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不搭界的话题，作家者何？按照王渔洋的话说，“乃一酸丁也”而已。这话说得多少有点损，但在皇帝眼里的作家，也确实就是这副酸不溜丢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模样，大概比孔乙己好不到哪里去。
在中国历史上，有些风流儒雅的皇帝，或相当于皇帝这样的最高执政者，身边总是有一些作家陪侍着的。哪怕粗通文墨，或者狗屁不通，既然贵为天子，没有学问，没有文才，怎么行呢？驾幸好山好景，不题两句歪诗，逢年过节，不写两笔孬字，作墨宝赐给臣下，哪还叫什么九五之尊呢？连慈禧太后，还从云南找来一位姓缪的贵妇，教她书法，替她写字呢！
这些被雇用的文人雅士，身份高的，年纪大的，叫作“庭筵讲授”，例如朱元璋的宋濂。通常是先请吃饭，然后，沏上茶再来讲文学；朱元璋的后代朱翊钧，就在这庭筵上发表过高论：“贞观之治有什么了不起？不足道也！”令在座的那几位庭讲的翰林院学士吓一跳，因为这个后来躺在定陵里的皇帝，实在是很不怎么样的统治者，明朝就是从他神宗时代开始走向衰败的，不是一个地道的昏君，也是一个无能的庸主。他认为：“李世民杀弟欺父，算什么英主？”当场的御用文人们，只得连连称是。“陛下英明高见，佩服佩服！”至于那些身份一般，年岁不大，就叫“侍读学士”，例如武则天的上官婉儿，那就算是随叫随到的身边工作人员了。这恐怕是讲完了文学，再行赐饭，顶多御厨房里添两份小炒，那就皇恩浩荡了。
一个作家能够被召侍奉皇帝，应该说是一份美差。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点到你的名，是看得起你，你还不要不识抬举。老实说，也没有一个作家，敢不识相予以拒绝。东汉末年，董卓擅国，他也像皇帝一样地作威作福起来。为了粉饰暴*的门面，想起了当时的一级作家蔡邕，他就下令要这位老先生到洛阳来做官。蔡邕正是怕给这个废帝弑后的军阀当差，才逃跑的。董卓放出话来：“我这个人是好杀人的，如果蔡先生不来洛阳，和我谈谈文学，对不起，我不仅杀他，还要灭族！”蔡邕摸了摸自己的脖子，与其被他砍头，还不如和他聊聊文学新概念或者什么后现代主义呢！
于是，他屁颠屁颠地坐着牛车奔赴洛阳报到，半年之内，被董卓连着提拔三次，官做得很大，位至三公。所以，侍候皇上，是一份俸禄很高，赏赐很多，地位很高的差使，而且也是一份责任很小，工作很少，负担很轻的差使。因为皇帝日理万机之余，大部分时间是要去同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厮混，不可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和这些作家谈诗词歌赋、文章典籍。封建社会里好多作家，包括大作家，也很想蒙受这份帝王的青睐。那个“吹皱一池春水”的冯延巳，给南唐的中主李璟捧哏逗闷，那是快活一生，得意一世的，被称作风流君臣。
因此，封建社会里一些知识分子，就把这些皇上身边的作家，叫作“御用文人”，看不大起的。这里面，有属于正直的蔑视，有属于清高的自负，也有的是属于眼红的嫉妒。作家嘛，十之八九，圣人也难例外，都程度不同地喜欢呷醋吃味的。这就是吃不着葡萄的狐狸，便要说葡萄酸了的假惺惺了。这后一种作家，认为自己比那班御用文人，文才要高，学问要大，资格要老，声望要好，只有他才应该被恭请到京城，一顶青衣小轿，从东华门抬进，直到乾清宫御书房坐下来，与皇帝指点文学，挥斥作家。可是这座位由别人坐了，只好作东篱种菊、悠然南山状了。御用文人由于太靠近皇帝的缘故，容易得到别的作家难以得到的那些荣誉声名，权势金钱。因此，得不到的作家于是乎很生气，或者生闷气。“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自恋自虐之余，抽不冷子金刚怒目，也是应该能够理解的。
御用文人不招人待见的方面，也是令同行颇为齿冷的，就是他有机会在皇帝耳边嚼舌头根，或者参奏哪位作家一本，或者密报作家可疑动向之类，深文周纳，是叫人吃不了兜着走的。清代很多文人“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道查抄圣旨下，合家合户充军发配，罚往乌苏里台给披甲人为奴，都是这些御用文人，给皇帝举报的结果。因为要在字里行间挑起毛病来，同行最是行家里手。
宋代的苏东坡，这位大师由于反对新政，被挤出了京城，一度在湖州做地方官。但那些围在皇帝身边的三四流文人，仍不肯放过他，鸡蛋里挑骨头，还在找碴。这也是小文人被大师压得喘不过气来时的逆反心态。一旦文学上无力一较短长，就依靠政治优势来收拾对手。而最厉害的栽赃诬陷，莫过于告他反皇帝了，那可是置人于死地的绝招。由于苏东坡的一首咏老柏的七律“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一帮人串起来告到皇帝那里，硬诬他是在诋毁宋神宗。此类手法虽然笨拙，但却从古至今，盛行不衰。尽管呆傻儿当皇帝者不少，不过这位皇帝还不算十分白痴，他还能和那些御用文人辩争：“苏轼写的是古柏，与朕何干？”有一个叫王珪的老文人兼近臣，叩头撞阶，说：“龙即陛下，陛下即龙，这种心怀歹毒的形容是大不敬的呀！”于是一封诏书，将东坡先生从湖州递解回开封，关进大狱。然后组织专案班子，把这位大师的作品，一一过筛。文人整文人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往政治上拉，上纲上线，无所不用其极，这时候倒一点不讲文学规律了。
