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吴把常佳送下电梯。送常佳回医院的车已经停在楼下。
“常医生，今晚的情况请不要告诉任何人。”告别时小吴向常佳交代。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病人的意思？”常佳问。
小吴说：“是领导的交代。”
常佳说：“告诉他，我是个出了名的大嘴巴。”
小吴一时无言。
“让他赶紧上医院检查去，拖得越久他会越麻烦。”
常佳径自上车离去。
两天后，星期一上午，常佳是门诊部的班，那天上午病人特别多，一个接着一个看。这时医务处一个人跑过来，让常佳先停诊，到医务处去一下，有要事。
常佳问：“又是谁要死了？”
“快去，给你发红包呢。”那人也打趣。
常佳去了医务处，在主任办公室里领到了那个红包，却是前天晚上躺在政府大楼办公室沙发上发抖的病人，丁副县长，他亲自上门来了。常佳一进门，正在与丁聊天的院医务处主任即站起身，让他与常佳去谈。
“你们叙旧，我就不打扰了。”主任说。
丁海洋笑：“其实也就是探望探望。”
常佳感觉他们说得古怪，她没吭声，等着瞧。主任一离开，丁海洋就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常佳，让常佳可以验明正身以示郑重其事。
他开口解释，说今天是专程前来对常佳表示感谢。一来感谢她周六晚上的帮助，二来感谢她替他着想，不事声张。刚才他已经从主任那里了解到，常佳回院后没对任何人提起当晚情况，连主任都不清楚。他本人也没跟主任多说什么，只讲跟常医生是旧识，常医生在省立医院时，因一位朋友的病情，他曾经找过她。
常佳说：“你已经去打探过了啊。”
丁海洋点头：“我需要了解。”
“心里很不踏实是吗？”
“你总是这么直爽？”
“差不多。”常佳问，“你需要医生帮助什么？开处方药，还是安排检查？”
丁海洋摇头，称自己身体没有问题，那晚是突发意外，可能因为连日劳累心理压力过大。发作过了就好。由于一些具体情况，他本人很不希望这一意外成为人们谈论的事情，他知道当天晚上常医生离开时，小吴曾经代他表达过这个意思，他觉得自己还应当当面向常医生表达一下为妥。
常佳问：“你是特意来让我闭上大嘴巴？”
“医生为患者保密，这应当是医德，也是职业要求吧？”
“这是以病人，还是以县长身份要我闭嘴？”
“常医生也不愿意自己的隐私成为问题吧？例如那个手术事故？”
常佳平静道：“那个事谁喜欢说尽管说去。”
“我只想提醒一下，请常医生多注意。”
“丁县长放心，我正想着怎么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像手术事故啊，闭嘴啊。”
“常医生不能这样。”
“我还在看门诊，该走了。”
常佳即起身离开。
当天晚间，常佳在医院宿舍接到丁海洋一个电话。常佳接电话时不由得吃惊，这个官怎么会有她的电话呢？回头一想也不奇怪，这种事于丁海洋这样的人当然不困难。
“找我什么事？”常佳问。
“对不起常医生，我想跟你谈一谈。”
“咱们没谈过吗？”
“我觉得上午谈得不对，冒犯了常医生，要表示道歉。”
“不敢当啊。丁县长想怎么谈？”
“像患者同医生那样谈。”
“丁县长承认自己有病？”
“我认为这个应当由医生判断。”
“丁县长像是挺焦虑？”
“常医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症状。”
丁海洋果然挺焦虑，他在电话里道歉，声称要做点解释。以他的身份，此刻频繁出入医院有所不便，他希望常医生能再到他的办公室来一趟，他已经叫小吴带着车去接常佳，此刻那辆车已经停在常佳所住医院宿舍楼楼下。
十分钟后，常佳到了丁海洋的办公室。
这一次丁海洋分外客气，见了面还是道歉，说自己在医务室办公室与常佳交谈时提到那个手术事故，只是想以之类比，并不是有意伤害常佳。后来想来也觉得不合适，要请常佳不要在意。
常佳平静道：“没啥。那个事全世界人都知道。”
“我知道常医生不可能这么轻松。”
常佳不做声了。
常佳做轻松状，其实确实不如表面然。常佳出生在省城一个医生世家，父亲当过省里一家大医院的院长，常佳本人女从父业，医学院毕业后进了省立医院当外科医生，拿手术刀给病人开膛破肚，找的丈夫也是医生，在同一家医院供职。一年多前，常佳给一位女患者做一起很普通的胃切除术时出了意外，患者术后大出血，没抢救过来，死于医院，其后死者亲属抬尸大闹，搞得院内院外沸沸扬扬。该意外被确定为医疗事故，主刀医生常佳须承担责任。调查人员认为常佳因个人生活问题情绪波动，手术中精力不集中，没有及时发现患者状况突变征兆。所谓“个人生活问题”指的是其时常佳的父亲过世，而她本人刚刚离婚，因为发现丈夫外遇。这个医疗事故让医院赔了一大笔钱，也让常佳无法继续呆在省立医院，由于生活和工作不顺，她连省城也不想呆。常佳的母亲是本市人，在市区有房子，常佳携女儿，带着母亲回到本市定居。她联系市医院，想去那里工作，却因为手术事故影响，一直没能安排进去。本县医院院长是常佳父亲的学生，常佳母亲找了他，通过他把常佳收留到了县医院。常佳不愿意再拿手术刀，改当了内科医生。常医生长得相当惹眼，小地方来了这么一位人物，不可能不被注意，她的故事很快地广为人知。以她的个性，丁海洋提及那个事故，她当然会感觉受到刺激和冒犯，丁海洋为此道歉，无疑会让她感觉好一些。
丁海洋问：“我是不是还在哪里得罪过常医生？”
“有吗？”
丁海洋感觉常佳似乎有些成见，从那个周六晚间他倒在沙发上初次见面时就有感觉。医生可以有个性，可以认定靠医术吃饭无须去巴结谁，但是她也不需要随时随地流露反感，表现很不待见。
常佳说：“有些人确实是我很不待见。”
原来她真有意见，从她自己的遭遇而生。她始终不认为那起手术事故原因在她，更与她本人的婚变没有任何关系，事件之发生有一些特殊因素，客观调查自有结论，但是却受到人为干预。由于医闹大闹，上边头头一个接一个下批示，下边具体负责官员担心不能尽快平息事态，会影响自身仕途，因此先入为主，草率认定，她成了牺牲品。从那以后她最不待见的就是这么些人，特别是那些比芝麻大点的大官们。
丁海洋说：“原来如此。”
他对常佳表示理解，但是如果换成他可能也一样，在高位上他也会那样批示，作为具体官员他也会那样来办。通常情况下大家都会这么做，当然也会有特殊情况。
“你倒是挺直爽。”常佳有点惊讶。
丁海洋称自己其实并不直爽。例如眼下时常有人让他发表“高见”，他一张嘴可以讲出一套又一套，其实都是些废话，相当于什么都沒说。因为说也没用，就好像某个人手掌的第六个指头，不管长得多长都属歧形。但是面对医生不需要玩那种“高见”，还是应当尽量坦诚，这对自己有利。
常佳问：“丁县长表现得这么坦诚，目的还是要我闭嘴？”
丁海洋说：“是想与医生有一点正常沟通，仅此而已。”
他向常佳解释了所谓的“很焦虑”，说眼下他身边有些特殊情况，他得特别注意各种影响。常佳是医生，知道医生那些事，却不一定通晓官员这个行当那些情况，对其中道道也许难以理解。他可以打个比方：常医生大学毕业到了医院，需要从实习医生干起，然后是住院医生，主治医生，副主任医生，主任医生等等，上了下边这个台阶，才能上上边那个台阶，类似于从芝麻到花生米再到西瓜。假设眼下常医生要从副主任医生升为主任医生，但是职数只有一个，竞争者却有好多，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议论，说常医生胳膊坏了，拿不动手术刀了，那一定对她很不利。
常佳即评论：“丁县长当医生的话，肯定不是个好医生。”
“为什么？”
常佳称自己当医生这么些年，兴趣只在治病。那些个什么台阶她从不放在眼里，管他主任副主任，不管芝麻还是西瓜，爱给不给随便。
丁海洋说：“幸好常医生当年去读医学院，没想往我们这座大楼来。”
他知道常佳是个好医生，但是好医生也不都是常佳这个样子。一个人生于此时此地，注定他必须按此时此地的通常方式生活，当然也有例外，常医生也许可以算一个。这个问题日后可以探讨，眼下彼此还不熟悉，多说可能反而混乱，不利沟通。他今晚请常医生来，表达歉意，略做解释，最后就想表示一个意思：他认为该表明的已经都表明了，之后无论常医生向全世界的人说些什么，一概由常医生自己决定，他不会干预，的确也无法干预。
常佳问：“真的吗？”
“是这样。”
“丁县长现在说的不是废话？”
“不是。”
“把医生找来，说了这么一大通，却不问病？为什么？”
丁海洋还说自己心里有数。身体没大事，哪怕有也还可以拖。
“有什么事情比身体更重要？芝麻西瓜？主任医师？”
丁海洋笑笑：“那是个比方。”
“丁县长不担心拖不起吗？”
“常医生断定我一定拖不起？”
常佳承认：“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断定。”
丁海洋对常佳表示感谢，说常医生确实是个好医生，对病人非常负责任。他认准常医生了，如果有需要，他不会找别人，只会求助常医生，请常医生安排进一步检查以及医治。在此之前请常医生对他多一点理解，无论待见不待见。
他们没再多谈，丁海洋不再强调闭嘴，常佳不做任何承诺，谈话就此了结。但是显然丁海洋放心了，常医生有个性，有来历，一个副县长在她眼里不算什么，哪怕丁海洋在这里管天管地，实也管不到她。坦承一点，客气一些，也许反有助于互相理解。
此后相安无事，丁海洋没再叨扰，常佳也没向全世界宣布些啥，她实无兴趣。
有一天常佳看门诊，一个年轻人拿着份病历卡走进来，放在常佳的桌子上。常佳一看眼熟，想一想，这不是那个小吴吗？县政府办公室干部，丁海洋身边工作人员。
“身体怎么啦？”常佳问。
小吴把胳膊放在桌上，让常佳把脉。这个动作是伪装：不是他有病求医，是来为他的“领导”取点药。他没说是哪位领导，但是他们都明白那是谁。
“他什么情况？”常佳问。
“他没什么。只是需要点药。”
“什么药？”
这个药丁海洋不知道，小吴也不知道，只有常佳清楚。前些时候有个星期六晚间，丁海洋在政府办公室里发病，常佳给他服了两粒药片。当时小吴曾问是什么药，常佳回答是“处方药。”此刻丁海洋想念该处方药了，只能让小吴求到常佳这里。
“又发病了？”常佳问。
小吴连说：“没什么没什么。”
常佳厉声道：“说实话。”
小吴不再隐瞒，他点点头，承认丁海洋又发病了，症状于上次相当。
“已经不止一次，是吗？”
小吴又点头。前些时候有一回比较严重，丁海洋头痛欲裂，摔在办公室地上人事不省，后来又自行缓解。今天他感觉不太好，赶紧命小吴找常佳取药。
“我不能这样开药。”常佳说，“让他到医院来。”
这时常佳的手机响了，来电人竟是丁海洋，时间掐得非常准确。
他在电话里喘气，说话有些吃力。他向常佳道歉，称有一个会议在等着他，实在无法脱身，不得已才派小吴到医院替他取药。他请常佳包涵，一旦可以脱身，他会亲自上门找常医生。眼下还请常医生帮助，让他挺过这一关。
常佳问：“你感觉怎么样？”
他在电话那头喘气，好一会儿：“感觉很不好。”
“这样不行。”
“我知道。帮我一下。”
这句话显得非常无助，常佳给打动了。
放下电话，她问了小吴一句：“他为什么呢？”
小吴呑呑吐吐，提到本县王涛书记升副市长了，丁副县长有可能转正。这种时候他得特别注意各种影响。等等。
常佳没给小吴开药。同上回一样，她取过自己的小包，掏出一个小瓶，把小半瓶药倒进一个小纸袋，交给小吴。
“一次两片，四小时后再服一次。”她交代，“如果不行，马上送他过来。”
小吴什么都没问，匆匆离去。
几个月后小吴再次前来，这一次没绕圈子，直截了当请常佳再开点药。
“又发作了？”常佳问，“清晨还是晚间？”
“都有。”
“呕吐？”
“有时会。”
“为什么到今天才找我？”
小吴提到这几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情。眼下领导脱不开身，也需要格外注意，因为事情还需要省上“明确”。
“‘明确’什么？”
小吴解释：一旦“明确”，领导就转正当县长了。
“接下来该想什么？市长？省长？有完没完？”
小吴表示那还远，现在先得等“明确”。那需要一点时间。
“他以为自己还有时间？”
“这种事不会拖太久。”
常佳摇头：“你去告诉他，再拖下去可能麻烦大了。”
小吴称一定百分百转告。但是现在还是请常医生先给点药。
“给什么药？”
小吴脱口道：“不是阿斯匹林吗？”
常佳顿时满腹狐疑：“什么阿斯匹林？”
小吴承认，按照丁海洋的安排，他悄悄把上次常佳给的药片拿去药检站鉴定过，发觉是普通的阿斯匹林。丁海洋考虑不再麻烦常佳，自己弄点药就可以，但是无论是药房买的，还是请别的医生开的阿斯匹林都没有用，只有从常佳口袋那个瓶子倒出来的药片才有效果。因此没有办法，还得找常佳。
“他完了。”常佳摇头。
“领导说，无论如何请常医生再帮一次，等事情定了，他会来找您的。”
常佳无语，再掏出药瓶。瓶里确实是普通的阿斯匹林药片，自省立医院那次医疗事故发生后，她不时感觉头痛身体不适，不得不借助它。
她对小吴说：“告诉你的领导，事不过三，以后没有阿斯匹林，也没有常医生了。”
那瓶药剩下小半瓶，小吴全数带走。小吴刚离开，常佳就翻抽屉，找出了数月前丁海洋在医务处办公室给她的那张名片。
常佳往丁海洋家挂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成年女子声音，这应当就是常佳要找的人。
“请问是丁副县长的太太吗？”常佳问。
对方不回应，话音很警惕：“你是谁？”
常佳也不说明，只问：“你丈夫的身体状况你清楚吗？”
“你到底是谁！”
“如果不清楚，赶紧让他去医院检查。不放心的话可以到外地大医院去。”
不等对方回应，常佳把电话放了。
隔天晚上，丁海洋打来电话，在电话里非常生气。
“你怎么能这样！搞误会了！”他抱怨。
常佳不动声色：“请问您找谁？”
“你不是常医生吗？”
“常医生是谁？”
“什么？”
常佳把电话一丢了事。
从此没有阿斯匹林，没有常医生了。这件事该谁谁认吧。
常佳说到做到，决不通融。其后不到一星期，小吴于一个晚间再次跑到医院找常佳求助，请求常佳再给点药。他告诉常佳，领导刚刚当众倒在地上，在县政府大门口，轿车边。领导点名叫他去医院，那意思只有他明白，是让他赶紧求医求药。
常佳说：“让他到医院来。”
小吴称此刻事急，沿山村民闹事，把公路堵了。领导要带人前去应急处置，没有空过来。这一段领导确实没心情看病，因为本来马上要“明确”的事情忽然有问题了。
常佳不管丁海洋有没有心情，坚决拒绝再提供药品。所谓“事不过三”，不会再有第四次了。小吴求医未果，最后把医院院长带到了沿山公路站。那时丁海洋正与村民代表谈判，他已经缓过劲，脸上贴了几张创口贴。
然后一个衣着光鲜，收拾得整齐得体的女子找到了常佳。
“我是丁海洋的妻子。”她向常佳自我介绍，“咱们通过电话。”
丁妻是做足功课才来的。她告诉常佳，那一天接到常佳电话，她大吃一惊，起初误以为是丁海洋偷偷出轨，找了个小三，小三不安分，找正夫人搅局。为这事她跟丁海洋大闹一场，丁没有轻易松口，闹得没办法了才跟她提到常佳，发誓自己跟该女医生根本没什么事。起初她不信，后来多方了解，才觉得丈夫说的可能还真是实话，因此便着急起来。此前丁海洋曾跟她提起过头痛，称工作很忙，心情不好，时有头痛，她没太在意，要丁海洋去医院看看，丁海洋总是推，要等事情定了再说。丁海洋的那件事不太顺，先是王涛作便，后是范秋贵折腾，现在打水漂，已经给替换，当不了县长了。丁妻觉得官当不上去，那就看病去吧。丁海洋还不死心，不想让更多人知道他的情况，因此她不找别人，只找常医生咨询。
常佳给了丁妻一个医院地址和一个医生的电话，医院和医生都在北京。常佳说，以她直觉，丁海洋身体问题可能出在脑颅，北京这家医院比较专业，这位医生是常佳父亲的学生，可以去找他。
丁海洋去了一趟北京，对外谎称“跑项目”。北京归来后他反悔了，以身为沿山高铁广场项目副总指挥，负有责任为由提出要求，终经市里同意暂留于本县。
常佳得到了一份礼物，是一只北京烤鸭，据称出自全聚德，由小吴带到医院。
