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稷下学宫（公元前318年——前312年）

一

五国发起攻秦的那一年，与急惶惶的士兵擦肩而过，有一个五十出头的老书生，擦着脸上的灰尘和汗水，反方向而行之，来到了负海之国——齐国，此时齐威王新死，儿子齐宣王继位刚刚第二年。

这个老书生就是孟子。

孟子小时候有着“优秀”的童年教育。孟子的妈妈深深体会到“胎教”的重要性，她说：“我怀着孟子这孩子的时候哇，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孟妈妈原来住在邹国马鞍山下的鬼村，到处是坟地，村中野孩子追逐嬉戏，孟子也拿个小火铲东挖西挖，模拟表演筑墓埋棺，很有才艺，天性可爱。他妈妈不高兴了，觉得这样搞没有前途，带着这个活泼好动的孩子，搬到农贸市场围墙外边，租房子住。

于是孟子学习商人的样，讨价还价，喧嚣热闹。孟母怕孩子染上锱铢必较的市侩习性，又赶紧搬家，到政府公立学校旁边去住。

这儿天天有一帮傻乎乎的人学习揖让进退，摆弄俎豆祭器。孟妈妈忐忑不安的心总算塌实下来了。儿子终于可以浸染“高雅的气韵、从容的风范”和“循规蹈矩的本领”了。

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

不过，父母太以自己意愿为中心，就剥夺了孩子的创新和发明天才。孟妈妈教育出来的儿子难免缺乏反抗精神、阳刚之气。这位恪守本分、端庄温静的孩子长大以后，总也跳不出常规的生活思想模式，并且也要求未来的人也像他这样绵羊得如绵羊。

当然，孟子在成长过程中也一度反抗过，但被妈妈镇压了。孟子有一次从学校回来，妈妈问他：“你近来学习怎么样？”孟子烦恨地说：“还不是跟以前一样，不好也不坏。”表现的学习态度很不积极。孟妈妈气坏了，乱摔乱砸，把“缝纫机”都打坏了，吓得孟子缩脖抱颈。孟妈妈斥责了他半天，也不知道孟子听明白了没有。孟子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地答应了，从此再无自我主见，终于成为优秀的两脚书橱。

等孟子到了二十出头，翅膀硬了，跑到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的门下念了五年书，学问道德，突飞猛进，终于有了用场：有一次，孟子进卧室，突然眼前一亮，使他大吃一惊，原来他的妻子想试穿一件袒胸露背的蝉翼纱，上身裸着，正在对镜描容。孟子媳妇的思想比较新潮，以为穿上短、透、露的时装，定能平添几分美丽，博得丈夫的赞美。哪知孟子无比陈旧、保守。他说：“我以儒家门徒的名誉起誓，绝不能容忍女人半裸着上身。”说完，愤然调头离去，到户外去吸他的“浩然之气”去了。

他的妻子着急了，要打离婚，说：“今天我在家里没事儿，穿了一件休闲装在房里，想不到丈夫见了很不高兴，今后可怎么相处呀！我还是回娘家去吧！”

孟母也觉得孟子走火人魔了，骂孟子说：“按礼的规定，快进门的时候，问一问谁在里面，以提醒别人；推开内室门的时候，眼要往下看，以免侵犯别人的隐私权。这你都不懂，还赖别人？”

孟子哼哼着，假装认了错。

孟妈妈一定很后悔，孩子怎么被教育成了脑子僵化、六亲不认的书呆子了，而且性意识全部丧失！！（其实是她自己种下的苦果。）

也有一种说法，是孟子一进屋，看见老婆因为累了，在休息，直伸着腿坐在地上（这样会露点，不是文雅人的坐姿）——而不是按照礼法要求，跪坐着。孟子于是气急了，出屋就闹哄着要休妻。当圣人老婆，真是动辄得咎啊。我们中国人，后来就是被这样的圣人教育着的。其实圣人真不应该有老婆。

由于孟子很有本事，年轻时就找不到事做。如今到了五十来岁，还没有一官半职。他离开碰壁的魏国，往齐宣王那里去，因为他听说，齐国有一个“稷下学宫”，是个吃白饭的好地方。

临淄的西城门，叫“稷门”，就是“谷子门”的意思，如今这里只剩一片残迹，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碧绿的玉米地，但在两千二百多年前，这里是一所伟大的学宫，专门给读书人盖的，叫“稷下学宫”，稷门外，在从前齐威王时代就有了，给齐威王弹琴的美男子邹忌就是稷下学士。

到了如今的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宫进入鼎盛时期。著名学者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怀渊等七十六人，都被齐宣王安排在这里不用干活，每天王霸义利，天人善恶，只做高谈阔论，还赐给高宅大第，住宽敞的校舍，坐华丽的校车，享受上大夫工资待遇。吸引名闻天下之学者，达数百千人之多。百家杂辩，门派争鸣，当时的显学除了孔、墨两大家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诸家，以及农家、杂家、兵家、纵横家，还有小说家（哈哈，但不是王朔），一家之中又细分多派，“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蔚然如雨后蛙噪，成为先秦诸子的欢乐谷，真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了。

除了老孟子在这里混住以外，一个十七岁的小孩，也跑来这里听课记笔记。他就是我们后来有名的“荀子”，这时还小，正在聆听稷下先生们的博学鸿文。

后来荀子翅膀硬了以后以孔子正统传人自居，成为孟子的论敌，整天大骂孟子篡改孔老师的真学，说孟子一派，效法先王，却不知先王之道的纲纪，依仗自己的一点聪明，造出五常之说，冒充孔子的真言，蒙骗了无知的俗儒。又对孟子“性善论”批评，倡导“性恶论”，人性是恶的，只有经过后天教育才能使人为善，这是人类对自我本性有了首次深刻认识。

如何进行后天教育呢，荀子提出“礼治”。

荀子是这样谈礼的：“人之所以为人，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批判了同时期希腊先哲柏拉图“人是长着两条腿的没有羽毛的动物”的谬论。荀子反复强调，两只脚，没有羽毛，还不够当人。父子之亲、男女之别这些“礼仪”才是人之根本。去除人性的恶根，一是法治，二是通过后天教育，主要教育工具是学礼，通过礼仪的客观约束，使人迈上外王之道——荀子发展了孔子的礼学。（而孟子则发展了孔子的仁学，通过主动自觉、思想教育，使本来就性善的人们，更跨上内圣之路。两人都算是孔子的真传弟子喽。荀子着重发展了孔子的礼学，而孟子则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孔子的两个基本点——仁和礼，俩人各自继承了一个。而孔子的两个基本点，又是服务于“维护国君崇高统治地位和既有等级秩序的和谐”这个孔子的“一个中心”的。这是孔教后来不衰的根本原因。）

