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黄宗羲定律”？简单地说，就是某些传统王朝的赋税改革，将前面滥征的各种摊派与附加，与正税合在一起一并征收。然而改革之后，政府渐渐忘记了这一并征收的赋税，本身已经包含了摊派和附加，再次另行摊派。结果是改一次，赋税增加一回。最典型的莫过于明代的一条鞭法，改革后公私称便，朝廷的岁入也大为增加，但是后来朝廷又增加各种新的摊派和附加，最后是民不聊生，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朝廷葬送了自家的卿卿性命。这种现象，是明末大儒黄宗羲首先提到的，所以得了此名。

严格来讲，这算不上什么定律。只是一种历史上出现过，但并不算太常见的现象。近世学者也注意过这个问题，钱穆先生曾经提及于此。但它名声大噪，却还要归功于秦晖先生将之命名为“定律”，而此定律又得到了***总理的注意，以至于一时间，大报小报，嚷个没完，连我当年学农机的同学，都来问我是不是又出了一个叫黄宗羲的数学家，搞出了一个什么定律。

说实话，这种现象或者说“定律”之所以能出现，关键在于政府开支的增加。中国古代是农业国度，国家的收入主要依赖取自农民的赋税，来自工商业的税收（除了盐税之外），主要用来支付皇家私人用度的开支。由于缺乏近代的金融系统，因此无论工商业发达与否，国家对其的监管都没有可靠的手段，用黄仁宇的话来说，就是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因此，也就难以依赖这种其实并不小的财源。

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问题，由于来自农业的收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除了出现全国性的灾荒），但增长速度却慢，而且即使增长，由于政府税收是依靠几乎很难有多少变化的黄册和鱼鳞册来征收的，也很难反映到税收上。因此，那个时代的政府，基本上是量入为出，每个部门都有固定的款项，也有固定的开支；凡属重大的事务，也都有固定的拨款，比如漕运、河道修缮等等。国家的机动开支很少，一般只准备两项，一是备荒，二是应付战事。比较起来，应付饥荒的储备还算充足，但对付战争的准备就显得相当有限，一旦战事拖得久一点，储备就会告罄，非得挪用它款方可。这种政府财政体制，最害怕的是两种情况，一是突发事件以及额外的开支，二是旷日持久的战事，两者往往会引起一系列的拆东补西，一系列的财政紧张，一系列的拖欠，多少年都回复不了正常。如果连拆东补西都应付不了，那么只好增加税收，一般是在正税之外再加摊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古代号称君主专制，但皇帝大修宫苑的时候总是会遭来大批的谏章。户部，不，整个官僚体系都紧张得了不得，皇帝意志要想贯彻下去，总是大费周章。当然紧张归紧张，这种开支有时还是非添不可，结果最后还是在摊派上打主意了账。

其实，引起摊派增加的因素还有一个，而且相当重要，这就是政府机构的膨胀和自身的腐败。我这么说，有人是会有异议的，因为总的来说传统时代，特别是明清，国家机构是比较固定的，多少年机构不动，额员不增，引得那时候来中国的传教士们羡慕得紧，回国就夸个没完，害得欧洲启蒙运动的时候，中华帝国居然是哲人们鼓吹效法的榜样。直到现在，某些外国学者依然认为，中国古代用最少的行政官员，管理了一个过于庞大的帝国，有着非常高的行政效率。然而，实际上明清的政府机关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精简，那样的有效率。政府机构虽然正常的额员增加起来较难，新机构的设置更是不多见，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机构就不膨胀，人员就不扩张。膨胀的途径一是添设临时机构和人员，像晚清那样，没完没了地设“局”，“委”员（这里的“委”是动词，不过委员一词的确也是从这里来的）。其途径之二，更常见的膨胀情形则是政府属吏的增加。

现在我们有些学者一谈到眼下的政府机构臃肿问题，往往会拿传统时代作比较，说是那时候一个县只有两三个政府官员，而县以下连一个都没有。其实，这样说是不符合实际的，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无疑是实情，但县上的政府官员绝对不可能只有两三个。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古代制度的人都知道，明清地方基层政府除了正印官之外，还设有六房书吏和三班衙役。这与中央政府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每房都设置若干司吏、更多的典吏和书手。

事务比较繁忙的户、刑两房甚至还加设科，每科设置一个专门的司吏和一群辅助人员。六房书吏之外还设三班衙役，其中有站班跟班的皂隶，有负责追捕人犯的捕快，还有狱卒、门子、库兵等等一干杂役。书吏和衙役加起来，每个州县至少得有近百人。这些都是名副其实吃政府饭的人，实际上都等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家干部”。虽然在法律上，衙役属于三代不能科考的下等人，但在实际的政务操作中，农民见了他们依然怕得要死，都得尊称他们为“捕翁”和“班翁”。所以，不能说不拿俸禄就不是政府官员。