常佳问：“这是为什么？”
“领导和他夫人说，感谢常医生。”
常佳还问为什么？小吴告诉她，领导从北京回来后像是变了一个人。感觉好多了，情绪也放松多了。
常佳摇头：“我不知道你说些啥。”
她坚决退还那只烤鸭，以示到此为止。
4、
…….据我们了解，由于一些特殊情况，丁海洋任职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丁海洋总体表现基本正常，表示过愿意正确对待，服从上级决定的态度，但是在一些场合也曾表示出不满和不服。在上级决定让他再次主持工作并再次决定提名后，这种情绪依然有所表现，工作中也有一些表现比较反常。
———摘自《联合调查小组情况汇报》
丁海洋亲自出马“打捞”范秋贵，其行为确属反常。
那时候丁海洋被暂留于本县，主要任务是推进高铁广场项目。本县新任县长已经到位，该领导叫黄捷，原为市***副主任，年纪与丁海洋相仿，资历略逊于丁。按照法律规定，黄捷经县人大常委会选举为副县长，同时决定为代理县长，要待来年初县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再选为县长。黄捷迅速到位表明丁海洋彻底没戏，但是没妨碍丁海洋继续坚守他那一亩三分地，即高铁广场项目。他是该项目的副总指挥，因为过去和眼下的种种情况，本县书记、县长两位主官没急着接管该项目，总指挥一直暂缺，理论上还可以追溯到王涛那里，尽管该旧日一号已经坐在牢中。丁海洋以副总指挥身份全面负责高铁广场项目，昔日“六指”只会说：“一号什么意见？”现在他本人似乎一跃而为一号了，人们却都清楚那只是名义上的，而且也是暂时的。丁海洋已经出局，他费尽心思如此这般留下来，其动机有些可疑，令人费解。
丁海洋动作很快，一经允许暂不离开，他即找到市委负责领导，提请有关方面迅速研究，解脱范秋贵。理由是范秋贵是高铁广场项目主体工程承建商，因牵涉王涛案被查，致使工程陷于停顿。高铁广场项目是重点项目，需要尽快重开建设，不能因王涛案而一直停顿，县里曾考虑重新招标更换承建商，却因为情况复杂不易操作，可能带来巨大成本增加，并可能致工程更其拖延。根据这一情况，最佳方案还是督促原承建商继续完成该工程。据了解王涛一案的调查已经基本结束，范秋贵该说的也都说了，他是私企老板，不是政府官员，他在王涛腐败案中只是配合调查，不是被调查案犯，如果已经大体了解清楚，建议让范秋贵解脱，回来做工程。
领导说：“这老板本身也不是没有问题。”
丁海洋说：“即使要追究他，也可以先放出来，一边做工程一边追究。”
“他要是跑了怎么办？”
丁海洋担保范秋贵不会跑，如果错了，他愿意就此承担责任。
丁海洋言之凿凿，态度很鲜明，理由很充分。时下官员腐败案中总是少不了范秋贵一类人物参与进来“配合调查”，这些企业老板贿赂权力官员，也属触犯刑律。具体办案中，为了促使他们提供证据以突破案件，通常会以“坦白从宽”、“立功受奖”原则处置。因此范秋贵只要交代得足够多，出来后依然还是范老板一个，不像王涛副市长从此一去不复返。既然如此，让范老板把王涛及若干官员丢官送牢子之后，放他出来继续把工程做完，不失为一个现实的，也是合适的选择。放范秋贵出来做工程确实不妨碍继续让他“配合调查”或追究，而且还不需要担心他跑路消失，因为他涉案后已经跑过一次，无奈忍受不了逃窜之累，自己又跑出来投案自首了。有此前科，无须过于担心他再来一次。
不过丁海洋亲自出面“打捞”范秋贵，则非常令人奇怪。丁与范是什么交情？两人间曾有一笔“001”资料来去，价值五万美金，这笔资料被丁海洋上交给纪委办案部门，导致范秋贵拔腿跑路。后来范秋贵回来自首，该老板很够意思，很讲交情，给了丁海洋一份巨额回报，交代出更早前的一笔十万人民币。这笔钱虽然没有把丁海洋最终放倒，却也产生直接后果，让丁海洋等待中的“明确”化为泡影，当不成县长了。两人间的往事如此亲密，丁海洋怎么会亲自出马替范老板说话求情？难道该官员与该老板间的交情远不止两笔，还有其他更亲密的且尚未暴露的巨大往事？如果是这样，丁海洋确实需要尽快把范老板弄出来，以防更大麻烦，这或许就是他执意要赖在本县官位上的原因？但是他公然跳出来担保范老板不会跑，把自己与该老板的特殊关联直接暴露，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不像是一个“院士”水平官员会去干的。
无论动机多么可疑，丁海洋打捞有效，范秋贵给放了。或者应当说丁海洋之打捞只是助了一臂之力，人家范老板已经坦白足够了，也该给放出来了。范老板出来后，第一件事当然要登门道谢。他打了电话，去了丁海洋办公室，众目睽睽之下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带，连个老板包也没拿。
丁海洋问：“范老板见了我，害怕吗？”
范秋贵承认心里很不踏实。
“丁副县长什么时候让你怕过？”
范秋贵承认以前从未有过。现在不一样了。
丁海洋说：“范老板放心，丁副县长有仇必报，肯定让你屁滚尿流。”
范秋贵感慨：“丁副县长好像忽然变成另一个人了。”
丁海洋冷笑问：“现在谁是一号？谁是六指？”
而后丁海洋全力督促，范秋贵屁滚尿流收拾局面，工地施工迅速恢复。
那一段时间丁海洋其他事不干，眼睛只盯着一个范老板不放。堂堂常务副县长似乎把自己当成了工地监理，一天到晚在工地上跑来跑去，下狠劲督促，进度要问，质量要追，动不动发脾气骂娘，搞得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没有谁不觉得丁副县长变成了另一个人，当年那个要么不哼不哈，要么都是 “王书记高屋建瓴”的丁海洋忽然消失不见了，没有消失的似乎只有他那标志性眼镜以及身上的白衬衫。
工地施工因之进展神速。
有人开始猜测，丁海洋或许另有缘故？高铁广场或许被他视为一步棋，他不惜放老对头范秋贵一马，是因为让范重出确实是推动项目进展的最佳方案。他一改“院士”旧貌，摇身一变变成另一个人，痛下狠劲，是要抓住机会，利用备受关注的重点项目孤注一掷，让自己来一个绝地翻身？
高铁广场项目之重要不在本县，它在全市以至全省建设盘子里都有地位。这个广场其实就是一个站前广场，该站及广场位于本县沿山镇，沿山离县城远而离市区近，建的是市一级的高铁站，为其前后近百公里高铁线路中最大的一个站，本市市区和附近数县客流将通过这个站吞吐。该高铁站起初是按一个一般站点设计，为在建中的贯穿本省南北的高铁线上的普通站点，后来形势发展，一条新的东西向高铁项目被推上日程，设计方案确定两线于沿山交会，这个高铁站成为铁路枢纽，重要性被一再提升，设计和建设方案因之屡经变动，站内设施、站台以及站前广场都比最初方案成倍扩展，铁路和地方经多次互动，最后确定的具体建设格局为：铁路建设单位负责线路和车站等主体设施，而站前广场及配套交通、生活服务、绿化等项目由地方负责。所谓“沿山高铁广场”项目指的就是地方上管建的这一块，其资金由省、市、县三级筹措，具体建设交由本县组织实施。目前在建中的南北向高铁工程是国家以及省的一大重点项目，作为其中一个站点，沿山高铁广场项目事关全线按时建成通车大局，因而备受重视。当初王涛亲任总指挥，把这个项目作为“书记工程”，因为该项目确实比较重要，而现在丁海洋能说动上级，让他们同意他暂时留下，主要原因也在这里。
显然，如果丁海洋在主抓高铁广场项目上成效突出，确实可以成为一大政绩，或许对他有利。但是他不遗余力推动进展之际又伴有反常，行事有如为自己掘墓挖坑。
高铁广场快速施工之际，省长来了。省长带领省里几个部门要员到本市视察，在建中的高铁是本次视察重点，沿山高铁站被列入视察内容。市里提前将省长视察重点及要求传达给本县，命迅速做好相关准备。本县自书记、县长以下，各相关人物及部门均全力以赴参与准备，丁海洋具体负责该项目，自然格外吃重。对他来说该视察无疑是个表现机会，机会难得，必须抓住。
由于视察内容众多，省长在沿山呆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期间包括在工程指挥部听汇报，以及现场考察。汇报当然须由当地主官，也就是本县县委书记亲自承担，按照事前准备的材料汇报。书记汇报时丁海洋坐在后排，他的官小，这种时候只用得着耳朵，无须劳驾喉咙。但是他超规则行事，拉长喉咙叫唤了一声。
那时候省长听完汇报了，把手中的材料丢到一边。
“还有什么情况要让我们知道？”省长问，“材料上有的就不要说了。”
场上一时鸦雀无声。
这是常规程序。上级领导下来调研，听完汇报后都有此问，以表示本次调研广泛听取意见。但是通常都不应当有回应，这时候如果有谁跳出来说三道四，那相当于影射刚才汇报的领导以及所准备的材料不完整，有欠缺，甚至有问题。
省长刚打算接下来发表指示，丁海洋从后排举起了一只手臂。
“这是谁？”省长发现了。
丁海洋站起身，报称自己是本县常务副县长，兼本项目副总指挥。
“你有补充？”省长问。
丁海洋称刚才县委书记汇报提纲挈领，内容完整，汇报得很好，对汇报提到的那些问题他没有更多补充。
这是标准的“院士”高见。省长一听眉头发皱：“这些话不说。”
“我另外想提个意见，希望引起领导重视。”丁海洋说。
丁海洋提的意见直指省、市两级政府主管部门。他说，按照高铁广场建设方案，资金筹措由省、市、县三级承担。县里在征地、配套方面的投入基本到位，而应由省、市两级下拨的资金因一些人为障碍，一再拖延拖欠，造成工程款不能如期支付，给工程进展造成不利影响。这个问题他曾去省上和市里协调多次，一直未能顺利解决。县里很希望省长能够关心过问，又担心牵涉到的省、市主管部门责怪，因此书记没有直接汇报。他作为现场负责人，非常盼望问题迅速得到解决，确保施工进度不受影响，省长视察机会难得，所以自作主张提一下意见。
省长扭头看身边跟随的大员：“情况是这样吗？”
场上一片寂静。
省长敲了一下桌子：“这个问题回去立刻核实，直接向我报告。”
丁海洋所提意见实为捅瘘子，无疑将得罪上边两级相关部门及负责领导。这种意见通常不能直接提，至少不能在那种场合公开提。但是丁海洋就那么跳出来叫唤。这哪里是“院士”丁海洋的固有风格？他要么是利令智昏急于表现不惜冒险一搏，要么就是脑子进水了忽然变成了另一个人。
那天听完汇报，省长一行在市、县领导陪同下到施工现场视察。丁海洋官小，这种时候只能跟在后边，没机会往前凑。今天情况忽然不同，省长在一台水泥搅拌机前站住脚不走，扭头往后看。
“那个负责人呢？”他问，“叫他过来。”
省长问的是丁海洋。丁提意见时自称是“现场负责人”，省长记住了。
丁海洋被叫到前排，站在省长身边。省长指着搅拌机和一旁正在施工的工地，让丁海洋说明一下这里都在干些什么。丁海洋报告说，这一块区域正在返工。承建单位施工时质量有问题，被发现了，他要求承建单位敲掉重来。
“承建单位是谁？具体是什么问题？怎么发现的？”
丁海洋报告，承建商是范秋贵，具体施工单位是范秋贵公司的第二工段第三班，问题主要是沙和水泥的配比不当，是在一次突击检查中发现的。为了确保工程进度和质量，现场这里除常规检查外，经常组织突击检查。每一次常规检查和突击检查，他本人都亲自带队，有时通宵达旦。
省长没吭声，掉头走开。
省长视察完工地，动身离开。临行前与当地官员握手，按照常规也就是与县委书记、县长握一握。这时他又问了一句“那个人呢？”
丁海洋再次被叫了过来。他从后排往前走，忽然脚步给自己绊住了，“扑通”一下扑倒于地，在省长和众多领导面前摔了个狗啃泥，眼镜都摔飞了。场上顿时有人发笑，离得近的几个人赶紧去把丁海洋拉起来，不料他软糊糊的，竟拉不起来。
省长立刻赶上前查看：“怎么回事？”
丁海洋被硬拽起来，由两个人架着，跟省长握手道别。
省长问：“身体怎么啦？”
丁海洋嘴唇哆嗦，好一阵才说感谢领导。他没什么，好好的。
“去睡一觉。”省长下令。
本次视察以一个略带喜剧效果的结尾圆满结束。
对沿山高铁广场建设，这次视察至关重要，省长亲自过问让该项目面临的各项问题，特别是资金问题顺利解决，施工加紧进行。丁海洋本人则因为这次视察被人们广泛谈论，除了“这家伙怎么变成这样？”，也有人认为其动机可疑，更多的人为他捏了一把汗。丁海洋如此告大状，日后还能有他的好果子吃吗？
他说：“管他妈的。”
他拿“黔驴技穷”自嘲，说古时候贵州那只驴碰上老虎了，彼此都陌生，驴大叫一声，把老虎吓了一跳。所以关键时刻会不会叫唤至关重要，事涉生死。问题是这头驴后来伸腿踢脚想驱赶老虎，老虎一看原来就这本事，一张嘴把驴咬死吃掉了。这就是说胡乱踢很危险，一头驴要是胡乱踢，那就是快完蛋了。
丁海洋在省长视察汇报会上跳出来提意见，那算是叫唤一声，或者也是胡乱踢人一脚？丁海洋未以细致解读。他只认定这样做管用，能把事情弄起来就行。
有朋友问他：“这个项目对你本人有那么重要吗？”
丁海洋说，丁“院士”被指称为“能力平庸，没有政绩”，看来未必吧？以高铁广场项目而言，丁海洋其实还是有能力办成点事的。
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黄捷屁股刚刚坐热，职务中的那个“代”字刚刚拿掉不久，忽然就调走了。黄捷原是省***一个副处长，交流到本市任职，人家在上层有关系，恰逢一个外派香港任职机会，比在下边当县长有前途，因此匆匆撤退。黄捷突然离去，位子又现空缺。按照常规，在上级没有作出新人选决定之前，由政府的第二把手主持工作，该第二把手眼下依然还是丁海洋。
于是丁海洋梅开二度。
丁海洋从沿山工地跑到县政府大楼主持县长办公会，他自嘲说，看来老天爷还关照，觉得他没干过瘾，又给了一次机会。机会来之不易，一定要紧紧抓住，除了干成些事，也得恢复一点名誉。
他所谓的“恢复名誉”就是讨官要官。重新主持县政府工作后，他即提出调整沿山高铁广场项目领导机构，让他名正言顺当总指挥。这个头衔其实是虚的，不牵涉级别工资，恰好本县现任县委书记不想跟在王涛屁股后边挂这个名，因此就给丁海洋谋到自己头上。丁海洋得手之后再接再励，乘胜前进，直奔重点，目标就是当初与他失之交臂的“明确”。
丁海洋的作法却相当反常：他吩咐复印一份举报信，分发给县长办公会学习讨论，与会人员人手一份。这份举报信举报的正是丁海洋本人，内容包括“此人只会穿白衬衫带眼镜，能力平庸，除了投合领导，一心向上爬，工作没有政绩，乏善可陈”，以及“利用其主管高铁站广场项目之机，从建筑商范秋贵手里收受巨额贿赂”等等。
这份举报信当时刚从北京层层转下来，市里相关部门从中摘出几个要点，请丁海洋本人做一个书面说明，以便向上级反馈。这份举报信却不是新作品，早在丁海洋上一次主持县政府工作时就曾广为流传，丁海洋本人也曾收到一份，握有全文。当初该举报件发生时，有关部门曾对里边的具体指控调查过，有过一个说法，所控几项未予认定，对丁海洋任职却有不利影响。类似举报件总是广为散发，范围涵盖中央、省、市、县各级，时间上不尽一致，上级不同部门处理程序各有不同，因此尽管已经调查过了，同一份举报件经常还会滴滴溚溚陆续自上而下转来，有如老年患者尿不净。
丁海洋对这份举报信有情绪可以理解，抓住它做文章甚至复印全文供县长办公会学习讨论，这就显得反常。相关事项丁海洋早就有过一份情况说明，悄悄将该说明重抄一遍寄送反馈，这才是通常应对办法，丁海洋偏要反其道而行。除了在县长办公会组织学习，他还跑到市里要求上级学习该举报信，他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请求上级领导再次组织深入调查，核实举报内容，如有问题他愿受党纪国法处置，否则应给予恢复名誉。丁海洋还嫌如此闹腾不够劲，居然直接给省长写了一封申诉信，以沿山高铁广场“现场负责人”身份陈情，请求省长给予关心。
事情闹大了，这哪里是“院士”丁海洋会干的？可真的他就这么干了。末了真的来了一个调查组，按照上级领导的批示，应丁海洋本人的请求，对该举报件反映的各个问题再做一番深入调查。这次调查基本维持上次调查的结论。这个结果不出意料，一来因为丁海洋似已越过谷底，胜比当初，而范秋贵与丁海洋之间关联更不似从前，如人们所笑，如今范秋贵咬遍全人类也咬不到丁海洋那里，无论两人间以往的五万十万，或者还另有百万千万。
