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甘贝尔如获至宝地从桂园拿走毛泽东的书面答复，当即便发回伦敦路透社总部去了。然而，就在驻渝的其他国家的同行们，为此无限羡慕也无限妒嫉的时候，他却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通知去了该部所辖的国际宣传处。

宣传处长曾虚白皮笑肉不笑地道：

“甘贝尔先生，你知道艾金生先生吗？”

“知道怎样？不知道又怎样？”甘贝尔耸耸肩膀，摊开双手道他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当过重庆的驻华外国新闻记者协会会长，可是，他和我有什么关系？”

曾虚白支支吾吾地道：

“是这样的，甘贝尔先生，我们考虑到你来重庆不久，就像艾金生先生来重庆不久的时候，不了解中国的国情那样。他居然依照他在其他国家采访的习惯，书面请求委员长先生解答他提出的正义力量之价值等等六个问题，结果搞得委员长先生很不高兴，把我们训斥了一通不说，还让我们警告艾金生先生，今后务必按照规矩办事，不得越级提问。”

“可是，我书面提问的对象是毛泽东先生，而不是委员长先生呀！”甘贝尔反而糊涂了，“如果要说是越级提问的话，那么，请你告诉我，毛泽东先生在国民政府中，究竟是属于哪一个级别的官员？要知道，这可是个抢手的头号新闻呢！”

曾虚白自知失言，满脸通红地道：

“当然，当然，你采访毛泽东先生，不存在越级的问題。那么，存在什么问题呢？我想，恐怕中间有个界限问题。哦，我是说，对于中国内政的报导，倘若外国记者不能站在中立者的客观地位，偏听偏信中共方面的立场观点，并且在国外给予介绍宣传，这同样是有悖于我们的新闻检查制度的……”

“处长先生，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是在指控我犯了漏检偷发的罪名。”甘贝尔态度强硬起来，“可是，这个罪名的成立，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毛泽东先生的书面解答已经经过了你们的检查，而且被认定是对抗国民政府的。”

曾虚白这才手忙脚乱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从来没有说过，毛泽东先生对外国记者所提问题的回答，要经过我们的检查。我只是……我只是为了你本人好。甘贝尔先生，你大概不会知道他？艾金生先生的言论由于不利于中国，他的外籍记者执照，已经被国际宣传处奉命宣布作废了……”

“处长先生，还有什么话，请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吧。我们搞新闻的人，喜欢简明、扼要、准确、以及迅速。”甘贝尔不无奚落地道。

曾虚白死死盯住甘贝尔：

“那好，恕我直言了。由于你率先向毛泽东先生书面提出问题，而后引起了在渝的其他外国记者的纷纷效法，于是，中共方面便以不能一一作答为托辞，定于明日召开首次记者招待会，由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先生以及王若飞先生回矜各国在渝记者提出的问题。当然，对这样的记者招待会，我本人无须抱什么成见，唯一担心者，乃是国际舆论对我国政治声誉之影响。倘若演出什么外交上的麻烦来，老实说，我本人姓交不了这个差的……”

甘贝尔微微笑道：

“对于处长先生的心情，我表示理解。但是作为消息，你方才告诉我的关于中共方面的首次记者招待会，却是一条过时的新闻。哦，顺便给你打个招呼，这个记者招待会的请柬，我也收到了一份，而且决定向毛泽东先生和两位中共代表，再提12个问题……”

翌日下午，比请柬上面写明的时间整整提前一个小时，桂园那间客厅便座无虚席了。原有的沙发不够，新添的木凳还是不够，晚来一步的甘贝尔，索性盘了双腿，老僧入定般坐在了毛泽东跟前的地板上。

美国合众社记者提了九个问题，《纽约时报》记者提了三个问题，《时代》杂志记者提了六个问题；苏联塔斯社记者提了十个问题，《真理报》记者提了两个问题，《红星报》记者提了五个问题；法国哈瓦斯社记者提了八个何题……

下面，轮到甘贝尔提问了：

“毛泽东先生，请问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来避免内战？”

“可能。”毛泽东胸有成竹地道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这，就是我来重庆的目的。”

“来自谈判桌上但是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中共有可能让步。果然如此的话，请问，中共准备作何让步，以求得协定呢？”甘贝尔提出了他的第二个问题。

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说：

“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方面准备作出重要的让步，其中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

