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经真言

我从来用人，只论人材，原未科定条例。若材优合例者，上也，材优不合例者，中也；若人劣而不合例，岂可乎？不但用非其人，乃开尔等群伦自作威福之权矣。更不可可也。此为“御”人才之不拘一格也。

right——引自曾国藩《御经》之二

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纵览古今历史，无一例外。曾国藩身为清朝“中兴功臣”，不愧于重视人才、善用人才的杰出大师。封建时代，人才的选拔、任用讲究极多，而曾国藩能够以“不拘一格”博览人才，实在可贵，而这些受纳之士最终也都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

每个人都有其可取的一面，尽管他可能不是个尽善尽美的人。曾公御人长于人处，就在于他善于就势利导，引其长而弃其短，主张以“度”容“士”，诚待天下。换得人才济济于一府之大局面。

€€ 御经一：心随精英，口随大众，宽以待人，御人正道

——“宽则得众”；曾国藩主张对己要严，对友要宽。

但凡预谋大事之人，必应有自己的一套明理心思，但不管怎样，总不免要学会心随着群英之意，而口上则随广善大众。

@@@ 驾御实战：多给别人下脚个地儿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性情褊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升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躁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但不久曾国藩中式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斑了。

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令利，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因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回，曾国藩双手把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人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清代有个叫钱大昕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器量阔宏，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关于曾国藩的雅量大度还有这样一件事：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入都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身份已很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索取刘的楷书，想事先认识他的宇体，刘坚持不给。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在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负责合围，以草写的文稿，将要呈上，有人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觉得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做过圣贤的工夫才能达到的。”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

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处处大度为怀。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有有关这方面的错误时，他便能立即改过不吝。

由于李鸿章身居重要位置很长时间，他的僚属都仰其鼻息，而政务又劳累过度，自然不免产生傲慢无理的地方。然而有指出其过错者，也能够深深的自责。一次某个下官进见他行半跪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像没看见一样。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问有何事来见，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李鸿章说：“没有的事，可能是外间的传闻吧。”官员说过：“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笑道：“这就更荒谬了。”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反而没有觉察到吧。”于是李鸿章向他举手谢过。

宽容大度之态，让曾国藩的人博得了众多的支持和鼎力协助，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同时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 驾御实战：大“度”能容天下之“士”

中国有“宽则得众”这句成语，交友虽然多多益善，但要交诤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党。同时，不能让朋友下不来台，丢朋友的面子，这也是交友之重要原则。曾国藩主张对己要严，对友要宽，尤其主张交友要有雅量，这样如果一时有意见相左，也会最终不伤和气。在一这原则他在《答欧阳勋》的信中充分出来：

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然而鉴了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不恭敬从命。由于我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我曾经思虑自己心胸不够宽宏、器虽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有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都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地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象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离别之后惟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参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有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

要做到交诤友，颂雅量。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昔人之所以咏张居正者，亦可以此诗来论定曾国藩。当时他的朋僚歌功诵德的话，我们不需一一征引，只看左宗棠对他如何论定吧！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牛！’盖亦道实语。见何小宋（历）代恳恩恤一疏，于侯心事，颇道得着，阐发不遗余力，知方刚亦能言父实际，可谓无忝矣。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竟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直一晒耶。”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扬赞，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左宗棠之进用，亦由曾国藩所荐，但二人性情不同，“有争者国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权利之争，故皆能持大体。

孔子说：“切切，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之间相互批评，和睦共处，就可以叫做士了。

1843年2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是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有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而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后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过错，蕙西不指出来，那是蕙西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一个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责善朋友之道也。”

在曾国藩的师友中，李鸿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诤友。这在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1860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由温处道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三千，进驻兵家必争之徽州。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及至回到祁门大营，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参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

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辗转波折，复欲归至曾的门下，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他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与效率差，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曾国藩既有邵蕙西、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也是曾国藩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交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几句话，不温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

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诉，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站污竹如啊！

因曾国藩处世交友贵雅量，所以他从不苛求于人，而是待人以诚。

@@@ 驾御实战：诚待天下，善类相从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他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把别人能力化为己用的人。

