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黑预算

黑预算是总统的秘密金库，它用以为总统、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长企图逃避公众监督的各种项目提供资金，它用以支付为进行冷战和第三次以及第四次世界大战而研制的武器费用。这些钱均不入帐，在政府的分类帐上亦被抹去；它为其支付的那些秘密武器、秘密战争和秘密政策，都未经公众讨论。

这种黑预算开始于二战期间制造原子弹的项目，即曼哈顿计划；随着中央情报局的建立，它变成了政府永久性预算的一部分。

在五角大楼的分类帐目上，用以经营中央情报局的大部分款项是隐蔽的；用以支付另外两个更大得多的情报组织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察局的费用也是如此，前者负责窃听全世界的电讯来往，后者负责操纵间谍卫星。国家侦察局的活动高度保密，甚至国会发言或任何非保密性政府文件，都不得提及它的名字。

在八十年代开始时，某些新情况使这种黑预算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由于保密问题而备受困扰的政府，开始对许多最昂贵的武器费用进行掩盖，以曾经用于维护间谍任务的外衣更深一层地隐瞒这些费用；以此为掩护，黑预算开始膨胀。到1989年里很政府届满时，该预算达到每年360亿美元，比联邦政府的交通或农业预算还多，是教育部经费的2倍，比环境保护局的支出多8倍；除了苏联以外，比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军事预算都多。

这种隐蔽的预算，都被封存在五角大楼存放分类帐目的那些隐蔽的，而且是相互隔开的小储藏室中。按照设计，周围院墙是根本挖不透的；五角大楼掌握着这些预算的钥匙，并且只复印很少几份。这些机密帐目被称之谓“特别手段项目”，意思是，你必须拿到保密安全密码出入证，才可能知道其中一种帐目。关于这种项目的帐目，人们比较熟悉的称谓是黑项目，“黑”是间谍领域的词汇，它意味着暗地里、不被察觉以及避光藏匿。这些项目都是黑活动，属于“黑袋职业。”1986年我被委派到华盛顿去，就是要追踪消失于这些黑预算中的贤金，以及看一看用这些钱购买了什麽东西；我只能从一个地方起步：一行一行地阅读五角大楼的预算。

每年1月份，五角大楼把他的帐目粗制滥造一番，通过计算机打印出来，然后用硬皮纸包装捆扎，盖上国防部的印章、一个抓着3支箭的展翅之鹰，最后用船运到国会。这是一种用于公共消费的军事预算，仅仅就该预算最下面一行的数字大小而论，它也是一套令人吃惊的文件。在里根总统任内，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3000亿美元，或者说每天10亿美元，如果不计星期天和节假日的话。围绕这一笔巨款、世界上最大一笔公共资本，每年春天都要进行一次例行舞会。来自五角大楼的陆海空将军们，穿过波托马克河，成群结队地进入国会；他们向国会作证说，最新式的核导弹，核轰炸机，核潜艇或空间卫星，对于保卫美国安全是必不可少的。议员们很清楚，大约200万个职业就来自这笔不断膨胀的巨款；他们自己的职位部分地也取决于他们把这笔钱导流入自己家乡地区的能力。因此，当某些议员还站在照相机前，报怨五角大楼挥霍无度时，多数人已经回到自己的席位，去为他们家乡的军事承包商们批准另外10亿美元的预算了。那些显赫的承包商们生产武器，在爱国报纸的广告中展示武器，发表令人印象深刻的利润报告，同时，也为对于向国会作证已经腻烦的五角大楼官员们提供上等职业。五角大楼开支的公开面目就是反反复复地演奏这组回旋曲。

我知道这种面目是一副假面；五角大楼提交国会的预算是一份被掩盖的报告。

我开始搜集八十年代五角大楼历年的预算，包括它提交国会用以说明其支出的帐目简编，以及陆海空将军们向武装部队委员会所作报告的铅印材料。我桌子周围越来越多的大量公开文件，是美国政府公开性的一个证据，但是，五角大楼的预算却不是一种一目了然的帐目；在我查阅这些帐目时，发现有几百个项目均以密码代号为掩护，它们的费用被抹去，它们的目的被隐瞒，应该用事实和数字表示的地方，却是暗语和空白。

我必须尽力吃透这种预算，分析一下哪些暗语可以解释，把意思完全加上去，这是进入这个黑暗世界，这个核武器和鬼怪幽灵世界的唯一道路。

由这种黑预算提供资金的某些项目可能是讲得过去的，如果政府对此进行解释的话，但有些项目却不然。对于用200亿美元设计一个进行6个月核战争的军用卫星系统，人们可能表示怀疑；对于花费600亿美元以上的巨款，去生产一种要停放在机库中积满灰尘，直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才使用的新型核轰炸机，有些人可能也看不到其逻辑必然性。首先引起我极大兴趣的是那些核战技术，被称之为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卫星体系（milstar），以及隐形轰炸机（stealth），这些都是寻求核优势的新式武器。

此后，我研究了3种黑活动：中央情报局对阿富汗的秘密武器供应线，阿富汗新的准武装部队的建立，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军火走私的勾当，这些使命都是高尚道义原则的必然结果，都是由于精神涣散、金融崩溃以及政治混乱而开始的。还有，对于航行半个世界，把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运送给崇拜已故阿亚图拉·霍梅尼的谋杀突击队这类常识性问题，也完全有理由提出质疑。对于美国军事官员们不顾他们宣誓要维护的宪法而秘密支付几十亿美元，人们也完全有理由表示气愤。当我自己亲眼看到一种其公款被秘密支出的制度时，我也开始对这种制度本身以及维系着它的秘密状态提出了疑问。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通过制造核武器和采取隐蔽行动，已把其权力的阴影投向整个世界，任何一个看过报纸的人都知道这些事实的存在，但是，它们的费用和组成部分，却基本上为这种黑预算所掩盖了。

最使我感兴趣的是那些秘密武器。我没有看到过五角大楼如何在轰炸机、导弹或空间卫星的价格单上打上“绝密”的字样。对于那些奇特技术或最先进设计的具体分类，我还是可以弄懂的，尽管我不了解这些武器的成本。

我想，秘密地为重武器拨款是与美国民主的本质相违背的。

在五角大楼于1990年1月提交给国会的1991年度预算中，有3页开列的是空军的战略武器研究项目。“战略”是一个军用的委婉术语，它意味着进行针对苏联的核战争。在这3页上有11个很大的黑项目，都由于是军事秘密而被删去，它们的费用也因此而被从黑预算中一笔勾销。不过，把这一部分中非保密项目的费用加起来是14亿1千万美元，如果从这些战略武器清单上最下面一行的42亿6千万美元中减去前一个数字，即使三年级小学生也可以看出，这11个研究项目的费用达28亿5千万美元。如果进行一些比较，即可知道整个国务院的费用大致有多少了。这是一些什麽样的项目呢？这些核战项目之中的8个都已经被掩盖起来，我确实不知道它们是什磨样的项目，如果我知道，我就可能被指控犯泄密罪了。但是，其中有4个的密码名称是：奥林匹克（olympic），贝尔·韦瑟（bell weather），子午圈（me—ridian）和伯尼（bernie）。另外4个的名称驴唇不对马嘴，毫无意义：特殊分析活动（special analysisactivlties），特殊应用项目（special applications prograin），特殊评估项目（special evalua-tion program）和先进战略项目（asvancedstratigic programs），听起来更象是研究生计算课程。所有这些项目都是为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的，没有任何说明，令人难以理解。

我可以更多他讲一讲其余3个项目：隐形轰炸机，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以及新式巡航导弹（advanced cruise missile）。按照国会决定，有关这几个项目的某些财务方面的情况，首次在五角大楼1991年的预算中公布出来，它们的实际费用在10年之内仍属国家机密。

隐形轰炸机是这种黑预算的完美象征，它是一种费用极高，而且据说是难以发现的武器。据空军人士称，这种轰炸机的能够吸收雷达波的表皮和飞镖式的光滑外形，几乎使它难以为敌人发现。它的使命是特殊的：避开苏联的空中防御，向苏联的活动导弹体系投掷核炸弹，以及消灭躲进地堡中的苏联领导集团。

隐形轰炸机是美国曾经制造过的最昂贵的飞机，是第一颗原子弹以来价格最高的一种秘密武器。今天，最恰如其分的猜测认为，每一架这种飞机的费用不低于8亿2千万美元，仅稍少于用70吨纯金制造十架飞机的价格。截止1990年5月，五角大楼还要制造75架这样的轰炸机，耗资将达615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州一年的预算，比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或通用电器公司一年的销售额还高。几乎可以肯定，隐形轰炸机只有在激烈的核大战爆发时才可能投入战斗，因为它的费用太高了。

如果这种战争爆发，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将帮助进行战争。据悉，这种系统大约价值200亿美元，是历史上最昂贵的空间卫星项目。据说，它是核战争的中枢神经系统，是以外层空间为基地的大脑，可用于控制核武器的巨大威力。有报导说，这种系统灵敏度高，力量强，足以在6个月或更长时间的核战期间播出发射命令和协调战斗计划，并在此后随时准备打第四次世界大战。

隐形轰炸机与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有一个共同目标：赢得一次较长时期的核战争。我知道，关于美国为取得第三次世界大战胜利而必备的那些不可或缺的核火力，五角大楼的许多著名战略家们都已谈得很多。我一向认为，那不过是一种其目的在于吓唬苏联人的战争叫嚣，然而我逐渐明白，黑预算中的计划已经想到了胜利，它们要求赢得一场在国家的大城市遭到破坏，在军事指挥机构被毁灭之后还可能继续很久的核战争。按照这些计划，将由计算机进行一场人脑无法控制的战争，由机器人组成的军队在充满放射性物质的战场上昂首阔步，将军们坐在进行过特殊防护处理的卡车上奔驰于州与州之间，指令从遥远的地下武库中发射弹头。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卫星，是一种计算机化的首席指挥官，它控制着这种使全球毁灭的交响曲。

五角大楼要赢得战争的叫喊，已经转化为无数黑美元，被秘密地支付于轰炸机、导弹、卫星、莫名其妙的复合碳化物、硅片、微型电路以及计算机密码，所有这一切的费用极高，技术精湛，但在空袭的警报开始吼叫之前又毫无用处。苏联军界也了解这些计划，他们也有类似的、尽管是不太完善的谋略。

很少有美国人知道他们的政府已经制定了这些计划，他们正在为此而付出代价。

空军预算中的第三种战略武器是新式巡航导弹，或称acm，这是一种用秘密技术加强的核弹头，细长约20英尺。它是一种稀有导弹，是首先被部分降低保密等级的黑武器，归政府机构即独立为国会开展审计活动的总审计局监管。审计人员的结论认为，制造这种新式巡航导弹要花去70亿美元。

关于新式巡航导弹问题，已经公开的款项和物资全部记在《国会记录》上。正象对任何秘密武器的讨论一样，公开这个问题的范围也只是在国会内部。1988年，众院军事委员主席莱斯·阿斯平，曾力图归总一下与里根政府用1/4万亿美元制造核武器有关的主要项目的公开报导。他对其同僚们也只讲了一点点他可能提供的内容：委员会的多数报告都已经公开发表，关于新式巡航导弹的报告是个例外。这个报告已经提出，但是，因为它属于高度机密，故仍然只能锁在委员会里比较安全的地方。

新式巡航导弹不是一个机密的黑项目，并没有人阻挡我去了解它的存在。我可以说出它的名字，但由于是高度机密，几乎它的所有令人感兴趣的具体细节都必须保密。只有一个引人注意而又重要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们：它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新式巡航导弹是委员会所看到的一个令人很不愉快的项目……为什麽？鉴于保密，原因仍将是非常肤浅的，差不多是不存在的。事实在于，新式巡航导弹并没有引起反响，五角大楼生产的以10亿美元计的毫无价值的武器，完全不可能造成震动。问题是，黑预算所引起的灾难通常都是秘密发生的，要使类似于新式巡航导弹这样的黑预算的细枝未节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可能性极少。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和总审计局的弗兰克·康纳汉进行过一次长时间交谈。康纳汉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白发爱尔兰人，主管总审计局的国家安全科，负责对五角大楼批准的黑项目进行某些表面的审计工作。他是极少数有权力看到某些黑项目内幕的公民之一。

从1981—1985年，尽管五角大楼的预算翻了一番，为黑武器的秘密拨款也增加了8倍，但无论是总审计局还是五角大楼的审计人员，均没有对这些秘密支出进行任何即使表面的监督。康纳汉说：“直到1985年，我们基本上都没有把你所说的黑项目包括在工作范围之内”。总审计局是在历经4年多之后，直到里根政府终结之时，才开始逐步接触这个黑暗世界的。今天，第一次有24名审计人员被派去调查黑项目，他们已经发现的问题迄今还未能解决。

在五角大楼，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黑项目存在，在国防部长办公室，也没有任何人对这些项目作过记录。消耗这种黑拨款最多的是空军和海军，他们拒绝就他们已经开立的新的黑项目，向那些来自平民百姓的监督者发表意见。总审计局的大多数人都说有几千个特别手段项目，军队在八十年代开立有几百个未经审批的黑项目；文职官员对黑预算实施管理已经毫无意义。

康纳汉指出：“在缺乏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就会为所欲为。”五角大楼争辩说，黑项目与非保密项目相比，管理得较好，效益较高，且不会容忍欺诈行为；康纳汉认为这是自欺欺人。他说：“我看不出来它们哪一点管理得比较好，我们在黑世界正象在其他项目中一样，发现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二者之间的唯一区别只不过这些问题保密的程度。”即使暗地的和公开的军事订货合同的签定，都按照同一正直和统一的标准进行，超量的成本和公司犯罪活动也会秘密产生。我们一直被要求相信，在黑预算掩护下进行生产的防务承包商，从不会滥用保护他们的护身符；然而根据最大的黑承包商那些引人注目的合法金融史料，人们对此提出的疑问可能更多。

请看一下它们的历史材料吧：1989年3月，贯犯罗克韦尔国际公司在和空军签定制造卫星合同时，由于犯行贿罪而被罚款550万美元；洛克希德公司的犯罪事实包括为行贿支付几百万美元；通用动力公司从五角大楼的开支中骗取2亿4千4百万美元；通用电气公司在和国防部签定生产军用计算机，以及为空军生产核武器的合同时，两次犯欺骗罪；隐形轰炸机的最大转包商波音公司，为得到五角大楼绝密的计划文件而行贿，结果被罚款几百万美元。

在1990年初，隐形轰炸机的制造商诺思罗普公司，对于它的三四条严重罪行均供认不讳，并且，由于它在巡航导弹和喷气战斗机的测试结果方面对政府撒谎，还被罚款1700万美元。黑预算的承包商诺思罗普公司，通用动力公司和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1989年5月）；同时也概述于《特别手段项目：必须改变国防部的标准及其创设程序》，见美国总审计局编：《关于机密报告gao/nsiad－88－152的非保密性总结》（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政府印刷局，1988年5月）。奇公司，无一不在接受犯罪调查，它们均被指控为获得五角大楼的拨款计划而行贿。五角大楼自己的调查人员，也称这些公司的行为“阴险狡诈”，“有计划有步骤”，而且是“公司批准的”；不过，这种案件很难在法庭起诉，因为这些黑文件都是机密。今天，还有100多个几百万美元和几十亿美元的武器系统正在秘密地建造着，它们包括的项目有诸如海军的a-12攻击机，以及陆军的以代号毛草叶（grass btade）命名的地空导弹）。

按照计划，诡秘的a—12飞机应在1990年底进行第一次试飞。海军要求制造620架这种飞机，费用达750亿美元。这个事实直到1990年1月还是秘密，当时，由于五角大楼偶然违犯安全规定，才导致在国会文件中公布了a—12的费用。国会内部几乎没人知道a—12的费用高达每架1亿2千万美元，是它计划取而代之的飞机的6倍。这个偶然发现，真尤如你妻子把你的信用卡收据翻看了一遍，并且用你的老式雪兰牌轿车换回了一辆美洲虎牌轿车，而没有对你打任何招呼一样。没有人乐于谈论象毛草叶这样的项目。这种导弹的设计是为了用雷达和红外线自动导航系统去跟踪和消灭敌人的飞机和导弹，但是，它从没有发挥作用；1990年初，在经过12年试验和耗费了1亿5千万美元之后，这个秘密项目仍然以失败告终。在美国的武器库中还没有一枚可以使用的毛草叶导弹，然而，它依旧被列入五角大楼1991年的预算中，为它提供的资金以及它的失败情况仍然保密。五角大楼的秘密武器就象是一座座没有窗子的建筑物，围在四周的栅栏上装有带尖的龟网，全副武装的卫兵在紧锁的大门后面值勤。要偷偷摸摸地制成武器，需要修建高度伪装的建筑物，以免被人偷听；仅隐形轰炸机的机库费用就高达16亿黑美元。在黑项目中寻求职业的千千万万个老百姓，都必须首先通过五角大楼长时间的安全审查：等待发放安全证件的时间平均要8个月。申请人在等待期间发全薪，却什磨也不生产，丢失的时间一年可能要折算几十亿美元。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开支，都要作为这个黑世界业务活动的费用，秘密地向纳税人征收。

这种秘密系统的巨额费用令我迷惑不解：五角大楼有什麽权力和理由这样秘密地动用公款呢？有一次，我曾经找机会问过法人律师卡斯珀· 温伯格，他作为里根政府的国防部长，应该为这种黑预算的极大膨胀承担责任。

温伯格曾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1988年和1989年五角大楼的预算，这种招待会可能并不是刨根问底的最好场合，不过，也还是一个向这位负责人提出问题的好机会。我问道：黑预算为什么增加这么快？有什么理由确定如此大量武器的费用为机密？温伯格眯起眼睛环视了一下他的讲坛，用非常生气的口吻说：“我们相信，不公开这种资金对于我们是比较好的，我们不愿意看到给敌人提供更多情报的后果，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前提。”说得妙极了，按照温伯格的分析，国会和公众也应包括在敌人的范围之内。五角大楼关于这些秘密支付的论点是这样的，公开这些项目的支出将会给国家安全带来极其严重的危险，如果我们公布这些武器的费用，苏联人就可能推断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计划，以及我们的意图。这种推理给我的印象似乎非常不充分：如果你告诉我你用多少钱买了一张机票，我能够说出你要到何处去，或者你什么时间能到达吗？我到华盛顿去进行报导的第一周是仔细调查预算情况，当我被介绍给在五角大楼工作的汤姆·艾姆莱的时候，我听到了有关我的问题的另一种回答。

在我所采访过的五角大楼内外的所有人中，还没有一个能够象这位灰白头发的空军财政分析家那样，非常简要地对问题进行了归纳。艾姆莱还是一个精干的武器设计工程师，曾帮助发展了极其有效的空对空响尾蛇导弹。他从事武器研究已有38年历史。在五角大楼内，他除了有充足的时间认识这个黑世界以外，对其他问题知之甚少，而在五角大楼之外，却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某些观点。

对艾姆莱的采访是我第一次到远离五角大楼内几个大厅以外的地方去旅行。五角大楼的建筑式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由5个各五个面的同中心环形建筑群组成，每一个内环都包含着更高层次上的权力机构；这是一个严格按设计命令建造的混凝土堡垒。在五角大楼内，人们看到的是复杂迷宫似的走廊，充满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来苏味；还有按装密码锁的办公室门；监视着受限制的通道的武装警卫；以及令人难懂的缩写标志。艾姆菜帮助我走出了迷魂阵。当我们在五角大楼一个拥挤不堪的自助食堂里坐下来吃午饭时，我问他五角大楼如何评价它的秘密预算。艾姆莱拿起一块索尔兹伯里牛排后解释说，确定这些黑武器项目有3个基本原因：“①你所从事的活动确实应该是属于机密。这种活动只有少数几个，隐形轰炸机并非其中之一。”

“②你所从事的活动完全是一种愚蠢的活动，对此，你不想要人知道。”

“③你想打开一个钱包，弄到尽可能多的钞票，然而你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对此进行说明的。”黑预算是不可能有帐目的。对五角大楼1991年的要求进行更深一步的考察表明，有几十亿美元都用秘密作掩护，阻止公众进行讨论。

在海军用于战术研究，即研究短时间世界大战所需的某种武器的61亿美元的预算中，有30%是黑预算。陆军30亿战术武器研究预算的40%是黑预算。空军用于情报和通讯研究的预算，有95%是黑的，还有22亿6千万美元公共基金中的21亿6千万，也被纳入了秘密项目之中，这是五角大楼黑预算中最黑的部分。

用这一笔物资所从事的活动，仅仅给一个代号：“项目构成号0304111f—特殊活动”。一旦要进行说明，该项目号则表示，用于“特殊活动”的经费是为了给国家侦察局的研究提供资金。按照官方的说法，国家侦察局是根本不存在的，它信笺上端的各种文字都是保密的。它用作掩护的名字是空军航天系统局，位于五角大楼内两道上锁大门后面的4c1053房间。它负责建造和操纵对全球进行快速自动摄影的间谍卫星，特别是拍照五角大楼所确定的“被否定之领土”，例如苏联。国家侦察局在这一方面的紧急使命，目前正变得似乎烟云笼罩，因为苏联人正在向来自美国的每一个人，从科学家到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开放他们的核武器工厂和前沿军事基地。

这些卫星还根据核战争进行的情况提供重要联络信息，帮助核战指挥者推敲和修订已经列出的目标，目前，这些目标包括苏联地图上的15000多个圆点。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卫星便可以通过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向隐形轰炸机飞行员传送照片信息资料，帮助他们确定空袭地点，消灭伪装起来、偷愉摸摸地通过冻土带运载苏联导弹的卡车与火车。苏联是一个大国，土地面积865万平方英里，各种道路和铁路密如蛛网，要击中活动导弹目标，这决不是目前已知的人力或机器所能及的任务。五角大楼正在为此而努力。

国家侦察局要制造若干功能异常显著的卫星，它们极其昂贵，每颗要10亿以上的黑美元。制造这类卫星的工厂设在加利福尼亚硅谷的高技术工厂城，那里的郊区不停地延伸，有成千上万人以在这种秘密项目中获得一种工作为生。我到那里去采访过一些制造情报卫星的工人，其中还有一个系统工程师，名叫马蒂·奥弗贝一布洛姆；他在位于辛尼维尔的洛克希德导弹与空间公司的空间系统部研究卫星情报程序。参与洛克希德黑卫星的研制工作，使马蒂对这种项目的效益表示怀疑。

马蒂说：“在黑项目中工作，人们不用担心钱不够。如果你需要，你就可以拿到，如果你工作抓得紧，需要更多的钱，你也会得到。你尽管往你的项目上流水似地花钱，直到完成为止。在这里，刺激因素不是一次完成任务，谁会去过问这种问题呢？”要对你不可能看到的事情提出质疑是困难的。我追踪了整个80年代五角大楼研究与发展项目的轨迹，发现越来越多的大笔资金消失了，就象群星消失在了太空的黑洞中。在1986年和1989年之间，有50多亿美元从前属于五角大楼公开项目的资金，都消失在了黑预算的苍茫太空中，其中大部分都用于发展更新、更好的核武器系统和核战争技术。正象天文学家们通过计算黑洞的引力而认识了黑洞一样，我正在通过观察钞票的流失过程而认识这些黑预算。我发现，黑预算的任何部分都没有五角大楼秘密的研究与发展项目增长得快，它在80年代增加工16倍。在1981财政年度，它的拨款为6亿2千6百万美元，而1990财政年度则达到了102亿7千万美元。在1991财政年度的今天，五角大楼每一美元的研究拨款中，几乎有25美分都属于黑预算。

这一切预示着，90年代在秘密武器方面的支出将极大地增加，因为象隐形盗贼轰炸机和a—12攻击机这样的武器，将要从设计台进入生产流水线。

研究与发展是强化国防的源泉，就如橡树是由橡子长出来的一样。五角大楼帐目的一般规律是这样的：用于研究与开发某种武器的每一个美元，至少要求有10美元用于该武器的制造和操纵。黑武器的研究项目表明，它们比同类型的非保密项目要昂贵得多，因为它们的使命要求有复杂技术，因为它们对拨款的秘密使用不负责任。除非下达一系列使帐目完全公开的命令，改造五角大楼。否则，今天确定的100亿美元的黑研究预算，将预示着必须在今后几年为秘密发展的武器提供10倍于这个数目的拨款。五角大楼秘密支出的费用，在它已经获得的预算即购买武器的拨款中，表现的最为清楚。开列于下面栏月中的每一项，都是以百万美元为标记的。1991年的分类帐包括有诸如这样的项目：有选择的活动：5354.1特别项目：3101.8其他生产费用：491.5这就是所有公开的、允许整个国会知道的3个黑项目，它们用去将近90亿美元。

用这些黑钱购买的某些武器，是为了进行一场看不见的战争，因为这里包含的很多资金，都被暗地里用于支付情报帝国的费用。这个王国的核心是中央情报局，它所支配的拨款被偷偷地用于“特别项目”。中央情报局是一个40年前就开始秘密花钱的机构，它一贯抵制外界的监督和控制，它已经把自己在财政方面所玩弄的某些花招，教给了五角大楼预算办公室的金融家们。

这些已经得到的预算，加上用于研究与发展的预算，仅占五角大楼支出的大约40%。空白支票以及用暗语表示的部分，在黑项目中至少占用260亿美元。还有五角大楼的其他开支，例如活动费和维修费，职员薪水和建筑费，在秘密资金中大约占80亿美元，差不多接近于我所追踪的结果。

在对五角大楼的预算经过差不多4年的剖析，以及和当前与过去的军官、议员、国会职工、五角大楼顾问、加上国防工厂工人们——所有这些人都对黑项目有所了解，并希望给予某种具体讨论——的谈话之后，我发现，要使黑预算的数目确切到比上述最接近的统计更进一步是不可能的，任何局外人都没有希望知道这种黑预算的细节。五角大楼的非保密项目，似乎还对黑项目起掩盖作用，就象中国的大箱子里面套小箱子一样。例如，五角大楼有一个空中侦察支持项目，它实际上包含有25个保密项目，它们的费用是不可能搞清楚的。不过我可以肯定，这种黑预算在1988年和1989年大约达到了60亿美元的顶峰。在1991财政年度，按照五角大楼的要求，隐形轰炸机以及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费用被划归非保密范围，使这种黑预算降低到了40亿美元。

总之，在过去3年，每天差不多有10亿美元从财政部流出，经地下通道，秘密地进入了核导弹、核轰炸机、间谍卫星以及几百个其他秘密项目之中。

这种黑预算是由每一个美国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平均大约150美元税收构成的，尽管五角大楼并不赋予任何公民以权力，去了解这些钱是如何支付的。

为了纳税，你必须向政府说明你所得的每一个美元；而这个政府却不对你讲明有关这种黑预算的任何一点情况。

我已经领教的这种制度，与我在学校所受到的如何制定法律和如何如何使用各种经费的教育，丝毫也联系不起来。我在小学就读过宪法，我在第一次仔细分析了黑预算之后又重读了宪法。宪法规定，政府必须公布它花我们钱的确切帐目；宪法的语言是一清二楚的：“必须不断地定期公布一切公款的收支报表和帐目”。“公布”意味着印刷出来公诸与众，“不断地”意味着每年要定期这样作。五角大楼的黑预算根本不符合这种标准，宪法所要求公布的帐目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公布。

在黑预算上升的时候，国会干什么去了呢？它玩忽职守。对于黑预算的大小和规模，多数国会议员都毫无所知。我曾经遇到过众院军事委员会中的一些新成员，他们从未听说过有黑预算，只有少数资高历深的议员，对于五角大楼的秘密开支了解较多。国会对黑武器增长情况的第一次系统评价是在1986年4月，也就是我在华盛顿开始进行报导的那个月。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菜斯·阿斯平曾简明扼要地评论说，自1981年以来，黑武器的预算上升了800%。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大了，”他说，“如此大规模地向公众隐瞒防务预算是毫无理由的”。阿斯平评论说，问题不在于保护军事技术，而在于政府就自己如何支付公款隐瞒了基本情况，一些在民主体制下应该是可以公开的基本情况。

对于这个问题还未能公开展开争论。在国会内部讨论这个黑世界，也可能被认定是一种叛卖行为，没有哪一个议员乐于承担受责备或被开除的风险。还有一系列类似允许黑预算存在的国家安全法，也禁止就特殊武器或特殊美元，或为特殊动乱所支付的黑预算进行公开争论。里根政府曾要求强化这些法律，以使那些得到黑项目情报和公开这种情报的记者或政府官员，被定为严重叛国罪。一旦被定罪，这个叛徒就可能被行刑队开枪毙命。在政府内部肯定有真正的机密，任何政府都不会公开的机密，象理查德·加温这样的人相信应该保守的机密。五十年代初，加温帮助发展了氢弹；他曾是总统顾问，在40多年内又是非常受人尊重的防务顾问。我希望和这样的人交谈，帮助我在这个黑世界中保持方向。我打电话问他是如何考虑黑预算的增加的；他说，他知道五角大楼正在搞大量黑项目，其中很多而不是少数都有明确目标；不过，把这种机密抬得太高了；五角大楼为了保密而过分地隐瞒了公众。

加温说：“这些项目的扩散是非常有害的；保密主要是为了防止人们批评和评头论足，这在根本上是反民主的。”在我进行创作的过程中，“根本上反民主”这个术语不时地浮现在脑海。

我在国会大厅里穿来踱去，乞求与人们谈话并进行观察。这与我在坎登县政府办公大楼内进行调查时的情况，大体上没有什麽太多区别。钞票不间断地在消失，种种犯罪行为不停地出现；但并非每一个人都乐于谈及这些情况。

