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顾和现状。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以中国历史流程中带有宽泛内约意义的社会生活运作事象作为研究系列，透过其千姿百态的经穿纬插网络，可给人们以察古鉴今的启迪，其烛精剖微的方法论和多棱凸现的视角，又每每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考古学等，有着貌合神离的吻接关系，构成一门具有多学科交叉性质的专门史，一门缤纷流华的专门史。
这门富态的学术专史，在中国兴起，只是本世纪20年代以来事。但是中国古人意识中，早已有关重社会生活的传统心态。如传为春秋时孔子辑集的《诗经》，采诗以观民风，广泛进入社会深层结构，容有大量先秦时期不同阶级、阶层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素材，凡邑聚分布迁移、族氏家族组织、衣食住行、劳动场景、男女恋情婚媾、祀神祭祖、风尚礼俗、娱乐教育等等，均有披露。至如形成于西周的筮占书《周易》经文，还录有原始婚俗遗风及上古人们生老病死、社会构成、商旅交通、人际交往、穿着时尚、卫生保健、行为观念、宗教信仰、盗劫内江、水旱灾害等社会生活资料。《十三经》中的《礼记》、《仪礼》，对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庙制、祭法、丧葬制、婚规婚礼、亲属关系、生儿育女、养老教子、起居仪节、服饰等次等等，作了繁褥纳范，直可形容为贵族立身处世的生活手册。不言而喻，诸如此类出于古人有意无意拾掇下的社会生活史素材，对于揭示丰富多采的历史演进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是难能可贵的，将之视为中国史学传统中的有机部分，也未尝不可。唯开宗明义以社会大系统的整体史观，对古代社会生活史进行内外表里的宏、中、微观研究，则在本世纪内才掀起。
较普遍的看法，专门性质的社会生活史研究，乃紧伴着本世纪初“西学东渐”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手段的引入而出现；甲骨文新资料的出土和新兴考古学的一系列进展，为推动这一学科建设，特别是再构史前及上古社会生活面貌，提供了新的契机；大凡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风云变幻和世界范围内学术思想变迁潮流，是影响这门学术史研究冷热升降的内外部环境因素。换言之，中国的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蕴含着曲直深沉的学术变革内容。
回头看去，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大体历经了三个阶段。本世纪20至40年代为第一阶段，是学科初建和兴起时期。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和历史学自身成长过程中的要求，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历史过程，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史大论战”。这场论战的史观分野，在于是否把社会学置于科学基础上，确定以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以及这种形态的发展，作为自然历史过程，还是仍把社会看做可按个人意志或政治意志随意改变的机械框架。这已关及到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其现实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受时代局限，当时不少人对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并没有作深入考察，论战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常不免陷于公式化和简单化。与此同时，也有一批史学工作者，开始具体从事于历史上社会生活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这方面的专著，有张采亮《中国风俗史》（1915）、陈顾远《中国古代婚姻史》（1925）、陈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1928）、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1929）、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1938）等。其中瞿兑之的一部《中国社会史料丛钞》（1937），顾颉刚先生曾为作序，指出“中国社会史之著作将造端于是，继是而作通史者亦将知政治之外别有重要者在，而扩大其眼光于全民族之生活矣”，可知当初既有视社会形态史或社会发展史为社会史，又有视社会生活史为社会史，界说未必明确，然两者的研究齐驾并驱，研究的内核外延大致是清楚的。
