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把自己当成一块磁石吗？你能把自己的生存空间变成一个磁场吗？一个磁场就是一份业，场内、场外都需要我们去投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块磁石，这就是自己的全部生命力，不论是智力、才力、心力、精力，都永远专注于一点。于是，在我们的身边就会形成一轮有磁场效应的人缘。
right——在圆中预、方中立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在上位的人如果能卓然自立，以自己一生的行为表率天下，自然能移风易俗。
颜光衷说："徐有功开始做蒲州司法官，以宽仁为治，风行一时。官民相互约定，在徐司法杖下犯法的人，大家共同责备他。任期满了，而徐有功的法治，没有一人犯在他的法杖下。刑措的风气，像蓝海清河，是这样的亲近人。现在人说风俗不朴素敦厚，以严酷的法治，还恐怕自己的力量不及，这是最难得民心的。"
《宋·贤事录》记载：司马桓温说：我父亲做郡牧判官时，客人来了都要办酒席。或者三杯，或者五杯，决不超过七杯。酒是从市场上买的，都是些果汁酒。菜汤果脯之类为主菜，器具都是瓷漆类，当时士大夫都是这样的，相会表示礼貌，物薄而表示情谊深厚。现在士大夫家，酒都是非法而来，不是珍异的器具不用，食品不丰盛不吃。不断宴请宾客朋友，曾经多日营聚，然后发书，如果不像这样，他们就争着说不是，认为他卑鄙小气，唉！风俗竟然差到这样子。居在上位的人又不禁止，是助长他们吗？
宋代羊简穆公，虽然贫穷不能自给，一碗豆汤都不想接受馈赠。高宗曾经当面问他说："你的廉洁很出名，士大夫说你在闽中做官不要俸禄，是吗？"羊公回答说："我为贫穷而做官，怎么有不需俸禄的道理？但是，不该接受的就不敢接受。"高宗说："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天下还害怕不太平吗？我知道你在家中六根清静，一尘不染。名利声色，是人们都喜欢的，而你都不爱好。"
张文节，号知白，宋仁宗时官居宰相。曾经在河阳掌管书记官，有人说他像这样自俸为官，外面的人很会说笑他像公孙布一样。后来，张公感叹地说："我现在全家吃好的穿漂亮的，我怎么不害怕呢？回顾人的性情由节俭到奢侈容易，由奢侈到节俭就难啊！我的俸禄能永远保证常有吗？位置能保证常存吗？一旦与今天不同，家里人奢侈的习惯久了，不能马上节俭；如果我的官位丢了，死去了，那时他们怎么办呢？"正是由于他们能自持，所以能风化世道在无形之中。
我们如果能一心崇尚义，天下人没有不崇尚义的；一心向公，天下人就自然向公。如果自己一心崇尚利，而想天下人崇尚义不向利；自己一心崇尚私，而想天下人崇尚公不向私，是绝对不可能的。
风化的成就，全在于我们自己的一心所向。无论什么教化都是如此。吕坤说："改变民风容易，改变读书的人风气难，改变官员的风气更难。官员的风气改变了，天下自然而然地改变了。"不是有精深阅历的人，难得有这种见解。这正同无逸子所说的"民风易正，士风难正；士风易正，政风难正"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说要想感化天下，首先要变化政治风气，要想变化政治风气，又要从大人物开始！
曾国藩一生以忠诚自持而被天下提倡，以俭朴廉洁而被天下提倡。他一生做事都不超越这两条，所以为清末政府，挽颓风、救末俗树立了榜样。
虽然曾国藩官位做到总督，生活却仍然像个老农，每顿仅限蔬菜一品，时人称他为"一品宰相"。六十岁时穿的天青缎马褂，还是三十岁时制作的。他曾经说："古语道：'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而以我看来，新衣也不如故。"他的女儿出嫁，仅以二百两银子为限，忠襄公开箱验看，认为太少了，于是增加到了四百两。他开始带领水师在铜陵一带作战，大败，险些被太平天国的军队俘虏，一时悲从心起，准备投水自杀，结果被他的朋友章涛麟救起。从这点可以看出他的气节、性情、肝胆，同时也为他后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打下基础。
《宋·贤事录》载：王沂公说："从前的杨文公曾经说过，人的操守，没有不诚实的。我很佩服这种说法，如果执著不改变，平地与险阻就是同等看待。"寇准十九岁中进士，当时宋太宗提拔人，年少的人往往罢免，有人劝他等些年再去。他说："我开始进取做事，怎么敢欺骗君主呢？"
€€叫计划开路
任何一位伟大事业成功的人，不是成功于他成功的时候，而是成功于他距成功很久以前的许多时间、许多事件。
圆中预、方中立，是古人谋事的准则。曾经有一位神通广大的活动家说："我与任何人谈判任何一件事，在此时此地此事上，应该怎样言辞，以及他大概会怎样回答我，我又应当怎样回答他，等等，许许多多问题，在没有考虑妥当以前，我是情愿在他门外徘徊几小时，甚至回家思索几天，等到有把握以后，才与他会晤谈判。"
《中庸》上说："什么事提前有预备就能成功，没有预备就会废弃。说话提前有计划就不会绊倒，做事提前有决定就不会受困，行动提前有安排就不会错乱，道路选定以前有目标就不会穷途末路。"这可以说是千古不变的原理。
存在于内的人，为学问的储藏，道德的储藏，智慧的储藏。存在于外的人，为计划的准备，力量的准备，一切只要能成为"事业资本"的准备。经营国家天下的大业，就要以这些作为根本原则。
《诗经·幽风·鸱鹗篇》上说："趁着天还没有下雨先修缮房屋窗户。现在的平民百姓，谁敢侮辱他们。"
孔子说："做这首诗的人，他知道吗？能治理这个国家，哪个敢侮辱他们。"人必是自我侮辱，然后人们才侮辱他。一个国家先有内战，然后才会受到他国的攻伐，有了准备就不怕祸患。
尉缭子在他的《十二陵》中也说过："有威在于不变动，有好处在于因时，机会在于应付事情，打仗在于鼓舞士气，攻击在于意表，防守在于外部的构造，没有过错在于有度数，没有困难在于有准备。"
一个人无论对待经营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下大事业，小到私人谈话，日常行为活动，或者仅仅关系到一两个人的小事，如要不预先有准备，尤其是严格的准备，或是多方面的准备，还是不能满足你的愿望与成就的。
€€给想象插上翅膀
有大志的人办大事，办大事的人有方、有圆、有计划、有安排、还有一定的程序。一般的程序是：志愿、意图、计划、行动、力量、效果。没有雄心大志，就不会有超越时空的大意图；没有超越时空的大意图，就不会有无可比拟的大计划；没有无可比拟的大计划，就没有坚定、果敢的宏伟行动与力量。否则，就难以取得伟大的效果，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所以说计划是行动之母，而行动又是成功（效果）之母。
黄帝百战征讨，周公礼典政制，秦始皇修筑长城，隋炀帝开掘大运河，都是为子孙后代的伟大行动。这些行动都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千秋大业，如果他们没有远大的雄图和计划，就不会有那样大的力量，也不会取得那样巨大的效果。
英国百年战争，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中国辛亥革命，日本明治维新，土耳其复兴运动，都是由于领导者有远大计划和宏大的志愿，才有那样划时代的丰功伟业，成为后世所景仰的纪念碑。
同时，在一个远大的计划之中，每一件大事都有它的计划，分门别类，按部就班。而每一大计划又有若干阶段的独立计划，每一独立计划，前后彼此，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是相互衔接的。
例如一次战争，应有整个计划，而每一次战役，又有每一次的计划。一个国家建立后，有整个建设计划，而每一部门，又有每一部门的建设计划。如政治建设计划，经济建设计划，农业建设计划，教育建设计划，国防建设计划等等。
计划中又有按时期、种类的分别计划，国家是这样，人也是这样。一个人有一生的计划，一年的计划，一日的计划；一件事又有一件事的计划，然后按计划行事，按时计功，自然有所成就。
€€心无二有
办实事的人求实效，求实效的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方就是方，圆就是圆。集中集力在一点，是千古以来所有伟大人物成功的要诀之一。也就是道家的"凝神集一"的功夫，在心性修养中，妙用无穷。
凝神寂照，便会一灵独长；凝神寂行，便会一灵独运；并能乾阳潜滋，气质潜移，慧悟大开，有出神入化的功效。在事功方面也是如此。要造就自己成为伟人，在内要集中全部心神，全部精力，全部生命在这方面；在外集中全部可用的时间，可用的财力，可用的物力在这方面。这样使心性修为达到上乘境界，前所未有。
"凝神集一"，也就是古代圣人的"惟精惟一"、"全神贯注"的道理。天地位一，人心定一，盛德立一，事功成一。凡是二三心，二三德，二三业的人，什么事都难以成功。志以集中于一而专，心以集中于一而定，气以集中于一而静，神以集中于一而明。再者，学以集中于一而精，艺以集中于一而工，力以集中于一而强，事以集中于一而成。自古以来的圣贤豪杰，没有一个不是专心一志，集中全神，致力于自己的目标。
古代哲士说："集中于一足以成就万事，志向定于一事，并以全心全力扑上去，不避险阻，不辞艰苦，不计患难，不计得失，不易生死，虽有移山倒海的大难，也能妥善地解决。"又说："用精深的学识，用坚定的恒心，运用精进的力量，便是金石也可开，豚鱼也可格，还有什么做不成的事呢？还有什么难以造就的神圣呢？"
集中于一的学问，在于凝神定志，以做到"心不动，气不动，念不动，神不动"为主要。做到这四不动，便可以达到无声无臭无思无虑的境界，而一也不见了，纯粹是一片天清地宁的景象。
前代人袁了凡在立命训引用云谷的话说："《符家》中记载：不会画符，被神鬼讥笑。"凝神集一有这个秘传，只是不动心念。拿起笔来画符，先把万般杂念放下，一念不生，从此念头不动处，于下一点，叫做混沌开基。由这样一笔挥成，更无思虑，这个符便灵验。凡是祈天立命，都要从无思无虑处起感应。"这就是作为"凝神集一"的最好说明。
古代的哲士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又说："一心不动，天地可格。"金石为开，所以丹道可以通神；天地可格，所以念佛便可成佛。所以我们求学问办事情，不去集中精力，不去全神贯注，想使自己有很高的成就，能办到吗？
孟子曾经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吃着也不知道其中的味道。"这就说明了分心神驰不能做好任何一件事。
€€知人不可不修身
对于贤能与不肖的分别，张杨园有最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贤能的人容易疏远而难以亲近，不肖的人容易亲近而难以疏远。贤能的人宜当亲近，突然亲近反而见疑；不肖的人宜当疏远，因疏远或致使他怨恨。所以应当及早辨别他。
略举他们的要处，就有几项：贤能的人必然刚直，不肖的人必定佞贤；贤能的人必然中正，不肖的人必定偏隘；贤能的人必然大公，不肖的人必定自私；贤能的人必然谦和，不肖的人必定骄傲；贤能的人必然谨慎，不肖的人必定恣肆；贤能的人必然逊让，不肖的人必定竞争；贤能的人必然诚实，不肖的人必定险诈；贤能的人必然独立特行，不肖的人必定唯诺附和；贤能的人必然老成持重，不肖的人必定轻举妄动；贤能的人必然韬光养晦，不肖的人必定激扬狂暴；贤能的人必然宽厚慈善，不肖的人必定苛刻残忍；贤能的人必然欲望淡薄，不肖的人必然利势炽势；贤能的人持身必严，不肖的人律人必苛；贤能的人必然从容而有度量，不肖的人必然急促而时有变更；贤能的人必然规模远大而合理微密，不肖的人必定急功近利而唯小是图；贤能的人必然不善言辞而敏于行事，不肖的人必定夸耀而不愿做事；贤能的人必然先人后己，不肖的人必定先己后人；贤能的人必然见善惟恐不及，好说人的善，不肖的人必定嫉妒贤能，好说人的不善；贤能的人必然不虐无告不畏强暴，不肖的人必定柔则茹之，刚则怯之。这等类别，举不胜举，不外乎公私利益罢了。
世人说知人的确不容易学，虽难学，实在又不得不学。《中庸》上说到知人不可不修身，修身又不可不知人。两者相连，得就都得，失就得失。人怎么能精通知人的学问，而没有危险呢！这不仅是知人的鉴别，也可以说是修养取舍的一面镜子。
€€炼就一双“火眼金睛”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怎么会暴露他的胸怀呢！心是外貌的根本，审心而善恶自现。行为是由心所产生，观察行动而祸福就知道了。这确实是由心术而观察人的行动，由行动而得出心术的独家法门。
只有人才难以了解，了解人固然是不容易的。如若平常没有其它的长处，只不过以毁誉为用为舍。他之所以得到赏识，或出于杯酒谈笑之间，或是看到他丰韵神意的状态，或者是生平没见过一面，突然觉察到他的行动而得到的。都是虚心独鉴，不听人言。
人才有多种多样，是不容易鉴别的，用语言也表达不尽。有博学的人才，有宏通的人才，有开创的人才，有守业的人才，有俊发的人才，有雅懿的人才，有刚直的人才，有运筹帷幄的人才，有勇悍的人才，有涵容的人才，有豪侠的人才，有雄辩的人才，有木讷的人才，有果断的人才，有智巧的人才，有俊杰的人才，有清逸的人才，有恬静的人才，有躁锐的人才，有持重的人才，有诚实的人才，有大受的人才，有远略的人才。形形色色的人才，审视他，详察他，明辨他，而后慎用他，这样就不会有所遗漏了。
必须看到他的正面，又要看到他的反面，才能了解他的心；必须看到他的外表，又要看到他的内心，才能了解他的意；必须看到他亲近什么人，又要看到他疏远什么人，才能知道他的情。
问他的话，看他回答的详细。追究他的回答，以观察他的变化。与他论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事，来观察他的诚意，明质显问，就可以看出他的德行。给他财物，来观察他是否廉洁。试着给他女色，来观他的贞节。告诉他的困难，来观察他的勇气。让他醉酒，来观察他的态度。八证齐备，就能分别出贤与不肖。
富的时候看他是否犯法，贵的时候看他是否骄傲，委以重任看他是否忠实完成，处理问题时看他是否隐瞒欺骗，危险时看他是否临危不惧，他从事复杂工作时是否被难住。富的时候没有犯法，是仁；贵的时候没有骄傲，是义；委以重任能不折不扣地完成，是忠；处理问题不隐瞒欺骗，是信；危险的时候不恐惧，是勇；做事时不能难住，是智慧。这是姜太公论知人的方法。这些都是知人不能片刻忘记的，没有第二个更好的方法。
知人的方法有七种，问他的是非，而观察他的心志。追问他的辩词，而观察他的变化。询问他的计谋，而看他的忠诚。告诉他的祸难，而看他的勇气。以酒醉他，而看他的性格。让他面对利益，而看他的清廉。期待着他办事，而看他的能力。这是诸葛亮论知人的方法。
观察他的决定与措施，以明白他的间杂。观察他的感变，以审视他的常度。观察他的志向，了解他对于名声的态度。观察他的原由，以辨解他的依从。观察他的敬爱，以了解他的通塞。观察他的情机，以辨别他的恕惑。观察他的短处，以知道他的长处。观察他的聪明，以知道他的通达。平静与高傲的气质在于神，明与暗的实处在于精，勇与怯的趋势在于筋，强与弱的主体在于骨，静与躁的决定在于气，悲惨与欢喜的心情在于色，邪与正的心情在于仪。态度的动在于容，缓急的状态在于言。观察他的短处，以知道他的长处，偏向于才的人，都有他们的短处。所以正直的也失去隐私的一面，刚强的也失去严厉的一面，柔和的也会失去急躁的一面，所以说正直的没有隐私，无以成就他的正直，既然喜欢他的正直，不可没有他的隐私，揭发他人隐私的人，是正直的象征。刚强的人不严厉，就不可接济他的刚强，所以不得不严厉。这是刘邵论知人的方法。
取四重，去四轻。什么叫做四重？言重、行重、貌重、好重，就是四重。言重就有法度，行重就有道德，貌重就有威严，好重就有观察。什么叫做四轻？言轻、行轻、貌轻、好轻，就是四轻。言轻就会招致忧患，行轻就会招致不幸，貌轻就会遭致侮辱，好轻就会招致淫乱。从这四重四轻中，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怎么样。