这一轮调查对丁海洋发生的影响与上回完全不同：他给再次确定为继任县长人选。
据说是省长说了话。省长对“现场负责人”印象很深，认为该同志敢直言，工作落实，情况熟悉，与现今那些庸庸碌碌，没想干事只想提拔的官员很不一样。
事情至此，丁海洋“恢复名誉”目的基本达到。
但是他又突现反常。
丁海洋被确定提名，时为初夏。按照通常做法，丁海洋将如其前任黄捷一样，先经人大常委会确定为代县长，负责县政府工作，直至来年初县人民代表大会例会再选为县长。市里考虑这一段时间过长，总是以代县长身份负责工作有所不便，因而考虑采用另一种做法，通过相关法律程序，于年中增开一次县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当然也需要有政府工作报告等常规内容，其核心议题却只有一项，就是选举县长。市里这个意见是对丁海洋的有力支持，免得他夜长梦多。代县长毕竟不是正经县长，代理时间过长容易有变数，特别是丁海洋几经周折，基本出局才又侥幸转回来，已经经不起更多折腾，赶紧尘埃落定为妙。
但是丁海洋却跑到市里反映，建议不要增开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代县长就代县长，没什么大问题，等明年初人大会再选不迟。
领导诧异：“为什么呢？”
“行政成本太高。”
丁海洋拿钱说事，称本县人民代表有近三百名，加上工作人员吃喝拉撒，开一次会花费少说得几十万上百万。为他一个人的任职专门花这个钱开这个会实无必要。
“这与你个人无关。”领导说。
丁海洋的意见未被采纳。因为那一次除本县外，还有另一个县有县长变动，也需要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这种情况下必须协调一致，不能一个县开会，另一个县不开。市里从有利工作考虑，决定两县都开。
丁海洋感叹：“当初差点给攒走，现在倒变成赶驴上架。”
丁海洋千方百计为自己恢复名誉，大功告成之际却害怕了，竟想把自己曾经求之不得的事情往后拖，这显然反常。他为什么呢？
驴终究未被赶上驾，丁海洋在县人大常委会召开前夕溺水身亡，让他代理县长以及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他当县长的两项决定无果而终，事情止于无法改变之前。
5、
据反映，丁海洋溺水身亡当天有一些异常迹象。我们就此做了深入了解，其相关举动多事出有因。同时亦有一些具体情况，表明丁海洋依然在考虑日后工作，与上述迹象形成矛盾。丁本人没有留下任何说明或遗嘱，也使其死因认定更显困难。
——摘自《联合调查小组情况汇报》
丁海洋出事当天上午，在沿山观看了高铁广场落成典礼彩排，该典礼事实上已经被取消，丁海洋心里明白，却还在那里煞有介事，把一出戏唱完。这一举动虽显反常，设身处地替丁海洋考虑，他确实非常希望有一个隆重庆典，让他这个很不容易的“现场负责人”兼即将上位的新县长得以一时风光。典礼取消了，应该容他拿彩排过把瘾，因此也算事出有因。当天上午十时许，丁海洋坐着范秋贵的奔驰车离开沿山，而后于当天傍晚在风雨亭被人发现，其间这段时间他在哪里？他干了些啥？有何反常表现？这无疑是解开其死亡原因的关键点。
情况其实很简单：那天中午他去了老农土菜馆，“院士团”在那里再次相聚。早先那一回，丁海洋被叫到市里谈话，通知他县长提名被取消，要求他正确对待，而后“院士团”相会老农为丁海洋排解。此刻丁海洋咸鱼翻身，他提议大家再聚老农喝两杯，让他一表感谢。丁海洋如此回报理由充分，但是时间点显然不对：如果丁海洋要让大家同贺高铁广场峻工，酒应放在落成仪式之后喝。如果丁海洋要与大家分享从芝麻到花生米的快乐，应在他真的当上之时才办，即使等不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至少也该等人大常委会确定他代理县长之后。但是他等不及了，匆匆要在那天中午相聚老农，似乎是有意识地为自己安排一顿告别午餐。
可是当时还有若干矛盾表现，表明他还在考虑未来事宜。出事那天，跟随他工作的小吴从沿山回到县城后，在办公室里忙了一个下午，晚上也加班到深夜。小吴是奉丁海洋之命，为他赶做一份发言稿，准备在星期一上午人大常委会上用。这是惯例，人大常委会通过任职决定前，拟被任人员需要有一个述说表态性发言，这个发言做得不好往往会丢票。丁海洋命小吴为他起个初稿，要求言简意赅，切合他的具体情况，他口述了四个要点，让小吴记录下来，作为发言的大纲。按照他的要求，小吴要在星期一一早他到办公室时把稿子交给他，他要先看一看，九点整再前去人大会议室参加会议。如果丁海洋既定于周六晚从人间消失，他何必做此安排？显然说不通。
不过那天中午在老农土菜馆，丁海洋确实又表现可疑。
那天他喝了不少酒，他很少那么喝过。他们喝的是洋酒，由丁海洋自带。那酒其实是范秋贵的，放在奔驰车的后备箱里，供丁海洋使用。丁海洋使用那酒毫不手软，声称本次宴请非公款，他个人已经提前结清账目，所以尽管喝，勿须担心，也不需要更多理由。今天别人喝多喝少他不干涉，他自己必须得喝，以此表达对大家关心支持的感谢之情，并庆贺高铁广场顺利完工，预祝自己顺利当选。当天果然他来者不拒，一杯接着一杯，虽然没把自己当场放倒，已经好不到哪去。
有朋友说：“丁海洋像是变成另一个人了。”
丁海洋说：“碰上那些破事，自然大彻大悟。”
他还拿“黔驴技穷”说事，称以往解读该成语，重点总在嘲笑古时候那头驴“技穷”，碰上老虎除了叫唤，就是胡乱踢。不踢老虎还犯疑，一踢就把老虎逗乐了：原来就这本事，扑上去一口咬死。现在他发觉这样理解不够完整。事实上古时候这头驴很了不起，面对老虎不惜奋力一踢，这一踢露出了驴脚，把自己一条命给葬送了，叫做“一踢千古”，但是它也把自己一脚踢进成语，从此流传千古，可称之为“千古一踢”。
有人打趣：“丁海洋，你那个高铁广场是一踢千古，还是千古一踢？”
丁海洋谦虚：“咱们这些事最多让人说上一两年，哪里比得上人家那头驴。”
席间，丁海洋上卫生间，有一位朋友跟着一块去，两人站成一排解手，一边畅排一边闲聊。朋友出于关心，要丁海洋悠着点，别喝得太猛。丁海洋说心里高兴，忍不住就多喝了点。朋友看丁海洋的脸，指着额头问：“那是怎么啦？”
丁海洋伸手摸摸，额上的青印是早上沿山彩排现场那一跤摔的。丁海洋告诉老友如此当众表演已经不是第一次，上回老农菜馆聚会，回到县里一跤倒地，而后省长视察时再演一回。反复出现，都出于同样的缘故，没有办法，不留神间眼睛一黑就摔。摔不是问题，当众出丑却是问题。
朋友关切：“身体有什么事吗？”
丁海洋指着自己的头：“这里有事，头痛欲裂。”
朋友大惊：“是吗！”
丁海洋告诉朋友，他的脑袋里长了个东西，情况很严重。他到北京问过医生，医生判了死刑，缓期大约半年一年吧。也可以做手术，把脑壳剧开，把里边的东西割掉。手术的最坏后果是当场报销于手术台上，一般情况是瘫在床上大小便失禁，最佳后果是哆哆嗦嗦延续几年生命，这还要看运气。医生说他的运气不好，脑子里这个东西位子长得不对，很难割干净，像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往往割过一次，几个月后又长出来，还得开颅再割一次。他现场去参观一位住院病号，是第三次开脑袋，情况惨不忍睹。以他感觉，实在是生不如死，以其那样不如算了。
“怎么从没听你说过！”朋友叫唤。
丁海洋笑：“因为没喝啊。今天喝得差不多了。”
“得想个办法！总会有办法的。”
丁海洋已经想过办法了，他的办法就是弄点药控制，同时封锁消息，连老婆都设法瞒住。起初感觉特别懊丧，人生一世这么过去，什么都没留下，心有不甘。所以他才反悔，留在县里不走，拼死拼活把沿山高铁广场弄起来，也算给自己立座碑，留点东西供人想念，让大家知道丁“院士”只会叫唤“运筹帷幄，高屋建瓴”，那是环境有点问题，人在场中只好如此，并不真是连一脚都不会踢。一旦不管不顾，孤注一掷，情况就不一样。黄捷忽然走人，老天爷又给他送来机会，这时候当然得抓住不放，讨官要官，争取恢复名誉。现在居然成事了，心里忽然很矛盾。一方面心有不甘，情不自禁想要继续干下去，回头想来又觉得玩笑好像开大了，恐怕不好继续开下去，应该严肃一点，免得到头来上边领导有意见，县财政百十万打水漂，那都是真金白银啊。
朋友正色道：“丁海洋你不是开玩笑吧？说的不是玩笑话？”
丁海洋笑：“说的都是醉话。不算数的。”
如上回一样，当天中午的“院士”餐聚匆匆结束。上回是因为丁海洋突接电话，赶回县里处理沿山村民堵路上访，这回则是他一高兴喝多了，力不能支，被扶到老农土菜馆的客房里休息。丁海洋在那个客房里睡了五六个小时，醒来即动身离去。范秋贵的那辆奔驰车一直守在菜馆外边听候调遣。
丁海洋绕开市区，从老农土菜馆径直回县城。起初很安静，他把眼镜摘下来丢在座位边，自己缩在后排位子上继续打盹，似乎尚未完全酒醒。后来他开始用脑袋敲打车门和车座，敲得“澎澎”有声，越敲越响。司机听了害怕，问他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停车？他不吭声。车到风雨亭，他忽然起身问了一句：“风雨亭到了？”
司机说：“是。”
“停车。”
丁海洋下了车，命司机把奔驰车开回去找范老板报到，不用管他了。
司机叫：“这行吗？”
“我另外叫车来接。没事。”丁海洋说。
于是他独自留在风雨亭边。丁海洋在这里停留似乎出于心血来潮，也可能与他头部的剧烈疼痛有关，或许他是痛得受不了，要在这时略做喘息，放松一下，而后再叫车离开？他在自己地盘上叫个车确实易如反掌。风雨亭比别处也就多个亭子，该亭子并无特殊来历和背景，只是一个标志：它位于本县与市区的交接处，亭子以下地界属市区，以上地界属本县，为丁海洋的地盘。丁海洋即将成为这里的县长。
丁海洋下车那时天色还亮，从下车直到被人发现，时间有两、三小时之久。这一段时间里他即没有离开，也没有下河“洗澡”，没有谁知道他呆在那个山间小旮旯里都干了些什么。或许如他所说，是在那里借酒“矛盾”？思忖自己是叫车来接，返回县城，准备提提衬衫继续往县长位子上走，或者因为头痛欲裂，决定不开玩笑，趁着还来得及，赶紧拜拜，别让上边领导有意见，百十万真金白银打水漂？
这时候需要有一个人帮助他拿主意。鬼使神差，这个人果然来了，却是女医生常佳。医生有时候代表天使，有时候代表死神，常医生也不例外。她开着辆丰田车经过风雨亭，远远的居然一眼认出了丁海洋的公文包、眼镜和白衬衫。
常佳从省城归来后定居于市区，与母亲和孩子一起生活。她在县医院上班，每双休日回家都是自己开车。那个星期六她值班，傍晚才驱车从县城返回市区，不料再次踏进丁海洋的故事里。常医生有个性，起初她没想理会该患者，因为她早就宣布：没有阿斯匹林，没有常医生。她一踩油门跑了过去。毕竟是个好医生，跑过之后她又感觉不忍，于是把车掉头返回，停车呼唤，想把患者找回来，此刻该患者在这里晃荡，肯定有问题，让她觉得放不下。但是这一次丁海洋拒绝相见，他把自己藏了起来。或许恰就是常医生的出场，让丁海洋格外痛切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病人，时日无多了，一时格外头痛欲裂，于是他脑子里的矛盾摆轮“忽”的一下子就摆了过去？
总之那个丁海洋不复存在。
6、
丁海洋在确定任职之前意外死亡，市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即责成相关部门尽快组织调查，确定其死因。相关部门按照领导要求，迅速组织力量调查取证。调查人员在初查之后，建议采用“不幸溺水”的提法为丁海洋治丧，不涉及其是否死于自杀。这个意见被采纳，亦被网络上一些人指为“隐瞒真相”。按照领导要求，这次我们对丁海洋之死做了进一步调查，鉴于丁海洋死亡前虽有反常迹象，却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其确属自杀，我们认为，原调查结论还应予以维持，丁海洋死因还宜确定为“不幸溺水”。
——摘自《联合调查小组情况汇报》
短篇小说
杨少衡
笑声的破洞
星期六上午，尹周生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语气亲切问我是否在家？没钻到哪个崎角旮旯里去吧？我一边回答自己老老实实与老婆孩子宅于家中，坚守假日岗位，一边心里暗自诧异，思忖尹周生是要干什么？
“检查个人卫生。洗脸刷牙没有？”他问。
尽管是假日，也已经上午十点，再怎么懒散也该起床吃饭了。
“刮胡子了？”他再问。
我表示惭愧。剃须刀没电，插在插座上充电。
“到我办公室来吧。”
“领导找我有事？”
“送你一把剃须刀备用，德国名牌。”他说。
“感谢感谢。”
连声感谢其实只为推托。我告称知道领导很忙，每天这个求那个找，没完没了的会议，星期六还得到办公室，确实累，我们当下级的必须知道体谅。领导找我一定有些事情，如果电话里能说，可以直接交代，我立刻去办。
“不要我的德国剃须刀？”
“尹副市长客气啥呀。”
他笑：“号称应强，又硬又强，身段也这么柔软？”
我说：“让领导笑话了。”
而后尹周生切入正题，原来他是要打听情况。他问我单位里这几天有什么风声没有？我回答说这两天我不在单位，去参加省里一个培训，刚回来。
“听说又来了几个人？”
“来人？我不知道。”
“不会吧？”
“是真的。”
他转口问：“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表示歉意：“坚决改正，回头马上去找领导检讨。”
“我不欢迎，拒绝接见。”
“领导多包涵！”
他问：“有什么事要我帮助？”
“不敢给领导找麻烦。”
他即批评：“心怀鬼胎。”
“领导又批评了。”
“其实你这个人不错，是我关心不够。”他笑，“记住，剃须刀给你留着。”
他哈哈笑，把电话挂了。
放了电话我赶紧查记录，他是用手机打的。
这个电话非常蹊跷，正常情况下此刻他不可能给我打电话，特别不会用手机向我了解风声，打听来人。他在电话里一阵哈哈，表现得很放松，我听起来却感觉异样，因为笑声不实，似有个破洞，里边隐隐约约藏着些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肯定跟我有牵扯。他在电话里又是拒绝接见又是表扬不错，看似开玩笑，内涵很丰富，其直接效果就是把我拖进他的案子里。
我跟尹周生是中学同学，在一个班读过三年书。尹周生早在当年就是领导干部了，在学校历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等职。他的家庭背景不一般，父母在银行有职有权，本人聪明机敏，学习成绩好，特别是长得帅，同学堆里随便一站就如鹤立鸡群，因此极有女人缘，身边总有大胆女生挤着蹭着跟他搭讪。尹周生高中毕业后考上省城一所大学，毕业进了省委机关，跟在一位大领导身边，渐渐做大了，三年前他从省里回到本市，赫然已经成了尹副市长，风光更胜当年。他到任之初有一则笑谈流传甚广：市妇联召开妇女表彰会，请尹副市长出席讲话，该会出席者几乎全为女性，女士们爱说话，见了面叽叽喳喳，没完没了，大会还没开场，会场已经开锅一般。忽然全场女士闭起嘴巴，瞪大眼睛都朝向主席台：原来是新任尹副市长从边幕走出来，这位领导脸面光鲜，头发有型，模样特别帅，一下子把女士们镇住了。
尹周生有头有脸，很重要在于他刻意打理。我知道早年间他已经很会收拾自己，班上女生传说他口袋里藏有一把小梳子，会背着人拿梳子整理头发。我相信该传闻准确，只是我从未亲眼看到过，显然尹周生擅长打理自己，也善于隐蔽。我号称同学，当年懵懵懂懂，拉里拉塌，所以连个小组长都干不上，跟他天差地别。后来我上大学读的是数学，毕业回到本市，选调到审计部门，因配合监察局办理一个经济案，最终把自己办进市纪委，工作多年一直是普通办案人员。我这种人与尹周生无法同日而语，却不料他还记得起我。有一次市机关开干部大会，我俩在走廊上邂逅，他居然一眼认出我，问我情况怎么样？为什么不去找他？他还指了指我的下巴，示意我注意。我很诧异，询问尹副市长有何重要指示？他说：“胡子该刮了。”
