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德国作为哲学的故乡，诞生了哲学家亚瑟·叔本华。他以自己奇特的方式将厌女癖合理化了。他的个人生活与他关于女性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我们所讨论的几乎所有19世纪的人物中，他们与自己的母亲在感情上的关系是如此强烈而令人费解。

老叔本华夫人的婚姻并没有爱情。她在一封信中写道，她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20岁的男人。这个男人的脾气暴躁、性格忧郁，她忍受了整整二十年。尽管她坚持克尽职责，但家庭的气氛地始终沉闷不堪，缺乏温暖。亚瑟九岁时，家里又添了个小妹妹。于是他被送到在外地做生意的父亲的一个朋友家中。亚瑟在那儿生活了两年。在这段日子里，他学会了法语。这种明显的偏爱更幼小的孩子的做法自然在亚瑟·叔本华的心灵上留下了印记。他父亲死于1805年，也许是死于自杀。母亲没有与儿子告别便去了魏玛。后来在给他的信中，母亲为自己作了开脱。他在那儿办起了一个沙龙。她能在这里发挥自己的社会及文学天才。歌德——魏玛文化生活中的主宰，刚娶了他的房东，这时正处境维艰。老叔本华夫人认可了这位房东，并获得了歌德的保护和对她的通俗小说的赞助，因而她在文学界终于取得了一席之地。

亚瑟被他父亲所迫，违心地做着生意。但不久他便弃此行当，并随他母亲去了魏玛。他在那里进一步研究着人文主义。此时他的性情已变得粗鲁好斗。他认为母亲很傻，很浅薄。当他与母亲的朋友们一起共进晚餐时，他故意污辱母亲的文学界朋友。另一方面，他母亲则挑明说，他激怒了她，使她心烦意乱。他们便决定分开生活。

当亚瑟到了法定年龄时，他与母亲之间又发生了磨擦。这是由于他母亲在移交他的继承权时设置了障碍。以后亚瑟·叔本华在戈丁恩学习了一段时间。当他于1813年回他母亲的住处时，他发现一个33岁的诗人米勒·冯·格斯顿伯格住在那里，诗人与他母亲保持着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亚瑟本来就憎恨母亲借文学之名与人调情，唯恐母亲找一个继父。他和那个向他母亲大献殷勤的诗人大吵大闹，并指责他母亲与诗人有奸情。老叔本华大人给儿子写了封信。当她有什么事情不便说就总是这么做。亚瑟开诚布公地对母亲说，她必须在儿子和格斯顿伯格中作出选择。她选择了她那多情的诗人。在以后的二十四年生活中，她再也没见到过她的儿子。这件事情再清楚不过说明了他渴望母爱，他不能饶恕母亲将爱奉献给别人。总之，这纯粹是奥列斯特似的变态心理。

那时叔本华已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充分前提原理的四重根源》，他母亲看不懂这本书嘲笑他。他气愤地反诘道，他的著作很有生命力，而她那虽很流行却但却肤浅的小说将会被人遗忘。他是对的，但他对自己天才的自信并不能补偿他个人的不幸。很明显，他与任何一个女人成功的机会都被深藏在他的意识中的不良因素所破坏。他住在意大利时曾与一个叫特丽莎的女人有过一段私情。他虽然也曾轻率地想过要和她结婚，但最终又放弃了这个想法。他在性方面的处卑感在一次涉及到拜伦的事件中暴露了出来（尽管他不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青年男子）。有一次他与特丽莎在威尼斯的街上走着，他看到衣着入时的拜伦骑着马从他身旁经过。亚瑟口袋里装着一封哥德写给拜伦的介绍信。特丽莎激动地叫了起来：“英国诗人走过去了！”叔本华从未用过这封介绍信，他唯恐拜伦会使他戴上绿帽子。

1818年，叔本华写了一篇杰作《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然而采取关门主义态度的学术界对他的书反应冷淡，这使他更加心灰意懒。他在生活中的大多数时期里总是遭到别人的冷遇，因为他不是大学教授，而只是一个自由写作的哲学家，而大学里的学者们对他充满妒意，他们把哲学视为自己的专利品。

1821年发生了一件怪事。叔本华当时住在柏林。他渐渐养成了一些怪癖，其中之一是怕噪音。有一次，一群住在同幢大楼里的妇女进入了他套房的前室，她们的大声谈话打搅了他。他命令他们出去，她们坚持说她们有权使用这个房间。一个女裁缝拒绝离开。以后的情况有两种说法：那女裁缝控告说他用拳头和手杖打她，将她推倒后又用脚踩她，造成了她永久性的损伤。而哲学家则说他手里拿着手杖，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用手臂抱着她的腰部，将她往外推了两次。叔本华被法庭传迅，但他胜诉了。但那个女裁缝不肯罢休，她上诉到更高一级的法院，这次作出的判决则相反，法院强迫叔本华每月付给她五塔勒直至她生命结束。这件事件对改善哲学家与异性的关系是很不利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823年他在慕尼黑生的一场病也与他和女人关系的幸遭遇有关。普遍认为他患的是梅毒。他病得很重，导致了暂时性瘫痪、阵发性昏以及麻木性疼痛。他痊愈后，似乎是未老先衰了。大约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产生了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制的思想，并在他日后的著作中作了阐述。

