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一辈子屡犯小人，饱尝其苦，但我还是愿意赞美社会生物链上的这一环节。倘无他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活得安生些，但绝对经不起摔打。这个结论是根据外国作家自杀率较高，而中国作家相对要低的比较中得出的。

此话说得有点阿q，然而，却是不争的事实。

但千万不能由此认为，外国作家铮铮铁骨，坦对死神，中国作家缺乏钙质，贪生怕死。更不能认为，外国作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视死如归，宁折不弯，是好样的。而中国作家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的哲学，苟且偷生，忍辱负重，就是孬种了。

若这样想，也未免小看了中国作家。外国作家好自杀，很大原因在于他们对形形色色迫害的耐受力，实在不如九死一生的中国作家。以茨威格为例，1942年2月22日，他和他的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杀。在绝命书里是这样写的：“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重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由于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远不如及时地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其实，在东方人看来，这实在不是死的理由。中国作家习惯于写检查，写交待，写思想汇报，写交心材料，绝不会写绝命书。

他还特别提到：“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休憩的场所。”显然，这是一个多谦谦君子，而少奸佞小人的环境，就更不值得死了。如果他遭遇中国作家在“文革”期间无不历经的抄家，批斗，游街，示众，挂牌，高帽，牛棚，干校这几部曲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不死也得脱层皮的炼狱式的过程，恐怕茨威格和他太太死一百回都不够的。再说，他要自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更加莫明其妙了，那个与他“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的“沉沦”，那个是他“精神故乡欧洲”的“毁灭”，与远隔重洋的老先生，还有什么重要的关联嘛？你逃出来不就为了免得与他们一块儿“沉沦”和“毁灭”嘛？那干吗还要为之结束生命嘛？若都像茨威格先生如此较真的话，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头上高悬着达摩克利斯剑的中国作家，恐怕连一分钟也活不下去的。

读了他的绝命书后，不禁叹息：那多傻呀，茨威格先生！你忒执着，你忒脆弱，你也忒多情了。

由此可以诊断出来，外国作家的神经，肯定是过分敏感而又相当软弱，远不如咱们中国作家耐受折腾和摧残。“文革”期间，除了少数的老先生受不了凌辱而跳湖，而开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外，其他很少有人写绝命书，或自杀，甚至连这个该死的念头都不曾有。

十年“文革”，日子不算短，磨难也不能说不重，但一个个都奇迹般地熬了过来。中国作家之所以很少像茨威格那样经受不住打击，能够挺过来三灾六难，很大程度上得感谢在“文革”以前频密的政治运动中，小人群落对他们不间断的作践。“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纯系被动锻炼出来的。许多知识分子在一次次运动中，心理与生理俱得到充分锻炼，便足以适应任何花样翻新、旗号不同的折腾。

到了“文革”十年，小人整人的技能，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知识分子的心理抵抗机制和精神上的承压能力，也由于以往运动的操练，跟着水涨船高，轻易也就整不垮了。尽管谁也没有跟谁相约，然而都努力不死，努力想法苟存下来，虔信法国人的谚语，“最后笑的人，才是真笑”的人生哲学，要笑到最后。

茨威格绝命书中的“不失尊严”四字，对他们西方人来讲，恐怕是十分关紧的，这也是普希金一生中不停地采取决斗手段，而最终也是死于决斗的原因。还有一个也死于决斗的莱蒙托夫。在两位诗人的心目中，不接受挑战，当缩头乌龟，是不可能的，尊严是第一位的，生命是其次的事情。

而中国作家，若尊严和生存只能选择其一的话，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认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谁能不低头。”所以，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激昂一下，是可以的，但知识分子们并不打算真的去实践的。邓拓先生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多么慷慨大义。当他为“三家村”一员，最早被推上“文革”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最终含冤自杀。十年浩劫中，关在牛棚里，拘在干校里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为了追求自由，向往真理，而毅然决然地冲出羁押他们的栅栏。其实，牛棚也好，干校也好，并无重兵把守，说走也就可走的。然而，宁肯失去尊严，也无一人拍拍屁股、抬脚走人，来个不辞而别的。

中国作家不是不要尊严，也不是从来就不知尊严，因为尊严二字，早在一次次运动中，被撕扯成零碎了。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里，记下的左琴科的一句名言：“乞丐一成为乞丐就马上不发愁了，蟑螂并不因为自己是蟑螂而感到极为苦恼。”这位被日丹诺夫修理过的作家，所说的含泪的幽默语言背后，我发现，苏联作家对尊严和生存的选择，与我们多少有共同的感受，生且不能，焉及其他？活下来都艰难，尊严自然就成为用不着的奢侈品了。

