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清照，是个命运不济的才女。她的这句诗，几乎像谶语一样，兆示了她不幸的一生。试想，一朵飘零的落花，跌进流水之中，任由沉浮的际遇，难以自主的命运，不正是她命途多舛的形象写照吗？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是她的早期作品，当作于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

那年，李清照二十岁，也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花自飘零水自流”，实在是句极不吉祥的谶诗，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咒语，“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简直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而且，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

这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绞肉机中，一个无辜女诗人的悲剧。

故事得从1100年（元符三年）说起，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

1102年（崇宁元年）夏五月，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祐奸党”。

七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七月乙酉，定案“元祐奸党”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

九月，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师端礼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1103年（崇宁二年）四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

九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党人碑刻三百零九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诏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

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党禁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清照集笺注》）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诤臣，不得杀读书种子。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尚属礼遇，不算那么刻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艺，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祐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还有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说。“元祐奸党”案，从1102年，到1108年，也颇符合当代政治运动“七八年来一次”的大限，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历史原来是一条环行路，敢情这一切都是占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

北宋自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雪，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这过程，正是李格非所不幸赶上的，在哲宗朝元祐年间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被打下去的噩运。

可是，“元祐党人”都是正直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才气的文人，而“元祐党人”的对立面，几乎无一不是小人。一般来讲，古往今来，君子是搞不过小人的，可小人要搞君子的话，无不心毒手辣，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这种铭刻在石板上“元祐奸党碑”，就是中国一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随后，在中国历次运动中出现过的大字报，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

士可杀而不可辱，整人的人，对付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极尽羞辱之能事。

我不禁想起个人的遭遇，1957年，我到太行山深处的铁路新线接受劳动改造。他们喝令我，必须端着饭碗，在工地食堂立有“右派分子李国文吃饭处”的木牌那儿进食。顿顿如此，天天如此，这歹毒的主意真亏他们想得出来。现在来看，他们当然不是从宋朝学来的高招，但我相信所有这些整人的人，其人性恶的本质，都是胎里带，都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材的。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是不是也要捧着饭碗，到奸党碑旁就餐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仍在开封的李清照，日子是不怎么好过的。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伟大领袖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给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在中国，只要一搞运动，整人者，层出不穷，告密者，纷纷出笼，检举者，望风扑影，打小报告者，如影随形，立刻就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兴旺景象。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能逃脱得掉这么许多业余警察的眼睛吗？

我真为当代那些受到无微不至呵护的美女作家额手称庆，她们幸亏没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众多好色之徒的中国文坛，才有这份好运气的。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很爱她，是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唯一的精神支柱。这位在太学读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也没有立时三刻大义灭亲让她扫地出门，而是四处求情，辗转托人，送礼请客，以求宽容，挨一天算一天，尽量拖延着不走。

实际上，赵明诚完全可以求他的父亲赵挺之，这位官至尚书左丞除中书侍郎，相当于副首相的高级干部，只消说一句话，谁敢拿他的儿媳怎样。然而，此人很不是东西，“炙手可热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对这位长辈的评价。我不知道赵佶搞这次政治运动，会不会成立一个中央领导小组？如此今古一体的话，向来就是反苏轼，反蜀党，反“元祐党人”的赵挺之，这个急先锋，不是这个机构的成员才怪。***不就担当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吗？估计，他很卖力气，很受赵佶赏识，很快擢升为尚书右仆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有倒霉者的同时，必有得利者。倘无论功行赏，谁肯去当打手？

赵挺之不会为双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缓颊的，一方面是亲不亲，路线分。另一方面便是一种阴暗心理了，此人几乎绉不出几句像点样子的诗词，很生闷气，这和当年***死整三十年代文化人一样，对他的儿媳，有妒火中烧的文人情结啊！

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当不是滋味，才有这首前景渺茫，后果难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贞评说此词：“可谓憔悴支离矣”（《弇州山人词评》），这四字，大奇。我认为只有箇中人，过来人，才敢作此等语。因为其父王忬，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东楼想要，王不敢不给，但又舍不得，只好搞了一份赝品送去。谁知被人揭发，由此忤怒严嵩，便找了别的借口，将他关进大牢。王世贞营救无计，眼看其父瘦毙狱中。这种相类似的感受，从时代背景这个大的角度，来忖度李清照写作时的心态，是说到了点子上的。

