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

对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前期理论考察说明，关于适度人口数量和节制消费、节约资源以及兼顾当代与后代利益的思想由来已久，在希腊、中国等文明古国的大思想家中就曾闪光。19世纪中叶“适度人口”论出现后，“适度”包含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萌芽；而从马尔萨斯人口论到现代“人口爆炸”论，认定人口无限增长将穷竭有限的资源，导致世界未日，则从相反方面说明发展的不可持续。可见可持续发展思想蕴育已久，但尚待理论升华。

本世纪以来，工业化浪潮打破了传统经济下的田园式宁静，人类以前未有的效率和速度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和文明进步。然而，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的“普照之光”，人类又面临着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显著的是人口剧增、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浪费。不仅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在这种形势下，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所走过的历程，寻求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传统发展观念中，人们视发展为单纯的经济增长，把经济看作是利用自然资源尽可能多地生产所必需的物质产品活动。应该说，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拉开了这一发展序幕。伴随机器大工业的迅速发展，西方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物质财富迅猛增长。“工业文明”取得的巨大成就，刺激人们不顾后果的追求物质财富。传统经济学的发展观基本上是一种“工业文明观”和“工业实现观”。在这里，工业增长是衡量发展的唯一尺度。“经济增长”是传统经济的关键词语，是支撑传统经济学思想的三大基础（与“充分就业”、“自由贸易”并列）之一。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一发展观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gnp高速增长的热列追求，按照这种发展逻辑，工业化国家以日益膨胀的水平维持其消费生活方式，而非工业化国家则需以美国为模式实现其工业化。二战结束后，发达国家抓住战后有利时机，致力发展经济，普遍经历了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展中国家不甘落后，千方百计谋求经济发展，在亚洲出现了“四小龙”腾飞奇迹。

同时，二战结束之际，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凯歌声中诞生了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这些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要在经济上真正获得独立与解放，就必须解决向什么方向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不仅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面临的迫切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全球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欧美国家的一批学者首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南北关系中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门跨学科的、新兴的学科或学说，即发展理论。发展理论自50年代以来，相继形成三大理论，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因此，它们也可以看作是发展理论的三个阶段。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都试图解释为什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了现代化，而许多非西方不发达国家至今仍处于落后的不发达状态，都试图解决和回答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如何发展、如何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问题。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值得参考和借鉴。但是，这些理论存在严重缺陷。第三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也证明，发展理论无法满足其发展需要，并没有真正回答和解决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如何发展、如何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问题，更没有也不可能回答和解决中国这样原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前苏联和东欧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对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也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关于西部开发问题，20世纪70年代美国西部开发是以自然资源型开发战略为龙头，前苏联远东开发也是以自然资源型开发为主，而21世纪初叶的中国西部开发则是以社会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型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方向。

从发展观的演变看，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发展最新认识成果。五六十年代是“经济中心型”的发展观，它把发展视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它带来的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严重社会问题；70年代是“社会中心型”的发展观，它既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强调把社会文明纳入发展内容中，这是人类发展观的巨大进步。80年代以来，出现了“可持续发展”，针对世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问题提出，要求经济增长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协调发展。从可持续发展内容看，是人类发展观的质的飞跃。经济上，评价经济发展的标准是产品质量，而不是产量。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过渡到集约型，政治上扩大民众参与范围，同时经济稳定发展；社会上尊重人的需要，消除贫困、失业，减少社会不平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等。从可持续发展特征看，它是宏观整体性、战略性的高层次发展。从时间上看，它是世世代代的延续不绝的发展，不是短期行为。从空间上看，它不是以局部利益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不是以区域利益牺牲全球利益。从发展方式看，它是各要素系统协调并进，不是片面的单打一式的发展。从发展类型看，它是内涵型、质量型的发展，是全面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和人类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存环境，不单纯是外延型、数量型的扩张。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是一种高层次的社会文明观。

可持续发展概念、理论和战略及其操作运行模式，是在人类重新审视人口与资源相互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的反思，是人类发展史上伟大里程碑。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战略并列为中国跨世纪的三大国略。而可持续发展国略又是联合国所倡导，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的主要政策依据。既是跨学科综合理论研究的重大学术创新，又是政治性、操作性极强的重要舆论先导和精神力量。