荀子强调礼治之外，也要用法治。惟其性恶，所以才要用法管制，所以荀子带有法家观点，法家李斯、韩非子都出于荀子的门下。荀子性恶论的提出，给了法家一个思想附着点。荀子礼法相辅，王霸并用，包罗广泛，集先秦诸子之大成。

二

在稷下学宫呆久了，名气呆大了，往往就有了接触君主的机会。孟子终于见到齐宣王，大谈特谈他的仁政。

齐宣王说：“请您谈谈齐桓晋文之事吧。”

孟子不高兴了，说：“齐桓公、晋文公，是霸道，是以力服人。我们孔子之徒是不谈这个的（怕脏了我们的嘴）。在我孟子看来，当国君的正点是以德服人，行仁政！”

齐宣王忐忑不安地问：“像我这样能力有限，品质也不是怎么好的人，能往下推行仁政，保民而王吗？”

孟子赶紧给自己的仁政理论作广告：“我的仁政实行起来，就像捡起一根羽毛，折断一根树枝那么容易，您当然可以啦。上次，我看见您祭祀的时候热爱大动物，不忍看见老牛哆嗦，就把老牛饶了，而去改宰山羊，这是仁心发现啊！（山羊就不需要仁了？）这就是君子啊！君子远庖厨嘛！您有这样的仁心，都能对小动物发扬，为什么不能用到人身上去啊？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就是说，对自己妻子有仁心，对自己的亲戚兄弟有仁心，把它推广到更远更多的人身上，对天下人就都有仁心，这样推仁足以保四海。现在您的仁心已经到了禽兽，再推广到百姓，那不就是仁政了嘛？”

接着孟子又转了个话题：“请问您，最大的欲望是什么？”

齐宣王笑而不答。

“您是不是想四面开辟土地，让秦、楚大国都跑来向您朝拜，最后成为天下之主呢？”

齐宣王用眼睛笑着点点头。

“如果是这样，那您现在兴发兵甲，武力杀伐，想用这个来实现这一点，那真是缘木求鱼啊（成语出处）。”

“为什么呢？”

“您想啊。如果我老家邹国人跟楚人战斗，有戏吗？”

“没戏啊，肯定输。”

“所以，小不可以敌大，寡不可以敌众。您以一国之小，想压服海内八国之大，不等于以邹敌楚吗，必有大难啊！”（可是人家秦国怎么就能实现一国压服八国了！人家走的法家的路子啊，就胜利了！）

“那我该怎么办啊？”齐宣王虔诚地问。

“您应该回到根本上来，去行仁政啊！仁者无敌！”孟子又拿出了自己的老药方了，又来了——上次是在魏惠王那里，“如果您能施行仁政，使得天下的仕人都觉得您这儿有仁政愿意到您的朝廷上来立着，天下的农民都觉得您这儿有仁政于是拎着锄头都来您国，商贾也都愿意到您这儿来（因为您这儿地摊费低）。天下的人，都恨他们的国君都喜欢您，那谁还能挡得了您，您不就凭此战胜列国而王天下了吗？”

齐宣王说：“您等等，我理解力不是很强，我怎么弄，才能弄得让大家都来啊？”

“没有恒产人就不会有恒心，也不会懂礼仪，如果大家穷的要命，父母都养不起，他们哪会懂什么礼仪？所以您得行仁政，让大家生活好，具体实行的办法您应该这样，五亩之宅啊，旁边种上桑树，这样，五十岁的人就能穿帛的衣服了；鸡豚狗彘这些小动物，不要失其时（又来了），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肉了；百亩之田，也不要夺其时，八口之家就可以饿不着了。然后再搞点学校教育，给他们讲讲孝悌的道理，那老同志就不用自己背着东西在大马路上走了（因为有雷锋）。您这儿的老人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又知礼仪，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总之，还是以前那一套！

对于孟子的这一套行仁政、仁者无敌的理论，齐宣王怎么回答的，就没有记载，不知道了。

孟子的这个“仁政”建设理论，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带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从治国角度，一个是从崇君角度。治国角度，国家行“仁政”（少累民众，少用刑罚和税敛，少出去打仗，别干涉小动物发情），可以使国家富强，可以打败那些不行“仁政”的国家，于是“仁者无敌”。

从崇君角度讲，也有用。如果国君是仁的，倡导仁，不断推广下去，臣子们也都仁，再往下，士人也都仁。大家都仁了，就不会上下交争，使得社会就安定了，国君的位子也稳了，所谓“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于是强化了君权。

所以看得出来，儒家也好，法家也好，它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不外乎两个：第一个都是为国君张目，都是为了崇君，强化君权，儒家用倡导仁的教化的办法，使得臣民仁起来，从而顺从国君，崇君。（但是这种办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鲁国是讲仁义讲得最多的国家了，可是“三桓”照样分割了公室，因为你倡导仁，并不能使别人真的仁。）法家的办法则是，从取缔分封制的角度，从根本上摧毁卿大夫与国君争利的经济基础，而不是靠向这些人宣传仁义，来让他管住自己贪婪的嘴巴和黑手。

儒家和法家的第二个目的，则都是强国和王天下，儒家用行仁政的办法，使得老百姓舒服高兴，国家就战败那些不仁老百姓不舒服的国家王天下了；法家则用一系列法令和考核奖惩的办法，督促老百姓做事，直至国富民强。

总之，儒家和法家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至于谁实现这两个目的的手段，更加高明和有效，那就留给您来比较和回答了。可以说，法家是个短期快速有效的办法，儒家是个长期long-term也许有益和有点儿效的办法。其实，两种办法都不是最有效。最有效的是民主与法治的机制，但这在君主社会里，是暂时没法想象的——但是道家的思想，顺乎大道自然，最接近这一点，但是表述得很含糊暧昧，而且不动摇君主制的根本，也无从为之。

三

不知怎么搞的，“大贤”孟子在齐宣王这里，居然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齐宣王授与孟子“卿”的高位，重用了孟子好几年，事事请教。这对齐国算是好事还是坏事，真很难说。

由于齐宣王也学着讲起了道德仁义，而不关心治国所必须的“法”，驾驭监察臣子所必须的“术、势”，他长期任用老叔、大贵族“田婴”为相。田婴把持朝政，嚣张一时。但齐宣王此举应该受到孟子的赞许，因为它遵守了儒家“亲亲上恩”的原则，也符合孟子的理论：对亲戚仁义，对哥们孝悌，互亲互爱，仁心荡漾，从对亲人的仁开始，揣摩体会，推广到更多更远的人，乃至于整个邦国，是修仁的必要方法。

