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犹豫了一下,才向她开口:“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她正站在hotel前厅接待柜台一侧,翻阅小支架上那些印制精美的旅游指南。
头一回出国访问时,他几乎是贪婪地收集每个hotel里免费提供的各类印刷品,包括房间里梳妆台兼书桌上的皮夹子里的印有标志的信纸、信封和油性笔。但现在对那些东西他碰都不碰。
她侧过脸来,有些惊愕地望着他。
“是这样,”他对她解释说,“我想到商店里,买一只多桅帆船……你知道我口语完全不行……能帮帮我吗?”
“当然,”她口气挺热情,脸上却冷冷的,“当然可以。你要到哪去买?我陪你去。我们走吧。”她从小支架上取出一张当地交通图,装进随身的弯月形挎包里。
那个濒海的小城,在秋日的阳光下呈现出一派懒洋洋的气氛。旅游的旺季已过,街头咖啡座的遮阳伞撑开的不足三分之一。街上行人稀少,汽车泊着的比开着的多。
“我很惊讶,”他对她说,“我没想到西方有这样单调的小城。尤其是旅游旺季一过,这里简直毫无特点。你看这些建筑物,当然,比我们中国的强,可是同其他西方城市的一般建筑太雷同了,就像从一个点心模子里倒出来的,浇上同样的奶油、可可酱,在同一个烤箱里烘出来的。不仅是外形和色彩,连气味都一样。”
“呀。”她同他并肩前行,眯眼望着远方,在他讲话时不失时机地“呀、呀”着。
头一回出国时,他不懂英文的“也斯”可以压缩为一个“呀”的音。现在他完全习惯了。他也会“呀呀”地附和别人。
“你要去哪一家商店?还远吗?”
“还要再拐两个弯,真抱歉……”
“没什么,没关系。”
“你看,”他觉得与其连连致歉或致谢不如找出点话题来说,“我尽管口语完全不行,可我认路的能力很强,那家商店只是前天路过一次,当时我和老关在一起,在图书馆座谈完了以后,我拉着他跟我散步,我跟他说我们来这个城市三天了,可一直坐着汽车来往于各个活动点与hotel之间,我们一共只在这儿停五天,倘若我们不抓紧空当散散步逛逛街,那我们岂不是等于并没有来过这里?因为所有的座谈会、朗诵会、酒会与宴会的场所,各处都差不多,唯有街道各不相同……老关开头不干,我硬把他拉着离开了汽车——他一只脚都迈上去了,你当时该已经上车了吧,也许你留下点印象……他说:‘人生地不熟的,我半句外语不会,你也只有《跟我学》头一册的水平,万一迷了路,走不回旅馆怎么办?’我跟他说包在我身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到了一个新地方我总爱自由行动,我是偏偏要拣别人不走的地方走,喜欢‘故人歧途’……老关现在佩服我佩服得不得了,因为这个城市的街道并无特点而我却能仅仅凭着前几天在车子上隔窗浏览的印象,就简直一点误差也没有地带他弯来弯去地弯回了我们所住的hotel……前天我发现了这家商店,当时它过了营业时间,锁了门,可我看它橱窗里摆着好几只多桅帆船,标价都不算贵,我早想抱只西洋风味十足的多桅帆船回去摆在书房里了。早年我对西方生活情调的向往,甚至就凝聚在书房里一只多桅帆船这么个镜头上,当然,是电影里看来的,你觉得好笑吗?”