考察近30年来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演进，本课题基本赞成布伦特兰夫人关于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定义，田雪原、邬沧萍、张纯元、叶文虎、马霭乃等学者对其概念的内涵和特征及其支撑理论作出了界定。一是以人为本发展观及其理论。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这里强调的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谋求人口、资源与其他相关方面协调发展，将非持续发展减少到最低限度。二是总体效益发展观及其理论。即由单纯追求gnp增长的发展，转变到注重经济、环境、社会全面效益、长远效益和质量效益的发展。三是稀缺资源发展观及其理论。树立资源稀缺意识，要在节约资源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中求发展。四是生态平衡发展观及其理论。包括环境人口观，何种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对环境和生态平衡最为适宜；环境资源观，将资源纳入生态发展系统；生态经济观，经济发展不应损害环境质量和破环生态平衡。五是社会协调发展观及其理论。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产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履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承诺。

美国可持续发展专家布朗（j·w·brown）在《人口、资源消费和可持续发展途径》中指出，迅速增长的人口对资源加剧破坏超出其再生能力，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布朗对资源消耗的定义包括：终极产品、原料和副产品，以及从原料开采到处理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垃圾，也包括工业、商界、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及个人消费的各种资源。

贾俐贞等在《区域经济政策三大理论基础》中指出，由于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各地区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等方面的禀赋条件、稀缺程度和分布组合特征一般存在较大差异，表现出优劣并存、长短互见，彼此都有所求的特征。这种资源需求与资源分布之间的不对称现象，是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西部区域因为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密度与素质、技术水平和原有基础等历史条件不同，形成与东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和综合实力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田雪原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中指出：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归根结蒂，还是要以人口与资源能否达到“协调一致”和“互动平衡”为转移，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终极因素。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表现为资源物质变换的过程和结果，是直接的物质变换。间接的物质变换也要以直接的物质变换为前提。在资源与发展之间存在几种情况：一种是资源与发展成正比，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迅速，资源贫乏的地区发展缓慢。另一种是资源与发展成反比，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缓慢，当今西部地区就是这样，它们缺少资本、技术和专门人才，人口素质低下，虽然资源丰富，但难以开发和提高资源的使用价值，依靠出口自然资源换取短线产品，走的是资源出口型发展道路。人口对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不仅来自数量增长，还来自每个人消耗资源的增长，在人均资源减少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分母加权效应”。

专家们对资源介定了三层涵义：一是资源分成自然和社会资源。二是资源的价值属性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三是资源的物质属性分成固定物质形态和非固定物质形态。发展是资源的物质变换，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条件。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表现为资源物质变换的过程和结果，是直接的物质变换。间接的物质变换也要以直接的物质变换为前提。在资源与发展之间存在几种情况：一是资源与发展成相同的比例推进，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迅速，资源贫乏的地区发展缓慢。二是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成反比例，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缓慢，比如西部地区，缺少资本、技术和专门人才，人口素质低下，虽然资源丰富，但难以开发和提高资源的使用价值，依靠出口自然资源换取短线产品，走的是资源出口型发展道路。

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需要从两种资源的结合和相互使用、资源的总体配置上看待中国西部资源。人口对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不仅来自数量增长，还来自每个人消耗资源的增长，在人均资源减少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分母加权效应”。研究西部大开发，必须将人口与资源、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源、自然资源有机结合，树立人均资源意识，探求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互动关系。

（2）区域理论与中国西部开发

国外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问题研究的历史较长。最初可追溯到以1826年德国农业经济和农业地理学家杜能（thunen）的著作《农业和国民经济中的孤立国》（第一卷）出版为标志的区位论。但真正对现代区域经济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成果，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有：myrdal的“累积因果论”（1957）、hirrshman的“核心与边缘区理论”（1958）和isard的“国家干预政策”（1960）。到60年代初西方开始普遍制定区域经济调控政策。区际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出现的普遍性问题，西方学者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际差异，提出了各种理论。而就产业的发展与地区布局来看，主要有均衡发展论和非均衡发展论。

