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雨村在《红楼梦》一书中，是出现最早的人物，也是坚持到全书结局的最后人物。这个“假语村言”的贾雨村，和“真事隐去”的甄士隐，是《红楼梦》中带有象征性的人物。
甄士隐很快就淡去了，直到书末才又跑了出来，只是半仙之体。显然作为书的引子来用，最后的仙去，也是无甚深查的安排。而这个贾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者则不同了，是一个不时出现的人物，由于他在宦海里浮沉起伏，忽而位极人臣，忽而削职为民，政绩乏善可陈，行止颇有劣迹，因此，也是很有社会含量，很具针贬寓意的人物。因为一部二十四史，这类官员占了大多数，有他的代表性。研究他的兴衰史，很有意义。
初读此公，有点不伦不类。很像时下一些能讲许多正确语言，但行事却令人十分摇头的大小负点责的干部一样，两面得令人不敢恭维。尤其他一出场，讲得太正确了，正确到成为反封建、反传统的一个勇士形象，与他后来的官之恶、之酷、之下作、之卑劣的反差也太强烈了，于是对曹雪芹塑造的这个人物的真实性，不禁怀疑起来。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谈到贾宝玉见了女儿就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人时，作了一个判断：“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
贾雨村听后，“罕然厉色”地曰：“非也！”然后发表了一篇声讨道学、主张人性的长篇大论，表明他是反传统观念的，具有新潮思想的人士。这哪里是后来那个拼命做官的贾雨村能说出的离经叛道的语言呢？说是曹雪芹还差不多。所以，读贾雨村，应该把他的这些替作者发言的部份，与他的行止分离开来才能顺畅。
曹雪芹找不到别的更合适的人，来宣扬他的要理解像贾宝玉这样独立特行的人的观点，只好借他的嘴讲了。
在外国原始文学中，常有一个巫师的角色，在那里念念有词地代作家宣喻道理。我们中国古老的民间文学中，这个角色就由说书人代替。这位说书人游离于作品故事以外，但却可以随意进入行文之中，讲作家需要直接讲出来的话。中国的章回小说的写作，到了明末清初，已达成熟的顶峰，完全由口头的讲述形式，过渡到文字表述上来。这种时不时跳出来的说书人，变得多余了，只剩下“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些技术性用语。于是，曹雪芹要直接阐述他的这番尊重人性自由发展的思想，只好借助于他的人物。而贾府任何一个人物讲出这番话，都会联想到人物自身的特定色彩而影响他的初衷。总不能由贾宝玉自己来讲，选来选去，也就这位与贾府有关系不即不离的兴隆街大爷比较合适了。
这和作者借助那位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说什么“盛筵必散”的正经得无可再正经的话一样，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试想一个青春风流、袅娜多姿的女人，还是宝玉梦中的那位性教育大师警幻仙子的妹妹，还是使宝玉最早尝到人生禁果的启蒙者，说出唯有荣国公或者宁国公才会想到的一篇冠冕堂皇的话语，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正如中国的古典戏剧不大遵守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一样，完全是属于东方人独特的审美习惯。京剧舞台上，出来四个龙套，观众必须要把他们想象成一个营、一个团的兵力或者千军万马才行。他们相互将手中的木头刀枪，心不在焉地碰一下，口中作吆喝状，就表示已经打过一场战争。这对外国人来讲，是不可理喻的。所以，中国的古典小说，也不能按西方小说的程式来要求。看秦可卿托梦的高瞻远瞩，读者不必想到“依着警幻所嘱，未免作起儿女的事来”那些情爱场面；同样，贾雨村说的那些大仁大恶、正气邪气的议论，和他以后怎么从石呆子那里强把扇子夺到手的情节，是不必联系的。
解放后的京剧舞台，渐渐接近现代表演程式，很少那些破坏观众完整欣赏的陋习了。我记得早年，戏正唱得好好的，上来两位穿短打的，把桌椅抬下场去，或者上来一位跟包，给唱累了的名角一把茶壶，让他她喝喝水，润润嗓子。中国观众就有这种修养，外来的干扰，根本视而不见。所以，读到古典小说中这种个别人物的背离真实的现象，是不必太在意的。