二

李清照崛起于北宋词林，实在是个异数。

她的一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直言无讳的批评文章：《词论》，开头处先讲述了一个故事。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座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阙，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

然后，她从词的“别是一家”这种异于诗的韵文体裁的出现，和它的产生的时代背景，作了简略的表述。

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也。

接下来对北宋词坛兴起，对领导潮流的诸家前辈，谈出了她的看法。

逮及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良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对李清照这番语惊四座的论调，以引用此文的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得最为刻薄：“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清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九引裴畅按语：“易安自视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而陆放翁认为她的《词论》，绝非好为大言，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说，“易安讥弹前辈，既中其病。”既然指出其病所在，胡为大言？

她对晚唐词之“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的评论，系针对躲进象牙之间的花间词风。温庭筠是花间派领袖人物，《旧唐书》说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词。”那种空虚的精神，侈腐的生活，是不可能写出深远兴致和高蹈情怀的。她对唐之后，宋之前的半个世纪内，“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的说法，认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岁月里，文学只能是毁颓丧坠，沉沦不起。在此期间，“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李清照说得没错，阶下之囚，朝不保夕、故国黍离，凄凉怨慕，亡国之身，动辄得咎，如此境遇，除“哀以思”外，还有什么更深的意旨可寻？她认为，一直到了宋朝，经过百年的涵养修整，出现相对稳定的文化发达现象，诗歌有了很大的进展。于是，她对当时兴起的词家，逐一进行批判，第一，她指出柳永的比较时尚，轻盈，迎合市井心态的作品，虽然大得人心，“几有井水处，皆歌柳词。”但李清照认为格调不够高雅，而“尘下”的说法，贬义就更明显些。第二，她一口气批评了六个人，张先、宋祁、宋庠、沈唐、元绛、晁次膺，评价就更加刻薄，说他们“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她这样说，当时的同行们肯定会跳的，可历史证明了她的预见，张子野除了“云破月来花弄影”，“柳径无人，坠轻絮无影”，“娇柔嫩起，廉幕卷花影”等“三影”外，宋子京除了“红杏枝头春意闹”外，别的那些破破碎碎不足名家的词句，可还有人记得？

接下来，她对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的批评，也是她这篇《词论》的最核心部分。在李清照看来，诗是诗，词是词，两者是存在着很大区别的。唐诗本来是可歌可唱的，到了后来，诗便停留在纸面上，成为无声的纯文字技巧的艺术。但词，是必须能唱出口的，柳永的词所以受到歌女的欢迎，就因为其一，可歌性，因为其二，市井化，因为其三，脂粉气，当然羁旅离愁，怨女深闺，晓风残月，长亭送别，绝对属于词写作范畴的题材，也是他拥有较多粉丝的原因。据说，他后来很潦倒，死后，无人收殓，连葬资也是那些唱过他词的歌伎们赞助的。李清照一生，写诗也写词，一直恪守这样诗词界际的分寸。在她笔下，诗言志，词寄情，两者有着严格的分工。她写诗，非常的政治，非常的现实，极具丈夫气概，绝非小女子文学，表现出她内心中英武的一面。譬如她的“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譬如她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的《声声慢》，就完全是词的纯美之境界，绝美之文字了。

这一段，我在设想她落笔时会有所踌蹰的。她将这三位“学际天人”的大师，并列讨论，有其难处，因为苏轼与她父亲李格非关系匪浅，其父因受知于苏轼，系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她要来挑这位她父亲老师的错，不得不拉另外两位前辈陪绑。其实，我们知道，晏殊的《珠玉集》和欧阳修的《六一词》，很少有“不协音律”和“句读不葺之诗。”而且，李清照有一首《临江仙》，词前有序，“欧阳公作《蝶恋花》，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句，余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句，其声即旧《临江仙》也。”所以，由此可知，她批评“不协音律”，批评“句读不葺”，就是对苏东坡以诗作词的否定。

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其高处入天，平处尚临境笑春，不顾侪辈。”也说明历来评家，对这位大师不受词曲规范的制约，不按词曲音律的填词择字，也是有看法的。李清照当然有理由指责，豪放有了，然而“不协音律”、“句读不葺”，词的音乐性，可咏性，节奏感，韵律感，被削弱，被损抑，光彩也就失去了。

