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候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君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联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学科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略)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全文见《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册337至341叶。)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全文见《言行录》341至344叶。)
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的困难一点。自民国九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诸君。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钟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定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纂辑两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阆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纂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民国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帙无多，视同废纸；止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自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书〈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的，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伯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期间的校长任务，是由总务长蒋君代理的。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的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十五年，始回国。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销。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北京大学预科第
一类的三年茅盾
中学毕业后，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以后的求学问题。母亲早有个计划。外祖母给她的一千两(大约等于当时的银币1500元)，存在本镇的钱庄上，至此时连本带息共约7000元之数。母亲把7000元分作两股，我和弟弟泽民各得其半，即3500元。因此，她认为我还可以再读书三年。中学毕业，当然要考大学。母亲本订阅上海《申报》，《申报》广告栏上登有上海及南京的大学或高等学校招生的广告，也登着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科一年级新生的广告。母亲因为卢表叔此时在北京财政部工作，我若到北京，卢表叔会照顾我，因此，她就决定我去北京大学求学。7月下旬我到上海，住在堂房祖父开的山货行中(他是曾祖父八个兄弟中最小一个兄弟的儿子)。这时我才知道北京大学预科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报第一类的，只考国文与英文。我自知数学不行，就选择了第一类。
考试分两天，都在上午。第一个上午考国文，不是作一篇论文而是回答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的文学、学术的源流和发展。第二个上半天考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即一句英语，中空数字，看你填的字是否合格，合格了也还有用字更恰当更优美之别)、改错(即一句中故意有错字，看你是否能改正，或改得更好)、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
我回家后，天天留心看《申报》。因为被录取者将在《申报》广告栏刊登姓名。等了约一个月，果然刊登出来了，却是沈德鸣，家里猜想鸿鸣字形相近，故而错了。幸而不久，学校来了通知，这才知道我考了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这是1913年夏。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第一次招收预科生，而且第一次到上海来招生，这对于长江以南各省中学毕业生想考北京大学者，是一大方便。
这年我虚岁18，实岁17。
四叔祖在上海遇到一家姓谢的，叙述家世，原来这姓谢的父亲也和曾祖父同在梧州做官，因而彼此间凭此世谊，往来亲密。四叔祖知道谢家一个儿子名唤砚谷的，也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就约他和我同乘轮船到天津再转乘火车到北京。谢家十分愿意。四叔祖就写信通知母亲。母亲正愁我路上少伴，得信后十分高兴，并函四叔祖约定于9月间动身。
我届时到了上海，也住在四叔祖那里，等待谢砚谷。那个大商人知道我是去北京求学的，对我很客气，派人陪我到处玩玩。上次来考预科时，我曾住在堂房叔祖的山货行里，这次我又来了，理应拜见他老人家。
这样，热闹地过了二三天，然后同谢砚谷乘轮北上。在这二三天内，我跑遍了上海各书坊，无意中买到一部石印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在三日三夜的海程中，我与谢砚谷相处极熟。谢比我大二三岁，人情世故相当熟练。他见我经常翻阅那部百三家集而感到惊异，我也为他朗诵的吴梅村的《圆圆曲》和樊樊山的《前彩云曲》与《后彩云曲》而感到同样的惊异。"书不读秦汉以下"是我的教条，自然不知明末的吴梅村与晚清的樊樊山。我与谢砚谷恰好走了个反面。他是未尝读秦汉以上的书，我是未尝读元、明以后的书。这三日三夜的海程，成就了我和谢互相补课的机会，至少在我这方面是这样的。
我知道谢的姐夫在天津做官，谢也知道我有亲戚在天津海关工作，届时双方都会到码头接待我们。
船到天津码头时已是暮霭迷蒙，果然双方都来了，我和那个亲戚从没见过面，是祖父写信告诉他的。现在却由谢砚谷把我介绍给我的亲戚，彼此不免大笑。谢的姐夫说，开学日期还有四五天，不如在天津玩一两天再进京吧。
于是我住在亲戚家里，谢住在姐夫家里。第二天上午，我与亲戚到谢的姐夫家里闲谈。谢的姐夫问我："听说你有个表叔在财政部，是佥事呢，还是司长？"我答，不大明白。我的亲戚说，出去玩玩吧。但天津没有可供游玩的公园之类。路过一丛洋楼，谢的姐夫说，这是南开大学。中午到了，我的亲戚提议上馆子。……我的亲戚同谢的姐夫争付酒饭钱，结果，二人平分。此时已近黄昏，我的亲戚提议听戏。……于是进了一个戏园，只见舞台前摆着二三十条狭而长的木板凳，已有人坐在那里，却是斜欠着身子，把耳朵对着舞台。后来知道南方人叫"看戏"，而北方人叫"听戏"，所以耳朵对着舞台。我们一行四人，也拣空位坐定。此时戏园中人声嘈杂，我的亲戚和谢的姐夫也在议论今晚的戏目，台上正演武打戏，锣鼓喧天，可是我竟坐在这窄条凳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和谢砚谷进京，火车在崇文门车站停下，卢桂芳(他是卢表叔的儿子，那时在北京读中学，他比我小几岁，大名树森，表字奉璋)带了两个男当差正等着呢。