她脸上泛出了一个淡淡的笑。
“好,到了,你看,就是那一家。”
他们走进去买船,店东是个留络腮胡的胖子,得知他们的来意后惊喜若狂。小城的经济正处在萧条期。造船业和修船业都濒临倒闭,因为韩国无论造船还是修船都又快又好又便宜。这里的沙滩比不上临近的几个小城,旅游业也只是勉强支撑。即使在旅游旺季,游客们进了这个铺子至多也只买一点小小的纪念品,如舵轮形烟缸、靴形温湿度计、海贝风铃等,那几只多桅船已经滞销很久了。
店东把他们当作日本人。他们懒得澄清。店东任凭他们把一只只多桅帆船横过来竖过去举起来搁下去地细加挑拣,她叽里咕噜地向店东问这个问那个,又同店东讨价还价,最后她告诉他店东以远低于标价的数额出售船,并且因为她已告诉店东过些天他得乘飞机回国,店东表示要仔仔细细地给他包装,保证即使把船带到月亮上去也不会因包装不好而受损。
他终于选中了一只,有三个高桅杆,一个矮桅杆,一个斜横的桅杆,总共有十四面大小不一的帆。店东手托船底,将船拿到后堂去细心包装。他觉得用预算时余下的钱还可以买一点另外的小纪念品,便观望翻动着店里的各类东西。他相中了一个锚形笔架,抬头征询她的意见:“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他吃了一惊。因为他看见她正在流泪。这是他万万没有预料到的。
“你……你迷眼了吗?”
当然不是。街上并没有穿过海风,店堂里窗明几净。
她一定隐忍了很久。而一旦秘密被人窥破,她也就无所谓了。她任泪水放肆地泻到脸颊上。
他很尴尬。他这才知道她陪他来该有多么勉强。他无意干扰她,更没有探究她个人感情秘密的兴趣。
他装作仔细地观赏那铁锚笔架。店堂里很静,隐约可以听见店东用裁纸刀裁纸的声音。
他纳闷。依他原来的判断,她该是很幸福的。她是同团来访的那位诗人的妻子。他原来并不认识那位诗人,直到上了飞机才认识。他们也并没有坐在一起。飞机在中途站停靠时,旅客们到机场休息厅休息,小部分坐到沙发椅上闲聊或发呆,大部分到免税商店里去逛荡,他在那免税店里才同诗人有所交谈,其时他们俩正巧站在一个摆满首饰的玻璃柜前,诗人是头一回飞出国门,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他便用内行的口气对诗人说:“这里的东西恐怕是我们一路上所能碰到的最便宜的……你无妨给你爱人买一件首饰,比如这银制的项链,反正体积不大也没什么分量,你别嫌这时候带上,转来转去转回国太麻烦,我们回来的时候不在这儿停靠了,你何必错过这个机会?……”诗人弯腰俯身望着他所指点的项链,一边掏钱包一边说:“我这就买,正好,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麻烦——她会来接我的,一下飞机我就给她戴上……”他这才知道,诗人的妻子原来已在国外,并且将在目的地机场与他团聚。
飞抵目的地以后,一到取行李的地方就谁也顾不上谁了。本来这个访问团的人就多,来迎接的人也不少,混乱中他没怎么注意诗人夫妇久别乍逢的情景,但登上了来接团的宽体旅游车以后,他一瞥中注意到诗人身旁坐着一位全盘西化的妇女,脖颈上明晃晃地挂着诗人在那中途站买下的银项链,是粗犷型的,活像中国戏曲舞台上女囚挂的狱锁。他同时注意到项链上方一双闪着亮光的银鱼般的笑眼。
……他们这个团体行动时,诗人的夫人总随行,译员不够时,她就主动帮着翻译,而主方也总把他们安排在一处歇息。他同她也偶尔聊上几句,模模糊糊地知道她在这儿留学,他对她没有多余的好奇心,所以,直到要买这只多桅帆船以前,他简直没有单独同她打交道的念头。
真古怪,她在这么个店铺里,当着他,流眼泪。再没有好奇心也生出了好奇心。难道是幸福的眼泪?幸福多得溢出来了?他们这个大访问团后来分成几个小团,分赴几处不同的地方访问,他同老关、诗人等几位来到了这座濒海小城,来到后他才知道这小城市政府对诗人有一个月的特别邀请,将为诗人夫妇提供位于海滨的一套公寓,并提供若干生活费用,以及在本城辖区内免费乘坐公共车辆和免费观看电影戏剧展览的优待卡。市政府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该城的知名度,他们将每年从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请几位诗人来,对被邀请的诗人唯一的要求是该诗人至少写出一首关于这座城市的诗歌,然后将原稿及发表件存留该城。她将同诗人在这静谧的小城团聚在设备齐全的公寓里,作诗吟诗,难道这种殊荣、礼遇和乐趣,竟会惹得她泪流满面吗?诗人和她明天一早就该从hotel转到那套公寓去了啊……
“你怎么了?”他终于忍不住发问。
她用一块叠得小小的手帕轻轻吸干了面颊上的泪水,但她两眼仍然湿漉漉的。她仿佛不是在回答他,而是在自言自语:“真想从桥上跳下去……”
小城有一座长桥,沟通一处半岛。从那桥上跳下去?他这一惊非同小可,险些将手中的铁锚笔架落到地下。
“怎么回事?你?”他细心地挑拣着词汇,仿佛踮着脚尖绕过雨后路面上的水洼,“你,遇上什么,不顺心的,悲剧性的……事了吗?”
