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婚方式这个问题上,齐鲁南和柳依红的意见发生了分歧。齐鲁南打算请来双方的亲朋好友,包个酒楼,好好操办一下。柳依红则不是这样想的。她想低调处理,两个人外出旅游一趟算是了事。齐鲁南死活不同意,一辈子就结一次婚,他觉得这样做太对不起柳依红。
齐鲁南以为柳依红这样做是处于节约的角度考虑,就劝她,“不用害怕花钱,我没有外债,好不容易结回婚,不好好操办一下,怎么对得起自己?”
柳依红说,“我就喜欢这样的方式,婚礼太闹,我不喜欢。”
“为什么,热闹点不好吗?”
“与热闹相比,我更喜欢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宁静。”柳依红的神色很认真,不像是玩笑。
“不操办个像样的婚礼,我怕你将来想起来,会觉得委屈。”齐鲁南让步了。
柳依红嫣然一笑,“不会,我真的是喜欢这样。”
齐鲁南不再坚持。他觉得,这个女人实在不是凡俗之人,不虚荣,有个性,心底里对她更加的看重和珍爱。
柳依红当然不是因为害怕热闹才坚持旅游结婚的,她真正害怕的是韩同轩。婚礼是强刺激,她怕他会控制不住,闹到婚礼上。所以,她必须低调处理,找个机会和韩同轩谈开,给他一个缓冲愤怒的环境和时间。这些心思当然是悄悄埋在心里的,不能说出口。
两个人商量好了八月初登记,然后外出旅游。在剩下的半个多月时间里,各自处理一下手头的事情,以便出去度过一个没有牵挂的蜜月。
齐鲁南是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他把手头的几个案子都交给了手下的几个律师,新来的案子也不接了,都分到了别人名下。
一天,齐鲁南问柳依红,什么时候去荷丘看看。他已经知道了柳依红的家庭情况,知道柳依红家里还有个老母亲。
“忘了告诉你了,我妈去加拿大看我哥了,恐怕一时回不来。”柳依红说。
齐鲁南脸上露出沮丧的神情,柳依红劝他,“等她回来了,我们再去看她也是一样的。”
“也好。”齐鲁南说。
柳依红剧院里的事情却有些棘手。
那台以歌颂纺织女工为主题的节目上周演出了,柳依红的两首歌也唱了,谈不上好,也谈不上不好。节目演出那天,冯子竹去了。冯子竹是在得知柳依红没有到现场后,才在舞台前露的面。听着那两首歌,冯子竹心里有种不咸不淡的失落感。她没有达到目的,本来想难为一把柳依红的,却没有难为成。虽然是谈太不上怎么好,却也没有坏到那里去。冯子竹的感觉,正如一个攒足了劲伸出拳头要给人致命的一击,拳头打出去才发现是打在了一堆棉花上。
冯子竹不甘心。
沈院长和棉纺厂的领导们当然猜不到冯子竹的这些心思,他们以功自居,问她对节目的看法。由于说不出节目的不好,冯子竹只好不咸不淡的客套了几句。
投了70万,冯子竹当然不甘心这样收兵。好在机会很快就来了。几天后,全国纺织协会来了个通知,说是八月份要在北京搞一次纺织行业的文艺调演,参加的节目一律要以纺织行业为题材的歌剧。张副总来找冯子竹,问她参加不参加。
“这么好的机会,当然不能错过。”冯子竹说。
冯子竹想,歌词你可以找韩同轩帮忙,歌剧可不是想帮就能帮的了的。
在柳依红满心欢喜的准备着结婚的时候,沈院长为歌剧的事情又把她叫到了办公室。
一听沈院长的话,柳依红的头都大了,但又不好发作,就只好耍赖,看能不能把这个该死的差使推掉。
“院长,我都写了两首歌词了,这回怎么着也该换换人了吧,创作室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沈院长说,“你让我怎么办?是不只你一个人,可你看看那两个人能干活吗?老李得癌症好几年了,虽说病情比较稳定,但怎么着也是癌症,我怎么好意思给人家派活?还有小李,自从她家孩子去年出了车祸,她就痴痴傻傻的了,说是得了忧郁症,就是她想写,我还不放心哪,耽误了事怎么办?”