卢表叔早知道我和谢砚谷作伴来京，料想行李必多，所以派了两个男当差。
桂芳表弟送我和谢砚谷到译学馆，这是两层楼的洋房，是预科新生的宿舍。课堂是新建的，大概有五六座，却是洋式平房，离宿舍不远。我问桂芳表弟，才知卢表叔任公债司司长，极忙。
谢砚谷上课二星期，他的姐夫通知他：南开大学招新生。谢砚谷又去考了南开，也被录取，从此我和他就分别了。
当时北大预科第一类新生约二百多人，分四个课堂上课。每个课堂约有座位四十至五十。至于宿舍(译学馆)，楼上楼下各两大间，每间约有床位十来个。学生都用蚊帐和书架把自己所居围成一个小房间。楼的四角，是形成小房间的最好地位，我到时已被人抢先占去了。现在记得，一个是毛子水，浙江江山人，另一个是胡哲谋，浙江宁波人，后来上课时才知道他是我的同班生而且同年。胡哲谋有个叔父在大学本科教数学，他希望胡哲谋也像他自己那样，成为数学家。但胡哲谋喜欢文科，他的叔父为此不悦，有"让他试一年再说"的话，这是胡哲谋自己告诉我的。
在沙滩，另有新造的简便宿舍，二三十排平房，纸糊顶棚，两人一间，甚小，除了两人相对的床位、书桌、书架之外，中间只容一人可过。取暖是靠煤球小炉，要自己生火；而译学馆宿舍则是装烟筒的洋式煤炉，有斋夫(校役)生火。
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理科院长胡仁源(湖州人，留美)代理，预科主任是沈步洲(武进人，亦是留美的)。教授以洋人为多。中国教授陈汉章教本国历史，一个扬州人教本国地理，沈尹默教国文，沈坚士(尹默之弟)教文字学，课本是许慎《说文》。陈汉章是晚清经学大师俞曲园的弟子，是章太炎的同学。陈汉章早就有名，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时代聘请他为教授，但他因为当时京师大学堂的章程有毕业后钦赐翰林一条，他宁愿做学生，期望得个翰林。但他这愿望被辛亥革命打破了，改为北大以后仍请他当教授。他教本国历史，自编讲义，从先秦诸子讲起，把外国的声、光、化、电之学，考证为我先秦诸子书中早已有之，而先秦诸子中引用"墨子"较多。我觉得这是牵强附会，曾于某次下课时说了"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陈汉章听到了，晚间他派人到译学馆宿舍找我到他家中谈话。他当时的一席话大意如下：他这样做，意在打破现今普遍全国的崇拜西洋、妄自菲薄的颓风。他说代理校长胡仁源即是这样的人物。
教本国地理的教授是扬州人，他也自编讲义。他按照大清一统志，有时还参考各省、府、县的地方志，乃至《水经注》，可谓用力甚劬，然而不切实用。
沈尹默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我们自己。他教我们读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韩非子的《显学》篇。他说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概况及其互相攻讦之大要，读了这三篇就够了。他要我们课外精读这些子书。他又说《列子》是伪书，其中还有晋人的伪作，但《杨朱》篇却保存了早已失传的"杨朱为我"的学说。
至于文学方面，沈老师教我们读魏文帝《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彦和)《文心雕龙》，乃至近人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也教我们看看刘知几《史通》。
清朝末年，江西诗派盛行，江西诗派的始祖是黄山谷……沈老师说他自己也喜欢黄山谷的诗，但他不是江西诗派。他还把他作的诗抄给我们看，可惜我现在一首也记不起来了。
同学中有问沈老师是不是章太炎的弟子？回答：不是，但又说沈坚士曾从太炎先生受"小学"要旨。同学中又有人问：听说太炎先生研究过佛家思想，是不是真的？回答是真的。沈老师又说，你们想懂得一点佛家思想，不妨看看《弘明集》和《广弘明集》，然后看《大乘起信论》。我那时好奇心很强，曾读过这三本书，结果是似懂非懂，现在呢，早已抛在九霄云外，仅记其书名而已。