这一时期对于上古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颇为眼花缭乱，论作层出，有陈钟凡《从文字学上所见初民之习性》（1923）、陆渊《〈诗经〉妇女观》（1924）、汪震《〈易经〉书中之古代人民的生活》（1925）、汪章才《周代丧制概略》（1925）、迈五《从殷虚遗文窥测上古风俗的一斑》（1925）、张世禄《〈诗经〉篇中所见之周代政治风俗》（1926）、江绍原《中国古代的成人礼》（1926～1927）、程憬《商民族的经济生活之推测》（1929）、马元材《卜辞时代的经济生活》（1930）、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30）、牛夕《自商至汉初社会组织之探讨》（1931）、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温丹铭《殷卜辞婚嫁考》（1933）、黎征赋《由甲骨文窥见殷商社会的宗教生活》（1933）、裴文中《旧石器时代人类葬仪之研究》（1933）、龙非了《穴居杂考》（1934）、丁道谦《〈诗经〉中的妇女社会观》（1936）、蒋大沂《从古文字中观察古代家宅演进之情形》（1940）、胡厚宣《卜辞零简》（1941）和《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1944）、徐中舒《结绳遗俗考》（1943）和《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1949），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论作，大多散见于当时各类报刊杂志，少数为某专书中的一部分，分别就上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浅不一的各种课题研究，宏观、中观、微观并具，选题颖锐，观念时髦，令人耳目一新。有的遥相呼应于“社会史论战”，又别开研究生面；有的一改旧时史学传统中考据解经模式的窠臼，借鉴于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移植新概念、新思维、新命题，以作研讨更新；有的在材料利用上出奇制胜，如依据出土文字资料、田野考古资料、民族调查所获，尝试复原已遗失的古代社会生活原貌；有的则在文献史料的梳理、分析、归纳上显其新活力。可以说，这门学术专史兴起之后不久，即因中国学人传统上固具的治学情操陶冶，与不拒新事物、善开风气的境界，在辛勤耕耘中而取得了不小的业绩。当然，滥觞阶段研究手段的粗疏单调，史料的不足和理解上的困惑，社会生活史范畴的界定不清，理论上存在的诸多混乱，以及一些理应在题内的课题尚未见问律等等，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自50至70年代，为本学术专史度过的第二阶段，在国内处于相对的冷落低潮时期，社会生活史研究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论著寥寥。诚如有学者所说，“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左’的思潮影响，人们在理解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事史学研究时出现了偏颇和失误，将社会生活这一重要历史内容的研究视为‘庸俗’、‘烦琐’而逐之于史学门槛之外，并且美其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
可喜的是，这一时期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却日益重视，研究势头至今不衰，其中尤以日本学者的成果领先。日本学界对中国上古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的涉足，起自40年代，当时的论作有松因寿男《殷卜辞与古代中国人之生活》（1941）等。另外，加藤常贤《支那古代家族制度研究》（1940）、诸桥辙次《支那之家族制》（1941）、清水盛光《支那家族的构造》（1942）部专著，均用较多篇幅探讨过商周的家族形态、婚姻、丧葬、宗庙祭祀制度等，并具一定的影响力。50年代至今，又有相当一批成果问世，如内藤戊申《殷人的生活》（1957）、仓林正次《飨宴之研究――仪礼篇》（1965）、泽田大多郎《从考古资料看中国商――汉的住居形态》（1966）、池田未利《古代中国的神与人间》（1967）、加藤常贤《中国古代的生活与文字》（1970）、谷田孝之《中国古代丧服的基础研究》（1970）、池田雄一《中国古代的聚落形态》（1971）、藤野岩友《中国古代的坐法》（1972）、伊藤道治《殷代的宗教与社会》（1975）、深津胤房《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1975～1976）、字都宫清吉《（诗经）时代的社会》（1978）、松本雅明《中国古代的村落和生活仪礼》（1979）、笠川直树《殷代社会的子和宗教仪礼》（1981）等。最近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出版了一部林已奈夫撰《中国古代的生活史》（1992），该书列服饰、住居和村落、什器和饮食、农工商业、乘物和道路、娱乐、武器战争、文书与书物、神神、祭祀等十方面，对两汉以前社会生活作了勾述。日本学者的论著，大都以勤于资料搜汇、辨析细腻、微中见大和不为成见所育而各呈风彩。
