陆开发区和边境贸易区的做法，采用我国沿海对外开放地区特殊改革措施，探索加快发展的经验，以推动经济改革开放的试点地区。它与沿海经济特区、沿海对外开放港口城市、沿海对外经济开发区一样，是我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试验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改革试验区发展迅速，大致有以下类型：
综合改革试验区。按一定范围的区域经济类型划分为城市综合改革试验区、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山区综合改革试验区。
扶贫开发试验区。目前，已建立的以扶贫开发为主要内容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改革试验区，有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贵州省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其中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最具代表性：在治理环境方面，正确处理扶贫开发和生态建设的关系，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之中，把经济开发与生态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恢复和维护环境与开发利用资源结合起来，通过经济开发解决温饱问题，支持生态建设；通过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巩固扶贫成果，脱贫致富。在开发建设方面，由救济扶贫向开发扶贫转变，通过对本地优势资源的开发，逐步形成一些骨干产业，使商品经济发展起来，走出了一条适合贫困地区实际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积极积累、稳妥的经济发展道路。在抑制人口过速增长方面，实行超生人口不再分配土地，把计划生育和保护国土两项政策融汇在一起落实，使经济贫困、人口膨胀和生态恶化这三大难题开始出现转机，试验区的发展逐步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边境经济贸易试验区。它在民族地区经济改革试验区中最具特色，比重大，分布广，发展快，成效也最为明显。目前，这一类型的改革试验区，大多都已超越了单纯的边境阶段，朝着以边境为龙头，运用试验区的各种优惠政策，实施综合性的改革方向发展，而且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为较大规模地开展对外经贸和投资兴建企业准备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国务院1988年批准建立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内陆边疆改革开放试验区，与前苏联和蒙古的边境贸易伙伴建立了业务往来关系。对外合资合作从以独联体为主，扩展到美国、新加坡、西班牙、韩国、香港、台湾等22个国家和地区。呼伦贝尔盟已从原来的边境贸易热点发展成为国内国际企业界、商界、金融界汇集的地方。
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五个民族自治区中唯一拥有海岸线的自治区。该自治区的北海市（含防城港口）是我国于1984年批准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也是民族地区唯一的沿海开放城市。因北海市、防城港区面向北部湾，依托大西南，是我国西南和中南民族地区最近的出海口，在少数民族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广西乃至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九五”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充分发挥沿海、沿边、沿江的“三位一体”优势，以“三沿”开放为突破口，以联合促开放，开放促开发，促进全区经济的发展，初步形成了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边境开放城镇相结合，由沿海、沿边、沿江中心城市向桂西北山区推进的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对外贸易迅猛发展。
※※2.正确处理西部民族经济关系
▲▲▲（1）西部民族经济各环节
发展西部民族经济是在社会发展总过程中进行的。因此，西部民族经济不是一个孤立环节，必然涉及到社会发展总过程特征及其它环节，需要协调社会发展总过程各环节与社会发展总过程状态特征的联系。
西部民族经济必须正确处理与社会发展总过程的关系。社会发展总过程是指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演变的总体状态。民族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总过程的一个环节，必须与社会发展总过程的状态特征相协调，妥善处理各种关系。
开放与封闭的概念被引用于描述经济发展的状态，其含义比一般字义的解除限制与堵塞通口更广泛。开放与封闭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和思想方法。开放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资源要素及配置的流动、变化、创新；封闭则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资源要素及配置缺乏流动、变化、创新。
开放与封闭又是相对的。经济发展过程资源要素的流动与否，资源配置的结构状态，并不存在绝对的开放或封闭标准，而是相对于这一过程资源要素及配置的流动、变化、创新的需要和可能性及社会发展总过程所形成的环境而言的。当经济发展过程对资源要素及配置的流动、变化、创新提出要求和存在可能，社会发展总过程所形成的环境倾向于资源要素及配置的流动、变化、创新时，顺应了这种态势的行为便具有开放特征；反之，则表现为封闭倾向。
开放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世界经济趋向一体化，区域间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经济发展过程资源要素及配置过程的流动、变化、创新成为该过程提高经济效率的基本方法。开放度与经济发展质量状态呈正相关，开放度高，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资源要素及配置过程的流动、变化、创新活跃，经济发展的质量状态也相对好。因此，开放度成为了经济发展质量状态的一个重耍标志。相反，封闭则约束了资源要素的流动，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缺少活力，影响了资源要素及配置过程通过流动、变化、创新提高效率的可能性。显然，发展西部民族经济必须顾应经济发展的开放潮流，坚定地走开放之路。
发展西部民族经济所面临的开放与封闭的关系，主要是如何走出封闭，扩大开放的问题。
民族经济的发展要走出封闭，扩大开放，首先要摆脱思想的封闭状态，放眼看世界，转变传统观念，辨识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民族经济的利益实现方式。没有观念的转变和开放意识的觉醒，就不可能形成自觉的开放行为。转变观念，确立开放意识，就是转变封闭思维定式下的资源配置和利益得失观，跳出狭小的经济发展利益实现的封闭目标，从更广阔的空间去考虑民族经济的发展利益及利益实现途径。其次，要走出环境的封闭状态，重新审视、分析所处地理环境和资源结构对发展西部民族经济的影响。我国的少数民族多分布在内陆高原、山区和边境地带，这种状态虽然在向东开放的过程中相对不利，但在向西开放、利用周边国家地缘关系方面，却存有优势；同时，山区资源的特点在吸引外部资源要素的配置方面，也存有潜力，这也有利于化封闭环境为开放要素。
西部民族经济从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转变，是通过具体的资源配置过程和市场关系实现的，表现为资源配置和市场关系形成的开放性，表现为资源要素和产品在市场间的流动。因此，伴随着开放过程的市场关系变动，必然使传统的封闭市场受到冲击，要求民族经济的发展超越传统的封闭市场，积极进入开放的外部市场，在开放市场中寻求发展空间。另外，也要求国家在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安排方面给予应有的支持。
市场与计划都是经济调节、资源配置手段。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是经济发展过程由市场配置资源调节经济活动与由计划配置资源调节经济活动的关系。
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但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完善，而计划的作用也没有完全消失，西部民族经济的发展客观上承受着市场与计划两种经济调节、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发展西部民族经济需要正确处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
在发展西部民族经济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首先要正确认识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特征。市场经济是当前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市场经济以市场为基础性调节手段，由市场配置资源。发展西部民族经济必须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熟悉和自觉运用市场经济调节方式。
其次，要正确认识计划调节方式的变化。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市场调节并不是唯一的调节手段，计划调节仍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计划调节的内容、形式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的指令性计划调节方式已经转变为指导性、协调性的调节方式，采取宏观经济调控的形式。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根据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通过有关政策手段对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仍然以国家计划为主要依据，但宏观经济调控不是抵制市场机制，而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为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服务。
其三，要正确认识竞争与保护的关系。由市场配置资源、调节经济活动，必然认同、倡导竞争，市场希望通过竞争促进资源要素的动员、流动、配置结构的优化和费用的节省；而由计划配置资源，调节经济活动的方式，则存在对资源要素的动员、流动、配置予以政策性限制、安排的倾向。因此，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实际上蕴含着竞争与保护的关系。由市场配置资源并引致的竞争关系，有利于对资源要素的充分动员和优化配置结构，提高配置效率，但对于目前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市场竞争力相对弱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可能产生较强的市场竞争冲击，即在市场况争中处于不处地位，市场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这就要求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充分考虑西部民族地区市场发育和竞争能力的实际状况，对其经济发展予以必要的政策支持，促进该地区的市场发育，提高该地区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能力。
其四，要正确理解市场经济关系。市场经济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本质上是一种客观的、透明度较高的法治经济。市场倡导竞争，但不是非法侵吞他人财产。在市场经济中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不完全竞争所导致的不平等交换现象，但这不是市场经济关系的本质，市场经济的完善是趋向市场信息分布对称、交换平等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构成对民族经济发展的威胁，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存在保障民族经济利益的必然性。事实上，正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不合理的价格机制导致了西部民族地区在低价销售资源品和高价购买工业品过程中的双重利益受损。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局部，其经济发展既自主又统一在国民经济全局的进程中。其自主性表现在局部区域的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市场竞争能力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形成，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与该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谋求局部区域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局部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倾向。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必须统一在国民经济的整体中，局部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实现方式必须接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规范，必须与国民经济整体的其它环节相协调。而且从现实看，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国民经济全局的发展表现出较强的依存关系，需要国民经济全局及经济发达地区给予帮助支持。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全局的发展，将有利于国家加大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以及对局部区域经济利益的尊重。因此，正确处理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既要尊重、保障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权益，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宏观政策的实施上结合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不搞一刀切，更加重视和积极帮助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同时，也应当关注全局的整体利益，客观地评介国民经济发展过程的不平衡现象和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差距问题，既要看到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加速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要看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也蕴含着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既是特殊的，又是一般的。特殊性表现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面对的是具有内陆边疆地带国际性的特殊的区域环境，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殊的民族结构，社会发育不平衡的特殊的社会背景，高原、山区错综复杂的生态环境和鲜明的地域特点。经济发展过程的政策安排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特殊性，采取相应的特殊措施。一般性表现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也具有一般的经济属性，必须遵循一般的经济规律。正是一般经济规律与西部民族地区特殊性的结合及在具体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才产生表现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并不是依民族分布作平面划分的结果，而是由其蕴含的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及内在规定性所决定的。
