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

在具有历史意识的中国，文化传统不会轻易地消亡。但京剧作为高级形式的音乐剧，当普通爱好者们开始学习它时，它的确要消亡了。特别可悲的是，促成这种消亡的人就是毛的妻子——江青。

200年来，京剧不但是所有中国歌剧风格中最受欢迎的，而且确实是一种全国性的娱乐消遣。故事情节是一些类似于有关皇帝与嫔妃、才子与佳人等之类的传说。穿着精心制作的服装和精心化妆的演员们通过一系列程式化的姿势、规范的手势来表达他们的性格（ 例如，用两手收拢到一起的动作来表示关门 ）。尽管对西方人来说听起来刺耳，但那唱腔是经过微妙处理过的，充满艺术名家的风范，中国观众听了都拍手叫好。

1949年建国后，同其他艺术一样，京剧遭受到了“选择性的革命”。直到最近，能在中国多数剧院正规上演的传统京剧仍然是屈指可数，江青正在忙着破坏这些作品。江青意识到艺术应该“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以她亲自监督新“革命”京剧剧本的创作，这样把京剧舞台的目的由艺术性的转向了政治性的。

她的6部样板作品不止在一个方面具有革命性。京剧的其他传统要素，除了唱腔，都已消失。反对腐化的情节描绘了工人、农民、军人反对地主、帝国主义的斗争。表演者化着淡妆，穿着朴素的棉外衣，不加渲染的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象征性的仪式，乐谱充满了鼓舞人心的感染力。

这些作品中最激进的是《 红灯记 》，它叙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地下党家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江青要求对这个作品进行大的修改。她取消了传统的中国管弦乐器。演唱者只能站在单独的一架大钢琴和打击乐器前演唱（ 充满勇气和力量 ），而动作则发生在舞台后面。那场景古怪异常，因为仅在两年前，钢琴还被谴责为资产阶级的贵族乐器，现在它被尊称为劳动人民的创作。1968年10月下旬在广州举行的两年一度的贸易会上，为国内外参观者们上演了《 红灯记 》，并通过广州电视进行播放。《 红灯记 》的剪辑（ 包括两个独奏，八个唱段 ）也被制成一部35分钟的电影在国内外放映。它和共产主义者所灌输的演讲一样令人激动，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甚至被安排前去观看的工人、农民也只有在毛主席本人的画像出现时，才表现出兴趣。批评家把江青的风格比喻成枯燥无味的白开水，她对此的回答是：“无味的水又怎么了？酒就是由这些水酿成的。”然而，没有一点酒的痕迹出现。

对中苏双方来说，这次边境武装冲突未必是一件坏事。苏联当时正急于为参加计划于今年5月召开的世界政党会议而得到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支持，而这次边境事件证明了中国毫不让步的态度，这也许真能使莫斯科的愿望得到满足：将中国驱逐出这次世界性的活动。

……

从这些资料中随处可以发现，毛泽东具有许多使他成为20世纪最有威信的领导人的品质。这种威信的来源之一就是他确信中国政府必定会以群众为基础，因此，他憎恨干涉政府和群众这种神圣关系的官僚主义。在美国收集到的一篇文章中，他总结了 “官僚主义的二十条表现”，这是在现代历史上对这类人最强烈的抨击。

……

无论现在的局势如何，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仍然会存在。1980年全国人口将增至10亿，而那时仍然缺少现代化国家的必要因素——稳定的工业基础。为了使中央政府恢复在“文革”期间丧失的权威，北京必须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同时，北京不得不决定是否要改变对其他国家冷淡的态度。毫无疑问，北京最终还是要缓和对美国的敌视态度。华盛顿可以通过拆除其自身的一些反华壁垒，对中国采取更妥协的立场，来帮助北京改变其立场和姿态。

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及背景

中国称它为珍宝岛，苏联称它为达曼斯基岛，正是这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引发了中苏的争夺战。该岛位于冰雪覆盖的乌苏里江上，以前是划分两国的边界线。没有人清楚地知道1969年3月的一天，在东亚寒冷的野外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莫斯科向全世界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无疑，苏联的某些说法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莫斯科和北京都承认，双方在乌苏里江上的冲突持续了几个小时。自1960年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分裂以来，在这次冲突中两国都首次向对方开了枪，使两国向战争又迈近了一步。双方参战人数大致相当，并且冲突结束前，双方还使用了装甲车、大炮、迫击炮和重机枪。苏联声称有31名苏联边境士兵被打死，有14名被打伤；中国的伤亡人数还不清楚。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前线，如果发生类似规模的冲突，都会带来更大规模的战争动员。

莫斯科首先对此次事件进行了报道，而北京则反击苏联是“贼喊捉贼”，认为该事件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帝国的残酷本性”，这是中国发明的又一种反对苏联的说法。中国人坚持称是苏联人先开的枪，并列举了无数的细节来证明他们的说法。官方的《人民日报》甚至报道了这个故事的前后经过。

全中国人民进行了抗议苏联的游行，仅仅在一天时间里，到苏联驻北京使馆周围抗议的中国人就达100万之多，他们喊着反对苏联的口号，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打倒柯西金！打倒勃列日涅夫！”到1969年3月，愤怒的中国人进行了憎恨“新沙皇”的游行。中国在《 人民日报 》和《 解放军报 》发表的社论中，警告苏联说，如果这种“挑衅”继续发生，“我们将会坚决彻底地把你们摧毁！”中国外交部在一篇正式的抗议文章中，攻击“苏联修正主义者背叛集团”穿着“沙皇俄国帝国主义的外衣”。

莫斯科对此进行了反击，指责北京蓄意挑起事端，是“极端沙文主义”。当然苏联的示威规模没有中国的大，大约有5万苏联人围在中国驻莫斯科使馆门前，并向使馆大楼扔石头和墨水瓶，结果砸破了140个窗户，墙上留下了各种颜色难看的痕迹。第二天，有更多的苏联人参加了示威，但暴力最终被制止。

如果为了争夺领土而导致流血事件似乎是值得的。珍宝岛最初是一个与中国大陆相连的半岛，后来经江水的冲刷形成独立的小岛，从此，两国开始争夺其所有权。双方的领土争端绝不仅限于此，因为早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俄国就从懦弱的满清政府手中夺走4500英里边界上的大片土地。

苏联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几经变换。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对中国西部省份新疆的影响稳步增长，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东部，被日本侵略者所牵制。几年后，当苏联集中精力对付德国时，中国重新巩固了在新疆的政权，但后来在苏联的支持下，当地发生了对抗性的叛乱。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后，新疆的局势仍在继续恶化，而中国东部却基本平息下来。苏联沿海地区与中国黑龙江省的边界由1858年的《 瑗珲条约 》和1860年的《 北京条约 》所确定。俄国人在远东修建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并通过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将港口和西部地区连接起来，之后的100多年里，这里的边界又得到巩固。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东北地区频繁出现纠纷。“从1962年6月起，”苏联外交部官员米哈伊尔·卡皮察（ 贾丕才 ）说：“中国对中苏边境地区进行了有组织的侵略。”中国声称在过去的两年中，苏联边境士兵入侵珍宝岛达16次。据北京方面报道，附近的七里泌岛和卡脖子岛也多次受到这样的入侵。中国还指责说，苏联的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在过去的3年中，莫斯科逐渐加强亚洲边界的军事力量，估计目前已达25个师。而驻在满洲里的中国军队就有50个师，另外，新疆还驻有7个师。据伦敦《 星期日快报 》报道，北京又增派了50万部队支援边境。另有消息说，苏联在边界附近修建了中程导弹发射场，目的是威胁满洲里和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

边界的紧张局势说明了双方存在敌视和恐惧的情绪，这也是目前中苏关系的特点。虽然没有互驻大使，但两国仍保持着冷淡的外交联系。1963年以来，政党间的联系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双方在贸易上还保留着一些往来，但最近苏联的一项调查表明，1967年的双边贸易额为1亿600万美元，比1961年下降了6%。如果两个共产主义巨人间稳固的伙伴关系已经瓦解，那么前些时候的边界冲突是不可避免要爆发的。

对中苏双方来说，这次边界武装冲突未必是一件坏事。苏联当时正急于为参加计划于今年5月召开的世界政党会议而得到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支持，而这次边界事件证明了中国毫不让步的态度，这也许真能使莫斯科的愿望得到满足：将中国驱逐出这次世界性的活动。同时，对毛泽东主席来说，当时正在计划今年春天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而这次事件恰好证明：中国周边地区确实还存在敌人，当前全国人民的团结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血染的乌苏里江畔使他们彻底相信了中苏之间存在着敌对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一召开，苏联就开始进行宣传，猛烈攻击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苏联的攻击使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时也说明苏联非常害怕过去的老朋友中国。

在中苏关系思想领域的斗争持续了九年半之后，苏联人最终撕下了努力与亚洲伙伴达成和解的伪装，并宣布要把他们开除出国际社会。“中国共产党已不复存在。”苏联的《 消息报 》中这样写道。“毛泽东召开的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新组织的创立大会，这个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没有任何联系。”

此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为1969年6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政党会议作准备，而苏联此时突然攻击中国的原因也在于此，苏联希望借机正式将中国驱逐出共产党国家。西方和东欧各国政党反对苏联的企图，他们因此蔑视苏联，并拒绝接受这个计划。显然，苏联人之所以断言毛泽东领导的组织根本不是共产党，是因为企图以此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世界政党会议上没有审议苏联提出的这个计划。

中苏边界冲突也导致了苏联对未来的安全问题产生忧虑，并且，苏联认为乌苏里江达曼斯基岛最近发生的两起事件也许是一种先兆。苏联在政党杂志《 共产党人 》中提出警告：“毛泽东和他的同仁们正努力给中国人民灌输可能爆发武装战争的思想。”

毛泽东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69年4月初，随着一阵鼓乐齐鸣，欢庆的喧嚣声笼罩了整个中国。从亚热带气候的云南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从城市到乡村，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庆祝。人们举着毛主席语录，欢呼着“毛主席万岁！”许多人手上还拿着向日葵，象征着毛泽东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一切庆祝活动是为了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时刻。以他的名义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两年多的混乱，此时的毛泽东不仅要努力控制不使中国陷入动乱，还要重新整顿共产党。

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终究说明了，他的努力使中国向内部和平这个目标迈近了一步。根据1956年的党章，这次大会本应该在1961年召开，但一直延误至今。毛泽东本想在去年召开会议，但“文革”使全国上下一片混乱，所以召开日期也一拖再拖。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意是想重新激起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热情，这种热情最初来自于延安的窑洞，并在“二战”后征服了中国。毛泽东认为，“文革”还可以重新鼓舞共产党的士气，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只不过是一支僵死的官僚政治队伍。只有采取和平的手段，使军队、党内的老干部和毛泽东主义激进派之间的斗争有所缓和之后，毛主席才能决定召开会议。

在开幕式上毛泽东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虽然已达75岁高龄，但精力充沛，声音洪亮。他的接班人国防部长林彪作了主要的发言。61岁的林彪宣读了一篇厚厚的手稿，分析了“文革”取得的成果，并向全党发出最新指示。林彪发言之后，1512名代表就林彪的报告分组进行了讨论。

会议的一项主要议程是根据今年早些时候制定的草案对党章进行修改。草案中规定，把毛泽东的决策作为正式路线写进党章，并正式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本次会议还将重新选举党的领导集体，他们都是肃清运动中的杰出人物。最后，代表们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上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2/3被打倒，包括刘少奇和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等领导人。随后，会议正式确定了领导集体，他们会继毛泽东之后更好地治理中国。

与1956年的会议不同，这次会议没有外国客人参加，所以没有人知道会议的情况如何。即使这样，中国新闻媒体还是发表了一篇关于会议的文章，主要报道了毛泽东必须要解决的各种问题。与毛泽东站在一起的是忠心的支持者们，他们在“文革”期间表现杰出，如林彪和毛泽东夫人江青，以及理论家陈伯达。但主席台上也有长期忠诚为党奉献的人，如副总理董必武、陈云、著名的朱德元帅和刘伯承元帅，这些人不久前刚刚被强烈指责为“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本主义道路”。

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会议上必须为中间派留有席位：176名会议临时主席团成员中，保守派大大超过军人成员的数量，因此主席团中大部分是保守者和相对现实的军人。在各省和各地区新成立的行政单位革命委员会中，这样的中间派占大多数。会议中有大量的军人代表参加，这一事实证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仍然是最强大最有凝聚力的组织。

如果会议主席团中有人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那么正如人们预料的，军队代表无疑在入选者之列。正如他所说的：“党要指挥枪。”

毛泽东的一系列行动说明，此时他变得更加现实，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由于经济在“文革”期间受到了严重破坏，中国人现在必须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节俭，以提高工农业生产。即使这样，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青年一代，如果说，他们对权威的尊重还没有彻底消失，也大大地动摇了。

这一切对国外会产生什么影响？即使毛泽东和他的接班人努力保持当前的秩序，但造成的影响相当严重。一个相对和平的中国带来的也许是危险也许是希望。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可能使苏联更加焦虑，因为两国有4100英里并且部分还存在争端的边界线，苏联担心会与中国产生新的纠纷。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许会看到，中国会为全世界共产党的兴旺做出更大的努力。一些亚洲国家将陷入两难境地，是寻求与中国的合作，还是寻求美国的保护。但是，一个更自信的中国也许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真是这样，美国与北京的关系可能会恢复正常化。

1969年的蒋介石与他的国民党改革

战后的亚洲几经动乱和变迁，但是蒋介石熬过来了。已是81岁高龄的蒋介石，被驱逐到台湾岛上已经有20年了，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物。不过，许多人仍把他看作是中国的代表——至少从正式的外交角度来讲。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开始明确承认毛泽东对大陆的统治。意大利今年早些时候曾试探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此外，加拿大在不久前也曾宣布，计划与中国共产党下个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正式承认会谈。

为了迎接这些新的挑战，蒋介石需要一个繁荣昌盛的台湾。因此，国民党进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调整了工业化的步伐，使工农业生产都有了显著提高。但岛内的政治发展没有跟上，国民党进行国内政治改革的多次承诺始终没有实现。前几天，在蒋介石50年的统治之后，国民党举行了讨论自身发展问题的会议。

在国民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亲自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要议题。尽管他表面上看起来和以往一样，但他心里此时清楚地知道，攻回大陆的梦想已经永远不会实现了。实际上，蒋介石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直告诉他的人民：与毛泽东政权的斗争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显然需要一支充满活力的年轻政党，不仅对外有良好的形象，而且能够成为连接岛上200万大陆人和1100万台湾人的桥梁。

当国民党成功地吸收了许多台湾人后，其领导权仍掌握在年老的大陆人手上，但国民党没有迅速改变这种模式。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包括40名新成员，但在150名正式成员和候补委员中，只有13名台湾人。新政党顾问委员会的11名成员中只有1名台湾人；该组织成员的平均年龄为75岁。中央委员会由蒋经国领导，他是总统59岁的长子，现任国防部长，也是总统的接班人。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的时机很关键。当时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大革命似乎已经接近结束，北京可能会重新采取更加灵活的外交政策，目的是影响台湾的国际地位，而台北意识到了华盛顿目前急需缓和与北京的紧张关系。另外，中国共产党理智的世界观会吸引更多的国家，它们不仅会承认毛泽东政权，而且还会赞成北京加入联合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首先对北京表示承认，因此北京可能会加入联合国。

目前，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拒绝“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即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国民党统治台湾，因为双方都坚持互不承认。这样，如果加拿大承认了北京，那么，台湾无疑会与之断交。为了确保台湾的地位，国民党在它的代表大会警告说，国民党和台湾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与毛泽东政权缓和关系的行为”。

综述社会主义中国20年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然而，革命以后的道路将更加漫长，任务更加艰巨。

——毛泽东（ 1949年 ）

社会主义中国已成功地进行了20年。20年前，共产主义战士开进北京，毛泽东夺取了中国政权。而建国后的道路似乎还很漫长和艰辛。像许许多多改革者一样，毛泽东发现建设一个国家比进行一场革命还要难。因此，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聚集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并庆祝共产党领导20周年的时候，他们也意识到了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此之多，如此之严重。对毛泽东和中国来说，这本该成为“胜利的一年”，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结束，被折腾得乱七八糟的国家开始恢复法制和秩序。但是，对中国来说，1969年是令人忧虑的，正如1949年后的许多年份一样。

建国后的第一个10年中，中国似乎正在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而如今这种希望却越来越渺茫了。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的确很快，它正朝着亚洲强国的目标迈进，并跻身世界核俱乐部。同时，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大论战也展开了。不过，中国的经济还很落后，军事力量也很薄弱，政治上仍然分裂，并且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尚未建交。

中国有7亿6000万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但其中有5亿是农民，不具备成为超级大国的基础；尽管努力办学，一半以上的人口仍是文盲；有85%的劳力要从事粮食生产，这样才能养活这个人口大国。建国后第一个10年的经济年增长率为10%，而1959年以后却降到了1%。

当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时，中国的状况极其恶劣。当时中国处在历史大变更的时代，得到了美国的密切关注，因为美国一直认为中国是个很独特的国家。经历了2000多年极其复杂的文化之后，相对封闭的中国遭到了西方的侵略，其中有商人、传教士、士兵和技术人员。首先，中国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推翻了清政权，然后，在蒋介石的带领下，新的领导人致力于把中国人民从外国的欺侮下解放出来，最重要的是，要把国家推向现代世界。共产党参与并主导了民族主义革命，于是，一场内战使中国陷入了混乱状态。

共产党很快控制了通货膨胀，镇压了土匪，重新调整了工业和交通，平分了粮食，建立了税收制度，对人民提供基本的保健。在所有人的记忆中，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讲求效率、诚实可靠的政府，尽管在强行平分土地时有些粗鲁。1952年，毛泽东为了巩固政权，采用了劝导和整顿的办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已准备就绪。

经济学家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如果耐心等待，到1967年左右就会实现自给自足。但是毛泽东失去了耐心。1957年，他提出了“大跃进”，企图使中国在一夜之间步入现代化。这一目标是荒谬的，因为工业生产年增长率要达到33%，并要求人民为这个目标努力奋斗。“那时，工人们连家都不能回，”一位工厂厂长对澳大利亚记者雨果·波蒂斯克说，“他们要连续工作12小时，有时甚至是14到16小时。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尽最大努力去工作。”人们辛勤地工作着，灌溉，修水坝，还在各家的院子里支起了成千上万个土炼钢炉。不到两年的实践证明，“大跃进”使中国更加落后了。

但毛却在“大跃进”后，又开始不安起来：“中国不满20岁的年轻人没打过仗，没见过资本家，也不知道当时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1965年，他这样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与自己的年轻时代不一样，当代年轻人没有受过严峻的革命考验，所以，毛泽东担心他们会因此变得懦弱。时下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令人担心，因此毛泽东害怕中国以后会走苏联的老路——中产阶级因追求物质利益和舒适的生活，而抛弃了自我牺牲和斗争的精神，最终叛变革命。这位老革命家的解决方案就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一样，这场堂吉诃德式的“文革”运动，其目标不仅要摧毁腐化的政党和国家官僚主义，还要激发全国人民，重新恢复他们的革命热情。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革”风暴，很快席卷全国。红卫兵充当了毛泽东的急先锋，在他们的强烈冲击下，党政机关遭重创，像刘少奇这样的领导人被赶下台。中国经济下滑，学校关闭了近两年。当日本《 朝日新闻 》周刊记者秋冈本月访问上海同济大学时，他发现学校只有今年和明年将要毕业的班级，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班级了，也没有人知道何时可以报名入学。各帮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残酷，最终使毛泽东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并命令军队恢复国内秩序。

虽然最初毛泽东提出了美好的设想，但当前的领导人最紧迫的任务是恢复法制和秩序，整顿经济，缓和与苏联的冲突。为了国家利益，甚至有必要做出一些让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平息国内的混乱，因此无暇在国外进行冒险。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军队仍将保持防御态势，除非与苏联的冲突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目前，两国争端处于极其紧张的阶段。3个月来（ 8、9、10月 ），为了迫使中国进行边境问题谈判，苏联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为了达到此目的，苏联暗示如果中国不同意谈判，就会以武力解决争端，可能会首先攻击中国的核装置。

无论之后的局势如何，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仍然会存在。1980年全国人口将增至10亿，而那时仍然缺少现代化国家的必要因素——稳定的工业基础。为了使中央政府恢复在“文革”期间丧失的权威，北京必须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同时，北京不得不决定是否要改变对其他国家冷淡的态度。毫无疑问，北京最终还是要缓和对美国的敌视态度。华盛顿可以通过拆除其自身的一些反华壁垒，对中国采取更妥协的立场，来帮助北京改变其立场和姿态。

美国前任驻东京大使、哈佛大学的埃德温·欧·赖肖尔说：“从长远看，中国带来的主要问题可能不是因富强而威胁我们的根本利益，而是由于经济上满足不了国内人民的需要，从而使人类1/5的人口依然处于动乱和贫弱之中。”只有当北京的领导人着手努力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时，中国才会踏上毛泽东20年前提出的漫长征程。

中苏关系新动向

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50多万名群众聚集在这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伴随着一首庄严的《 东方红 》，四个半月以来，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精神矍铄，默默地向人群挥了挥手。据莫斯科有关消息报道，前些时候，他患了中风。日本记者和英国外交家们强调，75岁的毛泽东看上去非常健康。曾有一段时间，人们怀疑毛泽东的健康问题。

除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重新露面这一事实，中国专家们更关注的是，北京和莫斯科将要为恢复曾一度破裂的双边关系而做出新的努力。副主席林彪，这位公认的毛泽东接班人，做了15分钟的重要讲话，其中他着重谴责了苏联。他委婉地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帝国”，而没有像以往那样称之为“修正主义的叛徒”。他还强调了中国军队的力量，其目的是防御性的。他警告企图侵略的敌人：“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你的坟墓。”林彪没有提到中国首次秘密进行的核爆炸及国庆前刚刚进行的氢弹试验。

苏联方面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表示。莫斯科发布消息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庆祝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报道的篇幅比去年的长，态度也比较积极，同时还强调双方应该就不同观点进行谈判。中苏贸易对话也在莫斯科开始进行，尽管分析家们迅速指出这种谈判每年都要举行，甚至在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期也不例外。除此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迹象：在莫斯科已经出售了一天的20万册强烈反对毛泽东的出版物全部被撤销；首都所有书店被迫接受了检查。这一系列举动说明其他所有的反华书籍也将会被秘密地查封。来自南斯拉夫的一则消息说，远东边境的中苏军队也已经开始撤军。

与中苏关系一样令人费解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军队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通常，北京称中国军队是“由毛泽东创建并亲自领导”，“由林彪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而现在的说法则变成了中国军队由“毛主席和林彪直接指挥”。对外人来看，这也许只是一种微妙的变化，但这种发生在北京的变化绝不是无意的。分析家们相信，毛泽东的目的是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因之一也许是为了反驳西方的观点，即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导致了军队在中国几乎可以操纵一切。

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另一疑团是，外省的政治局委员没有参加庆祝活动。各省发生的骚乱会使他们安心返回北京吗？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也许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在建国20年后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仍然非常封闭，以至于没有人清楚地了解它当前的政策、人文及所面临的困难。

1955年到1968年之间，美国同中国共进行了134次大使级会谈，第一次是在日内瓦，而最近的一次则是在华沙。两年之前，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突破了会议的形式。不久后两国之间进行直接接触，一直到1969年底，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道塞尔——一位资深外交官，与中国外交官雷阳进行会谈，后来他们又在中国大使馆谈了一个多小时。

……

意大利是北约中第7个承认北京的国家（ 其他6个国家为：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丹麦和挪威 ），这样，与华盛顿关系最密切的盟国中，直接反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家就占了一半。北约的另一成员国比利时不久也将承认毛泽东政权，此外，澳大利亚和智利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至今共有50个国家承认北京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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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投票的结果如何，都会增大对华盛顿的压力，促使其修改对华政策。它首先要采取消极的第一步——停止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对华政策的最终改变将成为对中国最彻底的承认。

中美互相打量

纵观整个60年代，俄国、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和平始终维持在一种充满了敌意的平衡上。60年代初期，莫斯科与北京剑拔弩张；在柏林与古巴的问题上，莫斯科与华盛顿也是各不相让，几次险些发生正面冲突；华盛顿同中国在这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关系冷淡，最近两年甚至没有进行任何对话。然而在70年代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三大强权将举行一系列的双边会谈，这些会谈很可能会改变当前它们之间脆弱的关系。它们一个漫不经心或者其他的细小表示都可能打破这种早已受损但依然存在的平衡。

美国和苏联已经就限制战略武器的问题讨论了几个月，而且正在准备新一轮的会谈。自去年10月以来，莫斯科也一直在同北京就缓和双方在长达4500公里的边境上的紧张形势进行谈判，但毫无进展。上个星期，中国人在同意与美国在华沙恢复一推再推的会议后，停止了在三国间的谈判。

1955年到1968年之间，美国同中国共进行了134次大使级会谈，第一次是在日内瓦，而最近的一次则是在华沙。两年之前，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突破了会议的形式。不久后两国之间进行直接接触，一直到1969年底，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道塞尔——一位资深外交官，与中国外交官雷阳进行会谈，后来他们又在中国大使馆谈了一个多小时。那次会见整整一个月后，中国人在1970年1月打电话说雷阳想进行回访。第二天他乘坐一辆挂有中国红旗，尾灯改制成灯笼式样的高级轿车来到美国大使馆。他们喝茶的时候商定下周在中国大使馆重新开始正式会谈。从那以后，会谈就在中国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之间交替进行。

北京同华盛顿之间亲密的逢场作戏是经过仔细安排的。中苏关于减轻边境紧张局势的谈判原计划上个星期在北京恢复，但显然由于双方分歧过大已推迟举行。莫斯科同意讨论小部分的边境调整，但中国人坚持更多的要求：双方军队撤出有边界争议的地区。苏联承认现行边界的划定基于可追溯到沙皇时代的“不平等条约”。同样令中国人气愤的是苏联的谈判人第一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夫晚一个星期到达。他两星期前抵达北京时，中国只派出1名二级官员去机场迎接，故意怠慢他。

西方观察家们相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同意恢复华沙会谈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1 ）这些天负责北京大部分事务的是在外交事务上采取务实态度的周恩来总理，他认为中国必须开始摆脱因“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孤立状态。（ 2 ）中国人真正担心的是边界谈判的破裂会导致同苏联的战争，因此他们希望同美国的会谈会迫使莫斯科变得更加温和一些。

从苏联人的角度看，他们也因为重新恢复的中美会谈的美好前景倍感不安。正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新书《 中苏战争 》中所写的那样，苏联“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狂的恐惧，他们害怕美国站到中国一边去”。类似的梦魇也萦绕在中国人心头，他们同样害怕苏联会与美国达成默契。

无视从中苏互不信任的关系中获利的诱惑，美国小心翼翼地避免哪怕是敏感水域垂钓的建议。看起来，中国人和俄国人正在不断激怒对方。北京和莫斯科又在全力以赴地开展关于是与非的理论大战。北京指责苏联为“修正主义变节派”，在边界谈判之后苏联对中国进行愤怒地指责，塔斯社指责中国人有着“可笑的沙文主义情结和军国主义的变态心理”。

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也会成为攻击的靶子：伟大的俄国演艺教师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莫名其妙地成为两大红色巨人分歧的象征。他的现实主义思想主张演员要揭示生活的真相；而中国人却认为这是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当一家中国报纸攻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一只“纸老虎”时，莫斯科出版的一家刊物也反击说中国的剧院被“文化大革命”搞得“毫无生气和完全麻痹”了。而事实的确如此。

东方红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我们也应该制造人造卫星。’今天，我们高兴地宣布，毛主席这个伟大的愿望实现了。”中国新华社不无自豪地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技术成就：发射381-Ib号人造卫星并成功地进入地球轨道。

1970年4月，到处都能听见歌颂毛泽东的歌曲（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中国这颗卫星的体积大约是1957年苏联制造的两倍。它的发射说明，中国在开发火箭和电子装置等技术方面已经跻身于美国、苏联、法国和日本等国的行列。

这条消息的宣布在西方引起了震惊。今年2月，美国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告诉国会，中国“企图在不久的将来试验第一颗洲际弹道导弹（ ICBM ）或运载火箭”。五角大楼上周又说，发射火箭“显然反映了该国技术上取得了重要进步”。更确切地说，中国正朝着一个重要的目标前进：到1973年，中国要制造出能够飞抵美国和欧洲的核弹头。这条新闻促使美国国会立即采取行动，进行防卫性反弹道导弹系统的研制。

当毛在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几乎终止了对外联系，并且北京与国际社会完全脱离了。为了应付国内的混乱，中国把42个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召回。至今，只重新派出了其中的21个。

现在，中国正从国内混乱中解脱出来。1970年5月毛泽东发出号召：与全世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革命斗争”。在林彪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陪同下，毛泽东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抗议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角色而进行的群众集会。林彪宣读了他的讲稿，声称美国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很少使用第一人称讲话的毛泽东写道：“我相信美国人民的斗争最终将取得胜利，美国法西斯统治一定会灭亡。”同时，毛泽东等人也发表了示威讲话，反对美国对柬的“侵略”，并准备放弃在华沙与美国进行的大使级会谈。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渐渐开始修复“文革”期间被破坏的外交纽带。两个月前，周恩来总理飞往平壤，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之后，北京又同意与以前的“修正主义者”贝尔格莱德互驻大使。

北京最近的新外交政策充满活力，积极支持正在逃亡的西哈努克亲王及其政府。中国不寻常的举动使莫斯科陷入了困境。正如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说的那样，西哈努克的政府是在北京“孵化出壳”的，因此莫斯科不愿意承认这个政府。相反，苏联力促莫斯科与北京在印度支那进行不明确的“联合行动”，中国没有同意，所以苏联上周对毛泽东及其政策进行了还击。

中国的对外活动之所以如此活跃，是因为务实派的周恩来所做的努力。周恩来成功地恢复了国内相对稳定的局面，使国内领导人从国家混乱中摆脱出来，有精力关注国外的态势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保守派主张巩固政治，江青领导的激进派则认为应该由年轻人来掌权，双方的矛盾逐步深化，而在这场斗争中，精力充沛的周恩来似乎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的科技事业也从“文革”的混乱中不断得到恢复。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专家们得到结论：北京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接近洲际弹道导弹时代。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们估计，中国人很可能在几个月内开始试验洲际导弹。

中国海军对坦桑尼亚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一点证实了上述预测。1970年5月，该国总统尼雷尔为中国在达累斯萨拉姆建造的海军基地奠基。坦桑尼亚临印度洋的水域可作为导弹试验的天然着落点，洲际弹道导弹（ ICBM ）可以从中国西部发射，飞越印度后落在该水域。北京也许正在期盼着导弹试验的这一天。

军人黄永胜

前两次外国要人的来访都是由周恩来总理到机场迎接，并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热情的谈话”。最近几周（ 1970年8月 ），中国又第三次迎来了外国友人的来访：来自于罗马尼亚和北朝鲜的高级官员。他们不仅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会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1970年8月中旬，南也门和苏丹的领导来访时，黄永胜与周恩来一同迎接。香港的观察家们认为，黄永胜是军队里仅次于林彪的第二号人物。

黄永胜自己的事业也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军队的发展情况。毛泽东于1966年发动了“文革”，其本意是粉碎旧秩序，建立新社会，这一方面要靠军队，另一方面要靠重新振作的政党，还要靠具有毛泽东思想的新一代年轻人。但是蛮横的红卫兵使中国陷入了更严重的混乱，因此，毛泽东被迫调用军队，不仅要恢复秩序，还要管理国家。现在，军队不会放弃自己的政治优势。