话说回来，太接近皇帝的文人，也并不太值得羡慕。好处固然很多，但风险也很大。《韩非子·说难》里提到：“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玩龙，或陪龙玩，倒很像马戏团的驯兽师，不知什么时候，老虎狮子兽性大发，咬你一口，抓你一把，不死也得掉层皮那样。皇帝老子高兴起来，和你唱和一首，填词两阕；要一翻脸，轻则卷铺盖，重则掉脑袋，在史书上也是屡见不鲜的。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提到陆贾这位文化人和刘邦的争论。因为他“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这番话颇具有工农洒脱率直的本色，“老子就是大老粗，你怎么着？”不过，他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最早一位写诗的人，有点文学灵气，他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应该说是豪放一派的。比之他的敌手项羽的“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那种悲观色彩，确乎不同，有大家风范。所以，他只是恼火骂两句，也就罢了。顶多撒起野来，拿儒生的帽子当夜壶用，故意往里面小便，仅此而已。
可流氓无产者朱元璋，就没这便宜了。这个当过小和尚，当过要饭花子，当过兵贼的皇帝，出身成分自是呱呱叫的好，但他对于文化人的阶级拒绝心理，严重失衡，接近变态，成了一个疑虑成性、狂虐嗜杀的暴君。哪怕是在拍他马屁的文章中，有可能联想到他当和尚、当兵痞者的同音字，也会马上推出午门斩首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最残忍的刑法之一，就是将犯人的皮，整张剥下来塞上草，所谓“剥皮揎草”，他是最爱采用的。所以给他当御用文人，下场好者不多。甚至他儿子的老师，他的五经师，可称为他的第一御用文人宋濂，差点也被他砍了脑袋。
据明徐祯卿《翦胜野闻》载：“洪武十年，宋学士濂，乞老归。帝亲饯之。敕其孙慎辅行。濂顿首辞，且要曰：‘臣性命未毕蓬土，请岁觐陛阶。’既归，每就帝庆称贺如约。帝念旧，恋恋多情深。十三年，失朝，帝召其子中书舍人璲、孙殿廷礼仪司序班慎，问之，对曰：‘不幸有旦夕之忧，惟陛下哀矜其罪！’帝微使人瞰之，无恙，大怒，下璲、慎狱，诏御史，就诛濂，没其家。”
这就是潜溪先生的不是了，作为朱元璋的文学顾问，已经获得了“开国第一文臣”的荣誉，声名地位也到了顶尖的地步，决定“乞老归”了，那就彻底归吧，可他却是个不甘寂寞的老作家，想归又不想全归，要求每年来觐见一次皇上，似是忠诚，实是邀宠。其实朱元璋设宴饯行，本是让他一走了之，不再需要之意，可此公老不知趣，就是十分的无聊了。大概见了两次，也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便耍奸脱滑不去了。他忘记一个真理，凡流氓，是特别忌讳别人对他耍流氓手段的，朱元璋本是一个流氓无产者，来这一套，他会买账？这位皇帝的特务系统，密如蛛网，连小巷酒肆里议论他老婆脚大的小市民，都被捉将官去治罪，何况老先生没病装病，连病假条也拿不出来。幸好太子出现，皇后求情，宋濂的命算保住了，但谪居茂州，终于死在半路上。他儿子宋璲、孙子宋慎，到底还是让朱元璋给杀了。
御用文人下场之惨者，莫过于此了。
清朝一位编过《唐诗别裁》、《古诗源》的沈德潜老先生，直到乾隆七年，他六十七岁时，才发达起来，老骥伏枥，晚年生辉，这恐怕是很令一些怀才不遇的老龄作家心向往之的事情。“高宗莅视，问孰为德潜者，称以‘江南老名士’，授编修。出御制诗令赓和，称旨”，从此成为乾隆的御用文人，恩遇有加。“八年，即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乞假还葬，命不必开缺。德潜入辞……赋诗饯之。十二年，命在上书房行走……是岁，上谕众臣曰：‘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清史稿》）