传统文化是传统社会留存下来的历史遗产。包括历史遗留下来的镶嵌着当时社会风貌的物质遗产，也包括留存着传统社会痕迹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特征、审美情趣等精神遗产。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在生产领域的运用，并引起的社会生产组织、生活方式、思想方法的创新、变化。
每一个有其历史渊源和社会文化传统的民族，都承受了该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代每一个民族都面临着现代化问题，现代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传统文化的存在和现代化过程都是不可避免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就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客观存在着的历史遗产对该过程所产生的作用与该过程对这笔历史遗产的需求状态的关系。
发展西部民族经济必须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因为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西部民族经济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在西部民族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无法回避并产生作用的因素，作为源自传统社会的历史文化遗产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传统文化是一咱历史基础，发展总是在历史基础之上起步的；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是对称于传统社会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对称于传统社会的传统文化必然存在对该转变过程的不对称现象，某些方面成为了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障碍。这种二重性决定了在西部民族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对民族传统文化必须采取扬弃的态度，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使之成长、发展为对称于现代社会的现代文化。
实际上，社会发展过程的文化演进很难断然分开，社会发展总是一步步朝前走的，文化演进的历史环节环环紧扣，虽然某些历史事件可以成为这一进程划分的标志，但民族文化涌动之流是连续的。这就表明，对称于现代社会的现代文化也是由传统文化发展而来的，传统文化虽然对称于传统社会，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它是发展变化的。西部民族都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西部民族经济的发展始终是以民族文化传统为背景的。同时，西部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构成了发展西部民族经济的重要资源，奠定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基础和特色。如历史文化古迹、传统的民族工艺、古朴的民风民俗、宗教文化等等，都可成为发展西部民族经济的条件，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当然，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成长为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会存在许多矛盾，必须对民族文化的传统结构和内容进行调整更新、变革扬弃，既丢弃其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糟粕，又发扬其有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当这些优秀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脉博取得和谐时，民族的传统文化便获得新的生命力。
▲▲▲（2）结构关系
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经济结构变迁的过程，涉及到复杂的结构关系，发展西部民族经济必须正确处理、协调发展过程自身的结构关系。
经济发展是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发展速度是手段，经济效益是目的。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就难以形成经济效益；没有形成经济效益，发展速度就失去意义和难以为继。而从本质看，实现经济效益是根本，争取发展速度的目的也是为了争取经济效益，速度与效益是统一的。但是，高速度并不等于高效益，高速度只有在结构功能的高质量保障下，才可能达到高效益。因此，发展民族经济所面对的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实际上是如何提高发展速度的质量，以争取更充分的经济效益的问题。
我国迄今仍是一个经济不发达国家，要缩小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惟一的途径就是靠持续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速度去形戌较高的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的整体进步。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是经济结构中的薄弱环节，要改变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落后状态，也必须有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速度的保障。只有加快发展速度，跟上并超过一般的发展水平，才可能逐步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争取较高的发展速度是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利益的，只有持续地形成较高的发展速度，才能迅速增进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效益，增强经济发展实力。
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当然不可能不顾经济效益形成的实际结果，片面追求经济规模的膨胀，而是应当把高速度建立在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即高速度必须有投入过程高质量的技术结构、科学管理的保障。只有建立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的高速度才可能有效地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可见，正确处理民族经济发展中速度与效益的关系，需要结合民族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符合民族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利益实现的可能性。首先，要看到高速度是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的必要措施，发展速度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形式和效益实现的保障，当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还处在较低的发展水平时，客观上需要有较高的发展速度。其次，争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必须有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支持，发展速度只有建立在科技进步和良好劳动力素质及科学管理的基础上，才是可持续的。其三，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必须与当地的实际条件和国家支持的力度相结合。一方面要求国家考虑到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大扶持力度；另一方面也要求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遵循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避免浪费和损失，提高经济效益。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特征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的所有制关系，就是要正确认识、处理公有制经济与其他经济成份的关系，特别是要结合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实际是，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社会发育的历史基础薄弱，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相对闭塞，生产力的发展比较缓慢，现阶段事实上处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状态。这种状态决定了西部民族地区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必须与当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相适应，不宜照套其他地区的结构模式。
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与较高的生产社会化程度相联系的，是建立在较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在西部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的倩况下，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便不可能达到较高的水平，适应西部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必然要求非公有制经济有较充分的发展，在所有制结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实际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就全国而言的，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这种差别包括，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比重的差别，公有制经济内部结构中国有经济与集体所有制经济比重的差别，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差别。这些差别具体反映到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中，主要表现为：所有制结构虽然以公有制为主体，但多种所有制经济有更充分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占有较大比重，某些地方、某些产业也允许存在公有制经济不占主体地位的情况；在公有制经济中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其主要形式，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是通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去体现的；公有制经济的数量和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是通过更广泛更灵活更多样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方式去实现的。
正确处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所有制关系，必须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和形式选择，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应该得到鼓励和发展。现阶段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所有制结构问题，主要是国有经济占有的比重较大，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不充分，所有制形式和结构比较单一僵化，因而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对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充分动员，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从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应侧重于积极倡导和鼓励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的发展，积极鼓励和引导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从空间秩序看，必然表现为城镇经济建设和乡村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形式。城镇经济建设，必须有乡村经济发展基础的支持，乡村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实现由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转变的前提条件。这也是经济发展空间结构和秩序的自然演进过程。但在经济发展资源有限，资源配置的空间格局面临次序安徘的情况下，有限资源在城镇经济建设与乡村经济发展之间的配置便可能发生矛盾。因此，正确处理、协调城镇经济建设与乡村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调整、完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合理布局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内容。