北京的政治家们要求军队把权力交给共产党，而军队领导们只是做出了口头上的承诺。实际上，最近几周内，山东、山西和贵州的共产党书记被驱逐出了革命委员会，结果导致了全国29个省中有27个省被军队控制。在北京，政治局中的21名成员中有半数以上是军人。

军队之所以能够掌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林彪的野心。长期的国防工作使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将来是否能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要取决于和各省军队领导的关系。林彪于15个月前当上总参谋长之后，加强与各省军队的关系的任务就落到了黄永胜肩上。他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加强了自己与各省军队的联系。为了避开“北京五角大楼里”军事委员会的老元帅们，黄永胜在另外一个小办公室里工作，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的支持者们有效地操纵军队。林彪因病最近很少在公众面前出现，因此，在为林彪效力的同时，黄永胜也在为自己的未来铺路。

1927年，黄永胜曾参加毛泽东组织的“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组建了中国红军的核心部队。在日本侵华和内战期间，黄永胜经常为林彪工作。1967年夏天，作为广州军区的司令，黄永胜第一个提出“文革”搞得有点过分了。他公开支持保守派，宣称“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不能脚踏两只船”。当“红旗”激进派要粉碎他的广州指挥部时，黄永胜毫不理会他们是毛泽东夫人江青的宠儿，并命令部队向红卫兵开枪。他接受命令到北京承认了错误，但第二年春天他就被提升为总参谋长。

作为军队的最高领导，黄永胜显然成了对周恩来非常重要的人物，周恩来自己的权力范围也在逐渐变小。在性格上两人差异很大：周恩来举止儒雅，处事老练；黄永胜出生在湖北省中部的一个农村家庭，看起来有点农村的土气，并经常声称自己读的书少。“即使把我的肚子都掏空，也找不出一滴墨水。”他说。黄永胜吃饭时喜欢吃辣椒（ 湖北产的辣椒酱 ），但在广州军区的日子里，他却喜欢上了南方的佳肴，尤其是蛇汤和狗肉。

来到北京以后，黄永胜学会了如何应付正式的外交场合，尽管他有时不得不看着周恩来才知道该站在哪里，什么时候该讲话。最近，当一个外国来访者在机场见到来迎接的黄永胜时非常惊讶，他穿着制服，笔直地站在那里，却一点也没有发觉露出裤脚的蓝白条睡裤。

斯诺：天安门上会见毛泽东

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那一天，在北京是一个理想的10月天气。我安详地坐在挤满了人的天安门城楼上，忽然觉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转过身来，看见了周恩来总理。他很快就领着我和我的妻子洛伊斯来到毛主席的身边。中国领导人当众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但这是什么事情呢？

在下面能容纳50万人的大广场上，一个大横幅上写着毛泽东1970年5月20日声明中的一句话，相隔一条街也可以看清楚横幅上写的字。那是宣告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反对朗诺的政变和反对朗诺的美国盟友，坚决支持刚刚建立起来的印度支那人民反美联盟。为了强调这一点，西哈努克亲王也站在主席的另一边。亲王面带笑容（ 他是喜欢微笑的 ），对我的妻子所说的“反对入侵柬埔寨的美国人不止我们两个”这一句话，他热情地回答说：“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毛的号召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在中国的宣传用语中，“走狗”的意思就是卑躬屈膝的帮凶。

后来，在毛主席77岁寿辰那天，《 人民日报 》发表了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把我说成是“美国友好人士”。那天，这家报纸在每天都刊登毛泽东思想的右上角的框子里登了这样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毛主席总是注意把各国人民同政府及其政策区分开来。如果需要一个象征来说明这一点的话，我是乐于作为这个象征的：就是说，代表反对武装侵略和破坏越南和其他印度支那国家的许多美国人。美国的反战者终于正在使李奇微将军曾经预言的“悲剧性的大错误”停下来，我站在那里是为了接受人们对美国反战者的致敬吗？是的，是那样——但又不仅如此……

外国报纸造谣说，毛主席的一只手已经瘫痪，因此藏在他的衣袖里，但是我却注意到他的握手同以前一样有力。他比1965年我上一次见到他时瘦了些，看上去更精神了——我现在才知道，那时他正要做出在他作为革命领袖的一生中也许是最关键和最大胆的决定。

当我们观看那些精巧的生动的彩车开过去的时候，毛简略地向我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组织得多好啊！人们穿着各种颜色和各种式样的服装，同工人和知识分子日常穿着相同的单调的衣服形成对照。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人都出场了，大约有47个少数民族。他们讲20多种不同的语言，占总人口（ 现在在7亿5000万至8亿之间 ）的百分之五六。节日的主题是生产和备战：到处都有穿着蓝色和绿色军装的人，但是，除了青年民兵，包括头上梳着辫子的姑娘手中所握的武器外，人们很少看到武器。

标语牌一个胜过一个地颂扬着公社、工厂、文化事业和军事生活所遵循的毛的著作、语录和指示。最为壮观的是，一道山脉为隧道所贯通，由桥梁连接起来，一列模型火车在上面疾驶而过，象征着铁路系统最新一环的完成。这条铁路现在把最遥远的新疆同紧靠越南的南部边疆连接了起来。全身和半身的毛的塑像随处可见，有的很大，再现了站在我身边的这位领袖和发动者的形象。这次运动目的是为了恢复革命的纯洁性，让群众空前广泛地参加到革命中来。

下面的群众齐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很多人的眼里涌出了热泪，而且不仅青年人是这样。

我不由得挥手指向怀有崇敬心情的游行者问道：“对这些您觉得怎么样？您的感觉如何？”

毛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这比以前好些，但是他并不满意。在哪方面不满意呢？他还来不及作答，我们的谈话就被打断了。只是几个星期以后，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我才能重新提出这一问题——那时他很坦白地谈到，个人崇拜是“讨厌”的。但是我发现，在国庆节那天，他心里想的不是人们用来为毛的语录生色的肖像、旗子和花朵。他所想的是重建党和国家上层建筑的问题，关于恢复在文化大变革期间所丧失的生产节奏，关于加快结束越南战争，和关于扩大中国同外面世界的接触的问题。他是不是也想到可能同尼克松进行对话呢？

他问我，美国现在不是也有着一种造反运动吗？他对美国的反战运动印象很深——他在五·二○声明中赞扬了这个运动——他想进一步了解它的政治意义。他说，我们不久会再见面的。

承认中国

“中国的外交关系日益发展，”国防部长林彪在今年国庆时这样说道，“全世界都有我们的朋友。”这绝不是吹嘘。“文革”之后，北京逐渐恢复了外交关系，并在外交上形成一轮攻势。经过两年的秘密谈判之后，1970年11月中旬，意大利和中国互相承认对方，并同意建立外交关系。3个星期前，北京还与加拿大达成了相似的协议。

两个协议都是建立在妥协之上的。中国最初要求渥太华和罗马，必须首先承认共产党对台湾的主权。1949年以来，作为国民党总部，台湾岛日益成为经济繁荣、军事力量强大的实体。它的人口已增长到1400万。最后，两国发表了含糊不清的声明，承诺会“注意到”共产党的主权，但北京对此表示满意。加拿大和意大利承认了共产党之后，台湾立即与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意大利是北约中第7个承认北京的国家（ 其他6个国家为：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丹麦和挪威 ），这样，与华盛顿关系最密切的盟国中，直接反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家就占了一半。北约的另一成员国比利时不久也将承认毛泽东政权，此外，澳大利亚和智利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至今共有50个国家承认北京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马上，联合国将举行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代表们届时将对北京加入联合国问题进行投票。因为加入联合国一直被联合国看作是“重要问题”来对待，所以必须要求2/3的多数票通过，因此对北京来说，加入联合国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即使这样，如果大多数成员国给中国投赞成票，那么，作为反对中国加入的最高组织，联合国的处境将会很尴尬。

无论投票的结果如何，都会增大对华盛顿的压力，促使其修改对华政策。它首先要采取消极的第一步——停止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对华政策的最终改变将成为对中国最彻底的承认。

“承认”可以有两种意思。它可以是简单地认可一种实际的形势，而不作道义上的评价。正如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说的那样：“承认北京政府并不等于赞同它所做的事情。”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拒绝承认一个国家，是因为这个国家威胁着本国的和平和邻国的安全。许多非洲国家拒绝承认南非，是因为它否认黑人和混血人享有平等权利。美国承认了南非而没有承认北京，因此，它经常因使用双重标准而受到指责。因为在道义和现实之间很难做出选择，所以大多数国家避免使用承认作为评价一个国家的标准。

美国官方认为，蒋介石领导的民族主义者是最适合中国大陆的统治者，因此美国21年来一直拒绝承认毛泽东政权。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将会带来有利和不利两方面的影响。

有利影响：

1．可能会促使驻在两国首都的大使进行严肃的谈判——尽管英国和法国驻北京大使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联合国对中国给予承认，可能会使它承担更多的责任。有两个问题非常明显：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核裁军和越南问题的解决会非常困难。

3．真诚的关系会使两国增强联合反对苏联的实力。正如美苏勾结使中国感到焦虑一样，华盛顿和北京的密切关系使苏联可能采取更谨慎的政策。

4．美国承认中国将会使本国地位得到提高，尤其是在憎恨美国排斥中国的第三世界国家中。

不利影响：

1．美国对中国的承认将会增强中国的外交攻势，尤其是在亚洲，中国可能会企图逐步影响该地区的其他国家。

2．美国可能会因此被迫抛弃老朋友台湾。既然台湾的民主政府与毛泽东的北京政府存在的时间相同，那么使台湾疏远华盛顿并孤立于其他国家的动机只能说明，美国注重的是当前的政策而不再是公正。

3．对美国来说，最合理的选择似乎是既承认北京又承认台北。然而，“两个中国”的政策反而会激怒他们。台湾虽然不会与美国断交，但会提出谴责。北京也会批判这种动机，认为美国企图否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这样，美国面对的将是一个疏远的盟国和一个比以前更加对抗的敌人。然而，美国国务院所有汉学家们都认为，对华盛顿来说，最值得做的是逐渐向“两个中国”政策转变，并且，3年来他们一直提倡这种计划，而现在尼克松政府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上山下乡：1970年的变化

在中共执政后的20年里，由群众自己编排的节目成了中国最高的艺术形式。为了庆祝国庆，政府经常把成千上万人组织起来，高举旗帜排成整齐的队伍游行。全国的学生定期排练，甚至中国的生产劳动也成了表演的内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近8亿人都有着统一的装束：绿或蓝服装和一个红色的小本子——毛主席语录。

1970年10月，这种“人民的盛典”在北京举行的国庆21周年游行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以往的国庆，中国人都是用烟花和美妙的颂歌来庆祝，而今年他们用的是气球、绒线和绚丽的焰火。农村公社的拖拉机拉着大捆大捆的麦子在人群中穿过，象征着“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已经实现，表达人们的喜悦心情。

尽管国内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领导人还是制订了“伟大的战略计划”，也就是为以后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和教育生活制定的综合蓝图。虽然长远目标仍是实现工业化，但这项战略计划却提倡把城市工业转到农村，并号召一大批人到农村去，目的是搞活农村的经济。

至今，已有上百万的城市居民到农村公社参加劳动，其中包括学生、红卫兵、工厂工人和知识分子。“文革”期间，中国关闭了840所学校，当时大约有80万学生。现在，如此多的学生下乡搞生产，结果导致了十几所大学中的学生只剩下8万。北京的下乡活动使许多专家被迫成为赤脚医生和教师。

下乡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中国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到农村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粮食生产和基础工业。1970年粮食大丰收，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丰收的一年，大约有2亿吨，但这并没有使中国自给自足。据香港权威刊物《 远东经济评论 》报道，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率约为10%（ 以化工、石油、铁、钢和电力等为例 ）。另外，由于丰富的人力资源，一些主要工程也相继竣工。华中的几个省份动员近5000万工人建成了160英里的运河，途经湖南、安徽和江苏，把华中几条主要河流连接起来。在鞍山，2300名钢厂工人和家属在2.5英里的沿线上，用麻袋和脸盆传递沙子，为新钢厂建造地基。《 人民日报 》把这种场面描述成辛勤劳动的“蚂蚁筑巢”。

然而，实践证明了部分计划实现的困难。为了使全国在遭受到入侵（ 如苏联 ）的情况下能够自给自足，中国26个省和地区必须建立1种重工业，20种轻工业。工业分散导致了不良后果，例如，青海省的一个工厂制造出自己的“青海湖”牌卡车，而青海省大部分是沙漠，生活在那里的居民多是使用牦牛的牧民，因此不需要修路，也根本用不上卡车。

另外，全国上下都在不断地建立工厂，原料和产品也需要及时供应，但中国的分配制度明显不能适应这种形势。然而，北京不承认这个事实：“因为原料短缺而不能生产，”一篇备忘录中写道，“这种思想是一种懦弱懒惰的态度。”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73岁的周恩来身着朴素的中山装正在接待来访的客人，这些客人按姓名字母顺序站成一排。周恩来首先与加拿大乒乓球队队员握手，然后是英国和尼日利亚。最后，他停下来与美国队交谈，其中包括15名队员和3名随行记者，这是在近25年的时间里首次由市民和记者组成的美国访华代表团。“我们翻开了中美关系新的一页。”他对美国客人说。

……

有史以来，体育运动从没像今天这样在国际外交领域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乒乓球的名字是拟声化的，它需要精湛的技巧，并意味着主动出击和反应。因此，它也象征了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我在法学院时曾是很棒的乒乓球队员，”尼克松总统对他的助手说，“我是说，我非常擅长这项运动。”

……

微妙的变化，见证乒乓球外交

约翰·萨尔和富兰克·菲施贝克分别是《 生活 》杂志驻香港的总编和摄影师，他们在1971年4月随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6天的历史性访问，《 生活 》杂志全文刊登了萨尔的采访报道。

“我的第一感觉就像是踏上了另一个星球，”萨尔回到香港后这样对别人说，“至少在足足两天的时间里，人们不相信他们看到的一切。后来，才逐渐了解这个有组织的国家和社会——人们确实很穷，但看不出痛苦和饥饿。这个国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团结和强大，它的生存不是依靠政策或强制性的纪律，而是依靠真正的信念。没有人乞讨，也没有人受苦。”

“人们一律穿着蓝色的衣服，”萨尔说，“打扮得都很朴素。许多人的衣服上补着很多补丁，但没有一个人衣衫褴褛。显然，中国人是健康的。我没有看到太多的胖人。中国现在是一个健康的民族，大多数孩子正在茁壮成长。”

中国人的自信给萨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个对任何人都不会感到内疚的亚洲民族。如果你看着他们，他们就会毫不示弱地直视着你。他们看起来对自己的命运非常自信，并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奋斗目标。”他还发现，共产党中国的诚实美德依然存在。“我们到过一个地方，那里曾有人为了找给菲施贝克一分钱的零钱专门从三楼又跑下来一趟。”中国人的生活里充满了琐碎的手续。“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后，司机给乘客开的票据就多达4种，另外，还要填写一张表格，”萨尔说，“所以，花半小时与饭店结账是很常见的事。”

萨尔发现北京“风很大，天安门广场上满是灰尘”。他非常喜欢广场上俄罗斯—哥特式的建筑，因为它看上去“像是给10英尺高的人设计的”。北京的街道非常宽阔，但大部分时间都是“特别安静”，偶尔有一两辆无轨电车驶过。萨尔说：“大街上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自行车在穿梭，这是中国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每天早晨人们都会听到马嘶和自行车的铃声。”他发现北京是一座特别干净的城市。“人们从不乱扔垃圾，就像每天都能用光所有东西。不仅没有人乱扔垃圾，就连垃圾桶都很少看见，也许垃圾都被送到了能派上用场的地方。”

美国客人得知目前北京要进行一场效仿毛泽东长征的比赛，参赛的孩子们一大早就要步行到郊外去。萨尔说：“孩子们前进的时候不时传来哨子声，像军队一样。”在几百人的队伍里没有几个人拿着枪，孩子们也都没有穿着统一的制服。“这可能是一种错觉，因为我所说的现象都只限于城市。”萨尔谨慎地说。但他又补充说：“人们能够感觉到，中国就像一只健全的、运转正常的钟表。”

摄影师富兰克·菲施贝克回忆说：“无论到哪里，人们都非常热情、健康、脸色红润并且牙齿洁白。透过镜头，他们看上去非常高兴，和你握手的时候非常用力，你不得不鼓掌表示问候，或者躲开他们伸出的手。他们看到外国人时都显得非常高兴。中国翻译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中国。’他们似乎不知道目前国内外发生的事情或是否有更多的人愿意来中国。我们让他们放心，说会有更多的人来中国。”

菲施贝克和访问团里的多数人意见一致：周恩来“老练、英俊、聪明”。有一次，周恩来通过翻译告诉美国人：“现在请对我们国家提出批评。”他看到没有人说话，就说：“好，我说。那些摄影师不让我过去，必须得让人把他们推走。”所有的人都笑了。

菲施贝克认为，中国人在努力使美国人相信：中国欢迎世界各地的人民。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73岁的周恩来身着朴素的中山装正在接待来访的客人，这些客人按姓名字母顺序站成一排。周恩来首先与加拿大乒乓球队队员握手，然后是英国和尼日利亚。最后，他停下来与美国队交谈，其中包括15名队员和3名随行记者，这是在近25年的时间里首次由市民和记者组成的美国访华代表团。“我们翻开了中美关系新的一页。”他对美国客人说。

这种情形在两周前似乎还是难以令人相信的。多年来，中国一直存有惧外和反美情绪，而今，中国排斥美国的时代结束了，在美国人的面前也终于出现了和蔼可亲的中国总理。一直被中国人称作外国魔鬼的美国人，此时终于受到了中国学生的热烈欢迎。

20多年来，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互相敌视，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国家形成了一个对抗美国的集团，并引发了两场战争。而当美国乒乓球队来访时，中国的态度表明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他们精心安排美国以私人名义来访，并以此作为官方来往的途径，同时，他们对尼克松政府两年来发出的外交信号做出了反应。

有史以来，体育运动从没像今天这样在国际外交领域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乒乓球的名字是拟声化的，它需要精湛的技巧，并意味着主动出击和反应。因此，它也象征了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我在法学院时曾是很棒的乒乓球队员，”尼克松总统对他的助手说，“我是说，我非常擅长这项运动。”

周恩来对美国的讲话发表之后，尼克松就美中贸易也发表了讲话，其主要意思是允许美中贸易建立在与美苏贸易关系大致相同的基础上。这项决定是两星期前做出的，但宣布的时机取决于事态的发展。尼克松总统说，美国将欢迎中国客人，清除美国商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货币限制，允许美国公司向驶往中国的轮船和飞机提供燃料，授权美国轮船和飞机运载中国货物，允许那些所有权属于美国但插外国旗的船只访问中国港口。他还透露，政府草拟了美国公司可以直接向中国出口的非战略性商品清单。但一些向苏联出口的商品对中国仍然实行禁运，因为这些商品的技术含量比中国的高。即使这样，美国下一个10年与中国的贸易额仍会增长到数亿美元。

正如尼克松所说的，目前讨论有些问题还为时尚早，如美国对北京的承认、共产党军队把蒋介石赶到台湾而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等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会突然改变其性质和奋斗目标。即使这样，仍会出现各种困难。作为一个不再孤立的国家，中国在世界上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苏联人是否会失去理智？美国是否会支持北京反对莫斯科（ 这是一种危险的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想法 ）？世界格局是否会成为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三足鼎立之势？或者成为包括东京在内的四国对峙的局面？中国的态度是否会影响到越战？大部分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得出答案，但沉闷的僵局最终还是被打破了，世界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这种打破僵局的方式也许会带来新的风险，但与过去的瘫痪状态相比，前者似乎更可取。

简而言之，乒乓球的伟大使命会把大国之间过去的争夺变成一项全新的竞赛，它错综复杂，令人着迷，并很可能影响到今后几十年的国际关系。

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对中国与西方关系的缓和做出了不同的反应。英国认为“东风是友好的”，而莫斯科的《 真理报 》对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没有做出什么报道。虽然苏联没有发表意见，但从过去的社论中可以判断，它强烈抗议中美以苏联作为代价进行“勾结”。在台北，《 中国时报 》用比喻的手法警告美国说：“中国共产党笑里藏刀。”

两周前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第一次出现了美国队访问中国的微妙迹象，当时中国人突然令人吃惊地问道：“美国人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请，自费进行为期一周的中国之行吗？”美国队的回答是：“非常愿意。”

美国人经香港来到中国大陆，乘着一辆绿色的列车驶向广州。他们走进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每个角落里都能听见激昂的音乐和宣传性的消息，到处都有毛泽东的宣传画，甚至在饭店的休息室里也不例外。随处可以看见友好的中国人，他们微笑着，并挥手表示欢迎。其他国家的代表队也同时来到了北京，并受到了同样的待遇。显然，中国人是带着政治色彩来观察美国人的。

在广州的白云机场，客人们登上了机场内唯一一架飞机，由苏联制造的“伊尔-18”，直飞北京，机上乘务员都穿着用卡其布做的衣服。当美国人抵达北京时，那里还是寒冷的冬天，并且，建筑物都是褐色和灰色。美国人被带到新侨饭店，吃了一顿豪华的开胃品。由于没有经验，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正餐，却看见服务员又上了9道菜。“我们吃下了令你们难以相信的饭菜。”康尼·斯威里斯说，“有鱼翅汤，饭后甜食是一道汤，里面有一整只鸡。实际上，我过去已经习惯这种饮食方式。”

中国人把美国乒乓球队称作“美国人民”，听起来非常普通，但与“美国政府”有严格的区别。当美国球队出来活动时，一位随行记者发现，中国人对来访的美国人“有极大的兴趣而没有敌意，如果这种表情不是一种好奇，就是一种友好的欢迎方式。中国政府一定已经接受了这一事实。”实际上，新华社谨慎地向读者报道：“中国和美国的人民及队员友好相处。”

美国人提议要参观中国的长城。他们乘着汽车，穿过路上的卡车、自行车、马车和行人，两个半小时之后到达了目的地。站在有2400年历史的城墙上，斯廷霍文感慨道：“我见过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哈德里安墙，但和长城比起来，它简直就是一粒石子。”回首都后，客人们又来到清华大学，考温和一些年轻队员与学生们打了几场乒乓球。来自克莱斯勒公司的斯廷霍文还应邀驾驶了由学生们自己制造的卡车。他说：“我很佩服他们，因为铬的质量和电弧焊接的珠子都很好，简直是工艺高超”。“我驾驶得不太好，并且很害怕，可能是因为有记者在，又怕撞到人，所以好几次车都熄火了。”

球队里最热情的一位是19岁的约翰·坦尼希尔，他宣称：“毛泽东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道德和思想领袖。”这使他的队友们很尴尬，因为不理解他的话。寒冷的天气让坦尼希尔生病了，感到头疼，胃也不舒服。

美国客人们发现，即使在赛场上中国人也非常谦逊有礼。比赛在北京现代化的体育馆里进行，观众有1万8000多人。当穿着蓝色球衣的美国人向中国队员进攻时，观众们热烈鼓掌。一面旗帜上写着：热烈欢迎美国乒乓球代表队。美国队正在考虑该如何表示感谢时，穿紫色喇叭裤的格伦·考温随着广播里的音乐跳起了迪斯科，而这些音乐他并不熟悉，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向前进”。

据美国人了解，乒乓球赛在中国有自己的规则。首先两队要挽着手臂走进场地，然后再开始比赛。但球桌在哪儿？突然，大约有50名穿着红色衣裤的中国大人和孩子随着音乐跳着舞进入赛场，他们手里举着球桌和绿色的球网。两队开始比赛，头戴红色发饰的考温显然非常受观众欢迎。“比赛给我们的印象是，中国人努力不让我们因为比分悬殊而感到尴尬。”蒂姆·博根说。比赛结果确实没有让我们尴尬，中国男队和女队分别以5比3和5比4战胜了美国队。之后，比赛双方交换礼物，美国队送给中国的是钢笔和裁纸刀；中国队送给美国队的是“双喜”牌球拍和乒乓球。然后，两队手挽手走出了赛场。

这场乒乓球比赛的主要目的不是比赛本身，而是为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队进行的一场热身运动。他们先去了颐和园，这是19世纪中国的一处休闲花园，接着又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一位队员说这里像是纽约的都市艺术博物馆。

最后，访问团被带进了接待大厅，围坐成一个圆形，等待着周恩来总理的到来。周恩来进行了正式的致辞，其主要内容是说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接下来的1小时45分钟的时间里，周恩来这位主人显得既愉快又活跃。他说了一句中国的古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又说：“过去，许多美国朋友到过中国。你们这次开了一个好头，以后会有更多的美国朋友来中国。”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现在可以允许美国记者来采访？周恩来做了肯定的回答：“但他们不能一次都来，可以分批来。”

考温问到总理对美国的嬉皮士运动有何看法时，周恩来回答：“也许年轻人对现状不满，他们要寻求真理，因此，一定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形式，但这只是一种过渡时期。”

在首都的最后一个晚上，访问团应邀观看一场京剧《 智取威虎山 》。第二天，让他们感到幸运的是，天气非常好，因为中国的民用飞机只能在天气状况好的条件下飞行。访问团乘飞机飞往上海。队员们在那里又进行了一场比赛，并吃到了熏鸭和米酒，又可以专心游玩了。之后，他们参观了一个公社和一个工业展，并又一次上街购物。斯廷霍文不经意地向服务人员提起，他要给妻子买中式服装，但是没有时间。“他们早晨7：30来到房间，带着几卷丝绸，两个翻译，两个裁缝和一个小女孩（ 和我妻子身材相似的模特 ）。”他们当场制作衣服，要价60美元。队员们离开上海前，又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印尼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称好客的中国人使用的是“面条外交”。

美国客人从上海起飞，两个半小时后到达了广州，但飞机有些晚点，因此中国主人们推迟了革命芭蕾舞剧 《 红色娘子军 》的演出，这是为了庆祝本月在该地区召开的出口商品展销会而安排的。晚上11：30客人们吃了一顿10道菜的晚宴。本周末，在中国尝到了当地特产的滋味之后，酒足饭饱的美国客人非常高兴，他们带着礼物，穿过短小的钢架桥回到香港。

尼克松对华新观点

华尔街律师理查德·尼克松1966年曾到亚洲访问过他的客户百事可乐公司。回国之后，他在《 外交 》季刊上发表文章说他要精心准备1968年的竞选。“从长远来看，”尼克松说，“我们不能使中国永远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

尼克松上任刚刚15天，就下令要仔细研究美国的对华政策。副国务卿马歇尔·格林是拥护转变对华政策的人之一，他确信对华需要采取新的政策，这种想法在他1961～1963年任香港总领事及后来任驻印尼大使时就已经产生。总统顾问亨利·基辛格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对美国因缺乏与华充分接触而在中苏争端中支持苏联这一事实感到不满。他和尼克松达成共识，认为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苏联的主要敌人，而中苏两国才是互相最仇恨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到了政策转变的可能性，同时，尼克松开始缓和华盛顿对华的强硬政策。

美国于1969年夏季采取了第一个步骤，允许美国游客可以带回价值100美元的中国商品。同时，尼克松还解除了禁令，宣布允许美国人以合法的理由游览中国。不久，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时，对华的新政策进一步得到确立。他宣布，美国将根据对外政策而不是国内政治来对待共产党国家。既然这次讲话是在北京的友好城市贝尔格莱德发表的，那么它就成了总统向中国发出的明显信号。到年底，政府取消了进口额限制，并宣布允许美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可以与大陆进行非战略性商品的贸易。

1970年，美国授权可以有选择地向中国出口一些商品，允许美国石油公司向驶往中国并装有外国石油的船只提供燃料。去年10月，尼克松在华盛顿举行，有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参加的国宴上，称中国大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而，总统最重要的信号也许是从关岛发出的，在那里他阐明了尼克松关于美国的军队将逐步撤出亚洲大陆的想法。接着，他讲到要从越南撤军，缩减在南朝鲜的军队，并结束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尼克松在1970年作的“世界局势报告”中，称中国人是“伟大而充满生机的民族，不应该处于孤立地位”。

作为一个得到反共势力深深信任的共和党人，尼克松自信地做出了上述举动，而没有过分担心国内政治因此会遭到破坏。但是总统的建议对国内似乎没有产生影响。例如，取消护照限制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中国人除了几个老朋友，如既是作家又是记者的斯诺之外，对其他人拒绝批准签证。“中国仍然认为我们是魔鬼，并继续排斥我们，”尼克松抱怨说，“我们在努力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但仍没有改变北京对我们的敌对情绪。”

1971年6月，在尼克松主持的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他面前的桌上摆着厚厚的三卷书。“先生们，我已经读了所有这些资料，”他说，“我希望你们也读一读。”这三卷书经过了基辛格及其下属们的仔细研究，并探讨了外交承认问题，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及贸易与旅游问题。总统对前两类问题没有迅速采取行动，而对资料中关于贸易和旅游的部分做出了反应（ 允许美国轮船访问中国港口或乘美国飞机到中国旅游 ）。这样，当中国又要求美国做出让步时，他迅速采取了行动，这一点受到了外交官和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

对美国来说，这种局势将带来3个主要问题：

1．中国和越南。中美关系的好转对印度支那战争意味着什么？一种观点是，好转的关系对美国会大大有所帮助。持这种观点的美国人推测，周恩来曾在南越与老挝冲突期间访问过河内，他发现北越因遭受严重打击而没有精力维持战争。因此，周恩来的最佳方案是公开与美国接触。所以说，北京能够帮助华盛顿实现对越政策。在西贡，有这种想法的人越来越多，而白宫的助手们则希望这种非常不可能实现的想法是正确的。

还有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只有南越战胜了老挝，中国才有可能接近美国，但他们不一定要背叛北越。“我们从军事胜利的铁钳中夺取了外交胜利”。一位美国官员说。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人现在深信，美国无论如何都会从南越撤军，并且，河内也会赢得南越的反对派。这样，中国就不会为了使北越在巴黎和平谈判中比较容易操纵而对其施加压力。然而，北京可能会希望，通过与华盛顿进行直接联系，会更有利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

2．苏联对目前局势的反应如何？华盛顿促使苏联放心，美国新的对华政策不是直接针对莫斯科的。然而，美国的大多数苏联问题专家认为，苏联对主要敌人之间关系的缓和一定会有所警惕。直到现在，苏联在中美关系中处于一种独特而隐蔽的地位，因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仍存在敌对关系。华盛顿的举动使苏联现在必须迅速重新估计自己的地位了。

西方较乐观的态度是，为了抵制中国，苏联对西方会更加友好。东欧各国则希望，由于对中国投入越来越大的精力而使苏联无暇顾及东欧的态势。然而，如果苏联确实有所警惕，它们就会需要更多忠实可靠的华约国家。苏联对东欧的态度一方面说明它将如何看待变化的局势；另一方面也说明，苏联对两个重点地区（ 柏林和乌苏里江上的中苏边界 ）的立场可能会受到影响。

3．联合国代表权。在过去的21年中，美国一直带头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而美国现在的举动却似乎是无利可图的。去年，阿尔巴尼亚提交的关于吸收共产党中国而开除国民党的提案首次获得了多数票——51比49。但是，这一计数不满足联合国规定的“重大问题”所必需的2/3多数票条件。但是，如果今年大多数成员国反对把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作为“重大问题”的话，中国就有加入联合国的可能性了。

对于尼克松来说，这种可能性将促使他做出重要的抉择，因为他有三种解决方案：第一，设法争取反对票来继续反对阿尔巴尼亚提案；第二，对目前局势的发展置之不理，把台湾开除出联合国；第三，宣布同意北京代表大陆中国加入安理会，但唯一的条件是，允许台湾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留在联合国。

尼克松准备访华

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激动的时刻。它对一个人来说是个罕见的人生经历，因为他能够亲自参加翻开历史新页的重要活动。