我跟尹周生只是初中同学，高中文理分班就没在一起。当年同学时没有太深交情，眼下差别大了，我这人比较识趣，觉得不必挖空心思攀附，或称不要去打扰领导，所以我没有主动去跟领导接洽。不想尹周生虽然对我有所批评，却不忌讳同学关系，后来他帮我在市委主要领导那里说了话，我被提为二室的副主任。
由于这些瓜葛，尹周生遇到麻烦之际突然找我检查卫生，说来也合情理。我在市纪委工作，我会知道一些情况，且老同学间打打电话并不异常。问题是尹周生其人非常聪明，他应当猜想到此刻他的手机可能已被监控，他的每一次通话都可能被记录在案，包括他找了谁，说了些什么。他知道我是老资格办案人员，哪怕我想偷偷通风报信，也不可能在电话里讲，为什么他还要拿起话筒，哈哈哈笑上几声？
这些疑问没法直接发问，因为高度敏感。尹周生副市长眼下照常着正装于本市各大主席台做重要讲话，脸面光鲜，形象宜人，念起讲稿抑扬顿挫，实际上他正在走麦城，外边风声四起。以我观察，可能要不了几天，他的案子就将明朗化，他可能会“进去”，彻底告别他的无限风光。
他的案子不是我们办的，由省纪委直接抓，因为他是省管干部。省纪委有一个专案组到本市调查案情，来来去去已经数月，由于案件发生于本市，上级从我们二室抽调几个干部配合办案，我不在其列，原因没有解释，但是我心里有点数。我注意到专案组主要了解土地和建设方面的情况，本市这两方面的主管领导是尹周生，批地批项目都要他点头，他身边总是众星捧月，围着各种老板以及形迹可疑的妙龄女子，外界风言风语不绝。因此从省纪委人员来本市摸情况开始，我就感觉尹周生可能有麻烦，领导知道我跟他是同学，彼此间有些个人交往，有意让我回避，没让我参与办案。
前些时候，尹周生一案在潜行数月之后，忽然浮出水面，起因在于一次出访。我市有一个经贸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定由副市长尹周生带队，出访的审批手续已经全部完成，几天后就要出发，上级突然通知调整人员，尹周生不当团长了，改由市外经局局长带队，理由是尹周生副市长另有重要任务。作为老资格办案人员，一听到这个情况，我就知道尹周生大事不好，已经被限制出境。通常情况下，尹副市长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就是接受审查。没有足够把握，上级不会轻易动他这一层次的官员，一旦开始动作，直到被立案并进入“两规”，那就意味着出事落马，很少有例外。
因此尹周生在电话里“哈哈”，那是假笑。他责怪我为什么不去找他，问我有什么事要他办？表现得很亲切，那不是重点，该电话的主题是打听风声，即案件进展，所谓“来了几个人”指的是省里的专案人员。一段时间以来省里有人常驻本市，根据案件进展还有一些人来来去去。眼下如果有重要办案人员到来，那么很可能是案情调查有了突破，经过上级研究，决定对涉案人采取措施了。
我说的这些都是常识，外界可能知之不多，尹周生这么大的领导肯定跟我一样了解透彻。他清楚自身处境，却给我直接打电话探听案情，这个动作相当怪异。他笑声里的破洞让我感觉不安，因为不知其中暗藏什么。
二十余小时后，我的疑问有了答案。
星期天上午，我被通知立刻到单位，领导有事找，接到通知我心里即有感觉。纪委部门假日加班是常事，但是这一段时间我手头并没有急迫任务，临时召唤必有特殊缘故，我立刻想起尹周生给我的电话。
果然是他出了事：昨天上午给我打完电话之后，他突然不见了。
我闻讯大惊：“不见了？不会吧！”
领导追问：“你知道他去哪里吗？”
“我不知道。”
尹周生涉案被查已经不是秘密，此刻忽然消失不见，很可能是负案潜逃。如果他犯的事情不够大，他不至于选择逃跑，一旦一跑了之，则肯定是大案缠身。我不了解具体案情，却明白值此节骨眼上，他的忽然消失事关重大，情况相当严重。
“尹副市长在电话里跟你说了什么？”领导查问。
“他没说什么。”
除了笑声有点破，尹周生的电话似乎没有更多内容。但是这个电话已经成了我的问题，如果我未能配合办案人员将尹周生找到，容尹周生成功负案在逃，从此销声匿迹，我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
“你好好回忆，他跟你到底说些什么？”
领导当然清楚我们讲些什么，该通话的内容他们肯定已经完全掌握，且知道并不存在问题。但是有时候通话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弦外有音，打电话者通过一些平淡无奇的交谈，传递了只有他们才彼此领会的信息。尹周生与我通的这个电话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领导有理由怀疑。
我做了解释。我本人对该电话感觉怪异，但是实在想不出尹周生出于什么目的，也不知道它与尹的突然失踪有何关联。
“他打的最后一个电话是给你。为什么？”领导问。
我无言以对。
“德国剃须刀指的是什么？”
我确实一无所知。我用的剃须刀是街头小摊买的义乌小商品，我对刮胡子一类问题从不讲究，不像尹周生永远脸面光鲜。也许正因为这个，他成了领导而我只能从属。
“你跟尹副市长的个人交往多吗？”
我如实说明。我与尹周生是老同学，我曾经得到他的关心，但是我们并没有太多个人交往。他是领导，我跟他碰面说话的机会不多，有时彼此打打电话而已。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找他？问有什么事要他帮助？那只是对老同学表示亲切，我要是一天到晚找该领导办事，他肯定烦透了，真会拒绝接见。
“没有求他办过事吗？”
我的提拔确实得到过尹周生的帮助，但是事前我并没有求他，因为脸皮薄开不了口。事后我们一个同学告诉我，尹周生表扬我是老实人，工作认真为人本分，眼下这种人不多了，能帮就要帮一把。就此事我对他心存感激，认为尹周生挺不错，能念同学之情，但是我也更不敢去找他，向他开口。
我不知道自己的说明能否打消怀疑，领导暂时没再追问，只让我好好回忆情况，提供帮助，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尹周生。
尹周生失踪的具体情况是这样：星期六上午，尹周生在市政府大楼他的办公室看文件，当时未显异常。尹周生父母都已过世，他本人家在省城，到本市是单身赴任，妻儿没有跟随，因此节假日里尹周生如果不回省城家中，常常就在办公室处理事务，以室为家。当天上午尹周生在办公室呆到十点一刻，也就是给我打完电话不久就出了办公室，拎着他的公文包乘电梯下到大楼地下车库，上了他的轿车，自己开车离开。那时他的驾驶员在市政府小车班值班室跟几位同事喝茶聊天，等着尹周生出车电话。按照安排，尹周生将在午饭前用车，让司机把他送到宾馆，那里有一个小食堂，市里无家可归的单身赴任领导们集中于该食堂办餐，却不料尹周生不吭不声自己开着车提前跑了。尹周生会开车，有执照，存有一套轿车钥匙，以备临时之需，但是以往他只在省城办事时偶尔自驾游，在本市从来都让司机接送，这一次例外。
“过了多久才发觉他失踪？”我问。
有半个多小时。这里边有些原因：尹周生虽然在接受调查，目前依然是副市长，办案部门需要留意他的举止，却还不到可以限制他行动自由的阶段。市纪委一位配合办案的干部奉命掌握尹周生动向，当天上午该干部在市政府大楼坚守岗位，他以星期六没事串门，跑到小车班聊天的方式呆在那里，尽量不引起注意。他在小车班得知尹周生中午才会用车去宾馆吃饭，于是坐下来放心聊天，哪里想到尹周生虚晃一枪，居然不叫司机，自己开车跑掉了。
“尹副市长会不会是临时有事要办，来不及做交代？”我问。
发现尹周生失踪后，相关人员迅速着手寻找，立刻发现情况异常：尹周生手机关机，无法联系。尹周生身为负责官员，不能让上级和相关部门找不到，他如果不在办公室，不在宿舍和家中，手机必须是开通的，以备发生紧急事项时能够及时得到通知。有时候当然也可能出现意外，例如手机突然故障停电等等，此类事在别的官员那里偶尔发生，尹周生却从未有过，因为他特别细致。尹周生一案正在调查办理中，他突然联系不上肯定不是因为意外。尹周生失踪之初，办案人员还不敢完全排除因意外失联的可能，过了一夜到了星期天上午，尹周生依然毫无消息，手机不能联络，无从定位，这时候已经可以确认无误，尹副市长跑了，就此失踪。
昨天上午发现尹周生失去联络之后，相应的措施已经立刻启动。办案人员一边千方百计寻找其下落，一边急报上级，安排防范。这一防范的要点就是防止尹周生逃出国门。尹周生已被限制出境，按规定护照已收回上缴，但是不能排除他还有后手准备。时下有些腐败官员利用职权和关系，秘密为自己弄一本备用护照，用假名和假身分，贴真照片，一旦有事，以最快的速度持这种护照逃离，海关难以截获。尹周生是否准备这一手还不得而知，上级却不能不重视防范。尹周生的资料已经传往附近几座机场协查，无论他以什么名字什么证件去办登机手续，机场相关部门都会把他先控制下来。如果他手脚敏捷，已经在协查通知到达之前逃离，那么依然可以从登机记录中找到他的踪迹，知道他现在变成了什么人，他正在逃往何处。
直到周日上午止，没有发现尹周生出现在任何机场。作为尹周生失踪前最后一个联络人，我成为此案一个人物，被领导召回单位协助寻找尹周生，尹周生给我打的电话成为寻找他的主要线索。我很惭愧，辜负领导期待，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尹周生那个电话除了让我感觉奇怪和不安，没有其他。
“他为什么不给别人打电话，只给你打？为什么别的时候不打，逃跑之前才打？”
我无法解答。
“好好想想，这里边肯定有原因。”
我问：“他的案子究竟是什么情况？”
“这个你不要问。”
我不是好事之徒，了解案情主要是因为自己给牵扯进来，案情有可能暗含尹周生的去向。作为一个老资格办案人员，我也清楚在形成结论之前，相关案情不能向无关者泄漏。我虽然也算有关者，眼下让我了解内情显然还有所不宜。
领导也给我提供了他们掌握的一点信息，该信息出自最后一个看到尹周生的人，此人为年轻女性，机关工勤人员，星期六上午在市政府大楼做电梯卫生。当天尹周生拎着公文包从十楼他的办公室下到地下车库，电梯里只有该女工陪同。女工认得尹周生，跟他打了招呼。按照女工回忆，尹副市长对她点点头，很高兴很亲切，脸面带笑，头发纹丝不乱，光鲜如常。
尹周生在出逃之际依然高度重视自身形象，我不感觉奇怪。但是从他留下的美好形象无法分析其出逃方向，有如此前他给我的电话难以捉摸。说也好笑，尹周生在电话里责怪我为什么不去找他？结果我果真来找个不停，因为他自己“躲猫猫”去了。
我被留下来配合工作，通过各个途径寻找尹副市长，整整一个上午，我们没有取得进展。中午一点半左右，市交警支队传来一个重要线索：发现尹周生所驾轿车。
从尹周生失踪之时起，有关方面就悄悄展开对这辆轿车的紧张追查，因为该车的去向就是尹周生的去向。最先查到的资料来自市区中心地带十字路口的监控探头，它记录了这辆车西行穿过该路口，行驶速度正常，不显慌乱，没有违章。该路口以西两公里处另一十字路口本来还有一个探头，该探头不巧坏了，没有记录到这辆车是继续西行，或者折转了方向。本市城西城南城北三个方向，分别有三个高速公路出口，高速公路探头多，但是所有探头无一例外都没有逮住尹周生的轿车。他应当是有意避开高速公路，谢绝拍照，以防没走多远就被追踪锁定。本市境内国道、省道及县道、村道的监控设备较少，集中于几个大桥收费处，只要地形熟悉可以避开。尹周生显然是这么做的，他的车没有出现在各个探头监控范围里，以至我们开始怀疑他是否把车藏起，弃车徒步潜逃，或者偷梁换柱变动了车辆，如果那样，只怕他要人间蒸发了。
结果五尖溪大桥收费站传来消息：昨日上午十二时，所查轿车经过了该收费站。
五尖山区位于本市西北部，区域内有五座主要山头，山高林密，地界分属于两个县。五尖溪大桥扼于进山门户，只要尹周生的目标是五尖山区，他就必定要在该大桥收费口的探头下现身，无可回避。五尖溪大桥的记录让我们把尹周生的去向锁定在那一片山地，问题是他到那里去干什么？五尖山区范围广阔，他会跑到哪座山尖哪个山洞里躲藏？必须到哪里去找到他？
领导问我：“应强，你说他会在哪里？”
我要求：“赶紧问一下司机，车上后备箱里有什么？”
他们立刻给尹周生的司机打了电话。司机回答说，轿车后备箱里有修车工具、灭火器、备用胎等常规物品，还有一箱酒，几盒茶，是人家送给尹周生，尹让放在后备箱里还没取走。除此之外就是两根钓鱼竿。
我问：“钓鱼竿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好几个月了，总在那里。”
领导问我：“钓鱼竿怎么啦？”
我分析：“尹副市长可能钓鱼去了。”
“在哪里？”
“在五尖水库。”
“你怎么知道？”
这话说来挺长：近两年前有一个星期六，我在家里陪女儿做作业，很意外接到尹周生的电话，问我有时间吗？他有事。当时我刚被提拔，心里对他挺是感激，人家有事找我，当然不能推托。我赶到市政府，远远就见他的轿车已经停在大门外。他按下车窗向我招招手，我这才知道他并非让我到办公室陪聊，是要我跟他到外边转一转。
上车后我问：“尹副市长去哪里呢？”
去的就是五尖水库。
“尹副市长去视察水库？”
是去钓鱼。星期六略略放松、休闲。
我当即发笑：“尹副这是钓什么鱼啊！”
我是笑他打扮。尹周生坐在车上，一如既往地脸面光鲜，头发纹丝不乱，而且还着正装，衣冠楚楚，身上的西装领带皮鞋一望而知都是名牌。如此打扮分明是去主席台就坐，哪里是去水库钓鱼。领导再怎么讲究也无须正装钓鱼，莫非鱼愿不愿上钩还看他那条领带是否时髦？
尹周生即批评：“你不懂。”
原来他刚出席过一个剪彩仪式，那种场合自然当着正装。钓鱼确实不需要讲究打扮，本地乡下人都是穿条裤衩下水抓鱼，但是尹副市长钓鱼之意不在鱼，他不是没有鱼吃也不是没有鱼卖，钓鱼对他只是放松和休闲，就好比听音乐。听音乐得有好的音响，那才能找到感觉，钓鱼也一样，不能不讲究。钓鱼不需要着正装，却有专业的钓装，从帽子到鞋子一应俱全，顶级的钓装比他身上这套正装还要贵，可称天价，任你钓多少鱼都卖不了那一套衣服的钱。
“后备箱里有两套。”他说，“一会儿咱们一人一套。”
“天价的？”
他笑，后备箱里那两套不算顶级，够不着天价，但是也已经够好的。
“咱们拿什么钓鱼？难道拿鞋子和帽子？”
我提出该问题，是因为未见鱼竿。我光屁股的时候就在家门外的池塘里钓过鱼，知道钓鱼得有鱼竿，钓鱼竿不是吹火棍，它必须有足够长度才能够得着鱼。早年我们小孩拿细竹竿结上钓丝做钓鱼竿，那种细竹竿不可能放进轿车里。
尹周生笑话：“你啊，学习不够。”
原来人家现在不用细竹竿了，用的是合金竿，顶级的鱼竿用钛合金，也就是建造宇宙飞船的那种材料，质地轻而弹性好，还可以折迭起来放在套子里。尹周生的轿车后备箱里有两个套子，里边的鱼竿不是钛合金，不过也已经挺好的。
我不知道尹副市长拉我钓鱼目的何在，如他所言只是休闲放松，或者还有笼络之意？彼此毕竟是老同学，领导要表示关心，加之我所在的部门比较特别，他用得着。说不定他还有些具体任务要交给我办，准备在钓鱼之际布置，这都是可能的。
结果什么都没有，既没有笼络也没有任务，连钓鱼都没有：轿车走到半道，市政府办紧急电话通知，省上来了一位领导，让尹周生负责接待。尹周生接完电话就命司机掉头返回。当日钓鱼未遂。
他说：“应强，咱们另找时间。”
当然只能这样。
“有什么事要我办吗？”他还问我。
“没事没事。”