田婴死后，其子田文继承封地，继续为封君，号“孟尝君”。此人仰仗乃父遗留下来的封地、党羽和数不尽的资财，在齐宣王后期和齐湣王前期继续被任命为相国，接连把持朝政达十几年之久，以致“闻齐之有田文，不闻齐有王也”。稷下学士议论纷纷，荀子斥田文为“篡臣”。军事上，田文采取远攻近交之策，徒耗国力而一无所得。

田婴、田文父子长期把持朝政，使齐国齐威王时代的朝气和加速度变成夕阳西下，后来齐国被六国联军合击而一败涂地，国力骤衰，再也无法与秦、楚抗衡。

但是，齐宣王推广孟子的“仁政”乐之不疲。除了封自己的叔叔田婴父子相继当了大权臣，他还忽视了对一般官吏的监察和考核，导致政府班子的人都在鬼混工资，做些仁义的假像混事。可以举个例子：齐宣王大约为了搞儒家的礼乐治国，就组建了庞大的王家乐队（这也算是“事业单位”吧），里边光吹竽的就有三百人，有个五音不全的“南郭先生”，也模仿大家摇头闭眼的样子，鼓着腮帮在里边“滥竽充数”。齐宣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管。你是仁政，怎么能管呢！你让南郭先生下岗，他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啊？多不仁啊。而且这里没有考核（他也不想搞考核，他想用仁义教化），因为没考核，谁吹得好谁不会吹，也根本无从发现。于是“南郭先生”啥都不会照样白拿工资，充分体现了儒家“仁政”的好处，大锅饭吃得又甜又香（这在法家流行的国度，是绝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有绩效考核呢。法家不信任行仁义的功效，而强调考核、赏罚）。

以施行仁政的思想来管理一个乐队，一个乐队尚且无法管理好，遑谈使用仁政来使国家富强！

齐宣王对哥们亲属搞仁义，最后国家完蛋了。一旦国家衰败乃至灭亡了，还有什么仁可言？行肤浅的仁义，只能导致最后的大不仁，全民跟着遭殃。一个企业如果搞仁政也是一样，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下班去，上一天班，毫发无损，多干少干、干到什么标准都可以，领导仁义，不计较。不该奖励的也给他吧，该处罚的高抬贵手算啦，仁政嘛！从主管到员工，吃大锅饭混日子的人越来越多。员工舒服安逸了，你算是对他仁了，厂子却越来越穷，根本没有竞争力，终于倒闭，大伙下岗，最终成为大不仁。仁政的国家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所在的社区，通水通电、卫生维修、基础设施等服务水平特别差，大街上涂涂抹抹办证广告、垃圾遍地没人管，那这些相关管理的职能机构的领导们一定是实行仁政的：单位里的人一定是沐浴着仁风荡漾，上班打游戏看报纸来的，根本不去作为，直到某一天出了大事，被媒体曝光把他们全体解雇下岗为止。

齐宣王还喜欢射击，喜欢被人挑大拇指赞叹：“大王，您能拉动强弓啊！”其实他何尝拉动强弓，最多不过三石。他的左右跟班的，假装也试着拉这弓，拉到一半儿，就呲牙叫唤：“不行了，不行了，拉不动了。这弓不下九石的力气，不是大王您，孰能用得了它啊！”

于是，齐宣王到死都以为自己能拉动九石强弓，岂不悲哉？

身边的人蒙蔽他，他都察觉不出来，朝内强权大臣“田婴父子”架空他，他又能怎样：仁政嘛，怎么能使用法家那一套察举监控下属的“术”呢，察举身边的人和相国呢？于是，他甘于被蒙蔽，成为一个空虚的道德壳子，高挂在春风掀动的大树上。仁政也能孳生毒瘤。

想行仁政也许不是坏事，总比行暴*强，但是因为迷信行仁政，而忽视了用法家之术，就客观上变成坏事了。

另外，孟子还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就是国君仁了，作为全国仁义道德建设的楷模，就可以使全国人都仁。为什么呢？我想，除了带头表率作用以外，还有就是，我国君仁，对你们好，你们也会良心发作，也对我好，成为仁人，并且也乐意对你周围和下面的人好。下面的人由于被上面的人对他好了，于是也良心发作，也成了仁人，这样一层一层，全国人都成了仁人了。

一旦全国人都仁了，那么，人际关系就和谐了，社会矛盾也没有了，上下也不交争了，于是“崇君”也就“崇”下去了，因为各层官僚们也都是仁的了，真正的“仁政”也才巨细靡遗地在国内实施下去了，所以国家也“强”了，再去打那些不崇君（上下交争）也不仁政，父母冻饿的国家，必王天下了。

但是，齐宣王行仁，他对亲属也够仁的了，对田婴和孟尝君很仁，可是，孟尝君等人，以及再往下的人身上，并没有变成仁。“君仁，莫不仁”，并没有得到实现。

反倒是这种情况，你仁，他反倒钻你仁的空子，趁机占你的便宜，夺你的权，侵你的利，把你架空，乐队的人也趁机捞钱偷懒。你仁，并不能使他人仁。国君仁，像病毒似的去传染下面人也仁，并不能实现。

为什么呢？从人性角度来讲，第一、人的私欲永不可免；第二、道德完人也永不可求，试图我仁，也带头其他人也都仁，对其他人的素质要求比较高，他未必能克服得了自己的人性弱点和私欲做得仁。

在贵族时代，你仁，他确实有可能跟着你仁，这是因为分封制的分封架构和贵族的经济独立，使得贵族的人格完整性相对强些，于是思想觉悟也高，和后来的平民有所不同。春秋时代的卿大夫很多确实是自觉的。你对他仁，他是会相对知耻而仁的，但是这也不是因为上对下的仁的感化而实现了这一点，而是社会架构相对弱专制性，贵族能维持一个权益的保障，于是也有人格尊严，有人格尊严和人性完整，于是他也会有一些精神要求，主动会仁一些。是社会架构使他仁，而不是上对下的教化使他仁。但是，到了专制性更强的王权专制下的平民社会，平民和平民出身的官僚们在相对强的王权专制乃至未来皇权专制的社会体系下，是不能保障自己的权益独立和人格独立完整的，所以他的精神境界上也就不可能高，也就不会有仁等好品质。所以，你再教化他去仁，国君再仁，再去做表率，他也不会仁，反倒趁机钻上级的空子，偷懒，贪贿，发展自己的私利，或者应付上级去假仁假义。

也就是说，教化不能使人仁，国君带头仁或者提倡仁——这种教化，并不能使得社会仁。而社会架构的合理却能使人仁。这就是为什么齐宣王推广了半天仁，结果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没仁。而清朝末年一些官僚跑到西方民主社会去，却发现孔子嚷嚷的仁的社会，却已经在欧洲实现了！