——亨利·基辛格

这个消息立即就被所有的人所知晓，这在麦克伦尼斯克时代似乎有些夸张。长时间以来，人们猜测和非正式的消息层出不穷，最终消息被证实了。1971年的一天，在仅仅90秒的电视节目中，尼克松总统宣布改变战后外交政策中许多重要的假想和样式。总统将要于5月份之前到北京，去会见中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访问计划已由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于一周前在秘密访华时，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安排妥当。

总统表示，与中国领导人会见的目的是“寻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边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这种表示立即导致诸多方面的反应。英格兰前驻联合国大使洛德·卡拉顿称：“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是我一生所经历的最激动人心、最令人鼓舞的事件。”北约新秘书长、荷兰人约瑟夫·伦斯附和道：“这是世界历史中重要的时刻之一。”

尼克松和基辛格是一起乘坐直升机由素有西部白宫之称的圣克利门蒂来到伯班克市一家电视台的，在那里他们为“大家笑”娱乐节目录制了节目。他们知道，尽管十分慎重地宣布这个消息，但还是引起了世界的惊愕。带着4名助手，他们兴致勃勃地立即来到了贝林诺，这是洛杉矶一家豪华的酒店，尼克松愉快地与站在人行道旁的人们握手，而他的随员们在酒店内用40美元一瓶的罗斯才尔德酒（ 1961年产 ）进行庆祝。同样，基辛格也感到十分快活，在外交经历中辉煌的顶点，他享受着成为全球瞩目人物的幸福时光。这个外交事件的重要影响，是绝大多数的教授们只能在图书馆阅读才能体会得到的。

尼克松的自鸣得意是十分恰当的。除非发生一些不可预见的事情会使他取消这次旅行，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尼克松将成为自毛泽东的革命者于1949年推翻蒋介石政府，并把他从大陆赶到台湾岛后，首位访华的西方领导人。他还将戏剧般地打破美中两国官方之间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疏远状况。当然，双方盲目拒绝直接打交道并不现实，并且看来，尼克松的提议也只是一笔长期的“欠债”；它对于两国来说是“换位”的最佳时刻。然而，尼克松做出这个决定还颇需要勇气和决心。仅有关举行中美首脑会晤的消息就将影响到许多国家之间的关系，使其或多或少地要面临新的前景。

不仅如此，中美首脑会晤可能将导致解决越南战争问题的方法出现，噩梦般的越战充满了血腥且旷日持久。会晤可能还有助于解决（ 尽管可能很缓慢 ）其他特殊的问题，比如妨碍中美接触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地位；北京进入联合国；建立外交关系等。经过前所未有的16个小时的会谈，基辛格和周恩来在协商与和谐的气氛中，就尼克松访华取得了一致意见，这意味着在上述绝大多数问题上都已取得了进展。否则，任何一方都不会期待能把双方关系的热度提高到最高峰会的水平。

对于尼克松个人来说，这位整装待发的美国总统有机会作为一个和平缔造者的姿态出现，尤其是在他面临1972年秋季再次投入大选之前，需要制造一个浩大的气势。这虽然可能具有讽刺的意味，却很恰当。但前提是这位曾把政治生涯中的大部分都用于热心反共的仁兄，能够戴上促进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历史和解的领导人的桂冠。尼克松态度的转变是一个渐变，但令人难以琢磨的过程。在韩战期间，他曾要求轰炸中国；在不到两年以前，北京的领导还攻击尼克松是“一个狡猾奸诈的阴谋家和刽子手”。然而，他不久就将在北京的大街上接受掌声，步行通过天安门，并与毛、周同桌共餐。

尼克松访华如果如期成行，将会出现一个基本的（ 或者甚至是昙花一现的 ）可能性，即双方立场的不一致性，而那将给世界新近出现的希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美国前驻日本大使埃德温·雷切尔警告说：“美国人民不要马上对此寄予过高的希望。不论我们是恨，还是爱它，我们对中国都过于诚惶诚恐了；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既不仇恨，也不惊喜。”

台湾痛苦地感到美国与中共关系进入佳期对其构成了威胁，有足够的理由担心自己的利益将被牺牲。沈剑虹大使公开抱怨说这是“一笔交易”，并以个人名义向华盛顿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台北的一项声明称，国民党仍将决心“光复中国大陆”，并“决不向任何压力或暴力屈服”。一向把自己视为居亚洲主导国家地位的日本，公开表示赞同尼克松访华，但私下里却对中国对日美、日韩关系构成的潜在挑战持保留态度，同时宣称这是台湾的末日。而南越总统阮文绍和外交部长陈文林则又是担心，又是窃喜。他们说：“我们并不希望（ 尼克松 ）访华，但将来有一天我们不得不与我们的敌人实现关系正常化时，那就不一定了。”因两个主要敌人之间进行结盟，而受到重创的莫斯科，到目前为止仍然保持一种不祥的缄默。苏联塔斯社只是播发了这条消息，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然而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对此心醉神迷。在巴黎，《 法兰西晚报 》在头版头条报道了《 尼克松的惊人之举 》，并宣称尼克松的决定“将使国际局势朝着不明朗的方向发展”，“不久将带给每个人以和平，而且不附带招降纳叛，或屈辱的条件”。罗马的意大利国家广播电台将此消息称之为“具有轰动的效应”；而与此同时，南非约翰内斯堡的《 明星报 》热烈欢呼这一发展，称“它是世界在向着有保障的和平方向，艰难爬行过程中最需要的前进动力”。

世界范围内对于尼克松与周恩来会晤的时间安排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为了使北京首脑会晤能成功举行，各方在对所有计划安排的保密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并各自做出了可能的让步，美国官员拒绝对此进行澄清。在整个政府中，只有寥寥十来个人被告知基辛格被派往北京。这些人当中包括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及其几名助手，还有美国驻西贡大使埃尔斯沃西·邦克。而国防部长麦尔文·拉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均在“被蒙在鼓里者”之列。

基辛格的旅行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始于尼克松的总统任期开始的几个星期。总统不声不响地、有计划地开始发出外交倒退信号，以便向北京显示，美国想要实现关系正常化。其实此举是他蓄谋已久的；大概早在1970年，他参加大选之前，就曾暗示过他将放弃其早先的反对北京的立场。他在《 外交事务 》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断言，“美国任何的亚洲政策必须迫切地根据中国的现实来制定。”现在，作为美国总统到海外旅行，尼克松就是想告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他想开启与中国人的对话。他曾经让法国人和加拿大人作为中间人。但最后管用的是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唯一一位与苏联和中国都相处得来的共产党首领。

政府在其公告中做了一些重要的改变。1969年夏季，国务卿罗杰斯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在讲话中要求缓和与中国的紧张气氛。1970年，自从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之后，美国破天荒地在总统文件中把中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此取代“共产党”或“红色”中国。总统在向齐奥塞斯库总统致祝酒词时，再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政府的用意十分清楚，就是“我们将不受历史的约束”。这也意味着在印度支那也是如此。也许这也是向北京发出了最为关键的信息，就是尼克松想撤出越南！

策略性暗示

起初，中国方面并没有做出反应。但是到了1969年底，中国发出了多次明显的信号，表示对此有兴趣。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同意恢复华沙谈判。华沙谈判始于1955年，其目的是寻求和平共处的途径。即使美国侵略柬埔寨的时候，会谈也只是中止，并没有取消。与过去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反应相比，北京此次的反应是异常谨慎的。就连对老挝的入侵也没有使中国感到过分不安。而这个时候，北越人却显得忧虑不安，对他们盟友的温和举动做出了示警的反应，为此，周恩来率领一个代表团到河内去安抚他们。

1971年4月，中美交流进程的启动具有戏剧性。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北京；美国放宽了对非战略物资的贸易限制。“老中国通”埃德加·斯诺结束北京的旅行后，带回了一条消息，这篇刊登在《 生活 》上的文章说：毛主席希望尼克松访华，而尼克松此前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希望到中国去。毛泽东向斯诺策略性地暗示，鉴于政治原因，尼克松最好在1972年5月之后的某一时间访问中国，而事实上，他希望明年尽早成行。

也是在这个月，尼克松对基辛格的中国之行计划做了周密细致的研究，对外绝对保密，以便能给双方的筹划以足够的空间，不至于出现尴尬的局面。由于担心可能出现的泄密情况，尼克松和基辛格并没有在椭圆形办公室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总统每天要在那里接待来访者，而改在隔离措施更好的林肯办公室。虽然中国问题专家意识到要出现重要的政策调整，但他们一直被蒙在鼓里。事实上，在尼克松同北京接触之后，中国问题专家的圈子里出现抱怨之声，认为此举是不适当的。

就这样，基辛格得以开始了他的外交冒险（ 表面上是关于越南战争的五国之行 ），由巴基斯坦飞往北京。由于假称肠胃不适，他此行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他抵达北京之后，感觉到周恩来迫切希望见到尼克松。但是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则使人确信，即将从首脑会晤中得到好处的双方，仍然使事件保持神秘的色彩。事件顺利进展的不确定性是毋庸置疑的，它迫使这一切都不得不在暗中进行。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有关宣传将会导致计划告吹，并且将来也无法再次进行这类的尝试。

可以肯定，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次非同寻常的外交冒险，具有巨大的冲击力，至少在以下3个特殊的问题上：

越南战争：尼克松总统在声明中没有提到越南，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出访与潜在的解决（ 越南战争问题 ）方法并无任何关系。河内坚持独立，并一直期待莫斯科来填补北京可能中断而出现的军需供应的空白。然而中国仍然保持着影响力，因为它现在以及过去都在战争中帮助过河内。越来越多的中国观察家确信，北京的领导人已对时间、金钱以及物资的消耗感到厌倦，非常渴望能够集中精力建设他们自己的经济，并同边境地区部署的40万苏联军队进行对抗。另外再加上他们担心美国还会在战争的阵地上出现，这使共产党的军队感到严重不安。

基辛格很可能向周恩来保证，当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美国将恪守撤军计划，停止一切主动的军事进攻行动。作为回应，周可能也同意要求河内寻找一个非占领南越的解决办法。由于信任，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周也许还向基辛格保证，中国希望参加一个新型的日内瓦式的会谈，就结束整个东南亚地区冲突的办法进行谈判，这样就可以从苏联那里夺回主动权。

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在电视讲话中明确地提到了美国与台湾的条约的责任，他建议“我们的行动是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但不会以牺牲我们的老朋友作为代价”。然而，尽管美国对台湾的防务责任仍是合法的，美国的台湾情结依然强烈，但蒋介石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是很小的。把蒋当做中国的领袖早已没有什么意义了。美国不能无视台湾是亚洲一个拥有繁荣的自由经济，拥有最大的非共产党军队的事实。然而，美国在这个岛上实际的军事和政治赌注是很有限的。最近，国防部提出限制在冲绳部署核武器，因为当冲绳归还给日本时，有可能出现向台湾转移核武器的情况。华盛顿其他官员对这个想法不以为然，因为在政治上不可能，在军事上没必要。如果需要，这些武器更容易转移到关岛。

但是中国认为台湾是其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因此在原则上的斗争是激烈的。最可能的解决办法是美国同意中国坚持的从台湾撤出其毫无保留意义的9000人的军事力量。

坦率地讲，华盛顿现在认为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是可以牺牲和不牢固的。美国未必可能投票赞成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或者把台湾从安理会驱逐出去。但是它会适当地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中国的入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需要获得联大2/3的赞成票，而仅仅作为一个程序问题，只需简单的多数即可。

美国是63个仍然承认台湾是中国合法政府的国家之一。当尼克松与周恩来和毛泽东会见时，他将切实承认（ 如果不是技术性地 ）北京政府。如果会谈进行顺利，一些后续的外交行动似乎不可避免。虽然它将低于大使级的水平，目的是免得出现程序性问题，但一些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将着手进行这项工作。这与全面的外交承认的区别主要在于给人造成错觉。

尼克松将面临的情势

与那些问题的难度和意义相比，更重要而较容易对付的问题可能会显现出来，它们之间不管是谁都可以如想象的那样，瓦解尼克松与周恩来对话，对长期以来为建立一种工作关系而孜孜以求的策划行动提出否定的看法。苏联会有什么问题？它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比中国要大很多的影响力，它一定会对中美在任何层次的合作心存疑虑。中国新近外向型外交行动的主要动机似乎是表明它渴望加入大国间的棋类游戏，以试探其共产党邻国的愤怒程度。苏联上周从印度洋的海军基地向新加坡港派出了一艘军舰。美国给予中国最明显的是大国的地位，而且是在中国具备名副其实的经济、技术或政治的实力之前。

西方研究苏联政策的专家确信，莫斯科各派别对于如何针对尼克松把触角伸向东方内部的举动做出回应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强硬派似乎认为美国已经显现出本色，并不能令人相信，因此为什么寻求达成苏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或者在柏林迁就西方，削减驻欧洲的军队呢？根据计划，周恩来今年秋季将访问一些巴尔干国家，其中包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莫斯科将会要求其东欧卫星国更加严格遵守“纪律”，以借此防止出现新的倒向中国的情况出现。美国的行动可能也无意使一些具有独立意识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日子更加难过。

然而，在一些主要的领域，越来越实际和富有进取心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将会更胜一筹。与其像中国那样缩手缩脚，自我孤立，还不如恢复自己的和平攻势，扩大对西方的影响。这些苏联领导人认为，武器限制对苏联十分有利，不能轻易结束。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与中国或美国进行对抗的想法。对他们来说，同时应对两条战线的现实战争的可能性是不可想象的。苏联将向何处去？真实明确的信号将来自于已经恢复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次要问题是北京宣称自己是唯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是美帝国主义的敌人，与此同时，它还能谴责莫斯科拍美国的马屁多长时间呢？华盛顿－北京言归于好可能会使各地的“新左派”的幻想破灭，使莫斯科在与北京的意识形态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美国的考虑对日本产生的冲击力也是十分巨大的。日本最大的一家日报——《 朝日新闻 》把尼克松访华称为“20世纪最大的外交冒险”，佐藤内阁对他的朋友没有就这样一桩涉及后院安全的重大事件与之进行磋商而感到十分惊诧。日本仍然对其庞大的邻居保持戒心，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政府限制与中国扩大交往。日本政府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美国总统访问北京，而日本右派的宣传几乎使访问或者进一步亲近东京成为不可能的事。

中国会从这一切中获得什么呢？这是一本万利的交易，当然北京希望有一种环境能够在国际事务中显示出其丰富的经验，和与苏联打交道的力量和影响。77岁的毛主席是一个老革命者，他可能要为实现其最后的抱负而志在一搏：再次使台湾与大陆统一。

那么尼克松又意欲为何呢？至少会在20世纪的历史教科书中增加新的一页。可以想象，他还会因试图以帮助建立“和平一代”而获得永久的名声。目前，他已经为美国重新树立了一种外交方面的首创观念，并为自己的战略施展赢得了更大的自由，使国内的反战批评者更加难以在他北京之行以前对他进行攻击。这一切幻想都将会破灭；国际形势激烈的变化也会使世界进一步失去平衡，倒向冲突。但是除了那种可能性之外，尼克松已经切实地改善了再次参加大选的条件。如果他像自己许诺的那样结束了越南战争，并在外交方面赢得更多的分数，他将会有足够的本钱抵消国内对其日常事务处理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7月，国内绝大多数人对尼克松的决定的反应是热烈拥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异乎寻常而又热情洋溢地表示：“我很吃惊，也很高兴和快乐。”多年来一直对尼克松政策持批评态度的重要人物之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宣布：“我为总统的想象力和判断而欢呼。”共和党基本上一致欢迎尼克松的决定，参议员惠普·罗伯特·Ｐ.格利芬将之称为“一项震撼人心和充满希望的进展”。只有为数不多的保守派议员对此提出了抗议。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人士皮特·多米尼克将其形容为“灾难”，他攻击最高会晤说：“罗斯福这样做了，我们有了雅尔塔；肯尼迪这样做了，我们有了柏林墙和古巴导弹危机。”专栏作家威廉·小巴克利抱怨说：“罗斯福要求去柏林同阿道夫·希特勒饮酒共餐可能还犹豫不决，但是我们马上就要那么做了，所有不能容忍希腊陆军上校的自由主义者都会高兴得跳起来。”“越南——向胜利进军”委员会主席卡尔·麦克因泰尔牧师指责尼克松“已经放弃了一切道德准则，就如同上帝与魔鬼举行高层会晤”。

显然，美国一些保守分子即将为蒋介石而进行一次口头“维护旧制度的努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宣布尼克松与周恩来会晤之时，正值蒋介石的美国支持者确定的“自由中国周”。但是尼克松的反共信条使其比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党总统更容易受到攻击。除此之外，保守的尼克松行动的批评者将可能没有发泄政治上遭到挫败的机会。部分原因是他们完全没有国际事务经验。不论是罗纳德·里根，还是乔治·瓦勒斯，都不希望挑战一个已经或将要结束战争的尼克松。尼克松过去在取消学校种族隔离政策和法律与秩序等问题方面与保守派进行过无数次的友好合作。尽管如此，一些政治家坚信斯皮罗·阿格纽副总统的地位已经因尼克松的行动得以巩固。他倾向于保护反对尼克松的右翼；今年4月，他直言不讳地反对乒乓外交的行动。抛弃他将对尼克松的右翼造成更大的伤害，可能会使部分选民对选举变得毫无兴趣，袖手旁观。

访华影响力

1971年7月，尼克松政府按捺不住踌躇满志的心态，对早些时候由总统即将开始的北京之行所引发的陶醉感和恐惧感进行仔细的评估。尼克松向国会领导人及内阁作了简明扼要的部署。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分别与一些感到最紧张的国家和地区的大使们进行了磋商，包括台湾、日本和苏联的大使。所有的会谈都坚定地表明：除了会谈，长期交恶的中美两国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一项来自白宫的指示甚至命令华盛顿的官员们不要与新闻记者讨论与最高首脑会谈有关的安排、日程或政策意图。不仅是北京坚持要求保密，据称共产世界通常会对美国媒体的任何猜测性报道作出正式反应，所以一条错误的报道将会给敏感的会谈招来“杀身之祸”。事实上，美国政府的施压活动恰好收到了相反的效果，勾起人们的好奇心。在公开文明的社会中，总统关于这一重要行动意义的戏剧般的阐述是恰当和必要的。非寻常的新闻封锁会导致胡乱猜测，甚至给顺利举行最高级会晤带来更大的危险。

在通往北京曲折的道路上，美国外交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台湾的国际地位，特别是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但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华盛顿－北京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的合作具有哪些潜在的影响。华盛顿试图否认尼克松的北京之行与结束战争有任何的直接联系。尽管这样，大约一年以前，罗杰斯在东京接受电视采访时宣称：“共产党中国是未来印度支那的一个核心因素。如果他们能够明智地就此谈判，我们认为，我们会很快地制定出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显然，这种想法在目前仍然具有诱人的魅力，一些有关解决战争的问题极有可能会成为北京最高级会晤的一个内容。诚然，亨利·基辛格和周恩来在为时16个小时的秘密会谈中谈及了战争的问题。至少，基辛格一定会勾画出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事实脱离接触计划的轮廓。尼克松在北京受到热情欢迎的时候，共产党与美国在一边发生激烈战斗的可能性不大。

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方面在于对苏联的影响。华盛顿把尼克松总统访华置于全球的视角中考虑，强调美国并没有忽视在防止核战争方面，它与苏联关系的重要性。然而，一支外交小步舞是必须要跳的。对于华盛顿－北京的缓和，莫斯科显然并没有发出警告，它并不寻求美国对此做出解释，而罗杰斯也不愿就此召见苏联大使。但是安纳托利·多勃雷宁例行的事务性地拜访美国国务院，给美国官员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机会。多勃雷宁被邀请到了罗杰斯的办公室。两人一共谈了5分钟。罗杰斯向多勃雷宁证实，尼克松在宣布访华的讲话中所说的“并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就是指苏联。尼克松还说：“如果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敌人，任何国家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朋友。”

对于中美关系的解冻，苏联继续做出保持沉默的反应。苏联报刊只是刊载了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批评北京“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言辞并没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的讲话那样尖刻。他在莫斯科会见来访的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策奇时直截了当地提请他注意，美苏正在赫尔辛基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当今世界上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谈判”。这也许是在暗示，苏联人可能会对尼克松访华做出反应，方式是寻求与西方在谈判中对自己更有利的条件，而不是变得更加好战。华盛顿私下推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可能会使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走到一起，共同签署，甚至在尼克松赴北京之前，举行美苏最高级会晤。

《 纽约时报 》在东京的记者发现，北京最高级会晤在日本也产生了强烈的效应。长期以来把自己的政治声誉的赌注押在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因为华盛顿在进行冒险之前没有向其通报而丢尽了脸面。“我们也会保密的。”他抱怨说。东京的批评家要求佐藤辞职。为了自保，佐藤也提出要去北京，以图使日本在对本地区的任何安排中得到发言权。要求摆脱美国，拥有更大独立的民族主义情感被煽动起来。关注中日贸易新动向的多家日本公司取消了计划之中的日台贸易大会，有五六家船运公司称，它们不会继续从事与台岛的定期航运。显然，如果新的商业机会被开辟出来，它们都想成为中国的朋友。

尽管如此，在北京和台北之间做出任何选择对日本来说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并且佐藤还暗示，他并没有准备抛弃蒋介石，特别是台湾的联合国成员地位。“我们怎么可能抛弃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忠实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国家呢？”佐藤问。“为了承担我们的应尽义务，作为世界上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我们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信誉。”

美国的主动行动不仅会把日本和中国拉得更近，也可能导致出现削弱东京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副作用，强化日本要求拥有自己的核导弹的企图，以威慑北京。

尼克松出访这一重大的冒险活动对国内的政治影响远远不能确定。民主党人当然对战争问题采取守势立场；他们面临尼克松将成为1972年的世界级政治家和和平缔造者的可能性，这一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未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看来只有为尼克松的阴谋鼓掌的分了。共和党议员、主张全面战争的堂吉诃德式的候选人皮特·麦克劳斯基显得更加孤独无助。

这种情况迫使民主党人把出路选在国内经济及其他被忽视的问题，还有尼克松的个人问题上。在一次于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的由14位州长参加的会议上，共和党人表现出他们对尼克松再次竞选前景的担心。密歇根州长威廉·Ｇ.米利肯说，尼克松计划访问北京“是一个阴谋。但是1972年的经济状况将会影响到尼克松先生领导密歇根以及全国的能力”。密歇根的失业率是9％；其他的州长则表现出对农民过低的收入以及通货膨胀的担忧。的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6月生活消费的物价指数上涨6％，为近15个月来增幅之最。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承认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中“收效甚微”。

访华前的一个插曲

当中国领导人向中美关系之门跨出了现实的一步时，他们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努力，并且不得不与军事盟国进行不屈不挠的谈判，使它们相信中国与主要的敌对国的关系并不乐观。但解决尼克松访华问题要比上述谈判困难得多，因为它需要复杂的外交手段，而中国似乎能够胜任这次挑战。

为了得到盟国的信任，中国在新闻、宴会及世界范围的大臣会议上，都进行着积极的努力。《 北京周报 》告诉北越人民，中国是“你们可靠的后方”，向阿尔巴尼亚人民说“我们两国人民的心紧紧相连”，还向北朝鲜人民承诺“为了消灭共同的敌人斗争到底”。现在，为招待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阿伯德拉西斯·波蒂夫利卡在北京举行的晚宴上，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做了全面的承诺：“支持阿尔巴尼亚和其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及全世界所有革命国家的人民。”

当形势需要真正的勇士时，负责尼克松来访事务的周恩来总理站出来了。“关注亚洲学者委员会”由15名美国大学生组成，他们都非常理解毛泽东在中国进行的实践。周恩来在该团来访的31天时间里表现得非常出色，他对学生的到来表达了他个人最真诚的热烈欢迎，而且公开肯定了对他们政府的敌视态度。当谈到关系全世界利益的问题时，周恩来开始变得冷静起来。他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必须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美国与国民党缔结的条约是“不合法的，不生效的，也是无用的”，北京在联合国中必须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不仅要退出在越南进行的“非正义战争”，还要退出“整个印度支那”。

然后，周恩来又表现出他有魅力的一面。“在我们的国家，”周恩来告诉他的客人，“你们被看作是高级知识分子，你们担负的责任很重大。”他还赞许地评论道：“美国年轻人正在逐步提高政治觉悟。”周恩来建议：“你们回国后要向我们介绍更多的美国朋友，包括黑人朋友，让他们都来中国看一看。当然，我们也会回访。”

麻省理工学院专攻政治科学的哲学博士候选人，26岁的苏珊·舍克带着一丝不安问道：邀请理查德·尼克松访华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周恩来回答：“我们为了使双方关系正常化，必须与你们国家的政府取得联系，并且要与你们国家的领导人达成共识。两国政府对关系正常化担负着主要责任。”性格温和的周恩来继而靠近这位年轻的学者，说：“如果苏珊·舍克是美国总统，事情就好办多了，可问题没这么简单。”

“联大”上的交锋

第26届联合国大会在紧迫的气氛中开幕了。按照惯例，大会第一项议程是选举主席，这次当选的是印尼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有3个小国家加入联合国：卡塔尔、巴林和布丹，至此，联合国成员总数增加到了130个。接着，代表们开始讨论美国提出的两个提案：允许中国大陆加入联合国及安理会，并保留国民党在联合国中的席位。这一提案再次与阿尔巴尼亚提案产生冲突，阿尔巴尼亚提案要求只允许中国大陆代表参加，而开除国民党代表。

代表们开始进行选举，但他们不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支持者们在外面进行游行示威，向对方显示自己的力量，也给代表们施加压力。美国由于多方面原因迫切希望实现两个中国的政策。华盛顿不再正式坚持蒋介石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不愿意使一个长期的朋友受到损失，也不愿意看到这一现象，但如果美国主张排斥深得人心的北京政府，就会在联合国制造出一项令人遗憾的先例。更重要的是，美国不希望看到太多的国家同时拥护中国，要给小国一些时间来适应这种三足鼎立的国际社会，其中，美国以它的大国外交政策正在与中国和苏联周旋。事实证明，美国失去了苏联，但赢得了中国。

在华盛顿政策经受的第一次考验中，美国试图将中国方案和阿尔巴尼亚方案结合起来，以确保联合国大会同时讨论三国的方案。当向联大推荐议程的总务委员会进行投票时，美国以12比9失败（ 3票弃权 ）。美国本以为在第一轮投票中会胜利，但正如乔治·布什大使所说的，“事情不会因为投票结果而改变”。为了弥补损失，他指出，日本24小时前刚刚达成一项与美国相同的决定，即允许北京加入联合国但保留台北的席位。

在第二次考验中，虽然阿尔巴尼亚试图从联大议程中取消美国的提案，但是美国以65比47（ 15票弃权 ）的多数票取胜，因此，联大议程仍然保留美国的提案。这说明，有47个国家反对讨论美国的提案，但65个投赞成票的国家不一定都属于美国阵营。例如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几个国家，虽然投了美国的赞成票，但在最后投票中却出人意料地没有支持美国的提案。并且，15个弃权国家认为，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对讨论美国的提案甚至有些怀疑。

令北京担心的是，如果美国成功地为台湾保留住一个席位，中国大陆今年就不会加入联合国，而大多数成员国却希望中国大陆尽快加入。它们推断，不论美国的目的成功与否，中国大陆都会推迟一年加入联合国。

目前，谁将代表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但显然美国为了保留台北在联合国的席位要进行艰苦的斗争。随着议程的逐步确定，联合国大会的常规辩论完毕后，10月下旬将对是否开除国民党政府的问题进行关键性的投票。

联合国最后投票决定接纳中国大陆，将台湾驱逐出去，这激怒了许多美国人，但是没有人比共和党右翼支持理查德·尼克松的畅言无忌的选民更加愤怒了。自从尼克松开始与北京眉来眼去，他们就对他的政策感到不安。现在联合国的决议证实了他们最严重的担忧，他们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巴里·戈德瓦特敦促美国退出联合国，将联合国的所在地赶到“例如莫斯科或者北京的什么地方”。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里根向蒋介石发去电报，说联合国“沦落为非法法庭”。右翼杂志《人类大事》的编辑托马斯·温特说：“保守派恼怒异常。我认为政府希望能够拯救台湾，但是，如果要在接纳红色中国和牺牲台湾之间做出选择，那么我认为他们会选择红色中国。”

这种愤怒感似乎显得有点陈腐，有点造作，但是它却不仅仅局限于右派。10月以来国会就像炸开了锅。通常总是温文尔雅的参议院少数派领导人，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党员斯科特满带嘲讽地谈到反对美国的“胆大包天的小国”。他和来自蒙大拿州的多数派领导人曼斯菲尔德一致建议，缩减美国现在占联合国预算31.52％的份额。参议院后来通过了纽约的共和党保守派党员詹姆士·巴克利提出的一项议案，这项议案敦促总统设法将份额减少到25％。

巴克利参议员的弟弟威廉·巴克利是《 国家评论 》的高级编辑，他在曼哈顿发表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演讲，他的演讲结合了上佳的口才和敏锐的智慧，还夹杂了一些中国京剧片段。他声称，台湾是“中国的西柏林”。台湾的中国人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巴克利说，因为“在未来的几年，几十年内，他们在大陆上被分离的兄弟们会更加渴望地看着台湾，想想它为自己的人民做了些什么，允许人民做了些什么。”他补充说，西方“没有胆量”推翻毛泽东的政权，蒋介石重新征服大陆的梦想是“一个有点反革命的幻想”。谈到联合国时，他将提出驱逐台湾的议案并取得成功的阿尔巴尼亚描述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国。基本上是由岩石和海浪构成，到处都有奴隶主，主要出口商品是毛泽东思想”。巴克利的建议：总统应该指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立刻停止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

尼克松看了两天半的风向之后，决定保护自己的右翼。总统同新闻秘书齐格勒进行了秘密商议，然后派他向新闻记者公开指责在联合国“投票结束之后，一些代表表现出的令人震惊的、毫不掩饰的愉悦”。齐格勒警告说，这种反对美国的举动“会损害美国对联合国的公开支持”。尼克松总统所指的表现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一名坦桑尼亚代表身上。他在投票结束之后即席跳起了快步舞，这一形象将同赫鲁晓夫著名的用鞋敲击苏联代表团的桌子一事一样载入联合国记录。

尼克松是有所指的。这位代表的行为是很幼稚、很不合适的。毕竟，蒋介石因为属于在“二战”中获胜的同盟国成员之一，成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台湾有1400万人，比联合国里3/4国家的人都还多。

但是“愉悦”从根本上讲只是激怒美国的一个次要原因。在联合国的失败主要还是美国自作自受，这一事实不容动摇。“二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一直死守着一种不现实的政策，它们十分顽强而且长时间地坚持，以致要达成使北京和台湾都留在联合国里面的“两个中国”的妥协都已经太迟了。更为重要的是，尼克松对他即将开始的中国之行过于重视，以致多数代表很认真地看待美国代表受到的压力。就在纽约的辩论进行的同时，总统助理基辛格正在北京同中国共产党人共进晚餐，这一事实对华盛顿作为台湾始终不渝的支持者形象没有好处。在这一背景下，尼克松通过齐格勒说出的美国将减少对联合国的经济支持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正如德国一家报纸说的那样，这次投票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沦落到二流国家”。事实上，美国在联合国的失败对尼克松在国内的政治命运也不会造成持久的损害。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总统的对华政策可能只是顺应潮流，承认了一种很久以来一直显得很荒谬的状况；将台湾驱逐出联合国是长期以来人为支持台湾的代价。如果更多的人持这种现实主义的观点，那么愤怒很快就会平息，美国也可以在一个急速变化的世界里继续进行自己的外交事务。