因此，谁敢说十年“文革”期间，自己从不低下尊严的头当过不同程度的蟑螂呢？一个人，被迫认同自己为虫豸，还要唱一首“我是牛鬼蛇神”的歌，排队走向批判台，弯腰屈背接受从肉体到内心的践踏，加之踩上千万只脚，加之永世不得翻身。此刻，除蝇营狗苟地求生外，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所以，回顾大半辈子，倘无一九五七年，尝受到小人一族的操练，我很难想象怎么度过其后那十年浩劫。“文革”对我，已是我第二或第三次受冲击，耐压或承受能力要比五七年强多了。那时，转瞬之间，由好人变成坏人，变成“五类”分子，变成印度不可接触者阶层，变成美国南北战争时的黑奴，连不是东西的东西，也爬到脑袋上来作威作福。熬过最初的折磨日月，彻底抛弃自己的尊严，那才是最痛苦的。试想，匍伏在那里，成为一条人人可踢一脚的狗，还不能放过你，那是一个多么饮泪吞血的艰难过程。

万事开头难，我是从那时才体会到这句话的真义，而小人，社会的丑恶，最拿手的伎俩，就是将你的尊严当作臭鞋破袜加以践踏。然而，尊严没了，你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早先读《北史》，对北魏崔浩的悲剧理解不深。后来，我再读他被那些鲜卑人装在木笼里，抬到现在大同市的南城，放在土坑里，接着，大家掀开袍褂，掏出家伙，向这个有洁癖的文人拉屎撒尿，我捧书的双手不禁颤抖起来。从古至今，小人作恶的路数，如出一辙，所以要剥掉你的尊严，打掉你的斯文，就因为他们灵魂中永远摆脱不了的文化弱势，才对比他强的知识分子嫉恨得无以复加。但我还是要感谢这些折磨过我的小人，第一次打击，便差点要学茨威格写绝命书的。第二次打击，“吾与汝偕亡”，连杀人之心都有过的。但第三、第四次打击接踵而至，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去你的吧，既然已经将我逼到了只有选择极其卑劣地活着的一道，那我干吗要死，我还偏要和他们比赛谁能活得长久。

小人，是我学会适应生存的老师。就冲这一点，我礼赞他们！

倘非他们从五十年代起施加于我心灵与肉体的长期锻炼，我想我不会活到现在这样“刀枪不入”“软硬不吃”，看透人生。这也不光是我，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历练得成熟，轻易不肯言输，应该看到，小人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在中国，“小人”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据《颍川语小》这部书考证，“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词，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看来，远古洪荒时代的夏商周，还是物质贫乏，民智未开的原始社会，就有小人为祸。所以，《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只是李汝珍杜撰的乌托邦。小人是永远不会绝迹的，甚至就在周围，那有什么办法呢，我想，无妨来往，心中有数，也就够了。

古代的小人好分类，譬如，鲜卑人冲着崔浩的脑袋撒尿，这种诉求于以触及皮肉的迫害而泄愤者，都是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小人。朱全忠和那个不第秀才柳璨，将士子用绳子捆起，往黄河里扔进去者，那该是稍有一点文化的小人。而像王安石提拔的御史舒亶、李定之流，制造文字狱，将苏轼送进大牢，即史称“乌台诗案”，那就是很有文化的小人了。但在十年“文革”中，小人一族便杂乱纷呈，无法捉摸了。有的近乎变态的折磨，有的出于阴暗心理的嫉恨，有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有的刁钻促狭到极其可恶的程度。这时候，你不由得不佩服小人们的高明，高明到连古代的酷吏都闻之色变。有些不过是套着红卫兵袖箍的孩子，几个女中学生能将女校长活活打死，几个男中学生能用墨汁将男老师灌瞎，小小年纪，肚子里装了那么多的坏水，真不知恶从何来？所以，在史无前例的十年里，半夜醒来，抚摸伤痕，发现自己还有口气，就不禁“感谢”上帝。如果“文革”是人生受折磨的大学阶段，那么，五七年，我就先接受小人一族的预科教育了。因此，有一点应急基本功，才得以经受得住十年浩劫的考验。