“那么——”甘贝尔稍有思忖中央政府方面，须作出何种的妥协或者让步，才能满足中共的对等的要求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是王若飞：

“中共方面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接受日本役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保陣人民向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等。”甘贝尔点点头，又把目光转向毛泽东：

“你对重庆谈判会达成协定，甚至只是暂时的协定一事，觉得有希望吗？”

毛泽东挥动手臂道：

“我对谈判结果，有充分的信心，认为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与互相让步之下，谈判将产生一个不止是暂时的，而且是足以保证长期和平建设的协定！”

“虽然如此，毛泽东先生，我还是需要提出我的第五个问题——”甘贝尔道，“假若谈判破裂，国共问题可能不用流血的方法而得到枏应的解决吗？”

毛泽东用愈加坚定的语气道：

“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因为在无论什么情况之下，中共方面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困难会有的，但是可能克服的。”

“中共方面对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态度究竟如何？”甘贝尔轻声笑道，“我之所以用了这个究竟，是因为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国内国外都流传得很多。”

周恩来快刀斩乱麻：

“中共方面的说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完全同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希望它能彻底实现。因为它的彻底实现，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允其是远东和平。”

“既然中共热心于和平事业，那么请问，日本投降以后，你们所占领的地区，是否打算继续占领下去？”甘贝尔满以为他的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殊不料王若飞只是淡淡一笑：

“在自己的土地上休养生息，是不能被称作占领的。中共方面要求中央政府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所早已允诺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争中所作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与教育上的地方性，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于国民党创造者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的。”

“那，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们准备和委员长先生合作到什么程度呢？”甘贝尔又问。

毛泽东胸怀坦荡地道：

“合作原本是一种双边关系，其程度，也只能由双边共同确认。但是，我仍可以告诉你，如果联合攻府成立了，中共方面将尽心尽力地和委员长先生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甘贝尔话锋一转，连问了三个问题：

“我很想知道，你们的行动和决定，将影响到华北多少共产党员？他们有多少是武装起来的？中共党员还在哪些地方活动？”

毛泽东有问必答：

“共产党员的行动方针，决定于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共现在有12〇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在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摁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2〇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〇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撖、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我在《新华日报》上，经常可以看见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这样的字眼。”甘贝尔问，“那么，从概念的意义上说，它有没有什么固定的解释呢？”

毛泽东笑眯眯地道：

“有的。现在我就解释给你昕。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洽民享的原则，以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广泛合作。”

“对不起，关于联合政府，我忘了一个问題。”甘贝尔补充道，“在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当中，请问中共方面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

王若飞回答道：

“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以外，中共方面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而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甘贝尔提出了他的最后一个问题：

“毛泽东先生，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么？”

毛泽东点点头：

“我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扼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还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故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以成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我一向认为你是乐观主义者。”甘贝尔突然插话道可是，毛泽东先生，从你刚才的谈话里，我听出了你对将要缩减的共产党军队的惋惜。我们英国有个故事：一个饼子吃了一半，乐观主义者认为，还有半个呢；而悲观。主义者却觉得，只剩下半个了。那么，在未来的谈判桌上，对于共产党军队的命运，你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毛泽东倏然一笑道：

“我的态度很明确，我们的军队虽然不是饼子，但是我们依然等待着国民党方面大张其口，等到他们的牙齿咬掉了，舌头出了血，他们的嘴巴也就会慢慢地闭上了！”

甘贝尔以他记者的敏感赶紧问：

“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不管什么原因，现在已中途换人。有消息说，两位新的由委员长先生亲自指派的谈判代表，极有可能成为中共方面无法抗衡的对手。尤以那位叶楚伧先生，不凭资历声望，不凭著述等身，单凭着他的反共的意志和决心，便连续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大绶采玉勋章、一等景星勋章。由此，我很想知道，你刚才提到的大张其口，是否暗示着他在谈判桌上的势所必然的表现呢？”

毛泽东淡然一笑：

“我根本不认识那位叶楚伧先生……”

叶楚伧却认识周恩来。2〇年前，在国民革命军攻打淡水战事正酣的日子里他便认识了这位雍容镇定的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然而，真正从内心深处了解到周恩来的进攻型的性格，以及这种性格所拥有的无坚不摧的力量，却是四年前“中条山战役”以后的事了。