她点头:“我憋了好几天了,我能跟谁说呢?……确实,确确实实是悲剧……我没想到我会这么不幸!……”
“不幸?”他望着她,心里还是揣摩不透,他更加小心翼翼地问,就仿佛是踮着脚尖在玻璃板上行走,“怎么会呢,你,你们,不是很幸运吗?国内会有多少人羡慕你们……你怎么了?遇上,遇上什么糟心事了?他,他出什么事了吗?”
她调整着脸上的表情。他也听见了动静,是店东把船包装好送过来了。
她迎上去同店东交谈。她告诉他,店东说,采取了科学的方法,用了最好的包装材料,无论是装在箱子里,还是直接提着,都不怕撞,可以稳稳当当地运回他家里。他接过来,看着,捏着,确实包装得非常之好,硬纸壳将船体护卫着,里头有密集的纸条填料,外面有带银花纹的华贵包装纸,而扎住使其成为一个整体的尼龙绳一点不显得粗蠢,上方恰好构成一个提手,并且穿上了不使手掌被勒的硬纸片。
他们又回到了街上,往回走。他提着那只包装好的船。有一段路他们并肩前行但沉默不语。仿佛没有流泪的事发生过。
他觉得很过意不去。
“真对不起,”他对她说,“我不知道你心情这么不好,如果我事先知道,我就不会麻烦你,打搅你了。”
“没什么,没关系……”她两眼只望着前面,望着很远的地方,似乎望着街道的尽头,尽头那边有海,有那座桥。
“我……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他真诚地说,“也许,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你无论如何不该有那种念头,那种从桥上跳下去的念头,就是玩笑也不该说……”
“不是玩笑,我从来不开玩笑。”她两眼依然望着最最前面,“我心里难过,唉,你要知道我心里多难过就好了……”
“这样吧,”他建议,“我们到咖啡馆里坐一坐,请你喝一杯咖啡我还是请得起的,我们坐下来休息一下,或者你把心里话跟我说一说,说多说少,都行,不说也行……我觉得你也许需要找一个倾诉的对象,至少需要找一个陪你坐一坐的人……”
“好,我们就坐一坐。”
他们走进前面的一个咖啡馆,找了一个角落面对面坐下。他问她想喝什么,黑咖啡还是加奶的咖啡还是茶或别的饮料,她要黑咖啡,他也要黑咖啡。侍者过来,他不待侍者发话就要了两杯黑咖啡。
她一直没喝那杯咖啡,但她用小勺搅那杯咖啡。她不待他发问就倾诉起来,她的目光没有对着他,她要么眯起眼睛往落地玻璃窗外看,要么就低头望着被小勺搅得旋转成一个倒伞面的咖啡。
“……我到机场去等你们的班机降落,你知道当我从电子显示屏上看见你们班机抵达的信息时有多高兴……他终于来了,终于出来了,费了多大劲啊,到底准许他出来了……我扑上去拥抱他,亲吻他,他也拥抱我,紧紧地,就像他头一回拥抱我那么用劲,他是很有劲的,他吻我不像我吻他那么认真,男子汉总是这样的……他给我戴上了银项链,我感动得不行,因为他手头不会有很多外币,而那项链再怎么划算也是个贵东西……我们一起到了hotel,我高高兴兴地同他进了房间,我让他先洗澡,他洗完了我洗。当我洗完了,从卫生间出来时,他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走过来搂住我,却坐在沙发上,让我也坐下,他说:‘我要严肃地同你谈一谈。’他要严肃地同我谈一谈!严肃地谈?我没当回事儿。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严肃不严肃之分?对我来说,都是严肃的,或者都是不必严肃的……可他要严肃地同我谈一谈!”