均衡发展论既包括区域各产业、各部门的同步发展，又包括区域内各地区的同步发展。产业均衡发展论是以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哈罗德-多马模型、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即同时对许多项目大量投资）理论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在产业发展方面，可以使工农业，一、二、三产业，轻重工业以及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各个部门都得到平衡发展；而在区域发展方面，区域发展理论以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为代表，主要观点是：任何实质性的区域差异现象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只要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资本和劳动的逆向运动就可实现总体效率与空间平等的最优组合，社会不需要什么总体效率的损失。随着区际要素的区际运动，各区的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即平衡。因此，他们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特别是工业生产力，通过在区域上的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新古典主义选择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用人均资本的增加和外生的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区域增长的关键在于增加投资。杨开忠在《中国市场经济与区域发展战略》中对此提出了批评：现实中既存在规模经济，技术进步也并非外生；同时，新古典主义由“要素自由流动导致要素收益均等化”的药方显然难以在人口素质低、密度低和城市化比例低，客观上不具备人口充分自由流动的中国西部地区奏效。对资本的有效需求不足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新古典主义投资决定论。

国际上关于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围绕三个领域展开：一是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与区域内地区间的均衡发展问题，重点研究区际关系。代表成果主要有friedman的《区域政策》（1966）、hoover的《区域经济导论》（1975）、isard的《区域科学导论》（1978）等。二是研究特定地区经济开发的发展战略和综合布局，代表性成果主要有：hanesn主编的《区域开发中的增长极核》（1972）、lioyd等的《空间区位》（1977）、patnaik的《第三世界国家区域开发与规划经济学》（1981）、richardson的《区域增长理论》、以及h.h.涅克拉索夫的《区域经济学》（1987）等著作。三是关于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数学模型问题。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brown的《区域-国家经济模型》（1978）、intigator的《经济模型技术与应用》（1977）。

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edgar m·hoover，frank giarratani）1992年在《区域经济学导论》中指出：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为此，可把区域划分为同质区域和功能区域。美国经济学家奥登和莫尔曾把美国划分为六大同质经济区。他们解释自己使用的尺度是为尽可能多的目的，用尽可能多的指数来衡量，以达到尽可能大的同质性。功能区域的典型形式就是结节区域。在胡佛看来，这种结节区域类似于生物细胞或原子结构，它有一个核心及一个相补充的周围地区。一个城市与环绕它的流动人口和贸易就构成了一个结节区域。

循环积累学派则向不发达地区显示了一幅更加暗淡的前景。增长极理论和出口导向说异曲同工。增长极理论学派代表缪尔达尔认为发达地区条件优越，经济优先增长，拉大区际差异。出口导向说认为发达地区以出口高增长带动了产出的高增长，区域增长形成良性循环，同样具有循环累积性质。

杨格（a·young）在《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中指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分工的演进，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而是生产率与劳动分工关系演进的结果。市场产品种类的增加，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新企业的出现，生产率的上升，市场的扩大，收入的增加，人均资本的增加，都是劳动分工深化的若干侧面。

舒尔茨推进了杨格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劳动分工和递增规模报酬，强调劳动分工与竞争的市场可以通过企业家的组织活动而相容。专门企业家、专门教育家、专门的科研是分工更重要的方面，他强调分工的好处主要在加速积累。（schultz，1986）

施蒂格利茨建立了一个用以解释生产中的专业化学习和学习的专业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将专化经济与规模经济相区别（stiglitz，1986）。

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与专业化加速知识积累、技术的作用有关，所以人力资本问题实际上属于用经济组织结构演进解释增长的问题，经济组织的演进是决定技术进步的因素（lucas，1986）。

专业化经济学和比较利益说共同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础，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剩下比较利益说，而比较利益说在解释国家贸易现象时的局限性受到广泛批评。赫尔普曼、克鲁格曼指出，很多没有比较利益的国家（如资源结构类似、技术水平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很大，而且国际贸易越来越朝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发展，这意味着，在同类产品的细目上，国与国之间有了更细密的分工，贸易能使双方获益（helpman.e and krugman，1985）。

迪克里特和斯蒂格利茨构造的d-s效用函数把商品描述为按层次不断细分种类系统。人类偏好于细分种类的增加。如果生产中有规模经济，则均衡会使每一厂商生产一种与其它产品在细节上不同的产品，形成垄断竞争的局面，这种局面虽有垄断的坏处，却有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