有人以苏轼最有名的一首豪放代表作《念奴娇》为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首词按词牌，下半阕的“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这句，应该是六字、四字、五字的“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而“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应该为七字、六字的“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至于“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恰恰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若如此一改过来，苏东坡这篇脍炙人口的词篇，合乎词牌了，韵味也就完蛋了。

她在这篇《词论》中最后谈到的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则是她的父辈人物，对苏轼都能直言其失，对余下的诸位，便统统不在话下了。

三

这位突兀而来的李八郎，凌空出世，满座拜服的精彩表演，其实也是她，震惊京师，征服文坛的写照。

当这位小女子由家乡山东济南来到开封的时候，词坛好比那曲江进士宴，无人把她放在眼下。斯其时也，柳永、宋祁、晏殊、欧阳修、苏轼、张子野、晏几道、秦观、黄庭坚……词藻纷出，华章迭起，一阙歌罢，满城传写。凡歌场舞榭，盛会宴集，三瓦两舍，游乐醵聚，或啸，或歌，或唱，或赋，非苏即柳，不是“大江东去”，就是“晓风残月”，词家莺莺燕燕为之一展歌喉，弦索笛管为之喧闹嘈杂，风光悉为须眉夺去，风流尽在男性世界。

这位新人不能不煞费踌躇了，第一，要面对着性别歧视的词坛。第二，或许是最主要的，来晚了的她，发现这桌文学的盛宴，已没有她的一席之地。文学，有时比政治还势利，比经济还现实，错失时机，淹蹇一生，满腹才情，萤草同腐，完全是有可能的。得先机者，善哄抬者，抢风头者，敢弄潮者，比较不那么要脸的硬充数者，往往倒得到便宜。因此，一旦别人捷足先登，后来者就只有站着看热闹的份。况且，在文坛上，蹲着茅坑不拉屎的家伙，尤其不识相，哪怕连个屁也放不出来了，决不提溜起裤子，甘心给别人让位的。所以，必如李八郎那般，穿云裂石，金声玉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一举点中众人的死穴，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才会被人承认。

李清照本可以打出美女作家的招牌，在文坛那张桌子上，挤进去一张椅子。我揣度她会觉得那很下作，因为她说过的：“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富贵”是物质，在李清照笔下的这个“富贵”，却是百分之百的精神。以色相在文坛讨一口饭吃，那是巴尔扎克所嗤笑的外省小家碧玉，才干得出来的肮脏勾当，这位大家闺秀肯定不屑为之的。

尽管有关她的生平记载，缺乏细节描写，更无绘声绘色之笔墨，但从她这篇藐视一切，睥睨名家的《词论》推断，可以想象得出她的自信。本小姐不写也则罢了，既要写，必定以惊世骇俗之气，不主故常之变，初写黄庭之美，出神入化之境，让开封城大吃一惊。

果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飞鸿掠影，石破天惊，“当时文士莫不击节赞赏”（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记》）。

阮阅《诗话总龟》后集《丽人门》云：“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言甚新。”

陈郁《藏一话腴》甲集云：“李易安工造语，故《如梦令》‘绿肥红瘦’之句，天下称之。”

黄升《花庵词选》云：“前辈尝称易安‘绿肥红瘦’为佳句，余谓此篇（《念奴娇·萧条庭院》）‘宠柳娇花’之句，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

于是，这个李清照，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重量级的女性诗人，近一千年来，无人能出其右。

胡适也说过：“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有天才的女子。”如此肯定的评语，出自此公之口，当更有说服力。如今，崇胡者甚众，与过去打胡者甚众，都是一种情绪上的扭曲和偏颇。不过，若撇开政治，就做学问这点上，他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在“有天才”前，再加上个“最”字，可见对她的推崇。他还说，由于她“才气纵横，颇遭一般士人之忌。”这可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人遭忌，是太常见的事情了。道理很简单，谁让你李清照“才气纵横”呢？你一纵一横，四面八方，全是你的天下，那些无才的前辈、同辈、后辈，能不打心里腻味你（这算好的），反对你（这算说得过去的），打击你（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九如此）吗？