曾国藩早在办团练伊始，就发布《招某绅耆书》，招人入局：

我奉命协助帮理团练，稽查捉拿贼匪，接受任务以来，日夜忧心忡忡，唯恐有误，担心自己见识不广，考虑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乡的贤人不要嫌弃我，肯慷慨前来光临相助，借此来广泛地采取众议，周密地听取意见，以求补救我的疏漏。所以找经常或是寄信请人出山，或是热情欢迎来宾，广招英雄豪杰，咨询高见妙法，这一片耿耿之心，想来能得到大家的体谅。……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被克服呢？

曾国藩对他的弟弟说：

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作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很钦敬，以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后来，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钦差，更加注意时时网罗人才。不仅自己如此，对他弟弟也发出如此忠告。他在《致沅弟》信中说，成大事的人，以多选助手为第一要义。满意的人选择不到，姑且选差一点，谬慢教育他就可以了。就是说要时时注意笼人，不能因为没有十分可意的就不去用人。

而对于那些才华出众之人，曾国想不论何时，一旦得知便千方百计笼纳过来，为己所用，如对郭意诚就是这样。

郭意诚，字昆焘，湘中名儒。因颇具文才，咸丰、同治年间，中兴诸老无不与他交往友好，各自都想将他罗至自己幕下。但郭意诚极爱其妇，日不远离，故总是力辞不就。

曾国藩也最赏识郭意诚其才。为了把他引出来帮助自己，曾寄书戏谑郭。书中云：“知公麇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郭意诚出自对曾国藩的信服，接书后立即赶至湘军营幕见曾国藩。但并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国藩又命他速归，并作书曰：“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意诚得书，一笑置之。但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决心出来供职。

据说，郭意诚在曾国藩幕下是干得很好的，成为曾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之手。曾亦对他关怀备至，或准他的假，让其多回家，或命他将夫人接来，不影响他们的夫妻生活。1858年，郭意诚有一段时间告假居家，因故未及时归营，曾国藩连续发过几次信催其速归。曾国藩于1858年6月4日，在《致澄弟信》中说：“公牍私函意诚均可料理”，足见曾国藩对郭意诚的信任。

曾国藩就是这样，时时不忘求人自辅。只有时时不忘，才能抓住时机，笼人有术，把别人招纳不来的人才吸引过来，以佐事业之辉煌。

€€ 御经二：猫虎同科，然秉性有异

——曾国藩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进行施教，可谓“导师。”

@@@ 驾御实战：一个军师一个令

成就大业的人必须有一种令“天下英才尽人吾彀”的魄力与本事，否则即使有所成就，也只能算是一隅之功。

曾国藩做两江总督后，台面越做越大。由于清廷倚重，曾国藩手握四省兵符，有请即准，可以说是权倾朝野。但曾国藩权大责以重，他意识到随着台面做大，必须更要注重网罗天下人才，为两江用，为天下用。因此，他自祁门开始，张榜晓示，召集人才。一时间各地来投者络绎于途。曾国藩把得来的人才分为二类，一类是实用型人才，包括治军、治饷、冲锋陷阵等，另一种是很有名望，兼有一定智谋，对前类人才，曾国藩以实为实，即是要他们做实事，就要给他们以实惠、实权、实职。对后一类人才，他虚实兼予，即给丰厚的待遇来“养士”，同时不轻易让他们任实职。但遇有难决难断之事，也让他们发表“高见”，以示尊重。在曾国藩“养士”中，有三圣七贤之说，三圣者即吴竹如、涂朗轩辈，工贤者即邓弥之、莫子佃诸土。曾国藩诗云：“幕府山头对碧天，英英群彦满樽前”。

也许以某种精神感召，把人们聚笼过来，还算容易。而对聚笼在一起的士人怎样进行教化和使用，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曾国藩对此问题的处理，就是把自己的幕府（包括自己所率之湘军）办成一所人才学校。

曾国藩在《原才论》中，论述过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到治军治饷，无不以自己的信条、经验严格要求，耐心训导。在他给部下的批牍和书札里，训导劝勉之语甚多。曾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仅是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落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可以说是他设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觉去做，还把它写成对联，帖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

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在曾国藩这所人才学校中，也许李鸿章得到的教益是最为典型的。