一种皇权或者王权的专制系统下，各层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人格得不到完整和独立，就不会有精神诉求，上对下再怎么嚷嚷和教化仁，也没有用。孔子也好，孟子也好，推广以仁治国的学说，只能最终收获一帮假仁假义罢了。

不过，齐宣王的道德教化、仁政建设有声有色，终于给他自己和旁人留下了一些代价昂贵的美谈。

有一个高士颜觸[1]，“高士”就是高高地卧在床上不上班的人，比“坐家”还边缘的一种人。有一天，高士颜觸到齐宣王那里申报户口。齐宣王说：“谁是颜觸啊，颜觸站前边来。”

颜觸不动弹，齐宣王又问：“颜觸在不在？上前来！”

颜觸气势凛烈，蔑视王权，说道：“大王上前来！”

一介不上班的寒士，勇于跟国君斗争啊。齐宣王心里不快活了，但是碍于仁政的面子，不好发作。

他左右的人受齐宣王的道德楷模影响，也很和气，没有立刻把颜觸拉下去打板子，而是对颜觸说：“大王是人君；你是人臣。大王说你上前，你也说大王上前，这样可以吗？”（这要换到未来皇权时代，早被拖出去剥皮了，还说他什么。）

颜觸从容不迫：“我上前是慕势，大王上前是趋士。不如大王上前，更是一种美谈。”

齐宣王急了，不仁政了，兔子急了也咬人啊，齐宣王声色俱厉，拍案震怒：“到底是大王尊贵，还是你尊贵？”

颜觸对齐宣王进行当面教育和大胆批评：“从前，秦军攻打齐国，路过柳下惠的坟墓（就是坐怀不乱的那家伙），秦军禁止上去砍树，否则杀无赦。秦军不敢侵犯柳先生的一捧泥土，却悬赏求购齐王的脑袋，可见大王当然没有士人尊贵。”接着，颜觸侃侃而谈了一大通，把汤武尧舜大禹都搬出来了。齐宣王被说得没词儿了，赞叹一声：“今天听到了君子的话啊，我愿意作您的弟子。”想认颜高士当老师，并许他以后吃太牢，出门就乘车，老婆孩子都穿漂亮衣裳。

颜觸情无波动，心无沾染，不失贫贱骄人气概，说道：“我还是回家，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吧。告辞啦！”

这就是“安步当车”的成语出典。晚点儿吃饭，就能嚼着菜根也有肉味儿了！[2]

其实像齐宣王这样对颜觸这种无政府主义者的“高士”表达崇敬和仁义和厚遇，如果按法家的尺度来看，是错误的。因为颜觸无功无劳，他的那点儿回家安贫乐道的思想，也不符合富国强兵国家的价值观，所以没有什么理由要推崇和奖励他。对他们表达仁义和奖励，就等于是教导老百姓都不要务实而隐于山林，徒求清高的个人虚名，对国家没有好处。按法家的观点，这种人都该杀了，至少是迫使他们去种地，不能留在这儿蛊惑民众。[3]

齐国还有一个嫁不出去的丑女，叫作“钟离无盐”，可以和“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凑成一对儿，长相奇丑无比，头像杵臼，眼窝像酒杯，手指像棒槌，骨节粗大像核桃，鼻仰露孔，喉结奇大，脖子肥胖，头发稀疏，驼背凸胸，皮肤漆黑，总之可谓飞沙走石，鬼斧神工，完全突破了人类的想象，已经四十岁了，还没找到婆家，如同破烂品扔在路上，无人过问。但她却跑来求见齐宣王。

她对门官说：“我是齐国一个嫁不出去的女子，听说大王很圣德，所以愿意为大王打扫后宫（就是悟被，当老婆的意思），希望得到大王恩准。”[4]

齐宣王不禁捂嘴大笑，说：“这真是个天下少有的厚脸皮的女子啊！难道她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吗？”于是召见了钟离无盐。就见对面过来一个东西，天庭饱满，地阁突前，双臂过膝，很像一个人类。无盐一句话不说，走冷酷路线，抬起眼睛，咬着牙齿，举起手来，拍着膝盖说：“危险呀！危险呀！”像这样说了四遍。（一般丑女都要走冷酷路线的。）

齐宣王不解，只是强烈认为这个丑女需要回炉重造，愣了一会儿，说道：“你想说的是什么，我愿意听听你的高见。”

钟离无盐发出嘶哑的声音，说：“现在，大王西面有横暴的秦国，南面有强大的楚国，四十岁了，还未立太子，一旦不幸去世，国家就会动乱不安，这是第一个危险。大王修筑五层高的渐台，黄金白玉一般耀眼辉煌，用透明的玉石当作窗棂，翡翠装饰四壁，珠玑挂满廊柱，华丽已极，可万民疲惫不堪，这是第二个危险。现在贤人隐居山林，奸臣在朝得势（行‘仁政’行的），劝谏之人不能入宫通报，这是第三个危险。大王沉溺酒宴女乐，日夜狂饮，不务国政，这是第四个危险。所以我说：‘危险呀！危险呀！’”

齐宣王终于成了历史上好德超过好色的君王了（可惜孔子没有看见他，孔子已经死了两百多年了）。齐宣王改正了钟离无盐指出的那些错误，然后禀明老妈，同意钟离无盐来“打扫后宫”——娶无盐为齐国第一夫人，自己的正后。齐国的仁政，修到了极点了。

从此，男女主人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四

燕国地方数百里，持戟数十万，战国中期开始参与诸侯政事。“五国合纵攻秦”，燕国也参加了，但是出工不出力，“燕王哙”及早收身，人马车轮完好，光荣地撤回老窝燕国，等待风雨如晦的前途。

“燕王哙”虽然贵为大王，却喜欢干鄙陋工作，拿着锄头把，修理田亩，是他的最爱，对子女玉帛都不感兴趣。他从战场上回来，屁股刚坐稳，正要找出工具下地，苏代跑来害他，对他说：“大王打仗辛苦了，我从齐国出差来看看您。”

“齐宣王的能力怎么样？”

“快亡国了！”

燕王哙大惊：“如何知道？”

“他不信大臣啊。从前齐桓公爱管仲，举国交付管仲一人，内事外事都决断于他，于是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现在齐宣王没有这个魄力了，所以快亡国啦！”

“哎呀，我也没有听信重用相国子之啊，那我抓紧吧。明天再上朝，我就全听他的。”

相国子之听说以后，心里偷着乐，把一百镒黄金送给苏代，作为酬谢费，合一个较瘦的大学生体重——黄金分量。

苏代就是苏秦的大哥，苏家哥三个。老大苏代，奔波列国，靠给人瞎出主意过生活，美其名曰“纵横家”，出好出坏却不管，还带有间谍性质。苏家老二是苏厉。苏秦则最小，是小三儿，现在还没有出道。