关于林彪的传言

工人们最后检查了一下天安门城楼，高大的朱红色柱子威严肃穆，观礼台也已经布置完毕，支撑毛泽东和列宁画像的脚手架也准备好了，军人和老百姓们正在作最后的排练，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一个伟大的日子：10月1日国庆节。

但是，所有的活动在一瞬间都停止了，北京外交部长告诉驻京的外交官们——而没有告诉中国人民——庆典活动和焰火被取消了。

外交部的借口显得很无力：出于“经济原因”取消庆典活动，并在“人民公园”举行小型的庆祝活动。实际上，这次庆典的取消向人们公开说明，中国高层可能有某件事情正在发生。

由于中国以前很少发生此类事情，所以一旦发生，就显得更为严重。从9月13日到16日，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一个来访的日本代表团注意到，北京总部的活动非常少，室内的灯光亮到深夜，大楼外面还停了许多轿车。同时，军队高级领导们也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近一周来，人们只见过一位。大陆的空运近乎停滞，共产党空军的拦截机没有像以往一样在台湾海峡巡逻，并追击国民党的战斗机。所有的军队单位都处于一种警戒状态，据报道连休假也取消了，尽管在北京仍能看见休假的士兵。

几天来，每个中国人都想知道中南海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庆典之所以被取消，显然是因为领导人们不愿意或不能进行检阅，除此之外，人们对北京神秘的气氛就再也无法猜测了。

驻在美国的苏联外交官也感到了迷惑。当有美国驻京的记者询问，中国的局势如何？一位外交官没有回答，反而急切地说：“如果你有什么消息请尽快通知我，可以吗？”

显然，中国9月10日前后发生了重要的事情。有人推测中苏边境可能会再次发生冲突，但很快被大多数评论家否定了；还有人推测，中国领导人在还没有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也许这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但大多数中国观察家注意的焦点渐渐集中到了毛泽东的接班人，65岁的国防部长林彪身上。

据报道，林彪患了慢性肺结核，并自从今年6月以来再也没露过面。林彪的去世似乎比毛泽东本人去世更加具有震撼性。因为，如果毛泽东本人去世，就注定由他的接班人继位，但如果是接班人去世，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由谁来充当接班人的问题。

随着林彪健康状况的下降，他的政治地位也在下降。他以在1966～1969年的“文革”期间的杰出表现而著名，从那时起，他与“极左分子” 阵营—— 红卫兵学校的顽固派勾结起来。两年来，各省的极左分子纷纷被中间派赶下台，这种趋势愈演愈烈，上几周的情况最为严重。

9月11日，新华社宣布要发行毛泽东革命生涯的彩色图片，至此，人们对林彪的地位更加关注了。新华社在宣布这条消息时，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赞扬林彪副主席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杰出模范”。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毛泽东的图片十天之后才发行。

73岁的周恩来总理领导着中国政府机构的运作。据称，如果说周恩来的地位没有增强，也还相对稳定。当同人们纷纷在人们视野里消失时，周恩来却频繁亮相。前几天，他在北京机场接待了来访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政权的总理宾努亲王，另外，还接待了一个日本经济代表团。

如果周恩来地位真的比以前更强大，那么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会变得更灵活，尽管北京对台湾等问题的立场不会改变。然而，如果他失败了，尼克松的访问和中美关系的缓和就可能不会实现，中国又会恢复孤立的外交政策。显然，谁会在北京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对全世界都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其答案到本周末也不会揭晓。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出现的危机非常突然，也是人们没有预料到的。一年多来，北京一直以它充满活力的形象向全世界证明，中国是一个可靠的贸易和外交伙伴。正当联合国准备接受这个讲道理、值得信赖并且稳定的国家时，中国却发生了混乱，因此，中国领导人和国际社会陷入了一种尴尬局面。因此北京一直没有做任何解释，也许正是解决危机的一种手段。

林彪死了

10月1日是中国日历上最神圣的日子，但是22年来，今年的国庆最为特别，没有豪华的宴会，没有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广场走过，没有振奋人心的社论，没有接受毛泽东检阅的军队，也没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国外在关注着，却没有听到任何解释，只能偶尔听到北京广播电台里传来的指责：“散布谣言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 芝加哥日报 》的记者发回了中国的怀疑气氛。

北京不愿意也不能解释国庆节前夕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大多数国外专家仍然相信，这些事情最终会影响中国新生的外交政策，也会影响到尼克松的来访及其他方面的进展。然而，中国之谜并不简单，而且还很复杂。

3个星期以前，所有的军中要人几乎同时突然消失了，他们都是政治局的委员，并且，中国大部分空军飞机突然着陆，到目前还没有恢复正常飞行，这一切都让人们感到神秘。随后，中国外交部宣布：由于“经济原因”取消国庆节的庆祝活动。这似乎没有影响中国的驻外大使馆和外交官们，他们照例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庆祝这个伟大节日，在日内瓦有500人进行了狂欢，他们还准备了10道菜的晚宴。

早些时候，中国电视台观众非常急切地准备收看第二天的“重大新闻节目”。但是这次电视节目两次被推迟，过了两天节目才播放。令人们感到奇怪：以往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天安门游行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敷衍的招待会，但人们没有见到高级领导人参加，只看到了85岁而且步履蹒跚的董必武。

这神秘的一切背后到底隐藏的是什么？

突然传来的一条消息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可能出现了高级叛徒。苏联塔斯社得到紧急消息：在蒙古东北部离苏联只有60英里的地方有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坠毁，起因不明。坠毁事件发生在9月12日深夜，在飞机残骸里，人们发现有9具烧焦的尸体，几件武器和无法辨认的“文件”。

这些文件是否就是确保那个中国叛徒受到外国热情接待的秘密资料？

而叛徒是林彪，就是那位65岁的国防部长。

蒋介石最后的阵地

每年，这位老人都命令不准在他的生日搞正式的祝寿活动，但是他每年的生日都被作为一个全国的假日来庆祝。11月早些时候，在遭到世界各国的排挤之后，蒋介石迎来他的第84个生日，台北的总统办公室被松柏和长寿面形的装饰品装点一新，这两样都是长寿的象征。一支由1万名军人组成的合唱队同声唱起《 总统万岁 》，还有2万人在台湾南部的山区准备搞同样的祝寿活动。

这位光头、略微有些驼背的老人，胳膊上常常挂着手杖，每天早上很早便起床，然后做一个小时的祈祷和沉思冥想。对于这把年纪的人来说，任何人都有许多经历值得回顾，而他的回忆却比多数人都要多。

近几年，时间在与这位总统的几次冲突中占了上风。蒋日常的“情况简报”比起以往日趋简短，有时他还请他人代读。他对上校以上军官的提拔使用之类的具体事务不再过问，改由他62岁的儿子及接班人蒋经国副院长全面负责这类事务。但是这位老人仍在准备战斗。

现在，他再次宣称，尽管经过了20多年的流亡生活，但（ 光复大陆的决心 ）不曾有一丝动摇。联合国已经“成为邪恶的兽穴”，他说，关于驱逐（ 台湾 ）的投票是“非法的”和“无耻的”。“毛匪政权”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敌人”。他说，无论身处何处，他都将继续为实现“国家不可改变的目标”——光复大陆而奋斗。“中华民国在亚洲，在世界都不是一个任人出卖的弱国。只要我们保持自身的强大，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动摇我们。”

蒋的确拥有一支在亚洲堪称优良的战斗力量——一支约40万的流亡军队，经过在当地征募士兵，实现了军队的年轻化，其中有8万名受过美军训练的空军人员和385架作战飞机。但实际上没有人，甚至蒋自己也不相信他将来会再次踏上大陆的土地。

相反蒋却在使台湾从日本农业殖民地发展成为工业化地区的方面取得了成功。自土地改革开始，凭借美国近40亿美元的援助，台湾经济在过去的10年中的增长速度为年均10％。最低日均工资（ 1.80美元 ）对美国、日本企业家很有吸引力，他们纷纷到台湾建立工厂，生产计算机、电视机和发电机。目前，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出口贸易令人自豪地分别达到60亿美元和2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大陆的水平。一名美国驻台北的高级官员说：“面对联合国的禁令，台湾取得的发展成就将同西德当年的情况一样。”

早在联合国表决之前，蒋介石政府就在台北的主要街道上挂满横幅和旗子，上面写道：“不要动摇”、“保持自尊”、“依靠自己”。现在，台北似乎有一种暗暗的愤怒情绪。着政府发言人杰姆斯·魏严厉抨击了联合国的表决结果，他称之为尼克松改变对华政策的产物和必然结果。“尼克松的大陆之行有如打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他说，“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使得我们的朋友几乎不承认我们了？”

显而易见，联合国的投票表决并没有使台湾不知所措，但它的确给这个岛的未来投下了阴影。如果国际商界对其失去了信心，或者中共真想施加压力，台湾还能继续保持繁荣吗？上周台湾政府宣布，除3项百万美元以上的国外投资外（ 一是美国化纤工厂，二是奥地利钢铁厂以及一个香港的住房项目 ），所有的外国投资都出现下滑，由去年的1.39亿美元降至今年大约1亿美元的水平。

在政治方面，伴随着国际承认的天平不断地从蒋倒向毛，人们怀疑200万大陆难民能否继续对1200万台湾人民进行绝对的统治。1947年，许多台湾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早年间由广东、福建省来台定居者的后裔，希望建立自治政府，但他们的反抗遭到了蒋军的镇压，大约1万人被屠杀。

一些专家预言，不出5年就将出现统一局面（ 一种被北京接管的委婉说法 ）。现在，又一次有谣传说蒋经国近期到大陆进行了访问，与共产党进行了秘密会谈。台北的官员再次否认了与大陆进行接触的任何可能性。但是当老蒋辞世之后，统一并非不可思议。

“一个中国”进入联合国

1949年，毛泽东取得了胜利。他在北京发表了著名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宣言后不久，他的一位关系密切的助手便坐下来起草了一份致纽约联合国的电报稿。电报要求联合国驱逐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代表，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应由新生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取代。

22年之后，1971年，联合国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票同意这个政府进入联合国。几乎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就在最后投票的这一天，中国和北朝鲜的官员聚集在平壤和北京举行了一个规模不大但气氛活跃的庆祝活动。21年前，人民解放军完全出乎麦克阿瑟将军在计划中的判断，大举跨过鸭绿江，发动了百万大军入朝，卷入朝鲜战争。

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投票的确具有全球的影响。吸收一个代表着近1/4世界人口的政府进入联合国，使联合国第一次真正具有世界范围的代表意义，尽管这一事件再次在联大引起了一些小国或半独立国家的怀疑，好像它们都是负责任的政策制定者。投票不仅对北京的老对手台北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同更加强大的对手莫斯科进行斗争的角斗场。可以据此肯定，美国和苏联的日子将更加难过，虽然中国现在（ 或者说在可预见的将来 ）还不能宣称与战后世界两个庞然大物分享超级大国的地位。

当然，投票并不代表美国的失败，但几乎是致命的打击；美国失去了大部分的票数，因为它试图干成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情，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一清二楚。美国一位经验丰富，长期从事亚洲工作的外交官预言：“中国进入联合国最主要的成果将是加快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增加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压力，使之扩大与北京的贸易、外交和文化关系。”

对北京来说，投票是其在4个月之后取得的第二次重大胜利。第一次是尼克松宣布的紫禁城之行，紫禁城是令“中国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感到惊奇的景致。他说：“在过去，各诸侯国王向北京朝贡，但还从来没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首脑向北京进贡的先例。”对北京来说，联合国的投票似乎无异于上等的贡品。

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一次彻底的胜利。他就是1949年那封著名的电报稿的起草者之一，中国面向世界的外交政策的设计者，最终这一政策使中国进入了联合国。对于73岁的周恩来来说，投票是其辉煌生涯的巅峰。当纽约关于驱逐国民党的辩论接近尾声的时候，周正在北京款待美国总统私人的秘密使者（ 亨利·基辛格在登上总统的专机5分钟之后才得知这一消息，此时他正在飞返美国的途中 ）。周恩来认为此举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在北京一次外交招待会上，满面笑容的周从一个桌子走到另一个桌子，频频举起装有烈性茅台酒的杯子，接受人们的道贺。这一有利的投票结果“真没有想到”，周说，“但是我很高兴，当然很高兴。”

中国进入联合国将会怎样？一位西方记者向北京的一位官员提出这个问题时，这个官员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将奉行‘松柳政策’，在原则问题上，像松树一样坚定；在细节问题上像柳树那样柔顺。”而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显示出的则完全是松树。

投票刚一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立即打电报，将联合国大会的行动及结果通知了北京。4天之后，联合国通过海底电缆，收到了由北京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签发的简短复电：中国代表团“不久”将抵达联合国。人们猜测，但不能确定中国代表团本周能否到来。毫无疑问，姬想要表明，北京不仅想把国民党从联合国赶走，也想把它从13个特别机构中赶出去，如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电信联盟。姬说：“我相信，驱逐行动一定会是迅速，并且是完全彻底的。”这话真让他给说着了。虽然各机构的行动是自主的，但通常会唯联大的马首是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立即采取了行动，在5个成员国弃权的情况下，以25票对两票“解雇”了台北。只有美国和巴西逆潮流而动。

北京会派谁前往联合国呢？据信，周恩来可能会亲自出席盛大的进入联合国仪式。北京驻渥太华大使、中国最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黄华也可能会作为代表团成员赴纽约，但不会是率团人物。温文尔雅而又言语温柔的章文晋也可能在代表团之列，他在北京的外交部负责西欧和美国事务。但是在周末，率领代表团的可能性似乎落在了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头上，他曾做过记者，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乔最近一直负责与俄国人进行中苏边界纠纷的谈判。

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及其有实力的盟友日本宣称，中国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成员的席位问题。美国人说北京应该被接纳，但是驱逐台北政府是不公平的。两个政府都声称自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的代表。亲北京的势力则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承认国家地位的问题。如果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声称统治着大部分的中国，那么只能有一个会是正确的。显然北京控制着中国的绝大部分。据此，他们坚持北京应该获得这个席位，而作为国内战争的输家，国民党应被驱逐出去。美国反对驱逐联合国的成员，它警告说，此举将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

双方都已做好卷入大国政治交易的准备。日本因受到压力，极不情愿地与美国共同提出议案，并加入亲国民党的院外集团的活动。那些犹豫不决的国家，如巴拿马，因涉及微妙的“运河条约”的谈判，在其当事人强烈的“暗示”下，而被迫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然而，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私下曾失言道，如果关于中国的投票失败，可能会影响到华盛顿每年向联合国提供的20亿美元的会费。这样，华盛顿犯了一个大错误。强迫是联合国，或者每一个议会机构游戏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应该做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

虽然需要从北京加入这场远距离的游戏，但中国人也试图显示出一些实力。由于几乎无其他的愿望可许，北京承诺将扩大对外贸易和援助，并改善对外关系。伊拉克得到了北京对其反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政治支持。英国在其承认北京20年后，可能已获准提升其驻京代表机构至大使级水平。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自然而然地站在中国一边，它们正在中国的援助下，修建一条造价为4亿美元的连接两国的铁路。拉丁美洲各代表团则受到了贸易以及扩大其领水至200海里的诱惑。一位代表说：“我们所得到的信息是‘如果你不投我们的票，我们可能无法扩大与你们的贸易’。”

美国战略的核心部分是任何关于驱逐国民党的提案都应被视为“重要问题”，需要经过2/3的成员国投票同意，此后方能交给联合国大会讨论。虽然几乎每一个成员国都赞成北京今年应该获得一个席位，但许多代表团（ 或者说美国是这么推断的 ）将极力反对同时将国民党抛到一边。问题是：美国能首先搜集到简单多数所需要的票数，通过“重要问题”的提案吗？

细节：中国代表团访问并重返联合国

一切都极不顺利。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乘坐的法国707客机降落在肯尼迪机场，而站台门的钥匙却找不到了，直到把门的合页卸下来之后，来自北京的代表才下了飞机。随后，外交部长乔冠华发表了致辞，记者们及时做了录音：“美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美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

代表团由10名代表组成，周恩来总理为21年来北京首批联合国代表制订了谨慎的计划。中国有句谚语，叫作“三思而后行”。周恩来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们对联合国了解得不多，对联合国的新形势也不太熟悉。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自信，而是不能轻率和疏忽。”

当代表团团长乔冠华首次正式访问联大主席印尼的亚当·马利克时，又重申了周恩来总理的讲话精神。乔冠华说，中国代表团规模相对不大，对世界格局不太了解，可能不会像联合国其他成员预想得那么活跃。但是，本周中国将受到新闻界的隆重报道，因为乔冠华将成为第一个看望正在生病的秘书长吴丹的外交官，他目前因溃疡正在住院治疗；之后，乔冠华还要在联大上第一次发表讲话。

为了在世界核裁军会议上与苏联进行辩论，乔冠华已经做好了准备。安理会也许会着手解决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并且，中国很难向支持印度和东巴基斯坦穆克提·巴伊尼（ Mukti Bahini ）叛乱的第三世界国家解释为何要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另一个要讨论的议案是美国为联合国代表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苏联对极端犹太人防卫联盟非常愤怒，威胁说要离开纽约并把联合国一块带走。至此，中国人没有和苏联一样愤怒；在机场上，支持与反对毛泽东的人数之比为3比1，并且，反对毛泽东的人被驱逐出去了。

与中国代表团一同前来的还有两名随行记者和40名工作人员、助手、打字员和厨师，他们一行人来到了现代化的曼哈顿。他们租了一辆卡迪拉克和一名司机，租费为每小时12美元，他们还包下了罗斯福饭店14层所有的72个房间——其中只有一间里仍住着一个不愿搬出去的老寡妇，因为她在那已经住了25年了。整个下榻的费用每晚为2160美元。饭店努力满足中国客人的每一个要求。每个房间里都增加了彩电和电炉，雇用了一名中国厨师，购买了特大茶杯，麦迪逊大街和第45大街还在星条旗旁边升起了中国国旗。

中国人到达的每个地方都会出现一群新闻记者，他们偷偷地发现，中国人早饭吃煎蛋饼，午饭吃鸡肉。他们甚至注意到，中国人给服务员的小费精确到付账的15%。付完100美元的早饭账单后，中国人开始签收所有的东西。他们始终保持着微笑，并含糊地回答着别人的提问。一个中国人发现了人群里的记者，就对《 时代 》周刊会说普通话的大卫·艾克曼说：“你赶不走他们，是不是？”

美国代表团面临着一种不寻常的外交形势：华盛顿不知道在外交场合之外该如何对待中国人。“我们应该讲究礼节、礼貌、谦虚”，美国大使乔治·布什说，“我们要做到谨慎、公正、有效。”实际上，双方都把联合国代表团默认为中国访问美国的非正式大使。作为一种友好的表示，在旅行范围的要求上美国对中国代表与苏维埃代表一致，而没有与美国建交的古巴、阿尔巴尼亚和蒙古等国的代表们要走出曼哈顿哥伦比亚25英里的范围，首先必须得到批准；苏联和中国则只需要提前48小时通知美国国务院即可。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 星条旗 》乐曲响遍北京首都机场的停机坪，这是第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听到这首外国国歌。当理查德·尼克松和周恩来于1972年2月并排站立在北京冬天寒峭之中时，长期以来不共戴天的仇敌从此揭开了一个新篇章。

……

对中国进行访问是尼克松总统非常重视的一项历史性事件，这将是世界上最强盛国家的领导人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进行的会晤。从来没有两个代表现代历史上如此针锋相对的力量的领导人平等地坐在同一张谈判桌边……即使两国首脑的会晤不会造成重大的突破，美中重新开始对话本身就足以根本性地改变世界的力量结构。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25年的今天，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新方针反映了新的现实。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实力和自信心使它们得以承担较多的责任，也使我们得以转向发挥比较有限的作用。而且，由于一个国家可以代表所有共产党国家发言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们现在同各个国家打交道是以它们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以它们的对内政策为根据的。

中美关系的新开端

《 时代 》杂志记录了这个历史时刻。它的文章的第一句就表达了这种激动的情绪。它说“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 。《 星条旗 》乐曲响遍北京首都机场的停机坪，这是第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听到这首外国国歌。当理查德·尼克松和周恩来于1972年2月并排站立在北京冬天寒峭之中时，长期以来不共戴天的仇敌从此揭开了一个新篇章。

中国对尼克松总统的欢迎仪式虽然简单，然而却是感人的。没有欢呼的人群，没有微笑着摇动旗帜的儿童……看来，中国人对他的接待是苦心安排的，既合乎礼仪又低调冷淡。显然，中国人要让尼克松先生明白，要由他来打破中美之间的坚冰。

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它可能给我们在亚洲的某些盟国制造过麻烦，但是，它从来没有形成对美国切身安全利益的威胁，不论是真正的威胁还是假设的威胁。它现在没有这样做，但是在20世纪结束以前它就可能会这样做。

关于中国，人们要记住的重要事情之一是，尽管它有悠久的文化，尽管它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农业国。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但是只占世界工业产量的5%；对比之下，美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的1/3，但它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6%。

中国人仍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业人口达到80%这个难以令人置信的百分比。而且变化的进程是缓慢的。

自1965年以来，对中国来说，头号外患是苏联而不是美国。

中国不仅长期以来一直在担心日本在亚洲起的作用，而且还担心苏联可能会对它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

所以，中国人认为，有必要“打开美国的大门”——因为它是一条有来有往的道路——是一种可以采用的办法，从短期来说可以使其不受苏联侵略，从长期来说可以削弱美国与日本的联盟。

双方都知道，使它们分裂的任何问题都不会通过尼克松的访问而得到解决。有可能双方同意在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接受对方派出的常驻使团。

因此，迹象表明，这是一个新的开端，但是仅仅是开端。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毛泽东《 水调歌头·游泳 》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访问之前，正在读一些他将要拜访的这位诗人政治家的作品。为了尼克松总统此次历史性的访问，亨利·基辛格准备了8厚册政治和文化笔记向总统汇报，其中就包括了上面引用的这首词。这首预言性的词作于1956年，文笔优美，令人难忘。如果是在一年前，任何建议尼克松总统或是其他任何美国主要官员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主意都会显得比较荒唐。但如今，“当惊世界殊”的应当绝不仅仅是“神女”。

对中国进行访问是尼克松总统非常重视的一项历史性事件，这将是世界上最强盛国家的领导人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进行的会晤。从来没有两个代表现代历史上如此针锋相对的力量的领导人平等地坐在同一张谈判桌边：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人，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尼克松，选举产生的世界最富有、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言人，曾经是典型的冷战分子。即使两国首脑的会晤不会造成重大的突破（ 目前造成重大突破的可能性还不大 ），美中重新开始对话本身就足以根本性地改变世界的力量结构。

尼克松访华的7天行程中的正式公开部分将通过卫星向全世界现场直播，预计收看的人数将不少于，甚至超过收看人类第一次在月球行走节目的6亿观众。尼克松总统夫妇将于2月17日上午离开华盛顿，在夏威夷和关岛各逗留2天和1天后（ 因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日期又增加一天 ），将于北京时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抵达北京。这时美国东部时间是晚上10时30分，正是竞选连任的总统候选人在电视上露面的绝好时段。尼克松总统的官方随行人员有13人，包括基辛格、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霍尔德曼，以及87名美国记者和电视技术人员。尼克松总统将在北京停留5天，在那里他将受到热烈的欢迎，然后他将乘坐中国客机飞往杭州，进行一天的观光活动，最后于2月27日取道上海和阿拉斯加返回华盛顿。

尼克松总统此行的很多细节暂时还保密，但很可能总统夫妇会下榻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的一家饭店。尼克松抵达的当天晚上，中国政府很可能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款待尼克松夫妇。离开北京去杭州之前，尼克松总统可能也会在人民大会堂设宴回请，由中国厨师准备饭菜，但是尼克松将会带上美国产的香槟助兴。

很明显，中国政府正在尽力使尼克松总统此行愉快顺利。尼克松总统成行前，中国正在大张旗鼓地重新粉刷、油漆和清洁墙面，变换标语。原来尖锐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类的字眼被换成温和的“世界人民大团结”等。不过，有时很难判断人们的这种行为是否纯粹是因为即将到来的这次访问，因为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的时间恰好是中国农历新年之后的第6天。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人们通常都要进行大扫除，因此肯定其中有相当多的活动是为了庆祝农历鼠年的到来。

尽管媒体对此次北京会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但是美中双方都非常谨慎，没有对其抱太大的希望。实际上，美国政府只是希望能够取得少量的实质性收获，并没有希望此次会晤能够取得重大的或轰动性的突破。其主要目标是希望建立一个美中政府进行交流的永久性渠道。在没有解决台湾问题之前，两国互派大使是不太可能的，但两国政府之间有可能像美苏政府之间一样设立一条热线。

基辛格在之前对中国进行的两次访问中，与周恩来总理一起制订出了两国首脑会晤的日程安排，决定会谈将秘密进行。尼克松可能每天将同周恩来进行会谈，并至少同毛泽东举行一次会谈。会谈的内容将包括释放三名被中国政府关押的美国人（ 可能稍后达成协议 ），交流艺术家、运动员和记者（ 几乎是定论 ），增加贸易（ 可能达成协议，但较有限 ）和美国商业航班使用中国机场（ 可能以后达成协议 ）。两国还将就朝鲜半岛分裂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和未来美中在亚洲的关系问题等进行磋商（ 可能是非决定性的 ）。双方要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是台湾问题。美国显然不会放弃其与台湾签订的条约，但美国政府终于已经接受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由大陆和台湾共同解决。而中国政府似乎也接受了美方的立场，即在大陆和台湾解决台湾问题之前，美国政府不放弃对台湾的承诺。

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反复强调，访华期间不会达成任何影响第三国的协议。但这只能从有限的意义上说。可以肯定，尼克松访华期间不会解决中越战争问题，中国现在既不愿，也不能与越南达成协议。但是从广义上说，中美关于战争和东南亚未来发展问题达成的谅解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例如，如果美中表示支持马来西亚关于东南亚中立的呼吁，那么可以想象，美中可能共同保证该地区的安全不受苏联的可能侵犯。美国对中国的开放削弱了苏联在世界政治中的优势地位，这弥补了对美国盟友，尤其是对日本所造成的伤害。过去，苏联从对美国和中国的不平等待遇上获利，而美国和中国之间却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无法与中国沟通，美国即使愿意也不可能支持中国挫败苏联。同样，由于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缺少美中关系这条边，而中国又缺乏足够大的核武库，其自身的军事力量无法同苏联强大的战略力量相抗衡，从而使苏联在苏中关系中占据了上风。

在寻求与他国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因尼克松总统在亚洲问题上的政策而对中美外交的可能性发生了兴趣。如果美国仍然在亚洲大陆继续增加兵力，中国仍然会视美为重大威胁。但是尼克松总统强调美对亚洲应奉行脱离接触政策，而且还致力于减少战争的可能性，这使得中国非常愿意向美开放。

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同中国建立新型关系也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在寻求将美国从战争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尼克松总统逐渐认识到，美国在各条战线上全面抵御共产主义进攻的旧战略已不再是明智可行的政策。可以说，中苏关系的破裂使共产主义在亚洲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如果美国不必再全面抵抗共产主义，那么继续将中国视作敌人或是继续否认中国在亚洲的合法地位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因此两国就开始了对话。

尼克松谈中美外交进程

1972年2月9日，尼克松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其对外政策报告。报告如下：

能称得上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并不多。我在7月15日宣读的公告堪称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公告说：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个公告对于后代能够具有最深刻的意义。导致发表这一公告的航程是经过小心翼翼地驾驶的；我们已经做出的开端仍是脆弱的；眼前的具体成果很可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目的，在现在也是我们可能达到的目的，是要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建立接触，是要使我们今后的抗争局限于会议桌上。现在进行接触，可能有助于防止以后发生后果不堪设想的大祸。这样做当然有益于丰富我们两国人民的生活，还可能导致将来我们两国合作从事一些事业。”

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会晤将是前所未有的。

中美最早的接触是在19世纪初逐渐开始的。那时候，安全而居于优越地位的古老的中华帝国刚刚开始那个使自己适应对外部世界的痛苦过程。中国人由于具有世界上最长的自治的历史，而且是他们地区内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因此他们作为世界的“中央王国”是自信的，闭关自守的。尽管如此，他们却受到技术上优越的外部强国的剥削。美国当时由于奉行孤立主义，埋头于本国的发展，主张中国的领土完整；但是我们平等对待一切外国人的“门户开放”主义，在中国人看来是暧昧不清的。

中国人的经历不是作为平等者与外部世界交往的经历，而是要么中国超人一等，要么受外国剥削的经历。在最近的数年内，中国经历了一个内部动乱和对外关系发生改变的时期。中国领导人已经决定冲破那种部分的是自己选择的孤立状态，探索同其他国家建立比较正常的关系，并且参加到国际对话中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25年的今天，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新方针反映了新的现实。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实力和自信心使它们得以承担较多的责任，也使我们得以转向发挥比较有限制的作用。而且，由于一个国家可以代表所有共产党国家发言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们现在同各个国家打交道是以它们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以它们的对内政策为根据的。

因此，1972年2月，在经过了许多变迁、取得了许多成就和我们这方面的演变之后，美国和中国将在民族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新的基础上开始这种对话。我们都正在为自己的历史揭开新的一页。

回顾我们的历史和考虑到未来的世界，我认为目前的时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时刻。国际关系中变化着的潮流，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新前景以及中国变化着的面貌——这些就是不仅在华盛顿而且还在北京起作用而指引我们两国朝着对话的方向走去的因素。

决定本届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出于下列的一些考虑：

——亚洲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需要我们交换意见，这种交换意见与其说是撇开我们之间的分歧，不如说正是由于存在这些分歧。在一个动乱和核武器的时代，较清楚地了解彼此的意图是极为重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决定影响到它的利害关系的国际安排中起适当的作用，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也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只有这样做，那个伟大的国家才会同这种安排有利害关系；只有这样做，这种安排才能持久。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成为代表一个国家集团的唯一的发言者。我们要根据具体的问题和对外行为，而不是根据抽象的理论来同所有国家打交道。

——倘若我们不需要把彼此看成是永久的敌人，那么中美两国的政策就会温和得多。从长远来看，我们基本的民族利害之间无须发生冲突。

——中美两国有着许多相同的利益，在为丰富我们两国人民的生活方面能共同做许多事情。中美两国人民有如此长期的友谊的历史，不是偶然的。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断定应该着手为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进行谨慎的探索。我们认为是能够使中国人从事这种努力的。

……

过去三年的记录证明，导致我的旅行的是现实，而不是感情用事的态度。现实还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关系。

我到北京去将不抱任何幻想。但是，尽管如此，为了我们两国人民，为了世界人民，我将抱着要改善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决心到那里去。我们和中国人民选择的这条道路是信心的产物，而不是由于个人的性格或者由于可以取得战术利益的前景而产生的。我们将这样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

——相信一个和平的和日益繁荣的中国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的；

——承认它的人民的才能和成就应该在世界事务中得到适当的反映；

——确信要使亚洲保持和平，要使亚洲和世界取得最充分的进步和稳定，就需要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一样，是不会牺牲它的原则的；

——确信只有我们在和我们的朋友的关系中以及在和中国的关系中是可靠的，我们才能同中国建立一种持久的关系：

——假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一种互惠的态度来制定它对美国的政策。

这些原则将指导我在即将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的会话中所采取的方针。当然，这些讨论的趋向以及我们未来关系的趋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它要求相互谅解彼此的看法和相互愿意把原则性态度和对彼此利益的尊重结合在一起。

在历史的这个时刻，我们需要进行最高级会谈。在日内瓦和华沙进行的18年断断续续的大使级讨论表明，枝节性问题在初级阶段不能够得到解决。然而，我们领导人之间具有权威性的交换看法，现在看来有希望逾越鸿沟进行真诚的交谈并规定一个新的方向。