这以后就没时间了，我再也没有机会一睹专业钓装和钓具究竟啥样，与细竹竿有何区别。尹周生是领导，号称百忙，我职位不高事情也不少，一个案子办完再办一个，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钓鱼未遂不久后一个星期六，尹周生曾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当时我恰在加班办案，尹周生问了几句就把电话挂了，什么都没说。我觉得他这个电话可能是在履约，如果我恰好没事呆在家里，估计见识钓装和钓具的机会到了，只不过我是注定没机会弄懂钓鱼，从此尹周生不再跟我提起此事。我身为下级，领导有要求咱们得响应，领导不说那就算了，咱们不便主动请缨陪同，钓鱼之约悄然作罢。
事实上我并非如此单纯，我心里隐隐约约还有异样感觉，是关于尹周生轿车后备箱里的钓装与钓具。我猜想它们也许真的达不到顶级，却肯定价格不菲，与我们小时候的短裤衩和细竹竿不可同日而语。我相信尹周生不会自费购买，那些套子肯定是某老板相送，老板们为什么要送他如此礼品？除了钓鱼用品，是否还相送其他？而尹周生又为他们做了什么？身为纪委干部，多年办案，我知道很多人是怎么滑下去的，联系自己听到的风言风语，作为老同学我对尹周生心存感激，也为他暗中捏一把汗。
有一次一位旧日同学自香港归来，尹周生召集聚会，散席后拉我上他的轿车，跟他一起回去。在车上他开玩笑，说多少人挖空心思拉关系找他，偏偏有一个应强有关系就是不找，这是为什么？怕给领导找麻烦还是怕给自己找麻烦？我当即承认是怕给自己找麻烦。尹周生很意外，反应非常迅速。
“难道怕我倒了，连累你？”他问。
我讲了另一个理由。现在干什么都讲关系，一旦大家知道可以通过我求尹周生办事，他们会一拥而上挤破我的家门，金钱美女，要什么给什么。其中肯定有些人我无法拒绝，我自己也可能会把持不住，让人家套住。因此我害怕。
尹周生大笑：“原来是自己吓自己，心怀鬼胎。”
尹周生何等聪明，他能不明白？我绞尽脑汁说自己，意在试图对他有所提醒，他拿“心怀鬼胎” 挖苦我，表明他并不把我的提醒当回事。作为下级我只能到此为止。我是一个普通人，很惭愧我也有各种想法和欲望，也希望有人相助，但是我不去找尹周生，不求他办事，除了脸皮薄，确实也出于谨慎，本能地与潜在危险拉开一点距离。
尹周生行事周密，总是以面目光鲜示人，很少暴露裤衩里的毛，知道尹周生好钓鱼的人不多，如同知道尹周生利用职权受贿的人一样。有传闻称尹周生只与两种人一起钓鱼，一是与之交往较深的企业老板，二是上边来的关系特铁的重要部门官员。我什么都不是，应当算个例外，也许因此我注定只能钓鱼未遂。
想起那一次半途中止的五尖水库之行，我终于明白尹周生失踪前给我的电话怎么回事，他哈哈笑声里的破洞原来暗藏算计，我躺着中了一枪。这个电话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却是通过我给办案人员指路，告知他去了哪里。尹周生清楚他的电话会受到注意，我本人是纪委干部，他失踪后，我一定会因这个电话被叫去提供线索，配合追踪。一旦发现他出现在五尖溪大桥，我一定会想起那次未遂钓鱼并推测出他的去向。
领导听了我的陈述，一时感觉意外。
“难道就是钓鱼？”他们问。
我无法回答。
情况有些严重。尹周生突然失踪惊动各方，上级高度关注，下边四处搜寻，各大措施基本已经把尹周生作为负案潜逃人员对待。如果尹副市长并没有打算远走高飞或者人间蒸发，只不过因为工作繁忙，精神紧张，偶尔利用双休日放松一下，独自驾车前往某一座水库钓钓鱼。由于某个意外，他的手机发生问题，一时与外界失去联系，让大家虚惊一场。如果竟是这样，对他的全力搜索和追踪就是过度反应了，在我们紧张无比极其烦躁之际，他开着车拎着一桶鱼悠然度假归来，那样的话岂不相当搞笑。
领导说：“无论如何，先把人找到再说。”
我奉命随同搜寻小组立刻动身前往五尖水库，小组由市纪委一位常委亲任组长，成员数名，包括配合工作的警察，任务是找到尹周生本人。此刻尹周生的下落并未确定，五尖溪大桥收费站提供的是已经发生过的车辆通行记录，五尖水库钓鱼只是我的一种推测，现在最重要的他究竟在不在那里。
根据我的建议，尹周生的司机被带上一起行动。五尖水库面积很大，我并不知道尹周生可能猫在哪个角落钓鱼，他的司机应当清楚。路上我们向司机询问，果然不错，尹周生喜欢在该水库一个拐角隐蔽处做窝垂钓，司机帮他提水桶，知道那个地点。司机还说尹最常去的钓鱼点是市区南边另一座水库，五尖这里来过两三次而已。尹周生嫌这边远，而且五尖水库的鱼又懒又傻，不懂得咬钩。
我问组长，如果我们在水库边找到尹周生，他什么事都没有，就是坐在那里垂钓，该怎么跟他说话？组长回答：“就说请尹副市长速回市区参加重要会议。”
我明白了。办案步伐紧锣密鼓，但是看来对尹周生采取措施的决定还没有正式做出。事情是否还有变数？会不会尹周生钓鱼归来，一切烟消云散了？我没有参与办案，不知底细，说心里话真不希望他出事，愿意他依然脸面光鲜坐在主席台上。毕竟彼此同学，他帮过我，甚至在昨日的电话里他还没忘记问一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
我们赶到水库，在那里发现了尹周生的轿车，而后迅速在水库边一个拐角隐蔽处发现了他的踪迹。这里背山面水，有一片小空地，周边是小树林，水面平缓。尹周生的鱼桶和钓鱼竿丢在岸边一棵树下，旁边还放着他的公文包，但是他本人不知去向。
我顿觉紧张。我把大家带到这里，尹周生自己不会玩金蝉脱壳吧？我注意到他那支钓鱼竿落在地上，竿前端垂在岸边，后部卡在一丛灌木里，鱼竿前的细丝垂落水面，丝形紧崩，揪拽钓鱼竿，把灌木丛拉向前倾。我掂掂那支钓鱼竿，发觉很重，似乎是钓到大鱼了，如果不是被灌木丛卡住，这鱼竿肯定得给拖下水去。
我们抓住钓鱼竿，慢慢收拢钓丝，借助水的浮力，把鱼钩钓住的大鱼从水下拉上水面。最终拉出来的不是一条鱼，是一具尸体，身上缠绕着钓丝和水草。死者衣物齐整，穿的是全套专业钓装，从帽子到鞋子一应俱全，正是尹周生。
尹副市长竟然如此死亡，我感到难以置信，倍觉震撼。
现场没有发现可疑痕迹，警察迅速排除他杀可能，死因剩下两种，或者是自杀，或者是意外落水。尹周生会钓鱼，却不会游泳，他垂钓之处岸高水深，无论是自己往水里跳，或者被什么东西拉下去，都必死无疑。从尹周生涉案被查的背景以及他“自驾游”状况判断，他应当是自杀，自杀理由可以理解：他曾经风光无限，难以接受身败名裂的处境，更担心案情发展扯出他无法面对的人和事，因此决定结束自己。如此推理符合逻辑，但是现场情况又存有若干疑点，无法排除意外落水的可能：如果尹周生打算自杀，从他十楼办公室的窗台纵身一跳就可以了，有什么必要换上一套专业服装，开着车舍近求远跑到五尖水库跳水？即使他喜欢死到此地，到水库后直接往水里一蹦就完事了，何必坐在岸边把鱼钩抛进水库？从道理上显然讲不通。
领导问我：“你怎么判断？”
“感觉可疑。”
领导再次询问：“剃须刀是什么意思？”
我一时语塞。
丢弃于尹周生死亡现场岸边的公文包里放着若干物品，其中有一把梳子，还有一只崭新的剃须刀，包装完好，尚未使用，包装盒上的外文此间无人能懂，估计当是德文。这把剃须刀该是尹周生在电话里要送给我的物品，它已经在电话里引起注意，此刻又出现在尹周生死亡现场。这把剃须刀与尹周生之死是否有关？目前无人知晓。
但是尹周生的死因必须确定。
我提出看法：“重点是找到遗书。”
人要死了不会无话可说，只要有足够时间，自杀者通常都会留下遗书，遗书通常是最直接最可靠的自杀证据。但是尹周生没有留下遗书，无论在水库死亡现场、办公室或宿舍，都没找到只言片语，就自杀而言实异乎寻常。
尹周生的死因最终确定为“溺水身亡”，这一说法见之于他的讣告和遗体告别仪式，采用客观描述方式，避开了自杀或意外落水的判定，因为二者都失之证据不足。尹周生之死导致其案件无果告结，未能再查下去，本来他有可能因腐败案被撤职获刑，啷当入狱，结果他至死还是尹副市长，以此终其一生，勉强维持了脸面的光鲜。
我感觉这就是他想要的。
事实上，从尹周生的尸体被拉出水面的那一刻起，我就认定他是自杀并刻意伪造意外落水的假象。尹周生非常在意自身形象的光鲜，自杀意味着负案自毁，因此他得把自己弄得不像那么回事，以此挣一点脸面，这就是俗称的“死要面子”。尹周生肯定还希望自杀后尸体能被尽快找到，以免膨胀变形有碍观瞻，所以他给我打电话，通过我把专案人员迅速引向其死亡现场。我的这一判断并无足够证据支撑，但是出于对尹周生的了解，出于那只剃须刀给我的感觉，我深信不疑。
我断定剃须刀是尹周生为我留下的。他清楚事后相关物品将被封存上缴，剃须刀不可能转交给我，但是他特地把它带上，聊表心意并以此沟通。所谓“鸟之将死，其声也哀”，他知道我能看到这只剃须刀，我会有所感觉，会一直看进他笑声的破洞里。我断定他决定结束自己时心里很纠结，非常想念我，所以我成为他生前最后的通话者。我在他心目中不可能份量太重，但是肯定很少有谁像我一样曾“心怀鬼胎”，试图对他有所提醒，因此我才值得他自杀前最后想念。他在电话里表扬我不错，笑声的破洞里隐约藏着许多滋味，我能感觉到其中的无奈与痛悔。
由于在追踪寻找中发挥了作用，领导给予我一次口头表扬，该表扬可以视为尹周生友情赠送，弥补其生前对我“关心不够”，以及对我的算计。我在电话里谢绝帮助，岂料他硬是如此以死相帮。
短篇小说
杨少衡
数钱数到自然醒
1、
据我们了解，那天上午他们关门密谈，气氛相当沉重。
李主任提出让施成立住院检查，床位已经为他安排了。施成立张着嘴，吧嗒几下不出声，好一阵子才说：“哎呀，不好。”
李主任劝他不必太紧张，既来之则安之，检查也是以防万一。
“看起来挺严重？”施成立问。
主任表示情况不乐观，医生和患者都须重视。
李主任是权威人士，泌尿科主任医师，科室主任，双料。去年施成立跟李主任打过一次交道，是因为体检。那一次没大事，前列腺增生，体检报告单出来后，施成立的老婆不放心，让他找医生咨询，施成立打电话请医院院长帮助安排，于是就安排到这位李主任手上。李看了单子，问了情况，告诉施成立不碍事，注意一点就可以。
这一次不一样，李主任给施成立打了电话，约他到医院。请候诊病人和护士暂避，房门一关，施成立才知道不好，尿检有问题，血红蛋白阳性，也就是血尿，俗称尿血。
李主任问施成立身体有何不适？施成立称自己并无特别感觉。昨天早晨起床时，意外发现小便呈红色，带血，他感觉诧异，才到医院做了检查。
李主任问：“腰酸背痛有吗？”
坐办公室的人免不了，不是颈椎就是腰椎有毛病。但是施成立自我感觉还可以，腰酸背痛并不特别明显。
“很疲倦？”
施成立有疲倦感，不是近期才有，持续时间不短了。因为工作比较忙，睡眠不太好，经常要借助安眠药。
“感觉压力很大？”
施成立那种部门那种身份，工作压力总是有的。李主任打听近期是不是发生什么特别情况，压力大增？施成立否认。近期都正常，没什么特别事情发生。
“几个检查赶紧做一下。”李主任说。
施成立了解可能是什么问题。尿血是什么意思？血跑到尿里去了吗？为什么会这样？脏器出问题还是精神因素？李主任没有明确回答，只说需要检查、观察。
“是不是癌？”施成立追问。
主任说尿血是一种症状，有数种疾病可能导致尿血，包括某些癌症，疾病造成脏器损坏，引起机能紊乱，表现为尿血。具体的病因需要经过检查、会诊才能确认。
施成立提了个要求：检查可以做，不要住院。因为最近单位里比较忙，手头的事情脱不开，情况还不明朗，不希望弄得沸沸扬扬。
主任说：“我们得为你负责。”
李主任是医生，医生更多的考虑患者身体，而不是其公务或影响。当然患者的隐私也需要保护，因此今天李主任找施成立单独谈，没跟任何人说。
施成立却不安：“一住院就人人知道了。”
主任劝告：“你这种情况还宜以身体为重，其他的不妨放开一点。”
李主任给施成立介绍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段子，叫做“人生最大的幸福”。时下时髦说“幸福指数”，网络上那个段子的幸福指数比较形象，只有两项：“数钱数到手抽筋，睡觉睡到自然醒。”钱数得手抽筋，表明很多，买房买车没问题，这个幸福不容易实现，因为钱的流动性很大，有时候可遇而不可求。第二个指数比较好办，睡眠充足就幸福了，问题是这种幸福讲究自然，靠安眠药就找不到幸福感。有些人为什么需要借助安眠药？因为放不开，工作的，生活的，外界的，内心的，诸事种种，无法释怀，无药难眠。一天两天不要紧，日积月累，过了临界点，身体撑不住，就会在某个薄弱环节出问题。所以还宜努力放开一点，有病就治，该住院就住院，其他的不必多想。
主任循循善诱，言说辅以动作，谈到数钱时他抬起右臂，把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撮在一起比划，互相搓动，似乎真在数钱，提及睡觉则把手掌贴在腮帮。他没有使用太多专业术语，以防施成立精神不得舒解。
施成立却依然忧心忡忡：“我这情况，李主任感觉很严重吗？”
主任肯定：“是。”
施成立无奈：“那就没办法了。”
他提出要回单位安排一下，主任同意了。施成立又提出先不要说他因尿血住院，只说是身体略有不适，怀疑是痔疮复发，需要检查处理。
“施局长担心什么呢？”主任不解。
血都尿了，此刻最应该担心的是身体状况，因为可能牵扯生死，任何其他事项拿来跟生死相比算个什么？但是施成立无法释怀，还在担心自己住院消息外传。
施成立长得高大壮硕，一副心宽体胖状态，笑模笑样，不慌不忙，其实心思颇重。他在本市国土局当局长，掌管全市的土地事务，我们同僚笑称他是“土地庙”里的“土地公”。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时下属热门，凡热门单位，权力必大，事情必多，施局长身负重任，责任不轻，压力很重，平日里的忙碌可以想见。但是忽然间尿了血撞到医生手上，面临死亡威胁，这种时候不多考虑自身疾患，还要那般沉重，为其他事耿耿于怀，住院也想多方掩饰，这就不免让人费解，其中必有缘故。
施成立对李主任解释：“有时候人真是没有办法。”
施成立离院返回单位处理急迫公务，当天下午才悄悄再到医院，住进病房。他没把消息告诉单位里的人，努力藏着掖着，其住院波澜不起。
不料两天后沸沸扬扬，施成立尿血突然引起广泛注意，机关上下几乎尽人皆知。
说来也是无奈，施成立不愿为人所知之隐私昭然暴露与医院无关，施成立自己也无责任，只因为他那个单位出了事情，土地庙意外失火。
施成立手下一位分局局长被办案人员带走。
市国土局下边辖有三个直属分局，分别管理三个市辖区的国土资源事务，如我们开玩笑比喻，施局长的土地庙辖有三个直属分庙，分别立有三个小土地公。这三个小土地公中的一个突然出了问题，事发于某个房地产项目的土地事宜，开发商在办理土地审批手续时打通关系，用大额贿金让分局长高抬贵手，使项目顺利报批，开发商得获大利。不料出了状况，分局长入案，据传贿金一笔达数十万元。
从时间上分析，施成立住院之前，对他手下分局长的调查已经开始，施作为主管局长，显然从办案部门那里得到一些需要告知主管领导的信息，在我们这些外界无关人员还浑然不觉的时候，施成立已经知道部下涉嫌。
于是他尿血了。
以我们所见，如今不少腐败案发生在控制重要资源，权力利益集中部门，施局长的土地庙也在其列，他手下的分局长与房地产开发商勾结，利用职权，权钱交易，不算特别奇怪。反过来说，如果本案犯案者只是孤家寡人一个，上边下边其他人个个清白，那才比较难得。时下类似腐败案多呈窝案状态，抓住一个，拉出一帮。施成立的小土地公出事了，不会也带出一帮子，把大土地公也拉进去吧？
因此土地庙出事消息一传出来，人们自然会追问施成立本人如何。众人的高度关注有如网络上的人肉搜索，一旦触发很难躲藏，于是施成立的尿血住院就被发现并受到热议。施成立算不上大人物，他的血怎么尿不属国家机密，无法封锁消息，难免为人所知，人们知道了难免就会有所联想，觉得施成立可能有事，所以才会那般紧张，尿血住院。施成立竭力藏着掖着，显然无关隐私保护，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外界影响。
