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春宝把压在箱子底多年的长衫拿出来穿,宝珠问他今天去做什么,几点钟回来,春宝站在镜子前系着扣子,说今天要去银行兑一张支票,然后去浦东厂里看新运来的木头,事体多,晚上就不过江回家了。
吃完早饭,春宝就坐车出去了,宝珠拿了凳子踩着从大衣柜上面把皮箱拿下来,这还是当年打算跟傅崇思私奔带的那口箱子,她摩挲着蒙尘的皮箱,想起那个下雪的夜晚,已经错过了一次,不能错过第二次了,宝珠的细软很少,就是一个首饰匣子和几件衣服,正好装满一个皮箱,她的私房钱大多贴补了傅崇思,身上只剩下一百多块钱,待会出去找个烟纸店,拿五块钱换成铜钿零花,这还是春宝教给她的法子。
刚过中午,宝珠就按捺不住了,她拎着皮箱下楼,打算从后门出去,听到楼梯响,娘姨就从后天井过来了,拿着一个信封说:“太太,这是先生叫阿福捎回来的。”宝珠放下皮箱,接了信封,从敞口里抽出一张汇丰银行的本票来,上面印着一千元的字样,这笔钱正好能解燃眉之急,宝珠没细想,把支票放进包里就离开了这个家。
福开森路上的公寓,宝珠拎着皮箱走进大门,她不知道傅崇思会给自己什么样的答复,但这口皮箱会让他明白自己的决心。上了楼,敲门,半天没人应,楼下门房闻声上来,说傅先生一早就退租走了,宝珠顿觉不妙,问门房傅先生有没有留下书信之类的,门房说没有,伊拉走的急匆匆的,一句多的话都没留,怕宝珠不信,他还拿钥匙开了门,傅崇思果然已经搬走了,走的慌张,地上扔着许多零乱的稿纸,是他给报社写的新派爱情白话诗。
宝珠心凉透了,皮箱无力的松脱落地,她知道傅崇思承受不了这么重的压力,他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可能养的了未出世的孩子,可是还有自己啊,两个人携手并肩,什么苦难面对不了,这个男人又一次的选择了逃避,和上回如出一辙的是连一句话都没留。
宝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来的,怎么上的电车,怎么进的家门,她只看到面前摆着一碗阳春面,本该在浦东厂里的春宝此刻就坐在对面。
春宝什么都没说,默默将皮箱拿上楼去了,他上午确实先去银行把支票兑了,然后开出一张一千元的本票来,让阿福送回家交给娘姨,带话说如果看到太太拎着皮箱下楼就把信封交给她,如果没拎皮箱就不用交。他也没去浦东,而是在南市岳父那里坐了一下午,傍晚就回来了,听娘姨说了宝珠离开时的情形,并没有愤怒和悲伤,结婚三年来,夫妻感情并不美满,几次自己打算把母亲从徐州接来享福,都被宝珠呛了回去,有时候宝珠生气起来,还会骂自己是娘姨养的,既然她要走,春宝就不会留,反而会给上一笔盘缠,就像那年送她去闸北火车站那样,好歹夫妻一场,也算尽了情分。
但宝珠竟然没有走,她又回来了,整个人失魂落魄,不用猜也知道发生了什么,春宝不问,也不想问,愿走愿留,全凭宝珠做主。
宝珠病了一场,春宝带她去看医生,医生把了脉说恭喜,不是病,这是喜脉,但夫妻二人脸上都没有喜色。
天主教不兴堕胎,宝珠只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民国二十六年三月,一个男婴降生在法租界广慈医院,七斤半,健康茁壮,宝珠给他取名约翰,林延鹤夫妇抱了外孙,开心的不得了,在南市的大富贵酒楼定了三十桌宴席的满月酒。
之秋突然接到上海来的电报,隐隐中就觉得有大喜事发生,寻常事不值得拍电报,写信足矣,翻出邮局买的电码本把电文翻出来,果不其然,宝珠生了个大胖小子!全家人都替春宝高兴,刘邵氏说大凤真有福气,头胎就是大胖孙子,大凤喜得合不拢嘴,不知道说啥好了,家慧默默地笑,她肚里的孩子已经六个月大了,不知道这回是男娃,还是第四个女儿。