至于外国文学，当时预科第一类读的是英国的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艾凡赫》和狄福的《鲁宾逊飘流记》，两个外籍老师各教一本。教《艾凡赫》的外籍老师试用他所学来的北京话，弄得大家都莫名奇妙，请他还是用英语解释，我们倒容易听懂。
预科第一类规定第二外国语(英文是第一外国语)是法文或德文，我选择了法文。教法文的法国人不懂英语，照着课本从字母到单字，他念，我们跟着学。幸而那课本是法国小学用的，单字附图，我们赖此知道该字是指什么东西，听说这法国人是退伍的兵，是法国驻京使馆硬荐给预科主任沈步洲的。
教世界史的(实际是欧洲史)，是个英国人，用的课本是迈尔的《世界通史》，分上古、中古、近代三部分，上古从古埃及、两河流域的文化，然后希腊、罗马。此书附有插图(大概这是当时比较好的欧洲史，后来有人译为中文出版，即名《迈尔通史》)。
预科第一年上学期的学习情况，略如上述。到下学期，有了较大的变动。《艾凡赫》与《鲁宾逊飘流记》都由中国人来教了。法文老师换了人，是波兰籍，他教法文和德文，用英文解释，但因其也教预科第一类学生之选学德文者，在我们班教法文时，有时忽然讲起德语来。他也教预科最后一年的拉丁文。
但是最使我高兴的，是新来的美籍教师，据说是美国的什么师范大学毕业的，年纪不过30岁。他的教学方法好。他教我们莎士比亚的戏曲，先教了《麦克白》，后又教了《威尼斯商人》和《哈姆莱特》等等，一学期以后，他就要我们作英文的论文。他不按照一般的英文法先得学写叙述、描写、辩论等的死板规定，而出个题目，让我们自由发挥，第二天交卷。我的同班同学中，一位姓徐的，单名佐(富阳人)，英文程度较差；因与我友好，请我代作。我先给他作了，然后作自己的。但是出手虽快，却常有小的错误。胡哲谋是我们班中写得最好的。老师常常表扬他。
母亲早有信来，寒假不必回家。平时，每逢星期日，我即到卢表叔公馆去。卢表叔知我寒假不回家，便邀我到他家去住。但我还是婉辞。因为宿舍里江、浙两省的同学大多数都不回家，宿舍照常生火。我只向卢表叔借他的竹简斋本二十四史的《史记》。卢表叔欣然借给我，并说，如有不懂之处，不妨问他。从此每逢寒假，我就借卢表叔的二十一四史来读，在二十四史中，辽、金、元、宋、明等史，我都不感兴趣。寒假是一个月又半，三年是四个月又半，当时除前四史是精读，其余各史不过浏览一遍而已，有些部分，如关于天文、河渠等太专门了，我那时也不感兴趣，就略过了。卢表叔说，二十四史是中国的百科全书，我当时是相信此说的。
平凡而又繁忙的学习生活，使人觉得日子过的真快。转眼间又四月花开，春气洋洋。京中盛传日本帝国提出苛刻的意在置中国于被保护国地位的二十条。同时又盛传总统(袁世凯)不惜背城一战。又传列强对中国的政策向来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日本帝国想独吞中国这块肥肉，列强势必出面干涉。而各种谣传之中，尤以袁世凯不惜背城一战为甚嚣尘上。
我这时也有点心神不定……我想，何不到卢公馆打听一下。我到卢公馆时已近黄昏，卢表叔刚刚从财政部下班回家，看见我就问："你也听到那些谣传么？"我就问：中日有无交战之可能？卢表叔笑了笑说："可惜总统年老，不是当年小站练兵的时候了。"
我这时恍然大悟，袁世凯用的是"将要与之，必先取之"的方法，故意使其亲信散布"不惜背城一战"的消息，使但求苟安的遗老、遗少、富商等等奔走相告，惟恐真要打仗，然后袁世凯借口"民"意如此，他只得委曲求全了。
在我将要读满预科三年的时候，谣言最多的北京又谣传有所谓筹安全者拟推袁世凯为帝。有一个无聊的英国人写文章说中国不宜行共和，还是帝制好。戊戌政变主角之一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反对帝制。但文人之笔端，不是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所畏的；他终于十二月称帝。当时***领导的讨袁军，在西北、东南沿海各省、两广，同时并起，声势甚大，但皆为袁平定。后来被软禁的蔡松坡将军得了一个妓女的帮助而逃到天津时，袁世凯不免有点惊慌。因为袁知道蔡必在云南起义，而守四川的陈宦，是袁所不信任的。当我将要结束三年预科的学习，即在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本来预备在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时用以庆祝的广东焰火，在社稷坛放掉。我和许多同学在这夜都翻过宿舍的矮围墙去看放焰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这样在半空中以火花组成文字的广东焰火。那夜看到的火花组成的文字是"天下太平"。据说，本来还有个大袁字，临时取消了。