也有人愿意讲。我曾经和丹尼·斯密谈过，他是俄勒冈州共和党人，国会议员，一个退役的空军飞行员。他对军事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解，自称“廉价之鹰”，在防务问题上，他是一个有成本意识的保守派。他谈到五角大楼有一个秘密项目，似乎五角大楼正在使用一种新式武器。斯密说：“他们控制着国会应该得到和看到的一切，我作为议员不能够获得有关信息……他们不愿意我们打乱他们的预算。”他停顿了一会，仔细选择其用词：“这里确实有一个问题，”他说，“在军方选择武器的时候，它愿意接受文官的领导吗？”这不只是谈谈而已，这是共和党的一位国会议员在问，军方是不是会向文官统治屈服；向美国政府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是有点奇怪。

我对黑预算了解得越多，这个问题似乎就越不奇怪。当我进一步剖析包含着几十亿看不见的美元的一行又一行空白项目的时候，似乎有一台x射线机出现在了眼前，我开始看到了黑预算的骨胳和血管，以及更深一层的东西：支撑着这种秘密武器的遗传密码逐步显现出来了。秘密武器和秘密战争是这种黑预算产生的一种双螺旋形结构；砸开这个密码，你就会认识冷战的代价。

这种黑预算是从决定制造原子弹开始的。原子弹作为一种机密诞生了，不仅如此，它的种子还长成了一个秘密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军事机密居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从广岛事件开始，军方就这类炸弹作出的有关秘密决策，形成了今天的黑预算。

€€第二章 斩尽杀绝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两个月的1941年10月9日，秘密金库已经开始膨胀，弗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意识到，制造原子弹是可能的。

罗斯福坐在椭圆形办公室中，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系主任万尼瓦尔·布什向他解释了这种裂变可能释放出的力量；一个25磅重的原子弹，爆炸后可能产生360万磅甘油炸药的能量。这种炸弹可能是赢得此次世界大战的武器；第一个制成这种炸弹的国家将可能控制战后的世界。

罗斯福告诉布什，国家应该立即进行制造这种炸弹的研究，他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秘密的方式把它研制成功。这位总统说，他可以制订一项秘密储备基金的计划，作为“用于这种非寻常目标的特殊资源”。当时的最佳猜想是，这种努力可能要耗费大约1亿美元。此后4年，21亿9千万美元从财政部秘密流入了曼哈顿工程特区——制造原子弹项目的代号。用曼哈顿计划粗暴而直率的指挥官莱斯利·r·格罗夫斯将军的话说，秘密支付如此大笔款项，需要某些“非正统”的方法，采取某些“非寻常的程序”；这些方法仍然对黑预算起着某种样板作用。曼哈顿计划的大部分资金都是用军事预算中的两个项目伪装起来的：“工程劳务：陆军”和“加快生产进度”；收付差额则打入其他战争拨款之中。

格罗夫斯将军说：“压倒一切的保密需要”，要求我们“下决心努力控制与原子弹项目有关的一切情报，不使任何人得到”，特别是国会，它直到1944年2月，还依旧“对我们的任务完全一无所知”。

就在这个月内，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开始折腾起来，他领导着一个参院委员会，调查利用战争进行的投机活动。对于几十亿美元消失在他一无所知的秘密军事工厂中，他先是极感兴趣，而后则勃然大怒，立即指派其调查人员追踪这笔巨款的来龙去脉。他们终于进入了一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军事迷魂阵中；曼哈顿计划已经在美国国内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国家，它有自己的法律和语言，其公民的思想和言谈都属于机密；它的工厂已制造了大量秘密产品。

无论杜鲁门及其调查人员如何努力，他们都未能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杜鲁门非常气愤地找到了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杜鲁门要了解情况；陆军部长予以拒绝，说总统命令他确定这个问题为“绝密”，他决不能把有关情况告诉这位参议员。杜鲁门改变初衷，撤回了他的调查人员。此时，格罗夫斯将军意识到，这样的完全保密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

曼哈顿计划每天开支200万美元，“我们的支出太多，这个计划太庞大，不可能继续掩盖下去。”史汀生和格罗夫斯认为，应该告诉少数重要议员有关这种炸弹的某些情况，即使仅仅为了保证这笔秘密资金的安全的话。1944年2月18日，史汀生、布什和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来到了众议院议长的私人办公室。他们对有关情况的简单介绍，使议长萨姆·雷伯恩，众院多数党领袖约翰·麦科马克和少数党领袖约瑟夫·小马丁茫然不知所措。这6个人之间终于达成秘密谅解。议员们同意把用于制造原子弹的费用纳入陆军的预算中；只有雷伯恩知道掩盖这笔资金的具体方式；麦科马克和马丁负责使其同僚们保持沉默，不对此提出疑问。到1944年底，美国完全肯定地知道，纳粹还不可能生产这种炸弹。

这种秘密武器是安全的，并没有被敌人掌握的危险。最初要求保密的理由——给希特勒以突然袭击——已不复存在，原子弹的构成成分铀235已经成为关键。

这种秘密终于开始变成了自我毁灭的手段。极其有力的保密工作，致使一位总统在16年之后才看到军方制定的使用原子弹的计划；此时，核武器已经发展成为如此强大的力量，控制了它的制造者。在曼哈顿计划的秘密实验室不断做出巨大努力的同时，人们并没有停止打听有关消息，他们想确切地知道如何或者是什么时候，或者是否使用原子弹。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于1944年9月私下商定，这颗炸弹“在深思熟虑之后，也许用来对付日本人。”这位总统并没有把这个审慎的决断告诉美国政府的任何人，他1945年4月12日把它带进了坟墓。现在，这个秘密就要落在哈利·杜鲁门的手中了。前堪萨斯城选区的这位无名小卒，通过大城市政治老板们进行的拜占廷式的密谋策划，于前一年夏季当上了副总统，并且突然之间变成了总统。当杜鲁门宣誓就职的时候，巨大的权力一下子使他茫茫然无所措手足。当晚，内阁在白宫简短会晤；当内阁成员们一个又一个沉默寡言，鱼贯而出的时候，史汀生留了下来。是告诉杜鲁门有关原子弹问题的时候了。

这位陆军部长告诉新总统说，美国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制造“一种新的、其威力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爆炸物”——他再没有更多他说下去。

杜鲁门回忆说：“那是当时他认为可以透露的全部内容；他的陈述使我困惑不解。”12天以后，杜鲁门打开了史汀生给他的一个便条：亲爱的总统先生：我想非常重要的是，我应该就一个绝密问题和您谈一谈。

在您就职后我曾简单向您提起过这个问题，但是，由于考虑到您所忍受的压力，我没有急于和您谈……我想，您应该了解这个秘密，不能够更长时间地拖下去了。

史汀生和格罗夫斯将军在4月25日带着24页有关原子弹的报告来到了椭圆形办公室，杜鲁门不耐烦地翻了一遍那个报告。格罗夫斯回忆说：“杜鲁门先生不喜欢看长篇报告。就这个项目的规模而论，这个报告并不算长……他经常在看报告时停下来说，‘哎呀，我不喜欢看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一些严肃的政治、军事和道德的问题。正如史汀生在其当晚的日记中所透露的那样：“就目前世界道德成就的情况而论，这个世界……将最终为这种武器所左右；换句话说，现代文明可能被彻底摧毁。”然而，杜鲁门却从没有理解这些问题，正如格罗夫斯所说的，“他就象坐在平底雪橇上的一个小孩子，”因为此后4个月，正是这种炸弹的巨大引力把历史拉向了下坡路。几十亿美元已经花光，原子弹的试验工作也已准备就绪；一旦成功，无疑将投入使用，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

7月16日午夜后几分钟，当隆隆雷声在新墨西哥州的不毛之地上滚动，一道道闪电划破了漆黑夜空的时候，罗斯阿拉莫斯的一批物理学家，已经开始为观察第一次原子弹试验而云集在一个光秃秃的小山上。这个计划的首席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背诵了约翰·多恩的以“轰击我的心脏吧，三位一体的上帝……”为开头的14行诗、灵魂的轮回以后，给这次试验确定了一个代号：“三位一体”。奥本海默的想法也许可以把诗与物理学，把原子的威力与神话的比喻联系起来。上午5时30分，当三位一体试验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亮光爆发出来的时候，可能会使他产生一连串想法吧。奥本海默可能会想起那个讲述秘密与灾难的神话故事、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偷走了火的秘密吧；报复心极强的宙斯把潘多拉连同一只藏着无数灾难的盒子送到了地球上，这就是火以及随之而来的无穷无尽的后患。

当天早晨太平洋海岸的黎明时分，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载着代号为“小家伙”的原子弹的构件，驶离了旧金山湾。该舰向西航行，目标是马里亚纳群岛和b—29轰炸机全体工作人员的一个集散地。“小家伙”的去向是广岛。

这支军舰准备起锚之时，正是杜鲁门在柏林的碎石烂瓦上开始旅行之日，他等待着斯大林到来，参加盟国领导人的波茨坦会议。在一片废墟的大街上，幸存者盲无目的地游来逛去，他们的眼光茫然不知所措；饥饿的孩子们把死马撕碎了充作食物。当晚在柏林，史汀生收到了报告“三位一体”获得成功的密电；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助手哈维·邦迪，后者的儿子麦乔治和威廉在战后的世界上都抓到了大权。这位陆军部长转向老邦迪，长叹一声，松了一口气。他说：“好了！我一直在为这种原子事业所花去的20亿美元承担责任；现在既然成功了，我也就不会进利文沃思堡监狱了。”当天深夜，史汀生把这个秘密告诉了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将军。这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使***颇感伤心：“他告诉我要把原子弹扔到日本人头上。哎！我听着，我并没有自愿提出给他以任何帮助，因为，我在欧洲的战争已近尾声，但对我来说，这场战争毕竟还没有完全终结。而且，仅仅想到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令人沮丧……我反对这样干有两个理由：其一，日本人已经准备投降，已没有必要用这样可怕的东西去打击他们。其二，我不希望看到我们是第一个使用这种武器的国家。”关于这个秘密，在场的少数几个人中几乎没有一个同意***的忧虑，史汀生对这个将军非常生气。***回忆说：“这位老先生暴跳如雷。我可以看出他会如何行动。争取如此大笔款项去发展这种炸弹，毕竟一直是他承担了责任，他当然有权这样做，而且这样做也是正确的。不过，这仍然是一个可怕的问题。”结论是投原子弹。责任由总统承担，但决定由军方作出。杜鲁门让军队进行裁决，他同意原子弹应该使用，但从未签发投掷原子弹的任何命令，或给予任何明确的口头批示。格罗夫斯将军正确地指出：总统的作用“是不干预，基本上是一个不打乱”军方已经制定的“现有方案的决定”。格罗夫斯在战争结束后很久说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不需要总统按按钮。”这种动量不只是军事的，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也会促进这种秘密武器的发展。格罗夫斯将军说：“当我们把越来越大笔的款项投入这个计划的时候，政府也日益致力于这种炸弹的最后使用。”国家不可能在原子弹上花去大量财富，而后又把它放在架子上不用，赌博的刺激是必然存在的。“我们为制造原子弹已支付了20亿美元，国会一定非常想知道我们花这些钱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精明强干的政治骗子，杜鲁门刚刚任命的国务卿吉米·贝尔纳斯如是说：“你将如何得到国会为原子武器的研究拨款，如果你不显示出拨款的成就？”太平洋上的司令官们希望投掷原子弹而不事先警告，必须保守这个秘密直到它爆炸的一瞬间。这个秘密最终于8月6日在广岛向日本人揭示了，它的直接结果是7万1千人立即丧命，还有几千人则面临缓慢死亡的威胁。

杜鲁门总统在3周前他停留柏林时的日记上写道：“我们已经发明了世界上最令人可怕的炸弹，迄今所有发明中最令人恐惧的东西。”现在，当他登上重型巡洋舰奥古斯特号从欧洲返国的时候，一份急电交给了杜鲁门：“广岛已经被炸”。杜鲁门宣称“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他在舰上游来走去，宣扬这则新闻。杜鲁门的一位知识最渊博的传记作家写道：“杜鲁门疯了，他说他对其曾经发表的任何消息都没有如此高兴过。”人们发现他既恐慌又高兴，既在道德方面担心这种可怕的炸弹，同时又为它的巨大威力而欢欣。在那一瞬间，他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他得到了普罗米修斯的火，且从没有想过去扑灭它。

第二颗原子弹“胖汉”（fat man）于8月9日落在了长崎，13万多人死于冲击波、大火和放射性物质。军方选择了这个目标，确定了时间，下了最后命令。杜鲁门在波茨坦曾告诉史汀生，他希望只需要一颗原子弹，但是，他又一次没有作出决定或确定政策。这个总统并没有考虑用这样的决定去摧毁长崎。杜鲁门在当天通过电台告诉全国听众：“我们发现了这种炸弹，并且投入了使用。”战争结束了，但从来也没有真正结束。胜利一经到来，军方就开始制定未来战争的计划。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广岛事件9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坚持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维护和保守原子弹的秘密。”他们要尽力保密，制造尽可能多的原子弹，并使其在物理学规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达到尽可能强大的威力。从这个新时代的第一周开始，军方就在构造核未来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广岛事件4星期之后，就制定了美国进行原子战争的第一个秘密方案，呼吁美国时刻准备着，“一旦必要就先发制人……只要发现侵略势力正在装扮起来对付我们。”尽管许多美国人并不了解此情此景，但这个先发制人的秘密计划确实是存在的。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赢得一场核战争。

美国已制定了新的战争计划，但却不了解其新的敌人，华盛顿对莫斯科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每一个人都知道斯大林是个杀人狂，也没有人对他对美国在欧盟国造成的威胁提出疑义，但是，他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性质却是个谜。苏联是一个由暴君领导的封闭堡垒，它的军事意图对于美国情报机构还是个谜。

苏联的秘密助长了美国的恐惧，由于缺乏实际根据，美国总统作了最坏的设想。美国领导人认为我们比苏联弱，即使在我们可能强大得多的时候。

新建立的中央情报局多估计了几百万苏联部队的力量。在战争中，苏联失去了两千万人的生命，750万士兵；他们的经济亦遭到破坏：有3万1千个工厂，4千万头牲畜，以及1/4的国家财产被纳粹摧毁。他们没有现代海军，没有远距离航行的空军，亦没有原子弹，他们直到1949年夏末才进行原子弹试验。

相比之下美国是一个巨人。我们损失了不到30万军队，我们控制着全世界2/3的资本；我们几乎垄断了一个遭破坏和被浩劫世界的技术、科学和工业；我们还有原子弹。但是，我们仍然担惊受怕。恐惧招来资金。1948年初，五角大搂不停地为增加其来年预算而想方设法。陆军情报部门请求德国美占区司令卢修斯·克莱，帮助他们敦促国会更多的为军备拨款。3月5日，克莱无视正常安全通讯渠道的规定，给华盛顿发了电报，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地警告说，苏联人正在准备与美国进行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突如其来地爆发。”这次警告吓坏了杜鲁门，他问道：“俄国会首先采取行动吗？由谁来扣板机？尔后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五角大楼在华盛顿四处传布电报内容，武装力量哗然。国会拨出了陆军所寻求的款项，且数额更大。

这个夏天，苏联人从陆上和水上封锁了柏林，双方都在为争夺对欧洲的政治控制权而斗争，紧张局势深化了。杜鲁门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于一场战争。”3天后，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和白宫办公厅主任——秘密发出了它的第一道关于原子战争的命令。这个绝密令的号码是nsc—30，它要求“为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必须准备好果断而有效地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适当手段，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同时必须制定相应的计划。”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并没有指示军方制定什么样的计划，或者，如何使这些计划与国家的政策、更确切他讲与什么样的政策相一致。

总统的部属不可能制定出前后一致的政策，因为他们对原子弹知之甚少。这个问题实在是太秘密了，以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们也不可能对其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它的机密程度太高了。即使总统对它也几乎是一无所知。

杜鲁门不知道美国究竟有多少，以及它到底需要多少原子弹头，不知道这种技术的关键在何处，以及军方正在准备什么样的战争计划。原子力量的这位合法舵手正在盲目地向前航行。麦乔治·邦迪说：“秘密以及恐惧，甚至制约了那些明显应该知道”原子弹情况的人，“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人均属禁忌之列，结果使很多人对此一无所知，即使在最高领导层上也是如此。”邦迪曾经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此后还用10年时间研究了总统们有关原子弹问题的决定。

秘密、无知和恐惧造成了相互作用的链锁反应：掩盖原子弹的秘密导致了无知，无知加深了恐惧，恐惧又制约着领导这个国家的人们。恐惧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恐惧扭曲了他们的思路，他们所看到的敌人尤如在游乐园镜子里看到的一样，是他们自己的一种完全变形的恐怖形象。敌人也盯着我们，看到的也是类似情况；双方都开始筹建他们进行下一次战争的力量。

制定第三次世界大战战略的任务，竟然落在了空军中将柯蒂靳·e·李梅的头上。1948年10月，李梅成为新建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准备全球战争的空军精锐集团的第一任司令。如果说有人要为世界末日制定一项计划的话，这就是李梅。

在很多年内，政治性的讽刺漫画都把李梅的形象勾画为一个妖魔鬼怪，一个嘴里不停地吧嗒吧嗒嚼着雪茄烟的战争贩子。这种设想是不公正的。李梅确实嚼雪茄烟，且由于面部神经麻痹而使他脸上的一些肌肉变形，永远东歪西扭地粘结在了一起。然而在这副怪相后面，却有一个超常的军事头脑。

李梅是一个被赋予极大权力的爱国者，他对权力的运用达到了完全彻底的程度。

在1944年和1945年，李梅任第20轰炸机司令部司令，曾受命以闲散空军人员、闲置飞机和备件为主组成为一部战争机器，用它去摧毁日本。李梅作战从不顾及后果。他说：“担心我们行动的道德规范，那是傻瓜。一个士兵的责任就是为了打仗，我们要打仗。如果我们在既定战场上完成了任务，而又没有过多造成我们自己人的伤亡，我们认为，这就是非常幸运的时刻。”他对东京的轰炸，使这个城市的1/3被摧毁，至少有8万4千人在一夜之间遭屠杀。“我们就是要去屠杀大批妇女和儿童，这也是不得己而为之。”李梅认为，他的工作就是挽救他的部下、美国人的生命，他对日本城市的无情袭击完成了这项使命。李梅把空战看作为一种总体战争：“根本不存在什么无辜平民。你们现在要与之战斗的是他们的政府，是一个人，你们并不是要和一支武装力量打仗。”他对战争的看法是由投放原子弹的战役形成的。到1948年李梅担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职务的时候，一系列代号为“沙岩”（sandstone）的武器试验已经肯定，新型原子弹头是可能制造出来的，这是比以往更小得多和轻得多，然而威力却大得多的弹头。可能生产这种武器的事实使人们相信，这类武器一定能够制造出来。一年之内，原子武器的储备翻了一番又一番，到1949年底已接近于200枚弹头。但是，李梅考虑的是更大规模的序列：他希望核武器增加10倍以上、百倍以上。李梅知道，他能够把战略空军司令部变成一支使世界走向末日的空军力量。他要在下次战争开始的那天，不仅要摧毁苏联所有城市，而且要消灭整个民族。他的目标在于使战略空军司令部变成为一种“常备不懈的武器”。

他要预测敌人的战争计划，“相信我能够预料一次攻击……抢在敌人之前采取行动。”他要先发制人，“短时间、大规模地一下子”把数千枚弹头投到苏联人头上。共产世界将在突然袭击的瞬间土崩瓦解。李梅关于用原子武器进行袭击的观点，开始产生于1949年。

海军军官的一些领导人物曾对此提出异议。这种不同见解不是军种之间的分歧，而是对大规模屠杀计划的反感。正如海军将领丹尼尔·加勒里所指出的，他们的论点是以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计划与象美国这样的“‘文明国家’的政策相冲突为基础的”。

加勒里在写给海军副参谋长的私人信件中说，“荡平大城市的倾向与居民的感情格格不入，而且不会在战后形成一种具有良好愿望的国际气氛。”他指责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计划“对于具有我们这种力量的国家是毫无价值的。”海军少将拉尔夫·a·奥夫斯蒂认为，“鉴于战争是国家政策的一种工具，进行战争的方法就应该适应于政策目标。”李梅的计划“与政策毫无关系。”它鼓吹“大规模屠杀平民”，这是“残酷和野蛮的”，“与美国的基本理想背道而驰，因此，一定会由于道德原因而遭到美国人民的反对。”海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路易斯·登菲尔德也加入了这个反抗的行列，他说，这种战争计划是行不通的，也是讲不明的。

当登菲尔德企图把他的不同意见提交国会时，他采取的是一种职业上自取灭亡的行动。1949年10月27日，杜鲁门解除了他的职务。

1949年10月对于持不同政见者是不祥之时。一个月之前，在阿拉斯加海岸进行巡逻的空军间谍飞机，在高空发现了放射性微粒的踪迹，它产生于原子弹爆炸，但不是我们的原子弹。它表明，苏联人已经进行了他们的第一次原子武器试验。

由这股狂风引起的政治动荡的风波，回旋在华盛顿上空。美国知道，斯大林会在某一天具有原子弹，秘密仅在于这种没有锁在五角大楼保险柜之中的炸弹的性质。不过，华盛顿很少有人想到这一天到来的是如此之快。现在，用原子弹接二连三地去轰击苏联人的想法，已经完全是不祥之兆了，第一次打击必须是致命的一击，否则，遭到报复则是肯定无疑的。

军方决定，把有关氢弹的情况告诉杜鲁门总统的时机已经成熟，这种武器的威力要胜过1千枚原子弹。是时候了，应该告诉总统，掌握着这种武器的是我们，告诉他，我们国家需要几千枚、几万枚这种武器。这位总统从没有听说过氢弹，他对于这种武器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毫无所知。然而此时此刻，这种武器可能已经存在有4年之久，但却没有任何人告诉过他。战争的权力以及有根据地进行审核的民主程序所左右。不到战争爆发之时，这些秘密决不准泄露。

杜鲁门问了几个问题，了解了一些有关这种炸弹的事实。他从来也没有弄明白这是什么样的炸弹，究竟应该如何使用。杜鲁门在他公开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以为这种炸弹是一种军用武器。”但“你们必须弄清楚，这不是一种军用武器。”杜鲁门在1949年的一次与空军军官的会晤中，坚持这样认为，“这种炸弹的用途在于屠杀妇女、儿童和非武装的人民，而不是为了军用。”他不可能支配一种他完全不理解的力量。军方实际上控制着提交总统的具体情况，因此也控制着他的抉择。李梅以及五角大楼内许多和他有类似思想的助手，都不是把氢弹视之为一种象征，或者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认为那是未曾制造过的最重要的武器，他们或迟或早要把它们扔到苏联人头上。

他们有权决定美国需要多少这样的弹头，以及如何使用它们，总统只不过是在他们的决定上打上橡皮图章而已。只是在发现苏联人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之后，杜鲁门才批准极大地增加原子弹头的生产，无需他的文职顾问们进行任何论证和探讨。1950年1月，杜鲁门为他的“所谓氢弹或超级炸弹”发放了通行证。此时此刻标志着，事变的发展已经不可逆转，竞争正在继续发展。

是年冬，一种惶恐不安的气氛席卷了华盛顿。将军们和政客们开始叫嚷进行一场反对苏联人的战争；在他们思想上，这种战争实际上已经在进行。

我们已处于战争状态的感觉并不是一种比喻。未来的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在1950年3月曾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们：“我们正处于比我们所经历的任何战争都严重的战争之中，这不是一场冷战，而是热战。”美国“必须切切实实地开始行动起来，好象我们正遭到入侵敌人的炮火袭击一样。在这场我们正在从事的战争中，我们应该不受任何限制地进行战斗。”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认为，美国应该立即进攻苏联。约翰逊是取代詹姆士·福莱斯特而任职的。福莱斯特于1949年患了精神病，他总以为有一帮共产党的阴谋家包围了他，扰乱他的思想，毒化他的头脑。约翰逊也是如此，始终表现出一种心神不定的迹象，且似乎鬼迷心窍，经常围绕华盛顿游来转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相信，约翰逊的行为“过于狂躁，仅仅用脾气执拗是解释不通的”。他认为，这位国防部长或则是“大脑受伤”，或则是“患了精神病”。约翰逊的战争叫嚣只不过是一场大合唱中的一种腔调。海军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提出要给苏联人以打击，说这将会“树立我们维护真正民主的新形象……”因为苏联人是“侵略战争的挑动者……是和平的首要破坏者。”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提出“用氢弹维护世界秩序”，并且私下为李梅辩护，要求赋予他以对莫斯科进行空袭的权力。空战研究院长奥维尔·安德森将军，公开鼓吹“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阻止苏联成为核大国”。他要求华盛顿向克里姆林宫发出最后通谍：退回你们的边界去，否则我们将把你们消灭。安德森将军在一次范围广泛的公开讲话中宣称：“给我下一道采取行动的命令，我可以在一周内摧毁俄国人的5个原子弹基地。当我去见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想我可以对他说，我挽救了人类文明。”1950年的狂热还表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另外一份最全面和管制最严格的绝密指示nsc—68号文件中，这是一篇2万5千言的专题论文，于1950年4月完成，是年9月被杜鲁门作为国家政策于以批准，一直保密到1975年。这篇语言狂热奔放的nsc—68号文件，形成了近40年美国的战略思想。

nsc—68号文件有两个持续至今的遗教：它确定，美国的未来主要决定于苏联的大规模即将出现的军事威胁。它为美国持久的战争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它一直是冷战时期的基本文件。nsc—68号文件的主要作者是保罗·尼采，他在美国的核战略研究中，是一个台柱子式的人物，是一个才华横溢，有时侯又十分傲慢的人；他占有巨大财富，又有钢铁般意志，刚刚被提名去领导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接替当时主要的冷战理论家乔治·凯南。凯南是一个外交家，他视世界为灰色阴影所覆盖，各国差别细微，模糊不清。尼采是一个专家治国论者，他视世界由黑白分明的数字和绝对形构成，在他的头脑里，对国家政策进行研究，似乎就是列出一个复杂的数学等式。尼采实地考察过广岛被炸后的情景，他企图“确切估量”原子弹爆炸的“实际后果”，声称“要把仪器放上去测量，而不是以动人的词语进行描绘。我要对那些据认为是不可能计量的因素进行定量说明。”从此以后，他相信核战争可以用数学矩阵表示出来；数字具有政治价值。美国的政策必须以核统治为基础，必须以有比敌人更多的核武器为基础，无论是在下一次战争的开始或结束；一句话，具备赢得一场核战争的力量。对核优势的计算将决定世界的命运。尼采估价了美国和苏联之间在1950年冬的力量平衡情况，得出了一个令人可怕的结论：在4年之内，美国将会看到大量使人畏惧的武器、一台庞大的苏联军事机器。这个民族在道德方面正处于危险之中；美国人必须认识到，莫斯科的目标就是要消灭他们。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nsc—68号文件说，苏联人“由于受到一种新的狂热信仰的激励，”企图征服整个世界。美国是他们的“主要敌人，如果克里姆林宫要达到他们的根本目标，美国的统一和生命力必须予以破坏或摧毁……”一旦苏联人积累了象美国所占有的那么多核武器，克里姆林宫就可能因受到利诱而偷偷摸摸地发动突然袭击。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正在迅速接近，时间正在飞逝而去。

美国可以闭起眼睛，等待上帝赐予好运；或者是在nsc—68号文件所提出的3条道路中作出抉择。其一，“停止抵抗”，交枪投降，让红军把镰刀和锤子的旗帜在美国高高升起。这是不可思议的。

其二，“突然发动一场全球战争”，这是一种可能性。“有些美国人热衷于作出一个审慎的决定，在不久的未来与苏联进行一场战争”，但是，“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可能会使许多美国人反感。尽管美国人民可能会团结起来支持进行战争的努力，但是，由突然袭击的责任所引起的震荡，很有可能会使美国在道义上处于不利地位。”其三，“迅速而一致地制造”武器，这是争取和平的唯一和绝对必要的道路。nsc—68号文件声称：“显而易见，我们的军事力量正日益危险地不能适应我们所从事的整体斗争”。必须大规模和坚持不断地制造武器。“预算方面的考虑需要和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协调一致：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性可能处于危急之中”。美国必须象战争已经爆发那样制造几千枚热核武器，“别无其他选择”。

这种秘密政策使国家的预算完全本末倒置。杜鲁门的防务开支已经超过了和平时期的任何一个总统，但军事费用仍然只是根据国内项目和用于和平外交政策目标的项目确定下来的款项。现在，国家的任何其他考虑都在军费之后，尼采私下计算，这种政策的标价每年均在400亿和500亿之间，比1950年全年的联邦预算还多。具有成本意识的杜鲁门从来不了解这种计算；艾奇逊指出，“这并不是疏忽”。杜鲁门曾告诉尼采，在这个报告中要只字不提钱的问题，争论为达到nsc—68号文件目标所需的费用，就会使这些目标不可能实现。而艾奇逊则说，这个任务就在于用“比真理更清楚的语言”，“强制统一‘政府高级人士’的大量意见”。nsc—68号文件的确是言过其实。它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清楚的、但却是虚假的印象，似乎仅仅8个月之前才试验了第一枚未定型原子弹的苏联，已经对美国提出了巨大的军事威胁。它说，苏联人在核火力方面将很快与美国平起平坐，核对峙实际上要持续大约30年左右；苏联已有175个师作好了战争准备。后来尼采承认，175个作好战斗准备的师是幻想。这个一定要计量不可能进行计量的核爆炸的破坏性的人，把苏联军队的真实数字扩大了3倍。