大凤先去陈三坟上烧了纸,回来央求之秋替自己买票去上海。之秋晓得春宝的难处,但是做祖母的要去看孙子也是天经地义,只得拍电报过去祝贺以及询问,春宝次日回电,就一个字:可。
隔了两日,之秋送大凤姨去上海看孙子,如今上海到北平线已经全线贯通,不再需要转车,坐三零一次沪平联运通车到上海只要不到一天一夜时间,以前要在浦口中转一次,人和货都要蚂蚁搬家一样摆渡过江,现在长江两岸架设了活动引桥,中间用轮渡载了车厢,过江只需要四个钟头而已,但票价也涨了许多,这一趟行程下来要五十多块钱。
之秋和大凤抵达上海的时候,宝珠和孩子已经从广慈医院出来了,在家里坐月子,林太太和一个奶妈,一个娘姨伺候产妇和婴儿,根本用不着粗手笨脚的婆婆帮忙,大凤当着林太太的面,打开层层手帕拿出一片银锁来,献宝一样拿给儿媳妇,宝珠随手接过搁在桌子上,奶妈怀抱着小约翰,故意露出孩子粉嫩小胳膊上系着的足赤金铃铛,大凤看不懂意思,只伸手要接孩子,奶妈说小孩子认生,生人抱要哭的,大凤讪讪地收了手,说这孩子真俊,随他娘。
之秋惦记着家里妻儿,没在上海常住,把大凤姨留下就回去了,春宝在一楼厢房里给母亲铺了床,带她去了大马路、外滩和大世界游览,大凤感慨说你娘这辈子是活值了,可惜你爹死得早,享不了这个福。但大凤终究在南方住不惯,上海人家吃饭都是小碟子小碗,顿顿米饭不说,菜还口轻,吃不着烙馍馍和盐豆子,大凤嘴里没味道,哄孩子伺候月子轮不到她,就是找个人说说话都难,林太太倒没有瞧不起亲家母,只是语言上沟通不来,每天大凤就盘腿坐在后天井里,也不管娘姨听懂听不懂,有一搭没一搭的和人家闲扯,至于吃饭时候吧唧嘴,粗声大嗓这些事儿就不提了,时间久了,林太太等人难免语言里夹枪带棒,大凤性子粗,不指着她的鼻子骂,她是听不出话里有话的,依旧笑呵呵的过日子,其实她过得也不舒坦,但是为了儿子,为了孙子,她得熬着。
就这样住了三个月,大凤就算再粗枝大叶,也能感觉到自己不受欢迎,以及儿子夹在中间的苦楚,她对春宝说,给娘买张票,娘要回去了。
春宝说再住几天吧,咱娘俩能在一个屋檐下的时日不多了,这是实情,春宝在上海安了家,娶妻生子,置办了大房子,这辈子是不会再回徐州府了,而大凤在上海水土不服不说,和儿媳亲家的关系也不那么融洽,住下去只能徒增烦恼。
可是这一走,一年半载都难见到儿孙,大凤舍不得,既然儿子说再住几天,那就再住几天吧,没想到这一住,就永远回不去了。
七月七日,日本人在北平卢沟桥挑起战端,不到一个月,北平和天津就沦陷了,春宝说日寇势如破竹,南下徐州是迟早的事,他对母亲说,要打仗了,徐州不安全,全国就只有上海安全,娘你别回去了,等仗打完再说。
没等战火烧到徐州,上海就先开打了,如同春宝预料的那样,日寇冲中国最丰腴的地方下了手,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华界以及周边郊县的富户人家,扶老携幼涌入租界,一时间房价暴涨,林延鹤一家人也弃了南市的房子搬到女婿家来,一大家人住在这座石库门房子里,挤是挤了点,好歹不用花钱住店,报纸上说,有一百万人逃入租界,只有三成住在亲戚家和大小旅馆客栈,另外七成只能露宿街头。
春宝就格外关心战局,每天除了看报纸,还在茶楼里听各种小道消息,他看到报纸上说八月十四日,国军的空军出动轰炸停在黄浦江上的日本主力战舰出云号,虽然没能炸沉,但给了日寇极大震慑,也向列强表明了国府抵抗之决心,戴德国钢盔的精锐国军也不断开进闸北建立防线。所以租界的华文报纸都主张痛打日军,清算甲午以来的屈辱,市民也都相信只要政府坚决抵抗,断不会失败,至不济也是像五年前那样打平。
但春宝觉得,上海的前景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