当我正在准备预科的第三年的最后一次大考时，袁世凯死了。
我在北京度过第三个冬天时，桂芳表弟奉父命来邀我去参加国内公债抽签还本的公开大会。
原来袁世凯上台以来，首先南方各省有所谓"二次革命"，曾用兵多日，方得平定；后来袁世凯称帝时，***领导的讨袁军曾遍布西北、东南沿海、两广一带已如上述，亦用兵多日方得平定；凡此诸役，花钱甚多，国库如洗，赖发公债度日。当时所发公债，种类名称不一。投资者视公债票如鸡肋，故定期抽签还本，实为劝诱投资者之唯一法门。
那一天，卢表叔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了短短的演讲，大意是：学溥(卢表叔的大名)在职一日，必竭尽绵力，使到期应还本之公债，如期抽签还本，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并望转告亲友踊跃购买。绅商多买国内公债，政府即少借外债，故购买国内公债，于国于己，两有裨益云云。
卢表叔任公债司长时，确曾如他那天所说，到期还本，从不失信。这是因为他在公债司长任期，政府所发公债不算太多。后来***上台，据估计，蒋十年内所发公债，十倍于北洋军阀历届政府所发者。公债于是成为投机者的工具。
另有一事，也给我难忘的印象。那是新年团拜，在浙江会馆。卢表叔对一长者执礼甚恭，自称晚辈。表叔并介绍我和桂芳表弟与长者见面，谓须叩头，我才知道长者即为沈钧儒。
桂芳表弟又告诉我，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经理近来很巴结卢表叔，希望承印政府所发大量公债票。孙说，北京分馆拥有京华印书局，设备和技术保证所印公债合乎规格。
当时我漫然听之，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这件事和我后来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大有关系。
我于同年7月回家。
在回家前，我和若干同学及凯叔游了一次颐和园。我和凯叔受了桂芳表弟的怂恿，他说，颐和园此次开放数日，机会难得。他已游过。我们各包一架人力车，讲定来回共付大洋两元。这是一般的成规。在游览时，我想起人家常说颐和园布局有如西湖，我看不大像，而且有许多地方，还不能进去。但我当时所喜欢的，还是长廊及其彩绘。佛香阁石级太陡了，上去太费力。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
邹树文
北京大学将于本年校庆之日，举行五十周年纪念。我是本校第一班得有学位的毕业生之一。而况十二月十七日，大概即是壬寅年我入学开学的一天。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权利，亦同时是我的义务，应该将我所记得及经过的事实，写些出来，以资纪念。
北京大学校庆十二月十七日，决不是戊戌北大的任何纪念日，而是壬寅京师大学堂的开学纪念日。何以说不是戊戌年呢？那年到了十二月十七日，早已经过了政变风潮，康有为、梁启超已逃走了，戊戌六君子已经杀身成仁了，那还在反动潮流初发展的时候，由此反动潮流而形成最高潮的庚子之变，何以能那样的开这个"二毛子"的洋学堂呢？何以说是壬寅呢？(一)北平师范大学导源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这个师范馆是壬寅才创始的，这个校庆日期，据说是我的同馆同班同学王桐龄先生所考订出来的，师范大学即用此同一个日期为校庆而纪年，则推始于壬寅而不溯及戊戌。(二)我在壬寅年入学开学的时候，还记得每日天还未亮，每桌点了蜡烛吃早饭，学生与教职员同桌进餐，如此开学不久，约有一个月光景，亦就放学了。那时用的是阴历，放学总在封印将近的日期。前清以十二月下旬封印，那时候各衙门将官印封起，以便过年后再择日开印，所以封印与开印的时间以内，便成规定的假期了。胡适之校长对于我这个推断，亦颇为首肯。但是全凭记忆与推想，还不足成为定论。我愿胡校长本地的考订《水经注》精神，将这个校庆日期的来源，确实考订一下。