由艾奇逊所描绘的这种迟钝的仪器产生了严重影响，致使美国的军事开支扩大了4倍，从1950年的137亿美元，上升到1953年的528亿美元。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的消耗，不到这个增加数的1/10，大部分资金的用途，都在于围绕苏联和中国建立新的军事基地，以及进行大规模汹涌澎湃的武器生产。nsc一68号文件要求袭击“苏维埃的战争经济”，因为它把苏联国民总收入的13.8%都用于军事；然而到1953年，美国的军费支出却是国民总收入的14.4%；其中用于支撑朝鲜战争的大约仅仅1%。对于华盛顿来说，那次战争只不过是一台大戏的小插曲，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人或北朝鲜人，而是他们在莫斯科的主人。艾奇逊曾经明确表示：朝鲜战争中的“主要麻烦”在于，“我们是在和一个错误的敌人打仗，我们打的是乙级队，而真正的敌人是苏联。”1950年11月，当中美两国军队在朝鲜冰封的泥泞土地上相互厮杀的时候，杜鲁门在华盛顿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圆满地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他将在共产党人的头上扔原子弹吗？总统说：“那是一个必须由军界人物作出决定的问题。我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军事权力当局……这个方面的军事指挥员有权使用这种武器，正象他们历来所决定的那样。”在原子弹问题上，社鲁门给了军界以控制政界作出决定的权力。他已经给过海外司令们以直接使用原子弹头的权力；现在，他似乎又把他们的指头放在了扳机上。他在11月的日记中写道：“这似乎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希望不是，但无论是什么战争，我们都必须迎战，而且一定要迎战。”此后不久，他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军队开始动员起来，准备下一次世界大战。在我们积累的核力量远远超过我们所设想的苏联在某一天的力量之前，我们不准备打这种战争。随着五角大楼支出的膨胀以及新式核弹的迅速发展，该国制造弹头的工厂开始全力以赴。核弹的积累改变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面孔。在李梅开始挖制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时候，他只有30枚左右的原子弹，到1953年，他已经有1千多枚。他所掌握的爆炸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在二次大战中使用的全部炸弹，他支配着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的力量。1953年，美国人民把权力交给了一个答应给他们以和平的退役将军。走上总统职位的***将军，决定结束朝鲜战争，因为他比任何一位政治家都更清楚战争的恐怖；他的战略是控制由于五十年代的战争狂热而造成的大规模军事预算。这位新总统认为，制造更多的核武器与保留庞大的现役部队相比较，支出较少，而对抗苏联的威胁却更有效。核炸弹是讨价还价的筹码，它为孤注一掷提供了无法估量的精神力量。***的思想反映了五十年代对电力工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核动力正变得越来越清洁、高效，且便宜得无需计价，因此，成本和效用都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尤如标尺的亮光所显示的那样。

***的政策是制造比较多的核武器，但是，随着核战争计划越来越复杂，有几千个核弹头瞄准了几千个目标，这位总统也就失去了对核战略的控制权，他所能了解的不过只是日益发展的核战计划的梗概。当他意识到核武器的增加已经超越了一切理性的范围时，已经太晚了。他企图加以限制，但已经不可能。这位总统6年之内都不得不把恐惧留给自己。当李梅将军制定出越来越庞大的计划，企图摧毁苏联地图上的每一个武器库的时候，他不得不默默地看着自己这个国家的核武器，已经成为自行膨胀的主宰世界的力量。

***的公开声明有时候也给人一种印象，他似乎认为，不断堆积起来的核弹头是完全无用的。在他就职后还不足3个月的1953年4月，他在华盛顿的斯塔特勒饭店发表过一次演说，这是他在任期间最好的演讲之一，他对军备竞赛的费用提出了警告。他说：“令人恐惧的最严重问题和令人期望的最美好的理想，均可以简单地预以表达，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原子战争，最美好的理想可能是：过一种永恒恐惧的和局势紧张的生活；军备的重负正在耗竭全体人民的财富和劳动……已下水的每一只军舰，已发射的每一枚火箭，从最终意义上讲，都意味着去抢劫那些饥饿而没有饭吃的人们，去抢劫那些寒冷而没有衣服穿的人们。”***说：“一颗新式重型炸弹的费用”——李梅一千颗炸弹中的一个——“有这么多：它可以为30多个城市的每一个，都修建一所以砖为材料的新型学校；它可以修建两座发电厂，每一个均可供给6万人口的城市用电，它可以修建两座设备非常完善的医院……”***由于肠胃感染而冷汗淋漓，不停地发抖，他加快了对演讲的总结；“这完全不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在威胁性战争乌云的笼罩下，人类正逐渐为沉重的铁制十字架所勒死。”***并非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对军备竞赛费用的担心，使他很难想象能把苏联摧毁。结束冷战的逻辑思路可能是消除竞争，他曾多次与其激烈反共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讨论过这种思想。杜勒斯的兄弟艾伦当时主持中央情报局。这个问题是在1953年8月，即苏联爆炸第一枚氢弹后的一周提出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认为，机会掌握在我们手中。他告诉总统：“我们或早或迟都必然要设法解除使用这些武器的禁令。”美国在核火力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我们也可能失去这种优势。如果我们要袭击俄国人，时机已经成熟。9月初，***写信告诉福斯特·杜勒斯：由无穷尽军备竞赛所造成的“军费大规模增加”是美国难以忍受的。这位总统说：“这种费用可能或则把我们拖入战争，或则形成某种形式的独裁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被迫考虑，我们对未来几代人的义务是不是不需要我们在最有利的时刻发动一场战争。”***反反复复地考虑了这种发动战争的思想，并且否定了它。1954年6月他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我希望你们把这样一个问题带回家去考虑考虑：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之后又能怎么样？从易北河到符拉迪沃斯克的广阔地带‘——整个苏联和东欧——’都已经被彻底摧毁，没有通讯联络系统，完全是一片饥饿和灾难的土地。我问你们，文明世界对此该如何处置？让我再重复一遍：除了我们所设想的胜利以外，这里没有任何其他胜利可言”。军界的设想不同于***，他们所考虑的是胜利。

***任内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参谋长内森·f·特文宁将军说：“毫无疑问，战斗准备最充分的一方将‘赢得’一场核战争，正象赢得了过去的战争一样。”正是这种观点，而不是***的观点，决定了美国核力量的进程。军界的观点很快就失败了。到1955年，核武库的威力已经膨胀到了不可能再使用这种武器的地步。当年，五角大楼进行的一次战争游戏揭示了这种困境，该游戏的代号是“打扑克”。

这次打扑克游戏被设想成为一种中等程度的军事演习。美方参加游戏者仅仅拨给自己335枚小型核弹头，大约是美国可供使用之火力的1/10。他们设计了一个对付苏联侵略西欧的保守攻击方案：在游戏的第一、二天，美国有270枚弹头在德国爆炸，估计直接死亡的平民有170万人，伤350万人。

打扑克的游戏表明，为了挽救欧洲而用核攻击对付苏联侵略，最终必将摧毁欧洲。这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李梅希望有一支能够打败任何敌人的核力量，并据此制定了他的计划，但是，他计划要打败的敌人却远远没有他所担心的那样强大。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作战计划是以设想苏联拥有一支庞大的轰炸机力量为基础的。担心与苏联轰炸机之间存在差距的心理开始出现于1955年。美国空军情报机构估计，苏联在5年之内将制造500—800架熊式和野牛式洲际轰炸机，实际上，苏联人所生产的这两种飞机从来都没有超过200架。智囊机构千方百计搞的这种对苏联空军的估计，更象是一种练丹术，而不是进行分析。空军情报机构所收集的，都是一些质量低劣和鸡零狗碎的资料：在莫斯科进行航空表演时出现的12架苏联轰炸机；对苏联飞机流水线效用的推测；以及纳粹对俄国工业工厂的侦察照片。尔后，他们把这些材料撮合起来，形成研究报告，说明苏联对美国的攻击至少需要有500架远程轰炸机。突然，这些资料变成了宝贝，它们表明，苏联正在制造至少500架轰炸机；如果苏联正在生产如此多的轰炸机，其目的只能是为了发动一次全力以赴的攻击。

当时，这种思维方式有一个名称叫“威胁膨胀”，它还在继续干扰美国对苏联力量的估计。核指挥官们创建了一支力量，然而他们担心苏联已有了同样的力量，因此，他们就创立一支更大的力量；一旦对方抵抗这种力量的防御能力形成，他们就会有另一种力量与这种防御能力相对抗。他们从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望远镜只是一面普通的镜子而已。

他们象中古时代的地图制作家一样，企图画一张未知世界的地图。他们在地图的边缘范围以外，在知识逐渐转化为可怕猜想的地方画上龙，刻上警告字样：这里有妖魔。

***、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科学顾问，麻省理工学院荣誉院长杰罗姆·韦斯纳曾经说过：“美国……正在和一个用以恐吓孩子的怪物进行斗争”。回想过去，“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自己非常理想的情报机构。事实上，我们对苏联能力的估计就是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在镜子里的影像，这种倾向确实是非常危险的。”在把核幻觉伪装成为讲求实效的唯实论之类情况中，轰炸机的差距问题并不是第一个，而且也远远不会是最后一个。这些武器提出的最困难问题，应该由那些武器的最大鼓吹者去回答：你们如何进行核战争？有多大的火力才够用？一旦这种战争爆发，还可能控制吗？答案都在主管战略空军司令部者的脑袋里；李梅相信，他个人有能力和远见去赢得一场核战争。4年过去了，他完全拒绝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每年修改一次的战争计划，那是他的秘密。他一个人将决定战略空军司令部进行这种战争的确切方式。

1955年6月9日，特文宁将军终于给李梅发去一信，实际上是说，请你告诉我们你的战争计划究竟是什么。4个月之后，李梅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供了一个简短的概括性计划说明。该计划要求立即摧毁苏联的654个军事目标，118个城市和6千万人口。在听罢该计划打击范围的简单介绍之后，来自战略空军司令部以外的几个军官无不晕头转向。一位海军军官对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概括介绍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在两个小时的战争结束之后，俄国实际上将不复存在，除了浓烟滚滚、充满放射性物质的一片废墟以外。”迄今为止，美国在炸弹的选择方面有两种政策：国家的政策一一美国公开宣布的政策——是一回事，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政策则是另一回事。宣称注重政治效果的公开政策是，为了和平而限制和控制原子弹：一旦战争爆发，敌人将面临大规模报复行动，但是，核武器将不会用于进行第一次打击。

实际政策则是柯蒂斯·李梅的政策。他相信第一次打击对于取得胜利是非常根本的。他说，如果他发现苏联人准备把轰炸机投入战争：“我将在它们离开地面之前，就把它们打个屁滚尿流。”他计划在总统发布命令之前就发动这种打击，一旦他不得不这样做的话。历届总统都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人民，只有总司令才有权按启电扭，其实并非如此。至少从1957年以来，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一直控制着这种权力。

1957年10月，托马斯·鲍尔将军在战略空军司令部担任副司令，9年后升任司令，此时，李梅被提拔为空军第一副参谋长，在空军司令部中为第二把手。战略空军司令部这个封闭世界以外的官员和平民们，发现鲍尔此人确实令人胆惊受怕，他夸夸其谈，大喊大叫，敲桌子打板凳，并且深信秘密进行第一次打击的政策是明智之举。

1957年11月22日，鲍尔将军收到空军参谋长托马斯·怀特将军的一个备忘录，授予他在紧急情况下发射核武器的权力，“一旦时间或环境不允许总统作出决定的话。”李梅将军可能还没有收到正式公文，授予他在危机中发动核战争的权力，但是，鲍尔将军确实收到了这种公文。“他所控制的核武库，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还不曾见到。”到1958年，核武器已经是一种无限膨胀的巨大力量。借助于中央情报局的新型u一2间谍飞机，一种在高空制作苏联地图的空中飞眼所拍的照片，战略空军司令部所画出的黑点目标，在共产国家的地图上大约已达到了两万个，其中包括俄国、东欧和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铁路编组站，机场、大坝、发电厂、油井、桥梁、化肥厂、机械制造厂以及一切可能被证实的军事或经济目标。每一个目标至少都必须用一个弹头去摧毁，因此，战略空军司令部需要有更多更多的弹头。这些弹头很快就制造出来了，每一个目标可以分到2或3个。大量的弹头还需要有大量的运载导弹，大量的轰炸机以及大量的计算机对这些使命分类排队；而大量由计算机制定的计划又要有更大量的弹头，等等，等等，如此无穷无尽地螺旋形上升。

1954年摧毁广岛的那颗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其爆炸力大约相当于1万2干5百吨梯恩梯。在1952年，这种武器库则储存有1亿2千8百万吨放射性火力武器，到1959年，其存量已达到190亿吨。如果这种武器库是一列货运列车，每一节敞篷车厢的长度为100英尺，上面装载一个广岛市的话，那么，这列火车的长度将能绕地球一周，运载150多万个遭屠杀和被摧毁的广岛。会使美国瘫痪的话，总统就会招致敌人的进攻。因此，即使以显而易见的普通常识为根据，也只有第三种选择似乎才是唯一可行的结论：预先授权在某些情况下的事变中采取军事行动。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战略家们并没有要予以袭击的150万个目标，他们控制的火力比其要攻击的地点多得多。因此，他们打算用600倍于“小傢伙”威力的核弹，去袭击与广岛同等规模的苏联城市。随着战略空军司令部战略计划的制定，***越来越多地了解了这种秘密武器的威力，他知道的越多，就越感到担心。

1958年，军方谋求并且得到了建造更多的核反应堆，提炼更多的怀，以及在一年之内使核弹头数量扩大3倍的保密基金。***问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未来的中央情报局长约翰·麦科恩，他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这里有什么奥妙？要害是什么？1959年1月，***告诉麦科恩：“他们正企图使自己处于令人吃惊的地位——足已摧毁世界上每一个可以发现的目标；还要加上3倍的储量。”***所说的并不是要禁止核武器，他的意思是，即使漂移回来的放射性尘埃，也会摧毁美国、整个欧洲乃至半个星球的生命。他1959年2月对其国家安全助理戈登·格雷说：“在北半球，可能什么东西也不会留下来了。”核武器已经发展得非常强大，生产这些武器的各类综合企业的力量亦是如此。1960年4月，***问他已奄奄一息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我们应该如何缩小我们那些项目的规模呢？”如果我们不这样干，“那么从长远看，除了进行战争以外别无它途一一如果我们放弃和平解决问题的一切希望的话。”在那几年，这位总统一直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核战争计划进行某种控制，然而，他们却把这个工作推给了战略空军司令部，而后者的计划则对总统保密。直到1960年，这位总统才要求他那些核司令官们，给他看一下他们的战斗方案。在***下达这个命令3个月之后，鲍尔将军才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其名字还文不对题的方案：单一作战计划。最后到1960年11月底，这位总统才第一次全面看到了军界的核战争计划。

***所看到的内容使他大为震惊，然而还对他有所隐瞒。他懂得战争，看到过变成废墟的城市，他明白死亡和毁灭的含义。这位总统认为，这种计划是一个可怕的怪物，是不折不扣地大屠杀。该计划主张以灭绝性的第一次打击开始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单一的、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打击中，用3267枚核弹头洗劫苏联、中国和东欧。此为第一次打击，且仅仅是开端。在这种尤如世界来日来临之时的痉挛之后，战略空军司令部计划再发射成千上万枚、甚至更多的核弹以及我们所控制的一切武器。有10个国家将化为灰烬，5亿人口死亡。

该计划非常确切地反映了鲍尔将军的思想，他在1960年12月曾经扬言，“整个计划都是为了消灭那些孬种！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如果还能留下两个美国人和一个俄国人，这就是我们的胜利！”这个计划并没有反映***总统的思想，他曾经告诉他的海军助手皮特·奥兰德中校，对这个计划必须进行某些限制：“我们必须把这种东西减少到恰好保持一定威摄力量的程度”——把核武库削减到阻止苏联人发动战争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然而，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做。

任何总统也没有采取这种行动。后来，军方的核武库中大约存放有2万3千枚核弹头，差不多完全和今天的数目一样；其中90%以上都已放置到位，时刻准备发射。***总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军方已经计划好进行一次完全自动逐步升级的核战争，无论美苏军队在什么时候发生冲突。一旦拉动发射引线，只要战争爆发，就完全无法控制。所谓总统控制着核武器的说法，已经成为实用主义的虚构。***意识到，他已经失去了对核武库的指挥权，他没有把这一点通告全国，也没有说出他所了解的情况，这个问题太秘密了。但是，他又觉得自己不能不尽可能清楚地提出某种警告。在第一次看到单一作战计划两个月后的1961年1月17日，***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了告别演说，他讲的内容令人大为震惊，人们迄今仍然记得他讲话的要旨：我们今天的军事组织和和平时期我的任何一位前任或者和二次大战中或朝鲜战争中任何一个战士所知道的情况，的确已经很少有联系。在我们的世界发生最近一次冲突之前，美国没有任何军备工业，随着时间推移以及由于需要，美国的犁头制造者也制造了剑。

但是现在……我们被迫创设了持久的大规模军备工业。

除此以外，还有350万男男女女直接从事于防务活动。我们每年的军事安全支出比美国全部公司的纯收入还多。

庞大的军事机构与大规模军备工业相结合的情况，在美国历史上还是新现象，它的政治的、经济的、甚至精神的全面影响，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州议会大厦以及联邦政府的每一个办公室都感觉得到……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范军事工业综合体得到未经授予的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不是它们寻求的。由于滥用权力而造成巨大灾难的潜在危险，目前存在，将来也还会持续下去。

我们决不能让这种结合所形成的力量，把我们的自由或民主过程，置于危险境地，对于任何有关问题，我们都不应该听之任之。

这位作为五星级将军的总统，是在呐喊五角大楼的权力对国家造成的威胁，说明国家核武库的扩大，正在践踏国家法律，破坏国家的宪法。

然而在这些年内，五角大楼最担心的却是美国的核力量还不够充足：它在轰炸机方面还没有来得及弥补其差距，又发现导弹方面存在不足。空军认为，苏联人很快将会有多达3000个以上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这是一种新的、可怕的导弹，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内从苏联飞到美国。3000枚这个数字比美国具备的力量要大得多了。

这是预测还是谎言。鲍尔将军分辨了侦察俄国领土的照片，指出洲际弹道导弹系统基地实际上是战争纪念馆、大教堂、粮库、干草堆和休耕地。情报机构估计的苏联人在未来可能会拥有的导弹数，被引用来作为他们确实已有的证据。保密活动阻碍着把谎言曝光；美国非常喜欢美苏导弹之间存在差距的消息只有几个人掌握。u一2飞机发现了这个消息，并且为新型间谍卫星发现者号所证实，但***认为，间谍卫星太秘密了，不能告知国人。在美国政府中，只有4个文职官员粗略地知道间谍飞行；然而，俄国人从1956年u一2飞机第一次侵犯苏联领空的时候起，就知道这一点，至少还有6个为这种间谍飞机提供航空基地的国家政府，也了解这种情况，但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却对此一无所知。

导弹差距这个秘密，这种谎言，一直被掩盖了4年之久未被揭穿，只是在它败露之后，才被公开说是一种幻景；那还是在1960年5月1日苏联人击落了u一2飞机之后很久，在***政府被发现就间谍飞机问题对公众撒谎之后很久。

***在1961年1月他的最后一个《国情咨文》中终于告诉公众说：“若干年以前的‘轰炸机差距’就是一种虚构，‘导弹差距’也显示出各种同样的迹象。”第一个美国情报卫星的发现是令人惊奇的，苏联并没有3千枚具有几百万吨当量梯恩梯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瞄准美国的脑袋和心脏，就象空军情报机构所担心的那样。正如战略空军司令部所坚持的，他们连1千枚这种导弹也没有；尤如中央情报局所审慎估计的那样，他们连200枚也没有。他们只有4枚这类导弹，都安装在地面唯一一个发射场上；装好一个弹头就足以把它们摧毁。美国的战争计划和战争政策，都是根据头脑中对俄国的想象，都是根据由于无知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恐惧所构想出的敌人去制定的。

约翰·肯尼迪在其竞选运动中，也把苏联导弹这个幽灵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他设想美国面对着一个已完全武装起来的核敌人，但却没有制定先发制人的计划。然而，他在就职后不久就知道，我们的导弹比苏联人要多得多，我们确实正在计划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如果受到战争威胁的话；我们正在计划立即把一切武器都发射出去，一旦这一时刻到来的话。肯尼迪和***一样，都由于这种残暴力量以及单一作战计划缺乏灵活机动性而烦躁不安。他是1961年9月13日从参谋长联席会议那里，第一次收到关于单一作战计划的简报的，他被告知，一旦战争爆发，他除了把全部核武器发射出去以外别无其他选择；这个计划的“制定要求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去实施。”一次有限的打击“作为一种人道主义姿态毫无实际意义”，它仍然会毁灭几百万平民。这些武器的威力非常之大，所以，“苏联人能否把一次全面战争和一次对军事目标的攻击区分开来，还是个极大的问题。”在咀嚼了这个战争计划之后，肯尼迪走出了他的椭圆形办公室，转向他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低声报怨说，“我们还称自己为人类！”在肯尼迪统治下，核武库保持了增长的势头，它的动量已经非常强大，以致难以停顿下来。现在，围绕战争机器的一场激烈斗争，在军方和文明人员之间开始了，新上升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开始提出了一些异端问题：有多少导弹，多少轰炸机以及多少弹头才你得上足够？麦克纳马拉把空军的民间思想库、兰德公司中那些思想最敏锐的人物招来，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空军要求，最低限度必须有1万个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以保障国家的安全；但是，民间分析家们计算的结果认为，用大约400枚百万顿级的核导弹袭击苏联领土，就可以摧毁这个国家。400枚以外的任何袭击，都只能使这个国家变成烂砖碎瓦，都只能是灭绝性屠杀。

只要对导弹差距的恐怖感继续蔓延，制造1万个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一旦事实代替了恐怖和无知，400枚似乎已绰绰有余。一个政治上的妥协方案终于达成了：据信，1千个洲际弹道导弹系统是阻止——不是来自俄国人，而是来自美国军界和国会保守派——攻击白宫所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力量。一千枚已足矣，且绰绰有余；即使今天，30年以后，当苏联人也已形成了和我们同等规模的核力量的时候，一千枚依然是绰绰有余。

到60年代初，美国的核力量看上去已大体上近乎于今天的模样：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系统，远洋潜艇导弹系统以及机载核炸弹的相互配合行动。今日核战略家们面临的中心问题仍然是，如何进行战争和怎么样取得胜利。

第一个单一作战计划要求美国发射其全部武器，一旦苏联人侵略欧洲的话；如果苏联人不相信我们为了拯救欧洲将毁灭欧洲的话，这种战略就是毫无价值的。肯尼迪政府中战争计划的制定者，从鲍尔将军到保罗·尼采，再到丹尼尔·埃尔斯伯格，都接到了命令，要他们提出某种较摧毁整个国家更为复杂和更加灵活的方案。

他们开始研究进行一场有限核战争的方法，他们希望有可能选择已予以明确规定的核暴力的水平，一种逐步升级的阶梯，其中包括从和平走向全面战争等许多层次。这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指令，以便控制逐步升级的阶梯，从而控制战斗的发展趋势。使单一作战计划更加符合理性的努力便由此点起步。

关于使核战争更加符合理性的问题，对发射武器的数量加以限制的问题以及要摧毁之目标的性质问题，兰德公司的分析家们均竭尽全力考虑了很久。1961年夏，单一作战计划已有所发展，其中包括了5种逐步升级的选择：首先是摧毁苏联的导弹、轰炸机基地以及潜艇停泊地；其次是美国轰炸机飞行道路上的空防力量；第三是各城市附近的空防力量；第四是苏联的指挥中心和重要军事基地；最后是彻底实施单一作战计划，全力以赴投入战争。

这整个一套战略都是以有控制地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1962年10月16日，当美国政府毛骨悚然地发现，苏联人正在向古巴偷运核导弹的时候，它同时也觉察到，它的核武器作为一种军事武器是根本没有用处的。现在，这种炸弹发挥了双重作用，一旦发射了一颗，使用的禁令被打破，战争就不可能予以控制。

在美国完全占有核优势的时刻，全世界所看到的一次最严重的核危机出现了。美国占有2万5千枚以上的核弹头，在发出命令几分钟之后，就能够向苏联人发射至少2千枚战略导弹。苏联人只有大约340枚核弹头能够击中美国，其中有40枚据信安置在古巴。然而当此次危机暴发时，所有集中在白宫的人们都清楚，这些苏联核弹头的一个，即可杀死500万美国人。

在后来发生对抗的第一天，肯尼迪总统企图在思想上先估计一下，瞄准美国的40多枚导弹，在这种战略平衡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说，“我想，我们的危险增加了。”肯尼迪反反复复地仔细研究，尔后又说：“核弹头数目的多寡又能产生什么区别呢？无论如何，他们已拥有足以使我们毁灭的力量了。”敌方的300枚导弹就足以使争取核胜利的一切思想上崩瓦解，从那一时刻起，再也没有人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谈论使用核武器了。当人们想到单独一颗苏联核弹头就可能造成的灾难时，核优势的意义也就变得极小，或者完全没有了。处于危机之中的人们，并没有领悟到这一契机的含义。核武器的储量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导弹变得日益精确，同时，弹头越来越小，威力却越来越大。用计算技术创造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可以使多达14枚的弹头在唯一的一枚导弹上端摆动，在飞行中途转向不同的目标。探索通过超级核力量进行战争和取得胜利的途径，依然是渺无人烟大沙漠上的一项研究。随着苏联人慢慢地建立起他们接近于美国水平的核力量，经过调整的1961年的单一作战计划，此后13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曾经集中精力于完善核战争艺术的那些人们的注意力，现在转向了这样一些领域：开辟核基地的方式，导弹的精确性，如何防止核武库受到袭击以及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的运载工具技术，——还有军备控制谈判的理想。但到60年代中期，从理论上研究战争的强度下降，进行实际战争的强度上升。

美国探索用于战争技术的开支，比它在越南10年的损失还大，然而什么也没有研究成功，没有电子对空搜索仪，没有激光制导的炸弹，没有计算机化的爆炸模式，没有统计数据、或分析资料、或各种图表，什么也没有搞出来。在越南进行的有限战争以及核战略家们所构想的有限战争，均有其类似之处；每一种都取决于用数量表示的屠杀情况——尸体清点的数字，烧毁的城市，优势兵力的确切部署；每一种都企图把暴力转化为敌人可能理解的语言；每一种都假定，遭轰炸的城市会传送出一种信息——这些轰炸都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向光荣和平的明确信号。越南使某些核战略家们开始认识到，他们精心设计的计划在实战中可能毫无意义，某些人开始带着厌恶的情绪去看待对合理核战争的探索，他们讨厌战争研究。因此，他们对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于1974年7月提出的那些今人沮丧的问题找不到答案：“究竟什么是战略优势？按照那些数量上占优势的标准，这种战略优势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行动上有什么重要性？你们要用这种优势干什么？”到1975年4月西贡陷落时，核教堂中各教派分裂的局面正在形成。有一派十分忠诚，他们仍然相信有限的和精心调整的战争计划，尽管他们也在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为限制和具体调整超级大国的核武库而奋斗。另一个集团则起而反对，他们认为美国又一次面临着苏联核力量造成的巨大危险，正象他们在50年代所看到的一样。核优势对于这些异教徒非同小可，意义重大，如果美国占优势，世界就会是安全乐土；而如果苏联占优势，世界就会处于危险之中。军备控制谈判毫无意义，除非美国鼓起勇气，彻底重建其核力量，对抗正在到来的苏联核侵略的威胁。

1976年初，新上任的中央情报局长乔治·布什，开始听取那些异教徒们大喊大叫的意见。他们坚持认为，中央情报局在对苏联的力量及其缺陷的年度估计报告中，低估了苏联的威胁，他们在对苏联力量的评估中看到了一种微妙的叛卖行为。布什对这些抱怨所作的反应，在以前的中央情报局不曾出现过，在此后的中央情报局亦未见发生，他参加并支持了一次对中央情报局的思想打击。布什挑选了一个由将军和新保守派组成的小组，邀请他们到中央情报局总部，重新撰写对苏联的估价。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其反共证书已经得到彻底偿付的雷·克莱因说，布什这一招暗地里抵毁了中央情报局进行的理智的诚实分析。他称布什挑选的这个小组为“袋鼠法庭”局外人知道这个小组叫“b组”，其中明星演员就是保罗·尼采。他辞去了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代表团成员的职务，责骂军备控制谈判是傻瓜的差使。他的反抗是一次讨伐活动的开始，很快就赢得了一批强有力的追随者。

在日组于1976年结束其工作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突然把他对苏联军费开支的估计翻了一番，这种支出差额的发现，终于使苏联的意图和能力，形成了一幅令人大为震惊的画面，这是自1950年以来所从来未见过的。回想起来，中央情报局当时似乎已经搞出了一项严重错误的计算，对苏联人投入军事重武器的费用总数，多估计了几十亿美元；然而，它的令人可怕的猜测确被视之为事实；庞大的苏联军事机器又一次浮现出来。尼采又一次预料，出现核珍珠港事件的时间正越来越近。苏联人正不停地谋求扩大“赢得战争的能力”，而美国却一步一趋，落在苏联核战争力量的后面。尼采企图用各种图表、图例以及数字去证明这一点，以表明苏联人的导弹目前已非常精确，他们可以发射某些洲际弹道导弹，摧毁我们的全部导弹，尔后再威胁发射其他核武器。苏联人将在一次危机中首先发动攻击，以闪击战摧毁美国“的可能性似乎极大”，每一个活着的美国人都将是核战争的抵押品，美国将不得不投降。国家正面临打一场核战争的突破口，命运攸关的时刻已越来越近。当尼采在一片荒漠上探索通向聪明才智的道路时，他总是从数字中寻找现实。自他在广岛的核废墟上旅行之后，他一直企图找到一些公式和数学模式，去证明一个伟大的命题——战略优势意味着：和平时期的外交胜利，战争时期的军事胜利。

尼采把他的命题钉在白宫的墙上，并于1976年3月组织了一个由再生的冷战吹鼓手参加的联盟；研究当前危险委员会就是一个处于流亡状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相信，苏联死心塌地想统治世界，追求赢得战争的核战略。他们宣布，“极不牢固的窗子”已经洞开，苏联力量掀起的妖风正在通过窗子吹进来；美国正接近于进入毫无核防御能力的状态。尼采在1976年的一个宣言中写道，现在“要准备一个一般的防务体系，也需要象1950年那样把它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了解历史的那些人不可能误解尼采的意思；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号文件不停顿发出呼号的警笛声正在激烈地回响。