“他单刀直入地对我说:‘我这回来,是要跟你离婚。你得跟我离婚。’我简直蒙了。‘为什么?!’我以为他开玩笑。他有时故作严肃相,跟我开玩笑。可这回他不像是开玩笑,也确实不是开玩笑。他说:‘很简单。我爱上别的女人了。我带了她的相片来。她是电影学院学导演的,眼看就毕业。她爱我爱得发狂。我也爱她。当然我没她那么疯狂。可我打算跟她过。你得跟我离婚。就是这样,现在我心目中她排在你前头,或者说她取代了你的位置。’我简直蒙了!他刚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这个!……”
他听到这儿,心上本来紧绷的弦反而松了。原来这样。似乎算不了多么新奇的悲剧,并且也不一定将其视为悲剧。不爱了,坦率地说出来,早说早散,对于她,也并非坏事。诗人最忌虚伪,这种直率也许倒是诗人最可贵的素质之一……
“我简直蒙了!他拿她的相片给我看,我看了,她不如我,一眼可以看出来不如我,容貌不如我,气质也不如我……我勉强支撑着跟他出席了晚上的欢迎酒会,你们哪里知道,我是强作欢颜,洋人们也都没觉察出,我就像安徒生童话里那只把鱼尾变成了双脚的美人鱼,我的脚下在流血,我嘴里却吐不出一个字的哀叹来,我脸上还得挤出一个像样的微笑……回到房间,他一把攥住了我说:‘你要照常跟我做爱。照常。’我挣脱了他,我说:‘我有自己住的地方。我回去。既然你要跟我离婚,你怎么又提这样的要求?’可他硬要我留下,不仅留下,还硬要同我做爱。他说:‘就是这样,你得依着我。而且我相信到头来你会依着我。因为你爱我。我也需要你永远爱我。可我不能够也没有必要永远像以往那么爱你,因为我现在确确实实更爱她。我是个忠于自己感情的人。我不想虚伪,也不会虚伪。’我哭了,我骂他,我问:‘你同我做爱,可心里想着她,对吗?’他说:‘当然。因为我现在没法跟她做爱,所以你该代替她满足我,因为你爱我。’……你想想看,我落到了什么样的境地!”
听到这里,他拧起了双眉。他呷了一口咖啡,出声地咂着唇舌。她感觉到了,她的声调忽然一变。
“……我确实爱他!他确实太值得爱了!就在那个万分痛苦的夜晚过去以后,凌晨他冲了个澡,站在窗前,望着异国的曙色,用铅笔头飞快地在纸片上一口气写下了两首诗,就是后来当众朗诵的那两首,我翻译给大家听了以后,获得热烈掌声的那两首……
“他确实太值得爱了!爱他的人很多这并不奇怪,应该的!我回想起十年前,我头一回看见他的时候,他也是那么一站,一张嘴,一行诗句,一个手势,我就疯了,疯了似的爱上了他。当时不止我一个,我知道在场的姑娘,乃至妇人,几乎都爱上了他,可他后来竟属于了我,或者说我竟属于了他,我真幸福,真幸运!
