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谈师生关系，是一个糊涂的话题，不说还好，一说就乱，因为大家心目中的师生，大抵不是一回事。当年在乡下替人代课，有的农民会对你说，这孩子要调皮捣乱，你就往死里打，打不死就行。然后再对我的学生说，老师就是父母，不听话揍你没的说。显然，在这些农民心目中，还有过去天地君亲师的影子，有意无意，把师生看成五伦中的一伦了。

其实，在古代社会（明清为例），老师也分档次，有些档次的所谓老师，没有人真的把他们当伦理关系中的老师来看的，比如那些本身就没多少文化，只能教村里孩子识几个字的三家村学究，说起来也是老师，但大家都不会认真地把这种老师当回事，学生跟老师开个玩笑，搞点恶作剧，也没多大关系。但是那些能够给学生开讲，教学生开笔作文，而且讲得不错的，就不一样了，如果这些老师本身还有功名，是个举人或者秀才，那就更得学生高看一眼，日后学生发迹，这些人就是蒙师（启蒙老师）。更进一步，如果学生考上了秀才，继续求学，无论进书院还是自投名师，这段生涯里的老师，一般就具有相当固定的意义了，属于授业老师，严格地讲，韩愈《师说》里的“传道授业解惑之师”，就是这些人。当然，最具法定价值的老师，是科举途中，为你判卷而且最终录取你的那几位，无论房师还是座师，都是一个人生命真正具有伦理意义上的老师，一辈子都不能背弃，否则不仅会背上千古骂名，而且很可能被治罪，有的人，老师死了还要守制（辞官不做，结庐守墓）。在古代社会，所谓的师生，实际上是师弟（老师和徒弟），无论讲课，还是平时相处，大抵一对一。

现代化在中国的体现，最主要的就是兴学堂，所谓学堂，就是西式学校。西式学校的教育方式，是开教室上大课，师生之间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加上洋鬼子不懂什么叫五伦，老师自然也不把自己当五达尊（中国有学堂之初，无论教会学校还是官办学堂，都有很多来自东西洋的老师），因此，师弟开始变成师生。有刻薄者，如马一浮就说，西式学校，等于商号公司，计钟授课，铃响辄止，有若买卖，交易而退，各不相干。

其实，即便西式学校，个中的师生，面目也不尽相同，上完课各不相干者固然有之，但是师生关系密切，犹若师徒者也大有人在，吃在老师家，住在老师家者有之，拜师行跪拜大礼者，也有所闻。特别有福或者无奈的，老师看上了，就做主把女儿嫁给学生的事，也不少见。

1949年以后，师生关系又是一变。一方面，当老师的要思想改造，文化批判，老是搁在台上不是检讨就是挨批，师道之尊固然谈不上，欲求各不相干，也不可得。一方面，另一种国外的教育模式苏联模式的引进，教师作为某种理念的灌输者，具有更多的工具性，离传统“师”的身份，距离更远。

好在，这种日子终于结束了，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现代化的起点，只是，凡是在历史上走过的，都留下来自己的痕迹，有些人幻想着回到古代，重建师弟关系，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不多，可老师的架子不小，一摆就像皇帝或者老子。还有些人遵循西方式的不相干主义，上完课走人，学生是谁，想要什么，全然没有干系，即便是研究生和导师之间，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一次面。有个高校里的经典笑话，说是某导师在一次学术会上，认识一个学生，发现他头脑清楚，思维敏捷，还特别乖巧，于是建议说，你报考我的博士吧！不承想该学生回答，我就是您的博士生呀！其实，这不是笑话，而是实事。当然，如果师生关系特别商业化和功利化的，老师则对学生特别巴结，比如高校办的各种挣钱的班，比如高官来读博士等等。同时，苏联式的工具模式，也没有拍屁股走人，眼下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本科评估，无非是检查各个高校的教师，是否严格按照程序，把知识或者真理或者标准答案，合乎标准地灌输给学生。这样一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世界，方寸大乱，就跪而言，有学生跪老师的，也有老师跪学生的。

如果说上面有什么导向的话，那么一方面是工具主义，鼓励教师做工具，不仅中小学力行灌输，连大学本科，甚至研究生、博士阶段的教育，都中学化，或者叫灌输化，把导师的自主性降到最低。一方面则是老板主义，鼓励导师当老板，学生给导师打工，导师给学生发工资，不仅理工科如此，人文社科也如此，导师拿不到课题，给学生发不了工资，就别带学生。前一种模式，师生是灌输的漏斗和瓶子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是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真正能让学生尊敬的，教师的学问和责任心，在这两种关系里，基本上是没有的，好像也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