城镇经济建设与乡村经济发展的关系从空间形式看，是点与面的关系，经济发展过程点与面的资源配置本质上是互相支持的，点的建设可以带动面的发展，面的发展有利于支持点的增长。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面对的现实是，促进城镇经济建设与加快乡村经济发展同样具有迫切要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有限资源的空间配置，不可能同时满足点和面的需要。在这种倩况下，协调点与面的关系，既要考虑到现实的基本利益，又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进的基本趋势和长远利益，既要尽快解决温饱和贫困问题，又要努力提高有限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增长潜力。有限资源在城镇经济建设与多村经济发展之间的配置，应立足于加强点与面的经济联系，促进城镇经济建设与乡村经济发展的沟通，以点带面，通过对乡村市场的培育和乡镇增长点的建设。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为乡村农业人口的流动和从农业中解放出来提供途径和新的就业机会。因此，有限资源在配置格局上对城镇经济建设的支持不宜集中于个别大中城市，而是应当侧重干与乡村经济联系更紧密的小城镇，应有利于加强城乡经济发展的一体化。
城镇经济建设与乡村经济发展的关系，从产业形式看，也表现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关系上。城镇经济建设以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主，乡村经济发展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关系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进、调整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渐次发展、转移的过程。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产业结构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虽然占有较大比重，但基础薄弱，农业还处在单一平面垦殖的阶段，耕作粗放，劳动生产率较低，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落后，产业素质较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要求，既需要加强农业基础，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又需要加快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和第三产业的服务能力。协调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关系，应着眼于强化产业结构的内在联系，必须看到，只有稳固的农业基础，才可能有力地支持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农业发展所形成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供给，既是解决西部民族地区温饱和贫困问题最基本的途径，也是形成西部民族地区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基础。因此，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循序渐进，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与加强农业基础相协调，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应为农业进步提供科技和市场服务，通过增加农业投入并积极引导、加强第二、第三产业对农业的支持，形成以农兴工，以工带农，加快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
▲▲▲（3）西部民族经济与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是社会运行的一个环节。经济健康发展是在与社会各方面发展相协调、与社会各环节运行相衔接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发展西部民族经济必须正确处理、协调发展过程中与其他社会环节的关系。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紧密结合，是我国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之一。这一方针在西部民族地区的贯彻落实，要求协调经济发展与民族教育、科技进步的关系，把民族经济的发展建立在提高民族教育发展水平和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加强经济与教育、科技之间的结合和相互促进。通过民族教育对民族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提高民族经济的发展效率；通过民族经济的发展为民族教育和科技进步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
民族教育以科学文化技术的传授、民族素质的提高、西部民族人才的培养为中心。民族教育发展是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没有科学文化技术对社会经济过程的投入，没有一大批具有科学文化素质的劳动者去组织经济活动，民族经济的发展便难以健康进行。实际上，民族教育并不是游移于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之外，民族教育通过传授知识的功能，提高劳动者在劳动过程的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发展建立了紧密联系。
民族经济与民族教育之间互相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从历史发展顺序看，民族经济的发展是民族教育发展的基础，民族教育是在经济发展的总进程中得到发展的。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能力决定了民族教育的发展能力，民族经济的结构规模决定了民族教育的结构规模，民族经济的发展方式和水平决定着民族教育的质量，民族经济的发展构成了民族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需求导向，民族教育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得到发展并沿着经济运行所推进的方向不断走向繁荣。但民族教育的发展和产生的影响并不是被动和消极的。在西部民族地区的现实生活中，教育落后已经严重限制了经济的发展，文盲和劳动力的低素质，成了经济发展首先必须克服的障碍，“治贫必先治愚”的呼声正是反映了民族教育对民族经济的制约作用和深刻影响，民族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以民族教育的发展为条件的。这主要表现在民族教育所造就的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素质的劳动者是现实物质资料生产过程顾利进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民族教育对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再生产、生产力系统的完善，就业结构的状态，经济成长阶段的转变，社会生活方式的科学化和自然经济观念的改造等方面都具有深刻影响。
发展西部民族教育与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科技进步是相关的，教育发展是科技进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教育发展也通过科技进步影响经济发展过程。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基本因素，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科技含量的提高而日显突出。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经济发展的程虔与科技进步的程度呈正相关，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水平。
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实际上正是以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相对落后为背景的。经济发展一方面要求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给予资源配置过程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面临着由于经济的缺乏发展而对教育发屐和科技进步的投入不足的矛盾。正确处理发展过程中经济建设与教育、科技投入的矛盾，必须加强发展环节之间的协调，促进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科技进步之间的街接。根据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产业结构、结构演进的次序和发展形式来安排教育、科技结构和教育、科技发展形式，建立教育发展、科技进步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衔接的动态平衡。
建立教育发展、科技进步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一方面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增加对教育发展、科技进步的投入；另一方面也要求增强教育和科技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针对性，既考虑到在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教育和科技因素的基础性、持久性影响，又要关照到教育和科技因素进入现实经济发展过程的适用性，通过适用性的教育和科学技术提高其在经济发展过程的实效性，从而提高经济效率。
协调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续发展的基本内容。可持续发展是时代的潮流，也是正在实施的一项战略。可持续发展概而言之，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生存发展的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生存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可持续发展，而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则取决于经济利益的实现是否建立在适应人口规模所提出的需求，资源消耗及可替代能力，环境变迁的状态及社会争端的妥协等方面所构造的背景上，即经济利益的实现是否获得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等变量的配合和持续支撑。正确处理、协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与人口增长、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争取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施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保障。
协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的关系，必须根据西部民族地区人口增长的实际状况，从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的角度加强计划生育管理，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和规模。必须理性地认识西部民族地区的所谓“地广人稀”实际蕴含着国土单位面积人口承载力相对弱的区情。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以及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并不是数量短缺，而是低素质并强化的人口压力，导致一些地方出现的“越穷越生”，贫困与人口增长恶性推动的现象。低素质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压力，一方面增长了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一方面却未能提高效率发展经济，未能形成与自身生活资料需求相适应的产出。同时还极易造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和环境破坏。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客观上要求加快资源开发，加快潜在资源向现实利益的转化，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对资源和环境保护构成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发展落后的背后涉及到人口增长对资源消耗的强烈欲望和人口科学文化素质较低本身所导致的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浪费和环境破坏；另一方面是源自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自身的脆弱性，即民族地区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在面临着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强烈要求的形势下，更需要加强对经济行为的约束，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善待生态环境。应当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和环境特征，从有利于民族生存、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安排经济结构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加强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生态设计和环境保护教育，逐步培养全民族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
正确处理、协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的关系，需要从国家制度安排的角度加强区域利益的协调，应看到西部民族地区在我国生态环境演进过程中的“江河源”、“生态源”地位，区域间的资源配置、利益实现和分配，应有利于维护“江河源”、“生态源”的生态平衡，不仅要关照到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面较大、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事实，加大对该地区资源配置和扶贫开发的力度，而且要关照到加强“江河源”、“生态源”环境保护的代价，在利益分配和环境保护的物质技术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发展西部民族经济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在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内在联系及对民族团结构成的影响。
经济发展一般指资源配置过程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和产出量的扩大。经济发展状况直接体现在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结构、规模、以及居民物质生活质量等方面，通过生产供给、消费需求、利益分配、收入水平等一系列经济指标加以表述。经济发展是资源有效配置和投入产出规模不断扩大的结果。