但曹雪芹终究是大师，随便抹上几笔，即是生动的细节，淡淡涂上两句，鲜明的性格就跃然纸上。他所描摹的这个封建社会中有文化的小人兼恶吏的形象和他的兴衰史，也是直到今天那些混迹官场、总想捞一把并不择手段者的写照。
他笔下的贾雨村最初亮相，是一个在苏州阊门外葫芦庙里淹蹇住了的穷儒，很不得意，但并不坏。甄士隐赠他钱上京赶考，他也不是感激涕零地接受。要他选一个好日子出发，取个吉利，可他当晚就走了，说什么不在乎黄道黑道。那个叫娇杏的丫环回头看他一眼，他也狂喜不禁，还能对着月亮写上两首诗。这说明他理智感情都很正常，是个文化人，有点方巾气，但无食人之心。
恶，是他做官以后的事情，慢慢地就不是他自己了，权力是最能使人异化的。我们看到好多人一阔脸就变，甚至不过芝麻绿豆大的官，马上就不是他了。所以，贾雨村的官做得越大，也变得越恶，就不以为奇了。西哲云，久握权力，必致腐化，是一点也不错的。
一个能够涌上诗情的人，良知大概尚未泯灭。他的“玉在匣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这番感叹，也是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总在期盼售出自己的写照，并不算怎么过分的。
在封建社会里，学而优则仕，金榜题名，熬出了头，混上一官半职，算是不枉十年寒窗之苦。但知识分子，并不全都适宜做官，而做官者之中，学问这东西，处理不妥，有时会成负担，过于专注，必然缺乏在官场随机应变的能力。所以，贾雨村后来再不做诗，这是他的精明。贾政当了粮道，只知一味捧着书本看，也就只能受制于一个手下的门吏李十儿，最后连乌纱帽也丢了。因此，作家要当，官也要当的人，像一把双刃剑，很难两全。有的文人，官做得不敢恭维，文章也从此肠梗阻，想放个屁，也挤不出来了。
贾雨村能够飞黄腾达，就由于他把这点文化资本，变成他玩弄权术、操纵政治的工具、动力、滑润剂，像杂技演员手中的盘子那样，滴溜溜地转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确实是个官场玩家。虽然他终于还是失手了，但应该承认，他会当官，会就会在他对于圆通之术、马屁之道、见风使舵之明、聪明脱身之智以及厚颜无耻之赖、笑里藏刀之奸、翻脸不认人之冷、杀人不眨眼之狠，达到精熟的程度。能够做到什么好话都说完，什么坏事都做尽，这才成为大器的。
在这方面，不得不承认贾雨村这样的文人。虽然文人在社会生活中，在统治者眼中，不过是胡椒面，起到调味作用而已，但他绝非伪劣假冒的产品。不像文坛上，冠之曰名作家，拿不出名作品，应名是文化人，而偏偏无文化。如果是这样的货色，维扬地方盐政林府的西席，就不会请他了。再说，挑剔如林黛玉者，会让一个狗屁不通的草包或一个名不副实的花架子来教她读书嘛！
荣国府的贾政，虽然官做得不怎么样，书总读过几部，最起码的鉴别力还是有的。如果贾雨村是空心汤团，做煞有介事状装大瓣蒜，他也不会那样高看了。所以，一些属于文字方面的事，贾政常常撇开他的门客詹光等不用，特别属意贾雨村，说明这个“哪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是货真价实的文化人，不是鲁迅先生说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每次兴隆街大爷一到贾府，贾政就打发小厮叫贾宝玉来陪坐说话，恐怕也是有意让他儿子，在学业上得到教益吧？有一次，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政甚至说到这种地步，“若不妥，将雨村请来，令他再拟。”可见他的看重程度。
贾雨村的兴，还真是兴在他的这点知识分子的本钱上。不像有些作家，非常之小人，又非常之浮浅，还非常之自大，一个瘪皮臭虫，偏要自以为是大象。贾雨村三言两语，一下子就把贾政征服了。
“彼时贾政已有了妹丈之书，即忙请入相会。见雨村像貌魁伟，言谈不俗。且贾政最喜的是读书人，礼贤下士，拯弱救危，大有祖风，况又系妹丈致意，因此优待雨村。”就是这块敲门砖，他就成了荣宁二府登堂入室的嘉宾，这是他跌了一个大跟头后，再度爬起的事了。
其实“那年士隐赠银之后，他于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进士，选入外班，今已升了本县太爷”。有一种版本的《红楼梦》说他“不上一年”就被参了，第一次当官，也未免失败得太快了。