“你不试,怎么就知道她写不好?”
“别的可以试,这台节目我可不敢试,一是没有试的时间,二是这台戏是要上北京调演的,出了岔子谁负责?”
“我写就不会出岔子?”柳依红问。
沈院长说,“不管怎么说,你写我还是更放心一些,再说了,你也是人家点着名要的编剧。”
厌烦的同时,柳依红又感到一种被认可的满足。有一个瞬间,她甚至想把活接了算了,但一想,目前和韩同轩的这种关系,话到嘴边又打住了。
“我真的不行,最近我事情很多。”柳依红说。
“小柳,我可告诉你,这可是剧院里的重要工作,为了这台节目,人家赞助单位又给咱拨了60万,这是咱们剧院下半年的饭碗了,你就看着办吧。”
“我真的是有事。”
“什么事能比单位的事重要?”
“我要——”柳依红想把结婚的事情告诉给沈院长,但说了一半又打住了。没正式结婚之前,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你要干什么?”
“我要回菏丘看我妈,她最近情况不太好。”
“就六十分钟的歌剧,万把字的事,就你的水平,三天就能拿出来,拿出来了,我放你一个月的假。”
柳依红在内心权衡着,该不该接这个活,接了会怎么样,不接又会怎么样。
沈院长又说,“这回可不是无偿劳动,所有演创人员,都有报酬,院里商量给你的编剧费是两万,几天工夫,挣两万块钱不算少!”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柳依红嘴上说。
“不管怎么说,这活你都得接,小姑奶奶,算是我求你了还不行?”沈院长哀求道。
柳依红笑说,“快别说了,折煞我了,我接还不行吗?”
沈院长转忧为喜,“小柳是个好同志,关键的时候总能挺身而出。”
开门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女人病怏怏的,头发蓬乱,脸色苍白。
“这是周炳言家吗?”柳依红站在门外,小声问。
“是的。”女人说。
柳依红进了门。屋子里的样子很破败,一眼看去,灰蒙蒙的,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只有一台正在开着的21英寸电视画面还算得上是光鲜。
“周老师在吗?”柳依红朝里屋看了一眼问。
“他不在,你坐。”女人抬起惨白的手指,指了指墙角的一溜油渍麻花的沙发。
柳依红没有坐,“周老师去哪里了?”
“你找他做什么?”女人问。
“有个剧本,想和周老师合作,问问他有没有兴趣。”
“他替朋友看摊,还要等一会才能回来。”
“他的摊在哪里?”
“出了门,向右拐第二个胡同。”
“好的,那我去找他。”柳依红说着就往门口走。
出了省歌舞团宿舍的院子,柳依红找到了右边的第二个胡同。胡同口一棵贴满了“一针灵”小广告的电线杆子上挂着块退了色的蓝色铁牌,上面写着“帽儿胡同。”
黄昏时节,帽儿胡同分外热闹。这里是集贸市场兼小吃一条街,两边到处是小商贩们的吆喝声,四处站着吃东西的人们。男人普遍光着膀子,女人普遍趿拉着拖鞋。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健壮女人撞到了柳依红,不等柳依红说什么,那女人就抢先说,眼瞎了吗?柳依红没敢理她,赶紧走了。汉臭味夹杂着各种饭菜味迎面扑来,柳依红提着嗓子,节约着呼吸,一个摊位接一个摊位地找下去。
在一个卖保健品的摊位后边,柳依红发现了周炳言。一个老年女人正站在摊位前边,手里拿着一瓶什么药在看,很踌躇的样子。
周炳言说,“吃了不管用,回来找我,这是国家医药专利局认可的,绝对有效果。”
老太太不再犹豫,拿出钱交给周炳言,拿着药走了。
“我怎么就不知道有个国家医药专利局,这个局在哪?”
正数钱的周炳言忙抬头一看是柳依红,愣了一下。
“小柳是你呀,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找你呀。”柳依红说。
“找我干什么?”周炳言问。
“你个大剧作家,怎么到这里摆起摊来了?”