美国必须为准备未来的战争而重新进行武装，重新进行强有力的武装，以便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该委员会一个很有影响的成员科林·格雷写道：“除了进行一场核战争外，美国实际上已别无其他出路。”一旦美国树立了战斗的意志，“胜利是可能的”，格雷在1980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就是用这样的题目进行鼓吹的。他还说：“美国应该计划击败苏联，同时，这场战争的代价还不应该有碍于美国的恢复。”格雷所说的这个“代价”，就是2千万美国人的死亡。1981年1月，当罗纳德·里根宣誓就职的时候，研究当前危险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会，控制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机构，在该委员会公众。斯科维尔的评论，可见1982年的一部记录片《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的录音。中，有51名成员在里根政府中找到了工作，最有名的是里根本人。

其他人还有：威廉·凯西控制了中央情报局；乔治·舒尔茨当上了国务卿；理查德·艾伦成为国家安全顾问；保罗·尼采变成了军备控制谈判的首席代表；约翰·莱曼升任为海军部长，并且立即宣布，我们“必须具有赢得战斗的能力”；进行新型核战争学说的设计师弗雷德·伊克尔，成了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认为除了与俄国人进行战争以外，似乎已别无选择的理查德·派普斯，变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苏联问题专家；进行核战争的吹鼓手科林·格雷，也当上了核军备控制的首席顾问。

对胜利和秘密着了迷的这些人控制了核政策。曾经主管五角大楼研究与工程项目的著名核武器科学家赫伯特·约克博士说：“这些狂热分析家的地位，比在正常情况下上升得还高；他们可能更深刻、更激烈地贯彻他们的思想，因为上层人物比在正常情况下更加缺乏知识。”这些分析家们委身于他们的计算机，被一个似乎是无穷尽战争的方案搞得麻木不仁：双方各伤亡800万人；一个政府从废墟上逐渐爬起来；展开一连串新的核攻击和反击。国务院一位官员在简评这种方案时说道：“这种战争从来也不可能真正停止下来，在一方逐渐恢复了通讯设施和轰炸机跑道以后，另一方则再一次予以摧毁……”斯珀吉翁·基尼曾是3位总统的核武器顾问和空军核武器董事会的前民间会长，他在粗略地考虑过五角大楼新的领导集团后说：“他们中有很多人都认为，进行一场核战争不仅可能，而且极为可能……仅仅宣布这种政策和实际相信这种政策是大有所别的。”美国政府的信条是赤裸裸的：美国全国已处于紧急状态，国家的生存危若累卵，所以要求提供经费。国防部负责研究和工程的副部长首席邦办小詹姆斯·p·韦德博士，直来直去地对参议院核力量小组委员会说：“对有关国家生存的问题不可能标价。”1981年10月3日，里根向全国宣布美国生存的代价为1千8百亿美元，这就是重建国家核力量的价格。这个数字中的大约1千亿美元缺乏事实根据，因为，打一场长期核战争所需要的最昂贵技术，都是由黑预算提供资金的。

隐形轰炸机，秘密携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卫星和计算机系统，以及设想的未来核战争的指挥所，均已开始秘密地出现。曼哈顿计划的超常机密，现在已成为五角大楼内部的日常实际活动。目前，不仅核战略的制定是秘密，就是所使用的武器本身也是秘密。

这些核战略家们经过长期而艰苦地对镜窥视，终于发现苏联人正在为争取胜利而奋斗，所以，我们必须效而仿之。现在，几十亿黑美元正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出，以便制造最令人惊奇的秘密武器，建立以空间为基地的制导系统，从而指挥一场可能要进行几周，几个月，也许是几年的战争，直到美国在战争结束时成为胜利者。

€€第三章 为着更好地进行国际大决故

1992年的某一天，大力神4号火箭将按计划从卡纳维拉尔角起飞升空；确切的发射日期是保密的。五角大楼将会把它描绘为仅仅是一个“通讯卫星”，它会发出娓娓动听的某商用电话公司的声音，提醒我们与自己最喜欢的公司保持联系。

当这枚火箭起飞的时候，舆论机构可能会把该卫星视之为缩写是milstar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第一颗卫星。但是，这种卫星的性质以及据猜测它所传递的信息，完全可能不于提及。公众在晚问新闻中可以看到10秒钟发射升空的画面剪辑，欣赏那光彩夺目的影像，最后又让火箭的耀眼光辉在记忆中消失。

不可能有人会象空军少将杰拉尔德·亨德里克斯那样，在1982年一次关起门举行的会议上，对这次发射的使命作出这样的解释，他说：“根据设计，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一种进行战争的系统，它是第一个此种类型的系统。”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为第三次以及第四次世界大战制造的一种军用全球情报交换装置。在五角大楼所准备的要进行几个月，并在最后以胜利告终的战争计划中，该系统是核心。据说，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目标，在于保证一次长期战争的胜利，并且时刻准备着在一次战争结束后，在白宫和五角大楼被摧毁以致变成为碎砖烂瓦之后的长时间内，帮助进行第四次世界大战。咋听起来可能令人惊奇，但这就是美国的战争计划：进行并赢得一场6个月的核战争；随时准备继续发动攻击并取得胜利，一旦下次战争又爆发的话。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核战争的中枢神经系统，它的卫星是一个空间星座，它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信号发射器是一种电子导航装置，用以协调整个国家的核力量。一旦华盛顿被摧毁，一旦指挥链被打碎，一旦没有人的声音去直接指挥战争计划的实施，五角大楼就要求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帮助指挥战争，把分散的力量联系起来，协调在世界各战场上空飞行的核武器。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五角大楼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通讯网络，它用自己的特异频率和难于破译的密码进行广播。可以设想它是一种军用电台和电视台，它的卫星、发射塔、天线、接收机以及最现代化的控制室等，都根据战略需要而设置在地球周围的大空和海底。这些装置与从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月球上向我们传送生动广播电视的系统相比，要复杂很多很多，这个网络的建造是为了向我们传送更大得多的画面。

整个90年代，将有9个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卫星，利用致力于秘密军事使命的新型大力神4号火箭，一个接一个地从发射台上升空。一旦进入距地球2万2千3百英里的高空轨道，这些卫星就会通过电子仪器相互联系起来，同时也与间谍卫星和传感器以及与地球上的计算机终端联系起来。

五角大楼正在设立3—4千个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终端，每一个的费用至少是1百万美元。布什总统的新型高级轿车中就有一个；他为世界末日准备的飞机，在危机时刻可以载上他逃离华盛顿的机载椭圆形办公室中也有一个；建筑于戴维营北部山旁地下深处的五角大楼的附属建筑物中，将会有许多这类终端；操纵核武器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接触这种终端，从执行特别行动计划的突击队到隐形轰炸机的飞行员。

据说，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可以把总统与在全世界指挥美国军队的将军以及其手指放在核武器引爆装置上的每一个士兵，都联系起来。核战司令官和军官们，或将隐藏在地堡中，或将躲避于水下核潜艇内，或则高飞于空中指挥所，或则乘座带有特殊信号和防护装置的牵引式卡车和大篷车，疾驰在州际高速公路上。所有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与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联系起来，使人对指挥全球战争的计算机软件系统发挥辅助作用。一旦战争爆发，据说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将帮助这种软件系统协调空中轰炸机、海中核潜艇以及陆地核导弹等3种硬件的组合行动。

当核弹头摧毁大量现代城市和孤立的前沿军事阵地的时候，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则通过上述措施，可保持其核指挥和核控制命令的信道畅通无阻。由于在空中变换飞行技能，通过智斗排除对信号的干扰以及冲破核战争引起的强大电子干扰，该传递系统的卫星将能够躲避苏联的攻击。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一旦对战争的政治控制崩溃，据说，军事战略和策略传递系统无论如何也会把战争继续下去，因为在潜艇中以及在导弹库中仍然活着的军人，将会战斗到发射出他们的最后一颗弹头。按照设计，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将停留在它的轨道上，保证在几个月内，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连续不断地发射和传递信息，直到最后一枚导弹的呼啸声划破天空。在里根总统当政之前完成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全部设想，据说不可能需要很高费用。但是，当这位总统于1981年宣布重建该国核力量的纲领时，五角大楼抛弃了它原来的核战网络计划，重又勾划了一个方案，它开始把几十亿美元投入了洛克希德导弹和空间公司，一家优先与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签定合同的公司，五角大楼正等待着从发射台上得到结果。

现在，第一次升空的时间已越来越近。到1990年，为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秘密研究与发展，已经支付了大约50亿美元；该项召比规定时间已推迟了两年，而预算却大大超过。每一个卫星的费用都已经翻了3番，接近于达到9亿美元，加上发射火箭的费用，每一颗新卫星的标价至少也需要10亿美元。如果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所包含的梦想得以实现，如果完成了这个系统的话，总费用大概要200亿美元，这将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卫星通讯项目。

尽管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大部分内容依然保密，但有一个过硬的事实却是显而易见的，它表明，为一个能够在战时发挥作用的通讯网络系统，一个实际上能保障长期进行核战争的系统，我们才仅仅支付了微不足到的一部分。事实在于，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否会发挥作用，在核战争爆发之前的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没有人想进行这样的战争，也没有人知道在有或没有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这种战争。一旦战争爆发的话，也没有人会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结束这种战争。

自有军事冲突以来，司令官们一直在梦想找到一些方法，能够透过战争的烟云和迷雾，去控制冲突的泛滥，去传递不停顿贯彻执行的命令，去根据前线的最新情报采取行动，进行指挥。正如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托马斯·鲍尔将军有一次所说的：“如果没有通讯系统，我可能指挥的就是我的桌子。”为了在核战争中指挥他的部队，该将军必须知道他的部队是否收到他的命令；为了控制他的部队，他必须听到来自他部队的消息，这就需要有能够在核爆炸声中工作的双向通讯系统。他需要有电子情报网络，既能收到攻击的警告，又能知道战争正如何进行。作为一种理想，美国总统应该指挥和控制这些将军。

五角大楼用于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网络的速记文字是c3i系统，读作c的三次方i。该系统的理想运行状态是“连通性”状态。即在相互连通的状态下。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可能成为这种理想状态的最高技术表现形式，即c3i方程式的解。设计这个系统的目的在于，为下述一些关键性问题提供答案：如果核战争开始，总统的命令将得以贯彻执行吗？将军们能够控制国家的核力量吗？或者，将会出现一片混乱吗？对核战争的指挥和控制，取决于掌握合法政权者和控制致命武器者之间的通讯联系，没有通讯系统就意味着没有控制，没有控制就会造成混乱，而核危机中的混乱状态，则意味着盲无目的地去摧毁一个星球。

过去10年来，五角大楼和美国总统都一直在要求能够把进行核战争所需要的一切因素，诸如命令的制定、武器的控制、战时通讯联络以及战场情报机构，统统融合为一个完整的网络，以便经得起几千枚核弹头的攻击，据信，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就是这样一个天衣无缝的系统。

不，不是的，这个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尽管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卫星的第一个发射日正在一步步逼近。该系统建立不起来的原因与缺乏资金，或者是缺乏意志均毫无关系。钞票正在不停地支付，战争计划业已确定。该系统之所以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为还没有任何人有一丝一毫如何建立这种系统的概念。这个挑战已经使两代人的主要军事思想乱成了一团。

核武器威力的增加，较之人脑在战场上控制这些武器的能力要快得多。

今天，美国的核武器相当于7万亿磅梯恩梯炸药，地球上人类的每一磅体重，就可以平均分到10磅放射性炸药。多少年来，五角大楼加强和改建了它的核武库，扩大和修改了它的战争计划，然而美国的这些钞票和天之骄子，却从未能创造出一个在实际战争中能够指挥和控制核武器的系统。五角大楼所创造出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庞然大物，正如c3i的一位分析家保罗·布雷肯所说的：“是一个极其复杂但却十分愚蠢的机体”，一只非常狂暴的野兽，它那令人可怕的力量早已远远超过了人类指挥它的能力。成千上万人的聪明才智，以及总额达几百亿美元的秘密拨款，都汇聚为力量巨大的武器和极其复杂的系统，目的就在于为了进行一场核战争。警戒雷达、传感器和卫星，估价一次攻击和协调一次反应的地下中心，发射控制中心和计算机化的导航系统，核武器的安全装置、起暴装置和爆炸力等等，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精确的一种技术系统。但是，它仍然不可能协调一次核战争。

随着核武库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以及随着技术的日益精确，战争计划也变得更加复杂，柯蒂斯·李梅的一短时间、大规模地一下子把核武器投到苏联人头上以及他的单方面盲目攻击的信条，都已过时。国防部长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司令们以及那些文职专家治国论者，全面调整了***政府留下的粗浅而且是孤注一掷的战争计划。战争策划者们运用经济学家、数学家和系统分析家的方法，坚持把进攻计划修改成为微妙的一系列进行“有限核选择”和“灵活反应”的方案。

单一作战计划亦发展到了包括很多有计算机驱动的不同作战方案，它门不是使战争在一个小时或一天之内结束，而是长期延续下去，有时候暂停，有时候出击，有时候回避，有时候猛攻和反击，这一切均是城市或国家之间进行国际象棋赛的重要策略。今天的计划、单一作战计划（siop6—f），大约包括攻击1万5千个苏联目标。一旦战争爆发，总统必须根据来自4个新型秘密卫星的情报，在单一作战计划提供的选择方案中进行选择，这四个卫星的代号分别是圣象（ikon）、兜网球（lacrosse）、曼托尔（mentor）和马格南（magnum），其发射费用达50亿美元。

这些选择包括诸如：发动一次有限的攻击吗？这里是己确定的一个小目标——苏联人最大的一个水泥厂。要完成更重要的使命吗？这里的目标是庞大的军火工厂。苏联人摧毁底特律了吗？这里是苏联3个具有同等规模和战略重要性的城市。总统希望消灭苏联领导集团吗？战争策划者们设想，几百万吨核火力的这种相互对射过程，似乎就象是非常理智的人们正在进行一次有条不紊的谈话。但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编入单一作战计划的一些差别细微的程序，就好比力图让一颗子弹射向雷龙。如果政府的命令无法得以遵从和执行，国家的核战略就是毫无意义的。

发展越来越复杂的战争战略也是丝毫没有用处的，一旦战争机器的电缆在受到攻击时断路的话，一旦对指挥和控制机构的攻击打乱了战争计划的话。

在一次有限的核冲突中，在一次除全面战争以外的任何战争中，国家领导人都可能要通过外交途径调整作战方案，以便战争在可能升级到失去控制和毁灭地球之前得以终止，这里没有出现失误的余地。总统或任何在最初几分钟核攻击之后生存下来代行总统职务，发出一连串核指令的人，都必然要在难以想像的压力之下采取一些欺骗行动，他必须在命令其部队进攻敌人的同时，和敌人进行谈判以及控制自己的力量，限制战争发展。

如果华盛顿在战争的最初几分钟遭到攻击，来自首都的命令由于电子干扰而消失，战争将如何进行？在核战略中，这个问题有一个相对令人不愉快的名字：斩首。政府的头在华盛顿受到攻击时被砍掉之后，华盛顿的国家领导集团和核指挥官们之间的通讯联系，政治领导机构对核战争的控制便会迅速丧失，一系列指令的控制权便会落入年轻军官手中，他们是那些分布于内布拉斯加、阿拉这个问题。50年代，美国建立了地下指挥中心，确保总统和将军们在一次密集的核攻击中生存下来，继续指挥战斗。60年代，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雷达、卫星和预警系统网络，以便在苏联人发动攻击时发出警报。苏联人开始弥合了有利于美国的导弹差距，而且到60年代中期时，它已经有能力发射自己足够数量的核武器，以便摧毁美国。我们又制造出更先进的武器，在导弹上装置多弹头，强化其精确度，并且加固了核武库。当所有这一切仍然不足以使我们消除恐惧，镇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在80年代又开始彻底重建核力量。

为了避免我们的核力量被斩首，为了确保在苏联先发制人时能给予大规模报复性还击，发射核武器的权力在1957年之前，也就是在战略空军司令部鲍尔将军接到放权命令的时候，就授予了将军们。今天，分布于全世界的大批美国陆、海、空将军，都已被预先授予了这种权力。这种制度与宪法规定的美国总统的合法继承方式毫不相干，按照宪法规定，总统遴选人应该从副总统开始，而后到众议院长，到参议院临时主席，再往下以各部成立的年份为序，到诸位内阁部长。然而，五角大楼不愿意在核战火纷飞之时到农业部长那里去取命令。在导弹时代，宪法规定的命令环节不可能适应需要，按电纽的权力不可能再由总统一个人决定，更何况在战争开始时，他很可能就排在第一批需要离开的人中间。所以在1958年，五角大楼在宪法规定的途径之外，又提出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被称之为国家最高指挥当局。五角大楼划定这个实体的范围包括“总统和国防部长，或者是他们正式授权的候选人和继承者。”这个发出核命令的通道从总统到国防部氏，到参谋长联席这个问题。50年代，美国建立了地下指挥中心，确保总统和将军们在一次密集的核攻击中生存下来，继续指挥战斗。60年代，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雷达、卫星和预警系统网络，以便在苏联人发动攻击时发出警报。苏联人开始弥合了有利于美国的导弹差距，而且到60年代中期时，它已经有能力发射自己足够数量的核武器，以便摧毁美国。我们又制造出更先进的武器，在导弹上装置多弹头，强化其精确度，并且加固了核武库。当所有这一切仍然不足以使我们消除恐惧，镇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在80年代又开始彻底重建核力量。

为了避免我们的核力量被斩首，为了确保在苏联先发制人时能给予大规模报复性还击，发射核武器的权力在1957年之前，也就是在战略空军司令部鲍尔将军接到放权命令的时候，就授予了将军们。今天，分布于全世界的大批美国陆、海、空将军，都已被预先授予了这种权力。这种制度与宪法规定的美国总统的合法继承方式毫不相干，按照宪法规定，总统遴选人应该从副总统开始，而后到众议院长，到参议院临时主席，再往下以各部成立的年份为序，到诸位内阁部长。然而，五角大楼不愿意在核战火纷飞之时到农业部长那里去取命令。在导弹时代，宪法规定的命令环节不可能适应需要，按电纽的权力不可能再由总统一个人决定，更何况在战争开始时，他很可能就排在第一批需要离开的人中间。所以在1958年，五角大楼在宪法规定的途径之外，又提出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被称之为国家最高指挥当局。五角大楼划定这个实体的范围包括“总统和国防部长，或者是他们正式授权的候选人和继承者。”这个发出核命令的通道从总统到国防部长，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再到形成为一体的特定的指挥官，诸如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以及再往下到战场上的将军们。

通过命令通道下发的一道命令究竟要传递多远呢？要经过抵达存放在密苏里州地下核仓库中各组民兵式导弹的全部路程。在这些导弹的顶端，安装的不是弹头，而是一个录音磁带，上面录入的是已编制为程序的紧急状态行动指令，即核武器发射令。据说，核司令可以命令处于紧急状态的火箭通讯系统，把行动密码送上高空，并向战略空军司令部在高空的轰炸机飞行员以及在地堡中的导弹发射手播送。该系统实际上是一种机器人，用以指挥部队执行战争计划。

在一次核危机和核战争中治理国家的计划——“保持政府的连续性”计划，正象黑预算中的任何一个项目一样都是高度保密的。人们所知道的只是：为了使政府继续下去，这个政府将不复存在，它将分散为若干候补政府，卷缩于无数地下司令部中。

为了建造两个核战指挥中心，五角大楼在50年代末就开始钻探活动。这种地下掩体是军政府的战时首都。这种临时政府的两个所在地分别是：备用全国军事指挥中心，它深埋于马里兰州戴维营西北，阿勒格尼的拉文洛克山下。后备国家首都，位于弗吉尼亚州芒特韦瑟的蓝岭山下，由华盛顿向西约一小时路程。这两个巨大的地下堡垒是两个地下城市，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全日制雇员几百名，有电车来往的街道，有相当舒适的办公室和公寓，丰富的淡水库以及以几十顿计的干冻食品。

督促文武官僚机构进入地下掩体躲避起来的警报系统，是五级戒备系统。这五级统称为防御状态，缩写为defcons。每提高一级，政府对核武器的控制权则会沿着命令通道下降一步，核引爆器上的保险装置也随之逐渐打开。

在和平时期，除了轰炸机飞行员以外，我们均处于五级防御状态。从准备战争的年代开始，这些飞行员便一直保持四级防御状态。自1961年以来，总有一个空中指挥所，载着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名将军和作战参谋机构，连续不断地在中西部飞行，随时准备接受任务，一旦战略空军司令部总部被摧毁的活。这些计划有一个优号：镜子，听起来很美妙，却非常容易破碎。1989年12月，空军建议减少镜子计划规定的飞行次数，以便每年节省大约2千万美元，但布什政府拒绝了这种思想，镜子仍然未被打破。

处于三级防御状态时，核战争系统的神经和肌肉便开始紧张和颤动，就象一只猫正等待扑捉食物时那样。民兵式导弹的全体人员手持钥匙和密码本，准备发射他们的导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头头们则把一个小组派往拉文洛克山；文职领导人则相互用电话传达命令，撤离办公室和家庭到芒特韦瑟山去。满载传递发射命令用通讯器械的卡车和大篷车，也已进行调试和检测，总统的四架“末日号座机”也发动起来，它们是五角大楼机载指挥所机群的一部分。总统座机的正规名称叫国家紧急状态空中指挥所，非正规称呼叫“护膝”。五角大楼为布什总统建造的是新型座机，由军用747型改装的防核战飞机，每架耗资3亿美元。这4架飞机中的3架，停在内布拉斯加的奥弗特空军基地，那里有一个战略空军司令部，第四架则停在印地安纳的格里索姆空军基地。

我们最后一次处于三级防御状态的时间，是1973年阿以冲突，即斋月战争就要结束前的几个小时。苏联要求联合国敦促美苏共同派军队到前沿阵地去，强制实行停火，美国反对这样做，苏联领导人威胁要单方面派军队前往。

1973年10月24日下午10点40分，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白宫地下室召开紧急会议，到会者有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总统不在，理查德·***在周未之夜大屠杀，即下令解雇了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和几名司法部官员之后，由于酗酒和气愤而无法参加会议。

白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黑格告诉基辛格说，总统也过于“激动”，难以厉行职责。副总统亦不在场，斯皮罗·阿格纽也由于犯罪受到起诉而辞职。没有人去打扰总统，就在午夜之前，白宫地下室的几个人决定美国进入三级防御状态。24小时后，基辛格认定苏联的威胁只不过是一个“大骗局”，警戒部队撤出阵地。二级防御状态表示国家已处于战争边缘。地下临时政府已经组成，副总统乘直升机飞往有一架末日号飞机所在的指定地点，第二架这种飞机则飞往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准备接应总统。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不停地空中警戒，避免停在地面为苏联的导弹击中；大约有300架这种轰作机起飞，带有3千多枚核炸弹和导弹。海军的潜艇运载着5千多个弹头，以扇形队形在大海上前进。具有特殊防护装置的牵引式卡车队奔驰在州际高速公路上，驶向秘密目的地，每一辆卡车都以一名一星级将军为首，他已被授权向导弹和轰炸机飞行员发布行动密码。五角大楼的计划者意识到，在一场全面核战争中，很少有重要指挥所能够避免遭到直接核袭击，苏联人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到诸如五角大楼和战略空军司令部这样的重要神经中枢。考虑到活动目标比较难以袭击，五角大楼在黑项目中投资30亿美元，建造了汽车指挥所；大量的指挥和控制中心，使苏联人不可能选中目标。

在外观音普通通的牵引卡车中，行进在路途的战争狂人就可以操纵计算机化的指挥中心。每一辆卡车上都将安装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一套价值百万美元的发射机、接收机和传感装置，它们放置在尤如垃圾桶盖大小的一个抛物面卫星天线上。关于这种卡车的使命的其他细节，例如，在核战中间，它们在什么地方加燃料，或者是在什么地方更换报废的轮胎，目前仍然是未知数。不过，这种卡车队通过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与轰炸机和导弹手保持联系，将会使这些卡车成为一个个协调国家核力量的微型五角大楼。

一旦这些卡车滚动起来，一级防御状态即将来临。宣布处于一级防御状态，将完全改变美国的政治机构，我们将处于戒严状态，可能遭到攻击的警报已经发出，核战争迫在眉睫。国家投资几十亿美元建立的警报系统，把全世界都包围了起来，但是，它仍然只能告诉总统，他有10分钟时间选择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略。今天，令人头晕目眩的各种系统，都可以发出核攻击警报：国家侦察局的卫星，它们安装有非常强大的红外线摄像装置；建造在美国、加拿大、格陵兰和英格兰的陆基雷达装置；海军的声控监测系统，一种追踪苏联潜艇和军舰的秘密水下微音器；围绕苏联边界排列的30多个高度保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空军的电子窃听装置；各种各样的飞机和空基遥感装置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系统。

来自所有军事和情报机构的资料，据说都要经过监控官员分析，尔后提交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国务院、白宫形势分析办公室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新设在白宫对面行政办公大楼内的危机协调中心。控制这些活动中心的人，据说都要对这些资料进行估价，并和国家安全局内声音嘈杂的全国作战与情报值班军官网络系统相互交换看法，同时通知核战总司令战争是否已迫在眉睫。

军方应付这一级核警报的应急计划，任何总统似乎都不知道，也从没有人向总统全面简报有关情况。五角大楼内只有国防部长和第一副部长两个文官，允许查阅这些计划，包括总统在内的任何文官，都不曾深入地具体审阅这些计划，以便掌握其复杂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拒绝让任何不穿军装的人审查这些警戒计划，他们说这是“文官对纯军事问题的干涉”。对于总统来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掩盖不了的。一旦导弹开始飞出，他几乎已没有时间作出应该如何办的决定。苏联对准美国领土的洲际弹道导弹，最多只需要半个小时的飞行时间；而美国至少要用10分钟，才可能发现这种进攻；才可能确信的确是一次进攻，而不是警报系统的某种计算机故障；才可能认定导弹飞行轨道和袭击目标；最后再通知五角大楼和白宫。

一旦总统接到警报，至少又需要10分钟才可能下达命令至国家的核力量；才可能确证这种命令的可靠性，尔后在苏联导弹爆炸之前发射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因此，留给总统及其军事顾问研究形势和制定决策的时间，充其量也就是10分钟。苏联潜艇的攻击还会把这个时间削减到5分钟以内。投入各种卫星和传感装置的几百亿黑美元，只能力总统提供一个紧急状态警报，留给他儿分钟出走的时间。

随着时间滴滴答答地消失，总统必须通过电子装置和分成为等级的核司令们协商，形成决议。假定总统还有控制权，仍然坐在白宫，还能够指挥核力量，他会环视一下形势分析办公室内宽阔的会议桌，要求交出执行战争计划的授权密码。

单一作战计划及其行动密码，都锁在一只小箱子里，由一个不引人注目但时刻在总统身边的官员保管，据说，这个箱子被称之为足球。总统对里面的东西似乎并不熟悉。约翰逊、***、福特和卡特任内的白宫军事办公室主任比尔·古利曾经指出，对于足球的内容，他们任何人也没有得到比一个简单报告更多的东西，任何人也没有看到过最新内容，尽管足球的具体内容不断变化。“任何一位总统也不可能打开这个足球，只有接到授权的军官，总统的军事助手和军事办公室主任，才共知打开足球的密码。如果有一个家伙得了心脏病，或者是他在去找总统的路上被击毙，他们就只能把这个讨厌的东西砸开。”一旦足球被打开，总统就会看到很长很长一串用以选择摧毁的目标，它们共分4大类：苏联政治领导机构；苏联的核力量；它的常规军事力量；它的主要工业部门。总统可以命令战略远程轰炸机出击，命令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潜艇开拔；他可以命令把地球的1/4从地图上除去，或者仅仅发射一枚炮弹以示警告。只有下达摧毁第一类目标的命令时，他必须和有关方面联系。c3i系统中的各个环节，必须相互联系起来才可能使战争计划得以实施。

五角大楼多年来就知道，它的通讯网络无论在和平或者是危机时期均可以工作，但是，这并不能加强它的信心，认定该系统在战时也能够畅通无阻。

面对核危险的总统，可能会发现他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他将不得不象战场上的一名将军那样，找到他的副司令去通知其部队，说明通讯系统失灵。

一连串通讯系统失灵的问题，60年代末就已经引起五角大楼重视，最令人关注的是全球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wwmccs），这是一个基本网络，它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来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危机时刻的一个主要通讯系统。整个60和70年代，全球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都未能开通。这是一种军事系统，常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名的两个首字母缩略语snafu和fubar进行说明。前者斯文地译为“正常形势：一片混乱”；后者则译为“前所未有的混乱”。

关于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有几打之多，最有名的一个涉及美舰自由号。1967年6月，自由号作为情报收集船，装载着国家安全局的大量窃听电子通讯联络信号的装置，驶往西奈半岛沿岸，去监视1967年的阿以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它一份绝密电报，指令它绕开该海岸，因为担心该船会遭到攻击。打着“加急”印记的这份电报，通过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发出，接收者姓名是：驻欧洲美军总司令、海军作战部长、统领第六舰队的诸位指挥官以及自由号。

自由号从没有收到这份电报，亦没有从任何司令官那里收到该命令的副本；而且在以后24小时内也没有收到其他几份电报。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把自由号的这份电报副本，发到了位于菲律宾的海军通讯联络中心，苏比克湾的人们又把它送回五角大楼，建议五角大楼通过设在莫洛哥的传递站传送这份电报；尔后，五角大楼又把这份电报送交设在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在那里，该电报在归档后被忘得一干二净。这份电报的第二个副本，次日晨围绕地中海转来转去，从一个传递站到另一个传递站，为这份绝密电报寻找畅通的安全通道。当天下午，以色列的喷气飞机和鱼雷艇向自由号开火，用炸弹凝固汽油弹和重炮炸毁了这只船，并且向救生筏射击，打死34人，打伤100多人。