北京之行本身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过程的开始。这次旅行的历史意义超过我们可能达成的任何正式谅解。

我们终于要会谈了。我们将以平等地位进行会晤。战后形势的一个显著特点将发生变化。我们将在最高一级把一章结束掉，看看我们是否能开始写新的篇章。

可以预料，双方都将十分坦率地说明自己的原则和看法。我们彼此将清楚地知道对方在那些把我们分隔开的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将寻求能开始减少我们的分歧的途径。我们将谋求寻找某种可以据以建立比较有建设性的关系的共同之处。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些目标，那么我们就是确立了一个扎实的开端。

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说，我们将看看两国——两个历史和文化完全不同的、近时期来是完全隔绝的、意识形态是互相冲突的、对于未来的设想是互相抵触的国家——是否能够从敌对走向联系再走向谅解。

……

在经历了一个对抗的时期之后，我们正在进入谈判的时代。

我们谋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对各种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大小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怒气冲冲地处于与世隔绝的地位。

我们不能指望使每个人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设想使任何人都不成为我们的敌人。

我在说这些话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思想中占很大地位。正是这种态度从一开始决定了我们的政策并导致发表了1971年7月15日公告。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到北京去的。

震惊世界的七天

《 时代 》周刊特派记者休·西德尼和杰罗德·斯科特随尼克松访华。下面是这两位记者采访记录节选，每天记录了他们对尼克松中国之行的印象和看法。

第1天（ 2月21日 ）

被共产党人斥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尼克松今天抵达北京，迈出“和平之行”的第一步。从机场到北京市区。与毛泽东会晤。在人民大会堂的第一次宴会。

按美国人的标准，北京首都机场在尼克松总统抵达前半小时，几乎空无一人。周恩来和仪仗队在哪儿？中国官员说：在附近，只是看不见。最后，从一些建筑物后面，传来了部队的声音。有节奏的步伐，长筒靴，口令声。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每个军种120 人，围了一圈，开始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1930年以来一直传唱的红军军歌。仍没有见到周恩来和其他人。在尼克松专机降落前约10分钟，打破了空中的宁静。总统的专机进入视野。很快，飞机着陆了。此时此刻，周恩来和一群官员露面了。这是低调处理，在记忆中，没有一个东道主在总统专机降落前，仍未就位等候的。总统和夫人出现在飞机机舱口，随之从飞机下以周恩来为首的一小队欢迎队伍中传出一阵掌声。在周对总统表示欢迎后，两人进行了一番例行性的寒暄。显然，周问了尼克松旅途情况。尼克松回答说：“非常愉快。”他的声音在冷清的机场上传出有25码远。

在演奏了美中两国的国歌后，尼克松和周恩来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其他官员跟在他们后面。整个欢迎仪式似乎未经精心组织。

在进城的路上，天气晴朗。一位姓马的向导用他在北京学的英语，与我们自由地交谈。他给我们翻译途中看到的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车队经过工人的宿舍区。在路边见不到两三个人以上的人群。车队经过外交人员住宅区，这是一片红砖砌成的公寓楼。一些外国人从他们的阳台上观望，并拍照。

这个城市显得非常安谧。这是理查德·尼克松到北京后第一天的深刻感受。

尼克松总统今天驱车，通过北京宽阔的街道去同毛泽东进行出人意料的会晤。

他们为时一个小时的会谈是在中南海举行的。白宫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说，这是一次“坦率的会谈”。

同毛的会晤和今晚在北京宏伟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宴是尼克松在这个寒冷的古都第一天的高潮。

在同毛会谈结束之后，尼克松和周在大会堂举行了这一天的第三次正式会晤。他们站在大会堂门口，彼此面带微笑，然后进入铺着红地毯、悬挂吊灯的客厅。懂得英语但拒绝讲英语的周讲中国话。译员把他的话翻译给尼克松。

在会谈开始时，周对尼克松说，他可以对国际问题提他想要提的任何问题。

尼克松和周在会谈时都做手势。尼克松笑容满面，而周则神色严峻，没有笑意。

在这两位座椅的前面摆有小桌子。尼克松身着西服，周则身着中山装。他的手势表明，他的右臂有一部分已不灵活了。

由于毛泽东在一次私下会晤中给予了肯定，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今晚在盛大、不断举杯祝酒的宴会上保证，要改善美中两国关系，缓和两国间20年来的紧张局面。

周恩来为尼克松举行的宴会是为尼克松极其重要的最高级会谈创造尽可能轻松的气氛。尼克松在赞扬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时没有提到他希望能造成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北京可能帮助促成一次全印度支那会议以利越南问题的解决。周恩来在祝酒时，也没有得到他的政府的这个要求：作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代价，美国应不再承担保护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的义务。周恩来提到关系“正常化”通常意味着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虽然现在还不清楚北京是否准备在这个时候就走得那样远。尼克松和周恩来都表明，他们认为他们能够为消除某些摩擦而行动，把比较困难的问题留在以后逐渐解决。

这次宴会结束了在北京度过的忙碌的第一天。

第2天（ 2月22日 ）

《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与尼克松会晤的照片。尼克松与周恩来秘密会谈了4个小时。举行了晚宴。

北京的《人民日报》今天在头版刊登了尼克松总统同毛泽东主席握手的照片，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北京电台说，这家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刊登的另一张照片是这位总统同毛主席会谈时的照片。

尼克松总统援引毛主席的话，强调两国共同谋求和平的迫切性。“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尼克松总统接着说：“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他还借用了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一句话——“我们在这里讲的话，人们不会长久记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却能改变世界。”他为毛主席、为周恩来、为“能够导致全世界所有的人民的友谊与和平的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干杯。

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显然已经投入了为弥合22年来激烈的敌对情绪所留下的鸿沟而举行的讨论的中心问题。

尼克松在抵达之前说，他指望同周的会谈将持续两个小时，但是今天的会谈举行了将近4个小时。只有他们的亲密的顾问在场。

晚上，尼克松总统夫妇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艺晚会，其中包括演出一出名叫《 红色娘子军 》的现代革命芭蕾舞剧。

《 红色娘子军 》是一场具有很高的专业性、很强的戏剧性的十分流畅的表演。舞蹈是形体艺术，具有高度的故事性。舞蹈演员跟着激动人心的交响乐进行表演。芭蕾舞的动作不仅通过身体的运动，而且通过演员的表情变化来表现。演员只是眼睛化了一下妆。眼睛是表现的重要部分，它表达从忧伤到快乐的感情。

她们表现了技艺，弯手、折腰、踢腿、跳跃、劈叉，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强烈的震撼的音乐。

在剧情快要结束前不久，女主角伸手抓住了红军的旗帜，这是当晚演出的高潮。当她把脸贴着旗帜的时候，她脸上露出了一种虔诚的神情。

第3天（ 2月23日 ）

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在昨天举行了显然表明正在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的长时间会谈之后，今天再次会面以继续进行中美最高会谈。

尼克松总统今天第一次以主人的身份同周恩来举行会谈，他在他所住的湖滨宾馆门口迎接了中国总理。

当尼克松欢迎周恩来以举行第三次最高级会谈时，北京正下着小雪。22日他们举行第二轮会谈时，有许多迹象表明，两国领导人正在为谋求解决使美中两国分离了22年之久的分歧而融洽地举行会谈。

周恩来穿着灰色制服抵达尼克松住处的门口时，看上去他的情绪很高。穿着灰色西服的尼克松微笑着问周恩来：下雪是否会影响他明天参观中国的长城？周恩来回答说：气象预报说今晚的天气将会转好。

当摄影记者打开照相机准备照相时，中国总理说：“你们应该给你们的总统多照一些照片。”

尼克松回答说：“如果他们多照了，他们会把它烧掉的。”

晚上，东道主请尼克松总统一行看演出。尼克松及夫人坐在周总理两旁，两人看上去都兴高采烈，看着体操运动员随着明快的音乐走进大厅。这位总统与群众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鼓掌。

中国有才华的男女体操运动员，为具有很高鉴赏力的尼克松总统夫妇和1万5000名不断鼓掌的中国人，进行了两个小时惊人的、技巧性很强的表演。

中国人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参加举行体操冠军比赛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从他们为尼克松夫妇进行的表演来看，他们将是金牌的争夺者。

第4天（ 2月24日 ）

又一次与周恩来进行会谈。游览长城。

尼克松总统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今天在这里举行第四轮会谈，国务卿罗杰斯再次同中国外长姬鹏飞举行平行的会谈。

今天的会议不像昨天那样在尼克松下榻的宾馆举行，而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头两次会议也是在那里举行的。

这次事先未安排的会谈是在尼克松游览中国长城回来后不久开始的。

尼克松夫妇游览了长城和明陵。轻松愉快的尼克松总统今天在灿烂的冬天的阳光照耀下，站在中国长城上说，他到这里来谋求“一个开放的世界”的访问可能使得把人类隔开的城墙毁掉。

满面笑容的李先念副总理在一位女译员翻译时很注意地听，然后说：“总统先生讲得很好。”

尼克松接着说：“我们不希望有任何城墙。”尼克松中断了他的外交活动，以便他和他的夫人能够看一看人类有史以来建造得最长的建筑。

这是尼克松第一次对他同周恩来总理进行的“很有趣”的会谈发表公开评论。国务卿罗杰斯认为会议“进展良好”。

可以看得出来，尼克松对他在长城的观光得到了深刻的印象，他像哲学家一样谈论他的中国之行。长城是在公元前3世纪修建的，它从黄海到戈壁滩，在中国境内蜿蜒绵亘达1500英里（ 2400公里 ）。

“我们不希望各国人民之间有任何城墙相隔，我想——我们希望，我们这次访问的结果之一会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城墙，不管它们是像这道城墙一样的实在的城墙，还是意识形态或是哲学的城墙，都不会把世界各国人民分隔开。”

他说：“在我们望着这座长城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开放的世界。”

“我的希望是，作为我们这次访问所做出的开端的结果，许许多多的美国人将有机会来到这里，看看这座长城，了解中国历史和看看中国人民。”

这番话使得在中国阳光灿烂，也是寒峭的上午作为尼克松及夫人的向导陪同前来的中国副总理的脸上显出了笑容。

关于长城，尼克松说：“跋涉1万6000英里来看一下是值得的。”

尼克松夫妇和陪同他们前来的75人在饮茶室休息过后，驱车去明陵。

位于北京城外的明陵有500年的历史。在前去明陵的路上，总统夫妇看到许多看来在度假的中国人，带着新的半导体收音机，身穿总统夫妇在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的色彩鲜艳的服装。

当尼克松总统夫妇快到明陵时，他们停下来，观看4名中国女学生唱歌、跳绳。尼克松夫妇笑了，同她们和为她们握绳的两名妇女握了手，交谈了几句。

第5天（ 2月25日 ）

参观紫禁城。人民大会堂的最后一次宴会。

尼克松总统今天参观了北京神秘的紫禁城，他在一脚深的雪里小心地拣着好道走。

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一起去游览，在这之后将在这里同周恩来总理举行最后的会谈，这次会谈显然将设法避开关键性的台湾问题，并使得中美外交接触得以扩大。

经过同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会谈了25个多小时后，尼克松的样子有些疲倦。陪他进行着90分钟参观的主要是叶剑英——中国军界的领导人物，他的职衔是中央军委副主席。

尼克松对叶说：“我喜欢下雪，这是一派迥然不同的景色。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在尼克松到达前，人们用铁锹和扫帚扫台阶，但是雪不断地下，刚扫完，他们前边又有雪了。中国翻译对记者们说，所有这些扫雪的人，其中有男人和妇女，都是自愿来的。翻译说，每次大雪以后都是这样做的。

晚上，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在相互为友谊、和谐和了解祝酒的祝酒词中，尼克松和周恩来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只是开始解决这些分歧，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并表明，前面还有一条漫长而艰巨的道路。

这儿没有关于什么时候可能发表公报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消息，虽然也许在尼克松回国前（ 2月28日 ），在他在杭州和上海参观期间的任何时间都可能发表。人们一直在猜测，尼克松可能同毛泽东在杭州进行第二次会晤。

尼克松在严肃的气氛中为500名客人举行的一次答谢宴会上说，在2月24日参观长城时使他想起：“在几乎一代的岁月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存在着一道城墙。”

周恩来在答词中没有像他在2月21日晚上的宴会上那样暗示台湾问题。他说：“我们双方之间有着巨大的原则分歧，经过认真、坦率的讨论，使彼此的立场和主张有了更清楚地了解，这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第6天（ 2月26日 ）

拟定了联合公报。飞赴杭州。与周恩来同舟共游。

在尼克松和周恩来于星期六上午一道飞往杭州以前在机场休息室举行会谈时，已经就公报应谈些什么达成了协议。

在杭州一夜逗留期间所宣布的主要活动是乘船游西湖（ 该市最出名的名胜之一 ）和在杭州饭店举行一次宴会。

但是在乘船游览和宴会之间，日程表上还有几小时的空暇，人们普遍预料尼克松和周恩来将在这个时间里再次会晤，并预料会晤时毛泽东可能会出席。

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今天游览了种植有山茶、紫罗兰和玉兰的美丽如画的公园，然后泛舟西湖——这是中国主要吸引游客的地方之一。

尼克松、国务卿罗杰斯、白宫助理基辛格以及美中的其他人员陪同尼克松和周恩来总理游览。

由于星期五晚上尼克松在北京为他的主人们举行的宴会上气氛不大热情，有人担心会谈的结果不如双方的期望。

显然，为了消除这些忧虑，尼克松总统在把他送到这里的中国的民航机上进行工作以便草拟出关于协议的声明文本。

尼克松总统在星期一到达北京后几个小时就能见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这是中国人给他的罕有的荣誉。要是进行第二次会见，人们就会认为这是个迹象，表明中国人对总统在台湾或印度支那问题上做出某些让步感到高兴，但是，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政策有了这种改变。

第7天（ 2月27日 ）

中美签署联合公报。

美国总统顾问基辛格今天说，中美联合声明乃是两国建立长期接触的一个努力，以期谋求建立直接谅解的基础，并开始一个应会导致建立密切关系的过程。

在这项声明分发给记者们以后，基辛格用了近40分钟时间就这个公报发表谈话。

美国和中国今天同意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处理它们今后的关系，并宣布了一些类似的有限步骤，以开始结束它们20年的激烈的敌对。

但是它们在一项联合公报中清楚表明，朝着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方向的进展肯定要受到严苛的限制，直到台湾问题获得某种解决为止。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虽说它没有使北京满意，美国的一些申明的效果很可能导致蒋介石委员长的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受到破坏。

公报是在尼克松总统同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举行了为期一周的一系列微妙的讨论结束时发表的。

美国保持了它长期以来所持的立场，即台湾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必须是和平的。美国没有重申它根据1955年条约承担的保护台湾不受进攻的义务。基辛格说，尼克松仍然信守这一条约义务，公报中不提这项义务是由于就美国与之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一个国家的领土问题进行谈判的微妙情况。

由于美国在公报的其他地方表示要保持同南朝鲜的密切关系和对它的支持，同时要在美日之间“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这样就使得没有重申对台湾的保证这一点更加引人注意。

有人问，是否因为中国在公报中没有做出具体让步，所以美国拿出的东西不肯超过它所得到的东西。基辛格回答说：“我们不是以从一块记分牌上谁在每个问题上得多少分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他说，美国的主要成果是使得外交来往的过程开始了。他说，这种来往应会导致亚洲的一些问题在不以武力威胁和诉诸武力的条件下得以解决。基辛格说这个公报是“长期失去接触的两个国家想转达双方在某种程度上都感到眼下需要取得一些谅解，并开始在一段时间内朝着建立较密切的关系前进的一次尝试”。

尼克松的“长征”之路

从1955年起，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官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过134次会谈，但都没有真正地交换过意见。双方交换的是口号，而不是真正的谈判方案。

尼克松曾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含糊地提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对话途径是通畅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愤怒的孤立”这一词组使人回忆起他在1967年在《 外交季刊 》上发表的文章，但是没有得到回应。中国人没有被一个简单的和解暗示所打动。

在就职典礼之后的第二天，新华社指责尼克松是“垄断资产阶级集团”选定的新“代理人”，以实现“美帝国主义继续在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的狼子野心”。《 人民日报 》发表文章说，“走投无路的尼克松竟说到了未来……快要进坟墓的人用幻想中的天堂来安慰自己，这反映了一种接近死亡的阶级的自我陶醉和绝望的挣扎。”

在最初的日子里，尼克松的确有些自相矛盾。由于美驻欧洲一个国家的大使未能阻止该国承认北京，尼克松说这个大使是“灾星”，写信给基辛格和罗杰斯，要求他们马上“撤掉他”。

然而不久，尼克松却给基辛格写了个备忘录说：“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当然这种试探应私下进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这种事情搞到公开出版物上面去。”

1970年1月8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中美华沙会谈将在1月20日恢复。会谈的气氛是实实在在的，并为以后双方进一步的沟通定下了方案。据基辛格后来回忆，2月20日，中国人一到美国大使馆就做了一件使主人大吃一惊的事：他们建议把会谈移到北京举行。他们还暗示，欢迎由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率领代表团。

北京会欢迎美国官方派代表团到那里去，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不管怎样，美国没有立即接受中国的建议。基辛格拿不准这项建议是否只是为了破坏华盛顿同台湾的关系，还是中国确实想要进行更认真的讨论。他也不能断定北京是不是举行会谈的理想地点。

美国务院的专家也有他们担心的问题：中国是否会给予到北京去的美国谈判人员以“外交豁免权”？中国是否会允许美国人建立跟华盛顿通信的“可靠”渠道？日本人和台湾人是否会把这一次北京之行解释为美国人向中国人磕头？美国人为什么非得像过去的外国朝贡者那样跑到这个“中央王国”去呢？难道不可以反过来吗？

后来中国人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姿态。10月1日中国国庆节的这一天，面带笑容的76岁的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的检阅台，紧挨着毛泽东站着的是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官方摄影记者把镜头对准了这两个老朋友，闪光灯一亮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息：毛泽东允许了向华盛顿接近的行动。基辛格不需要翻译也懂得它的含义。10月初，尼克松接受《 时代 》杂志的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我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7月15日下午2时45分，白宫发出了一个通知，说数小时之后，总统将发表一项“重大声明”。美联社说，白宫拒绝事先透露声明的内容。

下午5时45分，尼克松总统进入设在伯班克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发表了一篇7分钟的简短演说：

晚上好！我今晚要求这个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

正如过去3年中我曾多次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7亿5000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因此，我在几个方面采取了主动，以求打开建立我们两国间正常关系的大门。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期间去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

我现在读的这个公告，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

……

尼克松一念完他这篇惊人的公告，电视镜头马上转向了在场的评论员，让观众听听他们的反应。这些人全怔住了，他们目瞪口呆，直愣愣地面对着全国的电视观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全美国都发愣了，全世界也是如此。

1971年10月16日，基辛格开始了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

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美国访华团全体人员。他说，中美两国在关系中断22年之后，现在在两国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我们应该说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语言——也是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中美会谈到现在已经进行了16年了，但还没有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来北京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将会取得积极的成果。

周的这些谈话奠定了基辛格此行以后几天的热情的基调。基辛格没有料到，最戏剧化的情况是在讨论尼克松访问公报的时候。本来公报应该是归纳讨论中很自然地产生出来，而事实却常常相反。如果等到真正访问的时候才起草公报，那是自找麻烦。

尼克松已经授权基辛格来谈判他的访问公报。基辛格和他的工作人员起草的一份公报初稿，是尼克松看过并批准了的。这份公报强调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概括性词汇掩盖分歧；它用这种方法来明白地暗示双方有很多的共同点，而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多。

周恩来对美国访华团说，根据毛泽东的明确指示，对美国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公报必须摆出根本性的分歧，否则措辞就“不是真实的反映”。美方初稿的含义是，和平本身就是目的；中国人认为斗争比和平更为重要，至少是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中国人并不怕面对现实的分歧。

如果联合公报没有完全体现出美中之间所取得的进展，那么尼克松此次北京之行肯定会被认为是一次失败的访问。因此，联合公报可能会多说一点儿，可能出于友谊的需要而选择措辞，而放弃了许许多多对有关具体问题的阐述。

双方均避免使用最尖刻的语言，事实上，都是有关争议的部分。与普通的联合公报有所不同，各方均保留一段文字用于就当前的重大事件阐明自己的观点，为各自所热衷的事业据理力争，擂鼓助威。美国宣布将努力缓和世界的紧张局势并保护自由，而中国人则声称将致力于解放被压迫的人民的信念，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很明显，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宣传行为。与此同时，两国都试图安抚各自的盟友。美国试图给南越和南朝鲜（ 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为台湾 ）打气；而中国则给越共和北朝鲜以鼓励。美国称，联合公报把美日友好关系置于最高利益的地位，加以考虑；中国则表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与扩张”来加以回应。

鉴于两国认识到“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双方认为协定的制定应该基于几个较大的领域。它们将“在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进展”；它们将会拯救世界，避免出现爆发全球战争的危险。双方都不寻求在亚洲建立霸权，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在本地区扩大势力范围。它们一致认为“绝不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任何谈判”，或在任何情况下相互支持，直接反对另一国。

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每一个步骤都显得十分小，但同时也具有潜在的意义。双方鼓励进行科技、文化、新闻和体育交流；同意扩大双边贸易。尽管正常的联系尚未建立，中美外交接触的形式尚待确定，但可以确信，中美交往将会是频繁的。

公报的内容毫无疑问将是未来几天甚至几周，双方争议的焦点，不可避免地可能会出现有失公允的地方，就像打乒乓球一样，要想取得每一分都必须付出努力。任何一方如果试图胜出，必须拿出看家的本领。人们可以看到，美国虽然接受了万隆会议上有关和平共处的原则，但心里是极不情愿的。另一方面，中国支持有关“在亚太地区寻求霸权”将不能成为一个行为良好的邻居的提法，这是中国几个邻国在实践中所倾心的行动准则。正如基辛格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在联合公报中与中国讨论霸权主义，似乎与仅仅6个月前不甚相同。

至于中国所谓的“关键问题”——台湾的地位——美国似乎制造了新闻，做出了妥协：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美国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美国从来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地发表这种声明，并可以肯定会导致在焦躁的台湾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出现新的震动。

然而，事实上这种从无力支撑局面的位置上“撤退”，尼克松早在《 关岛宣言 》中就做出过暗示，作为美国政府来讲，在公报中只是台湾问题的重提。台湾问题最终还是要在中国人之间和平解决。

在外交方面，行文格式及措辞大有学问，甚至包括陈述一些明确无误的事实。在表面上，美国似乎并没有得到一些明显的好处作为回报，中美双方的分歧似乎依旧难以弥合。对于解决越南战争的问题似乎没有什么帮助（ 人们对此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而且如果真的对结束越南战争有好处，公报中一定会提到 ）。尽管一些人希望举行一次亚洲和平大会，但公报并没有就此发出呼吁。很明显双方也没有就日本作为亚洲一支重要力量对外扩张达成一致意见；没有针对朝鲜半岛的分裂问题拿出对策。公报提及了苏联威胁，这成了双方首要的向心力，只有参加者才能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公报指出要摒弃一方与其他国家结盟反对另一方。基辛格因为说“新的中美关系并不直接针对苏联”而在记者招待会上受到猛烈攻击。基辛格只是宣称莫斯科因为一些原因不能轻而易举地取信于人。

但是文化交流（ 始于允许《 时代 》杂志的记者杰拉德·施克特和美国报业辛迪加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在中国逗留更长一段时间 ）、贸易和外交的意向为未来达成进一步的协定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总会有这样一种可能，因为要在公报中写入一些东西，所以要谈的东西很多，不会出现面面相觑的冷场，眉飞色舞的基辛格以肯定的口吻称，双方非常满意，“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也许很不错，但是期待仍然留在旁观者的目光中。对于一些人来说，公报所包括的内容太少了，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意味着太多太多。

在美国，总统此举冒着失去自己部分选民的风险。保守派抱怨他在得到大量回报的许诺之前，似乎走得太远了。为了这次“作秀”，他对东道主大加赞扬，他把自己置于一个祈求者的位置。在公开的与毛泽东会谈的镜头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件当然的事情。他好像接受了地位低于毛主席这样一种情况。

在中美首脑会晤前，由于心中充满欣快感觉，一些评论家过于偏激，以至于忽视中国政权显而易见的社会主义特性政治。现实是记者眼中的中国是沉重而朴实的国度。

《 时代 》记者的中国调查

尼克松总统访华使人们大开了眼界，对中国也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尼克松总统回国后，少数美国记者得到机会，对中国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进行重新思考、深入调查，这同时也是全新的调查。《 时代 》周刊记者杰罗尔德·谢克特就是尼克松访华结束后获准继续留在中国采访的两名美国记者之一，他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大地上又逗留了12天。

南京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有一家农具店，那里的人们自己炼钢来生产拖拉机耙齿。尽管南京钢铁厂离公社不到5英里远，公社还是坚持自己炼钢，以作为自力更生的表现。

这看起来似乎是很荒唐的重复建设，但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并不在意如何经济合理地利用资源，他们所注重的是发展工业、自给自足。这种自己动手的成效一般来说比较显著。例如，在上海造船厂，人们在设计只能容纳3000吨左右的货轮的船位上建造万吨级货轮。他们利用自动焊接机先预制一部分部件，然后再用国产的起重机将预制部件移动安装到位。通过这种方法，该造船厂将建造一艘船的时间由一年缩短到了7个月。

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表现出中国人的工业创造性。上海钟表厂成立于1955年，成立之初只有55名工人。他们制造出的第一块试验表每天误差一分半钟。而现在上海钟表厂有3600名员工，每年能生产240万块钟表。工人们告诉我，这些钟表每天的误差不超过30秒。厂里的部分机床是从瑞士进口的，但是大多数精密的钟表制造工具现在都已经国产化了。

另一个例子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上海汽车制造厂能够生产2吨型卡车和上海牌轿车，但是工厂没有装配线，由成群的工人手工搬运汽车部件进行装配，然后再由起重机将汽车吊运到工厂的另一处再进行另一部分的组装。去年上海汽车制造厂生产了2900台卡车和（ 仅仅 ）500辆轿车，完成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制定的指标。该厂生产的轿车外观质量较好，看得出是经过精心装配的。但按照美国的标准来看，该厂轿车的款式比较陈旧，因为其最近一次改换车型是在1964年。现在该厂正在建造一款更大、更宽的上海牌轿车，不过这款轿车的装配仍然无法实现自动传送，中国人还没有掌握此类机械技术。

中国汽车工业技术比较落后的一个原因是苏联1960年撤回了帮助建造该汽车制造厂的专家。该厂革委会委员梁文产（ 音 ）说：“苏联人给我们帮了倒忙。他们说我们这儿只能造出玩具汽车，他们回国时把图纸和计划都带了回去。”

在我所采访的大多数工厂，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0元（ 27.27美元 ），而且至少在7年内都没有涨过工资。“工人不在乎自己拿多少工资，”梁文产告诉我，“他们希望能够减少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如果一个工厂的工人拿的钱比另一个工厂的工人多，那他们就不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虽然工人们缺少经济刺激，但他们表现得很满足。工厂总体比较整洁，工人的劳动紧张有度。每天的8小时工作时间内还安排有休息、就餐和锻炼的时间。在上海一家机床厂，我还看到一名女护士一边沿着机床分发维生素片，一边询问工人们身体上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我走到每一处，都要了解人们对于进口外国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态度。我得到的回答几乎总是千篇一律地引用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的话，然后再半骄傲、半抱歉地解释说：“是的，我们有很多缺点。我们必须向先进的国家学习——但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国情。”

1966－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称作是维持革命势头的一种休克疗法。这种对精神造成极大伤害的自我批评方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作用最明显。在南京，我曾经同3位作家交谈过——两位小说家、一位诗人。在过去的5年中，他们除了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一些对革命戏剧的评论之外，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他们还在努力地“学习”，以便实现毛泽东说过的“一切文学和艺术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邓锋昌（ 音 ），42岁，曾在“文化大革命”前出版过3部小说和2本短篇小说集。他说：“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下工厂、下矿井、下农村，去体验人民的生活。否则，我们有什么可写的呢？”

尽管邓锋昌从1967年起就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但他每月还是照拿110元（ 55美元 ）的作家工资。目前他正在学习革命戏剧，希望自己也能够写一部。邓还在改写其早期的部分作品，包括一部曾销售了21万册的童话集，他准备用无产阶级的方式来描绘其主人公。邓说：“我们的一部分作品需要进行改写和重新润色。时代在不断进步，我们的思想也必须不断进步。”邓对列宁、斯大林时期的主要苏联文学作品，以及契诃夫、普希金、海明威、马克·吐温和沃尔特·惠特曼等人的作品都较为熟悉，但对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任何美国当代作家却一无所知。

邓也坚信毛泽东的话，认为“文学必须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他比较喜欢契诃夫，因为契诃夫擅长描写普通人民——“当然他的作品还不能和歌颂工农兵的革命戏剧相比”。邓相信“文化大革命”使他和他的同事能够更好地描写当代的英雄。他说：“希望明年我们的一些新作品能够出版。”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对待性别的态度是令人迷惑的。乍一看，中国人对性别似乎根本没有兴趣：宽松的中性服装掩盖了身体的线条。在3个星期内我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穿裙子。不过，在北京和上海的百货商店的化妆品柜台上还是有相当多种类的护肤霜。在上海工业展销会上，我见到了一位使用过所有展销香水和口红（ 粉红、紫红、橙色等12种色调 ）的女导购。她吃吃地笑着说这些展品都是出口的。随后，展销会的一名男革委会委员向我解释说“中国姑娘喜欢自然美”。

在中国我见过许多非常漂亮、朝气蓬勃的年轻姑娘，她们中的很多人都在一些非女性化岗位上工作，如在机械车间里操作车床。同任何地方的漂亮姑娘一样，她们对周围人们投来的钦慕目光也总是报以会意地微笑。在上海造船厂，我曾经拦住一位身材高挑、皮肤白净的姑娘，她当时正扛着两台沉重的钻机。我先问了她几个关于她工作的问题，然后又问到她是否结婚了。她开始试图回避这个问题，说：“这是个个人问题。”随后她又笑着说：“没有，还没有结婚。”

婚前性行为在中国是严厉禁止的，情感和爱意的表达也非常受限制。除了上海黄浦江畔的中山路上偶尔能见到几对夫妇一起逛街之外，人们很难看到小伙子和姑娘在一起。小伙子见姑娘的地点除了学校、单位，就是人民文化宫。我采访过的所有中国男人都说他们就是在这些地方见到他们的妻子的。当我问他们是否对妻子说过“我爱你”时，他们都笑起来。上海一家报社的编辑告诉我：“没有这个必要。这些事情我们不用说出口也都明白。”

在中国，性也还是受到承认的。我所到的任何一处，当地公社、工厂的附属医院都有妇产科，它们发放免费的计生药品，并可提供廉价的流产手术。产房条件比较基本，但似乎也够用。妇女一般有50天产假，生完孩子后可在医院休养一星期。但是人们告诉我，她们一般生完孩子第二天就可以起床活动了。苏杭公社（ 音 ）的一名医生告诉我：“对在地里干活的女人来说，生孩子不算是什么难事。”该公社刚刚完成了对其原有130个床位的医院的扩建工程。

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儿子是传宗接代的，女儿则是没用的东西。在上海时，我的翻译余石特（ 音 ）告诉我：“我们已经转变了对生儿生女的态度。现在国家为我们养老，我们不用再依靠孩子来照顾自己的晚年了。”当问到对儿子将来的职业有什么希望时，中国人总是会回答说：“干什么由国家决定。只要是为国家工作，对我们的孩子都很好。”