这一时期内，台湾也有一批上古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董作宾《殷代的奴隶生活》（1950）、高去寻《殷礼的含贝握贝》（1954）、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1957）、杨希枚《联名与姓氏制度的研究》（1957）、曹德宣《殷之卜辞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1965）、赵林《中国商周的婚姻、继承及世系结构》（1970）、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1976）、庄万寿《上古的食物》（1976）、贾士衡《殷周妇女生活的几个面》（1980），等等。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先后撰有《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1960）、《有关都市生活起源》（1962）、《中国古代的饮食与饮食具》（1973）等。另一位华裔学者周策纵则撰有《生子神话与古代中国医学》（1978）。美国吉德伟（davidn.keightley）撰有《中国商代的嫡嗣》（1975）等文。原苏联学者刘克甫（m.b.kprokos）撰有《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形式》（1967）。韩国赵振靖撰有《殷代的宗教信仰与祭祀》（1971）。新加坡威特（r.o.whyte）写有《中国风俗之进化》（1978）。
毋庸讳言，比较海外学界的学术进展，国内建国后30年中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因受当时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和由此造成的学术成见所扰，在历史研究重经济、政治、文化三板块框构的公式化、简单化、绝对化氛围中，几处于萎缩停滞状态，有大大落伍之感。
自80年代至今，国内改革开放的大潮动，终于带来了学术振兴的新气象。史学界一再提出倡议，应重视和加强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工作，变革过去三极块鼎足的历史著述格局，恢复历史本来面目，通过生动具体、纷坛复杂的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演变的真实过程和不同层面的内在变化规律。社会生活史研究进入了第三阶段的复兴升华时期。
为了整齐起点，国内有关方面有计划翻印了一批三四十年代较具代表性的古代社会生活史学术专著。不少学者还对过去的业绩进行综述介绍。学科的理论性探讨也显得十分活跃。
与此同时，研究的启动，受到国家和社会各方的重视与支持。这些年先后在天津、南京、成都、沈阳召开了数届全国性学术研讨会。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决定把古代社会生活史列为所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专门的课题组，计划撰写十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规划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批准，又列为院重点科研项目，并报请为国家“七五”重点科研规划项目。在全国一些高校也相继开设了有关课程。许多家报刊杂志还不时开辟专栏。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热潮正方兴未艾。
不过，尚应看到，在社会生活史的理论探讨中，当前存在着一种强调本学科建设是对“正统”史学叛逆的矫在过正倾向。我们认为，无论是社会形态史或社会发展史一方，还是社会生活史一方，都不应分轻重薄厚，两者间的融会贯通和相辅相成是难以否定得了的，这是重建中国古史系统的两大有机联系体，是骨架与血肉的关系，有了两方面的研究，才能使历史真正立体化、形象化，才能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史学也就更丰满、更科学。复兴社会生活史研究，应该符合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实际国情，应该正视和正确对待过去走过的历程，进行继往开来的反思，应该是对被扭曲的史学的拨正，这里，历史学家尤负有不容推卸的时代责任。当然，历史学家也面临着史识素质的完善、观念的调整充实和研究方法论的科学化、多样化、社会化，且学养上也有个新陈代谢和哲智开启问题。
一门学术史的创立，其定义、概念、性质、对象、范畴的界定，以及与其他学科关系的处理，有关理论的探讨自然十分必要。当前相当一批学者把社会生活史纳为“社会史”的内核部分，按各自的理解，加以种种论证，出现了众说纷起、意见歧出的生动局面，这是可喜的。然而争论久峙，一时难以休止，也带来了“空疏”的弊端，扭转落伍现状和繁荣学术研究则何从谈起，其社会价值取向与学科功能发挥必然受限。学科建设和理论升华，需经得起具体实践检验，需在务实过程中提炼凝结。当今之要，在于静心契志多作基础研究工作，目标既定，成果的点滴累积总比满纸空论更能为学科建设提供依据。况且，社会生活史，语义通俗而不浅显，宽泛而不浮虚，模糊概念中内约生化易明，适合当今国民文化素质背景下的吸收消受，不妨由此着手。总之，古代社会生活史的创立，前景是乐观的，但学术耕耘的甘苦也是可以想见的。
二、要旨和体例概论。