1941年春夏之交，为对国民党军队施加军事压力，日本华北方面军经大本营批准，向中条山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横亘黄河北岸，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在华北的桥头堡，驻有两个集团军16个师25万人的兵力。

但，这些兵力却主要是用来对付共产党军队的。因此，在没有军事准备，也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着日本华北方面军6个师团合计5万人马的突然进攻，除少数部队稍事抵抗外，其余一触即溃，望凤而逃。这时候。国民党第一战区主力远在豫西和豫东，无法增援；潼关以西第十战区的军队用于围困陕甘宁边区，按兵不动；第二战区在山西的其他部队，则以种种借口自保实力，无以为救。

倒是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的第18集团军所辕部队，危急之中，奋起抗日，有效地扼止了日军一部朝白晋公路的突进。虽然如此，日军大部仍在几天之内占领黄河各个渡口，并对山区各地进行多次篦梳式扫荡，以致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中条山战役中，丧师竟达7万之众！

得意忘形的日军却嫌不够，在大本营的精心策划下，一个以分化国共关系为目的的阴谋随即付诸实施了：从日军飞机上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传单。传单上印好的不是“东亚共荣”，而是就“中条山大捷”写给日本天皇的奏折｝奏折里炫耀的不是“武运长久”，而是中国军队失利之“分析”：

“对于驻防在中条山的国民党军队来说，他们实际上有名无实。与共产党军队相比，他们的作战更是极其差劲的。然而，真正的悲剧在于，共产党的第18集团军乘机扩大地盘，他们根本不同国民党的中央军配合作战……”

叶楚伧是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看见这张油墨未干的传单的。如果说，他在前一秒钟尚不知蒋介石为何要突然召见他，那么，望着蒋介石脸上通常只有打了胜仗才有可能浮现的红光，他在心里便顿时明白了一切。

蒋介石故意皱着眉头道：

“中条山战败，引起国内外舆论界之强烈不满。而引起战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老实说，国民党说不清楚，共产党说不清楚，说得清楚的，倒是这张日本人的传单……”

叶楚伧心照不宣地道：

“可惜日本人的传单撒得太少了，能够见到传单的地域也十分有限。哦。我是说，为着挖掘它所蕴藏的政治上的巨大威力，以便让沸沸扬扬的舆论界得以平静下来，我建议，《中央日报》索性以此为据，写一篇社论把问题捅出来，这样的话，影响就大了，对中共方面施加的压力也就更大了！”“捅出来是可以的。但是，用《中央日报》的名义则万万不可。“蒋介石老谋深算地道，“那样的话，中共方面就会攻击中央政府，说我们为了掩饰自己失败的责任，便嫁祸于共产党，以致公开对日本人的谣言加以呼应。嗯嗯，不用《中央日报》，又用哪家报纸才好呢？我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建议……”

叶楚伧这才大彻大悟了：

“报告委员长，重庆几十家报纸，要办好此事，非《大公报》莫属！为什么呢？其一，它的第三者身份和公正舆论的形象，现在还基本上站得住脚根，所以它方便说话，也容易让人信以为真。其二，《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是民国二年，我在《民立报》主编副刊时的同仁。只要我提出要求，于公于私，他都是不会拒绝的。”

“那好，那好！”蒋介石眼角眉梢都在笑，“你去告诉张季鸾，《大公报》发表的社论里头，其他什么都可以不写，只消把第18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这个意思写进去就行了。嗯嗯，我等一下再见见陈布霄，叫他把这个意思告诉给《大公报》主笔王芸生……”

事情就这样敲定了。

《大公报》果然风疾火燎地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论。

然而，不出三天，《新华日报》的《星期增刊》上面，赫然醒目地刊登了周恩来撰写的《致大公报张季鸾、王芸生两先生书》：

“我可以负责敬告贵报，贵报所据之事实，并非事实。在贵报社论发表一周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第18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其他地区战事正在发展，只因远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得按时报道。而中枢及前线旬日军事磋商，与其配合作战之计划，皆因军机所限，既不便、且不得公诸报端，亦不宜在此函告，于是，惯于造谣者流，曾公开向人指责，第18集团军拒绝与友军配合作战。我曾为此事一再向中枢请求更正，不意市井之言竟亦影晌于贵报，当自承同业联络之差。唯环境限人，贤者当能谅我等处境之苦……”