从1824年到1831年他回到柏林的一段时间里，叔本华重又草率地决定同一个与他有性关系的女演员弗罗琳·梅登结婚。在很长一段日子里，他综合考虑着她的优缺点，最后自然还是没在教堂里举行婚礼。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怪癖更加厉害了。他怕自己遭到抢劫，而总是随身携带着弹药上膛的武器，并将自己较值钱的财物藏匿起来。他对传染病的恐惧到了病态的程度，他将自己的烟斗的烟嘴口封住，生怕别人会用它。他因为惧怕理发师的剃刀而不让理发师替他剃须。

他的后半辈子是在法兰克福度过的。他对欧洲思想界的贡献使他最终得到了公认。在他1851年出版的一部题《装饰与失颜》书中，包含了《论妇女》的短文，文中总结了他对女性的理性的诋毁。叔本华重复了西方传统中积淀了所有的陈词滥调并在拙劣的生物学以及更糟的心理学基础上为其辩护。他以这样一个判断作为文章的开头：“女人的存在基本上仅仅是为了人类的繁殖……”他继续写道：“一个雌蚁在受精后会掉下翅膀，它的翅膀是多余的，对哺育有危险。女人在生育了一个至两个孩子后便失去了原先的美貌，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女人的体形（大概是自然选择造成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及她们的后代。”“唯一能引起她们注意的感召力是爱情、征服，和一切与此有关的，如梳妆打扮、跳舞，等等。”大自然是以另外一些不可思议的方法是工作的。“作为弱者，她们生来就不是依靠力量而是依靠狡猾，并从这里又滋长了根深蒂固的说谎习性。”我们发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人类，“妇女经常在法庭上作伪证……”“孩子气、轻薄、目光短浅”也是这个性别的特点，她们对艺术没有鉴赏力，她们唯一的目标是通过征服男人来显示她们的重要性。叔本华总结说：“因此，第二性即女性在任何方面都次于男性；必须考虑她们的弱点，若对她们表示崇敬是极端荒谬的。”

在他的另一篇著名文章中，他更加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女性肉体的厌恶：“只有被性冲动弄得昏头昏脑的男人才会将女性这个名称赠于那个矮小、窄肩、宽臀、短腿的人群”。他关于一妻多夫制的争议更有意思：“一个女人能够同时满足两三个强壮的男人而没有任何痛苦。”由于男人比女人多一倍，几个男人可以共同拥有一个女人。这不是一个觉得自己有正常的性交能力并充满男子汉气概的男人的论点。确实，另一些论述表明了他对性关系的厌恶以及幻想的破灭。“年轻时结婚的男人被一个年长的妻子管头管脚，他会得性病，而且在上了年纪后还会身不由己地被戴上绿帽子。”

另一方面，叔本华不合逻辑地鼓吹一夫多妻制，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这样的观点：这样会减少卖淫，使女性处于自然的真正的从属地位。

叔本华之所以对女性作出这样的评价，除了显然是与他的不幸经历有关之外，更强烈的动机也包括对缺乏性感的明确感受；他认为女人在性欲上是贪得无厌的，而男人的性行为上的能力则是有限的。尽管他无疑也受着正常冲动的驱使，然而心理上的诱导法却往往使他最终得到了满足。“大多数男人会爱上一个漂亮的脸蛋，但也会发现自己终生被捆绑在一个可憎的陌生人的身上，无休止地返于工厂和女巫的厨房之间。”他的传记作者维维安·麦克吉尔也指出：“他对那些存在于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中的许多性关系事实始终持有强烈的厌恶感，他十分忌讳这类事情。”他还详尽地阐述了亚当与夏娃的性罪，并把这看作是一件严肃而重大的历史事实。

由于这些潜在对女性的反感意识的扰乱，当他考虑结婚的可能性时，思想变得荒谬古怪就不足为奇了。他用一种人们所熟悉的食肉兽的形象比喻说，谁同情女性就会面临与动物园的管理员一样的命运——因为同情一个保护幼狮的母狮而被吃掉。他甚至偏激地认为“大自然”在进化过程中给男人们提供了胡子以对敌人隐瞒起自己的激情，而女人不需要这种保护，因为她们天生便是骗子。

叔本华的业余生物学研究是来自于一个自称具有抽象思维天才的人，其荒谬性表明了在涉及女性的领域里，生理性继续占有优势。中世纪曾有它罪孽的神话；而到十九世纪，伪科学的神学又被用来搅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