社会稳定一般指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妥协，从而形成一种相对和谐的秩序，社会成员安居乐业，形成具有向心力的亲和关系。从政治角度看，表现为各种社会力量对比、相处的协调状态；从经济的角度看，表现为各利益阶层之间力量对比和利益再分配结构的协调状态；从文化的角度看，表现为各种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的认同状态。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为社会稳定奠定了物质基础。通过物质利益社会福利的增长，社区公共设施建设的改善，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就业机会的增加，促进社会成员的安居乐业，为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和必要的物质条件。而社会稳定则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减少经济发展过程的利益冲突，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经济的较快发展一般都是发生在社会相对稳定的背景下。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正确处理、协调发展西部民族经济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关系，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状态及影响，事实上超越局部区域，具有保障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意义。
在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关系，建立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互相促进的机制。应看到维护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既是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民族繁荣的需要，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昌盛的需要。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团结，是促进全国安定团结，争取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但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必须有经济发展的支持，必须有经济发展为其奠定物质基础。在经济发展落后的情况下，经济缺乏发展实际上是影响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最主要的因素。维护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必须从发展西部民族经济着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奠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通过创造一个稳定、团结的环境，促进经济的加快发展。
还应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关系，在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和积极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在具体的资源配置过程中予以落实，从全国尤其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必要支持，既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又为维护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
※※3.西部民族贫困人口
▲▲▲（1）世界超级难题
贫困问题是世界著名的“三p”问题之一。不仅存在由于分配不公而引起的相对贫困，而且也存在缺乏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绝对贫困。这里所说的绝对贫困是就那些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而言。他们食不果腹、缺衣少穿、居难避风雨、收入低、寿命短，是人类社会中生活最艰苦的那一部分人。绝对贫困人口在旧中国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0%～70%，新中国建立后人们安居乐业、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但到1978年仍有占全国农村人口总数31%的约2.5亿人口处于贫困状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贫困人口急剧减少，到1984年仅剩1.25亿人。在这个时期（1978～1984年），平均每年有1785万人脱贫，这个速度在中外历史上实属罕见。为了进一步做好扶贫工作，1985年成立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协调全国的扶贫工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调动各部门、各地区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全国扶贫工作的进展。1985～1992年这七年中又有4500万贫困人口脱贫，他们的年人均纯收入从不足200元人民币提高到450元以上，人均粮食从不足300公斤提高到350公斤以上。到2000年全国还有4000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约占全国农村人口总数的6%，主要集中在西部400个贫困县中。就分布来说，大多在西部的定西干旱地区、西海固地区、陕北地区、西藏地区、滇东南地区、横断山区、九万大山地区、乌蒙山区等。其地貌特征有的是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干旱区，有的是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地方病高发区和水库库区。就贫困程度来说，2000年这些县的人均财政收入只有100元，相当于当年全国人均财政收入600元的17%，其中有37个极贫困县人均财政收入在20元以下，全靠国家财政拨款支撑；人均占有粮食在300公斤以下的缺粮县很多，仅国家重点扶持的331个贫困县中就有138个，人均粮食低于200公斤的还有73个。2000年全国贫困县共吃返销粮50亿公斤，除其他用粮外，人均吃返销粮54.3%公斤，每人每年缺三个月的口粮；吃水也十分困难，全国约有4000万人口、6000多万头大牲畜常年饮水困难，一般缺水都在半年以上；路也难行，还有约占全国总乡数2%的1000个乡不通公路，有约占行政村总数11%的8万个行政村不通公路；还有约占全国总乡数2%的1000个乡不通电，占总乡数1.2%的560个乡不通邮，信息十分闭塞；库区移民为全国和下游地区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1500万库区移民中还有950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其中104万人生产条件极差，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在贫困县中，由于自然条件太差，还有500万人口处于一方水土难养活一方人的恶劣环境之中；贫困县的医疗卫生条件也差，约有占乡镇总数4.4%的2123个乡没有卫生院，人口死亡率和孕妇死亡率都比较高，仅就10万人孕产妇死亡率来说，贫困县是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多，是北京和上海的10倍多；受教育程度也低，在全国贫困县中，有121个县7～12岁儿童入学率在90%以下，平均每个县约有7000名适龄儿童由于贫困而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平均每个县教师缺编高达360人，基础教育甚至义务教育都受到严重影响。
目前还未脱贫的西部民族地区3000万人口（全国总计4000万贫困人口），生存的恶劣自然条件和落后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脱贫的艰巨性。然而，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性质和发展趋势等各方面条件决定了他们又必须尽快脱贫，走出绝对贫困泥潭，与全国人民共同过上小康生活。这既是西部贫困地区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总设计师***“三步走”规划中的第二步棋；既是21世纪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起码要求，也是时代赋予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中国政府十分重视西部贫困县发展问题，包括科技问题、人口问题和教育问题等。
我国西部400个贫困县，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的，也有社会的；有资源短缺的，也有人口过多的；有经济底子薄弱的，也有人口素质低下的。在导致贫困的许多原因中，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源是首要问题，影响面既宽又广，时间持续也相当长。在脱贫致富中，调节人口状态，提高人口素质也将起着重要作用。
分母作用巨大而久远。民族地区的贫富程度只看总量水平不够，还必须看人均水平，后者才是测量贫富程度尺子，而人口的多少，增长速度的快慢，在人均水平的各项指标中起着巨大作用。民族地区贫困县的特点是，人口相对生产要素显得过多，人口增长较快，这正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对比分析中发现，具有相同社会财富存量和增量的两个不同的县，只因人口总量和新增人口数量不同就会导致人均水平的极大差异。在这里，降低出生率、减少新增人口将直接为贫困县提高各项人均指标作出贡献，否则，巨大的社会财富增量也会被迅速增长的人口拉平，甚至使人均水平降低，在贫困深渊中挣扎而不能自拔。所以，人口数量过多的致贫因素及其分母效应不可低估，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分母对分子具有反作用。分母是指人口及其增长速度，分子是指各项经济指标。如果一个地区（例如一个贫困县）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好，生育率较低，新增人口较少，就会节省一大笔新增人口投资，同时也节省了部分夫妇本应用于抚养孩子的宝贵时间，二者通过多种渠道转化成加速经济发展的因素，加大投资，增多劳动时间，必然提高作为分子的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相对减少新增人口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缩小了分母，有利于提高人均水平；另一方面又加大了分子，也有利于提高人均水平。否则，计划生育工作搞得不好，生育率较高，新增人口较多，既增大分母，又缩小分子，本可以用作投资的积累基金也只能用作新增加人口的消费基金，降低了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贫困县新增人口的过快增长是他们长期以来没能脱贫的重要原因之一。新增人口过快增长的作用也是双重的，从扩大分母和缩小分子两个方面降低人均水平，对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工作极为不利。
低素质人口比人口膨胀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更大。人口素质低是民族地区贫困县的特征，文盲率高，教育层次低，科技人员少，思想陈旧保守的人多。低素质人口必然使科技知识存量少，缺乏革新意识和开创精神，劳动生产率低，提供的剩余产品少，每个劳动力为各项经济指标增长的贡献小，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不利于尽快脱贫致富。低素质的人口对经济发展起着双重制约作用，既不能促使各项经济指标的迅速增大，又不能节制生育，往往加大分母的存量，降低各项经济指标的人均水平。西部贫困县欲摆脱贫困，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全力以赴提高人口素质，从而使分子迅速增大，分母相对缩小。
民族地区人口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也起很大的制约作用。人口产业结构、人口职业结构、人口技术结构、人口城乡结构、人口地域结构、人口文化结构、人口社会结构、人口年龄结构都处于较优状态时，就会推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增加分子各项经济指标的总量；反之，人口产业结构单一，人口职业结构是体力主导型，人口技术结构层次低，人口城乡结构失衡，人口地域结构畸型，人口文化结构落后，人口社会结构缺乏活力，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年轻型，那么这些人口结构作用的结果将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民族地区人口相对过剩的负效应，增加了人们摆脱贫困的艰巨性。一个地区人口数量过多，使一部分人成为与劳动就业岗位比较而言的多余人口。这种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是贫困县的共同特征。它的存在使社会造成双重浪费，既是劳动资源的浪费，又是消费基金的浪费；同时又堵截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正效应；就测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来说，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既阻碍分子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又加大了分母的数量，使人均水平随其增加而逐步下降，增大了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难度。相对过剩人口引起的负面效应是不能忽视的，这个问题不解决，脱贫致富是不可能的。
民族地区贫困县的自然条件本来恶劣，由于人口过速增加，致使贫困地区的人口生态环境更趋恶化，这是贫困县难于脱贫的重要因素。在许多贫困县：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到处毁林开荒，坡田超过45°仍在耕种，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日渐沙化，施用化肥过量，土壤贫瘠板结，涵养水层减少，下雨洪灾，无雨旱灾，河床日高，流断水少，人畜缺水，风沙飞扬，结果是人均产量下降，为了生存不得不再去开荒，造成恶性循环；乡镇企业刚有发展，由于技术低、资金少，只能拼资源，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乡镇企业的废水、废气、废渣横行乡里，严重污染了环境，威胁着人的健康和动植物的生存。这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逼着人们走进了死胡同，越走下去越无法摆脱贫困，而只能在人们贫穷、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恶性循环中辗转挣扎。