用国会一个调查委员会的话说，“在国防部历史上，这是通讯系统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次失败。”为此，同时也为了维护国家保密局机密的尊严以及美以关系，美国政府几乎对这次悲惨秘密的一切方面均守口如瓶，企图阻止公众的调查。差不多5年之后，这次一片混乱的某些细节才逐渐为人所知。差不多过了10年时间，五角大楼才了解到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失灵，它对于执行核战争计划可能是不恰当的。控制一个用于核战的传送网络，比在和平时期向一只船发个电报要复杂得多。

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的一个特殊信道，最低限度的基本应急通讯网络，也许可能在任何苏联导弹到达之前，就向美国的所有核力量传送一个简短的、没有错误的电报、一个命令在单一作战计划的许多选择中进行挑选的电讯信号，但是，这个系统一旦遭到攻击就会崩溃。

70年代末，著名系统工程师艾伯特·巴比特接受了一项令人羡慕的任务，修复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他报告说，该系统的能力“对于支撑和维持军事行动是不充分的。”它甚至不能够支持一次模拟战争演习，在1980年11月进行的一次代号为自尊精神的国防军事演习中，该系统仅12个小时就完全失灵。总审计局报告说，从1975年西贡陷落到1980年从伊朗营救人质失败，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在历次军事危机中均发生故障；在五角大楼耗资6亿美元对计算机进行维修，并重新加工了几乎全部软件之后，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的支出已超过预算300%，然而，该系统已经过时。

对于全球通讯网络，五角大楼和总审计局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研究，国防部诸多部长和副部长亦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国会作证，美国需要有一个在危机时期能够发挥作用的系统。五角大楼和国会翻来复去地考虑这个问题，每一次报告都肯定前一个报告，每一次新的艰苦努力都得出同样的基本结论：“国家还未能布署可能与未来战争和现代武器系统相适应的指挥和控制系统”，这与1978年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一模一样。这个单一作战计划的内容极多。有几枚核武器就可以使指挥和控制系统失灵，这意味着，核战争计划精心炮制的“有限选择”，在遭到进攻时是不可能执行的；脆弱的通讯网络使我们的核武器毫无用处，除非是接到第一次警报，也就是说，当任一雷达上，任一预警警报站，以及通讯系统的任一网络节上出现警报声或标示遭到攻击的闪烁光斑时，就把核武器发射出去。执行这个战争计划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指挥和控制系统崩溃之前，把尽可能多的核武器尽可能快地发射出去。一旦遭到进攻，美国仍然可能实施单一作战计划，但不是我们制定的那套精工细做的计划，而是柯蒂斯·李梅将军那套搞突然袭击的计划，那套在30年前就曾使***总统胆颤心惊的计划。

除了其他问题以外，这个严酷的事实意味着，有关核战略的常规哲理是绝对错误的。我们假定，我们占有如何如何多的弹头，如何如何坚固的地堡，如何如何多的导弹，确实关系重大；但是，如果脆弱的指挥和控制系统把美国推到了孤注一掷的末日，推到了或则使用、否则就抛弃这些东西的末日，它们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正是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所面临的处境。在我第一次在五角大楼的一份打印件上看到这个词，这个没有任何官方文件用任何一个字加以解释的缩略语之后，它费了我大半年的时间去琢磨其含义。无论在五角大楼或者是国会山，没有人愿意讨论它，我一谈到这个问题，空军的军官们就回避。

只有6份含糊不清的技术文件和军校的博士论文提到过它；只有少数几位大多都在五角大楼内度过了很多年的学者，才既了解、亦有勇气深谈这个问题。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一个技术难题，30年来使核战战略家们屡遭挫折。该系统企图用200亿美元回答一个不可能有答案的难题：你如何赢得一场核战争？当乔治·布什于10年前第一次竟选总统的时候，他曾经非常贴切地陈述过这个问题的结论：“你必须有一套指挥和控制系统……你必须能够给对方以沉重打击，其程度要超过对方给你的打击，这就是你取得胜利的途径”，在战争中，一套完好的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系统，即走向胜利的道路，有赖于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无能于建造一套使核战争取得胜利的指挥和控制网络，在70年代末第一次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且最终逐步传到了美国总统的耳朵里。吉米·卡特一直是一个废除核武器论者，他在就职演说中发誓要为在地球上销毁一切核武器而奋斗。就在他作出这个保证的前一周，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他送去了第一份简报，他曾询问，是不是可以把核武器砍掉大约90%，剩下200枚由潜艇发射的导弹，这个力量己足以摧毁苏联的每一座大城市，且绰绰有余。卡特这个问题与***渴望把核武器“削减到具有威摄程度”的设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力，但却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大为震惊。据报道，该会议主席乔治·布朗将军以极不信任的目光死死盯着卡特。总统建议参谋长们回心转意，发誓要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

卡特对核武器的看法很快发生了变化，从极度的讨厌到完全迷恋。卡特首先为复杂的核战略所吸引，继而又沉醉于其中，他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为了证明自己认可新的武器系统，就在一个简短的命令中同意，在不违犯现有军备条约的前提下制造最大的和最精确的新型导弹。1977年秋，美国情报机构监听到的苏联的导弹试验表明，苏联的新型导弹可能和他们的旧导弹一样精确。作为反应，卡特发出了制造mx导弹的许可令，这是一种可装10个弹头的武器。据说，新型mx弹头的精确程度可以用英尺计，这就是说，战争策划者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他们可以袭击苏联一系列完整的新型目标系统和子系统。关于mx导弹，一切都是一清二楚和毫不含糊的，它的威力及其精确程度，使它成为一种潜在的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武器。

这种武器又为未来要使用它的战略提供了一条出路。技术不停地驱使政策发展，苏联的某种新武器，要求美国有更新的武器以及与其相配套的战争战略。双方武器精确度的不断改善，意味着核战争计划也要进一步修订，意味着核战争不可能在一天、几天或一周之内结束，必须考虑使战争计划把这种认识包括进去。一个更复杂的战争计划则要求有更有效的指挥和控制系统。

此后两年多，卡特及其高级助手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研究新的核战略方面。大部分重担都落在了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军事助理威廉·奥多姆将军肩上；美国驻苏联使馆的这位前武官，对于苏联及其核理论知之甚多。

基本上就是通过奥多姆，卡特成了第一个沉浸于具体制定核战争方案的总统。1980年，奥多姆曾在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班上说，总统“确实了解每一个步骤，审查过无数方案，并表示非常满意。他要求早晨3点钟就叫醒他，以免糊里糊涂：他明白他必须过目的东西，他就要听到的内容以及电话线另一端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卡特从奥多姆那里听到的，都清楚地出现在了总统的绝密命令中；奥多姆是这些命令的天才设计师和作者。总之，他们呼吁建立一个能够经受核战争袭击的指挥和控制系统。1979年11月5日签发的总统53号令说，对“美国安全最根本的，”在于通过c3i系统保持活下来的领导人与国家核武器的联系，以便“在敌人的核攻击过程中以及此后，支持实施灵活的报复性打击。”1980年6月30日签发的总统58号令，要求改善在核战争期间及其以后保持“政府连续性”的系统：较好的转移计划；领导人新的供紧急状态用的掩体；改善战时地堡中紧急状态用计算机和通讯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写道，“美国第一次切实认真地为自己寻求左右一次长期核冲突的能力。”1980年7月25日签发的总统59号令，要求美国发展它可以进行并赢得一次持续数月，而不是一个小时或一天的核战争的能力。

在1980年夏天的竟选运动中，与罗纳德·里根相对抗的卡特政府严重地滥用其权力，把总统59号令的本质内容泄露给宣传机构，使人们知道了一次设想的战争将要进行多长时间。专门进行战争研究的理论家科林·格雷写道：“总统59号令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是长期的，6个月之久的核战争是普遍一致的猜测。”只有对指挥和控制系统的技术进行革命，才可能达到这种努力的目的。信誓旦旦要在全世界消除核导弹的这位总统，突然掉转航向签署了自柯蒂斯·李梅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重大的战争计划。但是，总统59号令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这个命令实际上并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在它传达到下级核指挥员之前，卡特就下台了。然而，卡特还是为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耕好了土地；为下一任总统播种并提供了价值数十亿黑美元的肥料。里根政府上台后，对进行核战的现实提供了一套全新看法，它希望把进行核战的花言巧语，与将近1/4亿美元真正结合起来。到1980年秋，罗纳德·里根，乔治·布什以及五角大楼的某些战略家们，都在公开谈论赢得一场核战争。

1981年1月上台的一帮核胜利的信徒，很快就起草了一份要总统签署的秘密命令，10月份，总统就在“关于国家安全决定的13号命令”上签了字，这个迄今仍然属于秘密的命令，要求创立一个新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使其能够满足进行核战的新的花言巧语的要求。它说，美国必须有能力进行一次6个月的核战争，并迫使苏联人投降，尔后，美国还必须保存有足够大的核力量，时刻准备着再次投入战斗。它还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反对苏联人的核战争中，“美国必须是优胜者”。接下去，它又大量讨论了“优胜”是什么意思：“优胜”意味着取得胜利，赢得一场核战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五角大楼需要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它并不考虑修理其报废的指挥和控制系统，而是希望有一个有实战能力的全新系统。

布鲁斯·布莱尔从前是一个控制发射民兵式导弹的军官，他在五角大楼就核战指挥和控制网络提出过一个前所未闻的研究。布莱尔说：“位于右边的人们希望制定一个赢得战争胜利的政策……所以，把10个比较可靠、坚实但缺乏雄心的项目的钱抽出来，用以支付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费用，位于右边的人们为支付这笔款项开了个先例。在国防部长的办公室，温伯格会说他的工作就是收钱。”国防部长收到了这笔钱。五角大楼在国会敦促说，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为了从根本上提高c3i网络的质量；较为真实他说，它是实施新型核战略目标的工具。

在五角大楼的文件上，偶尔也可以发现一个含糊不清的作战用卫星网络的蓝图，缩写为stratsat的战略卫星系统便是其中之一。空军对于创立这种系统的想法有极强烈的热情，赞扬它为“长命”系统，意思是，它在经过最初几天的核战争之后还会生存下来。战略卫星系统计划在高空放置4颗卫星，价值至少30亿美元；卫星轨道距地面11万公里，差不多是地球到月球距离的一半，从而免受苏联的攻击。这些卫星将通过超高频无线电传送装置相互联系起来，它们的波长达55兆赫，频带宽度在已知物理学理论所发现的边缘；从理论上讲，这种超高频可以较快地传输较多数据。卡特政府的空军部长汉斯·马克在1980年曾告诉国会说，战略卫星系统“肯定能够在一次双方进行的核对攻之后保存下来。”战略卫星系统是不可能通过严格审查的，国会不可能接受为这样一个系统支付30或40亿美元的设想。海军战略家们在私下与军事委员会职员的谈话中，也贬低这个系统，说它根本不可能和潜艇相沟通，更不用说在战时和它们保持通讯联系了。国会在3年之后否定了这个系统。

但是，里根的革命还是到来了，有关的一切均与过去有所不同。国防部长温伯格在1982年告诉国会，在政府创建核力量的过程中，一个新的c3i系统“可能是最紧迫的一种因素”，没有这种系统，五角大楼就不可能达到其在秘密政策说明中所确定的目标，即1982年泄露给报界的战略五年计划。该计划说，美国的核力量必须“在经历了长期冲突以后，仍然保持一定的能力，以便给苏联的工业和经济基础以更严重的毁灭性打击。”它说，美国需要的指挥和控制系统，要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支持已经受到遏制的核反击，同时还能够保持足够的核力量，以便在发动攻击以后的时期内继续发挥保护和遏制作用。”用简明的英语说，就是在进行一次长时间的核战争并取得胜利之后，我们的力量不能消弱；要保留足够的核力量，用于消灭任何可能保存下来的苏联部队。这种政策使“长命”c3i系统变成了一个已过时的目标，现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永久”系统，一个能够确保战、胜和再战的系统。

这是一个巨大的任务。随着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在8o年代逐渐成型，五角大楼必须开发指挥核战争的新的计算机和程序，书写几千万条排除故障和毫无误差的计算机密码线路，而每一条的费用至少也要100美元。它还必须把各种数据编程，输入核战指挥系统新建立的网络节数据库中，这些网络节包括空间卫星，地面终端，具有特殊防护装置的牵引卡车，以及位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控制中心，以便发射核武器使用的各种指令，在华盛顿被摧毁之后还能继续得以实施。它必须开发通过秘密超高频进行工作的发射和接收装置。它还必须研制使卫星具备灵活应变能力的装置，以便它们在高空发现和躲避攻击。它还必须对各个卫星、终端以及卡车采取防护措施，抵御核爆炸的破坏性影响。

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系统，它能够经受一次全面的核战争，能够协调5千枚、1万枚或1万5千枚核弹头的起爆，从而导演出一场可以把导弹爆炸误差缩小到毫秋的弹道导弹芭蕾舞。五角大楼企图把恐龙变成九头蛇，变成一种即使在失去脑袋以后亦能够继续明智地进行战斗的动物。它还企图创造一个核脑外科手术的奇迹，把永远破坏不了的神经系统移植到无比强壮的动物身上。

这种设计要求超越了大批计算机程序编制者和战略家们的能力范围。布鲁金斯学会负责对外政策研究的主任和核战略专家约翰·施泰因布雷纳说，五角大楼“不断发出信号，他们需要一个永久性系统，他们要求武器和系统设计师提供这样的系统。他们把设计师逼得都要发疯了，这些设计师不知如何是好，即使支付几百亿、几千亿美元也罢。我们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经受大规模攻击的系统。不过，钱是花了，这是毫无疑问的。”用于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卫星、世界范围的控制中心、地面终端以及为空军大部分飞机提供的试验线路的拨款，在1982年就已经开始涌流出来了，在1991年第一颗卫星按计划发射之前，该系统拨款所占空军的费用将会超过10亿美元。洛克希德导弹和空间公司是主要承包商，它签订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合同，是一种成本加价之类的协定，洛克希德公司超出成本部分的70%都要由纳税人承担，这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数目。

五角大楼最初的估计认为，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完成，需要款项的总额可能是100亿美元；我所采访过的空军内外的分析家们则认为，如果加上超额支出，以及完成时间比原计划再推迟两年，发射这些卫星和维持它们在高空运转的费用，200亿美元是较为确切的价格。

从提出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最初日子开始，军内外的怀疑论者就一直认为，无论多少钱也不可能买到五角大楼所设想的作战网络，他们曾一再警告国会和五角大楼，制造一部有效指挥核战争机器的设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幻想、梦想和海市蜃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琼斯在他1982年退休时告诉国会，军界由于制定长期进行核战争的计划，把钱扔进了“无底洞”，“我看不到存在有很多进行有限或长期核战争的机会。”五角大楼对这种批评的反应是，把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定为更高层次的机密，把它的各组成部分统统隐藏在从未有过的保密隔间中，争论沉默下去了，然而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答：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能够经受一次长期核战争吗？它可能实现五角大楼的设想，赢得一场3个月、4个月或6个月的核战争吗？耶鲁教授保罗·布雷肯自70年代初以来一直研究指挥和控制系统问题，就此问题撰写了受到最广泛赞扬、且并不保密的研究文章。他在对系统进行了15年探讨之后非常直率他说：“要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安全运转120天的思想，象精神错乱一样令我吃惊。把钱花在准备长期核战争上是一种浪费。”艾什顿·卡特在五角大楼的系统分析队伍中是一名高级文官，作为哈佛肯尼迪管理学院研究公共政策的一名教授，对系统发表过不少开拓性研究文章。他说，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存在失败的可能性，不可能期望任何一种指挥和控制系统去完成它所假定的任务。它具有极为凶残的本性：要在我们不可能预料的情况下，在由技术和武器，而不是由人类决策支配的时限范围内，打一场我们从未进行过的战争。”他问道：“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价格去购买这种系统的幸存机会呢？”在一次核战争中，任一指挥和控制系统的存在时间，究竟可望有多久呢？他继续说道：“问题在于，这种系统是不是可能存在一天，而不是6个月。”必须通过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予以协调的战争机器，有许多活动的部分。在大约50个美国基地和160个国外驻地上，有12万人直接负责实施核战争计划，他们中有几千人必须通过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接收命令，并于回执。总统或生存下来的核战总司令的意向，必须与洲际弹道导弹库中的军用导弹，与在大海中秘密航线上游戈的潜艇，与远离美国几千英里的轰炸机结合起来。大量的情报资料也要通过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信道进行传输。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能够在核战争中，应付这些资料和电报的轰击吗？它可能按时接收和传送电报到所有部队，使首尾连贯的战争计划得以实施吗？似乎是不可能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每一个卫星，每次最多只能处理15个信号，第16个呼叫者得到的将是占线信号。五角大楼还必须为维护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畅通，避免干扰和窃听而付出代价。

敌人会通过用同一波长广播而对信号进行干扰，造成干扰电文和混乱电文。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采用一种称之为频跳的方法，使电文可以从一个频率跳到另一个频率，形成活动目标，破坏敌人的干扰台。对敌人造成的结果，就好象是打开一台有60个频道的电视机，如果在2频道发现了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画面，此节目便立即消失，如果用遥控器搜索，在49频道重新发现该系统的画面，它一秒钟之后会又一次消失。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还能够把它的声音和数据编程传输，改变传输频率，尤如有线收费电视台对你进行封锁，使你完全不可能免费看电视一样。

但是，正如所有技术一样，都是有代价的。为欺骗敌人而作的一切努力，削弱了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和其朋友联系的能力；把信号编成密码以及再把密码翻译出来需要时间；频跳需要能量。所以，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难于干扰，但这样一个先进的系统，却只能用很慢的速度接收和传输数据。

即使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能够在爆发的战争中圆满地运行，但有可能通过其9颗卫星同时进行联络者也不过135个用户，如果五角大楼深谋远虑，决定使其中两颗卫星作为备用而行向地球，该系统在同一时间内处理的紧急呼叫信号，仅仅有100多个。必然会有很多军人要排长队等待进行联络。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造价昂贵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企图满足三个非常不同和非常庞大的军事团体的需要。战术力量，即操纵地面终端、战场联络站、以及流动指挥所的士兵，他们不仅需要接收和传送急电，而且也需要小型终端装备其卡车和大篷车。

战略用户，即隐形轰炸机飞行员，战略空军司令部控制武器发射的军官以及潜艇司令官，他们也需要总数相对较少的电报信道；但是，为了在进攻中免受袭击，他们必须直接与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联系，接收行动密码，发现目标，发时武器，以及向指挥部报告情况。核战总司令，情报机构和操纵指挥中心的监控军官，他们需要极高速度的电报信道，因为他们必需吸收大量情报，必须发出很多命令。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卫星，还必须处理来自其他军事重武器的大量数据。它们必须接收和传送间谍卫星发来的侦察照片的数据，这是在高空提供的观察战斗进程的眼睛。它们必须接收和传送来自星座型卫星导航系统卫星的数据，后者是一个为我们的导弹导向，使之在攻击目标的50英尺范围内降落的系统。它们还必须接收和传送来自力核爆炸定位的空基传感装置的数据，以评价造成的破坏，以及向空中指挥所和地下防空洞的指挥官们报告结果。

据说，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要从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间谍卫星上，接收用数字处理的核战场图像，尔后通过地面站把这种图象传递给隐形轰炸机驾驶员，驾驶员俯瞰苏联战场，搜索并消灭苏联的活动导弹。这必然是令人触目的功绩；但是实际上，空军中几乎没有人相信能够做到这一点。

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在全世界的所有核力量，都必须直接通过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进行联系，在核战争中，每一分钟都事关重大。艾什顿·卡特站在一个核战总司令的立场上说：“我已经就如何在遭到攻击后的几个小时内作出全部决策的问题作好了安排，我也已经解决了在遭到攻击时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注意，朋友们，我们就要在半个小时之内作出全部重要决定了。’”但是，完全有能力使自己免受苏联核攻击的力量，无论这种攻击是来自隐蔽的陆上部队的，空中力量的，还是海军集团核攻击部队的，至少也要在半个小时以后，才可望通过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收到和传送电报。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卫星，有一组与流动部队通讯的天线，但是，这些天线只能复盖很小一个发射地区；因此，当它们穿越天空、陆地和海洋时，必须不断调整位置，以便追综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联络人员。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理查德·朗多，曾经得到必要的安全许可，了解过该系统的弱点。据他198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当特遣部队或活动发射台穿过海洋时，（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卫星的覆盖波束，必须重新定位，才可能保证覆盖这些发射台。这可能使信息处理过程拖延很长时间。”朗多的结论认为，拖延的传递时间可能会持续30分钟以上。在核战争中，30分钟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正如艾什顿·卡待所说，它足以使人们作出生与死的决定；它也是导弹从奥马哈飞到莫斯科的时间。如果有很多时间滴滴答答地流失，通过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传送的停火电报，可能不会按时到达核武器发射者手中。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还必须说明一种引起严重争论，但人们还知之甚少的现象，即电磁辐射脉冲。在大气层进行的高空核爆炸，会招致极严重的电磁变化。如果有一枚苏联弹头在奥乌哈上空300英里处爆炸，它可能使带电电子象巨浪从一个海岸奔向另一个海岸那样，直接冲击美国；美国的各种电子系统，各种无线电发射装置，每一个计算机数据库，都将经历一次百万倍以上的闪电式冲击；每米电线上高达5万伏高压的强电涌，将通过联结整个国家的所有电路。这种现象是1962年发现的，当时，美国在太平洋上空爆炸了3枚核武器；尽管这次试验是在夏威夷上空800英里处进行的，但瓦胡岛的路灯还是全部熄灭，檀香山的各种防盗铃响作一片。这次试验表明，空中核爆炸可以造成暂时的、但是令人惊恐的后果，这在此前17年的核试验中是不曾想见的。今天，在17年以后，这种电磁脉冲的后果仍然被工程师们称作是一种“已知之未知”现象，一个只知其存在，但还不知道如何予以解决的问题。

核战争网络的整个结构是以计算机系统为基础的，如果计算机不能运行，几乎没有任何环节还能发挥作用。核专家们强调，他们不同意存在有抗电磁辐射脉冲的可能性的说法，强调电磁辐射脉冲是一个严重威胁的专家，认为它可能打乱该系统每一个计算机的集成电路，使低压电路由于巨大的高压电涌而超负荷。从理论上看，指挥和控制系统的整个电路设计，不致于因为一次核爆炸就遭到破坏；五角大楼正在想方设法避免该系统受损。联结民兵式导弹库和它们的发射中心的电缆，包有6英寸厚的铅皮；在新墨西哥柯特兰空军基地。五角大楼的科学家还把1千万伏的高压电，输往飞机和电子设备，实验保护它们的方法，总统的“末日”号座机，也安装了价值一亿美元能够抗电磁辐射脉冲的盔甲。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中还有一个网络节，却是以任何代价也不可能保护的，这还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人的头脑。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必定会削弱安装在一触即发之核武器上的这个唯一真正可靠的安全装置的作用。

五角大楼的预警警报系统曾经一次又一次地突然狂躁不安。198o年，当还很不完善的46音分计算机集成电路块使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计算机数据显示屏报告说，苏联已有几千枚导弹发起了进攻时；当失误的雷达把初升的月亮以及一群乱哄哄的鸭子，解释为飞向华盛顿的核弹头时；以及当一名技术员通过警报系统操作试验录昔带，从而引起了全面警报时，均是由一种特殊装置终止了这种失误警报的传播：这就是人的头脑，它否定了计算机发出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信号。人的头脑能够进行理性分析，可以发现图象之间的差异，独立地确证一个孤立的事件；头脑具有人所独有的一个被称之谓常识的特点，这是任何计算机也不可及的一种能力。

已经纳入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新型指挥和控制技术，日益采用闭合电路取代人的理性分析，五角大楼的国防高级项目研究局前局长乔治·海尔悔耳在作证时说，“在日益夏杂的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中，人在复述和传送各种要求时的局限性是主要困难。”五角大楼前负责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一位局长走得更远，他说“任何人也不可能进入适时决策系统的闭合电路，控制这个系统，它已用逻辑语言编制力程序，所以，计算机可以制定决策，操纵这场竞赛。”国防高级项目研究局在1987年的一份含糊不清的文件中报告说，这个结论的基础在于认为，机器在战时可以取代走路的士兵和将军之类的人员。这个局说，它正在开发具有人工智能的计算机程序，以便“协助军事人员，向他们提出建议，或把他们从危险和迅速变化的复杂决策任务中解脱出来。”国防高级项目研究局还在研制各种各样的机器人，能够象坦克一样机敏和快速的“六足兽”；能够疾驰和跑步的“四足兽”；还有“手扶交通工具”，以及机械手。它还在发展机械人的智力，其重点是“保证解决复杂军事问题的灵活软件系统。”指挥官们将通过“被称之为艾拉斯（irus）的一种最先进的人机接口”与机器人取得联系。国防高级项目研究局所设想的未来的机器兵，能够接受命令，“但不能进行对话”，不会回话或躲避。这些机器兵将可能使指挥官们有能力使其命令在“强化的核环境”中得以贯彻。五角大楼所说的“强化的核环境”，指的是具有致命核放射物质的战场。五角大楼明确地认为，在核危机时期倾泻于指挥和控制系统的计算机化的大量数据，一定会压倒人的头脑，它的结论是让计算机操纵这场景观，这也许是核战术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任何防护电磁辐射脉冲的装置，任何极高频天线以及任何计算机软件，都难以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受命去解释战场声音和信号的许多人，都可能在核战争爆发后最初几分钟和几小时之内死去；没有他们，核战争机器上的安全装置也会遭到破坏。生与死的决定，可以通过由计算机化的电路板决定的那些死死板板的程序化步骤去作出，但是，你不可能闲秘密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安装在卡车上的一台台接收机，去取代一个智能集团，你也不可能用卫星的传递作用取代人的理性。

不过，你能够把一个致力于核战争的通讯网络置于太空。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将是第一个真正的空基作战系统，它将以新的、极不稳定和潜存着危险的方式，把军备竞赛带到太空，这是个显而易见的目标。五角大楼每一个研究过指挥和控制系统问题的人都知道，赢得核战争的途径在于使敌人的反击能力瘫痪——打碎他们的脑袋，他们的网络。很多拳击比赛的胜利都不是由于猛击对方的身体，而是脑袋，显然，克里姆林宫的战争计划者也懂得这一理论。

除非美苏签定一项禁止在高空进行反卫星战的条约——美国已表示坚决反对这种条约，否则，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将会成为反卫星武器以及此类武器竞赛的第一步。现有的国际公约禁止将空间用于军事目标，但是，五角大楼却用这些条约为自己辩护，它告诉国会说，在关于反卫星战的政策声明中，美国所解释的“有权为和平目的利用空间，包括为促进世界和平而在军事上利用空间”。

最后，形势还会由于系统的复杂性而越来越糟，越是复杂的系统，越可能出毛病；如果可能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吸取什么教训的话，恰在于此。以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为主体的核指挥和控制网络，是迄今人类头脑所创造出来的最复杂的系统。尽管它极其复杂，但若有任何一台计算机在危机时期报废，都可能被其他计算机解释为是对统的攻击，仅此一点就可能引发大规模反应。

系如果一次核战争真的开始，闭合电路中的人必须识别受攻击的方式，而且是在网络遭到攻击的瞬间，仅仅少数几枚武器对系统的攻击，都可能被该系统解释为意在砍掉恐龙的脑袋，摧毁它的神经系统；巨大的压力会促使核司令官们争取在自己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崩溃之前，就发射他们的每一种武器。充其量，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能够使核战争持续到这样一个时刻：把某些保存下来的、支离破碎和胆颤心惊的力量搜罗起来，对最容易攻击的目标来一次还击，但是，这些目标既不会是苏联的导弹，亦不可能是苏联的军事力量，只能是它的城市；第二次对城市的攻击除了进行盲目报复以外，难于达到预期目的。

少量武器对指挥和控制系统任何部分的袭击，最终均可能导致人们做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和破坏规模压缩在几个小时之内去完成的反应。保罗·布雷肯曾经写道，“有10枚核武器命中要害政治和指挥部位，就可能被解释为一次盲目的致命打击，”所有预先制定的进行有限和有控制战争的计划，都会因此而破产。“以指挥系统为目标的一次致命打击，很可能产生一次不发射几百、甚至几千枚核武器就难以结束的战争。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很容易使几亿人丧生。”90年代美国的核武器，是以建立一个在长期核战争中取得胜利的系统为基础的，正是这个目的，导致五角大楼要建立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它将引导我们奔向的目标，是一场较为理想的国际大决战，一场更为有效、更为复杂的核战争。

这种胜利观是一种危险的幻想，我们要为此付出极大代价，即使在核战争的理论基础消失的时候。美国并不想摧毁苏联，然而正象布什总统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是在继续建立这种秘密系统，寻找赢得核战争胜利的途径。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背后的思想，使非常熟悉核战争计划的一些人也大为震惊，他们认为，这种思想不切实际，该系统的费用难以承受，其保密措施也是反民主的；但是，我们那些当选代表却不能对这种思想进行公开争论，它也是那个封闭世界的一部分。

布鲁斯·布莱尔曾经是一名核武器发射人员，现在华盛顿最重要的公共政策中心之一、布鲁金斯学会研究指挥和控制问题。布莱尔皮肤苍白，有一双猎人的眼睛，今年43岁，70年代初是一个控制导弹发射的军官，一个在地堡中按动发射电钮的人。后来，他加入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行列，作为一名士兵在“镜子”号飞机上服役；该飞机是一个空中指挥所，一旦战略空军司令部被摧毁，它就会成为核战争的神经中枢。这种经历使他开始思考核战争问题，并且在经过长期努力之后，得出了一些清楚的结论。他为美国的核战争计划以及进而为维持这个计划的保密工作花去了10年时间。