但是事与愿违。
2、
我们感觉沉重。彼此同僚，我们与施成立经常在一起开会，不时找机会相约小聚，节假日发发短信祝贺快乐，高兴了还传播若干段子，有事免不了互相帮个忙，大家相处得不错。一朝听说该同志手下人员突然出事，其本人尿中带血，身患重症，也许不治，我们感觉很不好，异常震惊。
这时候能怎么办？施成立是死是活，哪位领导说了都不算，人家老天爷说了算。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就是表示关心，上医院看一看。我们理解，作为一个重症病人，可能行将告别人间，施成立本人的心情恐怕很矛盾，即希望亲友同僚们前来探望，又受不了那么多的言辞和那么意味深长的目光。因为言辞总是那一套，佯为不知，言不由衷，努力表扬该同志气色不错，绝不问及面对死亡有何感想。话听多了，病人心知肚明，如何能不心烦。目光比言辞杀伤力更大，这里看那里看，望穿秋水，核磁共振一般，却难免飘忽不定，眼光里满是内涵，让病人周身发痒，似乎已经看到自己追悼会上众多花圈的署名，那种感觉的幸福指数实在有限。
但是我们不能不去聊表问候。大家赶到医院，情况却大出意料：施成立没有躺在他的病床，不在病房，也不在医院哪一间检查室里。一打听，土地公居然已经打道回府，安坐于其土地庙中。
我们分别给他打了电话。
他打哈哈，只说没事，谢谢关心，传闻有误，小题大做了。
“听说是什么？出了点血？”
他表示没什么大不了，医生给了点药，吃过就好了。
“检查没问题吗？”
“当然，没啥事。”
他的闪烁其辞很难令人信服，如果真的无事，何至沸沸扬扬？以我们粗浅所知，人身上的血属于循环系统，通常只在大小血管里奔跑，不辞辛劳为人民服务，而尿液属于排泄系统，是身体新陈代谢的废弃物，需要及时排放，有如化工厂把污水排放到下水道里。所谓桥归桥路归路，血液突然自我报废，不为人民服务了，跑到尿里与废物相混而出，表明身体紊乱，不是一般问题。据说有若干种癌症可能导致该症状，其中没有一种目前可以有效治癒，不可能如施成立所说吃了药就好。
但是我们对他匆匆逃离医院也能理解，他的土地庙刚刚出了事，事态有望继续发展，这种时候呆在医院，只怕更会被外界严重注意，到处议论纷纷。如果身体尚能撑住，不妨先行强撑，做出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一切如常可能好些。
他果然一切如常，该上班上班，该开会开会，手机永远开着，铃声欢快，每天繁忙。大半个月里平安无事，尿血那件事因此也变得有些奇怪，像是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有天下午。施成立在他的土地庙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上级有关文件，由施局长做重要讲话。期间忽然来了几位客人，局办公室主任把条子递上主席台，施成立匆匆放下讲稿，将会议交给副局长打理，自己下台返回了办公室。
来的是办案人员，施成立手下分局局长的案子在他们手里。他们到局里了解相关案情，施成立作为局长自然先要约谈。
施成立对办案人员询问事项有问必答，充分合作，虽然未能提供更多案情，态度却好。提起下属单位领导发现问题，他表示痛心，感觉沉重。
办案人员问起施成立的身体：“施局长没事了？”
施成立称自己坐在这里跟办案同志聊天，表明身体基本正常。
“看上去情绪不错。”
施成立解释，他刚在干部大会上讲了话。这个讲话有稿子，是局办公室的笔手弄的，基本上都是上级领导讲过的话，抄过来而已。不过他脱稿做了几处发挥，效果还好，回想起来觉得有些意思。
办案人员也想分享其中意思，施成立便重温了一下。原来他在念稿子时想起了市医院泌尿科的李主任，以及该医生从网络上抄下来的“幸福指数”，不禁脱稿发表议论，敦促本局广大干部认真学习上级精神，做好本职工作，同时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不过施成立出了岔子，幸福指数的两个指标被他搞混了：人家是“数钱数到手抽筋，睡觉睡到自然醒”，他说成“数钱数到自然醒，睡觉睡到手抽筋”，弄得下边干部偷偷发笑。回头想来，他自己也觉得有趣。
他用右手的拇指食指中指三个指头搓了搓，做了个数钱的动作，表示有趣，因为两个指数反过来说便毫无幸福可言。睡觉居然“手抽筋”，那是做恶梦，相当于溺水，不是安享睡眠。数钱数了半天，没完没了，满心欢喜，突然“自然醒”了，原来是一个梦。梦里这么想钱，只怕身上很缺乏，人到这个份上可称悲哀，太背了。
“琢磨琢磨很有意思。”施成立说。
“施局长对幸福有研究啊。”
施成立称自己只是兴之所至，他的幸福指数很一般。平时注意廉政建设，不敢乱数钱，工作压力大，觉也睡不好。实话说，这些日子虽然身体基本正常，不免还有些提心吊胆，一进洗手间就紧张，有时尿都尿不出来了。身体健康实在太重要了。
办案人员没多耽搁，他们用纸箱从土地庙装走一批需要查核的材料，满载而归。
当晚恰有一个饭局，施成立不辞劳累，拨冗参加。如今不是食物匮乏时期，饭局对施成立这种人吸引力不大，但是这段时间他比较努力，同僚熟人相请，他都能尽量参与，时间发生冲突时还四处跑场，这里晃晃那里晃晃，以示一切正常，本人健在。尿血阴影未曾消除，施成立在饭桌边比较被动，不敢暴饮暴食，更不敢恣意喝酒，但是能拿起一双筷子也就够了，足以表明他没有事情。
那一天我们注意到他情绪比以往显差，食欲不振，只见喝汤，不见夹菜。有人出于关心，询问他近况如何，身上的血都好，没跑错地方吧？他答称很好，什么事都没有。他在酒桌上吃得不多，主要是因为思考问题，研究幸福指数。
于是我们知道他在干部大会上脱稿发挥的情况，以及办案人员对土地庙的造访。我们如市医院泌尿科的李主任一样，劝告他放开一点，幸福指数搞乱就搞乱吧，没什么了不起，上了桌就吃，不要总想那个。
他称免不了还会想想。其实他要求不高，并不需要太多幸福。这几天每次尿过，一看还好，没问题，心里就幸福不已了。
我们提醒他多加注意。人的身体情况彼此不同，敏感度有所区别，有的人比较过敏，症状接二连三冒出来，这样倒好，病根容易发现，有助及时治疗。有的人不一样，潜伏比较深，症状不明显，偶然冒一下头，忽然又消失不见，不好查，很难确诊。施局长看来属于后者，凡事来得慢，却不能因此掉以轻心。
他说：“听了很沉重。”
有人赶紧发表一个段子，帮助土地公化解沉重，说是小猴小猫小兔小狗小熊之类卡通人物坐在一条船上，相约各讲一个笑话，如果笑话水准不高，不能让大家都发笑，那就把讲笑话者扔下水去。小猴先讲一个，大家都笑，但是小熊不笑，于是把小猴扔下船。小猫跟着讲了一个，小熊照样没有反应，于是猫也下水。然后小兔开讲，还没讲完呢，小熊在一旁“噗吃”一笑，说刚才小猴讲的段子很好笑。
施成立没听明白，问这头熊怎么了？我们告诉他这是冷幽默，说小熊太迟钝，已经往水里扔了两个讲笑话的，它才琢磨出第一个讲得有趣。
施成立不禁笑：“这是骂我呀！”
当天晚间，应酬饭局结束前夕，施成立的手机响了。当着我们的面他接了电话，没说什么，只是微笑着听，嘴里“嗯，嗯”回应。几分钟后他放下电话，还是什么都没说，忽然下意识地拿起汤匙给自己打了一碗热汤。
一层细细的汗珠从他脑门上慢慢渗了出来。
他的土地庙再次出事，有一个业务科长被办案人员从家里带走。
3、
几天后，一个凌晨，施成立的老婆于睡梦中被异常动静惊醒，睡眼腥松，突然发现床铺边沙发上黑糊糊有一个人影，她大吃一惊。
“是谁！”
黑影应道：“别慌。”
原来是施成立本人，夜半三更睡不着，爬起来低头坐在沙发上。
老婆感到异常，赶紧打开灯。只见施成立把右手掌搁在大腿上，手上的三个指头还在搓个不停。其妻大惊。
“出什么事了？”
施成立搓着那三个指头说是数钱。
“钱在哪里？”老婆更吃惊。
施成立说这是模拟，数多少都是空的。眼下别无所愿，只求尿色如常。
“到底怎么啦！”
施成立这才说出实情，原来“又来了”。什么东西又来了？血尿。
施妻大惊失色。
第二天一早，施成立夫妻早早到市医院找李主任，再次住进了医院。
与不久前初次入院时情况一样，施成立尿血住院的消息再次不胫而走，迅速为人们所知，并立刻与土地庙里的地震产生了联想。
据我们了解，施成立在首次发现症状后，服用了医生开的若干药物，症状得以消失，没再尿血。李主任安排他做了全面检查，使用了本市医院所能提供的全部技术手段，试图在若干种致命癌症中为他找到一种，给他一个确切说法，有如给他一个死刑判决，盖棺论定。但是施成立这个人来得慢，他的病根藏得极深，医生和医院里的检查设施都被他迷糊住了，病因始终未能确定，直到他再次尿血。
我们感觉这一次他可能凶多吉少。
那一天市里开大会，同僚们济济一堂，坐满一个大会场。我们在人群里意外地看到施成立，他居然从医院里跑来与会，跟我们握手言欢，举止表情一切正常。
我们很惊讶，问他是不是如上次一样，症状迅速消失，容他匆匆出院？他承认这回比较麻烦，他还住在医院里。
“医生怎么说？”
医生无计可施，始终查不出究竟，准备考虑其他办法，可能得到北京大医院去。
“你还开什么会！赶紧走啊。”
他自嘲没关系，他来得慢。
类似领导干部大会排序比较不讲究，除了台上领导们座位固定，台下官员们听便，有空位就可以坐。许多人在这种场合喜欢抢占后排，或者靠近过道的位子，因为这两个地带有助于大家交头接耳做小动作，以及起身到外头如厕、抽烟。当天施成立到场时间稍晚，有利位置基本都被占据，但是前前后后的空位还很多，他却不愿将就，站在会场中东看西看，迟迟不落座。有一位同僚不解，问他是在找谁？他表示此刻不找人，找椅子，因为身体有些毛病，需要找一只靠过道的椅子。
该同僚的座椅刚好符合条件，于是起身让座，支持土地公保护身体。
那个会议开了一上午，会后施成立回到医院，数小时内跟市电视台台长通了四、五个电话，找人家讨新闻。当晚本市电视新闻将报道上午的大会消息，类似新闻镜头主角当然都是市领导，但是免不了也要扫描一下会场，把若干与会官员的面目囊括进来。施成立让台长关照一下，给他一个镜头。
台长说：“容我先查一查。”
施成立说：“肯定有，我看到了。”
施成立要求上镜头不是什么大问题，理论上说，与会者不论高矮都有资格出现在新闻镜头中。但是上镜头的前提必须有镜头，就是说当天在会场采访的记者必须拍下施成立，这才有可能剪辑到新闻节目里。如果该记者从没把摄像机对准施成立，或者对过来了却没有拍摄，那么无论如何没法满足土地公的要求。所以电视台长需要先查一下记者的带子，看看施成立的面目是否已经录入。施成立则认定不存在问题，因为他看到记者拍了，他坐在会场中部紧挨过道的位子，记者在过道上走来走去，过道两边总是最容易进入摄像机的扫瞄范围。
原来施成立在会场找椅子意在电视镜头，需要占据一个容易拍到的座位。
台长调看了已经编好将于晚上播出的新闻带，却没有看到施成立。追采编记者，记者不在，编完上午会议新闻后又被另派任务，跟市长下乡视察去了。台长给施成立打电话告知情况，称时间已经不允许了，哪怕记者曾拍有施成立，此刻也不可能加进新闻画面里，施成立要的镜头只好留待今后，下一次开会时台长会交代记者多加注意。
“哎呀，还能等得到吗？”
施成立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拖着尿血之身，郑重前来与会，会场上东看西找，只为一个镜头，没想到白忙活了，一无所有。以他的身体情况，今后如何实不好说。
他询问是否可以从以往会议新闻资料里找一找，把他的镜头剪贴到今晚的新闻里？台长表示这样做不太合适。施成立感觉很无奈。
“运气这么背啊。”他感叹。
这就好比“数钱自然醒，睡觉手抽筋”，好梦泡影，噩梦吓人，幸福指数这么美好，有什么办法？
台长赶紧表示：“施局长不必那么沉重。”
施成立还是沉重不已：“话说回来，梦里数钱其实还算好事。”
放下电话后台长思忖许久，起了同情心，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急派一部车一个记者到下边县里追赶市长，把先去的那位记者悄悄换下来，匆匆拉回台里。该记者紧张操作，从自己上午所拍素材带里找出施成立的画面，设法把相关镜头放进那条新闻里。
施成立接到电话通报，如释重负。
当晚他的面目果真郑重出现在电视里。土地公毕竟只算小神，其镜头在电视新闻里很难占据重要画面，一闪而过而已。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后本市土地庙再次发生强地震，施成立的两个副手一起被扣，市局两个副局长分别涉案。办案人员在两人的隐密藏宝处分别起获大量现金，有人民币，还有美元等外币，藏在抽屉里，沙发边，甚至床铺底下。
我们立刻又联想起施成立尿里的血。
这时施成立已经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他并不是被办案人员带走，至少暂时不是，他在电视新闻里露过脸后，迅即悄悄飞往北京求医，诊治尿血。本地医院的医生和医疗检查设备都只具地方水准，对付普通疾病还行，碰上施成立这种疑难杂症就力不从心，无计可施，医生建议施成立前往北京的大医院检查确诊，施成立听从医嘱，经领导批准远走高飞。
我们推测，施成立可能得到通报，或者通过某些途径，预知自己的两位副手涉案，事情越出越大，于是他的血又混在小便里排泄出来。施成立的身体结构看来很特别，长有一个特别闸门，平日里紧闭，一旦受到重大刺激，精神紧张，心胸焦灼，就会自动开闸尿血。我们的这一猜想估计找不到医学根据，更像无稽之谈，但是施成立身体健康的恶化，与其紧张焦灼肯定有所关联。施成立行前抱病参加大会，极力争取一个电视镜头，显然是在为自己的消失做铺垫。他要表明自己没事，他的消失是因为外出就诊，而不是如土地庙里的其他消失者一样。一个镜头能有多少效应令人怀疑，施成立心里的焦灼和惶然却可以想见。
这时我们才格外理解，所谓“数钱数到自然醒”对施成立而言并非太背，确实还算一件好事。梦到满屋子的钱，抽屉里，沙发边，床铺下全是人民币，聚敛百万千万，欲望很满足，精神很愉快，幸福指数很高，可是突然“自然醒”了，满屋子钱化成泡影。遗憾吗？其实值得庆幸，祸根化成泡影不好吗？平安是福，没事就好。
但是施成立是否拥有这份幸福？接下来是什么在等着他？北京大医院医生的死刑判决，还是本市土地庙的最后一场灭顶强震？会不会竟然是兼而有之？
我们感觉沉重，于忐忑中拭目以待。
中篇小说
杨少衡
把酼酸倒进去
1、
那时候还没有微博微信什么的，也没有那么多的手机照片和举报。那时候吃啊喝啊不算个大事，客人到了桌边，桌上摆个一瓶两瓶，那是起码的。那时候餐桌上流行酒段子，掺合着各种黄段子，吃起来大家哈哈哈哈，有荤有素，五味杂陈。
可是那时候迟可东已经不喝酒了，几乎是滴酒不沾。倒不是人家先知先觉，只因为他天生的酒精过敏，喝酒对他有如受刑。迟可东虽然自己不喝，却也入乡随俗，该摆酒就摆酒，该举杯就举杯，让别人喝，他自己做个样子。如果他不仅做个样子，还认真起来，那千万得小心，他会让这个灌那个，要那个灌这个，搞得一桌很热闹。其间他在那上头正襟危坐，不动声色看着，“众人皆醉我独醒”，脸上表情高深莫测。
他管这叫做“化验”。他说酒精可以视同“溶剂”，类似于酼酸。把一块矿石样品磨成粉，放进验杯里，把酼酸倒进去溶解试样，加入试剂并加热，观察其反应和结果，这是化验的基本过程。饭桌边的诸位一旦进入该过程，当然就视同“样品”了。
李金明当初作为“样品”进入化验之际，给迟可东留下了一点印象，该印象味道不佳，酸不拉叽。其时迟可东还不知道李金明的名字，不清楚此“样品”姓甚名何，只记住了他的表现：“现场直播”，也就是当场呕吐。该同志的呕吐物气味极重，掺着稀里哗啦一堆食物碎，其中以大小不一的线段残渣为主体，这些残渣来历可疑。