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对西部民族地区人口发展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上都提供许多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诸如，人口问题是西部民族地区贫困县致贫诸多因素中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多方面制约脱贫致富进程。“越穷越生”不是一种客观必然性，而只是部分民族贫困地区人们增加劳动力来摆脱贫困的一种欲望，其结果只能使绝大多数人仍然处在“越生越穷”的境遇之中。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基础工程，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则是民族地区贫困县摆脱贫困的根本手段；贫困地区的人口流动有利于劳务输出和脱贫致富，但人口流动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教育条件；人口与生态环境失衡使贫困地区生存条件更趋恶化，而要扭转这种状态，首先必须提高认识，抛弃传统发展观而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民族贫困地区人们生育观念具有自己的特点，只要对症下药，多方引导，转变工作可以见到成效；控制贫困地区人口过速增长，不仅要有管理措施，更要有帮助人们脱贫致富的对策，就计划生育来抓计划生育工作是没有出路的，基本国策只有在帮助人们发展商品经济和脱贫致富的各种实践活动中才能落到实处。这些研究成果，受到国家有关部委和贫困地区的各级领导的重视，被决策者们吸收、运用，不同程度付诸实施，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中国2194个县中，西部民族地区有400个县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人均收入低于400元人民币，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这些老、少、边、穷的民族贫困地区人民强烈盼望尽快改变贫困落后面貌，过上较为富裕的生活。中国政府21世纪初的经济发展目标，是使全国人民（含贫困地区人民）过上小康生活水平，人均收入达到800美元左右。而占全国总县数1/5的西部民族贫困县的人均收入如此之低，已成为实现21世纪初经济发展目标的一大难题。
▲▲▲（2）民族人口素质现状
西部民族人口大多数生活于偏远边疆，自然环境艰苦，经济发展落后。营养、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加上有早婚、近亲结婚、生育水平高等传统不良习俗的影响，导致民族地区人口的身体素质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主要表现在身体发育状况较差（平均身高、体重、胸围、坐高、青少年十年平均身高、体重增比速度、相对平均体力和耐力及耐力水平等指标偏低），呆残低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0岁婴儿死亡率高、平均预期寿命短、地方性疾病多等方面。下面仅从0岁婴儿死亡率和平均期望寿命这两方面数据考察民族人口身体素质现状。
婴儿死亡率能反映出人口的医疗卫生、营养、环境、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是集中体现人口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人口身体素质的重要标志。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我国只有满族和朝鲜族两个民族的0岁婴儿死亡率低于汉族和全国平均水平。其余少数民族的0岁婴儿死亡率均高于汉族和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侗族、苗族、彝族、布依族、傣族、维吾尔族、藏族、哈尼族的0岁婴儿死亡率高于全国少数民族的平均水平（51.22‰）。从总体上看，我国民族人口0岁婴儿死亡率的平均水平高于汉族和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左右。
平均期望寿命也是反映人口身体素质的重要指标。根据1982年和199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可以得到全国和5个民族自治区人口出生时平均期望寿命的数据。
全国和民族自治区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岁）
由上表数据看出，新疆和西藏人口期望寿命比较低，广西人口期望寿命最高，内蒙古和宁夏比较接近。可以看出全国大部分民族地区的死亡率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全国和西部民族省份人口期望寿命（岁）
贵州、云南、青海这些多民族省份是我国人口死亡率较高、期望寿命较低的地区，期望寿命一般比全国平均低5岁以上。
以0岁婴儿死亡率和平均期望寿命这两方面的数据来看，我国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的确存在着差距。除去先天遗传的原因外，主要应从后天的营养、抚育、医疗卫生条件和生活环境等因素上分析。民族地区地处偏僻的边疆，交通不便，自然环境恶劣，这给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提高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又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明显滞后于全国，物质生活虽在逐步改善，营养状况及医疗卫生条件虽有提高，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仍较大。自然环境的恶劣又非朝夕可以改变的。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因素造成了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实。
建国后，在民族人口整体文化科学素质有较大提高的同时，由于历史的、经济的、自然地理环境等原因，使民族人口文化科学素质就目前而言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可以说，民族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现状令人担忧。
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民族人口中各类文化程度人口为5448.35万人。其中男性为3168.68万，女性为2321.67万，各占58%和42%。其中大学33.52万，大专50.45万，高中（含中专）为531.13万，初中1477.36万，小学3401.89万，比重依次为（%）0.92、9.68、26.81、61.93。除小学高8.74个百分点外，依次比全国平均构成低0.17、0.30、1.71和6.56个百分点。从每千人中的各类文化程度人口上看，民族人口为601.0人，而全国为698.1人。在每千人中具有大学（大专）、高中、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数，民族人口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民族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为1857.4万人，占其总人口的30.83%，比全国平均高8.62个百分点，比汉族高9.30个百分点。在18个百万人口以上的民族中，文盲、半文盲人口为2117.71万人，占到90.6%。如果以每千人中文盲、半文盲人口计算，民族人口为255.9人，比全国平均多74.7人。从文盲率上看，在15岁及15岁以上的民族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为1857.4万人，占同龄人口的30.83%。全国文盲、半文盲比例超过22%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北的甘肃、青海、宁夏和西南的西藏、云南和贵州这些少数民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而且新文盲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民族人口的文化水平综合均值为5.31分，其中男性6.15分，女性4.43分（大学、中专、高中、初中、小学、文盲分别假设为25分、20分、15分、10分、5分和0分）。分别比全国低1.14分、1.22分和1.09分。从各民族的情况看，差异明显。俄罗斯族和朝鲜族9.66分居首位，东乡族最少仅为1.26分，差距达8.40分。
总之，我国民族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现状不容乐观，如何尽快采取措施提高民族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以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在民族人口思想道德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的今天，仍有一些旧思想、旧道德观念及旧的风俗习惯阻碍着民族人日思想、道德素质的进一步提高。例如，存在于某些少数民族中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的安贫乐命、不思进取的思想；一切听从村老、寨老和族长调遣的旧道德；重农轻商的思想；见者有份的原始平均主义观念；在婚姻生育方面的早婚早育、多子多福、近亲结婚等旧的风俗习惯等。这些旧的思想、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如不彻底根除，是不利于民族人口思想道德素质的进一步发展提高的。
民族人口素质与民族经济发展具有辩证关系。一方面民族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民族人口素质的状况，反过来民族人口素质的状况又反作用于民族经济的发展。就目前民族人口素质和民族经济发展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民族经济的发展水平尚处于较低的阶段，这决定了民族人口素质的状况也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反过来，较低的民族人口素质又阻碍和制约了民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不相适应的现状带来了种种问题。
劳动者身体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资料生产质量的好坏。我国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一般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这是由恶劣的自然环境、营养、医疗卫生条件欠缺等造成的，也与民族人口中早婚多育、近亲婚配等传统不良习俗的影响分不开。如果不能提供一大批身体素质良好、职业技能过关的劳动者大军，那么民族经济的腾飞是很难实现的。
由于民族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总体水平较低，普遍中等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又不够发达，造成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低，企业管理不善，产品质量难以过关，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以取胜。又由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生活环境水平较低，不但无法吸引域外科技人员，连域内部分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也“孔雀东南飞”，流向内地及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导致民族地区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大量短缺，严重地影响了民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民族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较低，不易接受新生事物，加上传统的观念及道德规范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的影响，造成劳动者安于现状，依赖性强，缺乏追求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许多外地成功的经验、政策措施无法引进实施。大多数劳动者一无专长，二无技术，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或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极限开发。这一切与民族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要尽快提高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越穷越生”误区
“越穷越生”不是一条客观规律，而只是西部民族贫困地区部分群众增加劳动力数量来摆脱贫困的一种欲望，因而“越穷越生”现象可以改变。
长期以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已成为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口头禅，被部分人误认为是西部贫困地区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对此产生无可奈何的畏难情绪。在对西部贫困县解剖及其比较研究中发现，“越穷越生”是人们企图利用增加劳动力数量摆脱贫困这种心理的外在表现，其理论根源在于劳动力是生产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多生产的财富就多。如果劳动力不同生产要素相结合就为能创造财富。在贫困县，缺的不是劳动力，而是各种生产要素。一味增加人口，只会使贫困地区的剩余人口队伍扩大，对于摆脱贫困有害无益。因为，其一，贫困地区人均资源水平已很低下，再新增加劳动力，只能使人均资源水平更趋恶化，新增劳动力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就不会产生出新的生产力；其二，穷的难得温饱，新生婴儿不但体质弱而且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成人后的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劳动力素质不同，生产力水平也会不同，靠素质极低的劳动力无法摆脱贫困。其三，生孩子和抚养孩子总要有些花费，把本来可以用作生产投资的钱改用在超生的家庭人口投资上，只会加深贫困。其四，贫困地区可耕地对人口来说已经超载，生态环境恶化，如果新增人口继续无节制地增长，其结果人们只能得到自然界的更大报复，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许多贫困县的经验教训证明，一个家庭，靠多生孩子脱不了贫；一个地区，靠增加人口数量富不起来，而只能是“越生越穷”。因此，贫困地区人们必须抛弃靠多生孩子摆脱贫困的想法，而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少生快富的路子。一些脱贫致富较快县的做法值得借鉴，他们抓人口控制，促经济发展；抓素质提高，促进科技兴县经验适用于其他贫困县成功。
既然“越穷越生”不是一条客观规律，而只是人们误导出来的一种自发现象，那么只要多方努力，贫困地区的人口过快增长可以控制。
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基础工程，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则是贫困县摆脱贫困的根本手段。
西部贫困县往往偏重基础教育，从小学、初中到高中，追求升学率，特别是高考升学率，而不重视职业技术教育。对职业技术教育投资少，设备差，师资质量差，学校少、专业少、学生数量少。看入学率、普及率特别是高考升学率，教育是发展了，但对贫困县发展的作用却是极小极小，微乎其微。升学无望的绝大部分高中毕业生，身无一技之长，回乡参加生产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升入大学的人之骄子，则是看不见、抓不住、用不上、养不起，远走高飞，为城市和发达地区输送人才，贫困地区依然贫困，其结果却是用贫困县的教育投资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距离。而另一些脱贫致富进程很快的贫困县却深得教育发展之益。他们不仅发展基础教育，也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实行二者并重的教育方针。他们在发展基础教育打好全县人民文化基础的同时，从本县产业结构发展需要出发，大力发展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农中、职校、技校、成人技校，发展迅速，舍得投资，配备好的教师，发展规模很快赶上普通教育。在专业设置上，县里需要什么人才就设置什么专业，专业对口，灵活机动，学用一致，颇受欢迎。这些技校毕业生，看得见、用得上、留得住、养得起、作用大、见效快、效果好，促进了本县社会经济的发展，县里父老乡亲真正得到实惠，尝到了发展教育的甜头。毕业生分布在全县各行各业、各个乡村，成为科普的骨干和中坚，他们传授的实用技术，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促进本县的经济发展，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