布莱尔离开空军之后进入耶鲁大学，钻研指挥和控制问题，毕业后获得学士学位，并为国会的一个分支机构、技术评估局所雇佣。1982年，国会委派布莱尔研究五角大楼的核战争计划以及设计用以实施计划的网络。布莱尔成了外界曾经看到过整个单一作战计划、核战争蓝图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他看了这个计划以及它的许多附件，包括赤裸裸暴露出来的美国核战争战略的指挥与控制程序，它的肌肉、骨头、韧带和神经末梢；他几乎看到了五角大楼每一个机构就这个计划所写的材料；他还访问了陆、海、空军的一些将军；最后用两年时间写了一个初步的研究报告。即使在五角大楼，能够部分看到单一作战计划者也是极少数；从前，还没有任何文官能象他这样接触这个计划；五角大楼内外也还没有人曾经把这些事实系统地归纳整理出来。

布莱尔的结论认为，脆弱的指挥系统可能会使核战争无法控制，常规危机的任何实际加深，都可能逐步升级为核屠杀。他的研究所包含的内容之一就是，解决进行核战争问题的技术还没有发明出来，这样的技术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个研究是受国会委托进行的，报告是由布莱尔撰写的，但是，它却为五角大楼所没收；五角大楼在上面盖上政府最高安全机密的大印，除现有的少数几份以外，其他统统消毁。布莱尔的报告现在被划入了“单一作战计划/极端绝密情报”一类，允许阅读的范围仅限于4个人：总统，国防部正副部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国会不能看布莱尔的研究报告，布莱尔也不能看布莱尔的这个报告，五角大楼内只有三个人有权看布莱尔的报告。这是保密已达到了疯狂程度的一个例子，它先人一步，阻止人们有根据地讨论现代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在危机和战争中控制核武器。乔治·奥威尔在《1984年》一书中曾经说过，自由意味着二加二等于四；布莱尔把二和二加在一块，但五角大楼禁止他说等于四。

布莱尔对其作品细节的讨论是不允许的，他只能讨论其研究报告受到压制的政治气候。布莱尔坐在他位于布鲁金斯学会一个杂乱不堪的小办公室中说：“这些黑项卧的一部分表明，人们对于能够就武器计划达成一致意见的民主制度、协商对话的制度失去了信心；把问题掩盖起来，消除了平等对话和协商谈判过程的压力。你们不必进行民主对话的肮脏交易……”他说：“黑项目是对我们政治制度的歪曲，它意味着，有关核武器的决定权，一贯逃避民主控制的这个决定权，现在都赋予了一个内部小集团。我们不能把涉及国家目标的决定权，都赋予少数内幕人物，这是不正当地逃避协商对话过程，它会导致极严重地歪曲公众的争论，并且有可能造成严重错误的资源分配。”关于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布鲁斯·布莱尔也得出了某些结论：“如果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用于一次长期核战争，那么，关于防务的传统目标的争论也就失去了意义。掩盖达到目标的特殊手段，例如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那是错误的，因为你掩盖了这些目标本身；那是用阴谋手段破坏我们的政府形式。”布莱尔说：“你看，我已经读了单一作战计划，我也看了我们在遭到进攻后采取行动的计划，它们非同小可。进行大规模核武器对射的鬼话完全都是无稽之谈，那是办不到的，无论你花多少钱。我仍然相信宇宙大爆炸理论。战争开始，战略空军司令部孤注一掷，一切都完了。”说到底，如果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失效，我们花200亿美元扑了个空；如果它奏效，使它成功的幸存者将不得不忙于找食物，找住所，和一个在道义上受到严重创伤而无入过问的星球打交道。

有人在艾伯特·爱因斯但的晚年，曾经问他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武器，爱因斯但回答说他确实不知道；不过，他清楚第四次世界大战可能要用的武器。爱因斯坦说，这就是：“棍棒和石头”。

€€第四章 隐形轰炸机

1988年11月22日在莫哈维沙漠一个绝密空军指挥所，五角大楼展示了自第一颗原子弹以来它最大的秘密武器。

军乐队高奏“整装待飞的勇士”以及特地谱写的乐曲“隐形轰炸机之歌”；安全警卫带着警犬站立监视，当机库大门在格格格的响声中打开，一辆拖车拖着一台装上翅膀的战争机器出现在晨噎之中的时候，照相机咋嗒咔嗒地响个不停。

这个机械怪物隐隐约约地出现在柏油跑道上，在人们思想上唤起了各种各样死亡的设想：有些入看到了一条刺；有些人看到了一只凶猛的蝙蝠；有些人看到了来自日本科幻影片上的一只异手龙；在场的《时代》周刊记者看到的，是出自达斯·瓦德尔工厂的“一台杀人机器”。

这台机器的外观极为丑陋。它的外皮呈黑色，由铅灰到渐黑。它的躯体象一颗尖头子弹，其唯一的翅膀象一把锋利的大砍刀，它的尾巴象鲨鱼的一对牙齿。它的腹部隐藏着一个和左轮手枪的弹舱相似的可转动弹舱，用以装载核炸弹。

这就是人们最后看到的隐形轰炸机，即b—2轰炸机，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的奇妙武器。简易机场上的围观者狂热起来了，空军的高级官员，制造这种飞机的诺思罗普公司的职员以及国会议员们热烈鼓掌、欢呼和吹口哨。空军部长小爱德华·c·奥尔德里奇拿起了话筒：“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牢记美国永恒的希望和祈祷：b—2轰炸机将加强和平事业，但愿这架巨型飞机永远不要愤怒地飞行。”空军一直在希望和祈祷说，这种飞机终究是要飞起来的。将近10年来，空军一直用歌与舞一般的简报向当选议员们推销这种轰炸机，说它是极大的技术突破，光滑的机翼设计及其能够吸收雷达波的表皮，几乎使苏联的早期警报传感装置不可能发现它。它会使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苏联空防系统变成废物；它会使核战争发生根本性变革；它是曾经制造过的最大轰炸机。但是，它的造价是多少呢？隐形轰炸机从研究到开发都是完全保密的，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它的存在；它属于绝密，即使国会也不得对此进行辩论。

它很容易遭到知情者的批评，但没有这种批评，因为公众根本不知内情，但是，当空军把这种轰炸机推到摄像机前的时候，就再不可能使它那令人惊愕的费用继续保密了，企图把隐形轰炸机用黑预算掩盖起来，就好似企图用一条手绢去包一头大象。

已经逐渐清楚的是，这个项目的实施稍稍超出了它最初的成本计划。

1981年，空军想最多用220亿美元即可建造132架这种飞机，8年之后的今天，这个数目的钞票已经用光，却只有这唯一的一架可供展示。随着诺思罗普公司为制造这种秘密轰炸机而忙碌，它的费用也在秘密增加。隐形轰炸机极其复杂，是由一个使用计算机工作的委员会进行设计的。

现在，当这种飞机开出机库之时，空军承认他们的估价略微少了一点，440亿美元可以囊括这个项目，尽管这个数字上还打着一个号，因为，这是空军按1981年美元计算的，现在，这些美元的价值还不到原来的70%。按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空军修正的数字略少于680亿美元，每架飞机的耗资在5亿美元以上，这是最低估价。在隐形轰炸机公开展示之前，我曾经和空军的3名文职分析家交谈过，他们都说，若少于800亿美元，空军就无法建立一支隐形轰炸机群，这就是说，只有国会向这种飞机倾注足够的钞票，才可能满足90年代初进行大量生产的计划要求。生产时间拖得越长，该机的费用就越高。众议员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说，每架飞机的费用可能会达到10亿美元；按照这个价格，隐形轰炸机可能永远也飞不起来了。

11月份的那个早晨，空军参谋长拉里·d·韦尔奇在离开简易机场后慢慢自豪起来。他说：“b—2轰炸机是自由社会在技术上一贯占优势的一个极好例子，这种飞机结合了进攻性轰炸机的所有特点——长距离飞行，巡航效果好，负荷量大，投弹准确，可靠性高，保养方便。”韦尔奇如醉如痴的评说，既是以飞机又是以祈祷为基础的。站在他身后的轰炸机还是一只不会飞的鸟；柏油道上的隐形轰炸机当天不可能飞起来，它第一次试飞的日子又向后推迟了4年。空军制造改型飞机，并没有预先制造一个试验模型；大力神火箭的制造者也是如此。如果隐形轰炸机在其试飞过程中被推向极限，一败涂地，人们将会提出某些严峻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已经开始提出，既然隐形轰炸机已经出现在夜色中。这些问题较之一切对付飞机的武器，可能都更加危险。从隐形轰炸机开始剥去其秘密外衣的那一刻起，只要人们可以看到它，就会把它当作是一种愚蠢行动的体现：此种飞机如此昂贵，国家不可能提供制造经费，这就是隐形轰炸机最秘密的秘密。

就这种飞机召开的国会第一次公开听证会，在1989年春天开始。该年4月，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在第一次就这种轰炸机向公众作证时说得十分清楚：隐形轰炸机“极其复杂”，“极其昂贵”，“我们最终如何为它提供资金，以及它最后的代价是什么，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这一次，切尼说他不可能在空军找到任何一个人，愿意或者能够告诉他这种飞机的价格究竟是多少。切尼作证说：“如果我不向你们表明我们在b—2轰炸机方面遇到了难题，我今天对你们就不能算是开诚布公。”在隐形轰炸机问题上，五角大楼的任何人也没有象今天这样直率过。切尼答应对隐形轰炸机的现实情况重新进行考虑，这种措施确实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经验。人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令人难以忍受的数字和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真实情况，开始向外界披露。在切尼作证几天之后，国防部负责收购事务的副部长，五角大楼内“主管收购的铁腕人物”罗伯特·b·科斯恃洛宣布辞职。几周后，我曾在印第安纳州波利斯的一个思想库赫德森基金会拜访过他，科斯特洛说，制造隐形轰炸机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令人难以容忍，应该撤销。

科靳特洛指出：“无论象空军所说的那样，隐形轰炸机的价格在5亿美元以上，或者是象莱斯·阿斯平所说的，每架在7亿美元以上，我想，我们都不可能按这种价格提供支付；不管这种飞机会变成什么样子，利用这样的飞机，以这样的代价去进行攻击的目标会越来越少。”科斯特洛所说的目标就是核战争计划确定的目标，显然，谁也不会派隐形轰炸机去袭击一个水泥厂或火车编组站。空军为隐形轰炸机选择的目标要有价值得多：苏联领导集团以及他们的活动导弹ss—24和ss—25，这些导弹均安装在卡车和火车上，不停地游动于冻土带。不过科斯特洛说，空军要找到这些活动导弹目标，会遇到很多问题，没有人知道如何击中隐藏在大片苏联领土某地的一个很小的活动目标。以苏联领导集团为目标的麻烦在于，还有很多比使用秘密轰炸机飞往红场更加便宜和更为保险的方法去实施这个步骤。科斯特洛称，他讨厌使用“屠杀及其费用”之比例的说法，不过，隐形轰炸机的“屠杀及其费用”之比也实在太不合理：“如果要袭击克里姆林宫人的房间，我可以有很多便宜的行动方案。”科斯特洛说，从隐形轰炸机推出到他于1989年5月辞职之间的6个月内，他一向认为应该砍掉这种飞机：“我曾建议取消这种飞机，在五角大楼也得到不少人暗地里支持，但是，私下支持者并不是非常多。”缺乏公开的热情支持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在五角大楼，他们不会为砍掉一些重要武器项目而颁发奖章。

科斯特洛说，隐形轰炸机作为一个试验项目仍然是有价值的。

他说，“我的意思是对它进行试验，试验它的电子装置系统，它的设计方案。不过，要减少损失，好比说，你要到拉斯维加斯去，当你走得靠前了，你就停下来；一旦把损失削减到了最低限度，你就会停下来。”这个在五角大楼曾经主管武器购买的人，把制造隐形轰炸机比作为在赌场上掷骰子。

在90年代开始的时候，五角大楼大约已经支付了300忆美元，刚刚制造了一架实战隐形轰炸机。而每架飞机的造价，已经上升到了8亿2千万美元，且还在上升。正如空军参谋长拉里·韦尔奇在11月份的那个早晨所说的，“这种新型轰炸机压倒一切的目标”，“就在于确保我们永远不要使用它。”如果阻止核战争是一个显示力量的问题，那么，隐形轰炸机就是代价高昂的一个令人的崇拜偶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对于国家来说，其主要作用就好比是为秘密而付出代价的一个纪念碑。

在现代战争中，由人控制的轰炸机占有特殊地位，自1944年底以来就是如此：由柯蒂斯·李梅的第20轰炸机司令部指挥的b—29轰炸机摧毁了日本；各种新闻电影片上炸弹爆炸的熊熊火光，照亮了美国的电影院，东京以及上千个欧亚其他城市遭到破坏，都是这种新的、残酷无情的战争技术的胜利。

由人操纵的轰炸机改变了战争的面貌，它是第一种可以随心所欲摧毁大城市的机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盟军就想拥有一种轰炸机能够从安全的美国机场起飞，穿越大西洋去袭击纳粹在欧洲的堡垒。杰克·诺思罗普认为他能够生产这种轰炸机。诺思罗普在70年代初，就开始为加利福尼亚圣莫尼卡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设计飞机，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考虑设计一种流线型飞机，可以更高的速度，跨越更远的距离，他在考虑如何使机身变得细长，直到它成为一种卑翼飞机。

1939年，诺思罗普开始创立他自己的飞机制造公司。他是有胆量，有创新能力，除了用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大量申请政府基金）去制造战斗机以外，其他别无所有的少数人中的一个。在战争结束前，诺思罗普就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洲际轰炸机，一种有螺旋推进器的飞翼型飞机，这种试验用轰炸机被冠之以xb—35的名称。战争结束以后，诺思罗普与1947年新组建的武装力量空军进行了密切合作。对远程轰炸机的研究，也由于冷战持续而不间断地进行着。诺思罗普维持xb—35的基本设计方案，同时运用试飞得到的经验教训和喷气推进的科学原理，制造了yb—49轰炸机。

诺斯罗普的新型轰炸机看起来象一个喷气推进的飞标，它的机身和发动机都埋藏在机翼里边；这种飞机表面光滑，可以减弱风的阻力，提高燃料效用。空军不能不承认yb—49细长的外形减少了飞机的雷达截面。这种特质并没有什麽神秘，雷达只不过是可以反射空中物体，显示该物体方位的一种无线电波：一个物体的雷达截面，是该物体反射多少雷达回波的计量方法。b—52轰炸机的雷达截面就比较大，因为，它看起来象一个由于吃类固醇而摇摇晃晃、肩膀上扛着一条长凳的足球队前锋，在它庞大的机身上有肥大的翅膀，悬挂的引擎以及突起的尾巴；人们送它个外号叫多层碉堡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它反射的雷达回波很多，其值大约为一百平方米。

杰克，诺斯罗普的轰炸机象飞鹰一样轻快，它的机翼和机身混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平滑的曲线形表面；它的雷达截面最多10平方米。如果美国在50年代进行一场反对苏联人的战争，yb—49将是俄国雷达难于捉摸的目标。

这种飞机的机翼历来都是隐形设计，而且一贯都是不固定的。yb—49要试验飞行员与其相配合。格伦·爱德华兹是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他一次又一次把机翼抬高，企图掌握这种新型机器。爱德华兹在他的飞行笔记中记录说：“yb—49今天又一次试飞，要得到一些数据实在是大困难了。这是我曾经想对付的一架最令人讨厌的飞机，很多次都难以操纵。”爱德华兹最后一次驾机试飞是1948年6月5日，与其他4名机组人员一起，由于yb—49失去控制而坠毁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沙漠上。在离他死去不远的地方，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以示对他的纪念。

由于对飞翼的活动性能灰心丧气，空军于1951年取消了yb—49轰炸机；诺斯罗普也在一怒之下关闭了他创立的公司。隐形轰炸机的梦想并没有泯灭。在此后3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空军对制造这种飞机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但是，诱人的技术挑战仍在继续。整个50、60和70年代，一种隐形技术慢慢发展起来了。

隐形技术不过是一种古老伪装伎俩的高技术翻版。过去，欧洲军队的军装通常都采用鲜艳的颜色；18世纪70年代，英国军队在绿色原野上与一支革命军作战时，经过坚苦斗争才认识到，明亮的红色大衣非常不利于隐藏。

今天，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的部兵军装，都是深色卡其布或以绿色为主的杂色布。在那些把肉眼作为发现战斗机的唯一途径的日子里，战斗机飞行员就已经认识到，必须用涂料把飞机伪装起来。

雷达和红外线传感装置取代了肉眼。隐形技术在于寻求不同的方法，把飞机伪装起来，抵御这些探测器。比尔·斯威特曼是这个领域内极少数专家中的一个，他说：“隐形是一种哲学，不单纯是一种技术。”任何这样的技术都不是秘密，更不用说爱因斯坦的等式e＝mc2了。一个学过物理的高中学生也懂得这个等式，但却不可能制造出炸弹；隐形是把多种技术结合起来，使一架飞机难以被发现。寻找正确的结合方案是非常困难的、每一种设计、原料或系统的选择都会有弊端和缺陷，都需要权衡各种因素。隐形技术也有局限性：任何飞机都不可能是看不见的。

改变飞机的设计方案是最简单的伪装方法，b—52轰炸机的发动机在机身外面，隐形轰炸机则把引擎藏于内部。红外探测器是通过追踪引擎散发的热量发现飞机的，隐形飞机使其发动机绝热，把它的废气与冷空气混合起来。

金属是雷达回波最理想的反射物，所以隐形飞机不可能制作的象一个大金属箱。隐形轰炸机的表皮由雷达波可以穿透的材料制成，这些材料包括抗热热塑性塑料，一种以可塑性环氧树脂为粘合剂，用钢化石墨纤维制成的碳化合物以及用以作防弹背心的合成纤维凯弗拉。然而，最轻微的擦伤都会破坏表皮的隐形作用，该轰炸机的操纵必须小心翼翼。

可透性表皮是毫无用处的，如果皮下的肌肉和骨胳裸露在雷达回波之中的话。在隐形轰炸机14万磅的总重量中，有1/3到一半的部件是由可以吸收雷达波，可以使雷达波转向、衍射和消失的材料制成的。这些材料发挥作用的基本原理就象你的微波炉，当你打开微波炉时，它之所以不伤手，原因在于它的构件吸收了为你烤肉的微波。多种多样的物质都有这种吸收雷达波的特性，其中有一些在40年代就已经发现。铁氧类物质，就完全可以破坏发射来的雷达波束。另外一种方法是，在三角形似的楔形部位，涂上一层能够吸收雷达波的材料，就象蛋盒的底部那样，这些楔形部位能够吸收和抑制雷达波，尤如隔音房间的吸音壁能够吸音一样。同样地，这些方法也有欠缺。雷达有各种各样的波长，安装足够多层次的材料以吸收不同波长的雷达波，那至少也要使飞机的防护层达到8英寸的厚度。这样的飞机将会非常隐蔽，但它可能根本飞不起来。兼备各种雷达防护装置的隐形轰炸机的重量，就是它相对速度缓慢的一个原因，它的最高时速还不到600英里，尚不及音速的3/4，一旦被发现，决逃不脱超音速米格战斗机的袭击，事买上，它连红眼睛导弹的袭击也逃不脱。除了它所携带的弹头以外，隐形轰炸机是一种非武装飞机，一旦被发现，便是一个很容易击中的目标。

隐形轰炸机的设计者是根据头脑中的新式雷达去制造这种飞机的，然而苏联人却很少把任何东西都扔掉，他们空防力量的大约1/4仍然是以旧式长波雷达为基础的。这种雷达工作的频率大致上相当于电视机，属甚高频，或叫vhf，其波长在1—10米之间。隐形轰炸机的机身若装上轮子，梢高于5米；当雷达波长与它所扫描的机身尺码相近似时，雷达波一旦在机身周围流动，就会产生共振回波，吸收雷达波的物质不可能阻止这种共振现象。简言之，50年代的陈旧技术长波雷达，就可以发现隐形轰炸机这个90年代令人眼花撩乱的高技术武器。

对付雷达的一个由来已久的方法就是进行干扰，以和雷达同样的频率发射信号；一个轰炸机飞行员也总是按照惯例用雷达发现目标，引导他在夜间飞行中穿过崎岖不平的地面。不幸的是，这些技术都可以用来对付整个隐形概念。

空军的汤姆·艾姆莱曾经是加利福尼亚沙漠中一个秘密导弹试验场——中国湖武器研究中心——的技术指导，他对于武器问题略知一二。他说，由于多种原因，主要是难以变动的物理学规律，根本没有办法把象隐形轰炸机这样大小的轰炸机截面，缩小到雷达不可能发现的范围以内。艾姆莱的老顾主是前空军部长爱德华·奥尔德里奇，他承认，隐形轰炸机“可能会被敌人的雷达发现，但只有当它接近雷达时。”何为接近？艾姆莱说，普通商用机场的空中交通控制雷达，可以在35英里以外就发现隐形轰炸机，或者说，在大约4分钟的最高速飞行距离以外。苏联人防空力量的设备，比奥里尔国际机场上的控制塔复杂得多；当这个核火刑柱飞在高空时，4分钟乃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要想不被发现，隐形轰炸机飞行员必须紧贴地面低空飞行，为此，他必须使用地形显示雷达；如果使用这种雷达或者是采用干扰措施，他就再不可能隐形。一旦他打开干扰雷达，他的飞机就会通亮，尤如白宫的圣诞树，他就会成为敌方传感器和武器的一个轻而易举的目标。这个飞行员和他的对手，就好比黑暗空仓库中的一个警察和一个罪犯，每个人都拿着手电，带着枪，谁先打开手电，谁就可能第一个死去。

最后，任何方面的修修补补都不可能改变这样的事实：有两只翅膀比有一只的好。飞翼式设计的机翼在飞行中是不固定的，而且永远不固定。这种飞机要想停留在高空，只有机上的几百台计算机不停顿地计算，不断地校正其空气动力装置，如果计算机报废，飞机也就完蛋。

在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受委派为隐形飞机工作的几万名工程师、技师和科学家，均一直面临这些令人苦不堪言的复杂问题。

隐形轰炸机的根子一直隐藏在军事秘密的阴暗角落里；1973年阿以战争以后，空军对制造隐形战斗机变得明显有兴趣起来。阿拉伯国家的苏制sa—6防空导弹，在对付以色列的美制飞机，包括当时最先进的战斗轰炸机、f—4鬼怪式飞机时，证明非常有效。

以色列的飞机装备有最先进的电子抗干扰设备，复杂的干扰装置，抗干扰的金属碎箔，为迷惑雷达和干扰导弹导航仪器而从飞机上抛出金属碎片等等，但是，它们均未能迷惑苏制导弹，在斋月战争的头48小时内，以色列损失了70多架飞机。此次战斗以后的报告，明显地开始改变了空军某些部门的方向，在隐形技术方面有某些创造性思想闪烁起来。1974年初，五角大楼自己的一个投机资本企业国防高级项目研究局，开始为一个代号为“占领兰天”的秘密研究与发展项目筹措资金，该项目的目的在于开发一个小型隐形飞机的原型。3年以后的1977年初，在围绕内利斯空军基地漫延的沙漠上的一个被称之为梦乡的试验场上，一架隐形试验战斗机从内华达州格鲁姆湖附近的一片水质低劣的平地上起飞了。在以后几年的试飞中，尽管至少有3架秘密战斗机粉身碎骨，但这个项目依然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此后到1977年6月30日，空军突然对隐形轰炸机概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一天是美国总统砍掉b—1轰炸机的日子，b—1是空军企图用以取代b—52的一种飞机。吉米·卡特认为，b—1是一个代价昂贵的时代错误，是60年代遗留下来的技术，是一匹载着费用很高的新型计算机系统的老战马，美国已不需要它。此外，他已经得到了有关秘密隐形轰炸机项目的简报以及空军的允诺。卡特就职6个月以后，宣布了“一个我曾经作出过的最困难的决定”。他是面对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每一个成员以及帮助为罗克韦尔国际公司制造b—1轰炸机的工会工人的极力反对，宣布这个决定的，美国将不再购买新的战略轰炸机：b—1寿终正寝。

b—1没有死。20年来，空军一直企图制造一种新型战略轰炸机，它现在也不会停止这种企图。空军中的一些著名将军领导了一场拯救b—1的地下运动，他们征集到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国会职员，国会军事委员会成员以及他们所在选区儿千名b—1制造者的支持。

这些将军们反对总统的决定，卡特对他们也非常痛恨，怒斥他们“把我当敌人对待”。在反对卡特的人中，有一个是主管空军研究与发展项目的中将托马斯·斯塔福德，他是个试飞员，曾指挥1969年阿波罗10号围绕月球的飞行。总统和这位宇航员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卡特认为斯塔福德是下级，斯塔福德则说总统不过是“一个种花生的农民”。斯塔福德站在总统身边，在边缘上标有各种图案的轰炸机方案上划了一个8字形·企图说服总统帮助把五角大楼不同帐目上的至少4亿5千万美元，包括隐形轰炸机的基金在内，在1978年转让出来维持b—1轰炸机的存在。就为制造出一种新型轰炸机、任何种类的新型轰炸机而论，他的努力是首屈一指的。当年晚些时候，斯塔福德在五角大楼接待了一个衣冠楚楚、高谈阔论商业的来访者，这就是诺斯罗普公司的主席和主持人托马斯。v.琼斯。琼斯是一个宇航工程师，1960年以来一直主管诺思罗普公司。该公司还没有上升为一流防务承包商，自杰克·诺思罗普设计的飞翼型飞机yb—49以来，还没有制造过大型飞机；它是作为一个分包商起家的，主要制造雷达干扰装置和导弹导航系统。

琼斯本人在宇航工业方面亦堪称为明星，他文雅滞洒，是斯坦福大学的理事和《洛杉矶时报》的董事会成员。他的家位于洛杉矶最优美的邻居贝尔埃尔的边缘，家中散乱，装饰以印象派的书画；他经常在那里举办野餐会，广交朋友。琼斯及其公司也是被宣判有罪的法人罪犯。1972年8月的一天，琼斯到了办公室以后，把一叠100美元一张的7万5千美元钞票递给了一个名曰赫伯特·卡姆巴克的律师，他曾经是***竞选总统运动的主要筹款人；这是一笔密而不宣的交易。总统的部下把这笔现钞送给了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几个盗贼，他们在次年6月抢劫设在水门综合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时被捕。当追综这笔钱到诺思罗普公司时，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向琼斯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想知道琼斯是如何得到这笔钱的；他还想知道，琼斯及其公司是不是经常向不正派的律师和委托代理人送钱。

事实正是如此。在琼斯指示下，诺思罗普公司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把几百万美元的公司基金转移到外国银行，用以对美国在海内外的将军和政治家们吃喝和行贿。琼斯于1974年承认，他建立秘密的诺思罗普行贿基金，打通把15万美元现金转交***竞选运动筹资机构的渠道是有罪的。该公司也被判有罪。在公司董事会认定，为在海外取得军事定货而用于行贿的这笔巨额款项应该由琼斯负责之后，他只好于1975年暂时从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琼斯坚持下来并且重又得到了对他公司的控制权，不过，现在的时势比过去更艰难了。越南战争已经结束，军备工业正在下滑；中东富油国家的武器市场已经饱和。琼斯在最近几年弄到手的最大一笔交易，就是签定了一笔20亿美元的合同，为1978年由卡特总统批准的新型mx陆基导弹的10枚弹头，制造计算机化的制导系统。为了满足国会提出的最唇交货期的要求，诺思罗普公司立即扩大其工资名单，雇佣了2千名新工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正如一位宇航工业分析家所说的那样，把它的劳动力由“瑞士手表的制造者，变成了一帮穿着报恩死人的t—恤衫的伙计。”mx导弹的制导系统，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这个公司；严重的混乱毁掉了这些光吃饭不干活者的工作。五角大楼最后以欺骗罪控告诺思罗普公司，并且终止了为mx支付的1亿3千万美元，说这个公司伪造试验结果，把一个有缺欠的系统搞得在图纸上看起来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系统。1978年，在mx导弹那里似乎已不可能有很多利润了，五角大楼也没有答应诺思罗普公司制造其他什么武器。该公司的资金流动已经有停滞的危险，它需要进行新的交易。斯塔福德将军正坐在几十亿美元的研究经费上，在他的头脑中会否可能有什么任务呢？斯塔福德看到了一着棋，他将确定由诺思罗普公司研究一种新型进攻性轰炸机，一种将采纳在梦乡试验场上进行过试验的极新型技术的轰炸机。如果b—1不能存在下去，一种先进技术的轰炸机也许可能抓住总统的想象力。

斯塔福德草草写下了有关这种飞机的一些大体上正确的数据：它用一灌油能够飞行的英里数；它的负载量；它的雷达截面平方米数。琼斯瞟了一眼这些说明，答应保持联系，便飞回了他洛杉矶的总部。诺思罗普公司研究了这些数据，展望了未来，又考察了其奠基人那富于幻想的轰炸机yb—49。到1979年夏，该公司带着一个完全不同的飞翼隐形轰炸机设计方案回到了五角大楼，一种秘密的轰炸机诞生了。“报恩死人”：有许多文化的民间传统，相信为死人送葬者，以后必定会得到儿者的厚报，死者会在关键时刻给送葬者以及时和有力的帮助，使之摆脱困境。

作者在这里的意思是。诺思罗普公司企图甲缺乏技术的新工人。以解燃眉之急，实际上尤如希望死人报恩一样，只能事与愿违。——译注它的诞生在年内即被公布于众，美国总统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以此作为他为自己政治生命进行斗争的武器。1979年，吉米·卡特的政治生命开始严重受损：伊朗国王倒台，霍梅尼崛起，伊斯兰教的狂热在全世界爆发；52名美国人在德黑兰被抓，他们的困境在晚上的电视节目中向全国播出。俄国人向阿富汗发动了残酷进攻。加利福尼亚的隆隆地震声此起彼伏。罗纳德·里根正竭尽全力争夺总统职位，他在每周一次的全国报业辛迪加广播节目中以及在竟选运动的全过程，都不断尽其所能向卡特发动猛烈攻击。