“他一直不顺。他事业上一直很不顺。开头,大不顺。因为他和他的那些朋友,他们不过是写诗、油印诗、朗诵诗、讨论诗、交换诗,可人家总把他们看成政治上图谋不轨的人物。他们惹出了许多麻烦来。后来,他被单位除名了。再后来,他们原来一块儿的,有的被官方承认了,有的跟洋人挂上了钩,都混得不错,他呢,却潦倒在胡同深处。我就一直找到胡同深处,的的确确,是最长最深的死胡同的最尽里头,我在那个破杂院的破东屋里找到了他。他给我读他刚写出的诗,我觉得他把他最宝贵的东西给了我,我感动得灵魂发抖,我自己都仿佛能听见我灵魂抖动时发出的那种不寻常的瑟瑟的响声……我对他说:‘我愿意为你死,为你献出一切,你说吧,你要我死,还是要我为你贡献点什么……’他望着我,两只眼睛那么深沉,那么明亮。他说:‘我请求你,慢慢地、慢慢地,解开你胸前的扣子……’我就慢慢地、慢慢地,为他解开了,他眼里涌出了泪水,那泪水虽然并没有流出来,却像清潭一样漾着波环,他久久地、久久地望着我的胸膛,最后,我忍不住像闪电一样扑向了他,紧紧、紧紧地搂住了他的脖子,把自己的胸膛紧紧、紧紧地贴住了他的胸膛……我们的那种相互享受,相信达到了世界上最高的量级,你享受过吗?我知道,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即使是诗人,艺术家,也没有享受过……那神圣的时刻,我们觉得相互的结合构成了最美的诗,最美的艺术品……”
他倒恢复平静了。他觉得又并无多少新奇之处。他把眼光落到放在小圆桌旁地板上的包扎好的多桅帆船上。他想象着那多桅帆船安放在书房书柜顶上的景象。他脑海中浮现出他向来客指点多桅帆船的镜头。倏忽他又觉得多桅帆船在海上行驶着,那已经不是什么模型,而是真的巨大的多桅帆船。每一张帆都被风吹得向一侧鼓胀并呼啦啦地发响……
他忽然发现她“哧哧”地笑了,但睫毛上挂着泪花,她的头优雅地偏摆着,一绺秀发耷拉到面颊上摇晃着,她那做派确实像个地道的西方妇女。她依旧并不看他,而是吟诵似的倾诉着。
“……我好笑吗?我相信永恒。我以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永恒的。事实上他也写过关于永恒的诗。我原以为只有我能深入到那诗句的精髓里去。十年前我才刚刚二十岁。这十年我把一切一切,从青春到财富,统统献给了他。十年前我家是很沦落的,我父亲是资本家。可后来就像你可以猜想到的那样,落实政策了。尽管我父亲不以为然,母亲坚决反对,哥哥简直要动手跟我打架,我还是为他争取到了政府给我家落实政策的房子里最好的一套——尽管我跟他结婚了,我们住了一套,我还是硬把我家的另一套最好的房子争取到手,让他一个人享用,并且帮他布置成了一个高雅舒适的沙龙。我们家的人为什么拗不过我?因为我们是一群‘杵窝子’。光知道窝里狠,一迈出门槛从舌头到腿脚就都软了,落实政策的一切后果,几乎都是我单枪匹马去据理力争来的……我不光天天去上班挣钱,下班回来给他做饭煮咖啡洗衣服削苹果,晚上任他尽情享受,我还赤手空拳地去为他包打天下——你知道那是很不公平的,他明明是那场诗歌运动的无可争议的发起人,可是无论官方还是洋人,无论从哪种角度,都没有认可他应有的地位。他可以满不在乎,我却咽不下那口气,于是,我就行动起来了……高潮是我在他的沙龙里成功地组织了一个‘派对’。那天来的人真多,尽管我准备了上百瓶喝的,从拿破仑威士忌到长城牌干邑葡萄酒,从可口可乐到强力啤,还是几乎不够他们喝。