贫困县要想尽快脱贫致富不仅要重视发展教育，而且要确立一个符合本县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方针，那就是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重，落到实处，持之以恒，借助脱贫致富的发动机，迅速推进全县经济发展，带领全县人民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
※※4.在可持续发展中反贫困
▲▲▲（1）在提高素质中繁荣
通观西部民族地区人口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多，人口素质低，严重阻碍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能否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关系到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根本性问题。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改善西部民族人口与民族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部分，已成当务之急。
贯彻执行民族人口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数量。针对目前民族人口数量多，增长快，年龄结构轻等特点，西部民族地区要想使“两种生产”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人口数量增长的有效控制，即民族地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正确看待民族繁荣与民族人口数量的关系。民族繁荣的标志是民族人口的适度增长，民族人口素质的极大提高及民族经济适应于时代发展需要的高度增长。不能仅仅把民族繁荣单纯看作民族人口数量的增长。尤其面对民族人口发展现状，更不能盲目地发展人口，而应下大力量提高现有人口文化素质，促进民族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定要摆脱那种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坚决贯彻计划生育的政策，适度地发展人口，提高民族人口素质，促进民族经济的振兴，达到真正的民族繁荣。
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提高民族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一定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每一项新的科学上的发明创造，都会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效益。据统计，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所得的经济成果，其80%以上来自于科学文化教育投资。鉴于此，民族地区要想真正兴旺发达，加大科学文化教育的投入，培养更多的建设人才是当务之急。
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提高民族人口文化科学素质，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一个起点。基础教育抓不好，就无法培养出较多合格的劳动者，更难培养出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高级专门人才。国家要下决心，真正做好这一工作。一方面要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实行倾斜政策，同时鼓励实行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集资办学，增加校合网点，使适龄儿童都可就近入学；另一方面，要加强《义务教育法》的宣传，采取多种手段，保证适龄儿童接受教育。二是发展职业教育。从目前我国教育状况看，少数民族适龄人口不可能全部接受高中和大学文化教育，因而应在职业教育上下功夫，培养多方面的人才和合乎需要的劳动力。三是发展成人教育，加强培训工作。要扫除民族人口中的青壮年文盲，又要解决已具备一定文化及技术水平的人口再提高和更新知识的问题。总之，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既能够提高民族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推动经济开发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改善物质、精神生活质量，又能使国家的少数民族人口政策得到自觉自愿的贯彻，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从而实现民族的繁荣和发展。
提倡优生优育，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针对目前民族人口身体素质尚不十分理想的现状，宜从优生优育人手，加以改善。优生优育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优生是优育的前提，优育是优生的继续和发展。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偏废。不可否认，一个人的健康成长，后天的培养是有决定意义的。但先天的作用也绝不可低估。历史和科学的发展已经证实，倘若不注意优生，在人口中就会出现一定比例的智力和体格缺陷者，他们大都失去了正常的劳动能力，不能从事劳动生产。他们不仅在人群中保留和积累了不良基因，同时还为社会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给家庭和本人带来了不幸。而这些人的状况决非后天教育所能全部改变的。因此，广泛宣传优生知识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对于提高人口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传统的婚姻习俗等的影响，民族地区依然存在一些与优生相悖的状况。如，近亲结婚、早婚早育、生育水平高等，这些对优生优育都是十分不利的。为了提高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我们必须坚持优生，改革不合理的婚姻习俗，打破“亲上加亲”的传统观念，避免近亲结婚和不宜结婚人结婚，提倡婚前检查和遗传咨询，提倡“适龄生育”，开展产前诊断，加强孕期保健，做好围产期保健，加强妇幼保健等，从而达到优生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实行优育，这样经过长期努力，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必会有明显提高。
要提高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还必须进一步发展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提高医疗水平，消除地方病和流行病。民族地区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不高，且发展不平衡。在边远地区、偏僻地区和山区，缺医少药的情况尚未根本改变，某些地方病和流行病也未根除。这对于减少民族人口的死亡率，提高婴儿成活率非常不利。因此，进一步发展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改善医疗条件，提高医疗水平，进一步防治和根除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地方病和流行病，也是提高民族人口身体素质的关键。
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促进落后观念转变，打破封闭思维模式，提高民族人口思想道德素质。针对民族人口思想道德素质现状，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加以改善。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使自然经济分解，增进人们之间、地区之间的相互往来，不仅给民族地区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率，还可以通过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民族地区群众原有落后观念的转变，打破封闭的思维模式，提高民族人口的思想素质，使自己融入时代发展的潮流，为今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民族地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提高民族人口思想道德素质以至于整个民族人口素质的最为重要途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发展民族经济，使民族地区早日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逐步走向繁荣、富足。加快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要求人们必须有较高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因此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树立科学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道德以及新的风俗习惯，从而促进民族经济发展。
▲▲▲（2）在流动和观念更新中致富
民族贫困地区的人口流动有利于人们脱贫致富、提高人口素质和控制人口数量，但人口流动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教育条件。
人们外出打工、经商所需成本较低，而收益却很高，见效又快，是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研究表明，贫困地区年收入2000元以上的贫困户中外出干活户是不外出干活户的4.3倍，脱贫户中外出干活户是不外出干活户的1.3倍；年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富裕户中外出干活户是不外出干活户的1.5倍。在年收入较高的不同层次中都是外出干活户的比重最大，充分揭示了人口流动对人们脱贫致富的经济意义。
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内在联系，二者成正比关系，较为富裕的地区人口流动率较高，贫困地区人口流动率较低，越贫穷的地区人口流动率越低。研究表明，1999年一般的非贫困地区农民外出干活率为51%，而贫困地区只有16.8%，一般地区是贫困地区的3倍多。就是在贫困地区，富裕户外出干活率也是脱贫户的1.29倍，贫困户的2.26倍。为了加速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步伐，应逐步减少以至取消人口流动的不合理的限制规定，而实行符合经济发展客观需要的人口流动政策。
只要不是专为超生而是为经济目的流动的人口，他们的兴奋点都在创业赚钱上，而不想生孩子拖累自己，增加负担；在外生活条件艰苦，又不稳定，一般不愿怀孕；有的男方外出，女方在家，处于分居状态，不易怀孕。只要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能跟上变化了的形势，人口流动确实有利于人口数量的控制工作。这些外出流动的人口，分布在城乡各业之中，见了世面，更新了观念，学到了知识和技能，有的不但引来了资金和项目，还带回了外地的管理经验。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这些人的素质大有提高，这对贫困县的经济发展和加速脱贫致富进程是有深远意义的。当然人口流动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有负面效应，增加了计划生育管理的难度，出现民工潮和“盲流”的可能性，但是人口流动的利远大于弊。
贫困地区的人口流动以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者居多，约占外出干活者45%～50%，是人口流动的主体；文盲和小学程度者外出流动困难重重，在外主要从事体力活，谋生不稳定，不易站住脚，回归率很高；大专以上程度者外出活动的很少，与他们在当地的稳定的职业有关。所以人口流动要以一定文化程度为条件。这一事实教育群众要认真培养子女，也启示当地领导，要认真办好教育，不但本地经济发展需要办好教育，就是输出劳动力也需要办好教育，提高了对教育的基础性、多功能和脱贫致富意义的认识。
人口与生态环境失衡使贫困地区生存条件更趋恶化，而要扭转这种状态，首先必须提高认识，抛弃传统发展观，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
？产和生活中减少不必要的排放；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思想，人类才能改变对待自然界的传统态度，不是夺取、夺取、再夺取，而是把自己也当作自然界大家庭中的一员，爱护自然界，保护自然界，真正建立起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新观念；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思想，人们才能瞻前顾后，努力做到自己和后人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而不至于为了当代人的自私追求毫不留情地剥夺后人本应拥有的合理平等机会，与传统发展观念决别，走出死胡同，步上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康庄大道。
用全方位的效益观代替单一的经济效益观。发展是人们摆脱贫困，生活现代化和治理环境的前提条件。要发展就要讲究经济效益，它要求以尽量少的投入生产出尽量多的产品，这是完全符合可持续发展思想要求的。但是，有时人们追求的经济效益是高投入低产出的赔本效益，是靠大量耗费自然资源拼出来的低微经济，是靠大量排放有毒“三废”牺牲自然环境换来的得不偿失的效益，这种拼资源、牺牲环境得到的低微经济效益不可取，就是高效益也不可取，这是典型的传统效益观念，必须用全方位的综合效益观代替它。所谓全方位的综合效益观就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只有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环境效益的经济效益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效益，才是有益于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这一效益观念的更新，对于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对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和谐发展将起到巨大指导作用。
有效控制贫困地区人口的过速增长，不仅要有行政的诱导和管理机制，更要有帮助人们脱贫致富的对策，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只有在发展商品经济和脱贫致富中才能落到实处。
研究中发现，贫困地区人们超生和追求男孩的背后，隐藏着经济目的，企图借此克服劳动力弱、收入低和养老等实际困难。超生和追求男孩不可否认有传统观念作祟的原因。但不全是思想问题，确实有生产活动中和经济上的实际困难。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这一观点不但揭示了人口问题的神秘面纱，也给出了最后解决问题的钥匙。从此出发，有必要按照这种观点和思路去重新审定、调整贫困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方案。贫困地区的人口问题要在贫困地区自身发展中去解决，家庭生育计划要在帮助人们发展经济、脱贫致富中兑现。我们不仅要推行“三为主”，也要实行“三结合”（计划生育工作同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同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贫困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当然也要综合治理，但其核心不是一般性地加强行政管理，而是千方百计发展经济和克服困难中实现人口控制的理想方案。