卡特取消b—1轰炸机的决定，成了里根手中的避雷针，他利用这个决定把卡恃描绘为叛徒卖国贼，是国家防务活动中的内维尔·张伯伦。里根在广播节目中说，取消b—1轰炸机的决定，“对莫斯科必然是一个好消息，苏联人一定正在克里姆林宫举杯祝福。”里很在1979年还说，当吉米·卡待否决防务项目的时候，“苏联人高兴得笑了。”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运动中，卡特极需要发出一种有力的信号；选民们对他的无能感到厌烦，对他的防务努力亦表示怀疑。

1980年8月，卡特的助手泄露了决定制造隐形轰炸机的这一秘密新闻，企图通过这种秘密武器获得某些政治优势。泄露这个秘密给人们留下的最明显印象是，五角大楼还有一批看不见的轰炸机处于戒备状态。隐形轰炸机变成了一种政治飞机。民主党人需要有一个被据为己有的重要武器项目，他们选择了隐形轰炸机，并且坚决给予支持。共和党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喜欢这种轰炸机所包含的思想。但是，无论那一个党的政治家们都很少知道这种技术，更没有任何人会梦想到它可能需要的费用。

在1981年，一种新式武器的成本尚不是政治争论的问题，里根的当选使五角大楼及其承包商们兴奋不已。这位总统坚持对他的顾问们说：“防务不是一个预算问题，你们需要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吉米·卡特的预算分配方案是他右翼立场的反映，他为五角大楼的新项目拨款仅200亿美元；白宫的这个新班子则把这个数目追加到330亿美元，并且答应还可以更多一些。国会的大多数人则乐于顺水推舟。在里根的第一任内，防务项目的选择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几乎没有任何一项被禁止，差不多每一项都得到了批准。

为里根主管预算工作的第一任局长戴维·斯托克曼在回顾五角大楼毫无节制的开支时曾冷嘲热讽他说：“他们拿的是一张空白支票，但却非常有用；因为他们极其贪得无厌，所以一直处于神经紧张、走头无路的状态之中。”总审计局的弗兰克·康纳汉曾力图追索第一任里根政府时期大量防务资金的来龙去脉。他说：“在这4年之内，五角大楼的防务预算翻了一番，由1981年的1420亿美元上升到1985年的2820亿美元。哎！那是一大笔钱呀！五角大楼并没有准备聪明地花这些钱，那里的整个奖赏体制就是为了弄到钱，弄到项目资金，这种情况导致他们干了一些蠢事。”里根政府不能不作出困难选择：制造b—1呢还是隐形轰炸机·b—1也是一种政治武器，里根把它当作一个非常有力的竞选问题，一个不只是防务、而且是爱国主义和道德的问题。在重要问题上，道义上的多数派一向在国会投票记录上保持领先地位，投b—1票的人是很多的。如果里根取消了b—1，他就可能被视之为一个伪君子。还有隐形轰炸机，尽管人们知之甚少，但听起来它似乎是那么甜蜜，也不能放过，这种秘密技术太令人捉摸不定了，如果美国真的能制造出一种看不见的轰炸机，避开苏联人的空防力量，这种轰炸机就会是一种赢得胜利的武器。

诺思罗普公司的汤姆·琼斯正在竭力推动隐形轰炸机的成功，似乎他的公司的生命就决定于此。他不放过对隐形轰炸机的未来可能说上话的任何一个人，他乞求于五角大楼，活动于国会的参众两院，并在军事委员会成员及其工作人员的左臂右膀那里磨来蹭去。这个合同将是国家防务史上最大的一个，当然也是一种成本加价合同，边际利润担保，成本超额部分则由政府负担。这项工作可能价值几十亿美元，也许在研究与开发时期的纯利就有10亿美元，生产高峰时期的年利润可达20亿美元。把这样的轰炸机搞到手，可能使这个公司兴旺，也可能使它破产。在航天工业的同行中间，琼斯占有特殊地位：他是总统的好友。琼斯自50年代他中止其演员生涯，成为通用电器公司的发言人以来，就一直是接近于里根的保守派企业家圈子中心的一个。他的妻子鲁斯，从好莱坞时代起就是南希·里根的亲密朋友。鲁斯的父亲康拉德·内格尔，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无声电影演员；在里根从事影视活动的年代，内格尔是公布奥斯卡金像奖的组织、电影艺术科学学院的院长。每年除夕，琼斯一家都和里根一家在出版业大王沃尔特·安南伯格宏伟的棕榈泉庄园，举行庆祝会。1981年2月，琼斯一家也在白宫开列的参加总统生日宴会的宾客名单之中；是年5月，琼斯一家又在首都最繁华地段的一所古老而漂亮的私人住宅乔治城俱乐部，为里根一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正规宴会。汤姆·琼斯正在华盛顿沿着最快的捷径追逐他的飞机。琼斯为他的隐形轰炸机讲得条条是道；罗克韦尔公司负责制造b—1的经理巴兹·埃洛，也把他那复活的飞机说得天花乱坠，并冠之以b—ib的名称。

里根总统显然不可能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他的重建国家核力量的一揽子武器计划，包括132架隐形轰炸机和100架b—1轰炸机。对于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来说，问题在于为二者都找到充分的理由，只有在轰炸机方面存在着需要弥补的差距，才可能名正言顺，但差距在哪里呢？汤姆·琼斯上下活动，说他在1987年底能制造出一批隐形轰炸机；罗克韦尔公司则担保，将竭尽全力到1985年完成100架b—1。温伯格作为一个律师，他准备了自己的理由，好象是要去审问一个困难的委托人。两种轰炸机的预算似乎都没有决定下来，可以为任何一个鼓吹者所获得，尽管在五角大楼，这笔巨额款项已经开始筹措。老资格的保守派共和党人，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宣称：“温伯格毕竟不用力得到制造这两种轰炸机的钱而祈祷，我们用于这方面的钱很多，他是知道的”。

在1981年10月至11月的10天听证会上，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及其战略和战区核力量小组委员会，对温伯格的请求作出了答复。这次听证会和国会山上的其他听证会是一样的，尽管所涉及的是不平常的秘密飞机。听证会的副本显示，参议员们曾经为后来在辩论页油岩钻井、电视谈话节目的形象以及与约旦国王侯赛因吃饭等问题时离题太远而表示道歉；有许多人在等待了10或15分钟以后才就秘密飞机提出了几个问题，接着便匆匆转入了下一个有关任命的议案。大多数人都没有把足够充分的时间和精力，集中于这个问题上。

温伯格向其不耐烦的听众们陈述了双方的理由。11月3日，他对美苏在轰炸机方面正在出现的差距提出了警告，他说，必须立即开始制造b—1轰炸机，以取代b—52；但到1988年，派b—1去对付苏联的空防力量将会是“自杀”；是时，就应该准备好隐形轰炸机中队，如果这项工作现在就能立即上马的话。所以，国家对于这两种飞机都是需要的。

细想起来，这似乎并不象是同意批准b—1轰炸机。所以在11月11日，温伯格反其道而行之，拿出中央情报局的一份研究报告，表示b—1轰炸机在90年代完全可以穿越苏联的空中防线；而隐形轰炸机——当时的全称叫所谓先进技术轰炸机或缩写为atb——是更高级的飞机，它对于本世纪末以及以后的国家安全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国家需要制造这两种飞机。

空军参谋长小卢·艾伦告诉参议员们，空军已对这个问题进行过非常彻底的研究，“答案是清楚的和毫不含糊的。在得到b—1的同时继续搞先进技术轰炸机，这是费用最低的方法”。为什么代价最高的方法却又是费用最低的方法，原因尚不清楚。由于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约翰·沃纳强行要求在二者中选其·艾伦有点局促不安：“先生，我很遗憾必须作出这佯的选择……我看不出有任何选择的可能性；如果强迫我作出选择，那么，我将首先考虑b—1轰炸机。仅仅有先进技术轰炸机将会是一条必走的危险道路，”因为这种技术非常新，尚无得到证实。b—1轰炸机实际上已经准备好离开生产流水线，空军也已经决定先生产几年这种飞机。隐形轰炸机还是一纸空文。

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本尼·戴维斯同意他的参谋长的意见，不过是用了一种圆滑的方式。他作证说，这两种飞机都是必不可少的，隐形轰炸机的设计比较好；不过，如果要他在枪口下进行选择，他宁可要手头的b－1轰炸机，而不选灌木丛中的b—2轰炸机。戴维斯说：“如果要进行检验，如果这个国家说，我们不可能按照已提出的速度为两种轰炸机提供经费，我必须考虑近期作战能力，这就是b—1轰炸机。这并不是说，我们将永远把隐形轰炸机置于死地。”戴维斯将军的解释，使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年轻参议员迷惑不解：参议员奎尔：不知我能否占用5分钟时间，我还要去参加另一个会议，我的提问将限制在5分钟以内。您关于b—1轰炸机的说明，意思是大概在30年以后我们才能造出这种飞机。（战略空军司令部根本没有讲这样的话。）……不过，这不是我的问题。b-1轰炸饥的设计在于以高速和从高空穿过防线，是这样吗？戴维斯将军：不，参议员，我们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就是低空飞行……我们多年来一直是低空飞行的。

参议员奎尔：我们已从高空转向低空……那么，作为一种攻击机，隐形轰炸机好点还是b—1轰炸机好点呢？如果你可能在今天或1987年进行选择的话，哪一种更可取呢？您选择b—1还是隐形？戴维斯将军：正如我前面所说，我选择b—1……参议员奎尔：即使你到1986年可以得到隐形轰炸机的话？戴维斯将军：哦，我并不认为那是个可靠的假设……参议员奎尔：我只是想知道哪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攻击机。

戴维斯将军：当然是理论上雷达截面比较小的。

参议员奎尔：那就是隐形轰炸机了？戴维斯将军：是这样。

参议员奎尔：所以，隐形轰炸机是比较理想的。如果你可能早一点得到这种飞机，体会把重建计划放在隐形轰炸机，而不是b—1上吗？戴维斯将军：我想这个问题完全是一种假设，参议员。

参议员奎尔：的确如此；很多问题都是假设，将军。

戴维斯将军：如果我们有一种四倍于音速的飞机，那才是最理想的。奎尔的迷惑是可以原谅的，哪种轰炸机更好一点？没有几个参议员能下得了决心。在1981年，隐形轰炸机高度保密，还完全是一种理论，供参议员过目的材料，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非常少。究竟是b—2还是不是b—2？中央情报局的研究报告，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研究报告以及五角大楼的报告，均对每一方面的论点都表示支持。乔治亚州的参议员萨姆·纳恩唉声叹气他说：“我们请专家检验，他们进来后要我们完全相信，他们是正确的；四、五天后，我们又请另一些专家检验，他们进来后也要我们充分相信，他们是正确的。我们从没有单独研究一下各种不同之处……如果我们能够单独研究一下各种差异的话，我们就可能作出某些有意义的决定。”国会从来也没有这样作过。政治问题压倒了军事、经济以及技术问题。

里根在1980年竟选中的压倒优势，使共和党的b—1轰炸机得到强有力支持，民主党的隐形轰炸机得到两党共同支持，只有少数共和党人否决总统的武器建议。11月18日，众议院以335票对61票，同意制造这两种轰炸机；12月3日，参议院也以66票对28票通过为这笔交易盖上大印。

汤姆·琼斯在国会的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选择达拉斯的林坦科一沃特公司为隐形轰炸机的主要转包商，并没有使参院军事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得克萨斯的约翰·托尔感到不快；托尔提出由西雅图的波音公司参与研究隐形轰炸机的设计方案。这一点对于军事委员会中最有势力的民主党人，华盛顿“善发横财”的参议员，人称“来自波音公司”的鹰派人物亨利·杰克逊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时，诺思罗普公司负责市场和技术的老资格副主席唐**希克斯说：“波音公司经验丰富，林坦科——沃特公司声誉良好，选择它们确是令人愉快的巧合：这是在为未来着想。”希克斯于1985年离开诺思罗普公司，成为负责研究和工程的国防部副部长，五角大楼隐形轰炸机研究与开发的主要监管人，1987年他又离开五角大楼，今天仍然是诺思罗普公司的顾问。

希克斯认为，从政治和经济的观点看，制造这两种轰炸机是很有意义的：“它是向这个集团”——防务集团——“注入金钱的理想捷径”。为b—2支付的黑钞票像石油溢出一样开始流动起来，通过军事工业联合体的食物链扩散出去。在主管这笔财富的一名诺思罗普公司经理的办公室，挂着一幅象躺在地上的一头豪猪似的美国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几百棵小松树，每一棵都插在一个城镇上，那里有一个隐形轰炸机的转包商或者是向其转包商供应设备的公司。包含着全国435个议员选区中383个的46个州，都插上了这样的小松树。

诺思罗普的黑钞票也漂回了国会山。该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1979—1988年，送给国会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成员共605747美元，仅最后一年的1988年，诺思罗普公司就为感谢一些有防务头脑的议员而奉送他们6万2千美元，因为，他们对该公司适用于在烟雾弥漫的洛杉矾郊区皮科里维拉飞行的一种大型无窗飞机，发表了令人鼓舞的谈话。1982年初，诺思罗普公司签定的成本加价合同获得批准，它真正开始了生产隐形轰炸机的过程。这个合同要求该公司从零开始，在6年之内制造一个机队的隐形轰炸机。诺思罗普公司卷起袖子，雇佣1万3千名工人；为设计和生产工作制造了一个3—d计算机制图网络，并为它的新生产线制造了成吨的机器人设备，该生产线就建在位于洛杉矶以北一座沙漠城帕尔姆达尔的空军秘密42号工厂附近。生产的压力是巨大的。迫于时间短促，诺思罗普公司为生产其装有蝙蝠翅膀一样的轰炸机而采用了快速跟踪式生产技术。按照这种快速跟踪制造法，生产阶段相互重叠，你在完成蓝图之前就可浇灌水泥。用五角大楼人的话说，这种方法叫所谓“协作”，也就是研究、工程、测试和生产同时进行；协作的整个思想都是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

诺思罗普公司没有时间首先制造一个试验模型，而后再从中找到欠缺之处；它直接通过3—d计算机数据库生产隐形轰炸机。

它在该数据库调校之前就制造了机床，并立即形成了流水线，在研究与开发接近于完成的3年前，它就开始了第一个模型的制作。兰德公司1988年为五角大楼提供的秘密报告警告说，过于紧张的时间按排，在象隐形轰炸机这样复杂的系统中，必然招致严重的技术混乱。

诺思罗普公司严重低估了它制造这种轰炸机所需要的时间。

该公司挂在办公室墙上的日程表，规定了严格的进程安排，这是工厂工人们不可能达到的。因此，该公司也严重错误地估计了隐形轰炸机的成本；正如总审计局调查人员弗兰克·康纳汉在1988年的一份非常秘密的报告中告诉国会的，这个错误至少要使纳税人多付110亿黑美元。但是空军说，协作比成本更为重要。隐形轰炸机的战斗能力也是如此。1983年，空军突然命令改变隐形轰炸机的总体设计方案。正如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戴维斯向参议员奎尔所解释的，轰炸机育高空飞行的和低空飞行的，空军决定，它想要隐形轰炸机具备这两种性能。希克斯说：“空军决定，它要求隐形b—2轰炸机有更加精确的进攻能力，它必须防范过去不曾被人们预料到的、将来仍然可能未被预先发现的威胁。”这种飞机最初的使命是，在相对较为安全的4万英尺或更高的高空去摧毁苏联人，现在，空军要求诺思罗普公司使隐形轰炸机在400英尺或更低的空中去完成这个任务。在空气稀薄的8英里以上的高空和在大气层很厚的海平面，战斗机的空气动力装置和燃料的效用是完全不同的，强调其机架的构造是十分重要的，一旦要求飞机以高速穿过大山的话。使隐形轰炸机成为一种低空飞机，它必须减轻重量和增加力量。诺思罗普公司不得不重新回到制图板上去。

希克斯说：“你们必须回过头去，从零开始，重新构思”这种飞机。一旦第一架生产模型完成，就不可能再对隐形轰炸机进行调校了，这种飞机不能有缺陷。由计算机推动的设计方案意味着，生产出的第一架轰炸机和最后离开生产线的一架是一模一样的。

仅仅设计方案的改变，就要多耗费10亿美元，并且使生产推迟一年，由此而浪费的生产力和时间，价值15亿美元之多。

进行这种改动的原因是什么？要飞行员低飞只有一个真正原因：避免被雷达发现。如果隐形轰炸机真的是不可能被发现的话，它为什么还必须贴近地面呢？这种重新设计的一个目的，在于这种轰炸机的新的、前所未有的使命：搜寻和摧毁苏联的活动导弹。没有人知道如何完成这种使命的事实，并没有吓倒空军；这些活动导弹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的第一天，在亚音速隐形轰炸机可能发现它们之前，就完全可能发射出来的事实也无关紧要；对这种想法不可能进行争论的事实，使这笔交易已成定局。由于后来这种想法而追加支付的几十亿美元，几乎一直保密达6年之久。这部机器上的另外一把活动扳手，是调查诺思罗普公司为制造隐形轰炸机而雇佣的几千名新工人的忠诚程度，爱国思想，以及正直精神：五角大楼的国防安全调查局被委派以这个任务。国防安全调查局已经严重超负荷工作，它有250名调查人员，已承担有其他责任，例如，监督黑武器项目正在进行的国防工厂和私人公司的1万3千5百座建筑物的安全。在这个国家，隐形轰炸机的安全规定是最多的和最彻底的。它有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被称之为“七个屏幕”：每年对2500名工人进行测谎录像检查。

五角大楼的调查人员不可能完成他们积压的工作，一个新工人平均必须等6—8个月以接受政府审查，政府要访问他的邻居，检查他的信用程度以及追寻他的生活历程。据总宙计局报告，这几千名工人在等待安全检查期间要领取全工资；这笔通过国防工业支出的费用，仅1984年就高达10亿美元，和防范苏联间谍的费用持平。

这些新雇工要在诺思罗普公司设于皮科里维拉的工厂接待室内待上几个月，他们喝咖啡，看杂志，凝视天空，尤如等待长时间延期航班的游客。这些围栏似的接待室，在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名字，在加利福尼亚州尼维尔的罗克希德导弹和航天公司，等候的工人把他们的接待室称之为“冰箱”，而在皮科里维拉，他们则称这个地方为酒柜。

一些骗子从缝隙溜过去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1984年3月，诺思罗普公司雇佣了一个名叫威廉·赖因柯的男士，出任隐形轰炸机工程师，赖因柯在其申请表格上填道，他大学毕业获得工程专业学位，一直在罗克韦尔国际公司研究绝密卫星项目。实际上，罗克韦尔国际公司刚刚由于赖因柯超支而解雇了他。申请表还漏填了一些事实。赖因柯说，他毕业于一个工程学校，实际上还在佛罗里达蹲过监狱，并曾由于偷汽车和使用空白支票而被强劳3年；他是个曾经13次被捕的10年级退校生。五角大楼精心设计的安全屏幕，并没有向诺思罗普公司显示这些方面的任何情况。有一次，当除了4名国会成员以外的其他所有人，都被拒绝接近隐形轰炸机项目时，赖因何却得到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赖因柯只不过是能够随机应变罢了。但是，他也建立了一个可以签定防务合同的企业，名为rf工程，并且搞到了价值60万美元的隐形轰炸机转包合同。即使按照防务工业合同数额巨大的标准，赖因柯的合同价值也算是高的了。rf工程把价值20美元的无线头戴授活器，以90美元的价格卖给诺思罗普公司，把价值仅仅1.24美元一英尺的普通电线，标价4.50美元；每次标价都要在隐形轰炸机的价格标签上多少加上一点。诺思罗普公司的审计人员，在17个月之后才发现赖因柯是在为自己购买设备，他们告诉了国防安全调查局。

以欺骗罪判处赖因柯监禁5年的一位联邦法官说：“我发现象赖因柯这种背景的人能够达到这样的地位，实在是令人震惊，几乎是令人恐惧。但是，我并不认为赖因柯先生令人震惊，世界上有很多赖因柯先生；不过，我倒发现诺思罗普公司、洛克希德公司以及政府是令人震惊的。”在赖因柯的名字进入诺思罗普公司工资单之后的两周，诺思罗普公司主管购买隐形轰炸机部件的一位经理罗纳德·布鲁西奥，在他的起居室和一个搞经营活动的熟人理查德·哈斯克尔闲聊。哈斯克尔是为隐形轰炸机制造某种部件的一个地方工厂、rh制造厂的部分资产所有者；他们两人的关系比单纯的职业来往更多一点。市鲁西奥是一个骗子，哈斯克尔是政府的一名侦探。

当年冬初，联邦调查局曾拜访过哈斯克尔，让其参与调查和南加利福尼亚航空空间工业贪污受贿案有关的情况。哈斯克尔对其来访者说，他有一些他们可能会感到兴趣的情报，rh制造厂为隐形轰炸机转包合同而支付布鲁西奥5%的佣金。这种事在工业界已是惯例，其别名叫“5分钱职业”。

美国政府答应对哈斯克尔免于起诉，如果他能够设法帮助使布鲁西奥上钩的话。1984年3月16日，当二人谈到比5分硬币更有利可图的交易时，带在哈斯克尔身上的一个小型录音机，抓住了这次谈话的机会：布鲁西奥：我们谈谈你找工作的事吧……那个事值得干，一个零件100美元，是吗？……我现在把价格提高75美元（达到175美元）。你最初提出的100美元的价格是个好价格，你说呢？在你看来是这样，它可以为你提供少部分利润。我现在把价格提高75美元……我希望得到这75美元加价的25%，你留下75%，行吗？哈斯克尔：好吧。

布鲁西奥：这似乎是一种公平的意见。

布鲁西奥把隐形轰炸机当成了他提早退休的一个理想航班。

布鲁西奥：我们……处于这个项目的最低层。我今年正好44岁，我已经下决心55岁退休。我只要这里捞一点，那里捞一点，把钱放在鞋箱里，把箱子埋起来，埋在后院……哈斯克尔：不要那样贪婪。

布鲁西奥：不要那样贫婪！你知道，这里有5分钱，那里也有5分钱，每一个人都肥起来，每一个人都高兴；我55岁就要说再见了，伙计；我要买一间小屋，要买一条在河里钓鱼的船哈斯克尔：很好，你就朝那个方向奔吧。

布鲁西奥：人就是越贪婪，越引人注目。

布鲁西奥和他所喜欢的那些隐形轰炸机的分包商，由于采用优惠报价艺术而又肥又快活。优惠报价是一种非法定价方法，它要求买卖双方达成秘密谅解。

下面是市鲁西奥对哈斯克尔所作的解释。布鲁西奥联系3家分包商，他们达成了秘密协议，3家同意轮流充当报低价的角色。当布鲁西奥手中有隐形轰炸机的某种任务要转包的时候，他就会在合同上用铅笔写一个小写的字母“c”，表示优惠转包，然后一式三份寄发给他的朋友们。按照他们预先的安排，其中两家提出很高的报价，使布鲁西奥不可能接受，而第三家则提出一个可以取胜的“低”报价，实际上也是一个要把价格提高到包括布鲁西奥的佣金，以及很高利润的高报价，从而制造一个竞争报价的假象。布鲁西奥很乐于奖赏这个秘密合同，而踢开其他合同；由于贪污受贿费用而膨胀起来的隐形轰炸机的制造价格，再一次上升。

布鲁西奥告诉哈斯科尔，他和一帮具有同样思想的人共同工作，他们都属于隐形轰炸机零件的供方或需方。如此轻而易举地从隐形轰炸机项目中偷钱，使哈斯科尔大为震惊：布鲁西奥：我们不需要任何人负责，我们不要任何人监管……我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我想给他们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或者，我希望他们要什么就……没有人提出美元或类似问题。

既然我能够说明是竞争报价，无论是真竞争，优惠竞争，或胡拼乱凑的竞争……大家看起来都不错，我们赚钱了。面对这盘录音带，布鲁西奥对其欺骗罪供认不讳，不得不在监狱里渡过他以后的3年光阴。本案的联邦公诉人弗雷德·希瑟说，布鲁西奥是以隐形轰炸机的非公开性为掩护的，“秘密的外衣使他有可能干一些在通常情况下不可能干的勾当。”希瑟的老板，洛杉矶的美国律师罗伯特·邦纳告诉我，他认为布鲁西奥一案是隐形轰炸机项目中搞欺骗活动的“冰山的倾覆”；但是他说，由于隐形轰炸机属于秘密，这类案件若没有人自愿充当秘密侦探，几乎是不可能进行调查和提起公诉的。邦纳的办公室并没有为这样的自愿者所淹没。

布鲁西奥的录音带的副本，在由国防部为保守隐形轰炸机秘密而剪裁了几部分以后，几经周折被送回了华盛顿，它引起了小小的轰动。联邦调查局秘密录音带的副本，常常有一种特殊味道；这一次，他们又使国会调查人员的鼻子一阵又一阵地抽搐起来。

1986年1月，一个很有势力的议员看到了这个副本，他就是密执安州民主党人约翰·d·丁格尔，此人块头大，举止粗，专爱揭露丑闻，浑号“卡车”。

丁格尔驾驶一条大帆船：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特别是它的监督和调查小组委员会。仅仅就名字而论，丁格尔的委员会似乎无权过问五角大楼的事务，但他的看法是，“商务”意味着包括商业在内的一切问题，五角大楼的合同是由城镇中最大的商业活动构成的。

丁格尔非常喜欢苛责那些应召来解释五角大楼神秘财政问题的将军们，以及防务工业部门的总经理们，他认为，他最得意的时刻，就是严厉盘问把个人支出记入公司一般管理费用帐目的通用动力公司总经理a·m·洛夫莱斯博士。防务工业巨头一般管理费用的94%，都要向纳税人征收。当摄相机转动起来的时候，丁格尔把支出帐目一页一页地翻开，他大声念道：“弗斯顿在西尔弗·梅普尔农场登机，87.25美元”。丁格尔透过他那很厚很厚的眼镜，盯着目瞪口呆的洛夫莱斯博士问道：“谁是弗斯顿？”弗斯顿是洛夫莱斯博士的狗。尽人皆知，通用动力公司向五角大楼索要的非正常开支达2亿4千4百万美元以上；倒霉的弗斯顿成了防务公司拿于薪的象征。

1985年，国会的调查向美国人介绍了五角大楼用9606美元购买的艾伦板钳和其他可疑产品，在当地五金商店，一把上好的艾伦饭钳不到一美元。

五角大楼为普通工具和备件而支付的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价格，只是一幅巨大画面上的一个很小部分，但它们是显而易见的典型，人们很容易理解。丁格尔的委员会力图宣传这种典型；他一直在考虑该委员会的兼职顾问，空军文职分析家和五角大楼内部最有名的批评家埃尔尼·菲茨杰拉德提供的线索。菲茨杰拉德曾经作证说，要了解一架军用飞机的成本，人们就应该把它看成是“收集接近于完成组装的极高价飞行备件的费用。”1985年，国会形成了少有的一致意见：防务预算失控。由于听证会的刺激，一个其成员包括从鸽*中的激烈分子议员到鹰派中的温和分子议员组成的国会军事改革核心小组，根据得到的惊人事实向五角大楼发动了猛烈攻击。由专业经济学家莱斯·阿斯平把持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众议院，是防务美元的主要策源地，是首先提出全部支付清单的地方。40年来，该委员会一直被诸如乔治亚州的卡尔·维逊和南加利福尼亚的门德尔·里夫斯这样的主席所控制，他们与五角大楼形成了一种相互保护的关系，陆海空将军们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甚至给的更多。阿斯平则不同，他及其多数同僚认定，一年3千亿美元的军费足够使用，五角大楼的预算要停止增加。

五角大楼内的人很清楚，黑预算仍在不停地增加，由于缺乏监督，它比五角大楼的整个预算增加得更快。读者广泛的行业杂志《防务新闻》于1985年9月发表的一篇社论，对日益逼近的危机提出了警告：“公众对高价备件的愤怒，与似乎就要到来的对防务开支的冲击相比，将是微不足道的。在未来几个月内，纳税人会逐渐意识到，如此大量的武器项目和几十亿美元的开支，均避开公众监督而隐藏在高度保密的‘黑’计划之类的老鼠洞中……公众看到这个老鼠洞的内部情况，并为其存物所激怒，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是由于一种大规模系统的失败吗？又有一架飞机坠毁了吗？10亿美元被浪费了？这种黑制度购买的650美元一个的锤子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老鼠洞中，它将会象漫天要价的航空备件那样用以达到同一个目的：损害五角大楼和防务工业在公众心目中的信誉。”已经对五角大楼失去信任的丁格尔，想看一看这种黑预算的内幕，想抓住那种黑锤子。五角大楼最大的武器项目隐形轰炸机，已经是很长时间的秘密了。这位议员想就此提出一个问题。他告诉我：“五角大楼把几乎令入难以置信的这些大规模项目，对国会，对总审计局以及对它自己的审计机构统统保密，他们每次保密的事实一旦公诸于众，总是以谎言作掩护。”1986年1月16日，丁格尔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把它与布鲁西奥录音副本的复印件钉在一块，寄给了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在国会与五角大楼围绕黑预算进行的战斗中，这是可以听到的第一轮枪声中的一声。