聪明疏通的人，戒细密。少见寡闻的人，戒雍蔽。勇猛刚强的人，戒暴躁。仁爱温良的人，戒柔弱。湛静安逸的人，戒殆时。胸心浩大的人，戒遗忘。
他们所要戒除的，都是他们的短处，也就是他们遗失的。能知道一个人的长处中有短处，又知道他的短处中有长处，所以想要了解人，这两方面都看到，就能知道补偏救弊的方法。
€€能捉老鼠就是好猫
"处于进退看人品，患难生死看骨气，利害得失看操守，预事定计看见识。"这确实是知人的上乘要诀，可以作为衡量人的准则。
知人的难度，古代圣贤都犯这方面的毛病。赵武大喊大叫而为晋代贤臣，绛侯朴实不善言辞而为汉代的开国元勋。公孙弘上书论事，皇帝出十道难题，公孙弘一题不答而为宰相，终能成名。知人难，尧舜都犯这个毛病。怎么可以一问一答就说尽知这个人呢！以这个来观察天下的事情，以这个来轻视天下的人士，必然要遗漏不少人才。
用人不可求全，知人也不必求全，千万不可以小小的错误而失去了大才。曾国藩认为君子小人的分别，仅在于公私一念之间，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君子，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小人。仁人物我无间的说法是，只要存有自私之心，就是小人。义者无所为而为之的说法是，开始的念头公正，就作为君子，转念头为私利，就成为小人。这是最简要，也最能勉励人们为善，并劝人们为善所存的至意。
晏婴以知人的方法回答齐景公说："观察他的游历，听说他的行为。您不要以靡漫的辩辞决定他的行为，不要以毁誉非议而决定他这个人。这样，就不会被他的行动扬身，不掩盖欲望来荣显于您。所以腾达就要看他做与不做，富就看他取与不取。上士难进却容易退，中士，容易进也容易退；下士，容易进却难退。能这样来取人，可以吗？"
知人确实不容易，以诸葛亮的贤明，还有马谡的过失。史书记载：马谡才能出众，喜欢论军事，丞相诸葛亮深知器重。刘备临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能大用，请您观察他！"诸葛亮不以为然，委任他为参军，每次请他来谈论，都是通宵达旦。等到出师岐山，诸葛亮违背众意，提拔马谡为先锋，统帅大军在前，终于被魏将张某战败。
曾国藩善于相人，也曾经受到"不忍欺"的欺骗。清代的外史记载：金陵刚收复时，有个人冒充校官来拜见曾侯，与曾国藩高谈雄辩，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的气概，曾国藩感到惊奇。中间论到用人须杜绝欺骗的事，那人就正色大声地说："受欺骗与不受欺骗，固然在于自己！我权衡当世的态度，略有自己的看法，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人们自不忍欺，左公（宗棠）的严肃正气，人们自然不敢欺。"以至于谈到某某公，则人虽不可欺，尚且疑他可欺，或许已经受欺而不悟到他受欺的人，比比皆是。曾国藩大喜称善，把他当上客看待，而一时也没有好好觉察他，于是任命他监督造驳船，没过多长时间，忽然挟着千金逃跑了。司职们告诉了曾侯，并请他发急令追捕他，曾侯沉默了很久，说："不用追捕他，他大概有事出去了。"仍捋着自己的胡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左顺的官员听到了，都偷偷地发笑而不敢抬头看他。由此可见知人的不容易。
凡是论人，全都以各方面来观察，通达就看他的礼节，尊贵就看他上进的程度，富裕就看他的修养，听就看他的行动，止就看他的喜好，达就看他的言辞，穷就看他哪些不接受，贱就看他哪些不去做。高兴时检验他的操守，快乐时检验他的懈怠，发怒时检验他的气节，害怕时检验他的坚持，悲哀时检验他的情怀，受苦时检验他的志向。这八观六验，是贤明君主知人识人的根本。
€€自然流露是识人的契机
凡事对于用人掌握人的人，对待观察人的方法，没有不经过再三审虑的。作为领导者要掌握人、用人，必须从人的心术、性情、气质、品德、说话、行为、思想、形相等各方面，使用观察入微的方法，大概不会有过失。但这又在于观察人的技能。
观察人的方法有五种：观察他说话，不正直就烦躁；观察他的颜色，不正直就不自觉；观察他的气息，不正直就呼吸急促；观察他的听觉，不正直就迷惑；观察他的眼神，不正直就昏乱。
陈希夷的心相篇中，观人的方法，则直接从心相上立论，而不是从形相上立论。人的相貌出自于天然。用语言来说，有心无相，相随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因此世间有"相随心转"的说法。陈希夷也说："心是相貌的根本"。唯有心隐就难看出，所以要想观察出心，只有从形相学上来研究，缘形可以得出根本。
《吕氏春秋》中记载：齐桓公集合诸侯，卫侯最后到席。桓公朝见后，便与管仲密谋伐卫国。退朝进去后，卫姬望见桓公，下堂再次拜谢，请桓公给自己治罪。桓公说："我对卫国没有其它的意思，你怎么要为他们请罪呢？"卫姬回答说："我看见您进来，显得步伐高昂，气色强硬，有伐国的气象。看到我又有变动的气色，我就知道要伐卫国。"第二天，桓公上朝，招呼管仲进去，管仲说："您打算放弃攻打卫国吗？"桓公说："仲父你怎么知道呢？"管仲说："你的招呼打得恭敬，而话也说得慢，看到我而有惭愧的神色。"桓公说："好！仲父治外，夫人治内，我知道我始终不会被诸侯笑话了。"举这一个实例，就足以说明了。
人物的根本，出自于情与性。情性的道理，非常微妙而又玄奥，不是圣人的观察，谁又能穷究他呢！只要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带着元一的气质。禀承阴阳而立性，体现着五行而著形。如果有形体与本质，还可以探求。凡是人的性质与气量，以中和最贵重。中和的本质，必然平淡无味，所以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所以观察人的本质，必须先观察他的平淡，然后再探求他的智慧。
心质明亮正直，他的仪表就稳固；心质不决，他的仪表就勇猛；心质平淡，他的仪表就安闲。忠诚仁厚，必然有温柔之色；确实勇敢，必然有奋进之色；确实聪明，必然有明达之色。忧患之色，疲乏而且荒疏；疾病之色，乱而垢杂；高兴之色，愉快而欢喜；愤怒之色，严厉而外扬；嫉妒之色，冒昧无常。以致他们的动作、言辞，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神态。虽然有许多心内的东西，必然会流露到外部表情上来。虽说要观形察色，也要从内到外地观察。心内有才气，外貌自然显露出神采。
史书载：魏武帝曹操准备接见匈奴的大使，自认为不漂亮，不足以表现出英雄气概远镇他国，于是让崔琰代替他，而自己提刀立在崔琰的身边。接见之后，派人去打听使者，问："魏王怎么样呢？"匈奴使者回答说："魏王气质不凡，可是他身边提刀的人，才是英雄。"所以说一个人的神采、风度、气宇、容止、情态等方面，开始不待言行，随后就能看出。
€€活用观人术
对于观察人来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孔子也有"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的感叹。要想做到谨慎周详，万无一失，就得做多方面的考察、推究。
富贵了观察他怎样施礼，贫穷时观察他怎样守德，受到宠爱时观察他是否骄傲，感觉不明显时观察他是否害怕。少年人观察他是否恭敬，壮年人观察他的廉洁，老年人观察他的忧虑。父子之间，观察他的慈孝；兄弟之间，观察他的和善；君臣之间，观察他的忠惠；乡人之间，观察他的信用。审察他的住处，观看他的礼仪；审察他的丧哀，观看他的贞良；审察他的出入，观看他的交友；审察他交友，观看他的态度。考验他以观察他的信实，提携他观察他的知识；遇到难事，观察他的勇气；麻烦的事，观察他怎么做；让他进入利益之中，看他是否贪，以严厉对他，以观察他的不屈服；给他高兴的东西，看他是否轻浮；发怒时看他能不能持重，醉酒以后观察他的失态；放纵他以观察他的常态，指使他远行以观察他有没有二心；近处观察他不倦。探取他的志向，以观察他的情怀；考察他的正反面，以观看他的诚心；遮盖他的微言，以观看他的信守。这些就叫做观诚。
要想观察人没有错误，可以因人而用。有的人爱好名声，就以名声利用他；爱好利益的人，可以用利来掌握他；重道的人，可以用道来支配他；重德的人，可以用德来支配他；以清高自许的人，可以用清高来支配他；以仁义自许的人，可以用仁义支配他；有所想的人，可以遂他所想而支配他；有所爱的人，可以因他所爱而支配他。或因他的聪明，或因他的愚笨，或因他的勇敢，或因他的怯懦，或因他的利，或因他的害，或因他的贤，或因他的不肖，无所不因，则无所不支配。或左他，或右他，或反他，或激他，或怒他，或诱他，或安他等等，再变通灵活而用，就是掌管人的方法。
€€知人难于知天
古语说："人心难测，比知天还难，肚子里所藏的，从哪里显示出来？"观察人的方法，首先要考察那些具有磁性的人，观察他们的技能怎样。
士人的外貌与中情不相应的人有十五种：有贤而不肖的人，有温良而为盗的人，有外貌恭谦而内心傲慢的人，有外廉谨而内无恭敬的人，有精神而无情义的人，有看起来很深情而内不诚实的人，有好谋略而无决断的人，有果断而无能的人，有恍恍惚惚反而忠实的人，有诡谲而有功效的人，有外勇而内怯的人，有严肃而平近的人，有反而冷静诚实的人，有势虚形劣而出外无所不到、无所不成功的人。天下所贱，圣人则贵。这样，我们对于观察人掌管人就要更加特别注意了。
知人难，圣人都犯这方面的错误，我们不能执住一着的误察而失去其它主体方面。孔夫子对于观察人的技能很有研究，他的经验是："开始我对待人，听从他的话，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待人，听从他的话却要观察他的行为了。"听从他的话就能知道言辞偏颇的人，知道他受什么样的蒙蔽；言辞虚华的人，知道他受什么样的沉迷；言辞怪僻的人，知道他什么地方偏离了真理；言辞支晤不清的人，知道他在什么方面理屈词穷。观察他人的行为就必须"看他的所以，观他的所由，察他的所安"。一定要使他的言行一致，这样心性情意完全能看得出。如果指示给你一个人，除了要详细考察他的言行真假、诚诈外，还要考查他的背景和经历，不能受现在环境的蒙蔽。要注意他的工作、行动、环境与他常接近的人物，还要考查他的日常生活及爱好。最后，便可从这些方面知道这个人的品德、个性、思想、志愿、技能与专长，就可知道是取用，还是舍弃。
€€接通言行之间的线路
我们不仅要以"听他说话，再观察他的行为"，作为求取将来事业上的证明，而且还要观察他的行为，倾听他的言谈，以求证过去的事实，并测度出他在言论上的效果。不能只要抓住了一只角，而一概认为是整条牛。这一点，从有子的一段故事就可以证明这方面的重要性。
从前有子询问曾子是否向老师问过有关丧的事情。曾子用"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来回答有子，有子是一个对过去孔子的一切行事，曾经作过很仔细周详考查的人，并深深地印入脑海，所以乍听之下，便认为不是孔子说的话。曾子却证实说是他亲耳听到的，有子仍然坚持不相信，又去询问子游，问曾子说的是不是真的。有子还认为，孔子的话必然是有所目的才说。后来曾子又问子游，有子果然是这样的人。大概前面的话是居住在鲁国时，知道南宫敬叔因事失职离开鲁国，以后有机会再回来，用珠宝行贿鲁王身边的大臣，求得复位而说的。后面的话是住在宋国时，看到桓司马自造石棺，三年都不成功而说的。于是曾子便甘拜下风，并请教有子所知道的东西。有子告诉曾子说："从前老师制定在中都，以四寸厚的棺，五寸厚的椁，以为这样不会马上腐烂。老师失去鲁国司寇的职位，准备到楚国去，大概先派子夏去，随后又派了冉有，以这样知道不想马上贫贱。"所以，我们对于一个人过去的言论、行为、思想等等，都要作详细的考察。
不管什么人，在稍有不慎的情况下，是不能保证他不会失言的。何况在政治、社交的场合下，多有激进的言论而误人。有很多领导人物，有些时候在需要的情况下，经常故意散发烟幕弹，用来迷惑世人的耳目。例如袁世凯称帝时，蔡锷将军故意以迷恋名妓为烟幕，从而逃脱了袁世凯掌握的计谋，最后成就了云南起义。
每一个有才能的人，都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如果样样都要求全才用他，那么天下就没有可用的人了。了解人的长短方法，阎循观说得最精辟，他说："了解人有四点：知道人的短处，知道人的长处，知道人短处中的长处，知道人长处中的短处。用人有两点：用人的长处，避开他的短处。教育人有两点：成就他的长处，除去他的短处。"能做到这样，天下可用的人才就举不胜举。
知人之术，不外乎是：知道人的心性，知道人的气质，知道人的品德，知道人的才学，知道人的好恶，知道人的长短。还要了解人的环境，了解人的欲望，了解人的历史，了解人的交往。在这十条之下，并进行周详的考察，以掌握运用，大概这样不至于有大失了。
€€要有人情味
从古到今，英雄豪杰，无不是从真性情中而来，所以用人的方法，只求有真情的人，便为上选。而用人则应当用有血性的人，有真情的人，有肝胆的人。
唐代的开国元勋李靖，虽然他小时候是个无赖，就像他自己所说："我十二三岁时，是个无赖的贼人，见人就杀；十四五岁时为难当贼，有不称心的就杀死他；十七八岁时为好贼，临阵乃杀人；二十岁时为大将，用兵救人。"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的血气，他的真情，他的肝胆。所以他在做大将时，善断有计谋，从善如流水。战胜了就归功于属下，所得的财物，全都散给他的将士，所以他的部下都愿效死力，所向披靡，无可能敌。等到老年官至仆射，仍然没有一丝官味，当他的姐姐病了，还要亲自为她煮粥。有一回，火烧着了他的胡须，姐姐劝他说："我作为你的姐姐就很幸运了，何必自苦这样？"李靖说："不是没人来使唤，因为姐姐老了，我也老了，虽想长久地为姐姐煮粥，能做得到吗？"以这件小事看来，就能充分地看出他为人的真情来。
据说唐玄宗也有类似的轶事，当时薛王病了，玄宗亲自为他煎药，在吹风鼓火时，烧着了胡须，当侍从们赶来时，他莞尔一笑，说："但愿薛王喝了这药就好了，胡须有什么可惜？"所谓的人情味，在这里便充分地体现出来，这是多么高尚的真情！当然，更表现出了作为最高统治者用人的真正方法。
总的说来，用人是一种最高的艺术，用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则是极难做到的。对于所用人的品性、学识、修养、德行、勇怯长短等问题，都必须面面俱到。观察细微，毫无所失，才能说是善用。历史上任何伟大人物的成就，没有其它的方法，只是擅长知人、用人而已；能得到天下第一流的人才而任用，只是量材而用，并弥补他短缺之弊，使他发挥出博大而独特的长处而已。
€€规矩之下成方圆
古人认为，领导天下的方法应具备八项经验，什么八项经验呢？就是：尊重道、贵重德；推崇法度务本求实；仁爱百姓爱及万物；节约用度厚待生灵；明礼而重义；奖励清廉崇尚羞耻心；去奸臣除贪官；信守赏罚严厉刑法。这八项不能展开，国家必然灭亡。八项展开了，国家必然昌盛。尊重道、贵重德，就是万世的治国根本；推崇法度求实本，是为政决不可少的事务；仁爱百姓爱及万物，是深得民心的根本基础；节约用度厚待生灵，是致富强国的妙诀；明礼而重义，就能端正世间风气；奖励清廉崇尚羞耻心，就能高风亮节；去奸臣除贪官，就能振兴国家；信守赏罚严厉刑法，就能表彰功绩惩治罪犯。抛弃了这八项，要想治理好天下而不出暴乱、不败亡的，从古至今从来没有。
道是人们所尊重的，德是人们要行使的。人都要依道德而行，而不能逆道德而行，虽奖赏而不为非，鼓动而不能为乱。
《大学》中说："大众得到了道德就能得到国家，大众失去了道德就会失去国家。所以君子先慎重于道德。"这个人有道德，他就有土地，有土地就有财物，有财物就有用处。道德是根本，财物是枝节，财物又是百姓们争夺的东西。所以聚集财物就离散了百姓，离散财物就聚集了百姓。
任何一个国家，军事上虽然失败了，只要道德存在，经过十年的时间，必定能够复兴。如果道德败坏了，风气败坏了，就不是十年百年的时间问题，而是无能为力，不可救药了。