所以，五七年我有幸碰上的一位人物，他虽是一位苦难制造者，但也是使我懂得人世之恶的一位老师。

此人在那时的文艺界，有点名气，不过不大，唯其不大，要跑到我们机关来领受人们对于名家的尊崇。对文化人来讲，最怕有点文化的小人作祟，他们要折腾你，坏点子更多，这是一点也不假的。至今，我对这类人，退避三舍，敬而远之，事出于此。名人不名，作家不作，恐怕也是寂寞难耐，需要人喝彩。那时，我虽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但对他也并不表示热烈的钦佩，这就种下了致祸之由。等到我发表了小说，还未发动批判，他惺惺相惜，引为知己，算有了教导的机会，作内行状，指点我小说艺术上的得失，我对别人的耳提面命，从来反感，未对他作孙子状，使他扫一大兴。过两天，气候不佳，他还特地跟我握了握手，表示他与单位里那些土包子干部不同，他是懂艺术的，是爱惜才华的，是要保护年轻人和年轻人的创作积极性的。幼稚的我，还以为手里握着的是救命稻草呢！谁知转过身去，在机关礼堂里开大会，五短身材的此人，喝令我站出来，喝令我走到前面，然后用短胳膊指着我鼻子，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开批了半个钟头，最后总结曰：“李国文是个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右派分子！”

那时，尚未发明喷气式，也未挂牌戴帽，稍稍讲点人权，我只是站在一角，接受从他口中大量喷过来的唾沫星子。从那我懂得“唾弃”一词的来历。因为我确实写了所谓的“反党”小说，受唾也是无话好说。但小人之辈，无不以虐人自娱来获得精神满足。愈讲愈兴奋，愈激烈，也就推推搡搡，动起手来。那些他认为的土包子，一个个张着大嘴，看得起劲，喝彩的同时，也斥我必须老实交待，高喊打倒一贯反党之类的后来司空见惯的一套。随后，批得还嫌不过瘾的他，与几个附和者，开始辱及我父母，恶毒的语言，真亏他想得出来。

但我没有料到，稍作不逊和不屑状，立刻遭到此位剧作家和他煽动起来的群众好一阵的唁唁然狂吠，口号声声，声震屋瓦，打掉威风的同时，连祖宗八代都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那是我第一次受到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的“锻炼”，当时的我，血液直冲脑际，眼前顿时全黑，只能感觉到台下一对对冒绿光的眼睛围着我。我不讳言，当时我真的觉得已经没有活头，真的生出杀掉这个家伙，然后自杀的想法。然而，终究是中国人的缘故了，再好的死，也不如再不好的生。我站在那里，看着他还有多大力气，还能讲多久，我不信他不会闭嘴。

经历这一次雷霆万钧的炼狱式训练，我得说，我终生获益匪浅。

后来，我被发配了，到太行山里修铁路，常常因监督劳动的惩罚性措施，必须夜晚留在旷野里看守工具。深山里，时有不怀好意的狼群，围着一圈，远远蹲着。狼，说到底，还是忌畏人的。而有恃无恐的小人要算计你，才教你防不胜防。狼只求果腹，不会吻你的同时，给你一口，再口诛笔伐，胡乱上纲，不会咬得你遍体鳞伤以后，还要去主子那儿领赏。它们以为我会害怕，会逃跑，就等着机会扑上来。但殊不知我早就领教过这种围攻的场面，已经训练有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真感谢那位剧作家对我的第一次锻炼，使我懂得了以不变应万变的古训。

那十几条狼，终于在我点燃篝火、敲击铁器以后，悻悻然地走掉了。但一九五七年，为那篇定性为“反党”的小说，第一次被此公押上台当作批判会的斗争靶子，一下子成为十恶不赦的人犯时，那种天昏地暗，那份六神无主，即使事隔数十年，走笔至此，犹心惊肉跳。尽管这样，我还是要谢谢他，在我随后受难的漫长岁月里，这第一次下马威，很像样板戏《红灯记》李玉和的台词，“有了这碗酒垫底，什么酒也可以应付”，数十年间，任何批斗场面，即使几千人的场面，对我来讲，都不在话下。

一个人，当一切都失去，成为一无所有的乞丐，还有什么羞辱可言，求生便是第一位诉求。我能理解两千年前司马迁，受宫刑，处蚕室，还愤而作史的原因了，因为活着才能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而且，辩证法最有生命力的一条法则，就是一个“变”字，这个字像强心剂一样鼓舞着我。世界是在不停的变化之中，谁也没有永远，我有什么理由要先死给那些小人看呢？看谁熬得过谁吧！

所以，我没死，这一切，都得拜小人所赐。

外国作家没有、或不大有、或很少有机会受到这种不停的磨炼，大难临头，措手不及，只好自杀。除了茨威格，我们还可以数出海明威、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甚至北村透谷、三岛由纪夫等一大堆的名字。但中国作家通常不这样结束自己，已经训练有素，知道怎样想法苟存下来。从这个只求活下来的消极意义上考量，不怕有识之士笑话，我以为，当代小人的贡献，就在于对中国作家的磨炼，使他们具有了好好赖赖能熬过来的坚强，这实在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