我们完成的这部《夏商社会生活史》，乃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课题的开卷，同时又是自成一体的学术著作。当初合夏商两代进行著述的原因，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虑：原因之一，夏商两代，是指约公元前22世纪末至前11世纪初中原及周边关系较密切地区范围内两个前后承接的古史时代，背景即史书或传说中说的，夏人在禹领率下，于相当今之豫西晋南初步建立夏王朝，中经13世16王的统治，至公元前17世纪晚叶，汤革夏命，商人在冀、豫、鲁之间建立商王朝，又先后历17世31王，直至周人灭商。夏商政治史的总积年约有900余年。但在历史学的认识史上，夏商两代均曾长期处于“疑似难定”之列。
如果说商代历史因近现代甲骨文发现和地下考古学体系的建立而证明为信史，那么现在也有类似的理由表明夏代历史也是信史。王国维先生曾指出：“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在这一意义上说，夏商两代的社会生活史同属于“新学问”。
原因之二，历史学上好称“三代”，即以夏商周为一系，归为上古史系统。然夏商的政治格局主要表现为取代的关系，社会深层结构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土生土长的本上文化因素一直占据主导位置；周代则属于征服王朝，国家体制建立在分封殖民基础上，社会构成因政治剧变和外来因素的强力介入而大大加速了分化再组合进程，民族心性也因封闭地域的打破而大大有异于夏商两代。国家、种族、个人、文化积淀的社会运作机制，所凸现的社会生活节奏，夏商两代与周代之间，并非同在一个层面、一个境界。大致说来，夏商是承史前社会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意义上的萌育生成时代，周代则是量变质化时代。夏商两代在许多方面的共性，和与周代之间的异性，也是单以前者为卷的考虑出发点。
原因之三，当今夏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已因考古学的重大进展而条件渐具，虽晚起商代大半个世纪以上，然犹同如当初商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得力于地下考古新发现，遂大开端倪，可谓同造异趣，偶然中有必然。但两者在研究上有待开发的空白均较多，特别在社会生活史范畴，每常同处于一个层面，分析处理中有其共同性。不过，若再细言之，夏代部分草创伊始，资料仍乏，商代部分无疑显得丰满成熟些，前人在一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为表率。今合夏商两代共述之，易收到化难互补、开拓领域和利于启发、利于比较的后效。
研究夏商社会生活史，旨在感知和捕捉夏商历史流程中的社会生活运作系列，决不是单单去罗列和汇编一长串资料，或仅仅静止地累积一些庞杂的过时知识，而应是致力于启动现代思维认识的锐智，会通多学科研究中的有效手段，以系统工程的经纬意识，考察夏商社会生活的内核外延，归纳其嬗变之迹，探求其演化之途，总结其外在特征和内在规律，再构学术建设的社会价值与历史的教育功能。
我们赞成有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良识，即历史的教育功能不在于过誉历史，浓妆重抹历史的“灿烂”之章，以住足于得到廉价的骄傲和肤浅的颂歌，沉迷于对昔日的留情，有意无意担上精神的积垢和历史的包袱，而要在以现代意识洞悉历史的底蕴，调整情绪的点染，提高历史的纵深感，以造成新一代的人格。毫无疑问，回头了解早消失的夏商社会，是在用深沉的历史感知和当代认识尺度，冷静审察中国社会已翻过的旧章，以助放眼中国的将来，不致误入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这对于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中国，提高国民素质，阐扬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形象，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研究夏商社会生活史，因年代久远和资料先天匮乏，令人生畏，即使是有限的记载，也是多半经过古人的筛选过滤，无不渗透着晚起时代色彩、文化背景、社会观念、角色阅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自然更增加了难度。但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毕竟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最佳选择。何况，夏商时空框架，田野考古发掘或出土古文字资料已给予了坚实支撑，并还正在不断充实填补，大大拉近了与今日的距离，这是我们优于古人的条件。
就研究现状看，夏代社会生活史启动晚迟，空白自多，商代部分，过去学人每多论述，见仁见智，可供把握，然尚未形成系统，至于个中或浮光掠影作笔戏，或仅偏于某方，重复选题，观点雷同，方法陈旧，亦不乏其见，故题内应有的或缺部分亟待问津，薄弱环节应有弥补，不免仍有在茫无涯汝中游大之感。为切合本学术专史的特点，我们在设计一套足以实事求是揭示夏商社会生活史的可行性体例组架时，指导思想是知难而上，首求新意，试开先导，张大领域，拓宽视野，留意反馈，重在精构细理，但又应避免为范畴概念自我作茧。现在来看，这一研究机制的设想还是有效的。