种种蛛丝马迹都证明，相国“子之”有较强工作能力，不糊涂，有一次他佯言说：“耶？谁的大白马从门口跑出去了？”左右的幕僚都说：“没有耶？没看见耶？”

唯独有一个谄媚之徒，跑出去，回来报告：“报告，yeah，是有一匹白马，相国说得没错。”

“子之”以此判断属下诚信的分数。这就是法家的“术”，通过一套隐秘高妙的手段监察考核大臣，加强主子的权威。[5]

边僻的燕国，民智闭塞，“邯郸学步”，“郢书燕说”都是笑话他们呢，学什么都学不好，腿脚不利索，眼睛也不好使。楚国人写信，吩咐小保姆道：“把蜡烛举高点。”秘书听见了，一含糊，把这句话也写到信简上了。燕国相国接到信一看，举蜡烛？什么意思啊？引用贤人吗？那我赶紧引进贤人吧！

燕王哙想把君位禅让给“子之”，就是“郢书燕说”地受了当时时髦学说“墨家”的忽悠。

墨子是上一世纪的工人出身，讨厌大家族的贵人，讨厌他们的音乐、祭祀和奢侈，讨厌他们一诞生下来就“无故”富贵，名位权势世代传袭。墨子的口号是：“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当官的不能当一辈子官，老百姓不能总不长出息。他极力鼓吹尧舜禅让，禅让给那些立功的贤人，贤人万岁——这就是他的“尚贤主义”（他没有想出用抑制分封的办法）。这在布衣们喧嚣着挤上政坛的战国时代，成为餐桌上大受欢迎的一盘热门专业。因为贤人是不看血统的，布衣可以走贤人这条路子。

但是，不搞抑制分封的话，从根本上摧毁贵族世袭的物质基础，你就是禅让了，其它贵族不高兴而且有实力，一样把这个万岁的平民贤人，给打下去。

墨家这么“尚贤、禅让”地一喊，还挺有效，秦孝公一度要禅让给“大良造”商鞅，魏惠王要禅让给“哲学家”惠施，虽然也许带有做秀的成分。很多人也跑到“燕王哙”那里，牵强附会地劝他禅让。

“鹿毛寿”哄骗他说：“不如您把国家禅让给子之吧。人们为什么称道尧帝，就是他把天下让给了贤人许由。许由还不接受，于是尧帝有了让天下的美名，却还不失去天下。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卖点，您禅让给相国子之，他也必不敢接受。于是您和他分别都有了尧帝和许由的令行美名。”

于是燕王哙听了“鹿毛寿”的话（看这名字起的！），招来相国子之促膝谈心：“子之啊，贤人啊，国家全靠了你啦。我想让你接替王位。我塌实摆弄我的癖好去，修理地球，怎么样？”

子之是个腰宽十围的大胖子，眨眨眼：“那下臣我就不好意思啦！明天我就到您办公室上班吧！”

啊？把燕王哙惊得瞪眼张嘴，闭不上。他没谦让啊！

子之身为相国，位贵权重，主断国事，势力原本可观。燕王哙原本就权力松动，第二天，干脆搬出办公室，把王位禅让给子之。燕王哙反倒弓着腰，向子之下拜，跟众大臣们杂混在一起。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之子虽然接收了王位，但“前燕王哙”的臣子们，还不太买他的账。于是，又有人不知受了谁的差遣，对“前燕王哙”继续忽悠说：

“您知道为什么大禹不太受人推崇吗？因为他虽然把天下禅让给了‘伯益’，但他的儿子势力顽固，终于抢了‘伯益’的天下。所以大禹名义上把天下传给别人，实际传了自己的儿子。现在，您虽然禅让给了子之，但是您的儿子——太子平，还手握重权，很多朝士都是他的跟班啊。”

于是，“前燕王哙”把撅着嘴的太子叫来：“所有年薪‘三百石’小米以上的官吏，全部交出大印，由子之重新遴选委用。”这家伙！满朝人员，都向子之效命了。子之掌权两年多，国家还算不错。

这个城市我很熟悉，但这里的人我感到很陌生；孤独的灵魂在上空飘荡，弃权的滋味在上空漫延。两年多以来，失魂落魄的“前燕王哙”坐在狭小的cubicle隔板里办公，还算比较“心甜”。但他的儿子——太子平，却咬碎钢牙，再不能忍了，爱的是非对错已太多，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他在别有用心的齐国人的怂恿下，带着将军“市被”和一群党徒及煽动起来的群众，猛攻子之。

子之肥胖的身体正像一个单缸洗衣机，在吞食办公桌上成堆的报表文件呢。看见外面大乱，子之扑下去，和进犯者展开了肉搏。只见子之使用手刀防御，漂亮的回旋踢，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是个勇猛难当的洗衣机。外面的愤怒群众都看呆了。子之这么厉害呢！纷纷披靡倒退。

大家退到宫门以外，又突然冒出一帮忠于“子之”的群众，从外围兜杀“太子平”和将军“市被”。

朝宫内外大乱，太子平和将军市被遭到群众殴打，全被打死，“太子平”、“市被”被抬着尸体，在国都内巡展。从这可以看出，子之还是较得民心的，但是，他毕竟名不正言不顺，还打死了太子，燕国的旧贵族和野心家以及拥护太子的人，趁机宣布起事，支持太子；另有一帮则支持子之，势力一样大。于是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内战，内战的火焰绵延数月，几万人丧失了生命，燕国人心惶恐，离心离德。时间是在公元前314年。[6]

燕国大乱，消息传到齐国，齐宣王向他所尊重的儒学大师、现为齐国三卿之一的孟子请教。孟子建议出兵：“现在我们征伐燕国，就和当年周文王、周武王讨伐殷纣一样，是绝好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于是齐宣王组织伐燕。

关于孟子这个愚蠢的主意，我们不好评论它的对错（对不起，已经评论了）。齐兵伐燕的客观后果是，燕国人从此仇视齐人，掣齐人之肘几十年，大大消耗了齐人国力，牵制齐人西向争霸，并且三十年后以乐毅为将，下齐七十余城，几乎灭亡了齐国。

孟子判断打与不打燕国的主要依据是燕国君臣禅让的“义与不义”，由于它不义，或者是它的燕王干了其它坏事，像纣王一样坏，所以我们派出护法军队去打它。孟子完全是从道义角度做决策，而没有进行利害和可行性等现实角度分析，也没有考虑具体行动是该干涉还是制服？是打完再拉拢？还是掠夺或吞灭？