曾国藩日常起居颇有规律，每天早起查营，然后和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落拓不羁，贪睡懒散，对于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深以为苦。一天，他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耍滑装病，大动肝火，接二连三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饭，说：“必待幕僚到齐乃食。”他见势不妙，披衣“眼跄而往”。曾国藩在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却严肃地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完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

这里既有纪律的约束，又有道德的说教，李鸿章深感“受益不尽”，从而逐渐养成了“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的习惯，并获得不少学问及经济而又实用的东西。李鸿章后来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和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间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组建一支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团结奋战，酷羡英雄的军队，既是这所人才学校的重要内容，也是湘、淮军的一个重要的创新。

古往今来，除了为数不多的雇庸军，或以抢掠为生的武装集团以金钱、美女为诱饵而组成以外，一支大的部队在不忽视物质利益的前提下，通常总要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明确的思想政治纲领作为团结的基础，才能长期奋战，不致成为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曾国潘深知其中道理。因此，他攻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以“赫然奋怒，以卫吾道”为围剿太平天国的战旗。撇开双方政治上的是非不说，应该说这个纲领确实是维系湘准军长期奋战的思想基础。一部《曾胡治兵语录》共十二章，前十章讲的都是思想和政治。把思想和政治作为建军的行本，十分值得重视。

在思想建设中，曾国想把培养部队以好胜之心为核心的士气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他说：“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慕号令风雷之象，而后兴高众附，有进无退。”他除了以升官发财为鼓舞官兵英勇作战的动力外，非常重视军官成就美名的教育，并采取措施，保护和激励士气。他的幕僚有这样的记录：“师论兵事，主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余出兵屡败，然总于未战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毁卵。”

此外，他还把维护部队的团结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他一再教育部将：“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处处严于治己，而薄责于人，则唇舌由省矣。”“湘军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湘淮军内部虽有矛盾，但团结对敌的大局却一直没有破裂。当剿捻之战陷入困境之际，互相依赖、支持实是曾、李关系的主流。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谈到：“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他甚至认为，散布曾李或湘淮不和，无非意在挑拨：“令兄筱泉书来言：左公函中有湘淮暗分气类之语，即从大帅分起云云。鄙意湘淮实无丝毫衅隙。渠前批霆军之禀，颇似有意簸弄。尊处军事若不得手，左公必从而甚言之。”

曾国藩高明之处还在于他重视将政治思想、军事上的各项要求灌输到部队中去。对将领和僚属，他不轻下命令，而宁愿以师友的热肠，频频嘱咐和商讨，或撰成格言戒语加以劝勉；而对下级员共和兵勇，他则编就明确、易懂的歌谣耳听营规，令他们传唱和遵守。《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营规》堪称为十九世纪思想政治工作的佳作。“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要端详，”“第二打仗要细思”“第七不可抢贼赃”……

经过这样一所“学校”的锤练，确实造就了一批能征善战的骨干力量。

@@@ 驾御实战：绝技者为先

曾国藩曾说：“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直接把一个人能否立志、志向高低作为衡量人才高下的标准，这个观点是极有见地的。因为，在历史还没有一个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最后能成就大事的。

世传曾国藩还颇精于相术，并著有相书《冰鉴》，他在运用相书的理论察颜闻声、评判人品方面堪称一绝。

曾国藩颇精于相术。他所编写的《相人回诀》说：“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资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而在《相人十二字法》中又论述了六美六恶，提出“美者日：长、九、昂紧、稳、称；恶者日：村、昏、屯、动、忿”。据《清史稿·曾国藩传》记载，每逢选吏择将，他必先面试目测。审视对方的相貌、神态，附会印证相书上的话，同时又注意对方的谈吐行藏，二者结合，判断人物的吉凶祸福和人品才智。在他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着初识者的相貌特征和他对其人的评价。

《见闻琐录》“曾文正知人”条则记载这样一件事：

曾国藩善知人，预卜终身。任两江总督时，陈兰彬、刘锡鸿颇富文藻，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并负重名。有人推荐到幕府，接见后，曾国藩对人说：“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不保令终。陈生沉实一些，官可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作为。”