上海《 文汇报 》的馆舍是“二战”前的西方式建筑，整体风格凝重，不过宏伟的大门前的大理石台阶已经破旧，内部的走廊也年久失修。但是这也许就是西方记者在这家中国最“红”的无产阶级报社里所能发现的最熟悉的东西。

一天，我发现一名编辑在排字室里排字。原来，为了强化“劳动经验”，所有的编辑和记者每周都必须有一天放下纸笔，到排字室排字、打扫卫生，或是用草绳把《 文汇报 》的7台国产高速印刷机印出来的纸捆扎起来。每年报社的员工都要被轮流派到机床厂或农场进行一个月的劳动锻炼。报社也定期接待20人到30人一批的农民或工人，为他们举办新闻采访速成班，然后他们再回到原单位，成为各单位的业余记者，也就是“赤脚记者”。沈国强（ 音 ），47岁，报社资深编辑，他说：“我们是到农村接受锻炼去了。”

自从1938年创刊，《 文汇报 》在很多年内都受到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喜爱，他们认为《 文汇报 》是中国最激进、最有争议，也办得最好的政治性报纸。该报纸比中国其他任何报刊对苏联的态度都更强硬，并通过其对革命戏剧的述评表现了其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变。

《 文汇报 》很便宜，每份的售价只要2美分。“文革”前，其发行量还不到14万份，现在却猛增到了80万份。沈国强是报社工资最高的员工，每月的工资为42美元，他还是革委会主任。革委会负责制定政策，成员包括共产党的干部、军人、农民，以及印刷工、排字工和编辑。负责日常工作的是沈国强和他年轻的副手王春兰（ 音 ）。王春兰今年32岁，来报社工作之前是一家搪瓷器厂的工人。每晚7点，报社的12名主要编辑都要在会议室讨论稿件问题。会议室内悬挂着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报纸有4版，头版主要报道国内事件；其他几版中，一版是上海地区新闻、一版是马列主义学习、另一版是国际新闻。所有的国际新闻消息都来自新华社的自动收报机。

报社编辑们要安排“调查报告”，但不是杰克·安德森所做的那种调查报告，而是关于上海第一商业局如何坚持毛泽东思想学习之类的报告。有时编辑们会一直等着一幅西哈努克亲王结束对越南访问回到上海的照片，而将晨报拖到下午（ 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 ）才发。

编辑们是否有义务披露官员们所犯的错误呢？“当然有。”从会议桌的另一头传来了王春兰的回答。那么，《 文汇报 》如何反映最近北京所发生的斗争呢？“对此我们不太清楚，”王春兰微笑着说，“我们无可奉告。”

中日恢复对话

早秋的微风吹过北京首都机场，拂动着1945年以后在中国升起的第一面太阳旗。当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迈出DC－8型客机的舱门时，中国乐队奏响了庄严的日本国歌《 君之代 》，随后又奏起了中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 》，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三四十年代同入侵的日本裕仁天皇的军队作战时唱的正是这支曲子。田中首相此次访华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历史性事件，它将促成亚洲的两个大国结束长达一个世纪的敌意，重新展开对话。

1972年10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挥毫签署了双边协议，宣布两国结束“战争状态”，并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不过，此次两国首脑会晤的意义并非只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画上一个迟到的句号。日本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民主制工业国家，而中国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制度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如周恩来有意低调陈述的那样，此次和解结束了两国间“不正常的状态”。为了与日本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国彻底摒弃了其60年代外交政策中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丝排外主义倾向。同时，此次两国首脑会晤也标志着日本开始从战后一直受美国外交政策控制的状态下走出来。在过去10年中决定亚洲地缘政治的美中苏三角关系正迅速地转变为四角关系，日本作为第四角正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田中访华的直接影响是，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遭到了意料之中的外交重挫。在田中和周恩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对台湾问题的表态是，日本政府“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日本政府的这一表态比美国政府的表态又进了一步——在尼克松和周恩来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方仅仅表示“认识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仍未明确否定国民党政权。

中日联合声明刚刚签署，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就召集记者会发表了明确的声明。大平外相称，日本政府与国民党政府1952年签署的和平条约“不再有效”，同时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国民党政府旋即谴责日本的行为是“背信弃义”，并也断绝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同时还派出警卫部队在日本驻台北使馆周围设下警戒，防止使馆遭到愤怒群众的攻击。

日本是在过去23个月中第16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美国成了唯一仍然承认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工业国。虽然日本政府此举肯定会促使一些较小的国家也采取类似的举动，但是台湾仍然能够依赖其主要的生命线：贸易。在得到中国大陆默许的情况下，日本至少在目前还希望能够保持与台湾的经济联系，因为目前台湾市场对日本商品来说比大陆市场更大（ 台湾市场每年7.6亿多美元，大陆市场5.78亿美元 ）。但是从台湾政府的发展潜力存在的严重问题上看，台湾与日本的贸易联系最终将受到削弱。出于报复，台湾政府命令其进口商开始从欧洲和美国购买机械和其他一些原来一直在日本购买的物质。台湾只是简单地掩饰了一下其报复的动机，称这是为了减少台湾对日本的6亿美元贸易逆差。

同美国总统尼克松2月访华的情形相似，田中首相在中国进行的6天访问也充满了电视报道（ 田中首相抵达北京时，日本2700万台电视机中大约有70％都在播报这一事件 ）和“异常坦诚”的闭门会谈。可以理解，中日双方似乎除了注重实质成果之外，也都非常注重象征意义。周恩来在欢迎词中谈到了中国过去由于日军的行为而受到的伤害，称“我们应该记住这样的经验和教训”。田中首相则仅仅简单地承认日本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日本对此应“深刻反省”——这在日语中是表达懊悔和遗憾的比较强烈的用语。

尽管如此，此次首脑会晤的气氛还是比较放松的，甚至可以说是活跃的。有一次田中笑着抱怨说他在宾馆喝了点茅台酒，“有点醉了，”周恩来对田中说：“同伏特加比起来，你会更喜欢喝茅台。因为茅台好入口，不上头。”因为田中是日本建筑业的百万富翁，喜欢偶尔小酌几口，周恩来又微笑着说田中“应该能吃得消”。田中星期三同毛泽东进行的一个小时的会面也同样风趣诙谐。毛泽东问田中：“吵架吵完了吗？”实际上指的是田中同周恩来的会谈。毛泽东又接着说：“跟周恩来你必须要和他吵架。只有先和他吵完架以后你们才能真正成为朋友。”

尽管两国领导人之间谈笑风生，但中日恢复对话后可能温暖的东西会缺一些，冷酷的现实会多一些。哈佛大学亚洲问题专家、美前驻日大使埃德温·赖绍华指出：“中日两国的社会差异非常大。我认为两国不会仅仅因为都是亚洲国家而走得更近。”中国政府希望能够从日本获得一些实际的东西，尤其是日本的现代技术。但双方又都担心对方在可能形成的亚洲四极平衡体系中的作用。中国担心该微妙的平衡会被苏联打破。一方面，苏联在中苏边境上集结了50个师的兵力；另一方面，苏联又正在争取中国在亚洲的传统对手——日本——的好感，两国有可能会就苏日和平条约展开谈判，并可能共同参与开发西伯利亚的天然气田。

正是主要考虑到苏联的野心，中国要求来访的田中首相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入反对别国在亚太地区“建立霸权”的企图，这似乎是对苏联政府设置的一个障碍。但是日本也学会了操纵四极政治。就在田中首相离开北京前，日本政府半遮半露地向外界表示，日本向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日本愿意同苏联以及中国和美国发展密切的关系。

中国文化团访美

自从马可·波罗在他的传记中将宝石、香料、丝绸和东方杂技全部列入东方奇迹之后，西方人一直认为东方杂技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如今，西方人可以通过观看首次出访北美的中国沈阳杂技团的表演来好好看清楚马可所说的杂技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如果不算中国乒乓球队的出访，沈阳杂技团则是首次将中国文化带到美国。这种交流是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于去年冬天达成的。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交流开端。

1972年底，这40名演员和12名伴奏师在多伦多演出5天后，来到了芝加哥，并将在那儿停留10天时间；之后，他们还将去印第安纳波利斯、纽约和华盛顿进行演出。当他们身着褪了色的灰色中山装从奥黑尔机场走出来时，看上去非常像一个教师代表团而不像在杂技演出中明艳照人的杂技演员。他们携带了5吨重的道具，并向欢迎队伍中的孩子们分发手工绘制的手帕，同时也接受了回赠的糖果和鲜花。虽然没有翻译他们明白不了多少，但他们还是很有礼貌地听了欢迎致辞。

然而，当他们来到市民大剧院的舞台上时，也就不再需要翻译了。在这场演出中，沈阳杂技团没有使用钢丝和秋千，也没有使用密集的鼓点儿或骤停来烘托表演的高潮。他们娴熟的手法令人赏心悦目，就连小孩子也能够看懂。他们极其小心地对待哪怕是最简单的绝技表演；而最高难的动作他们又能轻松自如地从容表演。两名女演员运用脚将中国花瓶踢来转去的。一名男演员用手倒立在一个由桌子、椅子和砖块层叠起来的摇摇晃晃的“金字塔”顶端，然后又故意使这个“金字塔”骤然倒塌。两名男演员，其中一名叠在另一名的肩膀上在一个没有任何支撑物的梯子上爬上爬下的。

该杂技团最精彩的表演之一是长竿绝技。一名演员很轻松就把一根长16英尺的竹竿平衡地立在肩膀和下巴之间。第二名演员顺着竹竿爬上去，到达顶端。在那儿，他慢慢地把两腿分开，与地面平行。他把一只脚伸入固定在竹竿上的一个绒套中，就站了起来。然后，他向下找到第三名演员，两人共同完成一系列精妙的徒手动作。

这场演出真正的高潮是从一个女演员骑在一辆自行车上进场表演绝技时开始的。她很正常地骑了几圈，然后就不停地有女孩加入，直到最终在这辆车上载了7个女孩为止。当她们跳下车子退场后，大家都以为演出结束了。但是另一名女演员又骑车上场了。随后，9个面带微笑的女演员登场而且难以置信地全部骑上了那辆自行车。

大多数的中国柔功和技巧，如著名的“太极拳”都植根于武术训练中。中国的杂技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当畜牧业刚刚出现时。许多专家认为大约从那时起，“变戏法的”就通过表演魔术和运用娴熟的手法来过活。这种老传统的遗迹在沈阳杂技团的狮子舞中仍存留了下来。这种舞蹈是从前用兽皮作为符咒来祈求五谷丰登演变而来的。而他们用木棍转碟子和花瓶则会使人回想起以前给变戏法的人赠予食物的做法。那些认为美洲印第安人是首先从白令海峡移民过来的人类学家指出，这种夹杂古老戏法的杂技表演和他们所熟悉的一些美洲印第安部落所表演的杂耍项目有着许多相类似的地方。

1949年后，作为毛泽东要振兴民间艺术思想的一部分内容，中国各地开始纷纷资助成立杂技团体。为了符合毛泽东在文化上“百花齐放”的教导，如今，几乎全中国每个省和每一个大城市都有自己的杂技团。到1965年，杂技演员的地位已经上升得如此之高，以至于有人批判他们太市侩了，缺少“反映工农日常斗争的阶级特点”。现在他们每年要花2个月的时间在工厂或公社与农民一起白天劳动，晚上表演政治讽刺剧和即兴创作节目，把新发现的民间素材融入他们的表演。

沈阳杂技团的演员们，每个月可以拿到相当于30美元的工资，过着一种严格而朴素的生活。他们每天练功3个半小时，每礼拜要表演4次到5次。年龄较小的队员，往往都是七八岁时就来到团里学艺。他们每天上午都必须练功，然后在吃过午饭后学习。这次出国巡演对他们来说，尤其是一个大开眼界的机会。12岁的曹春（ 音 ）是这次巡演中年龄最小的演员，也是跳狮子舞的小明星。在离开北京前，当被问到知不知道加拿大在哪儿时，他回答说：“不太清楚，但我却知道现在那儿非常炎热。”

邓小平走出阴影

1973年4月的一天，一位身着中山装的小个子官员，神情严肃地步入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大宴会厅。在门口，他刚犹豫地停顿了一下，就被迎宾的官员簇拥着来到周恩来的身边，与他一起在为柬埔寨逃亡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宴会上迎接来宾。现年69岁的邓小平副总理就是以这种低调的形式从1966年以来就笼罩着他的阴影中复出了。因为当时他与刘少奇主席一样，也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党内领导人之一”而遭到了排挤的。

邓小平曾任党的总书记并是中央政治局成员之一。早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几个月里，邓小平就遭到了谴责。而他也立刻承认“自己的思想和态度与毛泽东思想不相符合”。他复出后至少还是一名要员（ 虽然他还没有恢复党内职务，但目前他在领导层中似乎仍然可以排到第20位 ），这体现了毛泽东为重组领导集团所做不懈努力的又一个方面。但邓小平的职责似乎还有待观察。

中国已出现开始进入新一轮激进主义运动的征兆，在去年8月份召开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时就有所显现了。这场运动，其开始似乎是在学术上对儒家思想的沦丧进行争论而引起的。

……

党内的许多出版物都批判了孔子，说他试图在2500年前的中国恢复奴隶制度。后来这场运动通过把孔子与前任国防部长林彪联系起来而拓宽了范围。

……

复活的孔子

中国最近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最令人不解的特点之一是，在思想上对孔夫子的言论和学说进行了异口同声地讨伐。孔子这个名字经常与已亡命的声名狼藉的前任国防部长林彪相提并论。现在，对这位已故的圣人的抨击依旧猛烈。最近的几次群众集会斥责孔子和“与他一类的人”是“历史上的跳梁小丑”。林彪由于“鼓吹儒家的歪理邪说，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而再一次受到抨击。似乎孔子这位大哲人依然健在，并领导了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

在许多方面孔子确实如此。已亡命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和叛徒”——林彪绝不是唯一受他影响的人。正如在思想领域不断升级的破“四旧”（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 ）斗争所表现出来的，传统的儒家道德在中国根深蒂固，仍然是阻碍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障碍。

孔子，在拉丁文中被称为“孔夫子”或是“孔圣人”。他所关注的事情或许让人觉得可笑。他一生穷困。他出生于公元前551年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 位于当今的山东省境内 ）。他毕其一生，游历了当时中国所有的封建王国，以求一官职，找到一位可以将他治国理想付诸实践的君王。他除了在他的出生地鲁国担任过几个月的宰相之外，一直到他公元前479年去世，再也没有得到过任用。但是，像苏格拉底一样，他的学说通过其虔诚的门徒，得以在他之后永世流传。

孔子的梦想是恢复一个混乱社会的秩序。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比第一个王朝的建立还要早300多年。国家经常被那些贪婪的封建王侯发起的战争搞得四分五裂。孔子形容这些王侯是“饱食终日，醉生梦死”。他崇尚仁爱、谦虚、人道的完美统治者的形象，并相信这样君主可以保持长久的太平盛世。暴君往往靠恫吓和强力维持统治，而仁君用道德楷模实现之。孔子谆谆教导统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这与其说是宗教信条，还不如说是民族信仰。道德修养是达成政局稳定的关键。孔子反对人死后灵魂升天的说法，认为“小人”才言“利”。尽管从理论上说任何人都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但孔子强调社会等级制度，要求每个人都要接受自己的位置。个人的满足基于对别人的顺从、孝顺和仁爱等品德的养成，简言之“道”。按照孔子之道：“如果一个人在清晨明白了‘道’，那么，晚上可安然地死去（ 朝闻道，夕死可矣 ）。”

毛泽东在他青年时期曾用6年时间来学习儒家经典著作，而且从未真正摆脱过其影响。在他的4卷《 毛泽东选集 》中，他参考了一些其他作家的思想，其中有不少于22％是来自于这位圣人和他的门徒——这仅次于斯大林的24％的比例。孔子和毛泽东都非常强调“正确”观念的灌输和统治者要成为道德榜样的重要性。更有甚者，那些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们，在接受了毛泽东所特有的与旧儒家思想惊人相似的东西后，也接受了那些经典著作。

孔子原本想到的或许是保持和平与恢复秩序，他所强调的对权力等级的遵从，为那种被动的、宿命的、要绝对服从君王的思想打下了基础。孔子认为要有一名受过教育的圣贤之人和一种贵族式的道德修养，这对处理社会事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共产党人眼中，孔子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画了一条很深的界线。这与毛泽东所阐述的在无产阶级社会中，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更让共产主义者无法容忍的是，儒家主义者极度鄙视体力劳动者。孔子宣扬的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毛泽东之所以反对孔子，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孔子认为：“所有的人在本性上都是一样的（ 即：人之初，性本善 ）。”孔子认为人的本性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也不会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而只有教育才能使人改变。而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用新的无产阶级形象来塑造人。“没有抽象的人性，”毛泽东1942年写道，“人都是具有阶级性的。”所以在共产党人眼中，孔子的理论并不包含有普遍的真理。它们仅仅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本性。

从长远来看，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是毛泽东企图改变人性的不懈努力的一部分。他想用新的具有斗争和战斗意识的人性来代替儒家所宣扬的平和、顺从和宿命的人性。对他而言，儒家思想仍是代表等级层次、停滞不前和自我满足思想的标志。缘于此，孔圣人再也不能安然长眠了。

新一轮文化大革命

斗争就意味着进步，不去斗争就会退步，会灭亡，会沦为修正主义者。

对于亲身经历过从1966年到1969年席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1974年2月，有一家北京广播电台在报道这段话时并不是一个好兆头。经过了几年相对缓和的时期后，中国好像突然又滑到了“左”倾主义边缘。

中国已出现开始进入新一轮激进主义运动的征兆，在去年8月份召开的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时就有所显现了。这场运动，其开始似乎是在学术上对儒家思想的沦丧进行争论而引起的。党内的许多出版物都批判了孔子，说他试图在2500年前的中国恢复奴隶制度。后来这场运动通过把孔子与前任国防部长林彪联系起来而拓宽了范围。

全体人民5年以来第一次被要求“动员组织起来”去谴责中国的两个新出现的“妖孽”和“邪魔”的罪行。一幅控诉林彪修正主义思想的大字报出现在上海的各个码头上，而在北京，电视台连续三个晚上不间断地播报在北京大学新竖起了一些巨型的标语牌；很明显，他们将用自己的标语口号来声援这场新的运动。1974年2月中旬，《 人民日报 》整个头版连续两天刊登了一份正式声明，宣称“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一场人民运动已经开始了”。一家上海的广播电台也如此回应说，“革命的战鼓已经敲响，大炮声隆隆震耳，前进派和后退派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

在“文化大革命”伊始，这场新的运动是在日渐高涨的控诉意识形态沦丧的呼声中展开的。学校的各类考试因为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并且对干部和前官僚子女有所偏向而受到抨击。湖南的一家电台指责“阶级敌人”为了“毒害群众”正在“引诱年轻人阅读色情书刊和杂志”。

这场运动似乎也影响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观察家们注意到自从去年11月国务卿基辛格访问过北京后，就再也没有进一步促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行动了。中国驻美联络办公室的领导也已经离开华盛顿两个月了。

在北京，外国居民非常担心日渐高涨的排外情绪；“文化大革命”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不要相信外国人，所以他们没办法不紧张。2月的一天，一群愤怒的中国人把两名居住在北京的法国人揪到当地的公安部门，原因是他们打算对正在铲雪的妇女进行拍照。警察在释放他们后解释说这两名法国人被误认为是“苏联间谍”。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交流也遭受了打击。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所拍摄的真实反映中国的纪录片在全世界上映已有一年多了。他被中国的媒体辱骂为“小丑”和“强盗”。他因在影片中描绘了中国人生活的悲伤场面而被《 人民日报 》称之为“国内外反动派”又有所复苏。与之相类似的，西方音乐由三支最近来访的外国交响乐团重新引入中国也被定性为“反映文学艺术阴暗面复苏的异类事物”。

至此，已经没有人知道除了林彪和孔子这两位已经死去的人之外，到底谁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真正的目标。然而，这场运动已然造成了后果：军队。正是那些地方部队的强硬派最终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过度激进的做法。但就在上个月11位掌权的地区司令员中，有7位被对调到他们不熟悉的部队去担任领导职务。这种做法很高明地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基础，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在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家眼里，周恩来也似乎比以前“左”了。中国对外的强硬政策就是由周恩来策划的，这或许是他想减少左派成员对他进行批评的结果。在第10次党代会上，一些观察家发现周恩来的声明带有新的更加激进的语调。

对这种动荡局势最乐观的估计就是：已经80岁，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正在最后一次给中国灌输革命的热情，从而防止在中国滋生顽固的精英主义。

白热化的文字战

自从1972年北京峰会后，中国的领导人很明显地停止了他们的反美论调。但1974年4月，在欢迎柬埔寨共产党起义军领袖乔森潘将军的宴会上，周恩来总理对美国进行了猛烈地抨击，说它“厚颜无耻地对柬埔寨进行了大规模侵略”。周恩来拐弯抹角、轻蔑地摒弃了尼克松总统三番五次提出的缓和目标。他说：“革命的群众并不都相信所谓的‘持久和平’或‘世代和平’。只要帝国主义存在，革命和战争就在所难免。”

周恩来对美国的抨击和他对尼克松总统最得意的两种提法的尖锐讽谑并不是孤立事件。两天后，作为党的副主席和北京政治局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指责美国直接策划了1970年推翻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反革命政变”。王洪文将“美帝国主义”形容为“武装到牙齿”——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副极度好战的形象。

除了这些言谈之外，在许多省份还明显掀起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潮。例如在四川省，该省的电台报道了一次谴责“‘二战’中美合作所（ 它其实是训练中国秘密警察的技术支援机构 ）”的群众集会。该报道说“正是在那儿，美蒋反动派对中国人民进行了屠杀”。

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家们在如何诠释这种极富战斗性的言辞上产生了分歧。国务院的专家们否认是周恩来的言辞导致了中美关系新的冰冻期。华盛顿的一些专家推测，最近把伦那德·昂格尔这位高级职业外交官任命为美国驻台湾大使一事激怒了中国。中方可能会对那种缓和感到失望，因为它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并没有产生任何明显的有利于中国的进展。

整整一个星期，各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发生着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省领导们都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北京所有的饭店都已经订满；闪闪发光的大轿车方阵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终于，在1975年1月中旬的晚些时候，中国新华社宣布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月13日起秘密举行了会议。这是人代会10年来首次举行会议。这是官方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选出了中国的最高领导层，这一结果是那么地让人期盼，又是那么地姗姗来迟。

……

他（ 邓小平 ）当选为第一副总理，同时被提拔为共产党副主席（ 党内共有5名副主席 ）。这一任命加速了邓从文革毫无地位的局面中的崛起，同时给予他的职位与他的权力也是相符的……

反间谍的战争

许多年来，苏联的克格勃、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及其他间谍组织就试图通过监听省级广播截获军事信息，不时地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雇用的情报人员联系等方式，刺探中国内部色彩的情报，台湾的情报机构网络在过去的日子里已经就北京政治提供了一些敏感的秘密情报。

1975年起，台湾甚至愿意就其工作在中国大陆的忠诚人士及密探网进行宣传。台湾打破惯例，公布了20名“烈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任务时牺牲的间谍及情报人员。台湾政府雇用的一名大陆间谍王宏，30岁，在中国大陆当了一年的特工之后在台北公开了身份。据传，王宏是驻扎在云南省解放军某部的政治指导员，他告诉《 时代 》周刊的王宾（ 音 ），他在城市青年中建立了秘密的基层组织，这些年轻人已经被送到乡下的农业公社中去进行劳动。

台北宣称，王宏是1万名潜伏在大陆的特工之一，这些人在大陆破坏生产，建立秘密的反北京的基层组织，向台湾的谍报人员传送文件的影印件。特工人员的数量可能被夸大了，但不管怎么说，台湾特工人员一些具有轰动性的报道还是可信的，特别是他们披露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期写给他妻子的信。

由叶湘齐（ 音 ）领导的位于台北的台湾情报网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中国严格控制的社会里雇用特工人员，并与他们保持联系。雇用新特工的一个有效技巧就是利用亲属关系来发展特工。同潜在间谍进行接触的主要地方就是在中国边远的大西南云南省，靠近缅甸、泰国、老挝的“金三角”地区，这一地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在此作战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所在地。

香港同样也是一个活跃的间谍活动中心。每天从香港殖民地到中国大陆的三四百名华侨中，偶尔就会有一个台湾特工去同暗地里支持国民党的人进行接触。

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值得相信的。实际上，台湾出版的有些关于大陆活动的“情报”完全是为了迎合反共宣传，很可能是台北的情报人员编造出来的。尽管如此，北京仍然认为台湾的间谍活动非常猖狂，他们定期就间谍的出现提出警告。最近广东报道了一起一个“卑鄙无耻的人”对一家煤气厂进行的破坏活动，并对该厂副厂长缺乏警惕性进行了严厉地责罚。一些到中国参观的人被领到监狱，他们在那里看到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人民的敌人”。据说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罪名都是被认定替海峡对面可恶的小岛工作。

70岁的邓小平

整整一个星期，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发生着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省领导们都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北京所有的饭店都已经订满；闪闪发光的大轿车方阵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终于，在1975年1月中旬的晚些时候，中国新华社宣布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月13日起举行了会议。这是人代会10年来首次举行会议。这是官方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选出了中国的最高领导层，这一结果是那么地让人期盼，又是那么地姗姗来迟。

代表大会最终召开的事实证明，北京已经支离破碎的领导层走过了漫长的纷争道路之后终于开始解决他们的分歧。实际上，从直观的角度来看，人代会是全党空前统一的产物。但人代会选举产生的结果，特别是高层领导人的选举，表明仍然是党内温和派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以下是主要人员的任命：

周恩来，76岁，再次当选为总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就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从去年早些时候开始，党内激进派开始指桑骂槐地对他进行攻击，周在政治上不时表现出弱势。现在他证明了自己在中国最高政府机构中的地位，情况也越来越明了，即使是患病住院治疗，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已经开始在幕后进行党的重建工作。

叶剑英，76岁，当选为国防部长，这一职位从1971年林彪逃跑死于空难之后就一直空缺。叶剑英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同亨利·基辛格进行谈判的中方主要代表之一。叶剑英在党内和军中长期以来都享有极高的威望。但他一直是毛所谓的“党指挥枪”的坚强支持者。他的任命标志着党的领导层又重新开始插入通常具有独立思想的军队领导人。

邓小平，70岁，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在很多时候履行的是周恩来的职责。他当选为第一副总理，同时被提拔为共产党副主席（ 党内共有5名副主席 ）。

值得一提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在草率发动“文革”以前党所提倡的保持党的稳定性。作为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这3个人无疑会奉行温和路线。具体地讲，这也就是意味着在外交方面将继续寻求和解，在国内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而不是搞意识形态纯粹性的运动。

党内的激进派分子虽然在人代会上表现得非常活跃，但最终被挤出了权力层。甚至连江青也未能被提名为文化部长。过去几年，她的影响力直线上升，实际上，虽然没有经过官方任命，但她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一直垄断着文化部长这一职务。这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剧作家于会泳。于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已经排除了激进派分子在文化领域的影响，但这的确证明他们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已经削弱。

虽然适度发展的方向正确，但这并没有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例如，在接班人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上仍没有得到答案。虽然过去毛在所有的重要会议上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奇怪的是这次他既没有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也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但显而易见的是大会都是按照他的意愿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同样是毛，几个星期以前制止了现在的运动，并转向中间路线。“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八年，”他写道，“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

谁将脱颖而出

到目前为止，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领导中国将近半个世纪。未来谁最终将取代他们呢？《 华盛顿邮报 》的文章一直在做着这个猜谜游戏。

在最近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台第一排占据固定座位的共有16名中国领导人，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都有可能在某一天领导这个国家。最有可能接班的是：邓小平，70岁，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实现了最惊人的政治上的起落。大会任命他为周恩来的12位副总理中的第一位，而仅仅在两天前，中央委员会决定由他出任共产党的副主席。再加上去年再次获得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他是除了周以外，第二个同时具有国家和党的双重职务的有影响的人物。然而仅在21个月前，邓小平还身处被人们遗忘的角落。1966年，他被“文革”的红卫兵宣布为“第二号走资派”，被迫放弃了副总理和党的总书记职务，从中国最重要的几个领导人之一降为一介平民。

1973年4月，邓突然作为副总理再次出现。他和毛一起出现在镜头前；代替周出席十余次招待外宾的国宴；去年曾率领中国代表团赴曼哈顿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讨论棘手的问题。

恢复权力之后，邓起初看起来似乎对自己的未来还不能把握。在会见外宾时，他坐在椅子的边缘上，不敢往里深坐，讲话轻柔，并绝不多言。近几个月来，情况则有所改变。来访者注意到，邓说话直白且嗓门洪亮。他嘲笑美国是一个“大胖子”，而这个说法正在全中国广为流传。

波士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莫尔·戈德曼在会谈记录中这样写道，去年11月，在与美国大学校长代表团会谈时，“他看起来好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畅所欲言。”他形容自己是一个“生活大学”的产物，“而这所大学永无毕业之日”。接着，邓语出惊人地对客人们补充说道，“我修业期满之日，就是我见上帝之时，但谁知道上帝会给我打多少学分呢？”

在他的经历中，邓小平并不注重思想意识。他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通俗的实用主义引起激进派对他的仇恨。然而即便是他的批评者也都承认他的智慧与能力。在“大跃进”后帮助中国恢复了经济，使他自己赢得了信任。

人们认为，邓小平支持周恩来的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政策，他强调“苏联是中国的敌人”。虽然一些西方专家认为过高地估计了邓，但大多数人感到，如果周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邓将接替周的工作。

新政府的挑战

自去年至今的几个月以来，周恩来日理万机地工作，使他的健康出现问题。他变得面容憔悴，脸色苍白。5月，他住进了北京医院，谣传说他患了心脏病。除了偶尔接受外宾的简短拜访之外，几乎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只有两次，他冒险离开医院，短暂地出席了类似戏剧表演的国宴。西方分析家猜测，他是否同时在运动中受到了冲击。

但他出人意料地主持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0年来召开的首次会议。在召开会议的两周前，人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会议，批准了中共中央全会做出的一系列决定。当上周外国分析家拿到讲话、文件和名单后，会议的意义才逐渐清晰。尽管人大只是共产党政策的表决机构，但它的决定反映出中国各派领导人已就国家的前途和目标达成了近10年中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一致的意见。人大会议批准了上述文件和人事安排。

76岁的周恩来再次当选总理的原因绝不是那么简单，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一直是中国的总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出任总理防止了突然和不可预见的倒退，周恩来已经把中国引向温和而稳定的发展轨道。中国将摆脱极端主义而走向正常化；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激进派（ 他们1966年至1969年走红 ），使用党内老资格的保守派（ 其成员在那个时候被粗暴地剥夺了权力 ）。

正如周恩来最近所说，在保障人民的衣食等基本需求方面取得了胜利。这一成就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和人口大国无法与之相比的。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是发展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景尚不明朗，今天的中国仍然像周恩来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虽然经济统计数据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050亿美元，仍远低于意大利的同期水平，而意大利的人口仅占中国8亿人口的7%。

尽管人均生活不论以什么标准计算都处于比较贫穷和艰苦的水平，但中国的进步所带来的利益，如同它带来的苦难一样，分配不平等的情况是最少的。工人平均月工资不足28美元；而公社社员的平均收入只大致相当于工人的一半。在其他方面，如食品、医药和住房几乎不用花钱，并且20年不涨价，令世人感到羡慕和妒忌。然而在“奢侈”商品消费方面，如自行车或收音机则需要几个月的存款。一个普通的城市工人：生活在青灰色单调的公寓大楼里，住着两室的房子，每周工作48小时，星期天可以到中国多树的公园野餐；晚上到工人文化宫去看各种表演打发时间（ 表演内容主要是革命歌曲和短剧 ）；学习乐器演奏或打乒乓球。