战国纷争，强者是从，拳头就是硬道理，禅让“义与不义”这些鸡毛蒜皮不关键了。关键是从全世界格局考虑，攻燕对齐国的长远利益如何，攻燕又想达到一个什么结果，何种程度，国际社会和燕国又会有什么反应，如何应对才保证对齐国利益最大化，等等。但孟子是不谈利的，怕脏了他的义嘴。所以齐宣王听他的话还想着称霸，真是“缘木求鱼”，活该倒霉！

齐宣王听取孟子意见，命令：调拨五座大城的卫戍精兵，会同北部齐国郡县新征发的士兵，北上千里，向燕进攻，从山东直抵河北省中部的燕国都城。面对齐国倾国军事势力的进攻，当时乱糟糟的燕国军队毫无斗志，国都士卒不战，城门不闭、外阜军区的士兵一个跑来救助的也没有，“曾无一夫之救”的情况下，齐军仅仅五十天就一举占领燕国。

此次率兵的大将“匡章”，就是前齐威王时期，大败秦人的宿将，他妈妈被他爸爸杀死埋在马厩下边的。但是，中央并没有告诉他对燕政策，是打是拉，是打中带拉，是结盟，还是干脆吞灭。中央只是说燕王不义。

于是匡章跑到燕王宫，对“燕王”子之说：“子之先生，请出来一下，你被逮捕了，外面警察在等你。”

子之出来以后，被醢刑而死，类似千刀万剐，把人剁成饺子馅，唉，这个“许由”，雄心勃勃的大胖子，砍成肉酱以后，封到坛子里（因为大胖子，所以可能封了两坛），发酵后，献给了祖宗上帝吃。

燕国禅让的闹剧才算结束，男主角“前燕王哙”也在齐军战火中被胡乱杀掉了，至死他也不能明白，我老头子错在哪里了！[7]

燕国主子尽死，燕国就算亡了。

接下来，齐宣王就是否要吞灭燕国，向他狂妄而无能的智囊——孟子请教：“有些人劝我不要吞并燕国，也有些人劝我吞并。我想，我和燕国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我只用五十天就拿下对方，这光凭人力是办不来的，定是天意如此。如果不吞并它，上天就会认为违反了它的意旨，降下灾祸来。我吞并了它，您觉得怎么样？”

孟子回答得很迷糊，说：“如果吞并它的话，燕国的百姓会高兴，就吞并它，古代的人有这么做的，周武王吞灭商朝就是。如果吞灭它的话，燕国的老百姓会不高兴，就不吞并，古代的人也有这么做的，周文王就是。”（意思是周文王不吞商朝，因为当时商人不高兴他这么做，当时商人还比较拥护纣——这是按照孟子的逻辑。但这是靠不住的，周文王不敢吞商而周武王敢吞，到底是因为商人后来高兴被吞了，还是周武王的势力比周文王时候更大了？敢于吞了。也就是说，是应该以商人高兴不高兴，还是以自己作为进攻者的力量足够强与否，作为做吞并与否决策的主要依据呢？一旦抓错了主要依据，就会做出危险的决策。显然，孟子认为主要依据在于对方高兴不高兴。）

“这次咱们攻打燕国，燕国老百姓箪食壶浆地迎接大王您的王师，岂有别的目的，还不就是为了躲避原来水火一样的日子啊。如果，水越来越深，火越来越热，那也就是运啊。”（“水深火热”成语出处。）

齐宣王糊涂了，孟子大师说了半天，也没有个什么有建设性的清晰的利害分析，最后又归结到“运”——这个哲学家也许才能懂的含糊字眼上了。

“运”这个字，我的理解是，如果后面把水火弄得越来越深大，老百姓越来越不高兴，那你就要又被别的国家来打你了（犹如燕国国君不得民心，使自己老百姓处于水火，你来打他一样），这是一种周转的“运”。

齐宣王想了想，大约自己是会让燕国老百姓们高兴的吧，于是命令“匡章”吞并了燕国。

齐国吞并燕国，立刻遭到国际社会的嫉妒和震动，各诸侯纷纷策划出兵救燕——孟子根本没预见到这一点，而是胡说什么老百姓高兴高兴今儿真高兴、今儿真不高兴什么的。

我们说，任何一场战争都不仅是双方之间的事情，国际关系总是互相关联的。当齐国灭燕时，国际上必有一些诸侯不希望齐国灭燕：他们或者是在燕国有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与燕结好通姻，或者是也在觊觎燕国土地，或者是燕国已被某个霸主划在了他的霸权圈子里，不希望别人前来染指，或者是干脆与燕国没有什么利益关系，但也不希望齐国吃到燕国这块大肉，因为齐国吃燕，使齐国国土顿时扩大一倍，对我的国家安全就构成了极大威胁，我怎能容忍呢？

所以，齐国攻燕，必然会有很多外部势力干预。齐国伐燕之前，必须研究和摸清列国的态度和可能作出的反应，并给出积极有效的防御、化解办法（比如割出部分占领区以贿赂列国，或者制造列国混战，使得它们无暇干涉自己。就像希特勒想入侵波兰，怕苏联干涉，就先采取与苏联约定分割波兰国土的办法与苏联取得默契，然后才开始军事行动，并且采取闪击战以迅速行动，以便行动完毕后迅速把主力转移到西线，以防御英法的干涉——苏联和英法都会干涉他的，因为你吞波兰大了，就是对我们的威胁）。总之，针对伐燕和吞燕，有了事先准备，可以化解列国干涉，才可以动手。化解不了，那就得估量自己能否扛住列国的干涉，如果扛也估计扛不住，那就干脆最初不要动手，不要攻燕和吞燕。但是孟子在论说要不要伐燕和吞燕的时候，根本不重视这些国际因素，而单是重点考虑燕国的民心，认为占领燕国以后，只要施仁义，使得燕国的“水”不再更深，“火”不再更热，齐国就没问题，就能占稳燕国。而齐宣王大约又觉得在燕国行行仁义不是很难——自己一贯是仁义的嘛，于是就决定吞燕了。

总之，齐宣王在攻燕前，应该分析一下，以自己的兵力，在占领燕国以后，是否能在平定被占领区的反抗势力同时，还可以击退诸侯列国反对齐国灭燕的各种干涉势力，最终守御住这一地区。答案是能的话，才可以出兵，否则就是白辛苦，还要损兵折将、劳民伤财。这就好比美国进攻伊拉克，要在进攻前考虑欧洲列国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而在选择吞不吞伊拉克时，也主要是考虑能否抵抗得住吞伊拉克将导致的国际上的军事干预。[8]

终于，齐国吞灭了燕国，一下子领土扩大了两倍，对列国构成严重威胁，列国纷纷开会，谋划给燕国复国。其中赵国最卖力气。赵武灵王积极寻找在韩国留学的燕公子职，想带兵保着他回去复国。是啊，赵国的北面是燕，东面是齐。燕、齐分开着，可以互相牵制，不易联手攻赵。如果齐燕合为一国，赵国就要遭受东向、北向的两面夹击了！