这就是小人型的知识分子的弱点了，沉不住气，做不了大事，一上任便迫不及待地捞一把。我的一位同行，前几年侥幸当上了官，第一件事就是买车，第二件事就是换房，第三件事就是要求待遇，第四件事就是衣锦荣归，回他的老家。说来也可怜可笑，就为这点欲望的满足，忙得马不停蹄，四脚朝天。说到底，这种人纯系小农经济的短视心理作祟。别看号称知识分子，包括颇有声名的作家，很多人具有胎里带的小农意识，一时半时，是不能彻底克服的。庄稼人最远的眼光，是从春天看到秋天，你能指望他有多么远大的想法呢？所以，许多短期行为，就这样出现了。
“虽才干优长，未免贪酷，且恃才侮上，那同寅皆侧目而视。不止一年，便被上司参了一本，说他‘貌似有才，性实狡滑’，又题了一两件狥庇蠹役，交结乡绅之事，龙颜大怒，即命革职。”还有版本说他“外沽清正之名，暗结虎狼之势，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看来这个贾雨村比那位同行，更是短期行为，太过起劲地为自己谋求利益。于是，他栽倒了。
不过，此公到底有一点文化教养，“面上却全无一点怨色，仍是嘻笑自若。”这说明他并不草鸡，而是个有点豁达，有点识见，有点头脑，有点思路的家伙。所以，他一边韬晦，一边游山逛水，一边物色出路。贾雨村能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不像有的知识分子，得意时张狂，失意时便不知所以；顺利时横着膀子走路，挫折时垂头丧气，面如土色。这时候的他，已经做了一年不到或一年以上的官，不再是葫芦庙里那个本色的穷儒了。他那对月寓怀的书生气，早被官场绞肉机里的血腥气所代替，重新夺回丢失的乌纱帽，已经是欲罢不能的事了。
面对现实，要站起来，只能从头做起。于是，他先去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处馆，后来，又到维扬盐政林家做西席。这都是有目的的投靠依附，两家虽不列名于那张“护官符”上，但也绝对是可以依托的名门望族。这种寻找政治靠山的做法，是他翻过筋斗，跌跤以后，“眼前无路想回头”的醒悟。他之所以栽倒，而别的比他甚至更贪的官吏，仍在台上稳当地坐着，就因为他未能攀附上权贵。而官僚政治的特点，就是高尔基所说的从沙皇到警察所结成的国家机器，实际像蜘蛛网一样，既统治着老百姓，又互相牵制着。在这个网络中每一物体，倘若不能吃掉别人就要被别人吃掉。因而周围没有支援，上边没有后台，背后没有依托，仅凭个人实力的绝顶聪明、超人才智，是无法站稳脚根的。老实说，即使想做一个本分的循吏良宦，也难免灭顶之灾正在等待着你。何况他这样一个怀非分之想，存不轨之念的政治野心家呢？
正好，林如海要送他的女儿黛玉到外婆家去，一封强有力的荐书，先到了京都贾政手中。他陪着黛玉到达，拿了“宗侄”的名帖，走进这个“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以其不俗的言谈，得到贾政的极力帮助。从此，他便和这府上结下不解之缘。
后来，贾政也疑惑过：“岂知雨村也奇，我家世袭起，从‘代’字辈下来，宁荣两宅，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一概都明白，因此，遂觉得亲热了。”他那里知道，他其实是被愚弄而不觉的傻瓜而已。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起，贾雨村就处心积虑要迈进贾府那石狮子把守的大门了。君子可欺以方，但小人心计，是防不胜防的。呜呼！巧言令色、诌谀狐媚、窥视方向、投其所好，总是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市场上有买家，才有卖家，这也是这个世界上，正直君子遭受欺凌，丑恶小人总能得逞的原因。
他依存贾府不久，便被实授金陵应天府一缺。上任办的第一桩案子，就是薛蟠闯下的祸。第一，好久不作官，那灵气差池了许多，竟把这败落的，但后台还很硬的皇商，不大放在眼里；第二，也许上次栽得太快，使他多少懂得谨慎从事。幸而那原是小沙弥的门子提醒了他，便循情枉法，胡乱判了，了结此案。把那个知根知底的葫芦庙旧友，远远充发以后，“便疾忙修书两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之言寄去。”
该舍弃的，不能留情，该争取的，分秒不让，连军方首脑人物都巴结上了，还愁不得升迁嘛？他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吏，能从地方调到中央，这位王子腾司令员的关照，肯定是起了大作用的。