鲍莫尔（w.baumol）等人的竞争市场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使完全竞争不可能，但是只要有自由进入，即使一个部门只有少数生产者也足以使价格接近成本。

徐春秀博士在《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实现途径》中认为：杨小凯对新增长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首先对专业化、规模经济和分工概念进行了澄清，并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专业化是对个体而言，规模经济是对企业而言，多个个体专业化于不同活动上形成分工，多样化与专业化是分工的两个侧面。分工越发达，多样化程度越高，使贸易依存度上升。杨小凯将分工划分为三种类型：基于比较利益的分工、基于规模经济的分工和基于专业化的分工。在这三种类型的分工中，他认为基于专业化的分工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分工类型。因为基于比较利益的分工可由基于专业化的分工发展而来，而规模经济也与专业化有关。他建立了一个基于专业化经济的劳动分工模型。与以往的生产函数描述投入与产出之间技术关系不同的是，杨小凯的生产函数描述了生产率与专业化水平的关系，这种生产函数加上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和交易费用，可用来描述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此消彼长的关系，这种关系达到边际好处等于边际费用时会趋向某种均衡，如果有自由进入且没有固定费用，则这个竞争均衡是帕累托最优。这个竞争均衡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差别是它不但决定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决定一个最优的经济组织水平。可以用均衡贸易依存度表征这一水平，它是交易效率的增函数。即交易效率提高，均衡分工水平（贸易依存度）上升。反过来交易规模扩大，交易效率提高。交易效率的提高又会进一步扩大均衡分工水平，形成良性循环的正反馈系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提高交易效率，使分工的发达保持高效率刺激。

国内在文革前关于区域经济问题研究主要受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体系的影响，实际工作中主要是大型工业基地区域规划和全国经济区划等方面。“文革”期间此类研究工作出现空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全面恢复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80年代主要是针对具体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问题展开研究。80年代末，开始系统引入现代西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展开区际关系或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联系问题的研究。20年来，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周起业等的《区域经济学》（1989）、陆大道的《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1995）、杨开忠的《中国区域发展研究》（198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1992）、陈栋生主编的《区域经济学》（1993）和《经济布局的理论与实践》（1988）、刘再兴主编的《中国区域经济：数量分析与对比研究》（1993）和《中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研究》（1995）、刘树成主编的《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1994）、孙尚清主编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1994）、韦伟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差异与区域协调》（1995）、胡**等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1995）、曾坤生的《区域经济论》（1998）和《动态协调发展：迈向21世纪的中国区域经济论》（1998）、周毅的《中国经济均衡发展战略》（1999）等著作。

陈文科在《论区域特色经济与中国东西合作》中指出，以市场公平竞争和遵循非平衡发展规律为前提，是构建区域特色经济体系，市场经济与区域经济有机结合，转变传统发展思路，振兴西部的有力支撑，也是东西合作协调发展的治本良策。区域特色经济是市场配置资源与区域经济优势的结合点。区域特色经济特点如下：一是有较强支撑力的支柱产品；二是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市场前景；三是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四是有较高的科技进步贡献域；五是区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很慢，很大程度上在于未能实现市场经济与资源优势的有机结合。

曾坤生在《区域关系与区域经济发展》中指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发展中各国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廉姆逊通过对24个国家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国家发展水平与区域不平等或地理差异之间存在有机联系。提出了著名的威氏倒“u”型理论：在国家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必然会出现区际收入差异扩大和南北二元结构加剧，而在国家经济发展成熟阶段，则会出现区际收入趋同和尖锐的南北问题消失。任维德在《中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探因》中指出：西部地区虽然地域广阔，国土面积占全国30%以上，但沙漠戈壁和海拔3000米以上高寒地带占60%，加上交通不便，国土单位面积仅及全国1/10，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形成了极不合理的人口分布。我国95%以上偏集于瑗珲-兰州-腾冲一线以东，以西广大地区人口不足全国的5%，平均每平方公里仅10人，反映了西部地区生存条件差、人口承受力低下的客观状况，从而使西部劳动力供给受到数量限制，资源消耗缺乏供给弹性，难以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市场狭小，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缺乏集聚效应。