齐宣王看见诸侯们纷纷开会，自己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眼看要遭到诸侯群殴，才发现形势根本超过自己的应付能力，齐军呆在燕国有灭顶之灾，于是赶紧向孟子请求良策。孟子说：

“我听说过商汤以七十里那么小的地盘，最后却能占有天下，没听说过你现在有一千里（比七十里大多了），却还畏惧那些诸侯。商汤第一次是打葛国，打完做得很仁义，天下因此都信任他。于是接下来，他向东面打的时候，西边的国家就抱怨，向南面打的时候，北边的国家就抱怨，都抱怨说：为什么后打我们啊！还不快来打我们啊！都盼着呢！”——想说明的是，力量对比不是关键，行仁义才是关键，商汤行仁义，自己那么弱小，多少国家就都被它征服了。不过，商汤和葛伯都是一千年前的人了，这例子可信与否，死无对证。

孟子接着说，“如今，燕王虐待他的百姓，大王您去征伐他，他的百姓都以为您将拯救他们出于水火，所以箪食壶浆地以迎大王您的军队。结果您来了以后，却杀掉他们的父兄，抓拿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搬走他们的宝器，这怎么能行呢？这不都是你让他干的吗！吞灭燕国势必就要这么做！你当时也应该能预见得到啊！”

“天下本来就畏惧齐国强大，现在齐国土地扩大了一倍而且又不行仁政，这正是招致天下之兵开始行动的原因啊。大王现在，赶快发出命令，送还宝器，再和燕国人协商，择立一个燕王，自己从燕国撤军。这样，各国动武的念头自然会打消。”

显然，孟子认为出兵伐燕没有错，但是到了燕国没有行仁义，是最后导致被动局面的根本原因，而列国畏惧齐国土地加倍变强于是来武装干涉，是致使齐国被动的次要原因。如果像商汤打完葛国以后那样对葛国行仁政，什么列国的干涉都不怕，可以接着打遍诸侯。行仁政是压倒性的最重要因素，国际干涉是次要因素。但是我们有两处要质疑他：

第一，齐宣王试图吞燕的时候，向孟子征求意见，孟子是赞同的，说只要你行仁政，就可以吞燕。如今，孟子把责任推给齐宣王，说齐宣王不行仁政——在吞燕的同时和之后，于是导致现在的被动。我们说，作为齐国，要吞灭燕国，过程中间肯定遇到抵抗，肯定要使用杀人抢掠之类的手段，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你要齐宣王在吞燕过程中还要行仁义，这技术上怎么实现呢。而且，列国干涉是个条件反射般的急剧反应，犹如影子随形，即便你要在燕国行仁政，时间上你有这么足够的空余吗？

第二，即便齐宣王在灭燕以后，成功地在燕国行了仁义，就能避免列国干预和打退列国干预吗？如果美国吞了越南，并在那儿行仁义，苏联就不会想着把越南抢回来了吗？美国最后灰溜溜从越南撤兵，到底是因为美国在越南不行仁义，还是因为它的入侵举动严重威胁了苏联的国家安全，导致后者拼命干预，出人出枪出大米，使得美国无功而返呢？哪个是主要原因？

行仁政和国际干涉，哪个更是影响事态进程成败的主要因素呢？答案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而在孟子看来答案当然是行仁政，“仁者无敌”嘛，行了仁政，什么国际干涉都不怕，不行仁政正是你失败的主要原因，列国干涉是不足以导致你失败的，是次要原因，我所杜撰的商汤的例子就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所谓商汤灭了葛国，对葛国行仁政，于是别国不但不干涉，还盼着来被打，商汤以区区七十里小国，因而占了天下，这首先就不是信史，是孟子的杜撰。商汤的整个胜利过程绝对不是靠着行仁义，而是靠着发展国力和选对结盟对象，对国际关系的利用、把握等等而实现的。孟子硬把商汤成功的理由单纯强调和解释为他行仁义，以此作为自己“仁者无敌”理论的成功案例，是有意歪曲历史。孟子也只能举出这么一个一千年前死无对证的例子，而举不出同时期有目共睹的有说服力的例子。

其实，占领燕国后要行仁政，这也没有错，但这是个长期的事情，在做吞燕决策之时和吞燕后，当务之急考虑的应该是列国干涉，这一因素在那个时间点上是主要因素。但是孟子不考虑这个因素，他在做吞燕决策时和后面遇到被动时，都只是考虑行仁政与否，认为这是保证吞燕后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正是因为孟子极端、单独强调行仁政的作用，而忽视列国干涉，而齐宣王大约觉得我是能行仁政的吧，于是做了吞燕决策。如果他们在做吞燕决策的时候能够着重考虑列国干涉，那齐宣王就不会做这个决策了——因为后来列国稍一开会要武装干涉的时候，就把齐宣王吓得够呛，显然他自知客观上是无力抵抗列国干预的，那他当初就会慎做这个决策，或者做了这个决策也要想办法去化解和防范列国干涉，也就不会最后那么被动了。记得司马错在论述不能伐韩而应该伐蜀时，主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就是伐韩会导致列国干预，使得秦国“危”，而伐蜀不会，于是不能伐韩而应该伐蜀。司马错显然比孟子理智和清醒。

即便齐宣王在燕国行了仁政，也改变不了当面临国际干涉时自己败撤的命运，只不过会损失小些而已。

孟子之所以这么迷信行仁政的巨大功效，也是有来路的。孟子一贯相信“王道”（先王就是以行仁政而获取了胜利），对“霸道”（五霸是以国富兵强的力取胜）嗤之以鼻，所以自然会迷信行仁政，而根本轻视力量这些东西。其实，先王也并不是行仁义而取胜的，五霸也并不是只用力。先王和五霸本没有区别，都是仁力并举，但是这里孟子只一味强调仁，根本在整个过程从前到后忽视力，终于在做决策（吞燕）时很不理智，吞燕后也因为根本忽视列国干涉而一味迷信行仁政的压倒性功效因而对于防范和化解列国干涉未作任何军事和外交上的相应行动，导致仓促碰壁，大失败，给自己和齐国带来这么大苦头。但是孟子还不觉悟，最后发言时还在无限拔升仁的原子弹一样的力量，而把力踩在不屑一顾的地位。请他带着这样的偏见来参谋军事，是齐国这次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孟子身上，唯一让我们佩服的，就是他的这种倔强劲儿。