壬寅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时候，只有仕学、师范两馆，其他马神庙，是从前的四公主府，亦即是戊戌京师大学堂旧地址，即是现在北京大学的校本部。仕学、师范两馆之创办，乃取古语"作之君作之师"的意思，创办的人当然有他一种伟大的抱负。仕学馆当时学生取的是在京官吏，我还记得同学中有一个达寿，他在入学时已是翰林，初开学时学生少，学生请假亦挂牌，(用现在名词说是布告)达寿因"迎銮"请假，让我脑海中留下一个印像，达寿在我毕业时做学部侍郎，所以在入学时他是我的同学，毕业时名义上为师了，亦让我更记得他这个名字。仕学馆当时在马神庙住的是十二帘，师范馆宿舍是南北楼，这两个地名，都成历史，不知还有旧迹可寻否？仕学馆后来迁出，又添了一个进士馆与仕学馆合并，进士馆是为新进士读书之所，仿佛叶恭绰是当时的第一名。仕学馆只招过两班学生，迁出马神庙以后，我还记得，有一天他们曾来马神庙，与师范馆学生作友谊的拔河运动，以表示好感。
师范馆在仕学馆迁出以后，曾有一个短时期独做了马神庙的主人翁，那时教职员学生，甚至仆役，绝对没有一个女性，所以可当此"翁"字而无愧。师范馆在马神庙毕业了几班，我没有考究过，我是第一班的最早一批，亦比较是最倒霉，因为四年的学制，硬教我们最早一批的人读了五年。我们最早一批入学后，各省陆续考试，并入第一批同班受课。所以最早者读了将近五年，最迟者勉强四年。因为学制屡改，我们第一批的入学时，属望最高，入学后逐年降低了。这大概是张之洞及其他人等，与吾师长沙张百熙先生政见之争，让我们学生吃了苦。我还记得遇着总教习张小浦(鹤龄)先生，屠敬山(寄)先生，对我暗示若有不能尽言之隐，依稀尚在目前呢。
有一天有人问我那时候读的是什么课程，即有人插嘴说，大概多部分是经典。我们所读的书，并不如此，现代科学是占最大成份的。全部课程，在所谓"奏定学堂章程"及"钦定学堂章程"两书内，均有记载。我们最早一批开学时，章程还没有颁布，我们课程随不同时期章程之颁布，而有所更改，这亦是我们最早一批吃亏之一端。我记起上心理学课的一件故事，有一天服部宇之吉教习讲心理学，恰巧张之洞来查学，服部正在讲人的记忆力，说是中年的时候记不起少年或幼年的事情，因中年事多，把少年所经过的事遮盖了，等到老年的时候，往往把中年的事忘了，于是少年及幼年的事，反而浮现出来，所以人到老年，往往可以想得幼年的事了。这一小段对于记忆力的讨论，触怒了张之洞，以为是讥笑他老了。后来商定学堂章程时，曾有一度要想取消心理学课程。服部是外国人，张之洞无法施威，可是要在师范课程里取消心理学，这个迁怒的办法，当然亦不能实行的。
京师大学堂生寅开办的初期，教职员对待学生是很客气的。吃饭时候，教职员与学生同桌，学生居上，教员坐在客位。总教习张小浦(鹤龄)先生初到接吴挚甫(汝纶)先生的原任时候，着了那时的大礼服，朝珠补褂，拿了大红片子，到学生斋舍，见了面行交拜礼。(那时我们每人一间，是要附带说明的。)这些礼貌，把那时的学生拘束住了，学生因此亦自动的人人自爱了。后来制度渐渐改变，饭厅上教职员与学生分桌，教职员另桌，高坐堂皇了。到那时候的学校管理人，已不是"管学大臣"，而降级为"京师大学堂监督"了，我还记得第一任监督张亨嘉就职的时候，监督与学生均朝衣朝冠，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学生向监督三个大揖，行谒见礼。礼毕，张监督说："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于是乎全部仪式完了。这总共十四个字，可说是一篇最短的演说。读者诸君，还听见过再短于他的校长演说没有。这位新监督，因为少数几个学生，着了学校所颁军操制服，在校外与他校学生集体拍了一次照，将每个学生各记大过二次，小过一次，并出布告说："军服振振履声橐……所谓大愚不灵大惑不解者也。"这都是最早一班里的最早一批学生所身历的沧桑，常令人回想初开学的早期时代。在管学大臣制度将要废止的时候，曾就在校师范馆第一班学生(大概那时第二班尚未入学)选派了一二十个，分赴英美法德日俄各国留学，我那时是派赴日本而未去，及制度改变为大学堂监督以后，更不胜"不随仙去落人间"之感矣。