胡长清在《共同富裕论》中指出，在人文发展指标方面，中国属于世界上地区差距甚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在横断面自西向东经济形态上存在相当悬殊的差距，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人口素质低、城市化比例低和沙漠化严重等因素严重制约可持续发展。

魏宏凯在《跨世纪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中指出：“九·五”期间，尽管东部与中部地区间人均gdp相对差距有所缩小，2000年已下降到38%，但东部与西部地区间相对差距仍在继续扩大，2000年增加到57%。

厉以宁在《区域发展新思路》中指出，劳动力文化素质指数全国前10名的省，东部占6个，中部占3个，西部只占1个。

客观来说，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区域经济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也为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和思路，但如何科学阐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如何分析90年代以来出现的区域经济差距扩大问题，为政府提供既能保持区域经济正常发展，又能协调区际利益、促进人口与资源全面协调发展的政策依据，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因此，通过严谨扎实的研究，全方位地思考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人口与资源非持续发展问题，刻不容缓。

国内外专家关于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地域分工理论、区域发展阶段理论和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区域分工论的主体是比较优势理论和地区主导产业论。比较优势理论包括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静态比较优势是自然形成的比较优势。由此区域与彼区域的差异性表现出来。构成这种差异性的因素有：自然因素（包括气候、土壤和植被、矿产原料、燃料、动力、森林和水力资源等）、社会历史因素（民族、习惯、人口等）和经济因素。动态比较优势是静态比较优势的发展和完善，其实质是用动态观点看问题。地区主导产业是结构理论的基本理论。在区域发展速度中，各产业在地区产业系统中的地位作用不同，其中一个或几个产业处于支配地位，构成地区主导产业和主导产业群。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认为，在封闭的区域经济条件下，一个区域的经济成长过程通常经历五个发展阶段：自给自足阶段、乡村工业崛起阶段、农业生产结构变迁阶段，工业化阶段和服务业输出阶段。以开放程度为标准，可分为三个阶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国内开放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和面向国际市场的开放型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我国东部处于第三阶段，中部处于第二阶段，西部处于第一阶段。

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中，均衡与非均衡以及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是最基本的理论。均衡发展理论强调产业间的关联互补作用，消除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地区需求和供给双方面的障碍，走出西部“贫困”的恶性“循环”具有一定理论意义。产业均衡理论以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哈罗德-多马模型、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等为代表。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非均衡发展战略理论以赫希曼、佩尔鲁克斯等为代表。这种倾斜式发展战略有利于重点部门、重点地区的发展，但也有一些缺陷，忽视协调发展，往往造成“产业二元结构”和“空间二元结构”，反过来制约重点部门和重点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可见，采用均衡发展战略或非均衡发展战略都不尽如人意。一些学者集上述两种战略的优势，扬长避短，提出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理论，在非均衡推进中同时采用重点论和协同论。结合中国西部国情，在产业发展方面调整产业结构，给予投资和政策双倾斜，使之率先起飞，成为产业发展的火车头。在此基础上，调整主导部门与非主导部门、基础结构部门的发展，彼此产业部门处于协调发展状态。在区域发展方面，结合主导部门和优势部门的发展，选择某些区位优越的地域或地点作为增长极密集投资，通过这些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整个西部经济发展。如云南的主导产业型模式、新疆的资源开发型模式和西藏的推动发展型模式。我国东西区域间这种优劣并存、长短互见的多重错位和彼此都有所求的愿望，是推动国内区域间相互依靠、互相补充，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和促进国内经济循环的内在动力。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国内经济要建立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区域经济新格局。

从70年代未期至2000年，我国陆续设置了一系列经济特区和开放特区，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对外开放格局。专家们总体上将其分为：“四沿”和“六区”。“四沿”即沿海开放区及沿江、沿边、沿线开放区。“六区”即：东北开放区、西北开放区、沿江开放区、陇海-兰新沿线开放区和京广沿线开放区。

在六大区中，西南开放区、西北开放区完全在民族地区，陇海-兰新沿线开放区、东北开放区和沿江开放区几乎有一半位于西部地区；京广线沿线开发区虽未直接参与西部经济发展，但西部的原料和能源供应是该地区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专家们一致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在全国开放格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中国西部民族区域反贫困