丁格尔写道：“小组委员会已经注意到了空军的所谓‘秘密’项目日益迅速扩大的规模……了解到这些‘秘密’项目中越来越多的弊端。这种秘密正在被承包商作为手段，掩盖其错误要价，过高要价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彻头彻尾的非法活动……空军似乎向承包集团提供了空白支票……”丁格尔继续写道：“归结起来说，空军实际上一直就与‘黑’项目有关的资料隐瞒国会。”丁格尔要求从这位部长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空军超过1千万美元的全部秘密项目的清单；每一个项目的费用，空军调查过的那些搞欺骗活动的项目名字。丁格尔要求在10天之内知道这一切。丁格尔什么也没有得到。温伯格决不会答应这种要求，他3个月没有回信；而当他回信时，他是为了向这位议员保证，在那个黑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不当之举，尽管并非一切都好。1986年4月9日，温伯格收到了来自国会山的又一封信，这封信是不可忽视的，它来自众院军事委员会的莱斯·阿斯平和另一个重要的民主党人，亚拉巴马州的比尔·迪金森。阿斯平和迪金森是代表该委员会全部47名成员写这封信的，该信的开头是“亲爱的先生”：我们已经注意到在“秘密”这把保护伞掩盖下的防务项目正在不断增加……当然，特别项目是必需的，不能使每一个项目都公开进行是令人遗憾的，然而，使我们防务努力的大部分都公开进行还是基本的，我们的防务项目需要动员人们的支持，仅此一点就要使其公开进行。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掩盖不断增加的政府开支的数量，也是一种很不好的政府政策。

特别项目基金的大部分都为隐形轰炸机和先进巡航导弹所使用，我们不相信，对包含于这些项目的大量基本数字——本财政年度筹措资金的需要量以及这种项目的估计费用——继续保密是一种合法要求。事实上，包含在这种（秘密预算）中的大约70%的存金，在我们看来似乎都可以解密……这封信冷静的语言，是一次严肃挑战的标志，两位国会议员在告诉这位国防部长，他隐瞒隐形轰炸机费用以及70%的军事黑预算的理由是非法的。

五角大楼自己的章程规定下述情报应属绝密，这种情报的扩散可能造成“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危害”。阿斯平和迪金森的意思是，公开多数秘密武器的费用，丝毫不可能损害国家安全；对隐形轰炸机的费用保密，有害于其他理想：公开性，责任感，公众辩论以及合理决策。他们要求现在就公开秘密武器的价格。

温伯格拒绝把“最基本的数字”公开化：隐形轰炸机的年度预算，有关整个机群的最新数字。但是他意识到，隐形轰炸机的费用总有一天要揭示出来。这种认识导致他公开了某些明显的数字。

1986年6月3日，温伯格就隐形轰炸机公布了一个“事实简报”，它为每一架飞机提供了一个2亿7千万美元的“估计费用”，整个项目则需要366亿美元，这是按1981年的美元价格计算的。

温伯格说：“这个项目尚在按计划进行，技术问题已经解决，正在发挥效用。”事实证明，这种说法丝毫无真实可言，即使按照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美元计算，估计费用实际上也缺少110亿美元以上，而且这种费用还在一天天上升；诺思罗普公司的生产线也遇到了麻烦，技术亦没有经过试验。

这个“事实简报”完全颠倒了事实。这些导向歧途的事实和数字，可能是由于最坦诚的不规行为所致，它们不会引起有力的争论。1986年秋，五角大楼开始有选择地对那些希望得到事实简报的议员发放安全许可证。然而他们所得到的，正如一位保守派共和党人，俄亥俄州议员约翰·凯西希所说，是“歌与舞”。有空军和诺思罗普公司联合炮制的这些简报，等于是一种公关演讲。俄克拉何马州民主党人，国会议员迈克·宰纳说：“他们不正直，不坦率”。辛纳在看过简报之后告诉我，国防部欺骗了他：“显而易见，当国防部考虑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对国会和美国公众并不那么诚实。”1988年我采访过众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个职员，他曾经说，那些简报都是“推销商品的宣传，不折不扣的欺骗活动，就象某人在告诉你大人物多么有才华一样。”到1986年底，空军几十年梦寐以求的进攻型轰炸机b—1b终于准备就绪。象隐形轰炸机一样，它也是按照协作原则制造的，这个经验也许能够提供某些有用的教训；国会采用的干预方法可能也会如此。五角大楼坚持不能对b—1b轰炸机进行“微观控制”；国会答应以掩盖该飞机的预算为交换条件。

1987年1月16日，空军参谋长拉里·韦尔奇称b—1b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轰炸机”。在纸上也许如此。但是，它不可能飞得很好，它根本没有完成。它的飞行控制器不起作用；它在半空中很不稳定，以至无法通过油罐重新加油；它的地形显示雷达不工作；它不可能靠近地面飞行以躲避敌方雷达；它的计算机化的神经系统中心、用以避开敌人雷达的电子干扰装置，即大脑损伤。

差不多3年以后的1989年底，电子干扰装置仍然不能工作，空军向国会乞求19亿美元进行修理。在这100架b—1b轰炸机中，有3架在训练飞行中坠毁：1987年9月27日，b—1b的3名飞行员由于其飞机碰上一只鹈鹕而惨死，这只鸟刺穿了飞机的外壳，损坏了它的电子控制器，从而导致了飞机坠毁。1988年11月6日，第二架b—1b在空中燃烧坠毁，幸运的是，4名机组人员安全跳出机舱。11天后，第三架又爆炸燃烧，飞行员生还。

从b—1b轰炸机可以吸取一些教训，但这些教训是残酷的。

它的制造者空军、罗克韦尔公司以及国会，要求采用协作方法，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生产出一种有缺陷的飞机，这预示了更为复杂得多的隐形轰炸机可能出现的问题，因为，协作方法对这种秘密轰炸机生产的每一个方面都产生影响。b—1b轰炸机基本上是一种不保密项目，然而在它那里也留下了秘密和欺骗的烙印。空军为了维持这个项目而隐瞒了这种飞机已知的缺陷，五角大楼说，b—1b轰炸机将是一种超乎寻常的飞机，如果国会不插手，只让空军负责的话。国会相信了这种说法。阿斯平在b—1b公开以后说：“国会的所作所为就是不折不扣地接受五角大楼的要求……空军把事情搞遭了……还不告诉任何人有关情况。”他后来又在国会对其同僚们说：“当问题成堆的时候，负责b—1b和隐形轰炸机的机构空军系统部，还极力进行掩盖；不仅国会和公众一摸黑，国防部的文职领导人，甚至空军的一些高级官员也是如此。”1987年5月1日，拉里·韦尔奇不太肯定地承认了隐形轰炸机问题。这位空军参谋长在一次进早餐时对五角大楼的记者说：“我并不是说我们意识到了全部费用和危险，因为显而易见，在这一方面，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规定隐形轰炸机第一次试飞的日期正在临近；由于改变设计方案以及其他原因，这个日子已经后推了两年。现在又放出了风声，那公开的一天又无限期延长了，在皮科维拉和帕尔姆达尔两地的诺思罗普公司，某种挫折又出现了。

麻烦的一个明显迹象出现在财政方面，因为诺思罗普公司的会计在1986和1987年，不说明任何原因就一笔勾销了2亿1千4百万美元的利润。航空空间分析家们认为，原因可能是隐形轰炸机，他们仔细研究了诺思罗普公司的财政帐目，勾销的原因在于一个非常大的黑项目。

可供考虑的另一个原因是诺思罗普的采购部，它负责从分包商那里购买大量轰炸机零件。1987年秋，空军的一次审查使采购部遭受了挫折，结果，五角大楼中止了对诺思罗普公司某些款项的支付，部分原因就在于1987年勾销利润。空军究竟扣留了多少钱，当然是保密的。

第三个原因显然是相互有关的螺母和螺栓问题。我在与主管武器购买的前空军部副部长罗伯特·科斯特洛交谈的时候，他说隐形轰炸机的质量控制是一个“可怕”的问题。科斯恃洛在制造业的质量控制方面有一定经验，他曾经是通用汽车公司的首席总经理。科斯特洛说，隐形轰炸机的扣件、螺母和螺栓以及把轰炸机不同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凸缘法兰，都有很多问题。

科斯特洛说：“你在这里所得到的，是一台他们从供方买来的各种不合格的扣件组装的机器。这些扣件总是给人们造成麻烦，你必须对它们全部进行测试，不然，你就必须要求供方用统计学的方法去检验质量控制。1988年，他们对b—2轰炸机的零件根本没有这样作”，尽管前6架飞机已经在帕尔姆达的工厂离开了生产线。

用于隐形轰炸机的很多钛扣件都来自位于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名叫沃伊香的公司。1988年，沃伊香公司引起了在航空空间工业部门调查诈骗案的一个特别工作组的注意，这个诈骗案调查组怀疑，在沃伊香公司扣件上加盖的“11号检验员”的印章是伪造的。

沃伊香公司把它的螺母和螺栓卖给西雅图的波音高级系统部，波音的子公司再把这些零件安装在隐形轰炸机的机翼以及许多其他部件上。尔后，波音又把完工的部件卖给诺思罗普公司的采购部，也就是1987年底没有通过空军检验的那个部。

1988年2月，也就是联邦特别工作组开始其工作的同一个月，波音高级系统部主管质量控制的经理，下令停止对沃伊香公司扣件按惯例进行检验。

《西雅图时报》的一个记者，从这位经理那里挖到了一份文件摘抄，该文件称：“立即停止在收货时对扣件进行的例行检验。”为什么？这位经理说，只检查“可疑”扣件，每月可为波音公司节省9千美元。为了省时省钱，波音高级系统部取消了它对这些扣件的检验；但在联邦调查人员看来，沃伊香的所有扣件都是可疑产品，正如科斯特洛所说，一旦用到这些扣件，“你必须对它们全部进行测试”。诺思罗普公司、波音公司以及沃伊香公司，均没有这样作。

对于诺思罗普公司以及秘密飞机来说，1988年冬天是一个惨淡的冬天，是年1月底，空军又一次秘密推迟了隐形轰炸机的第一次试飞时间，直到8月份。计算器仍在不停地走动：每延期一个月，就要使纳税人至少多耗费一亿美元。2月25日，诺思罗普公司的4名雇员上书，对该公司提出诉讼，他们的律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听起来令人义愤，他们指控诺思罗普公司向政府提出，暂时要几千名雇员“一天到晚坐下来看报，喝咖啡”。这种现象既不非法，亦不令人惊奇，属正常情况。在皮科维拉“酒柜”中的生活费用，亦是这个黑世界经营成本的一部分。在这一方面，诺思罗普公司与任何其他更大的防务承包商相比，并不属于更恶劣的罪犯之列。

但是，这个诉讼案超出了“酒柜”的范围，涉及到诺思罗普公司的办公室，它宣布，诺思罗普公司的审计人员，已经准备好一份调查研究草稿，说明隐形轰炸机多收费4亿美元，而且，该公司经理们撕毁和焚烧帐目。由于隐形轰炸机保密而复杂化的混乱诉讼程序，很快使该议案本身被终止，在一年半时间内不知去向。不过，它所提出的指控引起了一系列反响。

经分档归类，该讼案应按照19世纪的一部法律《惩办要求条约》进行审理，因此责成司法部对这些雇员的指控进行公开的民事调查。洛杉矶的联邦调查人员叹了口气，又继续他们的工作；8个月以后，他们给华盛顿司法部的上司们写信说，关于诺思罗普公司向政府索要高价的纯经济问题，他们不可能立案，因为诺思罗普公司的索价是空军批准的。法律是以神秘方式发挥作用的。民事调查的原始资料变成了刑事调查的新内容。如果空军批准，或者是宽容了，或者是完全忽略了这种索价，那么公正他说，联邦政府都不能起诉诺思罗普公司，并追回多索款项。但是，如果五角大楼那同一些职员们，为了掩盖这笔款项而与诺思罗普公司的经理们进行秘密交易，那就是阴谋和欺骗。司法部刑事局是在1988年10月底开始调查的，差不多也就是空军把“隐形轰炸机拿出来展示，空军军乐队开始高奏隐形轰炸机之歌”的3星期之前。

对于诺思罗普公司来说，隐形轰炸机初次表演的一年应该是真正喜庆的一年，应该是汤姆·琼斯在该公司30年中最光辉灿烂的一年，然而，它却是无穷尽金融、政治以及在法律方面灾难交加的一年：诺思罗普公司的股票暴跌；报刊编辑部发表漫画对隐形轰炸机挖苦讽刺，这是政治麻烦肯定会出现的迹象；在整个这一年，诺思罗普公司看上去一直都处于10家最可能倒闭的候选公司名单之中。职业安全及卫生管理局，开始调查为什么帕尔姆达尔生产线上的人们患了致命的疾病，工人们为什么责怪在隐形轰炸机表面使用的外来的化合物。司法部门也对诺思罗普公司在力图把其最不成功的产品f—20虎鲨喷气战斗机售给南朝鲜政府的同时，却支付给南朝鲜企业家775万美元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兴趣。国防安全调查局也怀疑，诺思罗普公司正在黑市购买秘密文件——贿赂政府官员和防务顾问，以换取反映五角大楼长期购买武器计划的秘密文件的复印件。

1989年4月11日，诺思罗普公司被点名搞阴谋和欺骗活动。

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指控该公司及其5名高级管理人员，在核巡航导弹和喷气战斗机的测试方面故意弄虚作假，两周以后，汤姆·琼斯宣布他将于年底辞去诺思罗普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他已经68岁，无意在70岁时依然主持该公司的工作。他回顾了自己的长期经历，并且说，他为诺思罗普公司能够得到生产b—2轰炸机合同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感到骄傲。长期等待的隐形轰炸机第一次试飞，在5和6月份进行。国会对防务预算也还在争论，空军对于隐形轰炸机的费用依然没有公布任何过硬数字。最后到1989年6月23日，在历经了10年秘密的研究与开发以后，在国会通过要求公布其费用的法律一年半以后，在隐形轰炸机展示出来7个月以后，空军才公布了隐形轰炸机的预算。

这个预算令人大为震惊。首先，即使立即支付所有飞机的款项，即使全部飞机经测试均完美无缺，即使没有任何微小的技术故障，不推迟一点时间——所有这一切将完全是奇迹，132架飞机的价格也将达到702亿美元。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数目。700亿美元，它比国防部直到本世纪末的整个星球大战计划的费用还多；比五角大楼用90年代预算购买的任何其他武器都贵。除一个银行以外，它比美国其他任何银行的现有存款都多；除两个公司以外，它超过了美国任何一个公司的年销售总额。五角大楼的希望是，在1993年的研究与开发完成之前，就用700亿美元中的400亿美元，先制造出44架隐形轰炸机，这400亿美元要在对这种飞机进行全面试验之前就支付出去。然而在当时，这种飞机还没有用自身的动力滑行过。400亿美元是联邦全部扶贫项目费用的两倍多。最后，五角大楼要求1990年为隐形轰炸机拨款47亿美元，是联邦政府用于防治艾滋病费用的3倍多；五角大楼要求1991年拨款53亿美元，比环境保护局的预算还多；五角大楼要求为此后的一年拨款至少80亿美元。阿斯平说：“那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建议。他们一定是又抽什么烟了，如果认为我们可能在一年之内，就会为某一种武器系统拨款80亿美元的话。”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参议员约翰·格伦说：“现在，美国公众第一次可以看到，这个项目是多么昂贵了。”阿斯平和格伦二人都是军事委员会非常重要的成员，他们在两年前就大致上知道这种轰炸机的耗资数额，但是，他们不可能议论，不可能公开争论，不可能抵制，也不可能告诉公众。

7月7日黎明，电视台实况转播隐形轰炸机的首次飞行，它把引擎推向空挡，大量灰色烟云腾空而起。它一个急转弯，滑向帕尔姆达尔的跑道；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在跑道上嘎嚓嘎嚓地前进；最后划了一个优美的弧形，朝着沙漠上空的太阳飞去。当路旁一个妇女唱起美国国歌《星条旗》的时候，一个空军上尉展开了一面美国国旗。隐形轰作机在沙漠上空1万米处缓慢地绕了几圈，后来又飞行不到两个小时，便在30英里以外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降落。

对这次空中表演，各种评论混杂在一起。画面是漂亮的，但这些画面体现着很多故事，它们告诉人们有一种秘密轰炸机，它的使命是进行核战争，它的未来尚不能肯定，它的价格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现在，面纱已经揭开，争论已经开始，而且是最激烈的争论。

阿斯平说：“今天的飞行对于诺思罗普公司是一个大跃进，对于b—2轰炸机项目确只是一小步。今天，隐形轰炸机项目表明它飞起来了……但是，它是不是带着美国人民和国会一块飞起来，仍然没有决定。”科罗拉多州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众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帕特里夏·施罗德则直言不讳：“不能因为一次试飞就发给一张空白支票。”隐形轰炸机不可能仅仅作为一种漂亮的轰炸机进行出售，一旦美国选民的每一张选票表明，他们同意结束冷战的思想，希望削减防务预算的话；隐形轰炸机需要有一个与核战争毫无关系的理论基础。乔治·布什总统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基础：“竞争战略”。简单的说，b—2轰炸机将迫使苏联人花费大量财富，以对付这种轰炸机造成的威胁；这种理论使隐形轰炸机变成了一种进行经济战的武器。

国防部副部长唐**·希克斯在1986年离开五角大楼之前不久曾经写道，隐形轰炸机“将会使苏联的空防设施——苏联人已经投入的卢布总量合计1千多亿美元的防务系统——完全过时。”为了对付隐形轰炸机，“苏联人将必须多支付几千亿卢布。”希克斯对苏联空防投资的估计，来自空军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的估计是一致的，该局分析家提供的数字是，莫斯科过去15或16年来，每年用于空防的资金大约是60亿美元。然而1989年初，空军参谋长拉里·韦尔奇告诉国会说，苏联人已经向空防力量投资3千5百亿美元；突然之间，空军又在隐形轰炸机那里发现了2千5百多亿美元的价值。无论是中央情报局或者是五角大楼，都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苏联人正在执行一种应急空防项目；在隐形轰炸机正式起用后一年，美国的间谍卫星并没有找到苏联的新型大规模雷达，或是其他预警装置，发现了隐形轰炸机的活动。从1980年卡待总统的助手宣布隐形轰炸机的存在时起，苏联人就知道这种飞机，他们对此似乎并没有过多关心；苏联人可能也赞成布鲁斯·布莱尔的宇宙大爆炸理论：核战争的进行将使用洲际弹道导弹；战略空军司令部和苏联人都将尽其所能袭击对方；第一次打击之后的战争计划，只不过是为了把碎砖烂瓦打得粉碎罢了。

如果制造隐形轰炸机是为了压垮红军，那么，核战争就不会是头脑复杂的国际象棋战略家所设想的样子了，它是在深更半夜进行的一种用7张牌赌博的游戏，美国已经押上了800亿美元的赌注，用来吓唬苏联人以增加其赌注。

“竞争战略”并没有赢得国会对隐形轰炸机的新的支持，不管空军如何玩这张牌，这种论点都无济于事。

后来，空军企图论证说，隐形轰炸机可以用于战术性斗争，例如攻击卡扎菲。国会中虚伪的鹰派议员们认为，这种想法荒唐滑稽：派一架价值6亿美元的轰炸机去炸毁一座价值6百万美元的桥梁，去冒一个被6万美元防空导弹击落的危险？这在成本与杀伤人数的比例表上恐难找到。缅因州共和党人，参议员威廉·科恩则说：“这等于要我们把一个罗尔斯一罗伊斯公司，放到战区去经营杂货店。”1989年7月21日，空军又加大了赌注。韦尔奇告诉参院军事委员会，如果国会不购买132架隐形轰炸机，他将退出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也就是美苏之间的军备控制谈判，并且带回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约翰·t·钱恩也提出了类似威胁，他认为，空军“需要比132架更多的b—2轰炸机”，如果削减战略武器的会谈成功，必须削减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导弹部队的话。钱恩将军还告诉参议员们，如果空军得到的隐形轰炸机少于132架，“我这就预先告诉您们，我不能支持消减战略武器协定”。

空军最有力的将军们，都说要以牺牲军备控制，去祭隐形轰炸机。

听起来，这样说似乎有点极端。科罗拉多州民主党人，参议员莫西·沃思不买这个账，他告诉将军们说，“那不过是空军玩的一场其赌注很大的扑克牌游戏”。

诺思罗普公司为赢得这一局也发挥了作用。该公司用10多亿美元作电视和报纸广告，向华盛顿发起突然袭击，兜售隐形轰炸机。诺思罗普公司的广告费也是由国会提供的税收。鉴于没有一个美国人有钱或希望购买一架轰炸机，所以毫无疑问，这些广告的目标就是国会。诺思罗普的广告也有滑稽可笑的一面，几个月之前，公开谈论这种轰炸机还是一种罪行，现在却又在黄金时间搞起了一个宣传这种秘密武器的运动。

诺思罗普公司和五角大楼还公开了分布在46个州内156个生产隐形轰炸机的承包商名单以及“全国范围内由几万名男男女女参加的……b—2轰炸机的生产小组。”不难理解，这个花名册在于提醒每一个国会成员，说明他们为这种轰炸机拨款而创造的职业。科罗拉多州民主党人，国会议员戴维·斯卡格斯认为，这种呼吁倒人胃口。他在众议院挥舞着手里的名单说：“现在，空军正在和诺思罗普公司一道，把b—2轰炸机作为一种职业项目来出售。”这个名单的目的，“显然是企图说服议员们，投票支持以他们家乡所在州利益为基础的项目。”这样硬性推销，作用适得其反。此后到7月25日，坏消息出现了；这一天可能是最糟糕的一天，众议院首先公布了b—2轰炸机的预算，五角大楼宣布，它已经参加了司法部围绕隐形轰炸机问题，对诺思罗普公司焚烧账目和向政府索要高价问题的刑事调查。到此时，联邦政府的起诉以及6个不同的刑事调查，都对准了诺思罗普公司。

这一天标志着隐形轰炸机的秘密遭到严重破坏，它的账目要公开，要暴露在联邦调查局成员，国内收入署的刑事案件调查人员以及五角大楼审计人员等窥探者的眼前，各种挑剔的会计人员都正紧紧盯着这个保密账目。在华盛顿，国会的每一个人都在为这种秘密轰炸机争论，有赞扬的，有批评的，还有谈论削减其预算的。

次日，众议院的争论持续了3个多小时；在国会公开辩论秘密武器系统，这还是第一次。这种辩论充满仇恨，语言过分，常常不合逻辑，最终没有定论。行动上也是完全民主的。差不多已有230亿美元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了隐形轰炸机的流水生产线，要完成这个机群大概还需要500亿美元以上，可能还要更多。如果生产量少于132架，每一架的费用将会上升至10亿美元之巨，或者10亿开外。美国需要这种战争机器吗？它有什么价值？这些问题的存在就是这个秘密之所以持续10年之久的原因。

这种轰炸机的一个十足支持者，密苏里州民主党人议员艾克·斯克尔顿称，关于隐形轰炸机的决定是“本年度或者也许是这10年，该议会所投之最重要的国家安全票。”在这一天，众议院将在有关隐形轰炸机的3个方案中选择一个：全速进行下去；缓缓拉起制动闸；停止生产。斯克尔顿称这些选择是“好的，差的和可怕的。”斯克尔顿的议案提议为这种轰炸机开放绿灯，在1991财政年度就为它提供39亿美元，比五角大楼的要求少8亿美元，但不附加任何其他条件。

莱斯·阿斯平及其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同僚迈克·辛纳，建议提供37亿6千万美元，但他们的议案要求，在另外提供少量款项之前，隐形轰炸机必须通过许多飞行试验。这是一个黄灯，它放慢了生产速度，足以使国会有时间深深喘一口气，研究一下实际情况，作出一个可靠决定。问题在于，现在每推迟一年，就要多耗费公款20—30亿美元。

红灯案是由俄亥俄州的极端保守派约翰·凯西希和加利福尼亚的极端自由主义者罗恩·德勒姆提出的，他们提议封存这个项目，节省400亿美元左右；而后，国家可以生产13架隐形轰炸机，每架花费20亿美元。

凯西希这位摆出一副新面孔的年轻共和党人，宣称自己“是防务开支的一个坚决支持者”。对于里根和布什在80年代提出的武器项目，他有99%投了赞成票，但是他说，保密措施破坏了国会就隐形轰炸机作出合理决定的能力。“在一个秘密世界上，我们没有一个适当的讲坛，实际提出各种必须提出的问题。”“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由于230亿美元而不得不与把我们扣作人质的军方走在一条道上。”凯西希提出了一个虚伪鹰派的观点：为这种轰炸机付款，就迫使五角大楼“消减用于训练、购买备件以及建设军事设施的费用。”伊利诺斯州共和党人约翰·爱德华·波特也捡起了凯西希的观点，他说：“这是一个可能从比较重要的武器系统那里夺走拨款的项目，是一种昂贵得令人难以置信，令人难以想象的武器。”来自伯克利的灰色鸽*人物德勒姆斯，从左的方面抨击隐形轰炸机：它不是从其他武器，而是从人民身上掠夺财富。德勒姆斯说：“我们应该研究贫困问题，饥饿问题，疾病问题以及不充分的教育问题；国家安全应该意味着健康的经济，前途光辉的健康孩子们，这种轰炸机不会为他们带来这些。”右翼与左翼的少有联盟，控制不了中间派。否决隐形轰炸机的议案最终还是以144对279票被否决。接着，该轰炸机的强烈支持者处于有利地位，斯克尔顿首先发难，他说：“未来的所有武器都应该使用隐形技术；对于我们国家未来几代人的安全来说，使我们能够生产b—2轰炸机的这种技术，这种美国最先进的技术，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从隐形轰炸机的某些吹鼓手的讲话看，似乎世界已处于战争边缘。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弗洛伊德·斯彭斯说：“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是理想地解决如何保卫这个国家，而不是如何采取步骤，单方面裁减这个国家的武器。每当我门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武器系统时，似乎总可以听到有人叫喊说，这种系统是挑衅性的，会引起不稳定·它有进行战争的潜力。上帝呀！但愿如此！我们花的几十亿美元就是为了确保这一点。要阻止战争，我们就必须拥有有效的战争武器。”这是制止战争的传统逻辑的激烈表示。

斯彭斯说：“如果b—2轰炸机能够维护我们的自由，它就是我们所具备的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他大声喊道：“价格？你为自由的出价是多少？”立即制造隐形轰炸机的也未能经得住考验，以173对247票被否决。现在已经清楚握牌者是谁，阿斯平和辛纳掌握着这把锁。他们在议会用大部分时间说服其同僚，阿斯平的话简单明了，他说：“如果现在上这个项目，只拨款700亿美元，那将是个奇迹。”从某种意义说，国会势必作出决定，如何对待隐形轰炸机。阿斯平说：“我们应该在某个时候，就b—2隐形轰炸机作出一个是不是继续向前走的决定；我觉得，今天作这样的决定是令人不愉快的。”阿斯平不打算给隐形轰炸机开绿灯，或者是采取截止审议的方法。

辛纳说，现在所需要的是“根本改造”隐形轰炸机项目，“我们将要求在购买这种飞机之前进行试验；我们要加强对这个项目的监督，最后，对这场争论来说最重要的也许是，我们要打破对过多秘密项目的支持，这个项目以及许多武器系统，保密的时间太长了。”多年来，辛纳一直阐述这个论点，但都毫无用处。

他说：“我们可能已经吸取了教训，即特别项目可能是我们所干的最糟糕的事情，不仅从纳税人的角度，而且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讲都是如此。”国会并没有吸取这个教训，众院终于以257对160票同意在1991年为空军拨款37亿6千万美元，隐形轰炸机也要通过任何其他新武器必须通过的试验，并且根据国家可能提供的款项制造尽可能多的飞机。次日，参院通过的议案同意为空军拨款43亿美元生产隐形轰炸机。结果，参院的议案在11月19日一次精疲力竭和混乱不堪的会议上为两院所通过。隐形轰炸机得到了43亿美元拨款，其中包括购买某些备件，以及生产以后5架隐形轰炸机的费用。

就在这一天，国防部长切尼说可能重新考虑这种轰炸机的生产，因为有两个事实是不可回避的：美国正越来越穷；以及，“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全面冲突……现在似乎有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小。”6个月过去后的1990年4月，切尼和国会才又一次坐下来讨论隐形轰炸机问题。此时，柏林墙已经倒塌；华沙条约也已消失，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与隐形轰炸机的经济威胁相比，似乎已不那么直接。切尼宣布，五角大楼现在谋求只生产75架隐形轰炸机，预料每一架不可避免的直接费用，至少要上升到8亿2千万美元。国会对这笔费用公开表示震惊；然而，隐形轰炸机已经在生产线上滚动。以国家安全名义秘密推出的隐形轰炸机，变成了最庞大的一只航船，它按照秘密指令，乘风破浪向着危险的终点全速前进；即使操作台发出改变方向的命令，它的动量也会使它沿着最初的航向前进几年。

关于隐形轰炸机的使命，需要它的原因，以及它的费用的争论，开始得太晚了；这种争论之所以被压制10年之久，因为任何政策也没有可能为它的存在自圆其说。当这种飞机第一次露面的时候，它的制造者就已经开始意识到：敌人及其造成的威胁正开始消失，他们正失去制造隐形轰炸机的理论根据，生产这种飞机的想法已经过时。隐形轰炸机所面对的未来是，它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件无关紧要的遗物，被埋藏于积满灰尘的秘密机库中。就其所使用的所有21世纪的技术而论，隐形轰炸机是一个时代错误，这种最新式的武器已经成为过去。

隐形轰炸机之所以能够存在下来，因为它一直被当作为秘密。现在，五角大楼已经得到如此多这种轰炸机，所以，它的生产计划不可能夭折，已经支出的钱不可能一笔勾销。没有经过任何平等的公众辩论，国会就已经拿出230亿美元，给了五角大楼，给了一个有违法和贪污受贿记录的公司，换回了唯一一架作战飞机。国会关起门来，同意在未来10年内把隐形轰炸机的费用掩盖起来；现在，它关于违法乱纪的吼叫，听起来很不诚恳。

帕特·施罗德议员曾告诉我：“错误在国会自身。如果我们强制要公开这个消息，也就不会出现问题。既然国会同意五角大楼设立的秘密项目，我们也就不好再抱怨什么了。”隐形轰炸机之所以如此长时间地保密，原因在于国会的认可；黑预算本身的存在，也是由于国会同意，使其不断扩大。

还是在很久以前，中央情报局就已经向国会提议设立这种秘密金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