有趣的是官方的人士来得最多,他们几年前要么对他那样的诗人嗤之以鼻,要么避之不及,还有的干脆是压制和扼杀的态度,可那天他们不光兴致勃勃地来了,还争先恐后地凑近他献媚,有的说早就佩服他的诗作,有的跟他约稿说马上就发,最有意思的是有的官方人物一进屋就眼珠子乱转,看还有哪些同类的人物被邀请了,算计着有哪些同类被我们排斥了,或者沾沾自喜,或者多少有点惴惴不安……洋人到得也不少,几个使馆文化处的二秘、三秘都来了,还有外国通讯社的驻华记者,可惜汉学家只有那么两三个,而且令我很恼火,因为他们都有先入为主的毛病,他们已经写过文章,翻译过一些诗,他们在介绍那场诗歌运动时捧了别的人,他们不愿意改口,因为改口对他们不利,等于否定他们以往的学术成果。我可是不饶过他们,‘派对’里我重点争取他们,谢天谢地,总算有位明白人,他后来接受了我的灌输……这回这个城市邀请我们来住一个月,就是由于他的大力推荐,他并且先后译出了三十首诗,我又替他译出了三十首,这样合起来可以印一本诗集了,我已经联系好了一家出版社……”
他听得出神,但他并不是在为她的命运担忧。他从她的倾诉里捕捉到了若干有趣的东西。有趣,确实很有趣,他想,他希望她多讲些类似那个“派对”的事。
但她又泪流满面了。她的嘴角和鼻翼都抽动着。这时她绝不像个西方妇女了,尽管她的衣装和修饰都是绝对的西化的,她的表情却是地道的中国妇女的表情,这类表情他是最熟悉不过的。
“没有想到我这么命苦!……我出来留学,完完全全是为了他,为了让他也能出来……我每隔两三个月就给他汇一笔美元。他以为我在这里混得很容易。这也不怪他。我在给他的信里总是报喜不报忧的,其实我在这里简直是玩儿命挣扎。我那个经济担保人,我姑妈,她认为自己能出名担保我就已经是百分之百的施恩了,她没等我住满一个星期就让我从她家搬了出来。我白天上学,晚上打工,为了突破语言关,为了凑足学分拿到学位,我每天常常只睡三四个小时,有时一顿饭就是一个煮鸡蛋、一杯红茶、一个苹果……我还自觉地为他保持贞洁,有个德国种的小伙子,是校际健美比赛的冠军,他天天往我住处送鲜花,有一回他竟跪在我面前,只求我让他摸一摸、亲一亲……我简直伤透了他的心,我这都是为了什么呢?一切都是为了把他弄出国来。我到处找机会,最后终于找到了你们这次机会。为了把他塞进你们这个访问团里,我真是费尽了心机,可到了最后关头,不是国内,倒是这边的基金会提出了质疑,他有什么重要的作品啊?有什么新的作品啊?我急疯了,我给他打长途,他一听见我的声音就骂我:你他妈的捣什么乱?那时候这边是白天,可中国已是深夜,我费了老大的劲才让他明白过来,如果他不赶快拿出新写的长诗来,出国的事就黄了,为打那次电话我花去了整整半个月的工资。他不懂。他根本不懂,不过他总算把长诗寄来了,我先翻译了一遍,再求这边的汉学家给加工,算汉学家的译作,没地方发表,我就自己给汉学家报酬,并且自己打印,为了这件事我又有一个月没去打工挣钱。你想知道我打的什么工吗?当然,洗过盘子,也端过盘子,后来我每晚去给一个孤老太婆读小说,她只听狄更斯的小说,所以我现在对狄更斯很有研究……再后来我又去给人看守空房,但那家人养了五只猫,我得天天为他们照顾那五只猫,结果主人回来时发现有两只猫瘦了,还厌食,就没给我原来说好的那么多工钱。我告到法院,胜诉了,但他们补我的工钱,还不够我付请律师的那份费用……”
有两个客人从他们的小桌边走过,他警觉地把多桅帆船挪得更靠近自己腿边,他想象着多桅帆船摆妥在国内书房的情景。他对她的声音产生了一种厌倦感。
她难得地瞥了他一眼,她把一绺掉到面颊的头发重重地甩回去,声调又突然一变。
“你在心里头否定他吗?你在对他进行道德批判吧?你,你们,一个都不配!告诉你,他是高尚的,是真正的男子汉,所以他才下飞机进到hotel房间就马上跟我那么说。他照常做爱,照常写诗,照常发言,照常朗诵,照常答记者问,照常喝酒,照常抽烟,照常用力地咀嚼食物……我在酒会上常常从一旁呆呆地望着他,我就觉得他实实在在是了不起的天才,并且他坦坦荡荡地做一个人,他真正做到了以自我为本位,而生活、而创作、而爱、而恨,他那么潇洒,那么帅!你,你们,在他面前应当惭愧!你们不觉得自己猥琐、苟且,没个男子汉的样儿吗?嗯?”