法度是天下人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度不能崇尚就没有一个百姓，不去执行就没有功业可言。法定于一，政策就能施行，治理就有系统，百姓就有指南，而行使事业就有准则。
崇尚法度，务本求实是政治的主要方面。我们要完成一个大理想，建立一个大制度，实行一个大计划，提倡一种大行动，只有在崇尚法度，务本求实上下功夫去做；建树政绩，必然要明确法度；明确了法度，必然要去全力施行；全力施行，必然把责任落到实处；责任落到了实处，必然就能大见功效。如果不能这样，就会形成政治归政治，理想归理想，制度归制度，计划归计划，一切都成了空口白话、纸上谈兵的虚假东西。政策的根本在于扎扎实实地落实，认认真真地执行，务本求实，来不得半点的做作与夸张。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作为领导，必须严防左右的亲朋徇私舞弊，狼狈为奸。齐桓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死于竖刁、易牙、开方之手。
庄子引用老子的话，回答阳子问明王的治理时说："圣明君主的治理，功盖天下，却似乎不是自己的功劳，推化万物而民不依赖，使万物自然生长，立足于不测，而遨游在广大的空间。"天道在日益变新，有方向有开端，不是常人能预测的，所以万民遵循天道而无伤害，圣明君主以不测对待下属，百官就奉上而不伤上。这就是对待天下的方法。
西门豹善于治邺地，《韩非子》记载：西门豹为邺县令，公正忠直体恤国家，廉洁无私，而很简易对待文侯的左右，左右因相与比周憎恶他，这年上书诬陷他，文侯没收了他的官印。又请求再试用一年，重新收敛百姓的财物，用厚礼送文侯的左右，这年上奏说西门豹很多的好话，文侯就嘉奖他的功劳。"所以说，陈轸贵于魏王，惠子就以事实告诉左右说："杨树横着生长，倒下的树也生长，折断的树又生长，能使十人所用的树，却被一人拔走，就不再生长杨树了。至于以十人的力量，易于生长的杨树，却不能胜过一人，为什么？树生长艰难，拔去它则容易。你们虽在君王的身边，而有人想除去各位，你们的情况很危险了。"陈轸已经很尊贵，像那样，也还不能怠慢左右，何况其他的人呢？
我们应该知道，左右没有不徇私，没有不狼狈为奸的，没有不以亲近而重视于人的。左右得贤，就像齐桓公听信于管仲，可以无为而称霸。左右不得贤，桓公就听信于竖刁、易牙、开方，死去七天还不能得到安葬。古代劫持君罢黜主的历史事件，都是由于左右的朋党狼狈为奸，互为自私所造成的。
例如田成子取代齐国，司城子罕取代宋国，太宰欣取代郑国，单荼取代周，季孙氏专横鲁国，子之强夺燕国，韩赵魏三分晋国，都是这样的。所以韩非子有"备内"的说法，并说："君主信赖他的儿子，奸臣们就乘机与他的儿子私谋，所以李克独揽大权，饿死赵主父。君主信任他的妻子，奸臣就乘机与她谋私，所以优施听信丽姬杀死申生而立奚齐。"父子、夫妻都是这样，何况不是亲近的人呢？这就不得不用听言、考实、观行、察外的方法，谨防慎微，严守赏罚、号令、用舍、决断的大权。
阳虎才能出众，曾经以"主上贤明就忠心地服侍他，不贤明就以整顿的方法取而代之"为主张，于是在鲁国被驱逐，在齐国受怀疑，天下没有人敢用他，逃到赵国，赵简子却欢迎而以相位，左右劝谏说："阳虎善于窃取国家政权，不能用。"简子说："阳虎要想取代它，我却要守住它，他善于窃取我又怎么样呢？"阳虎终身服侍赵简子，不敢有非分的想法，振兴赵国几乎可以称霸了。
因此，对待左右的官员，不可不信，也不可过于相信；不可不专，不可过于专注；不可不备，也不可过于防备。
€€任人是一场赌博
一个人总须看重自己，将富贵功名看得轻，才不致使自己屈从于功名富贵。要看得重自己，看得轻金钱利货，才不致使自己屈辱于金钱货利。把精神享受看得重，把物质享受看得轻，才不会致使自己枉图物质享受。把个人子孙看得轻，把国家民族后代看得重，才不致私己而枉为个人子孙算计，而处处为天下后世着想。
选拔官员，安排职位，首先要了解那个人的德行，并观察那个人的性情，作为取用舍弃的方法。德行性情的分别，又在于分辨他的义理。义不明，名不定，就会忠奸、贤明、不肖混淆不清。抱朴子说："如影子、如回音，低头惟命是从的人，暗察上司的容貌，白拿俸禄不做事的人，违令犯颜，点头哈腰唯唯诺诺的人，只一味顺从旨意的人，都是奸佞谄媚之辈。用这些人来治理国家，就会有危险了。"
《说苑》上说："服从命令有利于国君叫做顺，服从命令有害于国君叫做谀。违反命令有利于国君叫做忠，违反命令有害于国君叫做乱。国君有过错，就会危害国家。对国君能进言的人，用就留，不用就去，叫做谏。用就行，不用就死，叫做诤。带领属下劝谏国君，解除了国家的大祸乱，解除了国家的大毒害，叫做辅。违抗国君的命令，反对国君做的事，安定了国家的危难，除去了国君的侮辱，就叫做辅助。"
庄子说："没有顾忌而进言叫做佞，肆意导言叫做谄，不择是非而言叫做谀，好说他人的坏处叫做谗，称誉诈伪讨厌他人叫做隐藏，两容颊适，暗地做他所想做的事叫做奸险。"
天玄子说："借公济私，利用权势富裕自己，蒙蔽国家命脉，唯利是图的人，叫做贪；蒙上欺下，舞文弄墨，隐藏民愿自私自利的人，叫做污；违纪乱法，阳奉阴违的人叫做奸；嫉贤害能，取善自给的人叫做贼；结党营私，公行贿赂，残害百姓以逞威风的叫做虐；禁而不止，令而不行，罪不自知的人叫做逆。"明白这些，就自然知道取用与舍弃了。
€€掂掂名利的分量
司马子微的《坐忘论》说："与其巧妙地把持着末端，还不如笨拙地警戒在开始。这是当官处事的大法则，用力少而功效大，不能这样说而去做的人，怎么有悔改的心思呢？"
处处让人，处处谦退，处处居下，这就是老子先人后己，下己上人，损己益人，退己进人的广博教化。
吕东莱的《官箴》说："做官的法则，只有三件事：一叫做清廉，二叫做谨慎，三叫做勤俭。懂得这三件事的人，就懂得节制自己了。然而世间治理的人，临财当事，就不能自我克制，经常自认为不会败露。世间贪污奸诈的人，大多这样而失败。持着不会败露的观念，就会无所不做了。然而事情往往会败露，而由不得自己。所以设身处事，警戒在于当初，不得不省察。即使利用权势和智慧，进行百般补治，幸而得免，损失已经太多了，还不如当初不那么做的好。"
治理贪的毛病，领导在于严刑，在于严罚，在于诛杀罪魁祸首。查出一两名权贵显赫、亲近宠幸的大官僚诛杀他，就会使卑贱疏远的人自我禁止了。这是作为最高领导综合治理政治、官道的要法。身在百官之中的人，要以明大体、少欲望为要点。明大体，就有为有守；少欲望，就知足知止。做官要善于安守清廉，不受富贵的侵害。看重自己，懂得自己身重于天下，就会把外物看得轻淡，功名利禄，都不能动摇我的心志了。在得到利益的时候，不仅要将自己看重，外物看得轻些，而且要把真正的名利看得清楚些。
贪小名的人，大名难立；贪小利的人，大利不到；贪小富的人，绝对没有大富的气象；贪小贵的人，绝不是大贵的人。自己处处不为名，将名声让给他人，然后大名能立；自己处处不要利，把利推让给他人，然后大利到来。大富大贵，大功大德，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放一笔“感情贷款”
身为领导，了解掌握人、利用人的秘诀，并不全部在语言上、文字中，而最大的动力，在于自己的行动上。把行动表现在事业上，最能感动他人的灵魂。俗话说："行动是无声的教诲。"一大堆的同情话、亲热语，赶不上援一手、投一足的实际小帮助。人类最容易受一些小事情、小恩惠的感情折服。再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自己的物质欲望和享受观念，使自己的生活与人民大众没有差异，使自己成为他们中间的普通一员。也是最有效的同情与感化他人的最好行为。
揭子在他的《兵法》中谈到将领带兵的秘诀时，曾经说："要想得到人心，自然有方法，与士兵穿同样的衣服，然后忘记边塞的风霜；与士兵共同生活，然后忘记马上的饥渴；与士兵同行，然后忘记关隘的险阻；与士兵同气息、共命运，然后忘记征战的劳苦；忧士兵的忧，将士兵的伤看成是自己的伤，然后忘记刀剑的伤痕。事事都同情而周到，所以战斗安然，死伤不怕，冒刀枪之险以争先为本，也不知道自己所踏上的是危险。这几样都忘记了，处在险处如同平地，食毒也如同甘饴。"这就是至理。古代的好将领与善于安抚百姓的人，就是这样的。
诸葛亮说："古代善于带兵的将领，培养他人就像培养自己的儿子。有危难就身先士卒，有功劳就退身在后，死去的人表示悲哀并安葬他，负伤的人流着眼泪安抚他，饥饿的人将自己的食物给予他，受冻的人脱自己的衣服温暖他，聪明的人依礼给他俸禄，勇敢的人经奖赏而规劝他。当将领的人能做到这样，就能所向披靡，每战必胜。"不仅对士兵要这样，对待平民百姓也应该这样。所以古人说："不役使耳目，百度惟贞。"又说："玩人丧德，玩物丧志。"抑制自己的物质欲望与物质享受，在军事将领中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
我国古代的司马穰苴，是由百夫长而一下直升为大将的，准备出师抵抗晋兵时，斩杀庄贾，以立威立信立法而行。他曾经说："士兵的伤亡，饮食生活，问病医药，都要躬身过问，要熟悉军队的粮草、士兵的待遇以及各方面的情况，与士兵们平分食物，与他们比较输赢。"三日后才出师，生病的人都要求同行，争着出战，都愿意为他赶赴战场。晋军听说后，班师回朝；燕军听说了，渡水撤退。
古代最出名的将领之一吴起，他带兵的方法是："与最下等的士兵同衣同食，睡觉不专设席，行军不骑马，亲自背干粮，与士兵同享劳苦，士兵有生疮的，亲自为他吸脓。"所以，士兵都乐于打仗。
明代将领史可法，不仅与战士同甘共苦，而且"士不饱，不先吃；未受衣，不先御"。督军作战时，就"行不张盖，吃不重味，夏天不怕热，冬天不穿皮衣，睡觉不脱衣服。"这些都是最具有影响力的行为。
€€少开空头支票
说话要守信，行动要果断。有命令就要执行，有禁规就要制止。法度不轻易改变，制度也不轻易变动，政务不轻视，策略不轻随。领导就要这样来立信。
俗话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诗经》中说："白圭上的污点，还可以磨去；言语上的污点，就不能掩盖了。"
领导立信在上，官员百姓遵守在下；法制政策令行在上面，所有官员百姓共同执行在下面。就是说：只要是言语都得守信用，没有信用的言辞不是正人君子所说的话，而与禽兽没有差别了。所以古代的圣贤注重诺言，一言九鼎。
周公以桐叶封弟，文王以存原立信，尾生高以守信而淹死，季布一诺千斤，这些都作为千古美谈的话题。示信于人，所以能得人；示信于国，所以能得国，示信于天下，所以能得天下。所以老子重视戒除"轻诺"，孔子重视"讷言"。
老子说："轻易许诺的人，必然少有信用。"孔子说："君子不善于言辞，却每捷于行动。"又说："守信用的人，人们就信任他。"
叔向说："君子的言辞，守信用而有验证，所以怨恨就远离于他身边；小人的言辞，超越本分而没有验证，所以怨恨很快就上来了。"
子夏说："君子必须取得信任后，才去役使百姓，不然百姓以为是虐待他们。先要取得信任，然后才去规劝他人，否则君主以为你在诽谤他。"信发自于心，诚发自于意。信出自于口，所以成就于德。
曾经有人说："黄金不能改变我的言辞，死亡不能改变我的信守。"又说："信用说出来容易，做起来则困难。小信守于言，大信守于心，君子守言，圣人守心。"这些都是千古的名言。
€€信用是生存的本钱
从前明太祖朱元璋，曾经以大胆的行为，使敌人的精壮降兵，都变成自己的骁勇死党。在他起兵攻破采石矶后，长驱直入集庆，水陆并进，先攻破陈兆先的兵营，随即就利用他们。在降兵中挑选精壮骁勇的士兵五百人，直接归纳于军中。这五百人都感到惊恐不安，朱元璋察看到他们内心的情况后，便筹划着怎样才能让他们安稳而不害怕，信任而不怀疑。最后，决定采取用他们对自己对他们信任，而招致他们有信仰的策略。在晚上进入营区五环侍候，自己也解甲就寝，而且把自己原来的人员调开，仅留冯国用一人侍睡在床前。此后，人心大定，都相信了他的至诚。攻打集庆时，冯国用就率领这五百降兵，首先冲锋陷阵，在蒋山下打败元军，威逼城下。各路兵马快速奔进，一举攻克南京，这五百人确实出了大力，立了大功。所以说，没有威信，就不能役使人；没有威信，就不能使人服从。
古人说："言语忠信，行为笃敬，虽是在少数没有开化的民族中都行得通；话不忠实、不信用，行为不诚实、笃敬，就是在本乡也行不通！"这的确是真诚的话。
从前晋文公攻打原地，只带十天的粮草，并与大夫约期十天后到原地。时期到了，晋文公鸣锣退兵，罢休而去，却有来自原地的人说："原地三日就可以攻下吧。"左右官员也认为对方的粮食力量都快完了，请求等待。晋文公说："我与士人约期十天，不去，就是我失去信用。得原地而失信，我不这样做。"原地的人听说后，就投降了，并说："作为君主像他这样守信用，没有不归顺他的。"卫国人听说后，他投降了，并说："作为君主像他这样守信用的，有不归顺他的吗？"
孔子听说后，记载下来，说："攻打原地而得到卫国的人，是靠信用。"所以说："在人民中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身。"作为国君，军队、粮食都可以丢弃，唯有信用不能丢。
€€善于“抠神经”
人人都有个自尊心，你迎合我的自尊心，我自然能被你用，你伤害我的自尊心，我就决不会为你所用了。不仅如此，每个人内心都有着欲望，都在憧憬着美好的明天，美好的将来，而能忍受苦难，奋发图强，都是把这一切，存入美好的希望之中。而人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哪怕是临终之前，还在向往着美好，还在希望着明天幸福的到来。
人人都有自己的欲望，都有向上的遐想。圣贤的人希望自己更贤能，尊贵的人向往着自己更尊贵，富裕的人希望自己更富裕。精明的领导者，就是利用人们的这一点，而加以奴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每一位领导者都懂得预示的方法，他们都能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预示着自己的干部、群众，使他们认为我的脚步就是历史的脚步，时代是跟在我们的后面走，你们跟着我走才是正确的道路，这样才能看到光明，才能有荣誉，才能有幸福，我会满足你们内心的欲望以及各种遐想。有时甚至刺激一下人们的欲望，使人们永远尽忠效力。
拿破仑就善于玩这种把戏，他二十五岁时，新任法国将军，他统帅的军队中，有很多是衣破褴衫的意大利军队。于是，拿破仑开始刺激士兵衣食的欲望，预示着他将能满足他们衣食的需要。拿破仑对他们说："兄弟们，目前大家已是半饥饿、半裸体了，我要带领你们到世界上最富饶的地方去，你们在那里可以找到繁华的城市，可以找到富裕的州县。"他这种物质欲望的刺激，以及预约券的支给策略，被后来的许多大小军事将领们运用，驱使士兵向枪林弹雨中前进。
当拿破仑的部队占领米兰后，就不能再预示衣食欲望的满足，他懂得在这时候，这种策略对他们已经不起效应。于是，拿破仑又改汤换药，预示他们自尊心的满足。他赞颂他的军队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的英雄。他说："只要你们一回到故乡，父老乡亲们会介绍给人说：'瞧，这就是意大利军队中的军人'。"在金字塔的战役中，他又大声疾呼："兄弟们！千百年光荣的历史，在注视着你们。"
拿破仑是一位聪明的领导，他知道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使用什么样的预示，所以他的部下无不拼死效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不妨实惠点
作为一个领导人物，作为一个事业家，他们的预约支票是能够兑现的。最少，必须经常在某些方面，做一些兑现的信用生意，在大方面，做大方面的延期。群众百姓最恼火的是尽开空头支票的预示家，所以对百姓的预示，最好的方法是兑现。预示他们心中的实际欲望，就是为了使他们发奋进取，为了使他们有所作为，可以预示重名厚利奖励他们；为了不使他们有所作为，可以预示严刑峻法去禁止他们；使他们的行动合乎公理，合乎正义，出于自然，丝毫不用强求。