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西洋，两人意见不合，常常闹出笑话。刘写信给清政府，说郭嵩焘带妾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甚。”郭嵩焘也写信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自然倾向于同为曾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刘为此十分怨恨，上疏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当时清廷倚重李鸿章办外交，上疏留中不发，刘气愤难平，常常出语不驯，同乡皆敬而远之。刘设席请客，无一人赴宴，不久忧郁而卒。

陈兰彬于同治八年（1869）经许振忠推荐，进入曾国藩幕府，并出使各国。其为人不肯随俗浮沉，但志端而气不勇，终无大见树。作者说，观曾国藩预决二人。真如天算一般。然其衡鉴之精，尚不止此。在军命将，说某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名终。皆一一验证。

实际上，曾国藩观察人并不完全以貌取人，譬如罗泽南“貌者不扬，目又短视”，骆秉章“如乡甲老德，粥州无能，”但他都能倾心结好，许为奇才。又如塔齐布，因为他出仕很早，穿草鞋，每朝认真练兵，便为曾国藩所赏识、后来一力保举他，并且说；“塔齐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所以说，曾国藩善于识技人才，主要是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动于观人的方法，“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惭的人。

曾国藩能这样“冷眼识英雄，”所以在他夹贷中储藏了不少人物的档案，等到一旦需用，他便能从容按其才能委以职务，而且一一胜任。后来和太平天国打仗，曾国藩幕府中人才之盛，一时无二。这不能不说是由干做京官时，观察罗致人才的好处。

@@@ 御世经典：求贤来共事

夜与陈作梅谈，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余之短，以相箴规，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

信中言：朱子之学得之艰苦，所以为百世之师。二语深有感于吾心。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也。

right——引自《曾国藩日记》

@@@ 名家圈点：御用何人

曾国藩说：“治世之道，以致贤养民为本。”他一向以相人、识人、知人，用人著称于世。《新书·大政下》中悦：“君功见于选史，史功见于治民。”国君的功绩表现在选拔官吏，官吏的功绩表现在治理人民。曾国想不是国君，但他极善于选拔人才，使用人才，这可以说是他的最大本领。那么，曾国藩选拔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呢？

委任官员的标准，曾国藩认为有如下四点：

一是习惯劳苦以尽职尽责，一是崇尚俭约以培养廉洁，一是勤学好问以拓展才能，一是戒傲戒惰以纠正风俗。所以委任一个官员一要看他是否“做”得，二要看他是否“省”得，三要看他是否“学”得，四要看他是否“禁”得。他着重考察的是人的品质、习惯、才学和意志。

他考察一个绅士也有四条：

一是保持愚儒以荫庇乡里，一是崇尚廉让以奉公守法，一是严禁大言以务求实际，一是扩展才识以等待选用。曾国藩在使用绅士是有一个秘诀，那就是给他们一点名利，但不说破，用这种办法可以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

这是选拔人才的标准，那么如何管理人才呢？

曾国藩认为，管理人才不外四个方面：

一是广泛收罗，二是谨慎任用，三是勤于教导，四是严格约束。可见曾国藩对使用的人才并不放心，实行的是比较严格的控制管理。不防把它与宋代司马光的管理比较比较。司马光说：“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司马光对人才的管理是先紧后松，也就是对人才的考察是严格的，但使用人才时是放心的。所以他的管理比曾国藩的管理要民主一些，信任度也大一些，权力下放得也多一些，这样反而会使下级发挥自己的才干。而曾国藩的管理是一种专制式的，始终都是紧的，没有信任感。即使是对李鸿章这样的学识英博的大才，他也十分严厉。

曾国藩有一制度，每天黎明幕僚要一起吃饭。李鸿章初入慕府，仍不改少年所习。一天，因疏懒未去。片刻间诮差官、巡捕连连来催，传“必待慕僚到齐后才能吃饭”。李鸿章慌忙披衣而往。曾国藩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吃完饭，曾国才正色道：七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李鸿章“为之悚然”。

“好将手下有好兵”，曾国藩极力自御以率其众，所以他的左右头领、食客暮僚之言行从未敢有过，这便是曾公的控御之道，“以身作则，御人必先自御”的高超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