此时此刻，德安里一〇—号会议厅里，第四轮重庆谈判的长方形木桌侧旁，叶楚伧正好坐在了周恩来的对面。不知怎的，他一看见周恩来那大义凛然的神情，便想起了那封信，而一想起那封信，他即令像现在这样低垂着脑袋，也能看见周恩来那大义凛然的神情。

张群淸了清嗓子，开始讲话了：

“今日我们就国民大会的代表，以及延期的问题，继续进行商谈。嗯，不言而喻，这是两个问题。既然是两个问题，政府方面又来了两位新的谈判代表，那么，是不是谅张厉生

兄就国民大会问题，叶楚伧兄就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各自首先作个说明？”

瘦小的张厉生连连应声道：

“好的、好的。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如果还像上次商谈那样，政府与中共两方面仅就相反的理由各自任意发挥，决不易求得解决的。所以双方均应开诚布公，为闻家打算，以客观的态度来讨论分歧，庶几可以缩短彼此间之距离。我等若只谈各人方面之理由，互不相让，各执一端，则不仅意见不易一致，亦无补于问题之解决。这便是我要说明的第一个要点。”张厉生摇头晃脑起来，“第二个要点嘛，则是关于国民大会之职权，以及旧代表的问题。国民大会职权，依照总理《建国大纲》之规定，实不过为结束训政，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之日期而已。至于依据宪法产生政府，乃为第二次国民大会之任务。但为提早实施宪政起见，第一次国民大会除制宪外，并行使宪法赋予之职权也有可能。那么，当然……”

“当然什么？”邵力子用胳勝碰了碰张厉生，悄声道，“旧代表的问题，你还没有讲呢！”

张厉生点点头，前言不搭后语地道：

“现在我来讲讲旧代表……至于已选出之国大代表，皆依法经过一定之手续产生为合法之代表。如果现时政府忽然又不予承认，要另行选举，这就不但有失政府之威信，而且已当选之代表，极有可能将自行组织，另行集会。如此一来，更增加了国家之困难，所以，中共方面纵有千条建议，我们也不可不慎重处理。”

周恩来微微笑道：

“中共方面的建议只有一条，那就是各区域内代表名额再增加三分之一，实为补救之办法。既然张厉生兄以为不妥，那么，不知道叶楚伧兄对此事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叶楚伧猛地抬起头来，望着周恩来目光犀利的眼睛，禁不住又想起了那封信：

“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实践团结抗战。去年华北百团大战，战中未得到任何配合，战后未得到任何补充，虽中外电讯竞传捷音，贵报备致奖誉，而犹为人诬为虚构战绩，然我们并不因此抱怨。尽管第18集团军饷弹俱断，尽管无任何友军可以配合，尽管有人造谣说，第18集团军已撤回陕北，然事实胜于雄辩，第18集团军终于击破了敌人扫荡！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来尝持此语自励励人……”

张群有些急了：

“叶楚伧兄，你还愣在那里干啥子？恩来兄等着你的真知灼见、宏言谠语哩！”

叶楚伧明白张群的意思。若在平时，他确实可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广引博证，满腹经纶。就在上个星期，他以复旦大学校董的身份在北碚作时事报吿，三小时之内攀声竟多达3〇次呢。可是，今天不同了，在周恩来面前，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说出了一句：

“此亊甚为困难……”

“这是国家的困难，也是社会的困难。”张厉生自作聪明地道，“目前要是举行普选，势必使社会纷扰不宁，动荡不安，这就大大有悖于和平建国的当务之急了！”

王若飞盯住张厉生，

“委员长先生主张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此乃重大之措施，吾人不得不慎重行事，而求真正合乎民意，以免各方面指责与批评。现在一般人说，过去所选出之代表，乃国民党一党执政时所产生的，不足以代表各方面。且代表之任期只有六年，至今任期已满，自不能再代表国民。所以，我们认为，委员长先生此一重大措施，不可不慎重行事，而要慎重行事，最好能够重新举行选举。”

张厉生一时语塞，在王若飞的逼视之下，他不得不把求救的目光投向叶楚伧。

然而，身材高大的叶楚伧显得愈发笨拙了。他闭着眼睛，像和尚念经那样瓮声瓮气地道：

“国民代表自当选以来，由于时局的限制，实际尚未能废弃其职务，故不得认为任期届满，而仍应维持旧代表有效。”