在偏远地区，占人口80%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那里，人们的日常生活比起城市要随意和轻松，但更加艰苦。私人生活虽然很珍贵，但并不复杂。在农村，许多中国传统价值观仍然被坚持着：尽管重男轻女现象或祭祖现象迅速减少，但还是存在。虽然党鼓励进行简朴的火葬，可是如果家里要求，农民仍可以以旧式殡葬方式出殡，包括亲属穿孝服。

显然，这还不是其主要经济实力的体现，中国还有更加崇高的目标。周恩来要在20世纪内“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他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

可以肯定，周恩来能在过去近40年中作为领导人坚持下来，的确需要调动其一切的聪明才智，而毛泽东是一位经常异想天开又无可争辩的英明指挥员。毛泽东不止一次地通过突然改变政策和表面上看起来费解的行动，让中国问题专家大跌眼镜，感到迷惑。现在他再次令专家们感到不可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央全会，也没有出席人大会议？“我读了联合公报先是一怔，后来才恍然大悟，毛泽东的缺席格外引人注目。”一位美国政府的高级评论员说：“我们太习惯于毛泽东占主导地位了，于是他突然消失了。”

周恩来在人大会议上讲了几段不得不讲的话，其意思是美苏争霸“必然会导致世界大战”。他同时强调了中国同第三世界的密切关系，认为苏联人“背叛了马列主义，从事颠覆活动，甚至挑起边界军事冲突”。然而，他向人大代表证实，与美国关系“已经取得某种程度的进展”。几天前，在周返回医院后，他向来访的日本众院议长保利茂建议，日本应该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同时避免同莫斯科亲近。

同样，对于国内事务，周也一直小心谨慎，在制订计划时考虑毛泽东的立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的新宪法保留了毛主席有关教导的精神，如“继续革命”的理论。与1954年版本有106条冗长的宪法相比，新宪法只有30条，更加简短。它确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大字报是“继续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新的形式。它还回顾了美国人权法案，并保证“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自由以及罢工自由”。确切地说，其最后一章就是意味着保障中国公民的权利。新宪法还允许公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更加肯定个性，同时公民也有“不信仰宗教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周恩来新组建的国务院将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经济问题。尽管拥有丰富资源和具有高度纪律觉悟的人口优势，但1974年对于中国来说仍然是失望的一年。《 人民日报 》元旦社论曾习惯于以长篇大论罗列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而今年只用了简单的一句话来描述：“全部工业和农业产量产值比1973年同期有了一个新的增长。”台湾情报部门公布的，经美国分析家证明是真实可信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秘密文件承认，主要工业领域的生产出现下降。其中煤炭生产比预期目标大幅减少835万吨。文件称，其他生产的减少已经“拖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

产生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去年达到顶峰的“批林批孔运动”，大量的群众集会使工人无法从事生产。

另一个问题是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中国并没有像大多数工业国家那样受到严重的冲击，正如周恩来所说的“物价稳定”。两年前，北京开始从日本和西欧整个购买工厂，主要用于生产急需的化肥。由于购买热潮持续到1973年，使中国最终出现了合理的贸易赤字8000万美元。中国因为用掉了长期的积累，而不得不使用信用贷款，北京迫不得已接受了“分期付款”的结算方式。目前外贸赤字已大幅上升，1974年达到约7亿5000万美元；这迫使中国人推迟接收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购买的物资。

中国开始大量从国外购买粮食，因为进口粮食对沿海地区来说，比从偏远的内地运来更加经济，但是国内粮食能够自给自足。中国每年新增人口1600万，至少要消耗掉粮食生产平均每年增加部分（ 4％ ）的一半，这正好与人口增长同步。这很不错，但也绝不是好事，因为北京需要用剩余的农产品与外国进行交换（ 通过出口 ），它需要换取资金建立更为宏大的工业基地。

在对国家财政预算分配做出关键性的决定时，北京似乎以牺牲重工业和武器发展作为代价，优先考虑农业和轻工业。降低军事装备的重要性是中美紧张关系缓和带来的一个间接的好处；发展与华盛顿的关系使中国人感到苏联人更不会向他们发动进攻了。

1973年，中国取得了一个重要的令人兴奋的经济飞跃：从一个石油进口国一举成为石油出口国。中国不是远东的沙特阿拉伯，但它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约为200亿桶（ 沙特为1320亿桶；美国为350亿桶 ）。北京期待石油出口能够真正成为中国换取外汇的主要手段。同其他的石油出口国一样，中国将能够获得政治利益。1974年，北京向日本出口约3050万桶原油（ 比1973年增加了43% ），获利4亿4200万美元。中国向日本出口石油不仅仅是为了赚取外汇，而是想劝阻日本放弃开发西伯利亚油气田计划。

经济方面的成功依靠政治稳定。周总理将不得不寻找一个办法去满足工人不断增长的需求，但又不能过于刺激担心思想纯洁性受到损害的左派。他的才智正好与毛泽东相辅相成，毛的天才表现在解决博大精深的理论问题；而周则在治理国家方面胜人一筹。这种架构首次成型于1934年的长征时期，当时周虽然在党内的排名中理论上要高于毛，但他在一次关于军事战略的纷争中听从了毛的主张。

蒋介石：牺牲品的死亡

偏居于一隅的蒋介石先生去世了。一直以提前预备著名人物讣闻的《 纽约时报 》，发表了他们的讣文。

40年代初期，正值日本侵华的最疯狂时期，蒋介石写了一本书，名为《 中国之命运 》， 关于中国过去的“耻辱”与未来“重建”。但他更应该把这本书定名为《 我的命运 》。他看不出自己的命运与这块他统治了20多年的辽阔、散乱、贫穷的土地的命运有什么区别。他一生征战南北，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他根据个人的构想塑造了历史。1975年4月，他因心脏病在台北病逝，终年87岁。直到他死的那一刻他还抱着他那神圣的幻想：他，也只有他才能是整个当代中国唯一合法的国父。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死去是再适合不过了。对他而言，印度支那反共力量的失败让他觉得，在不可避免的长期的反共运动中，反共力量在逐渐失去亚洲，而他则是这个运动的第一个牺牲品。

蒋介石（ 名字的意思是“坚硬的岩石” ） 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坚硬的下巴，他极端自信。作为一名革命者及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充满了胜利与失败。他生命中的60个春秋都耗费在艰苦而又费尽心机的斗争之中。首先是反抗日益衰败的清王朝，接着是昙花一现的军阀混战，而后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最后是同共产党的斗争，也就是这最后一次斗争结束了他主宰中国的梦想，开始了他在台湾不愉快的生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三军统帅对20世纪的影响比对中国本身的影响还要长。在他国际声望的巅峰时刻，他是一个充满微笑、身穿戎装的战争四巨头之一。其他几位还有罗斯福（ 西方伟大的斗士

）、斯大林和丘吉尔。蒋介石是联合国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国争得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在美国，他的形象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丘吉尔指出：“在美国人的眼里，他是世界的一支主要力量。他是‘新亚洲’的头号人物。”但当他不能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人，美国政府所急切期盼的新亚洲也没有成为现实的时候，蒋介石发现他被杜鲁门政府抛弃了。这些使蒋成了战后美国历史上令人不愉快的篇章的中心。

实际上，中国从未在真正意义上“输掉”，因为美国就从未赢得过它。美国试图把蒋统治下的中国看成是一个统一、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甚至把它视为一个培养美国式民主的摇篮。但事实绝非如此。孙中山临死前，把中国形容为“一盘散沙”。蒋介石试图在这盘散沙之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统一的国家。但在蒋作为中国领导人的整个任期期间，国家不断地受到外强侵略，内部分裂严重，他统治的党内部腐败、效率低下。此外，他顽固地坚持他那目光短浅、毫无效果的政策。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从蒋介石失败的地方接过接力棒，并且到现在为止，他们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蒋介石。这位三军统帅从未使自己从军人和封建地主们的纠缠中摆脱出来，这些人阻挠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共产主义者们恰恰相反，他们彻底地摒弃了过去。

经过了10多年的纷乱，蒋介石统一了中国，他为中国做了一件关键的事情，在共产党存在的情况下加速了中央集权制。但后来的分析认为，考虑到他的问题，就不奇怪他为什么不能够建立一个长久的政治体制。“许多事情，”埃默斯曾这样写道，“尝试过就已经足够了。”蒋介石的尝试是大范围的。他的失败最终会削弱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但绝不能被忽视。

在美国，蒋介石的支持者们把他的失败归咎于杜鲁门政府，杜鲁门政府拒绝了统帅要求美国在战后大规模增兵援助的请求，并在国民党去往台湾之后完全断绝了支持。6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又恢复了对台援助，并且一直到1965年，援助总额达40亿美元。华盛顿把蒋当作是美国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盟友。

在台湾，国民党在经济上比在政治上有更大的作为。他们反对台湾人民寻求自治的愿望。但土地改革，以及后来对外资的成功吸引，使台湾成为日本之后，亚洲发展速度第二快的地区。蒋介石年老之后，把许多政府的具体工作交给了他现年64岁的儿子蒋经国。自从1972年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以来，蒋经国已经有效地掌握了政府。他为人强硬、务实、大力清除了他父亲的老卫戍部队内部的腐败，把国民党权力阶层内的高级职务向台湾本土人民开放。他的父亲要重新光复大陆，而他已经悄悄地把这种堂吉诃德式的圣战束之高阁，他坚信有一天他的人民会站起来，推翻共产党。1972年，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引起了台湾的不满与焦虑。从那以后，美台关系就稳定下来；即使不像以前那么密切，但彼此之间仍十分殷勤。目前，华盛顿没有迹象表明它会同意北京的要求同台北断交，就此而言，蒋经国是感到欣慰的。

最高统帅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时间里，健康每况愈下，甚至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但直到他死的时候，蒋介石仍然是国民党的总统，表明他是整个台湾唯一合法的统治者。即使在1971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之后，他也拒绝了所有妥协的尝试。只要他活着，光复大陆的计划就会存在下去，用他的话讲：“不可动摇之决心。”当世界开始寻求与北京发展新关系时，他也绝不妥协，因此，世界只有放弃他。

新的三极平衡

马科斯：没有人会向一个没有果子的树上扔石头。

毛泽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马科斯：狂风只打高树。

毛泽东：你还年轻。你要小心。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敌人要去面对。

这神秘的格言式的交流是1975年6月在北京出现的，来访的菲律宾总统费尔南德·马科斯对威严的毛泽东主席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在夫人伊梅尔达和两个十几岁的女儿的陪同下，马科斯对中国进行了4天的访问。访问结束时发表了中菲两国政府联合公报，自此，菲律宾成为第100个承认北京的国家。与此同时，马尼拉撤销了其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承认。

在某种程度上，马科斯首次的中国之旅（ 伊梅尔达去年9月曾访问过北京 ）就如同他与毛泽东的谈话一样，令人感到神秘莫测。作为一名长期反共的狂热分子，马科斯近年来在菲国内无情地镇压共产党。仅仅几年前，他还被北京谴责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动走狗。对于菲律宾人来说，承认中国的亚洲大国地位是美国撤出印度支那之后，未来无法避免的。而作为中国来说，它会很技术性地把这个机会变成反苏外交胜利的一种炫耀。

马科斯似乎也愿意更好地配合北京的“剧本”的需要。他在宴会上热情洋溢的致辞，把中国誉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对全世界和全人类来说是一种道义上的鼓舞”。代表周恩来总理出席正式宴会的邓小平副总理对此番言论的反应是比较克制的，他只是说菲律宾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它的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邓迫不及待地言归正传，把话题转到了中国最为关注的国际事务上。在讲话的最后部分，他指出，中国和菲律宾两国都反对“大国霸权主义”，这是中国特指苏联扩张的代名词。的确，自从共产党在越南取得胜利之后，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心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影响。作为越南北方的一个主要军火提供者，苏联人对河内的影响要远大于北京，中国担心苏联人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建立一个“海军存在”，对中国形成一个危险的包围态势。现在，随着马科斯对北京的访问，中国已经改变了对以前敌对国家立场，把它视为友好国家，以抵消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寻求平衡。

据估计，马科斯可能只是即将陆续访华客人中的第一个，因为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 ）的其他成员都有意争取在北京建立它们自己的大使馆。马来西亚于去年承认北京。泰国外交部长已经宣布，中泰将于9月建立外交关系，他本人则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访问中国的首都。泰国立场的改变得到了新加坡现实主义的总理李光耀的热心支持。但这不是因为李喜欢中国，而是他认为北京和曼谷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可以促进整个地区的稳定。东盟另一个成员印度尼西亚，也许会发现在其邻国转向中国之后，再进行抵制是很困难的。

同时，北京坚定的反苏立场把日本的三木武夫内阁推向一个尴尬的境地。中日两国自去年12月以来一直就“和平友好条约”的措辞进行谈判。其中的问题是北京坚持要有谴责亚太地区任何国家的“霸权主义”条款，而这是另一种明显的反苏姿态。莫斯科正如人们预想的那样，已经警告日本，签订涉及“霸权主义”的和平条约将严重破坏苏日关系。日本很不甘心地被卷入中苏仇恨的争端之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做出任何暗示。

所有这一切都是越战后世界上发生的微妙而且重要的转变。在东南亚，一个变化着的三极平衡正在形成。美国想要保持在太平洋强大存在的意图十分明显。中国将会试图与东盟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加强自身的地位，而同时自相矛盾地坚持对本地区相对偏远地区存在数十年的左派暴力活动予以口头支持。莫斯科也已经同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且同其中几个国家开展了数量较小的贸易活动，并有扩大的趋势。尽管北京试图努力在东南亚挫败苏联的企图，但是苏联将毫无疑问地继续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因素，影响着本地区各国面对新的现实做出政策调整。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把他的筷子放在他那装有鱼翅和蟹肉的碗边，随后起身发表祝酒词。“严峻的现实并不代表缓和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而是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正在增大。”乔在人民大会堂里对300名听众发表他的祝酒词。“靠自己的幻想只会助长扩张分子的野心并带来极为可怕的后果。”面对不断增长的战争危险，中国的基本对策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中国人对这种祝酒词中的政治倾向非常在意。外交部长所要表达的意思几乎毫不掩饰，基辛格十分清楚，他礼貌地举起酒盅，但他的嘴几乎连碰都不碰一下，一看就知道他缺乏热情。实际上，作为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正在指责世界上的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有人曾警告苏美之间的缓和可能会给中美之间的重新接触笼罩上一层阴影。在华停留的这4天期间，国务卿基辛格会尽其所能让他的东道主远离这个单一、令人困扰的话题。正如基辛格所料，缓和并不是争论的焦点，而是老调重弹的问题。《 时代 》周刊的记者斯特罗贝·塔尔博特从北京发来报道，它限制了许多重要议题的讨论，像朝鲜的未来、台湾的现状以及福特总统计划于12月份进行首次访华的准备工作。

基辛格对北京方面就缓和问题的批评的回答也基本上不需要口译。“我们两国都很自立，不需要再做出什么承诺，我们两国也都很有经验，不会分不清言辞与现实、近期策略与长远战略。”他说，“我们会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尊重各自的意见，发展双边关系。”也就是说，不管北京喜欢与否，缓和将继续下去。

这是基辛格4年内的第8次访华，而这次的气氛比前7次都要更让人心惊胆战。美国人对中国官员的礼节很在意。在一次宴会上，基辛格同时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敬酒，但外交部长乔冠华却没有给福特总统敬酒。香港的观察家们认为基辛格没有必要对十分敏感的中国人如此不留情面。

这其中部分问题可能是周恩来没有出席，周已经77岁。乔冠华和副总理邓小平看上去只能从眼前的考虑处理事务。

更大的问题是中国对美国一系列问题上形成的新感觉，包括水门事件、印度支那的垮台以及议会对基辛格控制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力发起挑战。“与中国打交道，我们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对我们的评估：能否有效保持世界权力的平衡以及在决定从事一件事情后能否成功。”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指出：“公开公布美国西奈协议（ 与以色列和埃及 ）的大量细节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情报机构对国会进行调查也是不可理解的。他们不希望我们显得无能，不断受到国内困难的干扰，不希望我们在付出努力之后仍然达不到要求。他们希望看看我们在潜在的压力面前能够保持多大限度的冷静。如果他们觉得我们是笨手笨脚的就麻烦了。”

在想看看美国是不是笨手笨脚的人中，毛主席就是其中的一个。就在基辛格将要开始一轮会谈的时候，他被带到毛泽东的住处中南海。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由官方举行的宴会上费劲地说了几句似懂非懂的中文。“他有一副好嗓音。”当一位中国官员被问及时，他礼貌地说道。这时，81岁的毛主席讲了几句英语，让美国人感到意外：“欢迎，”“谈得很好。”“是的。”在历时100分钟的会谈中——对于这种会谈来讲有些出奇地长——毛反复强调乔冠华早些时候所说关于缓和的警告。虽然毛看上去很虚弱，但他的脑子和记忆丝毫不显得迟钝。国务院相信，毛主席会见基辛格证明他在12月份还会见福特总统。

福特访问北京

美国总统进行出国访问必须在很早以前就事先计划好——并且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可以取消的。基辛格第一次宣布福特应邀访华已经整整一个月了。但具体访华日期定下来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中关系已经变得相当冷淡。不管怎样，总统会在1975年12月的某个时间按日程安排飞离华盛顿，同北京进行接触。

华盛顿的一位中国高级观察家谨慎地表示“这不是个充满新闻的访问”。为此，双方上个月都同意把福特的行程从6天减为5天，但不管怎么样，中国方面的接待仍然会像1972年对待尼克松的历史性访问那样安排得谨细周全——如果不是像那样的话，美国电视技术人员也不会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设备安装，准备实况转播。福特将会在上午进行观光，像紫禁城、长城；下午与很可能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其他人进行会晤。双方将各自对对方进行评估。

对于美国与苏联缓和的任何迹象，中国人都很敏感，在福特撤销了国防部长詹姆士·施莱辛格的职务后，这一点更加表露无遗。在这一命令宣布后几个小时，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就向国会提出咨询。《 时代 》周刊已经得知他们很快就从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的办公室得到了一份情况简报，杰克逊本人同施莱辛格一样也是缓和政策的批评者。杰克逊试图再次让中国人相信施莱辛格的卸任并不意味着美国对苏联的强硬态度就会自动中止。福特及其官员将会找机会再次表明这一立场。他们已经知道中国人不会买这个账——在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

华盛顿肯定，中国不会因领导层更替，而在外交政策上进行任何调整。

北京方面处理眼前事务的是副总理邓小平，一个71岁的直言不讳的人。基辛格国务卿在10月份的访问中同邓小平之间也没有明显的不友好的表示，美国官员认为他们将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一种持续的双边关系以便在毛去世后仍然能够保持下去。

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在福特有关中国的讲话中，台湾甚至连一个主要的议题都不是。日程表上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美中双方都认为各自仍不是很稳定。一位中国官员最近在同一位美国官员的谈话中明显传达了中国政府对此次福特之行不抱太高希望的信号：“如果你们的总统能到中国来，吃上几顿好饭，我们就感到很高兴了。”

除了尼克松，在北京最受欢迎的美国人就是前国防部长詹姆士·施莱辛格。他反复表示对美苏缓和持怀疑态度，他此举也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欢迎。他们邀请施莱辛格访华，访问行程经过精心安排。通过此举，北京方面表达了他们对施莱辛格的好感，也让施莱辛格更加坚信了他的看法。在他结束了为期23天，长达8200英里的访问后，中方表达了他们对施莱辛格的好感。

在施莱辛格此行的最后一站，一名翻译宣布“我们欢迎基辛格博士”。这很可能是一个口误。施莱辛格愣了一会儿，微笑着回答道：“他不在这儿。”

“意义重大”是福特结束了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之后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他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与毛泽东主席进行的长时间会谈。他也同样用这个词来形容他同邓小平副总理之间3个上午的会晤。最后，在他的香槟酒会上，福特宣称整个访问“意义重大”，并补充指出他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是“友好、坦诚、具有实质性和建设性的”。看起来总统需要一直不停地提醒自己和他周围的人，这次横跨太平洋的访问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政治旅行。

这是4年内美国总统第二次访华，访问期间没有达成新的协议。实际上谁也没有期望能够达成什么协议。这次访问的实际成果，按照基辛格的话说是“个人鉴定”，从长远来讲，让世界各国领导人之间逐渐相互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双方政府在未来几天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动，那么这种认识也许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基辛格指出，为了同北京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美国最终会从台湾撤军，撤销美驻台大使馆，取而代之的是联络处。但福特不愿意向中国做出任何让步，因为这样会进一步削弱他在共和党保守主义者中的地位。这一点在他出访前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福特总统在行程安排上充分尊重了外交礼节。在费尔班克斯、阿拉斯加、东京进行中转之后，空军一号先向西南飞往上海，然后向北飞往北京，避免因过境南朝鲜上空而激怒中国。在机场为福特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同1972年尼克松的相比要热情得多，气氛也不那么紧张。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有一段时间气氛显得非常紧张。邓小平在他的祝酒词中警告美国不要跟着苏联后面跑，搞所谓的局势缓和，中国政府认为美国这么做非常幼稚，是在自欺欺人，想去迎合帝国主义莫斯科。邓还引用毛的名言来概括北京方面对当前世界形势的看法，“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天下还很不太平”。这话让美国人感到不解。而他所做的补充听起来似乎要好一些：“战争爆发的危险性正在逐渐增长，而使用华丽的辞藻并不能掩盖这一严峻的现实。”福特坐在座位上，对于指责无动于衷，稍后他又强调了美国在致力于世界缓和方面所做的努力。

从第二天开始，福特和基辛格每天上午同邓及其副手进行大约两小时的会晤。会谈涉及世界问题的各个方面，在和毛讨论时也是这样。总统和他的代表团非常惊讶地发现，虽然毛患有疾病，但81岁的他仍然是精力充沛。

在下午的时间里，福特到颐和园、天坛、农业展览馆进行了参观。女儿苏珊拍下了长城的照片，夫人贝蒂在“五七”干校同芭蕾舞学生一起，并表演了一个民间舞蹈。

随同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访问北京的记者们都为这座城市的现代化程度感到震惊。《 时代 》周刊香港分社主编罗伊·罗恩写道：卡车、汽车、公共汽车在以前是很少见的，15层以上的大楼日渐增多。新建的17层高的北京饭店里面所有的580间客房都装有电动装置，只要按一下床边的按钮就可以打开或关上窗帘。蓝白相间的道路清洁车已经取代了妇女清扫队，金底红面的毛主席像章从外衣上消失了，宣传保持警惕的标语栏也少多了。

日程紧密的访问使美国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精疲力竭，包括总统，他是个很少表现出热情的人。他眼睛不时地发呆，精神也显得恍惚，有时还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一天晚上，他对外交部长乔冠华说：“很高兴见到你。我和你已经待了一整天了。”

福特12月8日返回华盛顿，而所有的问题也都抛在了脑后。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威胁来自共和党的挑战者里根。福特的此次出访证明了他是一个世界领导人，也从而削弱了里根的威胁。实际上，虽然这次访问可能会使他个人方面有所获益，但访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也表明福特在华盛顿能够干得更好。

福特与毛泽东会晤

福特对与毛泽东的会面也充满着期待，但他对毛是否会在北京会见他还不能肯定。当福特登上飞机，开始中国之旅的时候，他没有被问及任何问题，也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据透露，福特总统在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将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大型宴会，宴会上，在武昌鱼这道菜之后，福特向中国人发表祝酒词，然后到几张主要的桌前，同中国领导人碰杯。国务卿基辛格跟在他的后面。当他们来到毛的侄孙女王海容面前时，基辛格向前探了探身，笑着说：“我想你将会请我们正式提出会见主席的要求。”王海容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基辛格10月与毛的会见就是由她安排的。王女士说：“请放心吧。”毛于次日召见了他们。

美国的秘密特工人员没有被允许参加会见。客人们在中国陪同人员的带领下，乘坐中国的高级轿车，10分钟后来到了主席住地，那是一座平平常常的浅黄色房子。福特乘坐的车子直接开到了铺有地毯的门廊里。美国人走进一个长长的过厅，那里摆放着乒乓球桌，毛喜欢这项运动。走到厅的中间，一行人被带进左边的毛泽东的书房。他坐在垫得又软又厚的浅绿色沙发上。81岁的毛在一名护士的帮助下，站起身来，并首先向福特的一家问候。他身穿蓝灰色上衣，脚上穿的是黑色便鞋。他头发灰白，但脸色很黑。他握手有力，声音低沉。

在与福特家人及其助手寒暄之后，毛走了几步，来到用椅子摆成的半圆形场地的中心位置，又在护士的帮助下返回，坐下。那些准备参加会见而站着的人被引向适当的座位上坐下来。在毛的右侧是他的翻译、出生于美国的南茜·唐（ 唐闻生 ）；再往右，是副总理邓小平，整个会见过程中，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其他的中国人坐在邓的右边。

福特坐在毛泽东左边的椅子上，再往左，是基辛格和其他美国人。三盏带有绿色灯罩的大型落地式照明灯，从毛的背后照过来，使他全部融进灯光中。书架和窗户上拉着红色的天鹅绒帘子。

毛说笑了几分钟，内容大部分是有关基辛格的，他把基辛格称作“老朋友”。毛说：“博士几乎要成了中国人了。”接着为了新的客人着想，他回顾先前曾与基辛格博士见过面的经历。毛主席说，他曾对基辛格表示，上帝已经召他（ 毛 ）了；基辛格回答说，主席不会答应。如果毛和上帝到了一起，基辛格对主席说，那真是强强联合。这时，毛说，国务卿此番言论构成了对中国国内事务的干涉。听了毛的话，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

前面茶几上摆着沏着绿茶的杯子。毛边谈话边小口喝着茶；福特点燃了烟斗。侃侃而谈，其他人则很少说话。毛讲话时把头仰靠在椅子背上沿上，并转向他的翻译，直接对她讲话，而不是在场的美国人。翻译离得很近仔细地听他说话，并观察他的双唇。显然，因中风而导致他不能顺利地把话说完整。有时，唐小姐也不明白毛泽东说的是什么。她会向他重复一下他的话，如果她理解对了，毛就会点头。有时，她不得不把毛的话写下来，以让他确认。

毛的双手并不颤抖。他常常比画着，有时将一只拳头啪地击向另一只手掌。他一共咳嗽两次，用小方毛巾擦了嘴唇。整个谈话历时1小时50分钟，他不打草稿，也没有使用图表或地图。他所掌握的信息很新，谈话的题目从欧洲到中东，再到亚洲。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工作，用在人民身上，用在处理事务上。

毛主席显示出他有关美国的知识很丰富，但绝非出于好奇。他对美国采取冷静的务实主义政策，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欣赏美国的强大。他也很现实地看待中国的实力。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在外交言辞威胁与反威胁上“需要放空炮”。

毛使用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方式来突出自己的观点。他的言谈之中有时使用比喻，有时引用中国谚语。这些都使他的论点得到加强。虽然并没有固定的谈话议题，毛提出来的问题好像都是从他脑子里突然冒出来的，但是实际上他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后来表明，在北京这一周的工作都是以毛的思想为中心，甚至连精准的措辞也不例外。

过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主席问：“你们看，我们谈得够不够？”听到这个暗示，他的客人都站起来，护士扶毛站起身来。美国客人在与毛握过手之后，正要离去。一位中方人员拦住了他们，说：“主席想送你们到门口。”毛主席和福特走过放着乒乓球桌的大厅，来到前门。在那座独特的房间里，这是现实神话中一个特殊的姿态。

1976年4月一天的黎明时分，抗议者们到达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放花圈，纪念去世的周恩来。到早上10点，大约有10万人聚集在这个位于天安门前、巨大的大理石铺设的广场。突然，示威者与守卫纪念碑的民兵之间发生了冲突，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学生严重受伤。人群中的一些人试图冲击位于广场西北角的人民大会堂。台阶上有人组成了人墙，并要求向党的领导人递交请愿书。

……

由于“发生在天安门的反革命事件”，政治局宣布，邓小平被撤销了所有职务，国务院副总理、党的副主席，以及军队总参谋长。

……

伟大舵手与世长辞：这是一个长久以来意料之中的结果，然而它还是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震惊。

周恩来去世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

这是中国的新闻机构新华社1976年1月发表的官方声明的部分内容。很快，相同的声明又出现在北京出版的《 人民日报 》黑边头版上。收音机每半小时向全国播放一遍，之前先播放哀乐。在一家供外国记者使用的办公楼里开电梯的女孩听到消息后痛哭流涕。世界各国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一消息，唁电像雪片一样传向中国首都。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以及一向谨慎的英国香港俱乐部也都表现出了一种少有的同情和尊敬，向中国政府一样降半旗致哀。半个世纪以来，周恩来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毛泽东政策的有力执行者，因癌症去世，享年77岁。追悼会于1月15日举行。

根据中共中央的讣告，周患癌症将近4年。人们普遍认为他有心脏病；讣告中官方首次承认是癌症加速周的健康恶化，并于1974年1月转入北京一家军方医院。但显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仍然对一些重大事情做决策，其他大部分的工作已交由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去处理。

对于世界许多政治家来讲，特别是基辛格，周代表着他们心目中的中国：理性、灵活、没有侵略性。对于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而言，周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代表中国的世人瞩目的组合的一半。如今这一组合只剩下毛泽东，他神志清醒但身体已十分虚弱。

美国政府对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反应是一个重要的口头信号，表明华盛顿非常重视中美关系，同时也间接地表达了美国政府的愿望，希望邓小平能够继续奉行周的政策。福特总统称赞周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不仅仅给当代中国历史，也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国锋浮出水面

自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以来，大多数中国问题分析家一直期待着北京任命邓小平。最令人感到出乎意料的是，中国领导层2月指定一个相对不知名的人担任代总理，正等待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他就是56岁的华国锋副总理，公安部部长，他在12名副总理中排名第6。

在北京举行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领导层在就谁出任总理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不论谁当总理都必须为各个方面所接受，当然还有毛泽东。尽管邓小平获得绝大多数的支持，但他显然不是左派喜欢的领导人。

华国锋的浮出有可能是各派之间一种妥协的选择，因为他很少露面使他几乎没有敌人。和蔼可亲，说话温柔，带有浓重的山西口音，华被外国人称为在政治上聪明过人，但绝不空谈。他曾在毛的故乡湖南担任湘潭县委书记。他大部分经历是在那里任职，并成为一名农业专家，而农业则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更具有意义的是，他是在1971年后到北京的，据分析当时毛泽东想把一些他所信任的人调往首都。1973年，华国锋成为22名政治局委员之一；去年初，他成为副总理和鲜为人知的公安部部长。

近几个月来，他的公众影响不断增加。去年9月，他率领一个重要的政府代表团赴西藏。不久他又在山西和北京主持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农业会议，并做了重要的讲话。他的讲话是非常倾向毛泽东主义的，强调中国必须继续向共产主义迈进，因为当前的工资制度和物质刺激是“非平等”的。

也许对华国锋的安排还暗示着北京有意对长期遗留下来的派性冲突采取强硬的手段，特别是在冲突将导致停工停产和暴力冲突之时，去年杭州曾发生过这种现象。另一方面，华国锋几乎完全没有外交工作经验，这可能意味着身处集体领导层之中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和邓小平，将继续集中精力从事外交工作。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没有理由期待中国的对外政策会出现大的变化。

华被任命后不久，《 人民日报 》发表了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辩论——对大批的官员进行攻击，邓是他们当中的主要对象。邓经受了“文革”后，已经恢复了职务。“趁现在还来得及，”编辑敦促道，“走过去撕下他们的假面具，抓住那双攻击过无产阶级的手，揪住这些推动资本主义复辟的人的狐狸尾巴。”