那天晚餐本来不该有酒，因为迟可东行前交代了八个字：多看少说，接待从简。所谓从简也就是别搞复杂，吃饭不喝酒。负责此行安排的秦健却自作主张，让乡里头头往桌上摆酒。迟可东临上桌前才得知，即查问这是怎么搞的？秦健解释说此前几天没有，此后几天也不必，整个调研过程，只今天例外。迟可东追问今天为什么例外？秦健强调眼下就本县而言，今天这个日子比较重要。迟可东听罢摆摆手，不予肯定，也不再反对，于是酒就上了桌。乡里头头为了表示热情，拿出两瓶茅台，迟可东问：“这酒是你们乡制造的吗？”答案当然不是，本乡尚无能力伪造国酒。迟可东便让他们把茅台撤下，换成本乡制造。所谓本乡制造就是乡间家酿米酒，当地俗称“红壳酒”，原料是本地产糯米，加上本地产曲种酿成，该曲种颜色偏红，酿成的酒呈暗红色，就其性质而言很绿色很环保，好比山间野鸡生的小个子野鸡蛋，其性温补，适合女人坐月子使用，男人用一用也不错。
迟可东表态：“就这个。”
他批准众人前来敬酒，原则很简单，谁敬他谁喝掉，他不喝。期间免不了有人趁着酒兴力劝，请领导给个面子，那比较公平。迟可东岿然不动。迟可东一看就是那种嘴上话不多，心里很有数的人，类似场合众星拱月，他是中间被拱的大月亮，有权制定规则，众星星可以稍事起哄鼓噪，最终还得听他的，按他的不公平原则进行。
然后李金明扛着一口大缸冲上前来。在当天上阵的几个人中，李金明出场时间较后，人颇不起眼，亦有点怪，这个人身材偏矮小，身子比较单薄，头发有点乱，长了个大头，戴一副眼镜。他使用的酒具与众不同，别人用啤酒杯，或者用小碗，他拿了个刷牙杯那样的大杯，在类似场合有如大缸，满满倒了一缸，捧着上来敬酒。当晚用餐地点在乡政府食堂，食堂里合适的杯啊碗啊多得很，未必是本乡制造，却也有乡间特点，足够李金明选用，但是他偏用那么一个大型酒具。迟可东拿自己的酒杯跟李金明的大杯碰了一下，眯起眼睛看该小个子怎么表现，敢扛着这么一口大缸上来，未必真可以都灌下去。李金明并未劝酒，也没有祝词，什么话都不说，只是喝，众目睽睽之下咕嘟咕嘟几大口，一饮而尽，随即拎着他的酒具转身走开。刚转过身，他就喉咙一梗，哇地一声，“现场直播”，吐了一地。还好此前他恰巧转过身，否则就不是一地稀烂，该是满桌酸臭了。
迟可东不动声色，交代道：“让他去醒醒酒。”
当晚的“直播”过程大体如此，味道略重，并没有太出彩，可以让迟可东留下一点印象，却不足以因此牵挂。他记住了一个用刷牙杯喝酒的家伙，小个子，其酒具之大与身材不成比例。该同志究竟是谁他却没记住，席间主人当然曾提到李金明的名字，迟可东未曾在意，确实也不需要为之太在意。
那时候迟可东刚从省里下到县里，人们只知这个人有来头，却不清楚其厉害。迟可东到来之初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排老三，居书记县长之后，这一安排是否别有意味？不需要有太多内部渠道，稍懂点门道的人都能猜想：人家只是戴了一顶临时便帽，正式的帽子不是那个。迟可东下来之前已经是省***的处长，空降任职肯定要做主官，不当县长就当书记，只等现有老大老二挪出一个位子。迟可东提前来到本县看住位子，虽然只是先戴一顶临时便帽，却也不能只在一旁玩那帽子，坐等其位，必须尽快进入状态。进入状态少不了下去调研一项，也就是到所属乡镇走一圈，了解各方面情况，接触各类“样品”。新任领导下乡调研，自然需要有熟悉情况的合适人物陪同协助，于是迟可东身边就跟上了一个秦健，秦健时任县委办副主任，干这种事轻车熟路，知道怎么服务领导。下乡之前秦健专门请示迟可东此行有何交代？迟可东就交代了那八个字：“多看少说，接待从简。”秦健表示领会，然后继续请示，说迟可东到任后第一次下去调研，底下同志想表示表示也在情理之中，怎么办呢？迟可东即明确指示：“表示表示可以，不要上酒。”
结果还是有一个例外，起于秦健自作主张，上了红壳酒，导致一个“现场直播”。当晚的红壳酒及相关“直播”均语焉不明，从开喝直到结束，众下属不停地敬酒，都只知道敬领导迟可东，却不知道这桌酒后边其实还有一个很具体的名目。那究竟是个什么？只有当事人迟可东，以及自作主张的秦健明白。
那是在河源乡，本县西北最偏远且最贫穷的乡镇。按照原定计划，迟可东在该乡呆了一天，了解相关情况，当晚“例外”喝酒，然后在乡政府的客房住下来过夜。隔日清晨迟可东早早起床，下楼，秦健已经在楼下门厅等候。
“迟书记起得早啊。”他招呼。
迟可东说：“你更早。”
秦健称自己其实挺懒，他是听说迟可东喜欢早起散步，昨晚特地给手机上了闹钟。
两人走出乡政府大门，拐上一条土路，前边忽有动静：“哇啊”，其声颇不雅，不是乌鸦叫唤，是人在呕吐，那股酸味儿再次扑面而来。
居然还是昨晚的那位，小个子。他在前方一棵树旁，扶着树干站着，弓起身子，对着树干根部呕吐。有一条狗闻讯赶来，在他身后摇着尾巴。
迟可东带着秦健从小个子身后走过去，对方听到动静，直起身回过头，看到了迟可东和秦健两人。他两眼在眼镜后边直勾勾盯着迟可东，没打招呼，一声不吭。
迟可东问：“怎么啦？”
没有回答。
这家伙不可能不记得迟可东是什么人。他曾经扛着一口大缸上来敬酒，不可能一转身忽然就把什么都忘了。此人昨晚喝得太过，“直播”没解决问题，睡了一觉还不行，清晨又反胃，吐了，用流行酒话形容，叫做早晨“重播”了。问题是无论此刻他胃里的反应如何，与领导邂逅，承蒙关心，不需要太恭敬，打一声招呼，至少回应一句是应该的，但是他没有，视若无睹，置若罔闻。
秦健即喝问：“没听见书记问你话？”
他还是没回答。
迟可东说：“走。”
他带着秦健往前走出几步，就听见后边又是“哇啊”一声，“重播”继续进行。
秦健说：“这个人不大对劲。”
迟可东问：“他是什么人？”
“我马上了解。”
“算了。”迟可东说，“没必要。”
他们在周边转了转，稍事散步即打道回府，返回时经过那棵树，那个人已经不见了，树干根部的呕吐物基本被狗舔光，隐隐约约还有一股酒酸气在飘散。
早饭后离开河源，秦健在轿车上向迟可东报告了情况。
“他的名字叫李金明。”秦健说。
“谁？”
就是“现场直播”加“重播”的那位。秦健已经抓紧时间，向乡里头头了解了相关情况。该李金明是乡农技站干部，技术人员，搞食用菌也就是种蘑菇的。他是省农业大学食用菌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安排到县农技站，干了三年，半年前才给派来本乡。这个人有毛病，人比较狂，在县农技站跟领导搞不到一块，不服从指派，说领导坏话，攻击站里的主要领导是饭桶，只会拍上级马屁，没一点真本事。领导对他非常恼火，查了他一些事，让他背个处分贬到河源乡农技站。
“查他什么事呢？”迟可东问。
“腐败。”
不由得迟可东笑：“一个种蘑菇的农业技术员，他腐败个啥？”
虽然只是个小技术员，该李金明却有滥用职权问题、权钱交易问题，还有男女关系问题。他的这些问题与掌握大权贪污受贿动辄百万千万的贪官多少有些区别，不在一个档次上，也还不属于“小员巨贪”那种状况。作为一个食用菌技术人员，李金明手中掌握的其实就是一点指导生产的权力，有权出入本县各地农家的蘑菇房，对其中相关生产发表指导性意见。李金明滥用职权，就是滥用这种指导权为自己牟取好处。他在县农技站那几年，一天到晚在下边跑，几乎走遍本县各乡镇村的蘑菇房，许多菇农都认识他，一旦有事都会打电话或者开着车上门请他去看蘑菇。每请他到，菇农们都要割肉洗菜炒米粉，再去弄几大碗红壳酒招待，因为李大技术员好这一口。那几年他利用指导蘑菇生产之机，不知吃了人家多少，累计推算起来也很可观，这就是腐败。由于请的人多，李大技术员无法面面俱到，难免你先他后，有时哪怕有炒米粉红壳酒伺候，也弄不来人。一些菇农就想办法争取，其中一招是派出自家小妹，李哥长李哥短缠着拉客，把李金明弄进家门。因此有人举报，说李金明滥用职权，处处有小妹，村村丈母娘，其男女关系非常混乱。
迟可东摇头：“这就算是了？”
据秦健了解，县农技站头头拿这些事查李金明，原本调子很高，准备一棍子打死，后来发现“腐败”比较难弄，就集中搞男女关系。这一方面李金明有破绽，在其老婆那里。李金明的老婆个子比他高，块头比他大，人长得丑，醋劲了得，对李金明盯得很紧，李金明去哪她也去哪。李金明在县农技站工作期间，夫妻俩曾经闹纠纷，其妻鼻青脸肿到农技站哭诉，说李在家打她，搞家庭暴力。这般轰轰烈烈，原因是李妻怀疑丈夫下乡种蘑菇，连女人也种，“村村丈母娘”。农技站头头抓住这件事，试图从李妻这里突破，抓李金明的男女关系，搞出几个丈母娘，坐实李金明“与他人通奸”问题。却不料关键时刻李妻拒不配合，费了老大的劲，没弄到准确证据。最终李金明是因“劳动纪律差”得了一次警告处分并给撵走。这个人总在下边乡村蘑菇房里晃荡，难免有开会缺席，学习未到等等记录，为处理他提供了依据。
迟可东问：“他很会种蘑菇？”
“听说挺神。”
按照秦健听到的介绍，该李金明在校时书读得不错，是个高才生，搞食用菌颇称职，与蘑菇很能沟通。据说他走进蘑菇房，眼睛都不必睁开，拿鼻子嗅一嗅，仅凭气味，就能判断温度是否合适，湿度是否偏低，蘑菇生长状况如何，需要再做些什么。说出情况八九不离十，各种问题迎刃而解。
“难怪丈母娘多。”迟可东点头。
这位李金明被赶出县农技站，贬到河源乡农技站后意气消沉，脸上总是苦大仇深，却也没再闹出什么大事。河源这边近几年大力发展食用菌，作为脱贫致富一大措施，用得上李金明这种人，因此从乡头头到下边农民，对李金明都很欢迎，他在这里吃多少炒米粉喝多少红壳酒都行，没人找他碴，也没人查他丈母娘究竟几多，日子过得比在县城时舒心。只是他的臭毛病改不了，不时还会作鬼作怪，例如给碗不要，非得拿大杯子喝酒。昨晚这人怎么会出现在酒桌上？说来秦健自己要检讨，是秦健要乡里找几个能喝酒的乡干部陪桌，吃起来气氛好一点。李金明早就酒名在外，乡农技站就在乡政府旁边，平时吃饭也在乡政府食堂，所以乡头头吩咐把李金明叫来上阵。不料要的时候这家伙却找不着了，乡通讯员到处打电话，才把他从一个村旮旯里挖出来，原来人家已经在一户小妹家喝上了。通讯员骑一辆摩托车到那里去接他，起初他还不愿动身，说县里这个书记那个书记跟他没一点狗屁关系，宁愿在老乡家里喝。通讯员让乡长在手机里请，拿茅台酒哄诱，他才勉强应允，说：“有好酒干嘛不喝？”就这样给弄了回来。回来后没喝上茅台，还是红壳酒，因此可能不痛快，表现就比较怪异。估计上阵之前，他在老乡家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回乡政府食堂再喝就撑不住，所以才会吐了一地。此地乡间红壳酒酒性温和，却有后劲，喝多了第二天起床还会东倒西歪，整个人成天昏乎乎。李金明喜欢早起跑步，今早可能自以为没事，像往常一样爬起来运动，却不料酒劲还在，撑不住又“重播”了。他见了领导不打招呼，或许是因为酒劲影响，也可能是一肚子酸臭都在嘴边，不能开口，一开口就出来了。当然也可能确属故意，毕竟县官不如现管，迟书记虽大，并没有直接管他，因此无所谓。
迟可东说：“看来确实有毛病。”
事情就此飘过。
2、
几个月后发生了一个情况，事出偶然。
那一天开县委常委会，研究人事事宜。时逢乡镇换届，人事变动面较大，相关安排在常委会上几进几出，反复研究。那一天上会的人事事项中，有一项涉及河源乡班子配备调整。此前该乡班子配备方案已经敲定，却不料发生一个意外：有一位拟任人选不知从哪里风闻自己将去河源，拼命找领导反映，请求免用。该同志居然还拿出一张市医院的体检报告为据，报称自己肝区发现一个东西，医生怀疑是血管瘤，不排除癌病变可能，需要留意观察，及时处理。因此别把他派到河源任职。这个人是县防疫站的一个年轻技术人员，原拟任河源乡科技副乡长。当时上级规定换届时每乡都要配一位科技副乡长，必须有相应的专业背景和职称。
讨论中，有常委询问：“体检报告是真的假的？”
组织部门已经了解，报告是真的，该同志肝区确实长了个东西，但是并未确定是癌。体检不是单位统一安排，是该同志自己跑去做的，时间为去年底。检后该同志始终没有向外界透露任何信息，直到这次才拿出这张单子。根据分析，此人当时可能确实感到身体有些不适，才自行跑去检查。但是眼下的问题主要不是出于身体情况，他是听到风声，怕给派去河源，拿这个作为理由。
县委书记很不满：“他怎么可能听到风声？”
这个问题比较尴尬。类似人事安排在正式宣布之前需要保密，不应当外传，更不宜传给当事人。但是目前很难做到这一点，往往这里刚在研究，那边就有风传。
“这事不能放过，给我好好查一下。”书记下令。
追查消息如何走漏是后话，目前还得考虑改变配备方案。原方案人选身体状况似有问题，再派他去河源不甚妥当，因此组织部提出另定一位人选。新人选选自县工程监理所，有工程师职称，该人选需要上会讨论研究。
这个新人选未能顺利通过。有了解情况的常委提出，监理所这个人跟老婆闹离婚，折腾了好几年，最近刚在法院判离，家里有老有小，这时候下去只怕很难安心工作，他的专业是工程监理，目前在河源也没什么大用。
迟可东在一旁听着，忽然说了句话：“有一个人说不定有点用。”
他讲了李金明及其“现场直播”故事。
当时迟可东到任不久，常委会讨论人事问题时，他通常只听不说，含而不露。主持讨论的县委书记总会适时问他一句：“迟副书记有什么意见？”，他的回答总是很简单：“同意”，或者“没有不同意见。”最多加一句解释：“我刚来，情况还不了解，说不出什么意见。”他说的当然没错，来时确实不长，了解未必充分，但是如果他愿意，也不是没啥可说。以其脸上莫测表情推想，其心里应当有些话要讲，之所以没有发声，只是考虑时机，现在还不是迟副书记的时候，多说未必有用，也未必有益。所谓“时到花便开”，该说的话等时候到了再说吧。
那一天例外，迟可东主动发言，不鸣则已，一鸣让人很意外，因为细节很鲜活，故事挺轻松。迟可东讲了喝酒，讲了李金明当堂吐出一些线段状食物残渣，让他望之生疑，原因是当晚河源乡食堂提供了一桶干饭，未见面条。后来他一了解才知道，原来李金明早在某个村旮旯的菇农家里吃饱喝足了，吃的是炒米粉，喝的是红壳酒。该同志是把老乡家的食物吐到了乡政府食堂的地板上。这个人看来身存毛病，但是也有强项，是个专业人员，种蘑菇高手，技术水平较高，颇受茹农欢迎，炒米粉红壳酒没有断过。河源乡正在发展食用菌产业，找这类专业人员干科技副乡长会不会比较对路？对当地经济发展会不会比较有好处？
即有人附和：“迟副讲的有道理。”
也有知情人指出：“这个人好像有点毛病，被处分过。”
迟可东表示认同。他对李金明并没有很多了解，基本没有接触，更别说交谈。仅凭一点观察和印象，以及听到的情况，他感觉李金明不是有点毛病，是毛病不小。“腐败”、“村村丈母娘”等等未必成立，为人处事方面的缺陷却肯定存在。不过他也感觉这个李金明像是有点素质，就好比一块石头里含有足够铁质，那就不是一般石头，是铁矿石了。素质其实是更重要的，会不会种蘑菇倒在其次，因为眼下需要用的不是一个食用菌技术员，而是一个科技副乡长。
“建议重点考察一下这个人的素质。”县长接过话头，在会上打趣，“考核材料不要涉及酒量多少，但是要写明含铁量。”
迟可东也跟着开玩笑，对县长的提议表示赞同。他说素质这种东西在考核材料里很难表现，没法写清楚，含铁量相对比较容易，化验检测技术很成熟，不难掌握。该技术的具体过程说来复杂，要害很简单，用一句话形容，叫做“把酼酸倒进去”。
“那不就毁容了吗？”有人跟着开玩笑。
迟可东说：“是溶解。”
他介绍酼酸可以干什么。报纸上时有花边新闻，有失恋男子拿酼酸泼前女友，把一张美丽脸面毁掉，以此泄愤，同时永久占有，自己得不到，别人也别想要。这其实只是派生功能。酼酸这种液体强腐蚀，别说女子的脸，再怎么坚硬的东西，石头啊铁啊什么的，酼酸倒进去就溶解，溶解以后就可以加试剂加热，检测其成分。
“比喻不一定合适。”迟可东说明，“大家知道我的本行。”
无论比喻是否合适，大家听来挺新鲜，纷纷要求迟可东继续发表高见，搞搞科普，尽量深入浅出一点，例如谈谈酼酸怎么倒，或者怎么泼？可以用什么杯子，是不是需要一点操作水准？迟可东即请示坐在他右侧居中位子的县委书记，称今天会议很严肃，常委们讨论很认真，期间不妨略做劳逸结合。自己刚巧在一份资料上看到一则笑话，感觉有点意思，能不能给他两分钟时间，提供给大家笑一笑？
书记故作严肃：“放松一下可以，不要女士不宜。”