▲▲▲（3）在发展中脱贫
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人口问题的消除要在发展中实现。贫困县突出的人口问题与经济的不发展联在一起。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脱贫致富，既是解决贫困县众多社会问题的基础，也是解决贫困县人口问题的基础。没有经济的长足进步和发展，企盼消除人口问题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经济发展也离不开许多致贫因素的解决，其中特别是人口问题的解决。
那种夸大人口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说人口状况能决定贫困地区的致贫或致富，当然不对；而另一种漠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认为人口问题对于脱贫致富无足轻重，也失之偏颇。既不能夸大也不能低估人口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实践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人口问题可以同其他致贫因素一起阻碍经济发展，拖住人们脱贫致富的后腿，也可以抵消其他致贫因素的作用，促使经济一定程度发展，更可与其他有利经济发展因素一起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加速人们脱贫致富的进程。关键在于人口态势与经济发展要求的背向。人口因素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就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人口问题一定程度的缓解，可以减轻诸多其他致贫因素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阻力，人口问题的初步解决更会变阻力为助力，促进经济迅速发展，使人们较快地富裕起来。许多贫困县把抓人口问题的解决作为经济起飞的突破口，用治理人口的办法来促进经济发展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符合人口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而另一些尚未脱贫的贫困县之所以仍在被严重的人口问题干扰，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协调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不懂得按人口必须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规律办事。动员一切力量，为消除贫困而斗争消除贫困是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中国当代的迫切问题。“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决定的。为了消除贫困，中国政府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在20世纪末使尚未脱贫的人口脱离绝对贫困，实现温饱，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人均纯收入达到500元以上，人均建成半亩到一亩稳产高产农田，户均拥有一亩林果（经济作物）园，户均向乡镇企业（或发达地区）转移一个劳动力，户均建成一项养殖业或其他家庭副业，牧区户均有一个围栏草场；使绝大多数贫困乡能电、通邮、通公路，大力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普及初等教育，努力开展成人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使贫困地区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掌握一到两门农业实用技术，走上稳定的脱贫致富道路。这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经济发展的攻坚战，是我们中华民族为解决占世界贫困人口1/20的中国贫困人口的生存权问题而做出的伟大贡献，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壮举。
这一扶贫攻坚计划艰巨。目前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4000万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自然资源缺乏，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深山区、石山区、黄土高原区、偏远荒漠地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库区、蓄滞地区。这些地区的脱贫任务，与1985年前后已脱贫地区相比脱贫难度大得多。脱贫量要比过去高几倍。实现人均纯收入500元以上的指标，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并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平均每年必须净递增7.57%才行，比全国农村实现小康所要求的每年递增5.8%的速度高出2个百分点。
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难度是客观存在、不容回避的，但必须看到，有利条件也很多。既有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全面而周密的布署，又有西部贫困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脱贫致富的内在积极性；既有东部地区和先富起来地区的大力帮助，又有全国人民和各行各业的积极支持；既有不曾有过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好机遇，又有国家和地方增幅较大的扶贫资金投入；既有开发与开放相结合的扶贫方针，又有国家给予的多项优惠政策；既有各级干部的扶贫责任制，又有社会各界定点扶贫的工作网络；既有国内的行之有效的扶贫工作经验的指导，又有国际组织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援助。这些有利条件会铸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可能变为现实。
※※5.西部民族地区赶超战略
▲▲▲（1）当代中国各民族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在锤炼民族个性与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加强了凝聚力，结成了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是各民族单元在长期的发展和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整体认同和结成的不可分割的民族整体。民族单元是多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心理素质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共同特征，并与多民族共同体的其他组成部分形成明显的区别。民族整体指具有一定的历史联系、相关的文化传统、共同的生活地域及认同意识的多民族共同体。民族单元是民族整体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整体，是由中国各民族单元组成的，并呈现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特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特征，主要表现在各民族单元既各自发展了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形成民族单元的传统与特点，同时又在形成统一国家的历史过程中发展、结成了相互依存的联系，从自发走向自觉地结合为统一的民族整体。
当代中国各民族是指经识别采用现代族称的民族。当代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90%以上，其他55个民族人口数量较少，故习惯上称为少数民族。此外还有少数尚未识别的人口，如澄人、夏尔巴人等。1990年中国大陆第四次人口普查，汉族人口为1039187548人，55个少数民族人口为90567245人，其他未识别民族人口为752347人。
聚居在东北、内蒙古地区的少数民族有：满、朝鲜、赫哲、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北、内蒙古地区各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了较大改观，全民族单一地从事某一传统农业、牧业、渔猎的状态已不存在，满族、朝鲜族的农业生产和蒙古、达斡尔、鄂温克族的牧业生产都已逐渐增加了现代科技含量，产业结构逐渐调整完善，第二、第三产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成为经济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鄂伦春族摆脱了传统的山林狩猎生产生活方式，开始实行定居和发展种植业及第二、第三产业；赫哲族在从事渔业的同时，也兼营农业、养殖业及其它产业（见下表）。
聚居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有回、东乡、土、撤拉、保安、裕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俄罗斯、塔塔尔等民族。上述民族除上族和裕固族信仰佛教，俄罗斯族信仰东正教及锡伯族外，其他10个民族皆信仰伊斯兰教。
东北、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概况西北地区各民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从无到有，特别是该地区石油资源的开发、黄河中上游流域水能资源的开发、柴达木盆地矿产资源的开发等，对当地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带动了新兴城镇的建设，经济结构逐步调整完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人口增长，素质提高。
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概况
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有藏、门巴、珞巴、羌、彝、白、哈尼、傣、傈僳、佤、拉祜、纳西、景颇、布朗、阿昌、普米、怒、德昂、独龙、基诺、苗、布依、侗、水、仡佬等民族。西南地区是我国民族文化最多姿多彩的地区，该地区复杂的地形地貌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解放以来，西南地区各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跨人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各民族焕发出崭新的精神面貌，特别是重大资源的发现和开发利用，现代工业的发展，城镇经济的建设，使该地区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各民族摆脱传统产业的约束提供了机会。
我国中南、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有壮、瑶、仫佬、毛南、京、土家、黎、畲、高山等民族。与其他地区相比，中南、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同汉族交错相处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解放初期，除部分黎族、瑶族聚居区的社会发育较为滞后外，其他地区的社会发育和生产生活方式已接近汉族地区。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中南、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凭借地处或毗邻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有利条件，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联合，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发生较大变化。海南岛的特区建设，广西红水河流域的开发及南昆铁路建设，武陵山区的旅游资源开发等，有效地把该地区的各民族纳入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2）东西同富，优势互补
封闭是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实行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格局中，民族地区占有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中西北部地区各级地方政府应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进一步提高发展速度，实现赶超发展战略。
经济特区的作用主要是：“四个窗口”、“两个扇面”。“四个窗口”即技术窗口、知识窗口、管理窗口、对外政策窗口。“两个扇面”即对内辐射面和对外辐射面。经济特区通过发挥“四个窗口”和“两个扇面”的作用，实现了外引内联，带动了腹地和沿海其它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从70提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我国陆续设置了一系列的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对外开放格局。总体上可分为：“四沿”和“六区”。“四沿”即沿海开放区及沿江、沿边、沿线开放区。
“六区”即：东北开放区。主要是面对前苏联的远东地区、蒙古国、南韩、北朝鲜及日本，区内有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吉林省等省区。由于原有的工业基础较强，外加日本的参与，该区发展较快。东北开放区的优势主要在轻纺工业、加工制造业、日常消费品工业及劳动力资源方面。
西北开放区。主要面对前苏联中亚地区国家、中西亚及欧洲各国，区内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该区有宗教文化优势，还有地缘优势即欧亚大陆桥，可以直通西欧，还可方便地占领西亚地区产油国巨大的资本、劳务和商品市场。
西南开放区。主要是面向南亚、东南亚地区，开放区内包括云南、贵州、西藏等省区。该贸易通道是利用国际铁路、公路，从我国西南地区经由东南亚诸国，直达孟加拉湾和印度洋，堪称现代“南方丝绸之路”。
沿江开放区。即长江流域开放区，是以长江干流为主线，以干线、支流组成的网络为骨架，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大型成市为依托，向周边广阔的农村和城镇地区辐射，形成横贯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的产业密集带和开放地带。
陇海——兰新沿线开放区。它利用陇海、兰新铁路干线，将沿海开放区与西北开放区连接起来，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西部地区的双向开放。作为“欧亚大陆桥之二”的组成部分，它从中间将沿海开放与沿边开放连为一体，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黄河流域的开发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京广沿线开发区。它以北京为北端，以香港、深圳、广州为南端，以武汉、郑州为中部支点，将沿江开放区、陇海——兰新开放区、沿海开放区连为一体，形成一个以湖南、湖北、河南为中心的纵横交错的经济开放网络，促进了长江中游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发展，也提高了西部民族地区作为原材料供应基地的地位和作用。