至于个人内心的欲望，最好能分别审视人们的情性与等差，才能预示满足他们。千万不可违逆人们的感情，违逆人们的欲望。违逆了人们的感情，怨就会涉及自己；违逆了人们的欲望，祸就会累及自身。掌握人、使用人的秘诀，首先在于使人们"皆大欢喜"。
想富贵的人，我能做到的，就使他富贵；想功名的人，我能做到的，就让他求功名；想免除饥寒困窘的人，我能做到的，就免除他的饥寒困窘；想解救水火灾难的人，我能做到的，就解救他的水火灾难。总之，凡是有求于我必有响应，凡是有所想我必助他成功。务必让天下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各乐其乐。能做到这些，有不甘心为我使用者，有不甘心为我下属者，自古少见。
这样做，就要依靠民心所向，就要懂得民意所趋，就得明了时代背景，以及他们内心欲望所寄，都有彻底的清楚、了解、认识。如果人民苦于政治松驰，我就加以严谨；如果人民苦于刑罚严酷，我就加以宽恕；如果人民苦于盗贼蜂起，兵乱频繁，我就加以休生养息；如果人民苦于贪污横行，苛征暴敛，我就加以肃贪减税。总之在于惩治当代的弊病，不断革新，事事从人民的愿望、利益出发。
商汤王、周文王、武王的征伐，他们之所以能易于反掌，就是能做到这些。商鞅治理秦国，严刑峻法，使秦国富强，秦始皇继承了商鞅的变法革新，就能统一天下。汉高祖接受了秦代暴*的教训，知道人民苦于秦代的苛政，律令密于蛛网，法令多于牛毛，君主肆意暴虐，官员肆意贪赃苛敛。汉高祖于是废弃秦法，变残暴为宽柔，进入关中。便约法三章："杀人的人死罪，伤人与盗贼一律判罪，废除秦法。"既简便，又使民心大悦，天下尽归于他了。这样一面预示，一面兑现，可以说是这个原则应用的最高境界。
€€人和万事兴
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君臣同和，天下就洋溢着热闹的气氛；官员同和，万事都能做成。和的道理，在于能容；容的道理，在于能恕。上下都有宽恕的气量，就自然能使官员的作风清廉。然而，小人贪污腐败的劣迹，不仅尽人皆知，而且是深恶痛绝的。只有贤明的人自己能看到有害的方面，这一点人们不会轻易看到。
从政的道理，以和为贵。所以《中庸》上说过以和为天下的通达道理，并且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官鉴》中说："凡是嫉妒的人，不能容忍贤人，总是被自我之见所连累。听到他人的名声，便相互羡慕敬重，以至于来到面前，便有一两件事就忍耐不住，积累长久便成怨仇，所以疏远贤人容易，亲近贤人困难；容纳下贱容易，容纳尊贵困难；容纳暂时的容易，容纳长远的困难，什么原因呢？因为气相触，才相抵，名相倾，势相轧。两人长久结交以后，确实看到他的不足的地方，从前敬慕他，现在嫉妒他，反觉得于心不平。这就是说实在不能容忍。他实在是消遣不下，这样看来，怎么能尽化人而用人呢？依一己之见，是非之见，曲直之见，利害之见，与派系之心，排挤之心，倾轧之心，陷害之心，都是由这一成己之心而滋生，这四颗心动荡不安，彼此间便难得雍容和睦相处了。"
《官鉴》又说："官员之间不和睦的原因，就在于争宠夺能。他们不懂得世间的事，不是一个人能独自处理得好的。独就显得无光，联合就有功，古代的名人，就以并肩作战而有成就。像周公、召公，郭李，韩范，萧曹，丙魏，姚宋，王寇，交辉相应于前后。没有听说过只手孤拳，能凌驾在上的。中间化得一分，便大得一分……这就是英雄贤人的不光明之处，并不是平心无我，只是勉强抛却，嫉妒的根本还在，唯恐有决裂，这里正需要有学问修养了。"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
人先是必然没有作为，然后才有所作为；人必是先有所不取，然后才有所取。伊尹一介不取，就可以三聘而彻底地改变了；柳下惠做三公不容易，就可以三次罢黜不出。
作为领导，应是以天地之心为心的人。作为官员，应是以天下之任为己任的人，以万民之务为己务的人。
魏文侯向李克询问择取宰相的问题时，李克说："居住时看他与哪些人亲近，富贵时看他的给予，做官时看他的举荐，穷困时看他哪些不做，贫贱时看他哪些不取。根据这五条，就可以立宰相。五条都合适，就可以把天下的大任寄托给他。"
孔子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领导如果喜欢自尊自大，就只能用庸俗之才，犬马之才了。招之即来，挥之不去，也可以不招自来，挥之不去。有些人为了名利，钻营奔竞，阿谀奉承，能用的方法都用尽。或者是以厚着脸皮、以甘愿受训斥为忠诚，或者以无耻承受责骂为方法，总以得到主上的欢心为目的。领袖人物要想成就千秋大业，绝对不能依靠这些人。
《君经》上说："对于官员的作风与功绩，在于清明廉洁，在于得人才。得人才的主要在于尊贤下士，屈己有礼于人。"又说："百官容易求取，圣才却难以求到。百官的才能，用利益就能办到，用俸禄就能招聘。只有圣贤的人才，不是名位可以招聘的，不是俸禄可以得到的，必须优礼有加，才可得到而任用。"领导对于官员的作用，不是在于每个官员都要去观察，事事都要处理。求得一个能安天下的人而委任他，就会百废俱兴，天下大治了。
不能在钻营奔竞的人中去求取人才，不能在阿谀谄媚的人中去求取人才，宜当在清静恬退、守道藏用的人中去求取人才。像刘备求取诸葛亮就是这样的。这就是管理官员、任用官员的大根本。
€€识人甚于得人
在用人方面，不仅在于法制的周密完善，更在于对人才的实际运用，观察审视，能恰当无遗，能发挥人才的真正作用，自可百废俱举，万事振兴。
用人的得失，关系到政治的兴隆，国家的盛衰。古代圣人说："一人可以兴邦，一人可以败国"。对于领导者来说，这确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知人的道理，是领导方法的首要，尤其是用人的根本。所以古人说："知人就是做君王的要道，知事就是做臣子的要道。"申子说："君王要懂得用人的道理，臣子要懂得知事的道理。十问十答，百问百答，是做大臣的事。"作为领导者，只在于守道为主体，知人任人为实用，如能这样就基本上可以了。
作为领导者的知人要术，绝不是世俗中所说的"相学"，单以相学取人，一定失败。为政在于得人，得人难，不在人才难得，而在于识别人才，使用人才。
人才大可分为：有圣德的人才，有谋略的人才，有开创的人才，有守成就的人才，有独任独立的人才，有辅佐的人才，有雄伟的人才，有高傲的人才，有忠正的人才，有刚毅的人才，有豪华的人才，有朴质谨慎的人才，有巧辩的人才，有阴险毒辣的人才，有奸诈伪善的人才，有转圆善变的人才。怎样因才使用，分类取舍，而能做到"恰到好处"，妥善运用，使人尽其才，才尽所用，就是因才取用的上法。
古语说："人心难测，甚于知天，肚子里所隐藏的，从哪里能显示出来呢？"人才的鉴别赏识确实不容易，而人才的观察审视细微更难。
孔子以貌取人，失之宰予；以言取人，失之子羽，何况常人呢？要想用人无误，首先要观察人了解人而细致区别。
作为人，心口不相应十有七八，有伪装成圣贤而实为大奸贼的，有行为像君子实为小人的，有伪饰忠顺而内怀篡逆之心的，有外似严谨而实为不肖的，有外表廉正自守而实为贪赃枉法的，有盛名一世而无真才实学的，有聪颖智慧而虚图外表的，有外似果敢勇毅而实为怯懦怕死的，有善言狡辩而实则无能的，有多才多艺、渊博宏通，而面临大事却为庸奴的，有能共患难而不能共享乐的，有能共享乐而不能共患难的，有满口仁义道德，却实为阴险淫盗、禽兽不如的。相反，有守道藏用，贬己自损，无知于世反为圣贤的，有放荡不羁，行为不轨，少合难容反为君子的，有外似昏诵无能，反为大才的，有迟讷难言，外似怯懦，却勇敢不怕死且为勇士的，有没有阿谀谄媚相，喜欢直言犯上，揭过扬非，却实为忠心耿耿的。
总之，知人不易，受人知更难。以诸葛亮的贤明和用人的谨慎闻名，还有李严、廖立、马谡的遗恨。以人才的引用观察审视，内外清楚无误，欲求百不失一，就是千古圣贤也难做到。
€€知人知面不知心
"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撼。"这表明知人不容易，用人尤其困难。知无不尽，用无不当，就是难上加难。
管仲没有做官入相时，屡战屡败，谋划不中而失败的有三次，齐桓公用他却称霸。自圭战败失去六座城邑，魏国用他却夺取了中山国，姜子牙八十岁才获得周文王的重用，孔子周游列国而不被重用，百里奚至于讨饭，宁戚至于贩牛。就像比干受剖心之罪，伍子胥沉尸于江，商鞅遭分尸之辱，李斯受极刑，贾谊贬于长沙，梁鸿跳东海，屈原投汨罗江，岳飞死于风波亭。这都不是才与不才，德与不德的问题，而是知与不知，遇与不遇的问题。
如果管仲不遇鲍叔牙，韩信不遇萧何，姜子牙不遇文王，这些贤能的人，也许终生默默无闻，老死窗下，与普普通通的人又有什么区别？
从前宋瑾对人才审观后，曾经划分为君子小人两大类，以这个标准来区别可用与不可用。并将君子与小人，又区分为在上位的君子与在上位的小人，在下位的君子与在下位的小人，而详细规定了观审类识的方法。
周详细密，无有遗失。古人从人的视瞻、言语、喜怒、气度、举止、交接、食息、存心八项来论述观人之道。
视瞻
从上位看尊严，疑神静气，看起来好像可畏的样子，接触后便觉得是和蔼可亲的人，就是在上位的君子。看见他平正，神气冲和，深感带着思虑，抑然不可胜，挺拔于污泥之中，淡薄世俗以外的人，就是在下位的君子。相反好像目光灼灼，气宇深沉，少了一股太和之气，很严肃的样子流露在外，就是在上位的小人。看见他不同平常人，气神散乱，远看他没有可观的模型，近看他无可矜持的架式的人，就是在下位的小人。
言语
说话由近到远，清澈简洁，言行果断，认真不马虎，抑恶扬善，形体自然，温厚柔和，发出的是天性；不违背法理，不歪曲是非，这是在上位的君子。讲话谨慎，不苟谈笑，不表自己的长处，爱讲他人的善行，不文过饰非，不揭发他人的隐私，这是在下位的君子。言辞奸深，好多事，议论摆风度，旁若无人，狡辩过失，他人不可难为他，巧言令色，刻意奉承，这是在上位的小人。说话无头绪，废话多道理少，随人上下，轻浮少实，唯命是从，不分是非，讲到他人的困难危急，便是津津有味，看到他人有仁义道德，就处心积虑地排挤，这是在下位的小人。
喜怒
在他身上看不到喜怒哀乐，宠辱不惊，处在危难时性格开朗、闲畅，听到诋毁称誉的话面不变色，以天下为乐，以天下为忧，处在顺境逆境中都觉得很平常，面临生死关头毫不变色，这就是在上位的君子。怒不失常，乐不至极，不违反未卜的得失，一怒一喜，不想到未来的昌盛与衰枯，或是喜悦或是悲哀的人，这就是在下位的君子。喜怒哀乐随着私情走，恩仇分明，喜欢执小，操切上下，执拗骄纵，喜怒分明，患得患失，色厉内茬，耻言极少，羞称故步的人，这就是在上位的小人。听到风声就惊骇，遇事就开脱，夸耀自己的长处，羞听自己的短处，对的就高兴，不对的就发怒，预测豪华而神采飞扬，时拟高位却变色，这就是在下位的小人。
气度
气宇轩昂，襟怀慷慨，见机果断，用意忠厚，神气冲和，潇洒挺拔，注之不盈，取之不竭，清澄永照，晃荡不浊，这都是在上位的君子。胸怀拘谨，嫉恶如仇，真性明显，洁身自好，严行律己，明哲保身，不同流合污，不入世俗，孤高峻直，壁立万仞，这就是在下位的君子。气度狭窄，嫉贤妒能，多憎多爱，多疑多忌，恃才妄为，鄙弃龌龊，弃恩快仇，专擅武断，这就是在上位的小人。意趣迫促，鄙吝横生，计较小得小失，大惊小怪，这就是在下位的小人。
举止
立如青松，坐如山岳，进如明月，退如流水，步伐安祥，神采奕奕，不蹶不逆，这就是在上位的君子。站立的面容像斋戒，端坐的面容像死尸，进则显示权荣富贵，没有磊磊落落的感觉，步伐怪僻，离别单寒素衣之士，不觉得依依违违，徘徊不定，这就是在下位的君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坐次故作庄严，在大庭广众之中，进退故作舒坦，矫揉造作，虚张声势，一拱一揖，软骨腚蹲，这就是在上位的小人。起坐不正，手足不停，惶恐不安，举止失措，进退急剧无状，忙碌不堪，无休无止，这就是在下位的小人。
交接
相见平淡，长久弥甘，即使在路边相见，闲情有余，扶危济贫，推心置腹，取舍有节，耐人寻味，自奉菲薄，待人诚厚，这就是在上位的君子。傲慢见棱，落落难合，气谊常在，始终不渝，厚薄亲疏，不失分寸，这就是在下位的君子。暂时相见，貌亲情疏，久处多日，口是心非，突然遇上贵显，紧相跟随，远逢故旧，如脱兔惊鸿，钻营奔进，唯高是攀，这就是在上位的小人。亲疏无常，厚薄倒置，避害趋利，违法经营，宁可不奉父母，酒肉以结豪狂，干戈以伤同谊，这就是在下位的小人。
食息
饮食起居，情闲性适，淡泊恬静，随遇即安，不论穷富，安逸自然，出处进退，中正自持，这是在上位的君子。列鼎重茵，情志不快，曲肱饮水，睡觉自安，审度性命的安稳，不扫他人的情趣，这是在下位的君子。喜新厌旧，得新弃故，处世骄侈，不近人情，这是在上位的小人。作客狼吞虎咽，作东小气有余，美味佳肴自我享受，蔬菜劣食推给他人，这是在下位的小人。
存心
神明冲寂，刚正不挠，不愧屋漏，不欺后辈，宅心仁慈，造福于贫困缺乏知识的地方，火灭修容，至敬于无声无息之中，不图名，不取誉，不居功，不逞才，这就是在上位的君子。内心中正，纯白不染，学旨向往圣贤，不因风俗靡烂而改变操守，志切苍生，这就是在下位的君子。穷困则迹类圣贤，利达则行如盗跖，同党伐异，心口不一，小事违背道德，大事忍心害理，明施暗盗，外宽内忌，测度人的意志，陷害他人而自利，这就是在上位的小人。自私自利，没有大众观念，自暴自弃，没有康济之略，浪荡浮游，志短气馁，随俗沉浮，与时机相背立，这就是在下位的小人。
€€好汉要人帮
尸子说："作为人臣，要以推荐贤才为功德；作为君王，要以任用贤才为功德。"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自身的特殊而伟大，而在于善用特殊伟大的人才而伟大。自己单方面的才能，只能成就一个有限的伟大；以用人为主体，就能成就一个无限的伟大。荀子说："作为人们的君主，是以官员们的才能而成为能人。所说的匹夫，就是以自己为能人。"
汉高祖刘邦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子房；镇守国家，安抚人民、发饷送粮保障军队，我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军队，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他们三位，都是人中豪杰，因为我能取用他们，所以我能得到天下。"从这里完全看得出用人的重要性。
赵国武灵王五十岁而饿死在沙丘，就是用了李克的原因；同是一个齐桓公，管仲用事而称霸于诸侯，竖刁、易牙、开方用事，则身死虫蛆，尸体得不到安葬；伍子胥是楚国人，楚国不用而吴王用他，则打败了楚国；商鞅是卫国人，卫国不用，而秦孝公用他，使秦国强大。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古人说得好，得人才者能使国家昌盛，失人才者会使国家败亡。用人的紧要在于善取天下中的人才，而不是选用庸才、奸人。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宜于长子中选长子，而不宜在矮子中选长子。矮子中选长子，等于在庸才中选庸才，还自以为选的是人才。
然而在历史上帝王君主之中，而失败于这一手还不能自知，却以为天下人才，全在自己手中，怎么会不败亡呢？所以孟子告诉齐宣王应广进贤才，辞去不肖的庸才。孟子认为：左右都称贤能，未必可以；大夫们都称贤能，未必可以；全国的人都称贤能，然后亲自观察他，见他真正贤能，就要取用他。左右都说不可，不要听；士大夫们都说不可，也不要听；国人皆说不可，然后观察他，看他真正不行，然后除去他。这完全是一副大严谨的样子，大客观的样子。取舍进退，一点都不是凭自己一人的见识。像孟子所说的这样，足能选出真正的人才来。然而，孔子比孟子说得更精深。
《论语》中记载："子贡问道：'地方上都喜欢他，怎么样呢？'孔子回答说：'不可以。'子贡又问：'地方上都讨厌他，怎么样？'孔子回答说：'也未必可以。不知地方上的善人喜欢他，不善人讨厌他。'"这就是说：一个人必须要好人说他好，恶人说他坏，才算是最大的善人。如果君子也说好，小人也说好，绝不是最大的善人。因此要想得到真正的贤才而取用他，孔子说的才是真正的贤才。