他吃惊了。似乎也确实从心底里升出来一种羞愧,但升到半截就哽住了,并迅速消散开去,他下垂的右手握住那多桅帆船的包装提手,他想结束这场谈话。窗外的阳光变得晦暗无力,天上有一大片云彩很像巨大的紫玫瑰花瓣。
她却突然哭出了声来。他更吃惊了。他呆呆地望着她。她掏出手帕,满脸按着,不是揩干而是按干那泻下的眼泪。她很不容易才忍住了呜咽。他的右手松开了那多桅帆船的包装提手。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她热切地问,仿佛面对着一个最可信赖的老友,“我是不是应该立刻飞回国内?我要找到她,我要看一看她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我要跟她比一比,她应该明白,她不配,属于我的谁也夺不走,我是很厉害的,她要小心!……真的,这几天别看表面上我随着你们这里来那里去,该说的说,该笑的笑,我心里头一直转悠着这个想法:我要不要立刻提起脚来,去机场,买一张回国的票,立刻飞回去,火速把问题解决?我该不该这么办?嗯?”
他沉默着。
“我把这话跟他说了。他很冷静。他说:‘那是你的权利,天赋的。你愿意那么做,请立刻做。’可是——他一说‘可是’我的心就怦怦乱跳,我期待着……可我期待的落空了,我听到的话使我更加痛苦,他说:‘可是——你得尽你的义务。你爱我。所以义务也是天赋的。我在这里没翻译寸步难行。你得陪着我。给我当翻译。住进那公寓以后你得照顾我的生活。我的诗翻过去印诗集你也得干到底。’我质问他:‘你来以前,为什么不先来封信,让我先有个思想准备?’他说:‘先写信告诉你,你小心眼儿发作起来,说不定会存心坏我的事,让我来不成了,所以我必须来了以后再告诉你。’我说:‘你太残酷了。’他说:‘这算残酷吗?那就再残酷一点,告诉你吧,是她送我到机场的。并且你那次来长途让我寄诗,我跟她正睡在一块儿呢,你他妈的就不会拣个合适的时候!’我说:‘既然这样,你就一切都靠她吧,靠她的爱活去吧,靠她给你尽义务吧!’他说:‘那当然,将来全靠她。可她现在还没出来,还靠不上。’我问:‘她也要出来?她有路子?’他说:‘没什么路子。路子就是你。你把我弄出来了,你懂这边的法律,你有这边的关系,你找个基金会什么的,给她找一笔钱,给她发邀请信,把她给我也弄到这儿来,她来了以后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你就彻底自由了。当然,你恐怕还是爱我,那就这样吧,她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情妇。’……天哪,我落到了这般境地!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他清了清嗓子,简直是敷衍地说:“我……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你跟我讲了这么多,这么多。可这完全是你个人的事,是你的私生活,我……实在无法贡献一点点有价值的见解或建议……”
她却仿佛丝毫没有听见他的这些话,而是突然发问:“你听到狸狸自杀的事了吗?”
他一愣。“谁?谁自杀的事?”