书吏的额员虽然按理也是有定数的，但实际上远没有“朝廷命官”那样严格，而且书吏薪俸极其微薄，收入主要依靠陋规，他们的膨胀一般不会引起上级政府财政上的问题，所以，每当一个朝代年头久了，整个政权机器开始运转不灵的时候，书吏就会像气吹的一样膨胀起来。衙役就更是如此，他们连工资都没有，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补贴，所以人员的扩张就更方便。一般在正役之外，首先加上“帮役”，然后帮役之外再加“白役”，成十上百地加上去，很快一个县的衙役就会逾千。虽然国家规定衙役法律地位低下，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在一个大多数人都要靠在土里刨食的情况下，想要不吃苦而且过得好一点，混入政府绝对是个比较好的出路。往往是越是王朝末季，吏治越腐败，赋税越重，因而流离人口也就越多，各种案件也就越多，所以也就有越多的理由添加衙役。而添加的衙役越多，却只能使社会状况更加恶化，形成了解不开的恶性循环。除了书吏和衙役之外，一个衙门里还有正印官自己出钱雇的师爷、长随等人员，虽然是官员自己出钱，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实际上也等于是政府开支。

明清两代，凡这种性质的政府机构膨胀，无论中央机关还是地方政府，从表面上看都不需要增加财政的压力，随便添上上万个书吏和衙役，户部的账面上也没有什么反映。但是，这些吏和役进入政府，都是要吃饭的，而且还想着吃得比一般人更好一点，没有利益的话，是不会有人拼命地往政府里挤。书吏和衙役吃的都是陋规，人数增加了，或者将陋规增大份额，或者是增添新的陋规，否则就难以安排。这些收入最后当然都要落到老百姓的头上，直接刮地皮的当然是县里的人，然后层层孝敬，各级政府都添丁进口，皆大欢喜。

我们知道，在未能用数字管理的时代，政府的政务越是繁复，税费征收的环节、次数越是复杂，经手人上下其手，从中舞弊的机会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明朝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实际从数字上看农民交的钱粮是多了，但农民的负担却轻了，因为一条鞭法变繁政为简政，从而减少了官吏的中饱。显然，对于一个日益膨胀的政府内的成员来说，这种现象是不能长期容忍的。为他们的饭碗计，政务只能越来越多，手续必须日见烦琐，让皇帝和上司见了，觉得人人都在忙于公务，辛辛苦苦，劳劳碌碌，似乎只有奖赏的道理，没有责罚的理由。所以，正税之外的摊派和附加无论如何都是要加上去的，不加何以塞众官之口，何以饱属吏之欲？明代的张居正改革最后按“黄宗羲定律”演化了下去，当然首先有对后金的战事无穷期的因素，因而引出“辽饷”（后金的女真人在辽东），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王朝末世的政府膨胀。个中的道理，其实不是像钱穆先生说的那样，政府把改革已经加入的摊派给忘了，然后再行摊派，实际上是政府希望农民把这一点忘了，或者装作自己忘掉了，摊派才好理直气壮。

我们现在之所以担心“黄宗羲定律”作怪，让农民负担有增无减，主要是针对现在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担心它重蹈明朝的覆辙。显然，这决非杞人之忧。我们现在进行的税制改革，不仅出现了反弹，而且确有变本加厉加重农民负担的可能，这一点已经为众多的关于农村税制改革的文章所证实。事实上，遏止农民负担加重，从根本上掘除“黄宗羲定律”发作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让农村变成工商型的社会，二是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体制改革。前者使政府的开支不再依赖农业收入，后者则可以从根本上堵住政府自身膨胀的路。就目前而言，关键是后者。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人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越是单纯依赖农业，指望从农民嘴里抠食的地方，政府膨胀得就越快，而且由政府倡导的各种工程，兴办的各种企业就越多，也就是说越能生事。这种政府导向的生事，结果往往很差，除了浪费农民的血汗钱之外，百无一成。其实，这种工程和企业，从开始就没打算办好过，只不过是官员们借以捞钱和捞官的梯子。不管他们生事的旗号打得多大，口号有多响，借口多么冠冕堂皇，但梯子就是梯子，等桃子摘到了，梯子也就寿终正寝了。《红楼梦》里贾府如果不修大观园，主事的和下面的喽啰哪儿来那么多机会发财？能折腾事儿才有借口弄钱，能折腾事儿才有机会出“政绩”，这是古人就明白的道理，我们现在这些经过现代化熏陶，甚至还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岂能不知？

要想“黄宗羲定律”不再适用，政府须得走出自己的中世纪，去掉自己身上的陈年老味。现在，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如果一时还难以实现民选的话，至少，政府的事务要公开，税收要体现民意，也就是说，没有民意授权，就不能随意增加税费。当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都跟税收的民意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经得民意机构允许才能征税是现代行政的基础，只有实现了这一基本原则，我们才算真正摸到了现代国家的大门，现代行政的大门。

跟眼下肆虐的sars一样，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其实不是什么定律，只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只有政府才会感染的瘟病。

2003年5月8日，sars肆虐时，于京北清林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