做御用文人除了随班唱和，歌功颂德，吾皇万岁万万岁外，一个必须严格自律的准则，就是只能有皇上的看法，万不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政见不可有异，要跟上形势，在文学观点上，也必须和皇上保持高度一致的。这位老先生由于圣眷恩渥，众望所归，在文坛上也是一言九鼎的领袖群伦的人物，于是多少有点忘乎所以，因此使老作家栽了个大跟头。他编了一部《国朝诗别裁集》，乾隆一看，火冒三丈，因为在这部书里，沈德潜居然选了钱谦益的诗，乾隆说：“那是个明朝隆臣，怎么能放在一书的最前面呢？而且还选了钱名世的诗，那就更荒唐了，那是皇考雍正定性的‘名教罪人’呀！”老了老了，自以为不逾不惑，其实却是感觉错位的老糊涂，碰了这一鼻子灰，惶恐万分。不过还算走运，乾隆高抬贵手，放了他一马。
但没有想到，他死后不久，“四十三年，东台县民讦举人徐述夔《一柱楼集》有悖逆语，上览集前有德潜所为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上不怿，下大学士九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清史稿》）死了，恼了皇上，也不饶的。如果沈德潜编选这部集子，把乾隆的诗选上大半本，而且放在开卷部分，也许这份检举揭发材料里，有他的名字，也会从宽发落，不会把老先生的墓碑也给铲平的了。所以，御用文人活着时，要察言观色，小心侍候，死后，还得战战兢兢，惶恐九泉，因为不知什么时候，龙颜大怒，就要鞭尸戮骨的。
总的来说，御用文人在封建社会里，尽管吃香喝辣，但充其量只是起个陪衬点缀，歌舞升平的作用。赏一个官当当，领一份干饷，放一任学差，到外省去捞一票，就算皇恩浩荡了。也就如此，前面提到的宋濂、沈德潜，明清两代最顶呱呱的御用文人了，又如何呢？太史公司马迁早看透了，文化人，皇帝的玩物，饭桌上一碟开胃小菜而已。想吃，夹一筷子；不想吃，推到一边；不高兴，扔进了泔水桶当垃圾处理，不怎么当回事的。他在《报任安书》里这样评述自己：“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尽管中国的皇帝，喜欢搞一种文字狱的游戏，动不动把作家的脑袋砍下来，对作家应该是颇不感兴趣才对。但也许我们中国终究是文化古国的缘故，皇帝自己舞文弄墨想做作家，或挤进作家队伍者，倒也不在少数，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一方面整作家，杀作家，收拾作家不遗余力；一方面在皇冠外，再弄一顶作家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因此极少有以文盲自诩的统治者，当然也不是没有。前面提到的汉高祖，一开始很以“马上公”为傲的，后来，叔孙通给他演习礼仪，他也体会到皇帝的威严，从此尊儒。随后，这位亭长衣锦还乡，不也写开诗了嘛！一当上皇帝，好像才气也跟着蓬勃，艺术细胞也来得丰富了。他的诗《大风歌》也许会被御用评论家喝彩，把他划入豪放派诗人一族中去。如果当时成立汉朝作家协会的话，那么第一号会员证，则非他莫属了。
曹操也是一个杀过作家的统治者，孔融是他下令杀掉的，杨修死在他的刀下，崔琰也不能逃脱一份死罪，连受刑时不屈服的神态，曹操都恨之入骨。那位新锐作家祢衡虽不是他杀的，但也因为得罪了他而送给别人去砍了头。但他自己却是历代皇帝中最称得上是作家的作家，他的才分要远远高于他所杀掉的几位，那些人的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来得家喻户晓。但他终究还是有些诗人气质，譬如花钱把女诗人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譬如诗人王粲劝刘琮降操有功，褒赏有加；譬如诗人陈琳为袁绍讨操写过批判文章，他捉住了也未杀头，还给了一个书记官当。所以，他这些对待作家的严厉或宽容的举止，只是个人行为。而明清两代以文化人为残害目标的文字狱，则纯属彻头彻尾的暴*了。
这些最爱搞文字狱的皇帝，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极无文化者，如小和尚兼无赖出身的朱元璋；一种是极有文化的，如一生写诗，总量超过《全唐诗》总和的乾隆。这好像也是个规律，若是个无文化的皇帝，对于文化和文化人，存有一种先天的排斥拒绝心理。若曾是个不第秀才出身的皇帝，必然有对文化和文化人的疯狂报复情结作祟。若是个有文化的皇帝，也会产生一种对于文化和文化人的历史疑虑。这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中国第一位皇帝文学理论家，给后来做皇帝的人提醒的了。
他在《典论》里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他这么一说，一个做皇帝的，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对待作家吗？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作家的命运如何，御用也罢，非御用也罢，大致是可想而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