一般说，善使人平和聪明，恶却是腐蚀社会的毒素，只能使人狡滑诡谲。这种被恶所催生迸裂出的畸形才智，是具相当摧毁破坏力的。等到贾赦想要石呆子的藏扇，贾琏怎么努力，也弄不到手时，“谁知那雨村一没天理的听见了，便设了法子，讹他拖欠官银，他到了衙门里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这扇子抄了来，做了官价送了来！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
从平儿说的这最后一句话，那位执拗的收藏家，倾家荡产不必说了，想活着走出贾雨村的牢房，谅也难了。这件事情，从头至尾，做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而且几乎不费吹灰之力，难怪赦老爷要揍琏二爷了。“人家怎么弄了来了？”贾雨村作恶的天才，到了极致的地步。
所谓“恶从胆边生”，就是指在适宜的环境下，恶人突然爆发出的能量是不可低估的。记得十年动乱期间，那些写作班子里的笔杆，也未必比别人智商高到哪里去，而一时间，他们成为文章高手，全民捧读那些充满杀气的言论，无不色变。试想挟雷霆万钧之力，诛杀像石呆子这样无反抗能力的人，还不是雷公打豆腐嘛！这种恶的光辉，不过是在恶的土壤中开出的恶之花罢了。善的适应生活，总是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而恶，一旦张扬，则能使像贾雨村这样有才干的，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恶人变得更坏，且坏起来定是要坏出一定水平来的。
贾政一直到锦衣军查抄宁国府时，还寄希望于这位贾雨村，真是痴愚得可怜。甚至不如平儿，早就看出他是个“饿不死的野杂种”，极其卑视他的行止；甚至不如投靠来的甄家奴仆包勇，还敢骂上两句，给坐在轿子里的贾雨村听听。看来，“卑贱者最聪明”，在封建社会里，丫环小子，比老爷太太明白事理得多，这里倒能得到证实了。
兴隆街大爷的发迹，确乎与贾府分不开。他为贾府卖力，无非巩固这种联系。因为没有贾府，也就没有他的成功。此前此后，所有官员必走的一条通往成功之路，就是得有靠山后台，才能一帆风顺。即使才智能力差些，哪怕一个白痴，只要背后有强有力的撑腰者，那官就做得下去。所以，他才能在京城里步步高升，一直做到了吏部侍郎，兵部尚书。后来虽降了下来，仍为京兆府尹，兼管税务，总之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此时他心目中，贾府又不在话下了。因为依附者如贾雨村这等聪明人，心里明白，世上没有一个人能拥有永远的春天，千万不能一棵树上吊死。良禽犹择木而栖，何况他是个小人，是个恶吏，是个有一肚子坏水的家伙，早就有准备了。
从主上“查问贾政，问道：‘前放兵部，后降府尹的，不是也叫贾化么？’，那时雨村也在旁边，倒吓了一跳”开始，他就要和他的靠山划清界限了。因为发觉有可能成为沉船上的一只耗子，弄不好就得随之陪葬，还不赶紧弃舟登岸，一走了之吗？于是，这位宗侄和贾府拜拜了。
但别忘了他是贾雨村，他哪会轻易再见，即使脱身，还要来一个落井下石的回马枪，好彻底洗清自己。“前儿御史虽参了，主子还叫府尹查明实足迹再办，你道他怎么样？他本沾过两府的好处，怕人家说他回护一家儿，他倒狠狠的踢了一脚，所以两府里才到底抄了，你道如今的世情还了得么！”
于是，对照现实生活中的他的同类，简直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倍觉得这种入木三分的刻划，把一个了不得的贾大爷，写得活灵活现。结果，他还是败下来了，仍是“犯了婪索的案件，审明定罪”，后“遇大赦”，遂“削职为民”。如果，他更谨慎些，他的恶应该是永恒的。这就是生活，否则这世界上哪来许多人为的灾难呢！
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兴隆街大爷”这个名号。其实，这五个字，是写也可，不写也可，写无增益，不写无损的一个定冠语句。在《红楼梦》中，这种把地名和人名连在一起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茗烟闹学堂那回，就在窗外叫嚣过：“他是东府里璜大奶奶的侄儿，什么硬挣仗腰子的。”这里的东府，和“东府的珍大爷”，“东府的蓉大奶奶”一样，只是区别于西府而言。但兴隆街这样一个很奇特的地名，却给我们留下暗示，使后来人可以从中揣摩出，这个“兴隆街大爷”，也许实有其人，也许是曹雪芹取材于他生活中熟知的、曾经与他的盛世家庭关系密切的某个人，说不定他还蒙受过这位兴隆街大爷所制造的痛苦。因此，但愿离这类人远远的，便是求之不得的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