孟子最后让齐宣王从燕国撤军。这个撤军的结论固然也没有大错，但是也不为最对，孟子让齐宣王白空着手回来，也比较窝囊。实际上，列国的干涉不可能团结得像铁板一块，通过外交手段，利用列国矛盾，是可以一部分地保住齐国吞燕后的既得利益的。一开始，是迂腐地以为行仁义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不用考虑别的，于是直愣愣地跑去打燕国，后面一看没能行仁义，事情被动了，就也不再考虑别的，犯了逃跑主义地一无所获地回来。这就是孟子。

这次燕国大乱，本来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张仪这样的人为齐宣王策划，肯定是可以从燕国带来大块好处的。结果孟子这里来回行仁义地一整，不但没从燕国捞到一点好处，还把自己的国际威风和形象弄得一落数丈，还白赔上了冤死的士兵。

齐宣王真是好脾气，被这个认“行仁政”死理的孟子数落了一顿，责任都落在了自己头上，也不发怒。不过，齐宣王灰溜溜地从燕国撤兵回来以后，也认识到孟子的可恶了，君臣之间越来越疏远。

燕国的这件事，孟子搞得很不成功，于是在齐国也没面子了，就请求辞去卿位，离齐赴它国周游。齐宣王又觉得不忍心了，表示打算在临淄城中给孟子一幢宫室，以及万钟小米的年薪，白养活孟子，只要孟子在那儿教书。不料，孟子脾气大极了，拍桌子大叫：“我十万钟的年薪都不要了我要这一万吗！你把我当贪图富贵的人而拿这利禄诱惑我吗！我是贪图富贵的人吗！你让我执政，又不听我的话，那就算啦！又拿利禄诱惑我，我是那种贱丈夫吗！”

齐宣王一看孟子更年期发作了，赶紧缩脖子逃跑。

孟子心情复杂地离开了齐国。可是他还在齐国边境上连住了三晚，可能又盼着齐宣王再度挽留他。可是，觉醒了的齐宣王始终未来，他这才在失望中离开了齐国。去宋国实现他的“仁政”去了！

不久，燕国复国以后，流亡公子“公子职”在其他诸侯（赵国等）的支持下，登上王位，是为燕昭王。燕昭王恨透了无故启衅、残我家园的齐国，没有一日不思考着报复齐国的，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发愤图强——经过战火的洗礼，燕国这个远在偏陲的国度也投入竞争发展国力的洪流中了，这就是争霸战争的积极意义。而齐国也从此树起了一个死敌，终于在三十年后，被燕昭王联合诸侯打得几乎亡国，丢掉七十余城，就剩三座孤城了，齐宣王的儿子齐湣王身败惨死。这都是孟子惹的祸啊，负有限责任啊。齐国几亡，东极坍塌，西秦遂强起，并吞海内，神州陆沉，孟子之徒不得辞其咎。

注：类似齐灭燕的例子，现在也有。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立刻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干预。苏联的扩张，将打破地区势力平衡，也将对欧洲和美国构成威胁。于是美国宣布对苏联实施粮食、先进设备和战略物资禁运。英、法和西德等国，均表示要重新考虑与苏联的关系。中国、美国、欧洲以及伊朗、巴基斯坦、沙特等伊斯兰国家，还向阿富汗提供了大量经济、军事援助。其中美国仅在1980年至1987年就向阿抵抗力量提供了18亿美元军援。一些伊斯兰国家甚至组织各类“圣战者”组织，到阿富汗进行“圣战”，直接参加阿富汗抗苏战争。

苏联侵阿战争演变为侵阿苏军与阿富汗人民、伊斯兰世界以及与中、美、欧、日等世界大国的军事对抗。苏军声名狼藉，在阿富汗陷入泥潭，进退失据，损失惨重，不得不败退出来。这就跟齐宣王入侵燕国，遭到赵、魏各诸侯的联合干涉，是一样的。你齐国因入侵和扩张而强大了，就是对我们周边邻国的巨大威胁。

试问，如果苏联呆在阿富汗“行仁政”（像孟子说的那样），就能“仁者无敌”，避免自己被打出阿富汗的厄运吗？

这些故事还告诉我们，想独吞好处，往往结果是一点也得不到好处。

孟子在滕国二三事：

孟子还曾经去过滕国，“滕文公”是他的big fan。

孟子一辈子为政唯一的“成绩”，就是说服了滕国国君推行三年守丧制度——父亲死了三年内不许上班，天天吃糠。滕文公一时糊涂，居然实行了。可是不但没有“王天下”，反倒很快被人灭了。家里一有死人就不来上班了，谁来发展经济、保家卫国？能不亡国吗？

孟子在滕国帮忙的时候，滕文公问孟子说：“我们滕国是个小国，夹在齐楚之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是结齐呢还是结楚？”

这其实比较好回答，结齐或者结楚，选一个罢了。但是孟子却说：“你深沟高垒好了，如果民众再为你卖命守城，就可以了。”

这听上去是个正路子，却是不可行的。你再深沟高垒，也架不住齐楚两个帝国主义来打。其实正确的答案正在滕文公的思路上，依靠一个强邻齐国或者楚国，有这两国互相制衡，滕国一时就还能苟延残喘。或者做墙头草，在齐楚之间跳来跳去，跳的水平高的话，也能像以前的郑国那样持久下去。这虽然听上去像是很没品位，但它是几百年来小国求生存的经验结晶，符合国际关系的制衡原则，即便现代的小国也不过是如此。

但是孟子不让这样，既不让结楚也不让结齐，只说深沟高垒。

后来，齐国打算给滕国（山东滕州）以南五十里的齐邑薛邑修上城墙，露出采取军事行动的端倪，滕文公很害怕，问孟子怎么办。孟子说，有两个办法，一是学“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爷爷）遭受戎人攻击时那样带着家族流亡去，把国家和土地撇给戎人；一是死命在这里守着。总之或者逃或者等死。呵呵，其实，还有一个第三个办法，就是去南边楚国求救。但是大约孟子是非常有“浩然正气”的，就是不让走这第三条路。最终，滕国还是亡了，亡在了西边宋国手里。但使它能够在背后靠上一个大国（齐或者楚），二流的宋能灭得了它吗？即便被灭，也灭在齐或者楚手里，死了也有面子。

孟子不懂国际关系吗？不懂两强制衡有利于中间的弱国吗？以他的大才，当然懂得，但他眼中只有“行仁政”三个字，他对行仁政的偏执已经达到了宋襄公的水平，对此外其它东西就像宋襄公对奇变战法一样看不在眼里，后来他去了齐国也是事先不肯多考虑列国的干涉因素，事后也不知利用列国诸侯间的矛盾来稳住齐国吞燕后的既得利益，于是不断给他的主子国招灾惹害。在滕国这里是如此，在齐国时候也是把燕国的事情搞砸。孟子真会开历史的玩笑啊。百年人物存公论，四海虚名只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