周炳言把钱扔进里边的一个旧鞋盒里,叹口气说,“嗨!还不都是让钱给闹的,歌舞团萧条,好几年都没上像样的戏了,光靠那两个死工资,根本就没法活,家里再摊上个病人,就更不用说了。”
“有个挣钱的活你接不接?”柳依红问。
“挣钱的活?挣钱的活还能轮到我头上?”
“怎么就不能了?你堂堂一个大编剧,动动脑子钱不就来了,还用得着在这里摆摊?”
“你就别忽悠我了,一提这事,我就来气。”
“怎么了?”
“我有个同学,戏剧学院时候的同桌,叫高勇,现在在一家北京的影视公司当制片。去年,高勇急匆匆地在电话里找到我,说是要我给他写个电视剧,二十集,一集一万。我什么也没说,兴冲冲地就动手了。几个朋友叮嘱我,让我和他签了合同再动笔,别让他给骗了。我哪里听得进去,一再说这是我同桌,骗谁也不会骗我的。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提纲拿了出来。搞电视的都知道,提纲一出来就等于是电视剧出来了。高勇原来说,等提纲一出来,就和我签合同。就在我把提纲发给他的一周后,高勇来电话了,说资金不到位,电视剧做不成了。既然是资金不到位,我的稿费也就泡汤了。想想自己起五更睡半夜的白折腾了三个月,我就火不打一处来,想找高勇讨个说法,谁知,这小子死活就是不开机了。更可气的是,听人说,高勇并没有停下来,他找了个枪手,按照我的故事大纲写,二千一集,现在已经开拍了。一个朋友让我打官司,一咨询,才知道根本就赢不了,一没有合同,二没有证据,都是电脑打的字根本就不能证明那是你的东西,只好自认倒霉。”
“真的,还有这样的事情?”柳依红感到很吃惊。
“看我像在写小说吗?告诉你,这样的傻事我是再也不干了,还不如在这里替朋友看摊哪,怎么着一天也能挣个三十五十的。”周炳言说。
“这个活是先付定金的,你要相信我。”
“我谁也不相信。”周炳言说。
柳依红把包打开,拿出一个信封,她把信封轻轻甩了甩,里面露出了一沓钱的边缘。
周炳言的眼睛亮了一下,问,“你说的是个什么活?”
柳依红向四周看了看,说,“找个地方仔细说吧,这里说话不方便。”
“好。”周炳言收了摊位,锁上门,跟着柳依红走了。
柳依红把周炳言请进了一家不大不小的饭馆。点了菜,服务生刚转身离去,柳依红就把装着五千块钱的信封拿出来,推到周炳言的眼前。
“总共的稿费是一万,这是五千,剩下的五千等稿子写完后再给你。”
“写什么?”周炳言迫不及待地问。
柳依红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说到她为什么不能亲自操刀的时候,她是这样解释的,“但凡有一点时间,我也不会让别人写的,无奈我的婚期已定,客人也都通知了,许多事情等着我做,根本踏不下心来。”
六十分钟的歌剧,给一万块钱,这对周炳言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退一万步说,就是剩下的五千不给了,也是拣了个大便宜。周炳言生怕柳依红反悔,忙说,“理解理解,结婚是人生头等大事,马虎不得!”说着,就把那信封拿到了自己跟前。
菜上齐了,柳依红轻松一笑,“周老师,咱们吃饭。”
吃饭的时候,柳依红又说出了自己的第二个要求,歌剧将来不能署周炳言的名字,要署她的名字。她说,“这是院里给我下达的任务,必须署我的名,否则我就不好交差了。”
周炳言没有说话。
柳依红看了一眼被周炳言拿到自己跟前的信封,说,“你要是觉得不能接受,那就算了,我再找别人。”
周炳言笑了,说,“就听你的,其实,这种破东西署不署名都一个样,算起来,我已经写了几十部戏了,不还是这样吗?”
柳依红暗松了一口气,笑说,“周老师,这事就这么说定了,来,咱们接着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