周毅在《西部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中指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包括回、东乡、土、撒拉、保安、裕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俄罗斯、塔塔尔、藏、门巴、珞巴、羌、彝、白、哈尼、傈僳、佤、拉祜、纳西、景颇、布朗、阿昌、普米、怒、德昂、独龙、基诺、苗、布依、侗、水、仡佬等近40个民族。在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穷人的利益最易被忽视，西部民族贫困地区的资源和贫困人口最易受到耗竭和伤害。认真研究民族地区人口增长和资源开发反贫困的关系，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竹青、那日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指出，协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的关系，必须根据西部民族地区人口增长的实际状况，从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的角度加强计划生育管理，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和规模。必须理性地认识西部民族地区的所谓“地广人稀”实际蕴含着国土单位面积人口承载力相对弱的国情。西部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并不是数量短缺，而是低素质以及日益强化的人口压力，导致一些地方出现的“越穷越生”，贫困与人口增长恶性循环的现象。低素质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压力：一方面增长了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一方面却未能提高经济效率，未能形成与自身生活资料需求相适应的产出。同时还极易造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张克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中指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客观上要求加快资源开发，加快潜在资源向现实利益的转化，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对资源和环境保护构成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落后的背后，涉及到人口增长对资源消耗的强烈欲望和人口科学文化素质较低本身所导致的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浪费和环境破坏；另一方面是源自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自身的脆弱性，即民族贫困地区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在经济发展速度迅猛增加的严峻形势下，更需要加强对经济行为约束，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善待生态环境。应当结合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和环境特征，从有利于民族生存、发展的角度考虑、安排经济结构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加强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生态设计和环境保护教育，逐步培养全民族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

黄健英在《论三次飞跃——中国民族地区通向市场经济之路》中认为，正确处理、协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关系，需要从国家制度安排的角度加强区域利益协调，应看到西部民族地区在我国生态环境演进过程中的“江河源”、“生态源”地位，区域间的资源配置、利益实现和分配，应有利于维护“江河源”、“生态源”的生态平衡，不仅要关照到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面积较大、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事实，加大对该地区资源配置和扶贫开发力度，而且要关照到加强“江河源”、“生态源”环境保护的代价，在利益分配和环境保护的物质技术方面给予必要支持。

周海林在《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中指出：西部民族社会基本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西部民族地区特征：其一，各民族、各地域之间存在差距，同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较多。其二，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同质性过强。其三，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适过慢。其四，西部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冲突较大。一是畸形消费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矛盾；二是平均主义观念抹煞了竞争和商品经济意识；三是重义轻财、轻商贱利观念的制约；四是旧的行为规范习俗等与现行法律法规的矛盾。

周星在《多民族地区：资源·贫困与发展》中指出：目前，困扰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贫困，是土地与精神双重贫困。西部民族贫困问题研究要打破过去单一学科的简单叠加传统方式，需用多学科进行综合、系统、整体、交叉、嫁接。

吴宝科在《西部区域文化与贫困人口》中指出：由于生产方式、传统结构和人口分布等差异造成“不平等”的社会原因、民俗、家庭和社会体制及心态形成的历史-心理缘由，以及人的素质缘由，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经济结构的超稳定性；二是经济关系的超封闭性；三是经济发展的缓慢性；四是自然经济基础根深蒂固。具体表现在文化层次低、品位低，文化心理的愚昧迂腐，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低层次性，包括经验性思维、简单思维和封闭性思维。

佩雷认为：思想结构和社会习俗改变，不但能够促使实际总产值增长，而且能够使个别领域的进步变为整个社会进步。发展是通过产品或劳务交换以及信息和符号交换进行的人改造人的活动。王俊祥认为：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一项实质性的内容是人改造人。即给人温饱、教育、关怀，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和调动人力资源。