所以，天才投错胎，时间不对，空间不对，跌进了小人堆，掉进了恶狗村，那就雪上加霜，不得好日子过了。

李清照的一辈子，过得很坎坷，很倒霉，很不走运，很受到同时代人的垢辱。她又挺爱国，挺爱这个对她很不怎么样的宋朝，所以她说什么也不能当亡国奴，说什么也要跟着这个居然没有被人灭掉的赵氏王朝，从北宋跟到南宋，从徽宗跟到高宗，从的烁光辉的诗人，到一文莫名的嫠妇，从海内传诵的词家，到不知所终的孤魂。究竟，何年何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一概不知，比一条流浪狗的下场更惨。这说明中国的宋朝，是个多么糟糕的王朝，它连本朝最有天才的女诗人，都弃若敝屣，这个王朝，不亡何待？

幸好，中国人记住她的作品，中国人怀念她的精神，她在文学史上凭真实力，凭真本事，所达到的被人推誉为“最”的地位，并不因她悄无声息的死而湮没；相反，随着时光的推移，随着人们对她的理解，她的形象也愈益高大，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愈益不可撼动。

文学史，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摆在书架上的，一种是放在人心里的。摆在书架上的文学史，可以装进成千上万位作家诗人的名字；放在人心里的文学史，满打满算，不会超过一百位。这其中，就有李清照。每个读过宋词的人，都会记起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的七字叠句，这些字，似乎并不艰深，似乎并不复杂，但她创造出来，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为她深入人心的品牌，凭这，当然也不完全凭这，大摇大摆地走进这部放在人心里的文学史，永远活着。虽然她死得不明不白，不知下落，但人们脑海里总能涌现上来，那早年美丽端庄，文思奇诡的她，那中年奔波跋涉，坚忍不拔的她，那晚年人间蒸发，不知所终的她。

也许，她知道，人生就是一场赌博，“余性专博，昼夜每忘食事”（《打马赋》序）；也许，她知道，历史，从来就是一面筛子，是精华，自然会留下，是糟粕，早晚要去除，一时火爆，不能持久，璞之剖玉，早晚间事。所以，她以自信，以达观，以完美，以一无牵挂的心态告别人世。果然，世事也正是如此这般地演变着，个人生前的不幸，因时过境迁而渐渐淡化，曾经遭遇的痛苦，因斗换星移也慢慢稀释。最后剩下来的，便是她璀璨的文学成就。那些小丑，那些败类，那些构陷，那些污亵，遂像泡沫一样，从人们视野中消失殆尽。于是，一个才华出众，成就卓越的李清照，便永存于这部人心中的文学史上。

其实，李清照留给后人的文学遗产，并不是很多，流传于世的词，不足50首；流传于世的诗，不足20首；流传于世的词学批评，只有区区五百六十字（如果不是别人为了骂她，录以存照，也许早消失了），然而，她却因此成为一位名显于生前，不朽于身后的大家。

四

据研究者言，同时代人对于李清照的评述，大都近乎苛刻，对其生平，尤多訾议。但从以上宋人评价，可以想象当时的汴梁城里，这位新出炉的诗人，肯定是一个最热门，最流行的话题。如曹植《洛神赋》所写：“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那样令人感到新鲜，感到好奇。她的端丽形象，恐怕是北宋灭亡前，那末世文坛的最后一抹亮色。

《一剪梅》中，远走之苦，恋念之深，绮丽的离情，委婉的别绪，无可傍依的忧愁，无计排遣的惆怅，字字句句，无不使人共鸣。全词无一字政治，但政治的阴霾，笼罩全词。这还不过是她飘零一生的序曲，嗣后，靖康之国灭，南渡之家亡，逃生之艰难，孤奔之无助，更是无穷无尽的与政治扭结在一起的悲剧。甚至直到最后，死在哪年？死在哪里？也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尽管，她很不幸，但她留给文学史的不多的词，很少的诗，极少的文章，无一不精彩，无一不出色。甚至断简残篇，只言片字，也流露着她的睿智。在中国文学的天空里，李清照堪称是女性文人中最为熠熠发光的星。

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明人杨慎《词品》）。

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张端义《贵耳集》极推崇其元宵《永遇乐》、《声声慢》，以为闺阁中有此文笔，殆为闲气，良非虚美。虽篇帙无多，固不能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也（清人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一个作家，一个诗人，能给后人留下充分的话语余地，说好也罢，说坏也罢，能够有话好说，那就不简单，可谓不虚此一生。作品问世，不是马上呜呼哀哉，不是转眼烟飞焰灭，而是说上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像李清照这样，才是所谓真正的不朽。至于时下我等厕身之文坛，耳闻目睹，躬逢其盛的“不朽”，无论个人吹出来的，还是哥儿们、姐儿们捧出来的，无论怎样厚颜无耻，大言不惭，至多，只能说是一种乐此不疲的文学手淫而已。