“关于这个问题，各方面的理由皆持之有故，但是，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形式问题。“张厉生虽然受到叶楚伧的某种启发，他却愿意以见解独立的口吻道，“民主政治乃是一种形式，实际运用，则在于各人之方法如何耳。有鉴于此，我在想，如果有适当的方法，必可名实兼顾，而求得问题的合理之解决的。”

周恩来不以为然：

“以我之见，国民大会之任务，不外乎以下三点：第一，制宪——制定妥善之宪法为全国人民所赞同；第二，行宪——乃国共两党合作而非代替包办，故大家也可同意；第三，选举总统——即一致选举委员长先生为总统，此点毛泽东先生也同意了。这恐怕才是国民大会的实际意义——“周恩来环顾着桌子对面的每一张面孔，“至于代表之选举虽为形式，但必求合乎民主。我党对于过去并非普选所产生出来的国民代表，向来没有表示过同意。现在如果不重选，则于本党之一贯主张，殊难通过。我党对于国民党政权之拥护，固十年如一日，而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不经普选，则我党一贯不敢苟同，所以要我等承认已选之代表，殊为困难。既然如此，则不如由两党提出一个联合名单，承认国民党为第一大党，而其它党派也各派代表若千名。此种办法，不知兄等意下如何？”

无人应声。

张群只好仓促上阵：

“兄等已承认国民大会代表重新改选，国民党仍占多数，即以恩来兄刚才所说，提出联合名单，国民党亦为第一大党。如此则无论形式如何，而兄等所承认之事实始终未变，那又何必重新选举呢！且我以为，即不重选，亦不是没有补救的办法，所以，吾人不如在承认原有代表的原则下，另外想办法补救。此补救办法，即在24〇名中央名额，与其他48〇名代表名额中，以求得适当之解决，均无不可。为了避免牵一发而动全局，最好能在不改变法令的原则下，以协商的方式，来谋求补救的办法……”

“如果采取这种办法的话，本党就作了最大的让步了。”邵力子赶紧附和道，“因为这种让步的前提，是为了顾及中共的主张。倘若中共坚持重选，而原有之代表必定坚持异议，那么就是本党愿意顾及中共，也必然错失良机，爱莫能助啦！”

邵力子话音未落，张群已是笑逐颜开。张厉生虽不苟言笑，但又开始摇头晃脑。就连闭着眼睛的叶楚伧，此时也悄悄抬起右腿，然后轻轻地放在了左腿上。

周恩来却依然故我，大义凛然：

“兄等愿意顾及中共的主张，可是中共呢？愿意顾及民主的尊严，这样顾来顾去，反而让吾人顾不得这许多了。既然兄等在国民大会旧代表问题上固执己见，那么，吾人即要求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而我方已经提出的政洽会议的办法，实际上就包括了这样的主张。至于国民大会问题，我意可否由政府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来，以便下次商谈。”

张群脸上的笑容，顿时被额头的汗滴冲洗得干干净净。愣怔在那里的张厉生，恍若一截斜插在土里的木桩。叶楚伧的双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平放在地下，而他突然睁开的眼睛里，却充满了懊悔与恐惧。

倒是邵力子鼓起勇气道：

“根据委员长先生的安排，下次将要商谈的是军队整编数目问题。哦，我是说，这次商谈，虽然对国民大会代表普选问题，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是，还不至于产生其他新的问题出来。因为，我们仍可商谈过去不曾解决的问题，比如，今天趁内政部部长张厉生兄在此，思来兄也好，若飞兄也好，都可以和他谈谈关于取消特务机关的事情。其他问題，只要不是新的问题，只要你们提出来，我们在座诸位都是可以答复的。”

张群、张厉生点了头。

叶楚伧连头也不敢点了——

他又想起了那封信：

“今敌欲于积极准备南进之际，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力不足，则辅之以挑拨流言。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赍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周恩来的要求是《大公报》难以拒绝的，虽然张季鸾和王芸生在难以拒绝的时候，是这样的无可奈何，迫不得已。于是，全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周恩来的那封信，便很快在《大公报》上重新地全文刊登出来了。

通过“公正舆论”的《大公报》的公布，先前由蒋介石亲自下令不准见报的第18集团军的战绩，如百团大战，以及不给共产党军队军饷、补给，因中条山战役失利而倭过于人的种种事端，从此开始真相大白！

学识渊博的叶楚伧，不会不知道中国话里的那句“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不过，此刻他感到疼痛的，却是自己的心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