作为领导者，总要以知人用人为首要。所以班氏在《白虎通鉴》中说："天虽是最大的神，必然有日月之光；地虽有最大的灵气，必然有山川之化；圣人虽有万人的德行，必须有圣贤来辅佐他。"领导人物的事业伟大，是无限的，不能得到圣贤的辅助，即使属于伟大，也是有限的。能得到圣贤的辅助，就可能更加伟大乃至无限。如若左右都是庸才，终究会丧失自己本来的伟大，而使自己显得黯然无光了。历史上本身贤明，而又是才华横溢的领导人物，就是因为用人不当，而不得天下的大才，以致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有所不为才有所为
知识就像源泉，掌握了知识可以表现在礼仪上的人，可以说是人们的老师。智慧可以磨砺，有了智慧并辅助、警示人们的人，可以说是人们的朋友。依据法度严守职责而不乱为的人，可以做地方的官员。只图眼前的快意，一呼百应的人，是下等的奴隶。所以说最明智的君王以师为辅佐；中等的君王，以朋友为辅佐；下等的君王以官吏为辅佐；危亡之君，以下等的奴隶为辅佐。
事业乃是人才创造的，人才又有大小、高下之分，智慧又有愚笨、贤能、不肖的分别，所用的人不同，所取得的成就也不相同。所以用人不仅要以天下大才、大贤的人委以重任，而且贵在能选用胜于自己的人而委以重任。能选持守道德不愿受人用的人为我所用，就更见自己的广大而无所不包容。这样不仅朝中没有靠侥幸升官的人，而且没有遗弃的人才；不仅能使朝中没有小人，而且没有野外的遗贤。这才能说尽了天下的人才，尽了天下的贤能。若只凭一己之见，只凭身边人的举荐，容易使钻营竞逐的人捷足先登，真正实学的人就停滞不前，这就不能说用尽天下的贤才了。
身怀大德大贤的人，常是轻视天子、薄对王侯、鄙视爵禄的人。愚笨不肖的人，常是自足其足、不愿有所作为、有所求取的人。所以曾子说："晋国楚国的富裕，我是赶不上的。他把持着他的富有，我保持着我的仁德；你把持着你的爵位，我保持着我的道义，我有什么遗憾的？"
孟子告诉齐宣王说："有大作为的君王，必然有不可随便召唤的大臣。想要商讨重大的策略，就下驾到他那里去。自己若不尊重德行、喜爱道义，所以商汤王对待伊尹，先请教他而后任用他作大臣，因而不费多大的操劳就能称霸天下。齐桓公对待管仲，先请教他而后任用他作大臣，因而不费多大的操劳就能称霸诸侯。现在各国的地盘都差不多，君王的德行也相似，谁也占不了上风，这无别因，就是喜爱以顺从他们的人做大臣，而不高兴指责他们的人做大臣。这样商汤王对伊尹，齐桓公对管仲，就不敢召唤了，何况还有不想做管仲式的人呢？"
天下不想做管仲式的人多着呢！怎么可能都以富贵爵禄而囊括天下的人才？诸葛亮如果没有刘备的三顾茅庐，又怎么愿意为了功名而迈出南阳一步呢？所以魏环溪说："伊尹一律不取，才能三聘而幡然大悟；柳下惠三公不易，就可以三黜不去。所以说：人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作为。"所以古代圣人说："以人为师就可以称王天下，以人为友就可以一国称帝，以自己称霸注定要败亡。"这是不可改变的真理。
€€择其长而用
衡量一个人，但求有可取的长处，不可因稍有缺点就放弃了有用之才。如果使那些特殊的人才，遇事苛刻要求，就使那些庸庸碌碌的人幸存了。
用人不外乎德才二字。在乱世时期，用人宜当才重于德，所以应有招揽天下英雄之心，网罗豪杰之士，一则以他不我所用，二则不能使他被对方使用。大凡英雄豪杰之士，不会守株待兔，不会甘于寂寞；你不用他来创建事业，他们必然会自创天地，或与对方去共创大业。在治理时期，用人宜当德重于才，所以应有招揽天下圣贤之心，网罗君子士人，这样才能使自己创建的事业，大放光芒，开启万代的大局，更使天地一并归于圣明的教化。所以说可能在马上创天下，不能在马上治天下。人才有上中下三乘之分，德有上中下三品之别。必须力求上德、上才而任用。
人的才能德行两全，自属罕见。如果有所长，必有所短，如果取长补短，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人才。责备他的短处而舍弃他的长处，而天下没有不可丢弃的人才了。每个人都有短处、长处，但是以大公的标准来衡度，感到他的至诚，未曾不可以用。以他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就会使自己的优点得到发扬、进步，缺点也就修正了。
上乘的才能全在于礼敬得宜，中等的才能全在于策略适当，下等的才能全在于役使适当。只要天良未灭，德行没有流入小人之辈，大都有可用之地。小人中有很多才艺双全的人，只是难以利用。
不能专取人的才能，还要以忠信为本。所以说君子被小人诱惑，而专取他的才能。在万不得已使用小人时，也宜当防治他为非作歹，要奖励他的德行，层层诱导，使他走向善。这就是使用他的才能，杜绝他的毛病。
€€人才无好坏
韩非子在《主道篇》中写道："明君的方法是：让有智慧的人尽他的思虑，君王以此来断事，所以君王有用不完的智慧；贤能的人发挥他的才干，君王因此委任他，所以君王有用不完的才能。有功名则表示君王有他的贤明，有过失则表明臣属有他的责任，所以君王的名声是无限的。这就因为不贤而成为贤人的老师，不聪明的人而使聪明的人正确。臣有他的功劳，君有他的成就，这就叫做贤明君主的经典。"
用人宜当以他的才能为选举的标准，不论党派，不论地区，不论亲仇，不论好恶，只论自己的需要、他人的特长。好比使鸡司晨，猫捕鼠，都有他的技能、他的特长可用。驾驭人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他能为我所用。不管所需要的人是在我之上，还是在我之下，或是与我并驾齐驱的人，都必须以自己的事业前途，作为中轴，而系住自己的一切行动。
汉高祖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就利用萧何与张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就利用韩信与彭越。
刘备为了帝业，就极力依赖于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等众人的才力。
而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大半都要归功于耶律楚材的才能。他用人与拿破仑相似，不关心其它方面，只注重于事体的需要。
从严格意义上说，人才没有好坏之分，而是以利用是否恰当来区分好坏。利用得当，即使是贩夫走卒，歌人妓女都是人才；怨仇素敌只要有利用价值，都可以为我用。运用不当，就是英雄豪杰、圣贤仁人、左右的亲近都会适得其反。
一个领导人物，必须具备高明的综合组织能力。成吉思汗的后裔亚格柏，他之所以能征服印度，在于他有全方位的领导能力。他的主要特点就是：开诚布公，礼贤下士。亚格柏用人，不论他是哪种人，哪种宗教，只求他是当时的贤能豪杰，确实是所需要的难得人才。在面临战争之际，如同所有的伟大将领一样，身先士卒，极为英勇。在艰难危险之处，而把安稳、容易的局面留给部下。所以能得到部属的爱戴与拥护，而愿意为他效死力。战胜以后，严禁虐待俘虏。有才学的人，提拔选用，不遗余力，还觉得自己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求学问时唯恐落于后人，所以当时的文人学士，都荟萃京城，愿意与他结成挚友。
秦穆公求士，西取于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接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以这五人而称霸于西戎。商鞅，是卫国的庶公子，秦孝公用他，就使国富兵强，诸侯臣服。张仪是魏国人，惠王用他就使苏秦苦心经营的六国结盟，全所散败。范睢也是魏国人，昭王用他，就能废太后、逐穰侯、放华阳、强公室，从而奠定了秦国称霸的基础。所以说用人不能分地域、亲疏、党派、门派。
€€既用之，则信之
用人的知识，除去他的欺诈；用人的勇敢，除去他的暴怒；用人的仁德，除去他的贪欲。用智用勇，用贪用愚。聪明的人乐于立功，勇敢的人好行其志，贪婪的人取决于利，愚昧的人讨厌去死，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而用，这是将领所要权衡的。
用人最好是不计较他的短处，只求取他的特长。作为人来说，既有各自的长处，也有各自的短处，天下没有万能齐备的人。只用他人的长处，而补我的短处，增加我的长处，这就是用长补短的法则。
叔苴子说："以饵钓鱼，作为鱼宜于戒去贪，作为钓鱼的人，正是高兴于鱼的贪。对于用人的人来说，宁可用杀妻的吴起，而不贵重避世的狂；宁可用食子的乐羊，而不重视咽李的仲子。"魏文侯由李兑而知得吴起有"贪心而好色"的缺点，而有"用兵则司马穰苴不能超过他"的长处，所以取用了他，终于使魏国强大。因此，就要以他的长而弥补自己的短，从而增加自己的长。这样不断地增长，天下就无人相比了。文王访姜太公，刘备三顾孔明，萧何荐韩信，鲍叔牙举管仲，他们是不想一手遮天而尽天下富贵永霸高位的人。以事业作为前提，用他人的长，来补自己的短，因此，这些领导人物能取得最高的成就。
所以管仲举荐了隰朋、宁戚、王子城父等，并对齐桓公说："辩察于言辞，清洁于货物，习惯于人情，我不如弦商，请任命他为大理卿。登降辞让，进退闲习，我不如隰朋，请任命他作大行。垦荒建城，尽用地利，我不如寒戚，请任命他为司田。以三军排阵作战，使战士能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任命他为司马。辩察于言辞，清洁于货物，不杀无辜，不冤屈无罪的人，我不如宾胥无，请任命他为大理。敢于触犯君颜，进谏必忠，不躲避死亡，不攫取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任命他为大谏。治理齐国有这几个人就足够了。要想称霸为王，有我在这里。"管仲的这番话，就道出人有所长，也有所短。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就得相信人。若是信人不坚，就不能获取最大的忠诚，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自信的人不怀疑人，人也就依赖他。有疑心的人不会依赖人，别人也不会依赖他。你如果不依赖人，人也就怀疑你。一个人处在疑团中，就无法获取他人效死力。
张江陵说："想用一个人，开始就得慎重，务求相应。既然得到这个人，就要信任他。例如魏文侯用乐羊，虽然毁谤他的书笺谏文一大箱，也不动摇。"这就是用人不疑的典范。
€€事在人为
领导用人，至关重要的就是任人唯贤，而孔子的政治思想，就是贤人的政治思想。孔子认为：文武的政务，在于方法与策略。这个人存在，就施行他的政策措施；这个人死亡了，他的政策措施也就失去了。人道敏于政治，地道敏于建树，政治如同建茅房。所以说为政在于人。
鲁哀公问怎样才能使百姓服从，孔子回答说："把正直无私的人提拔上来，把邪恶不正的人抛弃，百姓就会服从；把邪恶不正的人提拔上来，把正直无私的人抛弃，百姓就不会服从。"又回答樊迟说："把正直无私的人提拔上来，能使邪恶不正的人也转向正直。"
子夏解释说："舜拥有天下，在百姓中选举人才，于是，选举了皋陶，没有仁德的人就疏远了；商汤王拥有天下，在百姓中选举人才，选择了伊尹，没有仁德的人就疏远了。"所以尧以不能得到舜而忧虑，舜以不能得到大禹、皋陶而忧虑。
分人以财物叫做惠，教人以善行叫做忠，为天下得人才的叫做仁。就是因为把天下给予人容易，为天下得人才困难。不仅要用人唯贤，尤其贵在用贤于天下。用贤于天下，必须以礼为先，也就是礼贤下士。
燕昭王时因国小人少，而齐国、匈奴虎视耽耽注视着他。于是向郭隗讨教保卫国家的方法，郭隗说："帝王的臣子，名为臣子，实为老师；诸侯的臣子，名为臣子，实为朋友；霸王的臣子，名为臣子，实为宾客；快要灭亡的国家臣子，名为臣子，实为奴隶。现在您将东边有权贵的傲慢人作为大臣，那些小人之才就来到了；南边听朝，不失揖让之礼以求臣，那些做大臣的人才就来了；西边以礼相对，以谦下之色，不乘之势求臣，则是朋友之才到来；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则是师傅之才到来了。这样上可以称王，下可以称霸。"
于是燕昭王对郭隗施以师礼，而苏秦从周朝赶到了，邹衍从齐国赶到了，乐毅从赵国赶到了，屈景从楚国赶到了。这四位的到来，使弱小的燕国逐步强大。不仅用人是这样，交友也是如此。与贤人相处，贤能的人就会到来。与不肖的人相处一起，不肖的人就来了。所以有骨气、有气节的仁人志士，决不会屈节奔走于权贵中间。
€€组织的运用只可意会
运用组织，是一种较高的领导艺术与政治艺术，也是运用人的综合艺术。它的主体思想与领导方法，权术与运用技巧，手腕与策略，远大的眼光与机智，都不可缺少。而运用的巧妙，全在于心灵的感觉与魄力，大捭大阖的气度，大机大用的雅量。它的神妙奇特之处，确实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受。
以各种不同的组织，去组织网罗各种不同的思想及不同意见的人，运用巧妙的配合而统一御敌，或者联合对付对方，这就要靠一种大综合的大运用。
运用一个组织，只是一种单纯的艺术；运用两个以上的多数组织，才是一种难度较高的复杂艺术。在领导中间，有的只高兴用一个组织，这是一种单轨制的运用方法；有的高兴用两个组织，这是一种双轨制的运用方法；有的喜欢用多数组织，这是一种多轨制的运用方法；有的也喜欢在一个组织内，采用双轨制或者多轨制，也就是在同时培植多个派别势力，以收到相互钳制的功效。
不想让一种势力过于伸张，过于庞大，以防止"取而代之"的篡权事件发生。在组织里有组织，派系内分派系，也就是层层有圈子，这样便于以此制彼，使大家的力量都能相对消化。又要相对集中，以便于驾驭使用；又要易于监察，以便于综合利用。这是一种复杂的艺术。有的又不赞成派内有派，圈内划圈，提倡一元化的单种力量。
把握住政策，建立起制度，就以制度运用于人；制订法纪，就以法纪运用于人，行政理事也是如此。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艺术。有的又喜欢自己创立一个大组织以后，在自己的大组织以外再培植若干个中小组织，同时并立，作为卫星组织，以便使各种不同的组织，去发挥各自的作用。
€€你就是圆心
组织的要素有五条：主义、领袖、干部、群众、纪律。因此，一个组织必须具有英明伟大的领袖人物，精明干练的干部，忠实坚贞的群众，尤其要有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国情需要的主义和铁桶一般的严密纪律。
同时，作为一个组织，应当是一个人才结合圈，有共同信仰的人才结合，人才越多，组织的力量就显得越强大。现在的竞争，完全是打组织仗，打人才仗，所以组织应该重视质量，不宜只求数量。最好能使每一位组织分子以一当十，以十当百，选出了领袖后，全体人员应该真诚地服从，忠贞无二。同心同德，就能集中力量。集中力量来从事斗争，就能战无不胜，无坚不摧。
作为领袖人物，要使集体组织的所有成员，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使它的思想、信仰、行动、生死，都演化成一。天下能以"一"来作战，每战必胜。
所以说："三人同心，可以立国。"作为在组织之内的领袖人物，更要以这个为目标，力求整个组织达到这个"一"，以"一"至上，组织成功就是自己的成功，组织失败就是自己的失败。如果自己站在组织之外，运用几个组织时，也应该以这个为目标，使这几个组织合成于"一"而利于自己，使自己成为这几个组织中的信仰者、崇拜者。
古人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人兴邦，一人败国"；"选兵不如选将，练兵不如练将，将兵不如将将"等等，都是说，你得到十万干部、十万群众，不如拥有一员大将，集百万庸愚不能成就一个孔子，集百万士卒不能成就一个孙武。把宝珠埋在泥土里，仍然还是宝珠；把砂粒带进天堂，仍然还是砂粒。左右与干部全是庸才，虽自己一呼百应，忠诚虽是忠诚，仍然无用。他们只是一个包袱，一个负担，一个累赘，致使你一直背到死才算罢休。