李清照的这首很政治化而无任何政治蛛丝马迹的《一剪梅》，长期以来，是被看作一首闺情诗，一首思妇词，被人吟哦传诵。在最早的版本上，甚至还有编辑多情加上的题注。“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甚至还有更艳丽的演义，那块锦帕，也就是李清照手迹的此诗真本，到了元代，还被画家倪云林所收藏云云。如果真是这样罗曼蒂克的话，那倒是适合拍好莱坞爱情电影的上好素材。

其实，这是面对政治迫害的恋恋不舍之歌，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那是很痛苦的诀别。不能抗命的无法逃脱，难以名状的凄凉情绪，无可奈何的强迫分手，心碎郁闷的长远相思，就绝非泛泛的离情别绪所能涵括，而是更深层次的悲恨怨愤。要真是“花自飘零水自流”，花归花，水归水，各走各的路，倒相安无事的。可是，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双打办”也好，“清奸肃党办公室”也好，频频敲开她家的大门，不断关切她何时启程。于是，“远游”的，只能是她。告别汴梁，沿河而下，回到原籍齐州章丘，也就是山东济南，饮她飘零人生的第一杯苦酒。

似是同时，北宋当局的腐败政权，也开始江河直下地向灭亡走去。

也许一个临近衰朽没落的政权，越是疆土日蹙，越是外邦欺凌，越是国弱民衰，越是日暮途穷，越是起劲地窝里斗。这种力气没处使只有自相残杀的游戏，也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场面。

而积弱的宋朝，到了中后期，举国上下，不务正业，投入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党争”，耗竭国家之元气，伤害国民之精神，制造人群的分裂，最后只有不可收拾的亡国一途。尤其可恶的，正是这场“党争”，把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优秀文人，其中很有一些堪称为民族精魂的文学巨人，都卷了进来，一个个打得不可开交，一个个活得筋疲力尽。求生尚且艰难，何暇顾及为文，遂酿成文化生机的停顿，文学发展的凝滞。

试想，在这场由皇帝发动的小人结群，君子蒙难，豺狼当道，精英受害的肉搏战中，大厮大杀，徒费岁月的文人们，纵有盖世的天才，也被无用功消耗殆尽，即使有天大的智慧，也被虫豸们吞噬一空。

这才是最令人扼腕的。

因此，如果给北宋那些文学大师，相对平稳，无须旁骛，得以专心致志写作的时间；如果给李清照一个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危机四伏，能够有充分发挥其文学才华的空间，以钟灵毓秀之心，作美轮美奂之文；如果，说到底，没有从神宗起到徽宗止，桎梏文学生产力发展，长达五十多年，搞得昏天黑地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宋代文人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应该更大一些，更好一些。至少不比唐代逊色，说不定如盛唐那样，也有一个盛宋的文学气象。

真是那样的话，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女性，也不至于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漱玉集》给后世了。

然而，悔则何益？“花自飘零水自流”，也只能是无奈无聊的空叹罢了。

五

我认为最重要的，李清照除了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之外，更有其令人景仰钦服的精神高度，那就是她南渡以后，这个单身女人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坚韧、坚定的人格力量。

应该是她从公元1127年（宋钦宗靖康二年），到公元1134年（宋高宗绍兴四年）的7年间，她变了一个人似的从柔弱到强硬，从顺应到反抗，从低调到高亢，从躲避到作为，“载书十五车”，驭车千百里，在她独自南下的途中，那绝不认输，更不气馁的品行，那无怨无悔，绝不回头的性格，到底坚持下来，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有过一句名言，“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这7年间，我想她就是靠这股精神支撑，才活下来的。我无法估量，十五车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每一车载重几何？人力推，还是牲畜拉？宋代缺马，全靠与邻国互市而来，此刻，自然全部用在战场上，那就只好老牛破车，蹒跚前行。这样一位富贵人家出来的闺秀，书香门第出来的子女，将这批大约数十吨重，至少也要三至五个货柜才能装下的文物，从山东青州，运到江苏江宁。晓行夜宿，餐风饮露，舟载车运，辗转千里，那该是怎样艰难的旅程啊！

