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第一周年在武汉的时候，应该是抗战期中的最高潮的时期。那个时期是最值得纪念的。然而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

那时候也是文化人所集中着的第三厅的全盛时期，***发了一万五千元的特别费给第三厅，要第三厅负责主持，开一个大规模的纪念大会。大会似乎连续了三天，阳翰笙、张季龙、田寿昌，洪浅哉及其他列列诸兄，集中了精力来从事筹备、布置、推动，的确是纪念得轰轰烈烈的。

一切计划都是三厅同人们拟就的，其中有一项是慰劳献金，在汉口设献金台三座，武昌、汉阳各一座，此外还有几座流动献金台，是利用卡车的装置，向武汉三镇流动劝募的。当这项计划，由我向当时的政治部部长陈诚当面提出的时候，陈诚坚决认为是毫无把握的办法，他要我们中止这项献金的节目。但已经是纪念的前夜，一切计划都已经公布出去，各处的献金台也都已经搭盖好了，要中止实在是不可能的。陈诚于是为了免得一无所获的难看，他批发了一万元交由政治部职员及干训团团员，集体献金以示表率。这用意固然是很周到的。然而等到献金一旦实际开始的时候，一切的情形完全打破了我们的预测。

踊跃啊！踊跃！外币、法币、银货、铜货、汇票、支票、金表、银表、白金戒指、黄金戒指、金耳环、银耳环、金手镯、银手镯、银盾、银杯、银壶、衣履、物品……如象潮水一样涌到献金台。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街头的流浪儿、乞丐，都尽力的奔走呼号，不仅自己捐献，并劝别人捐献。捐献的数目积少成多，反而是这些所谓下层的民众，在总的数目中占了较大的百分比。总数在一百三十万以上，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实实在在地完全为我们始料所未及。

就经过了这一次的献金运动，便有了慰劳总会的组织出现。这个会在抗战初期做了不少的工作。发动有组织性的慰劳团向南北各战场劳军，大规模地自香港采办药品及交通工具，作为慰劳品及送达慰劳品之用，以仅少的费用做了相当多的事情，对于那些踊跃捐献的同胞们，可以说没有辜负他们的厚谊。

像这样的献金的办法，日后沿以为例，在各种各样的机会由不同的机关不断地进行过，但出于半强迫性质的多，像“七七”第一周年那样的自发性的踊跃，似乎也就没有再见过了。

在这项事件中，我认识了人民的力量，我也认识了人民的认识。好些不相信人民的人，以为人民是不识不知的乌合之众，不能有什么了解和作为，那正足以证明事实适得其反。不相信人民的人对于人民的看法，自然也不算错：因为他们所见到的是人民的冷淡和对于他们的不合作。这事足以证明人民是有甚深刻的了解和机敏的作为。

近来我听见从武汉来的朋友说，武汉就跟死了的一样。我并不因此而悲观，武汉之死倒足以证明武汉人民是活着的。

1946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