组织的灵魂在于主义。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要实行这个主义，就得依靠政治纲领、政策，主义是不可变动、不可动摇的，而政治纲领、政策措施，就是随着时代的需要、环境的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因友、因敌而随时变化的。因此，只是一种好的主义还是不够的，还必须随着时代的推移与变迁，而有崭新的政治纲领、政策出现，方能以此号召天下、推动历史的发展。
现代战争，包括政治战、经济战、军事战、宣传战，都是以组织为基础。而所有的组织战争，又是以人才为基础，有人才就有科学的发展，就有高科技的成就，这就是一切战争胜利的保障。因此，现代战争，就是人才战争、科技战争。
在人才招揽上，对人才的重视，人才的选拔，人才的集中，人才的运用，以及高科技的成就，是赢得战争胜利的法宝。一个国家的强盛与衰落，成功与败亡，全系于此。
€€曲径可通幽
任何一个国家，党离开了组织，便无法成为一个国党；离开了组织，便无法成为一个党派；团离开了组织，便无法成为一个团体；个人离开了组织，就谈不上成就事业。组织又必须有它的严密性，力求做到科学化、军队化，力求做到系统分明而又简单，力求做到运用灵活而又迅速。
每一位领袖，都不能离开组织而独立存在，就是远古时代，同样如此。只不过那时，还没有组织的形式，方法运用得朴素，组织的技术性、逻辑性、严密性与科学化，远远落后于现在。
借用组织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一般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在组织内部，跟着有实力的组织前进，团体成功了，自己也就成功。这是现在一般政治组织领袖用得较广泛的方法，用自己的历史去跟着团体组织前进，同时，自己站在组织之上，创造自己的一个团体，标挂着某种主义牌子，自己高高在组织之上，使团体的历史跟着自己走，指挥世界的历史跟着他的团体组织走。
第二种是在组织外部，自己不受组织的约制，巧妙地利用各种组织的薄弱环节，以及利害冲突的特点，使它们相互倾轧，相互攻击，相互毁灭，如同利用棋盘上的棋子，不求良心道德，只求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什么方式方法都可以施展。
第三种是自己站在几个相互敌对的、仇视的组织之外，运用自己灵活的手腕、机智，使它们彼此共同和谐起来，使它们交替做出让步，然后在暗中以实力扶植这方或那方，使彼此的势力都受牵制，自己站在中间，使各方都愿意为我所用。
在另一方面，必要的时候，可以同事业上必不可缺的人联手合作，等到自己有了实力后，再抛弃他们。或是暗中制造同党间的矛盾，使那个组织处在病态之中，使它渐渐失去人民的信仰和希望，使那个组织的主义、政策搁浅，组织人员沉沦，趋向于腐败、死亡，自己便以另一个早就预谋好的新兴势力代替它；或者是抛弃从前必不可缺，而现在又是必不可共的联合老搭档。
凡是利用张来打倒王，再用李来打倒赵，或者是使他们互相残杀，自己坐收渔利，这就是政治上的"各个击破"手段，或者是政治上的"渔利主义"。仅此，首先要有个一贯的中心主张，直线是走不通的，唯有曲线才能成功。不然，就是朝秦暮楚，娼妓式的政客了。而且这个利害观点，应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上，不能放在个人事业上。
真正伟大的事业，个人的利益观念是不允许存在的。运用组织，领导组织，不应该含着个人的需要，更不应该耍阴谋破坏组织在百姓中的威望。
€€心如一杆称
组织运用成功了，政权确立了，就有许多大事等待着一一完成。诸葛亮说："我的心如秤，不为他人作轻重。"对于选择人来说，正好用得着！能为天下择得其人，并不是个人生命的光辉，而是一个民族生命的光辉！
作为领导人物，能选择继任的人，继承得越悠久，就越见得伟大。周文、武王的基业，承载了八百年的悠久历史。秦始皇的天下，如果不是秦二世所亡，他就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英雄。他的理想、制度、计划、行动，与他的气魄、毅力、才略、见识，从他个人来说，能算是超古越今的人。就像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统天下，如果能在他死后，有"第二个管仲"来继承业绩，不但桓公不至于死在竖刁、易牙、开方之手，并且霸业也可能更宏伟、更悠久，这样管钟也就可与周公齐名了。
又如高祖仅二世而亡，不但不及秦始皇的长远，而与项羽、陈胜、吴广等一时的豪杰之士，也只能说是五十步与百步而已。一个超越时空、无穷无尽的伟大理想、伟大事业，就要靠无穷的后来人去继承、捍卫、发扬与光大，这自然与开创者选择的第一任继承人至关重要，用以建制度而开新风气。所以说挑选后继人才，是领袖人物的一项重大事情。
孟子曾经说过："把天下交给人容易，为天下选得人才困难。"这里面，需要光明与诚信。不能光明就无法明达人才的要点，就会丧失天下人的信心，不能做到诚实与信任，就不可能以公平为基准。能做到诚实、信任与光明，就不会受私心蒙蔽，就不会受私意陷害，就能以自己的公正之心面对天下，使自己的公正之心，如同明镜高悬，使丑恶与美观，忠诚与邪佞，英才与奸诈，明显可见，一目了然。
€€做颗“定盘心”
把自己的快乐当做人民的快乐，人民快乐着他的快乐；把人民的忧虑当做自己的忧虑，人民忧虑着他的忧虑。乐以天下为乐，忧以天下为忧，这样的人不能成为成就最高的人物，是从来没有的事情。所以说："成就最高人物的首位道德就是大公无私。"只有以天下作为最大的公，才可以成就自己最大的私。如果只以天下成就自己的家，以天下成就自己的私，反而会失去自己的私。作为领导人物的心术，大体上是要做到"公正明大"。
做到了公他的心自然无私，做到了正他的心自然无偏，做到了明他的心自然坦荡，做到了大他的心自然广博。求得这个心与万物同体，与日月同光，与天地同行，就基本做到了"公正明大"。人们的心之所以不能与天地同大，就是存有私心。丢掉了私心，就只存在一个公字。
自古以来，为害领导人物的，莫过于私心莅事，私心断事，私智用事。平民百姓可以有私心，而他的私心只一人一身罢了。领导人物却绝不能有私心存在，一怀私心天下心就难有了。最害怕的就是以私智小惠用事，没有私心私意存在里面，才能以天下托天下，以万物付万物。理天下大事的人，首先要以大公无私来应付天下。澄清自己的心来审天下的理，平静自己的心来论天下的事，公正自己的心来对待天下的人才，宽大自己的心来顺应天下的万物，镇定自己的心来应酬天下的变化，安稳自己的心来处置天下的无穷。这就是领导人物的无上心术。只在大道理上谈大公无私容易，在事实中做到大公无私就困难。
历史上真正能做到不以天下为己私，能舍己为天下，舍己成就天下的人有多少？公就无私，无私就宏大。存私就有己，私为自身的人，也常以物为自私，以人为自私，于是身与物相违，人与己相违，心与理相违，事与行相违。有仁德的人与天地万物同体。大公无私的心，就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心，即仁德人的心。一心存着私念，存着物念，存着人念，存着欲念，存着事念，则天地万物都在外，并不能为我所有了。
孔子说："大道行使，就是以天下为公。"孔子回答子贡的问话说："尧舜禹的德行，同参于天地，怎么这样说可以参于天地呢？奉行三无私而劳累天下。"子贡问什么是三无私？孔子回答说："天没有私自覆盖，地没有私自承载，日月没有私自照耀。奉行这三条而劳累于天下，就叫三无私。"舍己为人，人就信服；劳身为国，国就信服；劳身为天下，天下就信服。历代的圣君贤相，英雄豪杰，无不是以牺牲精神，服务于国家、民族、人类。"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争取为目的。"服务于朋友就得到朋友，服务于社会就得到社会，服务于国家就得到国家，服务于世界人类就得到世界人类。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
€€有时无声胜有声
庄子说："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万物服；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庄子所说的"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也就是一个领导应具备的心术，即前面提到的"公正明大"的心术。这种心术再加上仁心、敬心、诚心、静心，就是修养心术之道。至于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之心，本身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人人都应保存着这个心，并不是领导一人所有的。
领导以治理天下为己任，这就是"公正明大"四种心，它是领导一人所有。公可以参天地，正可以参神圣，明可以参日月，大可以参造化，这就是领导的至关重要方面。
《说苑》中记载："尧存心于天下，致力于拯救贫民，痛感百姓的苦难，忧虑众生的事业。有一个百姓受饿，就说是我使他受饿；有一个百姓受冻，就说是我使他受冻；有一个百姓犯罪，就说是我使他犯罪。所以不赏赐而劝民，不惩罚而治民；先宽恕后教育，是尧的为君之道。"这就是尧所存的心。
《说苑》又载："大禹说百姓缺吃，就是我的无能；功成而无益于人，就是我没有劝导。所以疏通河道，掘九河通向大江，引五湖流入东海。百姓虽感劳累，然而，既不怨恨也不叫苦，利益是属于百姓的。"
又有历史记载："大禹出去遇见了罪犯，下车痛哭流涕地询问他。大禹身边的人说：'罪人不顺从于社会，您怎么这样对待他？'大禹说：'尧舜的人们，都以尧舜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我作为天子，使人们各以自己的心为心，我是为这个而痛哭。'"这就是大禹所存的心。
孔子称赞尧说："伟大啊！尧作为天子。"称赞禹说："禹，我是无可指责的了。"这里我们所见的只是存心的公，存心的正，存心的明，存心的大。这才是圣贤王者的气象，即圣贤王者的心术。
孔子说："天又说了些什么呢？它只是让四季运行，万物生长而已。"这就是说，遵循自然规律，就可以得到不用言语的教化。
领导用无为而教化，干部们依照无为而治理。烦扰精神、劳累躯体用有为而治的人，是下等的策略。
人们经常谈到"风动一时"、"风动一世"。如果是这样，全凭自己的行为作表率，用实际行动去感化人。使人们不召而来，不教而应，没有语言而自行去做，不用表示，默然而自化。因此说，对人的最佳方法，就在于能自然感化。
怎样去治理人、管理人、控制人，这是方法、策略中的下策。古代圣人经常说的宏道化、敦德化、端教化、淳风化，都是要求以身作则，为人表率。自己的心术、涵养作主体，以行动作为辅助，以感应的道理，去影响他人。因此可以收到化人、化俗、化国、化天下的不朽功绩。要想感化人，完全不是靠权位、靠势力行动，只要端正自己，就可以端正天下、感化天下。
€€提得起，放得下
从古到今，研究君学的人，无不认为，"无为而治"是君学的最高标准，能够达到无为而治的人，是天下第一流的领导。
从《易经》到老子、孔子、庄子，以及后来各代的权威学者，无不一致认为这一标准是天经地义的正确道理。君主作为古代国家中的最高领袖人物，所以君学就是指领袖学而言。
作为最高领导来说，不得不具备这样几种君德修养，它就是：大公、大诚、大忠、大寿、大信、大智、大仁、大勇、大义、大和。除了这十种美德的修养，同时又须具备远大的眼光，淡泊的心境，浩然无比的气度，超群绝类的毅力，博大精深、继往开来的学识，努力奋斗、敢于冒险犯难的精神，持之以恒、贯彻到底的习惯，顶天立地、万古常青的正气，以及用人做事、运用谋策，都能随机应变，以至于至善的才华，这都是不可缺少的才能。
《易经》中说："易，没有思虑。寂然不动，就有感觉通融天下。不是天下最高神人，谁能做到呢！"又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无思无虑，就是顺应之功，自然之至，无为之极。无为，就可以静然而应、感通于神，自然有所成就。
老子说："道常没有作为而又无所不为，君王诸侯能遵守它，万物都会自然化育。"又说："以圣人的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所以圣人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善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没有欲望而民自然纯朴。""因为圣人无为，所以没有失败；没有固执，所以没有损失。""因为无为而治，所以，就无所不治。""为无为，事无事。"又说："要想取得天下而去强求它，我看他不能得到。天下的神器，是不可强求，也不可执著。强求的人失败，执著的人也会失败。"
当然，无为的人，不是一事不做，而在于不侵犯臣职，善于守着君主的职责。所以，无为的人，不是说引他不来，推他不去，而是他依从规律而做事，因资深而立功，推行着自然的势力。我们必须注重"为无为"和"无为而无不为"这两句话的深刻含意。要知道老子所说的，不是平常人所说的清静无为的消极思想与消极的政治。我们经常说老子的学问，就是君学，是教君主，怎样处上，又怎样蓄下，怎样保存自己，怎样守住国家，怎样选择臣属。使圣贤哲士在位，且劳身役形，尽中守取，就在于君上的"无为"而又"无不为"了。
只有无为的领导，才有大智慧、大眼界、大气度、大胆略。有大智慧就能看得透彻，有大眼界就能看得长远，有大气度就能容纳万物，有大胆略就能提得起、放得下。明道明理，要靠大智慧；知人善用，要靠大眼界；容人信人，要靠大气度；提得起、放得下，要靠大胆略。知人困难，善于任用人更困难；容人困难，信得过人更困难；提得起难，放得下是难上之难。
€€大德走平天下
孔子很少谈及"无为的德行"，不是他不说，是他的思想及实用的政治学问，与老子的哲理，与教导君王怎样修身治国、处上待下的君学有所不同。
孔子大多谈及的是臣学，即教臣者怎样持身，怎样做事，怎样爱民，怎样治国。总的说来，与怎样使天下富强安乐，怎样达到美好境地大致相同，所以很少谈及无为之道。可是他也曾经说过："以道德来治理国家，好比北极星处在自己的位置，众多的星辰环绕着它转动。"受到众星的环绕烘托，处在自己的位置就是位，就是名。纪就是度，君王守着它，所以能无为而治。孔子又说："多么崇高啊！尧舜能得到天下，他们不是靠武力夺取的。伟大啊！尧这样的君主！多么崇高啊！只有效法天才能伟大，他的恩德多么广大啊！百姓真不知道用怎样的言辞来表达对他的赞颂。他的功绩多么崇高啊！他制定的礼仪制度多么辉煌啊！"又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的更替，万物的生长，天说了什么呢！"天，无为、无生、无有，不自为、不自生、不自有，所以说它极公正无私，而又无所不为、无所不生、无所不有，所以说它伟大。孔子赞扬舜，更加明显地表现出舜的无为而治。
舜即位后，将共工流放到幽州，兜流放到崇山，三苗流放到三危，在羽山下杀死了鲧。这难道是无为吗？在当时，几十年洪水的灾害不能清除，百姓困苦不堪，怎么能说是无为呢？
人们称舜"无为而治"，在于禹来填补了这个空白。使百姓得到安宁，洪水得到治理。由于稷主司农，教百姓种百谷，农业得到发展。契为司徒，主持五教，亲和百姓。皋陶为大理，司刑法。垂主持工务，劝百匠。益主虞，开辟山泽。伯夷为秩宗，主持礼。夔负责典乐，龙司纳言。天下的贤明人士都能在位受利用，尽职尽力为天下，作为君主自然可无为而治了。
€€天道好还