尽管这些争论的言论十分露骨，但说中国正处在另一场剧烈的革命动荡边缘尚为时过早。一个点滴的证据：2月晚些时候尼克松总统的访华——纪念中美缓和开始4周年——并没有取消。为了欢迎前总统，北京看起来要严厉批评现在的华盛顿当局未能对中国的修正主义敌人莫斯科采取强硬的路线。不管怎样，此次访问重申北京将继续高度重视它同美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周恩来所制定的温和的外交政策。

尼克松的中国之旅

我坐在大会堂，品尝着北京烤鸭。

这是多么美味的佳肴，

远比圣·克莱门特“乌鸦”强。

——阿特·布彻瓦尔德《 关于理查德·尼克松 》

他看起来肤色较黑并且很健康，只是笑容有些紧张僵硬，并且很不自然。1976年2月，尼克松与夫人和两名北京的外交官一道，飞赴北京。他在中国的波音707喷气客机的舷梯上匆匆地摆了一个姿势，闪闪发光的飞机载着尼克松一家从洛杉矶起飞了，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9天之旅。尼克松此行是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到北京参加纪念这位前总统打开中美之门的首次访问中国4周年活动。随行的新闻记者至少有20人。到北京首都机场迎接尼克松的有代总理华国锋和其他中国高级官员。

福特总统在公开场合试图低调处理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说“完全没有政治分歧”。私下里，福特和助手们则十分恼怒，因为他那不体面的前任将接受邀请，在福特面对里根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挑战时，进行如此长时间的外访活动。因为尼克松似乎结束了其圣·克莱门特的“流放”生活，所以福特在新罕布什尔州面对严厉的责问，他为什么赦免这位前总统。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说：“真是太丢人了。尼克松试图东山再起竟然会被宽恕。”另一位高级助手很干脆地说：“也许他会再次请求政治避难。”

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谴责尼克松的旅行是“一个卑鄙小人”的“一招臭棋”，“背叛了赦免他的人”。克拉夫特预言，尼克松的旅行“只会使福特和里根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以使他真正想让继承其总统职位的约翰·康纳利的候选人地位得到巩固和提高”。

美国政府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毛泽东并不知道新罕布什尔州意味着什么”，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都认为，作为其政治遗嘱的一部分，毛是想要检验和确认1972年《 上海公报 》所作出的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的保证。通过邀请尼克松，毛以此来强调中国人对美国给予北京全面的外交承认进展缓慢已经不耐烦，和对福特政府重视缓和美苏关系的不满。

无论如何，尼克松在扑朔迷离的时刻，仍坚持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着难得和亲切的会见。尽管白宫不愿看到他成行，但它也会从中获得一些好处，尼克松计划从北京返回之后，向福特政府提交一份访问报告。

译注：圣·克莱门特“乌鸦”——因为乌鸦与鸭同属鸟类动物，所以作者写到北京鸭时联想到乌鸦。英语中“eat crow”是个俗语，意思是“做使自己丢脸的事情”，如被迫承认错误。而圣·克莱门特则是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居住的地方。

天安门的祭奠

1976年4月一天的黎明时分，抗议者们到达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放花圈，纪念去世的周恩来总理。到早上10点，大约有10万人聚集在这个位于天安门前、巨大的大理石铺设的广场。突然，示威者与守卫纪念碑的民兵之间发生了冲突，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学生严重受伤。人群中的一些人试图冲击位于广场西北角的人民大会堂。台阶上有人组成了人墙，并要求向党的领导人递交请愿书。接下来几辆轿车被推翻，烧毁，一辆开到现场的消防车被毁，警察受到攻击，数十人受伤。

下午5点左右，抗议者冲入守卫广场的一个军营。人们可以看到黑烟飘过毗邻的紫禁城的上空，消失在华北阴霾的天空中。晚间早些时候，北京市市长吴德通过大喇叭对攒动的人群讲话，命令他们离开。成千上万的民兵和士兵开进广场，恢复了秩序。共有1000多人被捕，整个晚上，1000名民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守卫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防止骚乱再次发生。

那天那次史无前例的抗议活动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周的开始。政治局在中南海内召开了会议，并对领导层中的一些人事安排做了重要的调整。首先，北京的领导层发动了一场空前的反右派斗争，矛头对准了人人皆知的“走资派分子”邓小平。由于“发生在天安门的反革命事件”，政治局宣布，邓被撤销了所有职务，国务院副总理、党的副主席，以及军队总参谋长。

政治局还宣布根据毛的意愿，任命56岁的华国锋为总理。华是公安部部长，一个相对而言不太被人了解的人。10个星期前，在对邓发动第一阶段批斗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代理总理。对于华的这次任命，中国问题专家们已经猜测了一段时间。但几乎没有人会预料到他能够取得第二个职务，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二个职务要更重要。华还获得了一个新产生的职务——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 目前党内只有3名副主席 ）。这清楚地表明他是最终接替毛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第一人选。

前几天，大规模事先没有经过组织的人群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祭扫清明节——中国春天里传统的悼念死者的节日，抗议爆发前几天，成千上万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放置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奇怪的是，在抗议爆发的当晚，花圈被移走了。第二天，来到广场悼念周的民众看到人们对万人崇敬的已故总理的缅怀之情被无端侮辱，他们愤怒了。

基辛格眼中的毛泽东

在过去4年中，两位美国总统、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以及各种各样的美国议员代表团及国务院人员花在毛主席身上的时间多于任何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曾当过教师的基辛格自己承认，在毛泽东面前他扮演的是学生的角色。基辛格9次访华，6次见到了毛主席。1976年9月的一期《 时代 》周刊华盛顿分部主任休·希德对基辛格及其高级助手进行了采访，他客观地把美国人对毛泽东的描述记录下来，基辛格把毛泽东称为他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

从1972年2月至1975年12月，美国人注意到曾经健壮的毛主席因岁月流逝而苍老消瘦。这段时间，他体重可能减少了40磅。他的面部肤色变得灰暗，下嘴唇开始松垂。他的言语减少了，而且都是由咽喉发出的声音。当基辛格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他担心这位老人将不会有力气说10分钟的话。但是，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基辛格说，这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意志宣示”。毛泽东用尽力气，尽管每一个字都需要用力吐出，他还是对世界形势做出了评价。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基辛格认为“非常高明”。

“毛泽东关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平衡的分析是我所听过的最为理性的。”基辛格说。尽管毛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性，但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现实的，不论他的谈话对象是资本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美国人发现，毛泽东对其他民族的评价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和无助”。基辛格说，“毛泽东很少钦佩别人”。然而，他的美国访问者发现，毛泽东欣赏戴高乐，对英国前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斯“有些钦佩”。毛泽东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怀有仇恨”。杜勒斯是美国对中国采取“不承认”政策的代表人物，直到最后仇恨也无法化解。但是他对 尼克松比较尊重。在与基辛格的几次谈话中，他坦率地讲，他希望尼克松在大选中击败乔治·麦戈文，再次当选总统。他瞧不起麦戈文，说他是没有能力的人。

毛泽东关注的焦点总是苏联。他关于苏联的谈话是不妥协的。说苏联已经使共产主义受到玷污和破坏。毛泽东对他那需要利用美国反对苏联的战略毫不隐瞒，自利的思想促使其实行对美开放的政策。他对自己使这一进程得到启动感到骄傲，并决心保持下去。

毛泽东懂得实力，没有谈及坦克、飞机的作用，也确实没有对中国未来具体的远景做出评论。他正在创造“一个新人”，一个精神方面的“新人”。毛泽东关心他自己和全人类，而没有时间考虑具体的人。“毛泽东被视为神，”基辛格说，“我认为他没有一个私人朋友。”在同国务卿谈话的几个小时里，毛泽东一次也没有提到他的妻子。但是他却提到过一次基辛格的夫人南希，说“看起来她比你高大”。

在最后几次会见中，毛泽东常常讲“去见上帝”。他关心继承人的问题，关心政府的未来。基辛格开玩笑地说，上帝的传唤毛泽东不必理会。“如果二者若想取得一致意见，令双方都满意那将太困难了。”尽管是玩笑，但美国人还是对这个老无神论者反复提到上帝而感到好奇。是他更加老成了吗？或者是“上帝”已超出了西方宗教信仰的范畴？基辛格对此不置可否，感到茫然。

斯诺的回忆录

也许没有一位西方记者比埃德加·斯诺更了解中国或毛泽东。这位来自堪萨斯城的年轻记者，第一次采访毛泽东是在1936年，中国长征结束之后，在陕西偏远地区的一个窑洞里。斯诺根据他们的谈话撰写了《 红星照耀中国 》（ 《 西行漫记 》 ）一书。斯诺是一个直率的毛泽东主义分子。他们之间的友谊持续多年，斯诺经常在他的与毛主席的谈话中透露出令人关注的内幕消息。例如，1971年，斯诺在《 生活 》杂志发表的访问记中首次暗示，毛泽东欢迎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此后一年多，斯诺死于癌症。以下是他有关毛泽东印象的描述，取自斯诺尚未公开发表的回忆录。

毛泽东给我的第一个，也是永久的印象是平静而安详，对他将要实现解放和统一中国的目标确信无疑：恢复中国昔日的强大，迫使专横的统治者向人民大众低头，给最底层的农民带来自主和自尊的感觉。旧日改良者狂妄自大，要重新把人的美德塑造完美的思想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他后来永远没有摆脱这种思想。

1936年，当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精瘦和被追捕通缉的红匪，他的头颅价值25万块银洋。而现在他已变得红润和具有完美的神性，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他：旗子上、宣传画上、胸针上和家庭的墙壁上。对许多人来说，毛泽东比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有父亲的形象；作为著作的作者，他的“著作”被官方推向文学领域，以各种大小语种发行几十亿册。

无神论者把一切宗教都看作迷信，加以拒绝，然而毛泽东却允许他自己成为一种新型的崇拜偶像。为什么呢？有“好多原因”，1965年，他对我说，没有崇拜，他可就无法维护他自己和他的思想（ 这很重要 ）的权威。是上帝还是毛，他认识到，人尚不能离开一个自尊的民族偶像。

1960年10月中国国庆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我。我提醒他，我们上次在陕西见过面。我说：“你当年住的窑洞已经被扩大了一点。”他无力地笑了笑。在那孔窑洞里，他曾对我讲，他个人的历史和生活就是简单地为生存而斗争。我们躲避在一个叫保安（ 今志丹县城 ）的小村庄。在一个由石头砌成的防弹室里，我们谈了许多个晚上，毛泽东盘坐在深深的洞中。我们的前面放着一张未经油漆的原木桌子，桌上燃烧的蜡烛噼啪作响，借着蜡烛的火，我们吸了无数支香烟。

毛泽东穿着朴素，生活无奇，身体健壮，个头比一般中国人要高。谈话很吸引人，不论客观还是主观方面，他对他年轻时候的分析引人入胜，人们对他的评价以及他的经验都证明他是一个机敏而富有想象力的人。毛泽东生性固执，同时兼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性格。他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和文学书籍；对于书中关于外国的土地和人口的内容非常好奇，只是没有亲眼见过；毛泽东是我所见到的中国人中最不寻常的一个。

毛泽东还具有幽默感，言语中常包含极强的讽刺意味。1939年，他曾对我说：“斯大林把希特勒装进自己的口袋，但只装了一半。”比起在机关的生活，他更喜欢前线生活，他说：“我的肠子并不比长沙战斗时期好过。”1960年，我问他，如果得到邀请，他是否会访问华盛顿？“我喜欢到波托马克河游泳，但我相信，华盛顿的官员可能只会让我在密西西比河里游。”他回答说，“在入海口处，那里有50英里宽。”在谈到1958年台海危机时，他说：“有时我们只要做个动作就能搅得美国调动一两艘军舰，甚至一个舰队。”

毛泽东个人也存在一些矛盾。他反对不良习惯，但却是个烟瘾很大的人。作为反对传统主义者和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毛泽东选择昔日天子的宫殿作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毛泽东说：“信条比牛粪更没有用。”他坚持实践检验一切理论的观点，但他憎恨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

他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用镇压的方法来反对批评。”但是，1967年北京修订的“公安条例”则规定了“严厉惩处反革命宣传罪”，所谓的反革命宣传就是质疑毛泽东思想。同时，毛泽东还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相信“我们的人民大多数是好的或可以改造好的”。“大多数的人不都是介于好坏之间吗？坏的是暂时的，但在正确的老师教育下会变成好的。各地到处不都是一样吗？”他问我。在毛泽东的辩证法中可以看出有一些道教的意味，“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毛泽东好像是一个禁欲主义者。毛泽东的个人生活方式可以用两个字“简单”来概括：衣着、摆设、食物。他喜欢“便饭”或称家常饭，他几乎不喝酒，唯一的奢侈品是旁边碟子里产自湖南的红辣椒，他的口味很简单，他不是审美主义者；对他来说，艺术首先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 他自己的绘画课成绩不好 ）。他在成为知识分子前，是一个农民，他轻视那些双手没有沾过泥巴的，没有种过粮食，也没有打过枪的知识分子。他也蔑视官僚主义者。

对于毛泽东来说，革命只有在农村取得与城市相抗衡的权力才能安全可靠地进行。他怀念战争年代延安时期的生活。士兵、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不同的脑力和体力工作，在无私的社会中完全平等。他的确担心进步会带来过多的安逸。他坚信工作和苦难可以磨炼人的性格。“那么要是再过50年，中国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仍然没有欧洲人（ 资本主义 ）那么富足将怎么样？”他1960年时曾问我这样的问题。“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过度追求舒适安逸会使人堕落，精神空虚。对于国家来说不也是如此吗？”

1936年至1939年期间，毛泽东曾向我预言了一些事情。他正确地描述了在反对日本的爱国战争中，他将使用的建军的战略战术，后来通过实践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他的目的就是要夺取一切权力。土地民主分子？“绝不是！”1939年，他回答我的问题时说：“我们永远是革命者（ 共产主义者 ），绝不是改良主义分子。”1936年，他说，“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许多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将会以我们为榜样。”1965年，他预言，在没有中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美国将会在越南打败仗，他同时说明了理由。

毛泽东思维的特点是反应快，有自己独到之处，他对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掌握和使用都有很高的技巧。他可以同时把时间和空间的矛盾概念、战略战术、正确与错误一并考虑。他可以证明自己的决策就好像唯一的真理那样，是正确的。了解事物发展过程中，反对者只是其潜在的一部分。那么，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评估是真实可信的吗？

1965年，他对我说：“从现在起再过一千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领袖人物 ），甚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可能被证明是相当的荒谬可笑的。”也许，这里他的论断太过于谦虚，如果有例外，毛泽东就将是其中之一。

伟大舵手与世长辞

这是一个长久以来意料之中的结果，然而它还是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震惊。几个月来，出现在电视荧屏上的这位老人，在有选择地会见访问北京的外宾时，张着嘴，头无力地仰靠在椅子背上，接受敬意。中国的领导人和外交官一直对外宣称这位伟人具有的机敏和智慧，但摄影机却无法掩饰那张衰老的脸庞。两个月前（ 1976年7月 ），当大地震将中国唐山沦为废墟时，这位国家领导人对此沉默良久。他年轻的下属和可能的接班人华国锋总理，全权处理繁重的安抚和重建工作。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全中国各地广播喇叭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因病经多方医治无效，不幸与世长辞，终年83岁。广播中没有说明他死于何种疾病，但西方观察家一直怀疑毛患的是帕金森氏病。

在公告广播后，中国沉浸在哀痛之中。虽然毛已有近5年没有出现在公开场合，但人们表现出来的悲伤和惋惜是发自内心的。他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设计者和创始人，也是中国革命的导师。他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数以百万计的人对其认真崇拜，把他看作国家再生及走向强大的原动力之所在。

各国发往北京的大量唁电证明了毛泽东在历史上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毛主席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美国总统福特说，“他的影响……将超越中国的国界。”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称：“他将在历史上留下伟大的足迹。”与此同时，台湾毫不掩饰其对这位共产主义领袖去世的满足感。至于苏联人，他们几乎对毛的去世漠不关心，只是在《 真理报 》的第二版上发了一条短消息。

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只有列宁才堪与毛泽东一起称为本世纪最成功的革命者。20年代，游击战士、伟大的战略家、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开始崭露头角。当时，曾辉煌一时的中国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羸弱、绝望，是外国殖民者和地方割据统治者的牺牲品。在他去世时，中国已经统一，并逐渐成为超级大国。按西方的经济标准，毛泽东的中国依然贫穷，但事实上，近年来每一位外国来访者都惊奇地注意到，中国已经获得了它曾失去的骄傲，并对未来目标充满信心。这个目标正是毛泽东为人们提出的。

毛泽东的逝世使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的时期。

中国的悼念活动开始举行。毛的遗体停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8天，供绝大多数的官员前来瞻仰，9月18日结束，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庄严的追悼大会。此前，全国下半旗志哀。官方的公告说，在追悼期间最后一天的下午3点，“一切在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的人员……均应就地肃立，静默致哀3分钟”。同时，全国各地的轮船、火车以及有汽笛的工厂，应鸣笛致哀。

在悼念仪式正式结束之后，才会公布中国领导层的变化和中国的发展方向。但此前变化是会有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仔细研究了政府发布的讣告，以找到什么可借鉴的线索。讣告看起来是经过精心斟酌的文件，只是略微有一点倾向于温和派。讣告强调“党的团结和统一”。但是，讣告称，中国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官方广播报道中也透露出毛泽东的逝世包含令激进派高兴的内容：免去了邓小平副总理的职务。

中国及其领导层面临的首要的关键问题是：谁将接替毛？

专家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出现戏剧性变化的可能性也不抱太大的希望。美国外交官员认为北京对美国的态度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尽管毛泽东去世，会带来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中国对与华盛顿关系正常化可能会更加谨慎。事实上，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前国防部长杰姆斯·施莱辛格时曾对美国出台软化对苏立场的决议案提出警告。对于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一些专家确信，中苏分裂所带来的极端仇恨将逐步化解，因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反苏者已经去世。这可能带给中国一些非常实际的利益——经济及其他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北京不必继续保持一支开支庞大的军队，在绵延几千英里的边境线上。此外，中国针对苏联可能的进攻，部署了大量的军队，导致北京事实上失去以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能力。

最后，持续不断的敌视莫斯科的政策，将导致北京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在世界大国的三角关系中失衡。中国人可能感到他们对西方非常重要。他们最近对所见到的美国摇摆不定的外交政策感到恼怒。如果北京认定美国不通过坚定的承诺保持亚洲的势力平衡，避免苏联的影响扩张，那么它就可能会谋略与俄国人修好关系。

对于莫斯科来说，与北京恢复友好关系不仅会减少其在远东保持庞大军队的代价和缓和紧张气氛，同时也可以使莫斯科在欧洲变得更加强硬起来。若果真如此，美国的缓和政策（ 使莫斯科与北京之间保持敌对的政策 ）就值得进一步考虑了。即使中苏关系得到有限的恢复也将对全球力量的整合带来根本的影响。

还正如一位专家所言：“一个重要的国家不会在一周、一个月或一年改变其基本的外交政策。”中国人担心俄国人长期以来向亚洲扩大影响的倾向，可能会使北京在未来一个长时间内保持一定的距离。

尽管人们期待着改革的连续性，毛泽东的去世将给中国带来一个很大的不同的现实。

悲痛中的城市

《 时代 》国际事务编辑杰罗德·施克特上周随同前国防部长杰姆斯·施莱辛格飞赴北京，当毛泽东逝世的时候，他正作为美国6人记者组的成员之一在中国的首都采访。施克特目击了北京发生的一切：

我们驾车返回北京市内，一路沉默无语，只有汽车上的收音机在播放着哀乐、《国际歌》和讣告。讣告称：“毛泽东主席不幸与世长辞。”这个消息震动了北京。人们在商店前排起长队，购买黑布用作黑纱。当我们从东北部郊区收成看好的稻田和高粱地返回市区的时候发现，从弯曲的胡同两边的灰瓦顶到公共建筑物楼顶，都挂着半旗，随风飘摆。数百名哭泣的群众迅速并茫然地聚集到通向紫禁城的天安门前。星期四晚上，北京市民和外国旅行者自发地到天安门吊唁时，居天安门5个入口中央的大门上方的毛主席画像，已被披上黑黄的挽幛。自行车流缓慢地沿着宽阔整洁的长安街流淌。军人、学生和工人，老人和青年，性情乖僻的小伙和梳着长辫、皮肤嫩白的姑娘站在高大的毛主席像前静默致哀。

人们对毛主席逝世消息的反应是在抽泣和痛哭之后，显得十分镇静和守秩序。整个北京的人们，一夜之间全都黑纱缠臂。妇女们还戴上了白纸扎制的花朵，这是中国悼念亡者的习俗之一。在北京饭店，专门搭起了一个台子，向客人提供黑纱，象征性地收费1角5分，约合7美分。

毛泽东的葬礼和一周的悼念活动的准备工作从星期五开始了。北京的商店门脸被黑纸或黑布及白花装饰起来。在天安门广场，数百人的自行车流继续向前涌动，一股蓝灰色的波浪在披着黑纱的毛主席像前凝固不动了。

学生、士兵和工人排成队伍，8至10人并排站到毛主席像前，主席向前注视着他的人民。人们向主席像鞠躬，并安静地站在那沉思冥想；人群中传出抽泣、呜咽和恸哭声，泪水顺颊而流。人们沉默无语。两个年轻的姑娘紧握拳头忠诚地肃立在主席像前，然后向主席鞠躬后离去，她们的眼睛哭得红红的。毛主席像两边分别有一条标语，上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那天的天气晴朗，并且稍热——9月的气候温和宜人，这似乎与近期的地震和毛主席去世有些不相适宜。

北京素以效率和组织良好著称。所有人都是黑纱缠臂，从蹒跚学步的孩子，到干瘪的老人。全北京到处都挂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并降半旗。每个街道的每家门前都是如此。当红旗飘扬在北京大街两旁砖石结构的建筑物上空时，它们是希望和坚强的象征，特别是在地震破坏范围较大的，较古老的西城地区，那里的空气中到目前仍留有地震灰尘。

北京是座受伤的城市，它的家底暴露在清新干爽的阳光之下。超过3万座北京市民的家庭住房和建筑物毁于8月的大地震（ 唐山所测震级为里氏8.2级 ），地震也几乎毁掉半个天津。在通往机场的道路两旁的树荫下，搭起了数千座临时的抗震棚，有帐篷、草坯房和木板塑料棚。北京所有的公园都已关闭，改作无家可归者的宿营地。建筑施工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各条街道旁边堆放着红砖和炉渣块、沙子和水泥。稻草和泥巴是用来砌墙的。士兵、中学生和行政机关的职工全部被动员起来组成重建施工队，其目标就是在10月1日国庆节前完成北京的重建工作。

北京百货大楼因地震破坏已经停止营业，北京的主要商业区——王府井大街上临时搭建了帆布篷售货摊。几乎每家临街商店前搭上了脚手架，在嘈杂的汽车喇叭声中，图书、服装、药品和手工艺品的生意照常进行，交通被阻塞。晚上当明亮的灯光开启后，建筑工人开始交接班时，食品商店前就排起了长队。工作继续进行，生活不断调整。在大街边的一个角落，一个剃头匠还支起了摊儿。临时帐篷居住区的周围也出现了水果、蔬菜售货点。这些本来正常的事情都因为出了大事而被抛在了一边。

下午3点整。人山人海——估计有100万人，低着头，站立在天安门广场。3分钟默哀毕之后，华国锋总理致悼词，强调毛泽东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的贡献。华国锋致完悼词，追悼会主持人、党的副主席王洪文宣布播放“东方红”，而后很简单地说一句，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结束。

如西方所预料的那样，全中国的人民都悼念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沉痛、充满感情的追悼会上，不计其数的中国人——党政官员、军人、农民、孩童——排队经过毛的灵柩，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遵照官方“化悲痛为力量”的指示，向毛主席表达他们的敬意。

没有星期天。主席的逝世使地震后的抢修与重建工作加速展开。

尽管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毛逝世的巨大悲痛之中，以华国锋总理领导的领导层似乎要说北京政府仍然会正常运转。中国主要报纸发表的一篇社论刊登了一条据说是毛所做的从未公开过的指示：“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意思是毛的接班人将奉行毛死前所制定的基本的国内外政策。

几乎在全国各地，中国媒体致力于处理人民从全国各地发来的吊唁与敬意。这其中有的是毛战争期间去过的地区的农民和工人发来的，这让人们想起了他的关怀与鼓励。负责毛主席住处的安全警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道出了毛泽东节制的饮食习惯与对人民的关怀。卫兵们说毛主席工作“没日没夜”，经常“喊他吃饭都听不到”，而且很少休息，哪怕是在节假日。他的衬衫、鞋子、毯子、床单据说“因为使用多年而被磨薄了”；从1949年解放至今已20年，毛拒绝把他的住处重新刷新。毛是个无私的典范，而这也是他脑海中所要重建的中国社会的样子。

华国锋上任

1976年10月，新华社在公布如何安置毛泽东遗体的公报中第一次暗示了谁有可能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经过一个月的悼念，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宣布将在北京建立一个纪念堂，把伟大舵手的遗体安置在一个水晶石棺中放在那里供人们瞻仰。新华社同时还宣布毛的所有著作将在“华国锋同志的领导下”，由政治局进行编辑，准备出版。这是北京第一次把华国锋看作政治局的最高领导人——以前是由毛泽东担任的职务。

现在，在外国人眼里，北京的墙头贴满了呼吁团结的大字报，要求“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尽管没有发表官方声明，但有几家新闻机构仍然像往常那样，“据可靠消息”，华已经被任命为党的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驻在北京的记者指出，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政府办公部门有异常频繁的活动；美国外交人员猜想那里正在举行一个高级会议，很可能就是谈论并确认华国锋的任命。

华国锋上升到党主席的职务——如果，而且成为正式的话——并不让人感到吃惊。自从今年4月，邓小平在一场声势浩大的大字报运动中被赶下台，华国锋作为总理兼第一副主席，一直在领导着中国政府。在7月那场灾难性的地震之后，他积极地指导救援与重建工作。由于华在毛泽东葬礼一事上处理得非常圆满，给外国观察家与党内的干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继位之后最让人感到快心的一件事是——至少对西方来说如此——他坚决反对同苏联重新修好。华最近在同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士·施莱辛格的会晤中，严词指责苏联是“新的沙皇”。这句话当初一定会博得毛泽东的欢心，但现在他的遗体很快将会被安置在水晶石棺中。

建筑一座新的长城

自从1949年掌握政权以来，中国人最近第一次允许美国人到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敏感的中苏边境和西藏进行参观。《 时代 》周刊外交栏目编辑杰罗德·施克特陪同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进行了为期23天，行程达8200英里的访问。以下是施克特的报道：

这是另一个中国——大片的沙漠，白雪皑皑的山峰和新开发的油田。这是人烟稀少的前沿地带——占中国领土的80%，而人口却只占全国的5%——从西藏过新疆到内蒙古，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戈壁滩到达中国长城的起点。如今，历史上这条用来阻止入侵者的线路正在进行新的建设。这回中国的长城不是用砖头建筑的，而是人民和新的工业。边境地区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缓冲地区，保护中国的内部核心。

人民在集会上大声高呼同被视为敌人的“新的沙皇”苏联开展“人民战争”。民兵训练是每天日常事务之一，并且向来访的客人展示了高度的准备情况。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恰巧可以碰到发生枪战的示威活动。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为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的人口已经从1949的8万人上升到今天的80万人，除了汉族以外，还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等13个民族。

乌鲁木齐市在过去都住单层、泥墙的穆斯林房屋，饲料都安放在屋顶，如今成排的新砖瓦建筑物坐落在城外干涸的河床上。站在机场候机厅，仍然可以看到放养的骆驼。从水泥工厂中冒出的烟雾飘过牧场，哈萨克族的牛仔们正在那里架设牛皮帐篷。他们会给来宾献上酥油茶和酸马奶。

从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350英里的路程暴露了中国北部防御入侵的薄弱性。博罗科努山山脚下是准噶尔盆地，一片坚硬、平坦、开放的大草原。哈萨克族的小伙子们骑着没有鞍的马纵横在松树林中，他们同时要小心在天山山脉的山脚下咆哮的猎豹。边境控制点是横跨在伊犁河上的一座600码长的桥梁，中国方面指出苏联不断向中方一侧派遣小股力量进行渗透。他们还说界碑经常被移动，苏联向边界线这一侧用炮弹打传单，有时候甚至是实弹。虽然这一地区适合装甲作战，但中国方面坚持“人民战争”的防御策略，重点放在游击战和地雷战。“我们不先发动进攻，但如果苏联修正主义者们胆敢进攻我们，我们肯定会让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主席这样说道。

在内蒙古，自从1949年至今，蒙古族人口已经增长了一倍。

呼和浩特北部，连绵的山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草原。那里，牧民在放牧，同时驻扎着一支人民的民兵骑兵队伍。在呼和浩特以北50公里的乌兰夫（ 红旗 ）公社，蒙古族的男子和妇女骑在马背上向我们证明他们是如何能够放置地雷，摧毁坦克的。在疾驰的马上结束了目标演练之后，他们带着上了膛的枪，穿过大草原，向着扩音器放着嘹亮的《 国际歌 》的营地进发。

中国方面积极地在它的边界进行提前部署、发展、防御。通过向美国人第一次展示这一地区，他们似乎要证明他们并不打算在毛泽东去世后改变对莫斯科的政策。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表示：“如果苏联修正主义分子打过来，就会让他们来得容易，回去得难。”也许真会是这样，并且精湛的马技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令施莱辛格和他的代表团不解的是，中国人什么时候会获得足够的反坦克炮及其他现代化的武器呢？

讨伐江青等“四人帮”

他们往公共建筑物、简陋的屋舍、篱笆墙、牛棚、工具房以及中国国内其他尽可能的墙面上张贴大字报。这种中国特有的无处不在的思想武器——大字报——见证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每个星期，在记录下她以前罪恶行径的照片中都会增添一副新对联。作为“四人帮”（ 其他三名是王洪文、张春桥、姚文远 ）的代表，江被指控在去年9月份毛泽东逝世后阴谋篡权。

《 人民日报 》发表了一篇9000字的社论，这是官方第一次对“四人帮”在毛将要逝世的日子里进行的阴谋做了详尽报道，并且把重点放在了“四人帮”的欺世盗名与篡位上。

从现实角度来讲，“四人帮”的铲除会开始一个重大的重新定位，不仅仅是中国的政策。后来，正如《 纽约时报 》的记者发表外国分析家们分析出来的结果，10月7日，星期二，“四人帮”们在北京的中南海被捕。虽然这些被捕的传言直到后来才开始流传出来。10月9日早晨，北京宣布了两项重要决定：（ 1 ）毛泽东的遗体将会保存起来，安置在水晶棺材里供人们瞻仰。（ 2 ）“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工作将在华国锋的直接领导下，由政治局进行。”同时，华当选为党的主席。

北京、上海、广州的墙头立即贴满了大字报，欢迎这两项决定。

日本制造的侵略战争

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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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自传与斯诺的延安

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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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与画家，战争下的人物百态

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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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唱救中国

1940-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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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1943-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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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与蒋委员长：在胜利与内战之间

1945-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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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的台湾，林彪出现在东北

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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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大溃败

1948-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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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分水岭上

1950-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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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的阵痛中

1952-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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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胜利

1955-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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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倾与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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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台湾与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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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浮夸风与肆虐的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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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与背叛的一年

1960-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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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破裂

1962-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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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改变了中国的国际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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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越南战争

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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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来了

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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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时间

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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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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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联的边境冲突

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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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秘密接触

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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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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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访华全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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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批判的孔圣人

1973-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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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复出：温和派的胜利

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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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与阴云

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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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中国版《 光荣与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