她诡秘地冷笑了。她说出了另一位诗人的名字,然后说:“狸狸是他的妻子,她长得小巧玲珑,像一只美丽的狐狸,所以大家叫她狸狸,她也就用狸狸做笔名,写诗。我跟狸狸也许是殊途同归?她是干部子弟。可也怪,十年前,最着迷他们那群诗人的,就是我跟狸狸这两极的人。资本家的女儿和共产党干部的女儿走到一起,手拉着手,仰着脸,听诗人们朗诵,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一股脑儿把青春,把所能弄到的一切,贡献给了他们。可狸狸今年春天自杀了。你以为我在这儿什么都不清楚?我什么都清楚!狸狸的父母几乎不认她了,狸狸的姐姐姐夫把她视为堕落,连狸狸的弟弟也把她当成家庭的羞耻——嫁给一个无业游民,可狸狸跟我一样,义无反顾。她也弄到了房子,她也竭尽全力地布置沙龙,搞‘派对’。她崇拜丈夫就像宗教徒崇拜上帝,可她突然自杀了。所有的朋友事先都没捕捉到一点先兆。据她丈夫说,只是因为他们拌了一次嘴,丈夫对她说:‘当时我有的是可挑的,今天能挑的也不少,真后悔怎么就偏偏挑上了你!’她说:‘你要不爱我我就只能死去!’她丈夫说:‘你死去吧!’后来丈夫出去会朋友,她就躺到床上,用刀子割破了动脉,她全身的血几乎都流出来了,淌了一地……第二天,你知道狸狸的丈夫忙着干什么吗?他忙着去找房管科,要求赶快给他换房子,因为那血怎么也擦不干净,而一位汉学家很快就要来找他,如果不换房子有碍观瞻,影响不好……那房子是狸狸名下的,那汉学家也是狸狸千方百计给联系来的,你知道吗?这就是狸狸的命运!啊狸狸……”
她眼里没有了泪水,大睁着,朝着窗外的落霞,显得红红的,仿佛炭火。她脸上那诡秘的冷笑抖动着,令他感到悚然。
“……他来以前,我刚接到朋友的信,详细告诉了我狸狸的一切。朋友告诉我,不止他一个人,他们一群人传阅了狸狸遗留下的诗稿以后,都惊讶得不行,因为狸狸的诗压根儿就比她丈夫的好,要高整整两个档次以上,真不理解她为什么要那样看待自己和处置自己……我没跟他讲到狸狸,他不跟我提狸狸丈夫,不跟我提狸狸自杀的事,我也不问,可我这些天真怕想到狸狸,真怕他忽然提到狸狸,提到跟狸狸有关系的事。我也真怕自己忽然问起狸狸的事来,因为,因为如果那样,我就会立刻爆炸!炸得粉碎!你懂吗?懂吗?炸得粉碎!”
他的心悸动了一下。她忽然用一双滚烫的眼睛寻找他的眼睛,逼他对视。他慌乱地躲闪着,他的腿碰到了那多桅帆船,将它碰倒了,使他自己吃了一惊,也使邻桌的客人吃了一惊,她却从容地俯身将那只包装好的船扶起,并从容地直起腰来,从容不迫地继续逼他对视,并从容而坚定地向他发问:“你既然听到了这一切,你就有义务回答我,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今天晚上你和老关乘火车离开这里,我打算不通知他就跟你们同车离开,你说我该不该这样做?”
他感到遇上了有生以来最难的考题。
他回避着她的目光,但那炭火般的目光烫着他的脸,他深知在这个问题面前自己必定是个劣等生。他嗫嚅地说:“这……当然,这完完全全是你个人的事,你们两个人的事……这个小城,听说连一个华裔都没有,也没有一个汉学家,他又一句英文也不能说,住进公寓以后,这一个月他可怎么生活呢?怎么买东西呢?怎么问路呢?怎么跟外界联络呢?……当然,这也许,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你们毕竟还是夫妻,啊,当然,你很痛苦,所以……你应该是自由的,你应该自由地作出决定……”
她端起咖啡,把那已经凉透了的咖啡一仰脖全喝了,从桌上的扁盒里抽出一张餐巾纸,揩干嘴角,站起来,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平静地说:“回hotel吧,提好你的多桅帆船。他们可能都在等我们,凑齐了好吃晚饭。”
“呀。”他也就站起来,把多于两杯咖啡的钱搁到桌上,并提起那只多桅帆船。
他们出了咖啡馆,在夕阳映照和海风吹拂下,朝hotel走去。
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