如前所述，夏商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新学问”这一突出特点，除了有限的可资参考的文献材料外，主要是利用地下考古“新材料”，故在内容组织结构上，必须切实适应“新学问”的特点，在充分吸收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得相机调整和发挥历史学研究的固有机制，注意体例组架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当前夏代之前的史前社会考古学研究相当生动，商代考古学材料也极为丰富，殷墟甲骨文、古器铭学的研究，以及有关文献材料的整理，均已臻入成熟境界，唯中介的夏代尚是个薄弱环节。由于中国古代人文历史发展有其嬗变上的整体性和内在贯通性，在研究中可藉解析史前和商代两端，尽可能向中间挤靠的方法，进行跳跃式类比分析，一则能慎终迫远，考其源流，再则可缩小夏代的残节缺环，补充资料的不足，这是大跨度的历史纵向联系法，也是本书结构体例上适当兼溯史前社会生活内容的动因之一。另外，夏商两代因地域、时代、族别不同，社会生活有共性也有差异，研究中须注意其质与量的变化所在，留心其两者不同生活要素，则点、线、面的分合辨析不可或缺，这是小跨度的历史纵向比较法，也是本书写作体例上或分而述之、或合而比之两者并举的安排用意。
除大小跨度的历史纵向研究外，历史的横向比较也十分必要。夏代和商代社会均非截然划一的平面相，在同一历史阶段的场景中，同域或异域间不同层面的社会生活个性或不平衡性都是严然存在的，举凡集约人口差异、邑聚差异、等级差异、经济类型差异、消费心理差异、生活方式差异、生活规约差异、精神取向差异、社会心态差异、宗教信仰差异、习俗尚好差异等等，在有可能的条件下，应重视其历史横向比较的力度。当进行同域间的或异域间的双重异同比较时，实事求是的定量定性分析和动态静态研究要予以足够考虑，以求得在深度、广度、容量、层次、意境、视野上对夏商社会生活史有个较全面系统的认识。
《夏商社会生活史》一书共设八章，即：一、环境、居宅、邑聚；二、人口；三、婚姻；四、交通；五、饮食；六、服饰；七、医疗保健；八、宗教信仰。章次的要略，首章在于明夏商社会生活的自然人文背景和场所；次章考人口，盖任何一种人类社会，都必得由一定数量的人口才能构成，人口是社会的主体，无此根本要素，社会生活无从谈起；三章论婚姻，是社会构成运作系统的最基本载体，婚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既相应于一定时代经济特征，也是社会组成关系的特定表现形式；四章述交通，是铺叙社会构成大网络，勾勒当时社会生活的地域空间联系，以及人们张大这种社会关系和自然联系的手段、方式与作为；五、六两章，分观饮食与服饰，两者乃人类生存活动的最基本物质条件，也是人们尚好追求的重要内容，直观上也展示当时人们生产与创造物质生活本身的能力，是社会生活的物化主体部分；七章谈医疗保健，记生老病死与夏商人们的精神面貌、人生态度、逆反心理，以及对改造自身生活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成俗；八章讲宗教信仰，述夏商社会鬼神观念、情绪状态、宗教礼仪和社会陋习。概言之，本书总体组架的脉胳关系表现为四大系列，首章为夏商社会氛围总观，第二至四章属夏商社会构成运作范畴，第五至六章是夏商物质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表象，第七至八章为夏商社会精神生活面面观，内概积极和消极两分的社会调节功能。
不过，这四系八章虽形成相互照应、有序有机、步步引入的联系整体，各章却又相对独立，每章起首均以总说题解示其专题意。且各专题下又分若干层次或若干类目。如首章，下分生活环境的选择改造、居宅形态、邑聚变迁、建筑仪式、住俗等。人口一章，包括有早期人口清查统计、人口流动定性分析、集约人口规模、人口总数估测，在人口自然构成方面又细分人计性别年龄构成、人口素质、抚养比、死亡率与平均寿命、人口增长特点等项。
婚姻一章，内列婚姻形态演进、社会组织、亲属关系、夏商家族本位下的婚制婚俗、婚娶礼仪、婚姻动机、婚姻功能、求生、冥婚、名子之俗、命氏之制等内容。再如物质生活方面的饮食一章，有食物类别、进食方式、饮食等级、崇饮风习、烹任礼俗、饮食心态、食政意识、筵席宴飨、族众聚食、以乐侑食等类。又如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一章，有宗教分野、神性神格的社会性、灾祸观念、祭祀仪礼、崇祖意识、丧葬习俗、占卜等专项。诸如此类，不备举。
大致说来，本书四大系八章内的各分节，以其事象和视角，自可单立成篇，各节要核，也就各各叙之于篇中，于大章后不再作归纳。社会生活史属于一门富态万千的专门史，内容范畴包罗芸芸，错综复杂，丰满流华，随篇作结，意在保持其生动化、形象化的固有特色，体现其宽泛内约的面面观，避免将一部立体型的影视勒成平面式线条，故兴之所至，兴尽而止，笔趣如是。
这里，为了能对夏商社会生活史的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有个总体了解，我们特列出下面八点提示，以便读者可在本书找到其投影和轨迹：一、自然生态环境对夏商人文背景的制约；二、家族本位对社会构成的作用；三、族氏内向外展意识对社会行为观念的支配；四、政治体制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五、等级礼制对人际关系的整合；六、经济形态对社会物质生活两分的催化；七、地域文化流动对社会俗尚的规范；八、宗教信仰对社会存在系统的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