庄子说："什么叫做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贵的是天道。有为而劳累的是人道。天道是主宰，人道是辅佐。天道与人道之间的距离很大，这个必须搞明白。"又说："帝王的德行，以天地为根本，以道德为主体，以无为作为常规。以无为推行政事，治理天下就会轻轻松松；以有为推行政事，治理天下就会忙忙碌碌而无功效。所以古代的人推崇无为的治理。君主无为，臣属无为，就是上下同德，上下同德就不成其为臣属。臣属有为，君主也有为，就是上下同道，上下同道就不成其为君主。君主必须以无为来驾驭天下，臣属必须以有为各司其职，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古代的君王，智慧虽然能包罗天地，自己却不谋虑；口才虽然足以应对万物，自己却不言谈；才能虽然天下无双，却不躬亲事务。天不产生而万物自然化育，地不生长而万物自然生长，君主无为而天下自然成功，所以帝王的德行合于天地。这就是驾驭天地，驱使万物，役使百姓的方法。"
这样就能使国家的组织严密，运用灵活，使政府的机构健全而权责分明，使各级官员都贤能适位，守职不乱，层层节制，级级服从。使所有人员各守其位，各忠其职。端正他们的名位，严格他们的职分，勤督他们的责任，细微地对他们考察，认真地审视他们的功罪，坚持对他们的赏罚。
树立健全的制度与良好风气，而在下的人无所不作，在下的人无所不作，在上的人就自然能无为而治理了。所以庄子又说："根本在于君主，枝节在于臣下；简要在于君主，详细在于臣下。"又说："古代通晓大道的人，先明白大道而后明白道德，明白道德而后明白仁义，明白仁义而后懂得职分，职分已明而后名副其实，名副其实而后才能任用，任用而后考察，考察而后辨明是非，是非辨明而后赏罚，赏罚公正而后愚昧聪明各适其宜，贵贱各居其位，圣贤与不肖各尽其情，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以这样服侍主上，以这样来管理下民，以这样来修身，不用智略，一切归复自然，这就叫太平，就是最好的治世原则。"依从这九条原则，治理天下就能无为了。
€€人生是一个满圆
无为蕴含着顺应自然的道理，《淮南子》中说："圣人在内部修养他的大本，在外面不整饬他的细节，保养他的精神，平息他的聪明。漠然无为却无所不为，澹然不治却无所不治。所说无为的人，不是做在万物的前面。所说无所不为的人，顺应事物的道理去做。所说无为的人，就是不改变自然。所说的无所不治的人，总是因随事物的发展规律。体认自然，而明白自然的规律；任其自然，而把握自然的法则。不违背天而顺从天，这就是任其自然的"自然哲学"，也就是不违逆民意而顺从民意的"政治理想"。
远大而高明，虽然万象森然，内心确是不存于物，不存于事。心中没有事物，虽然治理着国家天下，自然有"竿头丝线凭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的趣味，有一股"透过龙门不滞水"的气概。身居功名中而不拘泥于功名，治理着天下而不拘泥于天下，这样，是何等的潇洒，何等的超逸，保等的轻松，何等的伟大！
周公辅佐周室，他所进行的一切典章制度，都是为了后代千百年的大计，所以能成就周朝天下八百载。
史书记载："有人向胡文定问心志远大，胡文定举上蔡的例子说：'不要保持小孩的状态，而应有大人的样子；不要执着一身的计谋，而应有天下的志向；不要局限终身的计划，而应有后世的忧虑，这些就做到了心志远大。'"这确实可以作为人们的座右铭！要想做到这些，就得有廓清心体，一片阴暗也不留；灵明澄澈，一点灰尘也不染；襟怀坦荡，有若太虚；无所不容，无所不有。每当有思虑萌动之处，马上反省自察而克制，及早除去，减去一份私心，多存一份天理；减去一份欲念，多增一份伟大。必使这个心引向最高明最广大的道路上去，直到冲漠无朕，廓然大公，直到没有私念可克，没有私欲可灭。这时候，纯是一片天理流行，纯是高尚的宇宙精神！
治理中显露的，是大众的人事；治理中默然无声的，是圣人的表现；存心于私的，是小人的本性；存心于远大的，是圣人的事业。
人不能独自敬重自己的父母，不能独自喜爱自己的孩子，而要做到敬重自己的老人以及所有的老人，喜爱自己的孩子以及所有的孩子。这样的仁心仁德，又是何等的高尚，何等的伟大！有大理想，大计划，大制度，大措施，就是大事业的中流砥柱。
孔子删诗书，制礼乐，作春秋，赞周易，门下弟子三千人，却总是谦称其述而不作，谦称自己没有入圣。他所提出的理想是："大道行使，以天下为公。选贤进能，讲信用、修和睦。使老人有所善终，年轻人有所作为，孩子健康成长，孤寡独夫、残疾废人，都能得到供养。男有所娶，女有所嫁，憎恨浪费，不隐藏自己，出力做事不只是为了自身。所以阴谋诡计不兴，盗窃乱贼不起，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就叫做理想的大同。"这样的理想政治，既能看出它的宏大，又能看出它的高远。所以这样的原则，就是经历千百年也不可磨灭，也不可改易。
时间不分古今未来，天地不分东西中外，依照这样子修为，不可能无大成。这，不仅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同时又是一种理想的人生！
€€心灵守则
以功过定赏罚是治国治军的定策。赏罚的法制化是国家与军队安定之本。打个比方，赏罚就是聪明伟大的领导用来御用、节制人们心灵与行为的锁链。
赏驱使人们去建功立业、效忠致命。罚节制人们作奸犯科、阴谋反叛。这是他们利用人们通有的弱点，而制造出这种锁链；利用人们的虚荣心理、物欲心理、畏惧心理、羞耻心理的弱点，而制造出这种锁链。但是，站在领袖成功的原则上来看，用罚不如用赏，罚是消极的，而它最大的限度是避免、防止自己事业的毁败。赏有积极的一面，能驱使人们去为他赴汤蹈火、出生入死。
周文王曾经问姜太公说："赏是为了劝善，罚是为了惩恶，我想赏一而劝百，罚一而惩众，你觉得怎么样呢？"姜太公说："凡是用赏的人，都贵在信诚；用罚的人，贵在必行。赏罚必然要亲自所见所闻，如果不是亲自听到看到，就会向反面转化了。"不仅阐明了用赏罚的原则，并且毫不遗漏地说明了赏罚的功用，要靠自己力所能及，不仅仅是身亲所受。
古今中外，不论是创业的领导，还是继业的君主，都要利用赏罚来节制忠臣义士以及天下人们的心灵与行动。尤其在赏的一方面，他们更是毫不吝啬地赐与臣下，他们利用"公侯伯子男及王位卿相"等爵位与军队中各种衔位、称号，以及勋章等等美物作为钓饵。在清朝时期，他们最敬畏的是知识阶层，于是用状元、翰林、进士、秀才之类的名位来笼络。事实上，自科举制度后，士人便竭尽了，各人都埋头于自己的前程。
赏罚的标准在于法度，运用得合适不合适又在于人。运用得当，就是成功的动力，运用得不当，就成为失败的媒介。因此，不得不谨慎地行使。从前陆宣公的两句话，可以说是运用赏罚的一大原则，也可以说是千古的法式。他说："行使罚，先从亲近贵族开始，然后到全国百姓，就没有违犯的了；行使赏，先从全国百姓开始，然后到亲近贵族，功绩就不会遗漏了。"
这个意思是从姜太公回答武王的问话演变出来的。武王问姜太公说："要怎样才能成为威严？怎样才能够贤明？怎样才能令行禁止？"太公回答说："要以杀贵人来体现威严，以赏百姓来体现严明，以惩罚审视作为令行禁止。所以杀一人而三军震惊，这样的人犯法就杀他；赏一人而万民高兴，这样的人立功了就赏他。杀就要注重大人，赏就要注重百姓。杀去那些权贵拦路虎，是刑罚的上策；奖赏那些养肥牛马羊的下等小人，这是奖赏中最流通的原则。刑至最高贵的人，奖赏最普通的人，这就是立威的所在。"
€€息奸不如奖善
杜绝奸臣铲除贪官，信守赏罚严厉刑法，就是治国的大经验。天玄子说："凡是奸人都贪，凡是贪者都奸，这是国家的贼害。自古以来，作奸犯科与贪官污吏，有世道就有他们存在。他们的危害，小的身败名裂，大的祸国殃民。然而禁不能止，剿不能尽，在私心私欲里存放，与名利同好坏，所以世俗间有一种说法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所以作为领导来说，应该把杜绝奸臣铲除贪官作为第一要事来抓。"
一般说来，奸臣贪官，大多数是小人之辈。所以诸葛亮说："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汉代初期所以兴隆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汉代末期所以衰颓的原因。"去奸臣要烈，除贪官要猛，不能存半点姑息之心。
《君经》曰："万事都可以忍，万人都可以容，只有贪污的人不可窝。因为他们足以亡国丧家！所以历代圣君贤相，都极力主张对他们严刑重罚，绳之以法，没有半点的宽容。"信守赏罚，因为大开奖善之门，所以能堵塞犯罪。
天玄子说："息奸不如奖善，禁止贪不如用严刑，想奖一来鼓励多人，贵在自己从疏远卑贱的人开始；想杀一儆百，贵在自己从亲近显贵的人开始。奖赏大官而小官不服从，杀小官而大官就不害怕。所以古代有奖善以赏小为明，严刑以杀大为威的教训。"
陆贽认为奖善宜当"求他如不能及，用他又害怕不全面。不禁忌怨恨，不逃避亲近，不怕选择有错误的，不求全责备，不以人废弃制度，不以自己要求他人。"这实在是高明的论调。
奖赏贵在信用，惩罚贵在必行。然而更在于有功必须知道，罪行必须了断。功不知道，就会使效忠于向善的人犹豫不决了。罪不严惩，就会使作奸犯科的人获利后存侥幸。话说回来，严刑重罚，不嫌苛刻寡恩吗？不！是在为民除害，为国除蠹，所以适当的施威就是仁政。
作为领导，对于这样的情况决不能三心二意，做官的所以要培养他的属民们务实精神，自己也是如此。对于重大罪犯杀之无赦，不算苛政。这几条经验认真地执行，就能治家治国治天下，能把治天下当做掌上玩物一般。
尊重道德而崇尚法治，俭节政用而厚待生灵，推行仁政而延续民命，表明功过而信守赏罚，除去贪官污吏而保家卫国，教人知礼明义而纠正歪风坏习，奖励清廉崇尚知耻而弘扬气节，端正心术而振兴常纲，确为改造时风、整顿国家的首要任务。
€€方中有圆是赏罚
赏罚在于公正严明，所以《韩非子·有度篇》中说："贵族在法制内，执法公正无私。法度的施加，聪明人也不能辩论，勇敢的人也不能争斗。犯错施刑不论大臣还是百姓都平等对待，奖赏好事不遗漏普通平民。"所以能公就无私，无私就无过，就会无怨无恨。如果有难以明断的事和疑点，稍有疏忽就会失去严明。处在这样的境地，就只有依从经书中所记载的"有疑点的罪过从轻处理，有疑点的赏奖要慎重"说法为标准。在另一方面，奖赏不能因怨仇而废弃，惩罚不能因亲近的人而不行使。
黄石公说："小怨不赦免，大怨就会产生。"又说："念旧怨而废弃立新功的人必无好结果。"所以要成就天下大事的人，必须要有宽容的度量，才能收到赏罚严明的功效。无论哪位领导，对待他的官员百姓，只要有功劳，就是仇人也奖赏；只要有才能，就是旧怨也任用。
张子房曾劝谏刘邦，封侯不遗雍齿，只要他有功劳，就以他的恐惧召集群臣解决大怨，而使先后有宿怨的人放弃想谋反的念头。
唐太宗时魏征做宰相，因他有功劳，有才能，也不计较他的怨恨和愤怒。至于应该惩罚的人，就是亲近的人与贵族也不回避。
赏罚的应用是：在某种时机，不能一味拘泥于原则原理的限制，而应该判断出这人这事应该怎样处理。不能仅仅在公平的字义上做文章，要了解到效力应该放在事业功绩上才是最高的原则。刘邦是善于了解，也善于运用这个原则的人。
苏洵在他评论赏罚这个问题时说："从前的人，例如汉高祖刘邦，经萧何介绍后就封韩信为大将……遇见鲸布后就封他为淮南王……遇见彭越就封为相国……当时，这些人都没有为汉朝立功。刘邦了解他们的志向大，不安定天下是不会放弃的。"又说："至于樊哙、滕公、灌婴这些人，就不是这样的，攻下一座城池，打胜一次仗，就以次数增加爵位，不然永远不要想晋升，……刘邦知道这些人才小、志小，虽不先赏而不怨恨，如若先奖赏他，他也就泰然接受而生出自满之心。"他对待前面三人，无功也奖赏，赏得很大。如果不是这样，也就难以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使他们各自为战，难以收到共同减弱强霸项羽的意图。他对待后者，就是有功后才奖赏，而且赏也小，不是这样，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就会安乐于现实，不想再立新功，不想得到新的赏赐。
慎子曾经说："作为领导，舍弃法度而以身治，就会杀赏夺取，全都依从领袖的心意去做了。然而受赏的人虽恰当而妄想多没有穷尽，受惩罚的人虽合适而希望从轻无事。领导舍去法度而随自己的心意裁决轻重，而功劳相同，得到的赏赐却不同，罪刑相同，而惩罚不同，这样怨恨就产生了。这样分马的人用计谋，分田的人用点子，而不是以政策，仅凭人的聪明而已，就必须去私心，解怨仇。所以说：大国君主任用法度而不亲自就事断法，法度的利用，各以他们的职位而随他们去赏罚，下属也不可指望君主，这样就不会生出怨恨而上下和谐了。"这些可以作为许多历史人物的镜鉴，而又作为我们的领导不可不慎重的方面。
《韩非子·主道篇》中说："君主以他们的评论而赋予他们的事业，以事业的责任心使他们发展功绩，功绩合于事实，事实合于言论，就赏赐他；功绩不合事实，事实不合言论，就惩罚他。"又说："贤明君主的奖赏原则，温暖得像及时雨，百姓都受到他的恩泽。贤明君主实行惩罚的原则，害怕得像雷霆，神圣得无需辩解。所以贤明的君主没有不光明的赏赐，也没有不正确的惩罚。不光明正大的奖赏，就会使有功劳的臣属坠毁自己的事业；不正确的惩罚，就会使奸臣隐瞒自己的错误。所以只要真正有功劳的人，就是疏远卑贱的人也要奖赏；真实有过错，就是亲近、受宠爱的人也要诛灭。这样就使疏远低下的人不敢懈怠，而亲近喜爱的人也不敢骄傲。"
因此，赏罚必须有规定的原则，没有规定的原则，就难以希望他们能公正无私而且正确。不能做到公正无私而且正确，就会生出怨恨的心理。
€€赏必须重于罚
总的说来，赏罚二条，乃是国家的利器，领导的法宝。就像鸟儿的翅膀，兽的爪牙，是不可偏废的东西。或轻或重，或宽或严，这是统治者应用的分寸。
皋陶说："君主的德行就是要没有过错，对待下属要简易，利用群众要宽恕，惩罚不牵连子孙，奖赏延及后世，不能原谅大过错，所以没有小的刑罚。罪过不能轻视，功劳应当慎重。与其乱杀无辜，宁可失去经纶。有好生之德，就合乎民心。"这些话的意思是，赏必须重于罚。
齐王问文子："怎样治理国家？"文子说："以赏罚的原则，作为国家的锐利武器，国君掌握着它，不能用来显示于人。"在实际中，历代的明君贤相名将，都非常重视这个原则运用的恰到好处，罚所以能示众、惩恶、除去害群之马。这是政治家治理百姓的方法，就像种田、牧马的人一样，在于拔除莠苗，除去害群之马罢了。
舜继承尧作为天子，就流放共工到幽州，流放幽兜到崇山，流放三苗到三危，将鲧杀死在羽山下，处置了这四人而使天下诚服。商汤王诛杀了尹谐，周文王诛杀了潘正，因而国家都得到了安宁。周公秉大义诛杀管叔蔡叔，因而周代的根基巩固。孔子毁去三都，杀了少正卯，而鲁国得到治理。商鞅刑及太子师，而秦国富强。再如太公杀华士，管仲杀付里乙，郑子产杀邓析、史付，刘邦斩丁公，诸葛亮斩马谡，都在于先罚再立威。
韩非子说："没有木棒敲打的政策威严，橛头拿着备用，虽然造父不能以服马；没有规矩的法则，标准的开端，虽然君主也难以成方圆；没有威严的势头，赏罚的原则，就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又说："严刑，是百姓害怕的；重罚，是人民讨厌的。所以圣人只表现出他的威严，以禁止人们的邪恶，以他所讨厌的限制人们奸诈，这样国家就安定而不会起暴乱。"所以商鞅行使严厉的刑罚，执行得彻底而秦国就出现路不拾遗的局面。
死是人们最讨厌的，设想如果有人给他皇位的大利益，却要杀他的头为代价，虽然是庸夫也不愿干。皇位的大利都不想，何况其他的小利益呢？这就是惩罚要重的道理。没有奖赏，不足以劝善，不足以励忠，不足以调遣士人，不足以让人效死力。
《尚书》中说："只要君王不亲近声色，不图取财物，道德浩大勤勉于官员，功劳浩大勤勉于奖赏，用人不仅仅是为自己，改正过错彻底，就能宽恕又有仁慈，以信用昭彰于百姓。"这些道理是施赏的人必须记取的。
€€法是善的摇篮
只有严刑才能让人知道畏惧，重罚让人知道可恶，从而不想让刑罚施加于己身。所以圣人陈述所畏惧的道理，以禁止人们的衰落，用他所憎恶的以防范于奸诈，这样就使君主得到安稳，而奸诈、衰落就不会出现，国家安定而暴乱就不会兴起。这的确是领导使用官员而防范奸诈最简易的办法。