迟可东讲的其实不是笑话，更不是黄段子，是一个问答测试题。他给大家提供三个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其中第一个人笃信巫医，有两个情妇，多年的吸烟史，嗜酒如命。第二个人曾两次被赶出办公室，每天到中午才起床，每晚暴饮白兰地，吸食过鸦片。第三个人曾是国家战斗英雄，一直素食，热爱艺术，偶尔喝点酒，从未违法。迟可东请大家研究一下这三个候选人的任职问题，其中有一位后来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主要领导，他会是哪一个？三个人将来各自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有人笑问：“迟副搞脑筋急转弯吗？”
迟可东说：“不用转弯，实事求是。”
“答案不是明摆着吗？”
确实是明摆着，以所提供的情况推论，成为主要领导的当然只可能是第三个。他的命运当然最好，社会精英。前两个估计不行，不是垃圾，也是废物。
迟可东说：“这三个人其实大家都认识。”
他揭晓问题答案：三个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著名人物，第一个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第二个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第三个是德国元首希特勒。
于是众人都哈哈。
迟可东的故事并没有触及酼酸怎么倒，大家却没有多计较，因为当天的人事议题议得差不多了。书记汇总大家讨论意见，最后拍扳，同意改变河源乡配备方案，防疫站那个人不用，监理所那个也不合适，请组织部再行物色。迟副书记提到的食用菌技术人员，可以作为一个人选了解一下。就现实状况而言，确实人无完人，谁都有缺点，一个人以往有这个那个问题，不见得日后就是恶人。反之也一样。当然各相关人选含铁量多少，日后会是罗斯福还是希特勒，咱们管不了那么多，眼下以是否胜任河源乡科技副乡长为基本考虑。
大家都表示同意。
半个月后，李金明被确定为河源乡科技副乡长候选人。
秦健找迟可东请示，说李金明求见，能安排个时间谈一次话吗？
迟可东问：“他有什么事？”
“他非常意外。”
“意外什么？”
“迟书记为他说了话。”
“谁告诉他的？”
秦健承认是他本人给李金明打电话的。秦健并未列席常委会讨论人事，只是事后听到了消息，听到时也感觉很意外。秦健在这件事里多少算一个当事人，李金明那些情况还是他向迟可东汇报的，因此他觉得自己应当把事情告诉李金明，李金明应当知道自己得到谁的关心，总得有人去告诉他。
迟可东即拉下脸：“谁允许你这么干？”
“我，我是……”
“你是什么动机？”
秦健连声辩称自己没有不良动机，只是想为迟副书记做点工作。
“你知道什么！”迟可东极不高兴。
他训斥秦健，称那天他在常委会上发言有自己的考虑，并不是着意要为哪个人说话，李金明只是作为一个例子提出来探讨，仅此而已。此刻李金明只需知道自己的任职是县委常委会研究确定的，不需要知道谁说好谁说不好，那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人家或许并不愿意干什么副乡长，从技术人员到行政官员跨度很大，他未必能够适应。李金明有其个性，以往人际关系处理不好，日后嗑嗑碰碰的事恐怕也少不了，一旦发生问题，后果会很严重，那就不仅是被从县农技站赶到河源种蘑菇那么简单，弄不好要受处理栽大跟头。到时候后悔不迭，他该去怪谁？怪迟可东副书记还是秦健副主任？
秦健立刻检讨：“迟书记批评得对，是我考虑不周。”
“只是考虑不周吗？”
“我是，我是……”
迟可东没再追逼秦健，点到为止。他命秦健给李金明去个电话，说迟副书记最近忙，这次不谈了，日后有时间再说。外界传的那些不要去听，更不要去信。李金明应当有自知之明，他这一次被挑选上，更多的是河源乡发展食用菌需要，就其本人而言，素质不见得比其他人高，毛病倒可能比其他人多。李金明曾经涉嫌所谓滥用职权、腐败和男女关系问题，以往那些事可能只是笑话，一旦头上有了一顶帽子，再出现类似问题则会严重得多，对此李金明本人一定要非常清醒。
秦健支支吾吾：“这样，这样好吗？”
“就这样说，告诉他是我原话。”
“明白。”
“今后不许再自作主张。”
“明白，明白。”
迟可东不再多说，李金明事项就此打住。说到底，李金明不是迟可东的什么人，给迟可东的印象并不好，在他心里实在不算个什么，不需要太当回事。不说李金明原本只是一个普通食用菌技术人员，即使弄到副乡长这个位置，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副科级，不需要迟可东特别注意。对迟可东而言，李这样的人给个副科不给个副科，多一个少一个都差不多，没什么大不了的，迟可东心里有很多大事，无须腾出位子塞进无数类似草芥。迟可东在会上谈起李金明，意图确实不是为他说话谋一个科技副乡长，只为了提出某种想法，探讨相关问题。秦健把这些话拿去告诉当事人，弄得像是迟可东怕人不知情，不感恩图报似的。难道迟可东在乎这个，需要索取李金明的回报，水平如此之高吗？秦健自以为是在为迟可东拉拢人，迟可东却感觉是在给自己抹黑，难怪他听了生气。秦健这种勾当眼下很多人喜欢做，什么事都可以拿来卖人情，收买人心，以期等价交换，让人家日后来还人情，迟可东对这种“小儿科”感觉不屑。
这些话他当然不会跟秦健说。他问了秦健另一个问题。
“河源那个晚上，你好像没怎么喝酒吧？”
秦健称自己酒量一般，通常不太喝。陪同领导尤其不敢喝，得保持头脑清醒，以保证工作不出现失误。
“这么谨慎，为什么会自作主张？”
秦健承认事前确实有点犯愁，考虑是否应当提前请示报告一下，后来一想，如果报告，迟可东一定不同意，因此横下一条心自作主张。他觉得那个日子非常重要，事关本县未来，因此不能不有所表示。
“谁告诉你那个日子的？”
没有谁告诉他。这种事情只要留心，总是可以掌握的。
迟可东摆摆手让秦健离开，没再多问什么。
两个月后，人们议论中的事项终于尘埃落定：本县县委书记荣升省直机关高就，迟可东接任县委书记。基层县委书记出缺，通常情况下会由县长接任，迟可东越过县长，直接接书记一职，多少有些例外，却在大家的料想之中。
因为人家是个“二代”，来历很不一般。
3、
迟可东心思很大，早在从政之前。
那时候迟可东是个工程师，从事冶金一行，如他自嘲，为“大炼钢铁”出身。迟可东当年的就学与就业履历相当耀眼，本科读的是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工程专业，而后考取本校本专业研究生，拿到硕士后去了首都钢铁厂。北科大冶金与首钢都是行内翘楚，声名响亮，只是出了冶金一行，外界未必尽知，就好比探讨食用菌蘑菇之际，拿铁矿石、硫酸出来说事，让人感觉比较特别。
迟可东时而会摆弄一些冶金术语，既出自习惯，也属有意为之，略带调侃，意在幽默。与其性格相应，他的幽默温度略低，给人的感觉偏冷，例如“把酼酸倒进去”之说。当年学冶金和到钢铁厂工作都出自迟可东自己的决定，他对那一行的好奇和兴趣来自少年时读过的一本书，谈到当今世界是以钢铁为骨骼支撑起来的，那些话对他影响不小。早年迟可东自视甚高，认为可以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开始，依靠自己走出一条路，日后去支撑一个世界。无奈后来情况发生变化，那条路没能坚持走下去，他从轰隆轰隆的大工厂落到了一个小县城，似乎也是命中注定。
这是因为家庭背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迟可东的父母都是省城一所大学的普通职员，迟父是校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当过该馆的副馆长，迟母是校总务处的一名会计，两人都像尘土一样平常，毫不显眼。迟家虽普通，迟母娘家那边却不一般。迟母姓许，许家在省城是个大家族，历代人物辈出，眼下也出了一个大人物叫许琪，官至常务副省长，他是迟可东的亲舅舅，迟母的哥哥。迟母只有一个哥哥，兄妹感情很好。到了迟可东这一辈，两家人各有两个孩子，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唯出迟可东一丁。迟可东从小最得舅舅之宠，许琪常把他接到家里住，进出带在身边，把外甥当儿子看，处处悉心照料。因为这个舅舅，迟可东被人们归入“二代”，也就是所谓的“官二代”之列，虽然以直系血统论，迟父那个图书馆副馆长根本进不了官员的序列。
迟可东考大学时，许琪还在下边一个市里当书记。舅舅得知外甥去学冶金，讲了一句话：“现在想学什么尽管去学，有兴趣才能学好。日后该干什么再说吧。”那时舅舅对外甥的未来走向似乎已经胸有成竹。迟可东心里很清楚，作为两家人中的唯一男孩，舅舅对他期望很高，有意把外甥引上他自己那条路。迟可东从小在舅舅家里长大，耳濡目染，自然心思也大，常拿舅舅当样本设想自己的未来，觉得自己可以也应该比舅舅走得更高更远。舅舅家里进进出出的多是官员下属，这个“长”那个“长”，迟可东见得多了。看见他们进门满脸堆笑，出门一派威严，饭桌上众星捧月，大家变着法子取悦舅舅，连小外甥的马屁都拍，迟可东觉得挺好玩，也觉得颇不屑。他知道自己不须如此，他有一个天然的，强有力的依靠，舅舅许琪会为他安排一条便捷顺畅的成功之路，他只须一切听命于舅舅就行。但是这不是他之所愿，只会依赖他人算什么本事？自己打出一片天地才有意思。得益于父亲任职的图书馆，迟可东从小喜欢阅读，什么书都看，颇受一些名人传记影响，眼界很高，想法很多。当然不免也失之空泛，当时年轻，免不了的。许琪对外甥一向很用心也很理解，他身居高位阅人无数，知道与其逆水推舟，不如水到渠成，年轻人有独自闯荡的勇气值得欣赏，让他先去闯荡一番没有坏处，时候到了，该怎么办再说。
迟可东独自闯荡历时不长，他在首钢干了三年，工作颇努力，已经小有成就感，忽然就放弃了，打道回府。这其中有若干原因，直接促成的是一个不可抗因素：迟母患乳腺癌，到医院做了手术，她想儿子了。儿子在遥远的北方大炼钢铁，尽管如今交通方便，有事时一张机票就能赶来，毕竟不如在身边好。迟可东在医院照料母亲时碰上舅舅，许副省长来看望妹妹，身边跟着医院院长外科主任等人。许琪跟外甥说了句话：“回来吧。”迟可东无奈，看着病床上的母亲，点了点头。
迟可东从首钢调回本省，带回在北方娶的老婆和一个生于北方的女儿，举家南飞，进了省***辖下的工程咨询中心，新的工作虽然还有些技术含量，却已经与“大炼钢铁”基本无关。举家跨省调动以及转行对许多人来说极其困难，于迟可东轻而易举，许琪一句话，自有人迅速为他把事情办理清楚。迟可东一改初衷，回到舅舅荫蔽之下，于他也算顺理成章。独自闯荡的那几年，他遇到许多以往不会遇到的情况，知道了许多以往不知道的事情，心思依旧很大，却也明白自己得脚踏实地，眼下这个时候，没有强有力的支撑，只靠自己难有大的作为。任何人都得面对现实，按照现实调整自己的想法，许琪的外甥也不例外，无论是否归为“二代”。迟可东不再有什么犹豫，决意回到舅舅身边，背靠大山，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行。
此后数年间，迟可东变动了若干岗位，从事业机构进入行政管理部门，稳扎稳打，一步步向上，每一次提升都踩到点上，时间差不多了，自会更上一层。所有这些进步与提升均符合规定的条件与程序，没有任何出格之处与特殊之举，完全经得起质疑和审查，迟可东本人的表现与考核材料也都无可厚非。迟可东得益于很不寻常的舅舅，也得益于很普通的父母，他读的书多，眼界开阔，在各个岗位都相当尽职，既有想法，也能扎实行事，如大家所形容，心里事不少，嘴上话不多，所到之处名声不错，被认为颇难得。他的每一个进步与发展都有自己努力的因素，背后的关键却也难以否认：如果没有许琪的存在与影响，情况或许就是另一个样子。机关里那么多大小干部，谁能符合条件到点就上？机会总是首先垂询迟可东，他比别人得天独厚。
那一年许琪问他：“到基层去干干怎么样？”
他说：“也好。”
时迟可东已经在省***一个重要处室当了两年处长，以他的发展态势，往副厅长位子上走不需要太长时间了。但是许琪和他本人都认为只在机关上行是不够的，现在应当离开这条轨迹，到基层去干上几年，有一个基层主官的工作经历，可以积累工作经验，也让履历完整，向上发展才有更大空间。许琪本人如果没有在下边市里当主官的经历，也很难上到后来的高位，因此迟可东不能只在机关里晃荡，必须下去走一走。其时省委组织部有一个青年干部培养交流计划中，拟从省直机关物色选拔一批优秀青年处长下派基层任职。在舅舅的帮助支持下，迟可东被挑选上，与同批十数位青年处长一起下派。这十几人下去后，部分任县长，部分任书记。迟可东有硕士学位，有国有大型钢铁企业任职的基层经历，以及无可挑剔的考核表现，符合各相关条件规定，终被确实为县委书记人选。
这么些年过来，迟可东已经清楚自己命该如何。他现在有了一块小天地，对很多人而言，这么一块天地毕其一生之努力还不能得到，对迟可东则只是一个停靠点，他自知不会在这个点上停靠太长时间，接下来还要继续前进。但是眼下这个点对他却有着极大重要性，因为权力在手，可以做一些事情，而且必须做一些事情。背靠许琪那么一个舅舅，迟可东不需要像其他一些人一样急切钻营，只须用心把手头的事情做好。他有条件得到别人争取不到的支持，有办法把事情办得比别人好，可以只管一心一意放手做事，别人最操心的提拔重用什么的则不必太过操心，自有人替他考虑，时到花便开，除非碰到什么异常。
却不料异常说来就来，世间事总是那般多样。
4、
这年三月底，迟可东到省城参加会议，时北京刚开完两会，省里召开大会传达中央两会精神并部署相关工作，县委书记、县长悉数到会。这种大会许琪自然也要出席，他坐在主席台上，位子紧挨着省长。会场休息期间，迟可东看到舅舅在休息区跟人聊天，身边一如既往围着许多人。迟可东没有凑上前打招呼，因为在会场一类公开场所表现彼此的特殊关联实无必要。
大会只开一个上午，午饭前结束，午饭后可以走人。迟可东不准备在会议宾馆用餐，打算一结束就回家跟家人一起吃饭，饭后再回县里。迟可东家在省城，其妻儿与迟父迟母住在一起。迟可东在县委书记任上干了两年多，已经做了若干事情，自我感觉不错，手头还有许多事情想做，眼前全面开花，每日忙于事务，回家看望父母妻女都只能匆匆忙忙。
省委书记宣布会议结束，迟可东刚要起身，坐在前排的本市市委书记周宏忽然转过头，朝迟可东比了个手势，示意他等一下。
“书记有事？”迟可东问。
周宏点点头。
迟可东只得又坐下来。身边的人走光了，周宏才又举手招呼，让迟可东跟他一起离开。两人一起走到会场门口时，周宏才开口说话。
“我刚刚得到通知。”他告诉迟可东，“有件事要你一起处理一下。”
“什么事？”
周宏停下脚步，指了指会场大门外侧边一扇房门：“就这里吧。”
他示意迟可东推门进去。那是会场休息室的房门，此刻门扇紧闭。迟可东感觉很意外，不知道周宏有什么特殊事情不能在外头说，必须得进休息间去。他瞧了周宏一眼。周宏脸上没有表情，只轻轻点了点头，意思很含糊，嘴上一句话都没多说。
迟可东的手机恰在这时响铃。迟可东掏手机看一眼屏幕。
“县里电话，秦健。”迟可东向周宏报告，“我先接一下？”
周宏没吭声，默许。
迟可东接了电话。秦健这个电话没有特殊内容，只是核实迟可东的日程。省里会议结束后，迟书记是否如原计划于当天下午返回县城？
“是的。”迟可东说，“没有变化。”
“今晚常委会的议程还得问问书记。”
迟可东问：“图纸怎么样？”
“已经初拟好了。”秦健回答。
“把它传给我。”
“明白。”
秦健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