在上述六大区中，西南开放区、西北开放区完全在民族地区，陇海——兰新沿线开放区、东北开放区和沿江开放区几乎有一半位于西部地区；京广沿线开发区虽未直接参与西部经济发展，但西部的原料和能源供应是该地区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西部民族地区在全国开放格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我国分为三大地区或称之为三大地带：即东部地带、中部地带、西部地带。
东部地带有：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含海南省）、广西。中部地带有：黑龙江、吉林、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西部地带有：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经济互补是指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间生产力要素的相互补偿和相互依赖关系。它可以通过相互提供的产品或劳务的数量和种类表现出来。经济互补的内容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劳动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市场、信息等。
经济互补的前提是两地间地理、历史、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以及技术发展阶段的不同。
经济互补的实质是利益的互补，即通过交换取长补短，对彼此都有利。
东部地带有“五大优势”：经济地理位置优越，陆、海、空交通便利，海上运输更加发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发达，人才密度较大；工业基础较为雄厚、经济效益较高，资金比较充裕；海洋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城市规模和城市密度大，城镇化水平较高。
东部地带有“四大矛盾”：淡水资源缺乏，北部沿海大城市工、农业及生活用水矛盾大，能源短缺，煤电等不能满足需求；产业结构不合理，高投入、低产出的传统产业比重过大；另外基础设施落后，设备老化；工业布局集中度高，大城市过度膨胀。
西部地带的优势：地域辽阔，土地与动植物资资源十分丰富。土地面积占全国的56%以上，草原面积占全国71.4%。矿产资源品种多，品位高，储量大，分布广，许多重要资源，如锂、铂等占全国80%以上。其突出的优点是：矿种齐全，资源的空间组合较理想；资源的空间组合较理想；资源的后备开发潜力巨大；发现新矿区、新矿种的潜力大：西部地带的资源优势是其它地带无法比拟的，在全国现代化建设中，居于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西部地带的劣势：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社会经济落后，技术力量薄弱，人才缺乏。
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间生产要素禀赋差异明显，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互补性很强，彼此都有所求，所以西部地区在沿海开放格局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经济互补上。
西部地带是东部地带特别是沿海开放地区的原材料基地、能源基地、投资场所。由于东部地区率先实行了对外开放，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上远远高于西部民族地区。一方面东部的资源原本就紧缺。能源供应紧张，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对原材料及能源的需求相应增加，供需矛盾逐步严重。西部地区的最大优势就是资源丰富。首先它可作为沿海开放区的牧业基地，提供牧业、林业的第一级、第二级加工品。其次，它可以牧业优势产品加工为主成为轻纺工业基地。第三，成为煤炭、煤电、水电协调发展的能源基地。第四，成为以有色金属、煤化工、石油化工、盐化工为主的重化工基地。同时西部地带离东部地带相对较近，地域上的优势使得西部的原料、能源成为沿海开放地区的当然选择。
西部地带是东部地带特别是沿海开放区高技术及新兴产业的技术推移接收地，在经历了16年的快速发展后，东部地区必须进行技术更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效益、低能耗的新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而将高能耗、低效益的基础产业、能源工业向外转移，如果没有转移产业的接收地，东部地带特别是沿海开放区的进一步发展将受阻碍，中部、西部地带产业层次高低不等，使产业转移具有广泛的可能性。将部分消耗原材料、能源高、运输量大的产业、产品项目转移到能源充足、资源富集的内地，对东部地带有双重的好处。当然西部地带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它有了更多的建设项目和更大的出口产品市场。
东部地带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跨行业、跨地区的合作，以股份合作制为纽带的组建大型企业集团，西部地区为沿海开放带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间。
发展新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需要更大的市场，形成必要的经济规模，以完成技术的成熟过程，西部和中部地带的市场是沿海开放带的最佳选择。
西部地区成为开放的前沿，在沿海开放的初期，西部地带一直被看作是“后方”，是没有活力的边远地区。实施沿边开放政策后，昔日的边远地区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中部、东部地带则成为西部地带的商品、资金、人才、技术后盾。这对于加速西部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促进国家安定团结和共同繁荣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沿边开放城市成为了解周边国家的窗口。正像难通过深圳可以了解香港那样，通过沿边开放城市，我们可以迅速全面地掌握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变化，人民生产、生活状况以及市场动态，据此制订出正确、有效的对策、措施，在对外交往和国际经贸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沿边开放城市对我国制定经济贸易政策、调整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及扩大对外交流、增进睦邻友好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提高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优势。国家在财力、物力、政策上的支持，对西部地区的发展无疑是重要的。但仅靠外力扶植、外部输血是没有出路的，更重要的是练好内功，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将外力拉动和内力驱相结合，大力发展以边贸出口为导向的开放型经济。这是从根本上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水平和经济优势的方法。沿边开放使西部地区直接面向市场，面向竞争，在价值规律和优势互补原则的作用下与东部沿海地区互惠互利、共同提高，不仅优化了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也从根本上增强了西部地区的造血功能，同时还提高了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优势。
▲▲▲（3）南联北开，东联西出
“南联北开”：这是黑龙江省为落实对外开放政策而特定的总体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已使绥芬河、黑河等口岸的边境贸易走上正轨。
“南联”即面向南方寻求合作，广泛联系内地。抓住有利契机，充分发挥黑龙江省的资源、能源优势。
“北开”即尽量利用3000公里长的边境线，在原有基础上大力推进沿边开放，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大力发展边境贸易。使绥芬河、黑河等边境城市成为黑龙江省向北发展的窗口，这些“窗口”的对面是俄罗斯联邦。由于双方市场容量都很大，并且在商品、物资、经济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互补性极强，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南联”可促进“北开”，“北开”又可带动“南联”。实施了“南联北开”的经济发展战略后，黑龙江省逐步成为我国北方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我国总体发展形势和发展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
“南联北开”战略的实施，使1992年春在绥芬河市召开的第五届边境贸易洽谈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交额超过以往四届边贸会的成交额总和，达到2.37亿瑞士法郎，现汇贸易达1021万美元。参加第五届绥芬河边贸洽谈会的，除独联体6国外，还有来自黑龙江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湖南、四川、山东、河南等省市的150家厂家和企业，参加的展品达11000多种，既有原材料，也有制成品及工业机器设备。由于周边国家技术发展水平与我国相近，我国的出口产品中既有原料，也有高技术设备，活动余地非常大，充分体现了沿边开放的优势。
为进一步落实“南联北开”的经济发展战略，黑龙江省会与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合作在绥芬河设立了办事机构，给绥芬河及黑龙江省带来了勃勃生机。
“东联西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提出的对外开放发展战略。其战略目的是：利用新疆在地域上的优势，通过第二条欧亚大陆桥和中亚公路，大力发展对独联体、东欧、西亚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将昔日新疆对外贸易中“东重西轻”的格局变为“东联西出”、“向西倾斜”的格局。战略的指导思想是：以原有的面向东部沿海地区的经贸关系为基础，引进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利用新疆本地资源和劳动力，发展更有竞争力的产业如轻纺工业，以加强向西开放的力度。与此同时也要引进西部的资金、技术以加强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经贸关系。战略的主要措施是：联系内陆各省，首先是西北各省区和兰新、陇海沿线省市，组建纺织、皮革等生产体系，由这些地方提供可靠货源，由新疆统一组织出口，或者由新疆和上述省市共同组成经贸集团公司，合资经营，利益共享。第三是采取措施，吸引各省市的工商企业，在新疆的中心城市和各口岸设立据点，开展加工和进出口业务，一方面可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可提高新疆本地整体经济实力。再进一步就是将合作关系扩展到沿海地区和东南亚以及香港地区。
随着上述“东联西出”战略的逐步落实，新疆对外经贸关系发展更加迅速，对外开放正在走上一个新台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也在逐步深化逐步成熟。目前西部的开放有以下趋势：
由边界向内陆逐渐深入：1984年我国恢复边境贸易，出现了边贸热潮，由于形势不断发展，1992～1999年，国家实施了沿边开放战略，开放了黑河、绥芬河、满洲里、珲春、凭祥、东兴、河口、畹町、瑞丽、伊宁、塔城、博乐、二连浩特等13个市、县、镇。随后，开放形势向内陆发展，包括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乌鲁木章、昆明、南宁在内的西部省区首府实行了开放城市的有关政策。这样的开放深度和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由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最初是由两国边民通过互市、赶集，进行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商品交易即边民互市启动的。随着交通条件、运输工具的改善，边民互市发展边境小额贸易，这是由国营公司经营并经海关监管的小规模经贸交往。随后出现由政府直接进行组织管理的，根据两国政府贸易协定、签订的合同进行的所谓“地方政府贸易”的经贸形式。边民互市、小额贸易和地方政府贸易都属于易货贸易。随着一系列新政策的落实和对外开放形势的纵深发展，合作的领域进一步扩大，渗透到经济、技术、服务各个方面。出现了合资合作企业、房地产、旅游等，传统的易货贸易向合作型贸易发展，民众的自发行为向政府的自觉行为发展。
西部外贸的商品结构和内容正在发生转变。出口由农牧土特产品、原材料向工业品转变，进口由轻工业品为主向农产品、原材料为主转变。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西部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品缺乏，对外经贸的商品结构中，进口商品以工业消费品为主，出口商品以原材料为主。随着对外开放形势的发展，西部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进出口商品结构也正在转变，不仅以出口工业产品为主而且其技术含量和产品档次也在逐渐提高。
在对外科技合作领域，由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方向发展。对外开放之初，沿边开放城市的对外科技交流主要是面向相邻国家。随着国际社会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发展，周边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区域合作组织，如东北亚、中亚、伊斯兰、南亚、东南亚等。与此同时，我国的对外开放也在向高层次发展，为了应付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我国西部地区积极参与了周边国家的区域性合作。如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持下，中国同朝鲜、韩国、蒙古、俄罗斯5国政府共同签署了关于开发图门江三角洲的协议。这使得我国北方地区的对外开放迈上了新台阶。
沿边开放开始走向规范化、法制化。“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是对外开放最初的运作形式。由于一切都是从头做起，沿边开放也只能是本着“摸着石头过河”，“先培育发展，后规范管理”的原则进行。由于沿边开放成果显著并取得了一些经验，制订法律进行规范化管理的工作已经开始，目前已有的法规包括：《边境小额贸易暂行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关于整顿边地贸易经营秩序、制止假冒伪劣商品出境的通知》等。当然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由脱贫致富向安邦、睦邻方向发展。沿边开放最初的目的是使极端贫困的边境地区脱贫，发展西部地区经济。随着边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西部整体经济的活跃，沿边开放已具备多种功能，向其它领域扩展。首先，沿边地区已从“拖后腿”地区变为“火车头”地区。其次，沿边开放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进步，已成为西部地区安定团结、共同进步的重要手段。再次，沿边开放加强了边界两侧人民和政府的友好往来，成为我国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