创办壬寅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百熙先生，确尽了礼贤下士的责任。我听说张先生聘请吴挚甫汝纶先生任大学堂总教习，吴先生最初不肯担任，张先生屡次敦聘，最后竟至于长跪不起，方始得了吴先生的首肯。吴先生应了聘以后，立刻说要到日本去，仔细考察一番，然后再到学校。吴先生于是即往日本去了，吴先生是文章经济(现在说是政治)极负时名的一位老先生，以高龄前往考察，接见日本朝野，参观各地各学校，自己与日人作笔谈，随即作详细的笔记。因为那时候的大学堂，等于一个初开办的教育部，所以吴先生的考察范围，亦就非常广泛。高龄作事，一丝不苟，亦就辛苦备至。考察回国后，即病了，一病即不幸长逝。我们学生只有在追悼会上瞻拜遗容，徒存景仰而已。我还听见吴先生的一件故事，吴先生在做冀州知州的时候，为永久水利的关系，开一条河，老百姓看不清楚，以跳水觅死相威胁，吴先生不为所动，河开成了，后世至今利赖。吴先生的果断真不可及，吴先生之中道逝世，不但是我们早期学生的不幸，亦是中国早期新教育的大损失。
张管学大臣于吴先生故后，改聘张小浦先生担任为总教习。吴先生是桐城古文家，张先生是阳湖派古文家，同是学者，而各为一派的代表，亦是一种巧合。当时的京师大学堂，网罗了一时知名之士，如于式枚(晦若)先生，李希圣(亦园)先生，屠敬山(寄)先生，王舟瑶先生，或是高级职员(当时的提调总办之列)或是教习，我们如果能得到当时教职的名单，一定还能发现很多为后人景仰的人呢。张管学大臣与张总教习，对于青年爱护备至。我记得有一位教英文的助教，不很称职，我们几个学生反对他，那位助教是有大来头的，自恃无恐，可是张小浦先生明辨是非以后，去见管学大臣，把那位助教辞去了。虽然张总教习为了这件事，在管学大臣未到之前，候在办公室以免那位助教先入为主，但于此可见两位张先生对于青年之爱护了。这件事幸在早期，倘迟至大学堂监督时代，这个学生早就被开除了。长沙张文达公即管学大臣张百熙(冶秋)先生处于西太后时代，欲谋急进的办学，固不容易，而况张先生所网罗的知名而不得志之士甚多，例如参庆王贪污的蒋式惺，亦是我们学堂高级职员之一。张管学大臣为这些用人方面，亦颇遭时忌，所以冶秋先生不能行其志而时遭掣肘了。我们现在人知道景仰蔡孑民先生，而忘记了张冶秋先生任管学大臣时代创办之艰苦，实在比蔡先生的处境难得许多呢！
对于戊戌京师大学堂的事，我不是身历其境，不能知道。我只记得我有一个长亲，他是戊戌京师大学堂学生，那时候他是一个候补京官，可见那时学生或者亦是有类于壬寅京师大学堂的仕学馆了。还有一位会元刘可毅在庚子年遇难的。听说亦是戊戌京师大学堂有关的人，但我不知道刘可毅是学生还是教职员，到(现在)已不能考了，李家驹(柳溪)先生，后来继张亨嘉做过大学堂监督的，亦是戊戌京师大学堂教职员之一，据传说康子年拳匪到大学堂去找他，李先生扮作了自己的赶车夫，而脱险的。我们知道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没有毕业学生，并且自庚子年至壬寅年阳历十二月十七日开学止中断了两年有余的时间。所以不论北京大学纪年以戊戌开始与否，壬寅入学的第一班，总是最早的毕了业的班次。
马神庙的校址，原来是前清一位四公主府。据说前清驸马，如欲与公主行夫妇之礼，必定要公主宣召，种种君臣分际相隔的手续，非常之繁琐，所以公主与驸马，往往不能和睦。惟独这位四公主一反向例，与驸马甚相爱好，生了好些子女。这位四公主亦可说是那个时代的改革分子。
那时候我们第一班处在学制时常改变的环境，对于自身地位亦不能不向当局有所要求，我还记得请求时的文字中，有"勋贵之苗，卿贰之胄，研经讲肆，注籍精庐"，这几句话。至于所要求是怎样的条件，这篇文字是何人所拟稿，写给何人，我都不记得了。我还记得有一位同学挽一位早死的同学说："未博得五年义务，七品虚衔。"满纸牢骚。可见我们第一个毕业班在学后期的时候一般情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