甘肃省定西地区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贫困区。生态条件极度恶化，缺乏技术资金投入，人们生产活动以传统的广种薄收方式进行。为了养活一个新增人口，需要开垦十多亩“荒地”。在人口增长与生态退化间形成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位于长江三峡入口的四川省奉节县以壮丽山川和古迹众多而拥有极为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在80年代中期，县境内小硫矿和小炼磺业一哄而起。严重的磺烟酸雨，导致了数十万亩森林死亡。中国沿海以及海岛的众多渔村的渔民依靠传统小船渔具生产长期限制在近海作业，建国后人口激增，导致近海捕捞能力严重过剩。这是海洋渔业资源衰退之势难以挽回的重大原因之一。以上几种现象有一共同特点，即人们的生产劳动造成了巨大环境资源损失。为养活新增人口大片垦荒的农民劳动几乎不产生剩余价值。国家还要年复一年地提供大量救济或扶贫款。而另一方面，植被的损失则是整个社会损失。就劳动剩余价值而言，这部分农民实现的是负值。驾着小吨位渔轮在近海渔场狂捕滥捞幼鱼和亲鱼，幼鱼与成鱼重量在1：20-40，价格差距更大，捕捞亲鱼则更是杀鸡取卵，实际上是对公共资源的破坏。由于被破坏的资源价值远大于实现的价值，其劳动的净价值也是负的。至于奉节县被毁的松林，包含有风景资源和涵养水土等多重价值，其损失将环境资源代价估算入生产成本以后，这种所谓“负劳动”现象并不少见。广义地说，因经营不善和技术落后产生的亏损也应被列入负劳动之列。

以劳作方式作用于资源系统，大体可被视为人口、环境、社会和技术四大类因素组成的复合系统的运行。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往往是社会经济活动无序的表现，因而法制和经济体制的作用极为重要。从表面上，造成资源重大破坏的，与人口过度增长分不开。应该承认人口增长在其中的作用，但更应看到人口压力是相对的。某些负劳动在人口特征上的一个共性是过多的劳动适龄人口堆积在传统生产领域，并以传统技术从事生产。因此，缓解矛盾的途径，要么是剩余劳动力有效地向其他领域转移，要么是以先进生产技术和经营手段渗透并改造传统产业。无论何种出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都极为重要。负劳动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低素质劳动力过度积压的结果。

在西部农村腹地，教育、科技普及、适用技术推广以及相关服务需要有一个极大发展，才能有效地使低素质劳动力形成可观的人力资本存量。低效益、高浪费和巨额公费消费等种种弊病，是阻碍西部反贫困与科技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因此，实现西部民族地区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不仅是文化变革的起点，而且也是社会整体改革发展的终极目标。只有全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实现现代化的自我改造，自我完善，自我超越，更新文化环境，扬弃传统文化模式，重构社会价值体系，建树新的文化机制，才能实现西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

专家们认为：中国西部民族地区贫困是在多种因素起作用的条件下形成，长期陷于“贫困-人口增长快-环境退化”的怪圈之中。东部与西部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存在互动关系：一方面，两者的差异既在人均收入、思想观念、文化教育程度、市场需求、都市化程度等层次上制约可持续发展，又可通过资源互补、信息传递、社会流动加速发展等对可持续发展进程有一定积极作用。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主要有两种发展战略：一是梯度推进战略，二是中心辐射战略。考虑到梯度推进战略有较大缺陷，而单纯的中心辐射战略也有不足之处，有的专家提出一种新思路：把中心辐射战略扩展为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战略，即充分发挥各个发达和较发达的市县优势，实施点辐射、线辐射和面辐射，分期分批缩小民族贫困地区面积。显然，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战略优于梯度推进战略。由于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幅员广阔，40多个民族发展不平衡，在实行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战略的条件下，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必然是一个渐进过程。决不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那种不顾生态平衡，急功近利的开发贫困地区的方式，不仅会继续扩大差距，而且会给子孙后代带来极大灾难。中国可持续发展渐进性，即生态平衡的恢复与经济建设是统一的，渐进的发展才能持续，而要实现有效的可持续发展，一定要建立即适合西部民族特色，又适合于人口与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科学、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

西部民族贫困地区的开发应是多种模式。适合西南地区的，不一定适合于西北地区；适合于维吾尔地区的，不一定适合于回族；适合于内陆的，不一定适合于边疆。因此，只要符合当地民族利益，符合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要求，符合国家总体规划，适合采取哪一种模式就采取哪一种模式，不必强求一律。比如内蒙赤峰发展模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模式……它们都适合于当地情况，并且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中卓有成效。

专家们提出的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走人口与资源协调发展道路的若干对策，究竟是否正确，尚有待实践检验，尽管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检验往往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