这时候，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出少女时代那“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天真烂漫，找不出新婚时期“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的娇慵疏懒，而是“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昔时”，一路拖累下来，再也无力振作起来的疲惫心态。那是要用多大的力气，多强的意志，才能咬着牙，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呀！

直到建炎三年，她大病一场，因时势日迫，只好将文物器皿再往江西洪州转移，尽管一路上被盗，丢失，“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全部家当以及背后所承担对于丈夫的诺言，对这样一个弱女子来说，真是不堪重负，然而，她不能停下来，不能就此罢手，继续一路追随高宗，由杭州、越州、明州、温州、台州……走下去。前面是逃得比她快的皇帝，后面是紧追不放的金兵，放眼是破碎的山河，周围是与她一样逃难的百姓。中国之有客家这一族群，是从北宋末年这次全民大迁徙开始形成的，无数中原士民都逃离金人的铁蹄而南渡求生。凄风苦雨，泥泞道路，兵荒马乱，食宿难求，行程之艰辛，生死之莫测，器物之沉重，前途之渺茫，难以用语言形容她的可怜，然而，她不倒下，也不能倒下，拖得沉重的脚步赶路。

李清照的一生，一个是文学中的她，一个是与丈夫赵明诚的共同之好，积二十年之久的金石收藏中的她。文学中的她，是幸福的，快乐轻松的岁月，匆匆地来，匆匆地去，何其短促？收藏中的她，这悲伤痛苦的日子，却是难逃难躲，难熬难耐，永无尽头。在《金石录后序》里，她这样写道：“靖康丙午岁，侯（即其夫赵明诚）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

到了靖康二年，也就是建炎元年，他们的全部积累，不但成为他们夫妇的负担，甚至成为她不幸一生的灾难。“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么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再具舟载之。”

“次年（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而她更想不到的沉重打击，接踵而至，丈夫这一去，竟成死别。“（明诚）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

“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素性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六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

茕孑一人，远走他乡，凄凉驿路，孤灯残烛，李清照的这篇充满血泪的《金石录后序》，至今读来，那段惆怅，那份追思，犹令人怦然心动。

可李清照的苦难之旅，有谁能来分担一些呢？无能的政府不管，无耻的官僚不管，投降主义者看你的笑话，认贼作父者下你的毒手，然而，这也阻挡不住她，铁了心跟随着奉为正朔的流亡朝廷，一路逃奔下去。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苦恋情结了，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才有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赓续吧！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具这种薪火相传的责任感，中国士子，从启蒙那天起，就种下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中国知识分子，骨头并不十分坚硬，但到了异族进犯，列强侵略，帝国主义要亡我中华的时候，文化传统的自尊，悠久历史的自豪，也会大义凛然，挺直身子为家国效力。李清照明知那一无所有的结果，明知所有的付出都是徒劳，然而，面对这些辛苦收集起来，几乎变卖了自己全部资财而得到的文化瑰宝，不保护到最后一刻，不敢轻言放弃，无论如何，也将竭尽全力保全，不使这炷文化香火，断送在自己手中。

李清照，在前路渺茫的奔波中，在生离死别的苦难中，能够笔直挺立，能够铁打不倒，就是凭借着这股精神上的力量。

然而，这所有一切，对她来讲，宝藏也好，珍爱也好，包袱也好，祸祟也好，最后的最后，“得之难而失之易”，统统都付之东流，失之殆尽。

她怎么说？你简直想象不到，她竟是如此的大明白，大智慧。“呜呼！……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

这是一个何等豁达的心胸，这是一个何等高蹈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如何不让人高山仰止的中国最有天才的女子啊！

精神这东西，其实是很虚的，很空的，很泛泛的，但在某种情况下，它又是极物质的，极实在的，极能起到作用的。尤其在遭遇到类似天要塌下来的紧急状况，岂止需要一点精神，甚至全部，而且舍精神外别无其他。在这一刹那间，你一无所能，你别无他法，但是，你不想被压死，你不想被掩埋，而且，你不能坐着等死，你不能就此拉倒，因为，你不甘自暴自弃，你不甘一死了之，于是，当你面对着这顷刻间就要塌下来的天，你必须站得笔直的危殆时刻，倒数计时，眼看完蛋，能支撑着你的，也就只有精神了。

没有这精神，你早就成为一摊泥，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有了这精神，你就是一个站着的人，一个即使身体压死，精神也会不死的一条汉子，这就是历史上和文学中的李清照。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作为文人，也许更加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