韩非子认为治理官员主要在于明术数，审参验，正法度，核功罪，遵名实，施刑罚。他说："凡是奸臣都想顺从君主的心意，以取得宠幸的势力。这样君主有欢喜的人，做臣属的就跟着称赞他；君主所讨厌的人，做臣属的就跟着毁谤他。凡是人的大体，取舍相同也都认为对，取舍不同就认为错。现在人们所称赞的，是君主认为对的，这就叫做同取；人们所毁谤的，是君主认为错的，这就叫做同舍。取舍相合，而相互违逆的，从没听说过，这就是做臣子得到宠幸的道理。所以奸臣就乘机得到宠幸的权势，来对群臣进行毁谤、称赞。君主没有术数来利用，没有参验来审视大臣，必然会只听信合于自己的人，信任他们的话，这就使所宠幸的臣子能够欺骗君主，成就私利。因此君主蒙蔽在上，而臣子必然重势在下。"
又说："有术数的人作为大臣，效法度术数的话，上明白于君主，下困惑于奸臣，以尊重君主安定国家的人，能效法在前，则赏罚在后必用。君主真正明白圣人的方法，不徇情于世俗，遵循名实而断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视言辞，这是以左右近习的大臣，知道虚假狡诈，而不可以得到安定，必然说，我要除去奸臣私情，尽自己的力量智慧来服侍君主，于是互相串通、狼狈为奸，妄想以毁誉来求取安稳，这就像背着千钧的重量，陷进了不测的深渊而想求生存，必然不能长久。有些官员也知道奸诈是不能得到安稳的。不以清廉正直奉法，就会以贪污的心、枉法的行为谋取私利，这就像从高山顶上跌落到深谷之中，而想去求取生存，必然不能长久。安全与危险的道路，是这样的明显，左右怎么敢以假话来迷惑君主呢？而百官们又怎么敢以贪污来鱼肉百姓呢？这就使得做臣下的要表现出忠心，无所隐瞒，下面的坚守自己的岗位而不怨恨，这就是管仲治理齐国，商鞅治理秦国的道理。"
韩非子还说明了以明法严刑作为治理的理想境界，他说："圣人，就是善于审视是非的真实，明察于治乱的情形，所以他治理国家，明法度，严刑罚，要以解救众生的动乱，除去天下的祸害，使边疆不受欺凌，大众不受暴残，高龄的人得到安置，幼孤得到成长，君臣相互亲热，父子相互保重，没有虏掠的祸患。"这就是儒家的仁政境界。
韩非子主张严刑罚，让官员与百姓都能得到勉励，有所禁止，而大众也能相互勉励而善于邀功请赏，防止罪行而免于刑罚。他极力主张要以威严的势态面对天下，本着明察考核的制度，以严厉的法度制止人们去做恶，严刑赏罚去矫正奸邪。
从政宜宽，执法宜严；待百姓宜宽，待官员宜严。
何西畴曾经说："为政宽严如何？政治有纲领，命令讲信用，使人望而生畏，这就是声势。政法从轻，税收从薄，使人安静自适，这就是落实。如果始终紧张过度，重侮不堪，终究刑不胜奸，虽想达到爱民利物的志向，那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法不可玩弄，刑不可赦免；罪不可放纵，贪不可滋长。以这个存在心中，就是慈悲；以这个为政治，就是仁政。如果一味对官员们宽容、放纵，任凭他们违法乱纪，任凭他们去贪污作弊，任凭他们篡权夺位，任凭他们作奸犯科，而不杀首犯以振朝纲，不以赏小为明哲，不以重刑为警戒，不以究罪为防范，就会使他们始终认为是小事，终究有堵绝不住，杀不完的痛处，这样不灭亡，还等待何时？
€€自然来自单纯
有人说："万事都以单纯为美德"；"天下所有的事情，都以简易为最好的境界。"历史上许多伟大领导，皆雍容肃穆，沉静温良，朴质无华，简易单纯。例如，思想的简易单纯，欲望的简易单纯，心性的简易单纯，理论的简易单纯，生活的简易单纯等等，这些都是成为伟大的主要方面。政治的最高艺术境界，领袖的最高艺术境界，总的说来，都是"一切归于简单"的境界。
《易经》中揭示的"简单原理"，也就是人生原理、领导原理与政治原理。天下的事，没有其它的妙方，就是化艰难为容易，化繁琐为简单。凡是伟大的真理，都是简易而又单纯的。
佛说法四十九年，最后说，未曾说得一字。尧舜禹汤相传的心法，仅有十六个字，再把它简化开来就是一个字。孔子说："吾道以一贯之。"因此说，越单纯的越伟大，越简易的越高明，越简易单纯的越悠久。
《易经·系辞》中说："乾，确实展示人的易理；坤，聩然展示人的简理了。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就容易知，简就容易从。易知就能亲近，易从就有功绩。能亲近就能长久，有功绩就能伟大。能长久就有贤人的德行，能伟大就有贤人的事业，简易就使天下的道理容易得到。"这就是简易原理。它可以修德，可以立业，可以建功，可以亲近，可以伟大，可以悠久。
天地是包罗万象、变化无端、莫测不定、不可穷极的。可是在无常之中，有它大规律的存在，变易之中有它不变的规律存在，万化之中有它不化的规律存在。这些都是超越时空、永恒不变的常理常规。经纶天下的大事，就自然简易而不繁杂；顺应天下的大变。就自然简单有秩序；运用人生修养，就自然简易有根本。
政治应力求简易化，制度应力求简易化，法令应力求简易化，领导应力求简易化。简就不烦琐，易就容易做到。所以说"简易的善配得上完美无缺的德行"。
老子说："作为学问来说是日益精进，作为道来说是日益亏损，亏损又亏损，最后达到无为的状态，达到了无为就无所不为。要想取得天下，常以无所于事的状态，如果有事，就不足以取天下。"所以，由简易的人生，便可达到无为的人生；由简易的政治，便可达到无为的政治；由简易的领导，便可达到无为的领导。在这里，仅针对极高明者来说，不是就凡夫俗子而言！凡夫俗子，很难体会到这种最高的艺术境界，以及无限的大道与无穷的意味。现在的世界，是科学家、改革家、策划家、实业家的世界，而思想、计划、工作都有系统化，合理化，简易化的原则。
€€“一”是最高境界
简易的原理，以俗语来说明，就是一个"简单化原理"或是"单纯化原理"。易，就是平易，纯一。简，就是简单，单纯。大凡事与理，能使它简单化，单纯化，平易化，通一化。将其放诸天地四方，卷之可以密藏，散之可以弥合万类，系统起来，又可归纳于一。所以，简化到了极境，就回归于"一"了。
因此《易经》中又说："天下的动，都回归于一了。"孔子也说："万物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天下还有什么思什么虑呢？四时运行交替，万物丛生，天又怎么说呢？"老子也说："天得一就清明，地得一就安宁，神得一就灵验，河流得一就盈满，万物得一就生长，侯王得一就尊贵。"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尧舜心传的圣法说："只有精通于一，才能公允执中。"《尚书》中说："道德惟一，行动就不受蒙蔽而吉祥，道德三心二意，行动就会迷茫而凶猛。"
所以圣人贵在守住一，贵在执行一。如同山岳耸立，如同江河奔流，如同天地运转，如同日月运行，无不达到简易至一，无不至善至美。简易之极，朴素之极，纯化之极，就达到了"一"的境界，道的境界，一种独一无二、不染不杂的境界。
从人生修养上来说：心一则明，性一则清，神一则灵，情一则真，气一则雄，德一则正，行一则贞。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就可以说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守一可以至道，行一可以成道。任何一个人，尤其是领导，必须内在心性上求取简单化，外在行为上求取简易化。在政治上求取简易化到了极境，就可以达到配合天地人生，和参化育的政治。人生的简易化，就能静止而成；政治的简易化，就能无为而治。
简易化的功夫，对于禅宗来说，就是减字功夫，一切不可加，只能减。对于道家来说，就是损字功夫，一切不可添，只能损。
老子说："治理大的国家就像烹炸小鱼一样。"烹炸小鱼，就得小心翼翼，火候不到，不可急躁搅翻，不然碎散得不成形状。所以王伯厚说："烹调小鱼烦躁就碎了，治理国家烦躁就会动乱，所以要以烦琐为戒。"这就是为什么要"简易"的道理，为什么要"无为"的说明。
《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问萧某说："隋文帝是怎样主持事务的呢？"萧回答说："克制自己恢复先王的礼义，勤劳思政，每次坐朝，或者到太阳偏西，五品以上的官员，赐坐论事，夜间值班的卫士，供食夜宵，虽然本性说不上仁明，也可以说是励精图治之主。"太宗说："你只知道一方面，还不知道其它的方面。文帝这个人最善于观察，可惜心地不明朗。心暗就有不通的地方，最善于观察就多疑虑于万事万物。又欺辱孤儿寡母而得天下，经常担忧群臣内心不服从他，不肯信任各种官员，每件事都自我决定了断，虽然劳神苦行，还不能尽合于情理。朝拜他的臣子都了解他的意思，也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的官员，只有顺从奉承他。我的意思就不一样，以天下的广博，全国的人民，千头万绪，必须合乎变通，都委任各级官员商量去做。宰相负责筹划，事情妥当了，才可同意去做，怎么能日理万机呢？独断，是一个人的思虑，而且一天决定十件事，有五件不正确，正确的就相信，其它不正确的怎么办呢？日积月累，甚至一年，这样错误就太多了，不亡国还待什么时候？只有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哪个还敢为非作歹？因为传令给个司官，如若诏令颁布下去了，没有稳妥便当的条款，必须回奏，不得顺从旨意，即使施行了，务必要尽臣下的意见。"
从唐太宗的话中就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领导原理，一个无为的君学原理。
€€取舍是一门功夫
简易原理在于设官分职，互不侵犯。再说君主自有他的职责，臣有臣的职责，各守其职，各尽其能，就能达到简易了。
诸葛亮治理蜀国，什么事都亲自过问。杨容曾经劝谏他，说："作为丞相您，治理方面应有体统，上下不能侵犯。"诸葛亮没有采纳。蜀国虽然得到治理，可是自己却费心劳神而丧生。虽说责任感太重，以致于尽心努力去做，却实在不能得到最好的治理，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妙用。这也是简易政治的说明。不仅从政是这样，用人也是这样。
作为君王来说，只需要挑选大臣，提拔任用，至于下面各级基层官员的提拔与任用，应由他们处理，不宜详细过问。过问就是侵职，就不能达到简易了。而且对这样细小的事情，十件只有五件恰当，百次只有十次正确，不正确的又怎么办呢？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了领导不能逞智逞能，并提出了简易原理的实用道理。在这里简略地谈及一下领导的道理，与作为官员应做的方面。
据前史记载：有一天，元顺帝在欣赏宋徽宗的书画，称赞不已，而奎章阁学士夔夔进来说："徽宗是位多才多能的人，唯独一件事没有才能。"顺帝问什么事，他回答说："唯独不能当皇帝。他身体受侮辱，国家受破坏，都是不能当皇帝所造成的。凡是当君主的，重要的就是能当好君主，而徽宗却不是这样的。"
又有《北窗炙裸记》中周正夫说："宋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帝王。"一个做帝王的人，只要会当帝王就够了；一个做宰相的，只要会做宰相就行了。所以在史书中称仁宗为明君，而历史称丙吉为名相，就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的例子。
袁了凡在他专编的《通鉴》中阐述了宋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皇帝时说："把紧要的事作为眼前的大事，而从不顾及那些他不必要去做的事务，这就是明君所谓的无为而治。"徽宗多能，仁宗无能，徽宗不能做好君主，而缺乏才能的仁宗却能做为君主；多能的反而丧身辱国，少能的反而成为明君。
重要的一点是领导要明白：什么该取就毫不犹豫地获得，什么该舍就毫不犹豫地放弃。
€€芝麻可丢瓜不可失
孟子说："起初的条理，是智慧者的事情；最后的条理，是圣人的事情。"荀子说："圣人的语言虽千举万变，把它们统类起来，也就是个'一'了。"提纲挈领，守要不繁。只要把住大道，把住政策，把住原则，把住方针，就可尽领导的事了。
程子说："所把守的东西不能制约，就会泛滥成灾。"天玄子说："所治理的东西不能制约，就会纷乱更纷乱。"作为领导，以官员分定职位，循法度去做事。
所以有智而不必逞智，则天下人尽自己的智；有能而不必逞能，则天下人尽自己的能；有勇而不逞勇，则天下人尽自己的勇；有才而不逞才，则天下人尽自己的才。我一于天下，而不使天下一于我，这是领导用天下的方法。
天玄子说："居中所以应圆，执简所以抗繁，处易所以待变，守一所以用万。"这即是君道的简易原理。简易的要点，在于求取条理与统类的中和。
《周史》记载：太公封于齐，五个月就向周成王回报了政治概况。伯禽封于鲁，三年才回报政治概况。周公询问太公说："怎么这样快呢？"太公说："我简易了他们的君臣秩序，礼仪随从他们的风俗。"周公又关伯禽说："你怎么要这么长时间呢？"伯禽说："我改变了他们的习俗，改革了他们的礼规，三年后才成功。"周公听到伯禽的话后，说："后代的人将会到齐去服侍他的君主。政治不简不易，人民就不能亲近他，平易亲近人民，人民必然归顺他。"这是对简易政治原理的一个最好说明。
若是法令多如牛毛，禁令密如蛛网，自然搞得民不聊生。当然，简易原理要视对象而言，治国治军中的赏罚原则，却又当别论了。
€€明察秋毫
《君经》上说："治理百姓的要点，在于广泛地求索百姓反面的东西，深入观察民心，把百姓的心作为自己的心，以百姓的愿望当做自己的愿望。管理官员的要点，在于广泛地找出他们的过错，力行探出奸诈的官员，当法办的要法办，尤其要能忍心诛杀大臣显贵，杀以立威，以一儆百。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没有诛杀大臣的勇气，没有诛杀贵族的决心，就不是圣君明主治理天下之道了。"
怀仁的人安守于仁，聪明的人有利于仁，害怕有罪的人强化于仁。校对这些仁人，功绩的差异却是不同；核定他们的行仁，不得不区分开来。安守于仁的人，性情和善；有利于仁的人，是力行去做；强化于仁的人，是不得已。三人相比，安守于仁的人最上乘，强化于仁的人容易立功。以德而致于德，以刑而致于德，虽他们都致于德，以"明善而令行"来成就自己的政事，与以"禁止而令行"来成就自己的政事，虽都是为了成就政事，而后者就容易为功倍屐，所以古代管理官员、治理百姓的领导，都是以严法重刑来治理天下的。
孔子说："以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以刑法来约束他们，百姓只是求得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的心；用道德教化来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心，而且也能守规矩。"
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的法则是这样，管理官员的法则也是这样。要使人们自然不去做坏事，不欺骗领导者，就是用道治天下；要使人们不忍心做坏事，不欺骗领导，就是施用德政治天下；要使人们不敢做坏事，不敢欺骗领导，就是严刑治天下；要使人们不能做坏事，不能欺骗领导，就是以明察治天下者。
所以王朗回答魏文侯说："从前子产治理郑国，人们不能欺骗；子贱治理单父，人们不忍欺骗；西门豹治理邺县，人们不敢欺骗。这三位的才能，对于君德来说哪个好些呢？"有人回答说："君以德为主体，臣就感受于义而不忍欺骗；君主明察，臣就感觉到不能欺骗；君主用刑严厉，臣就害怕犯法而不敢欺骗。用德感义，与用德来引导义，有羞耻心并能遵守，等于是自动趋向于德。明察与怕犯罪，与导致严刑是免于无耻，都是殊途同归。好坏都在于权衡，不是空凭感觉而决定的。"以道德来教化天下，使人们自然不去作乱，不禁能自止，不赏而自劝，就是尧舜的治理方法，在历史上很少看到了。
至于用德感义，使人们不忍作乱，现在虽然勉强可行，也难有功效。如有成效，就大可以长久。要想改变做法而速见功效，就只有明察秋毫才无过失，严刑重罚而不遗漏。明察然后知道不可避免，严刑然后知道不能做。察不明白，虽有违法却不可必得，小人就容易去冒险，去存侥幸的心理；刑不重施，虽用罚还行得通，但不肖的人却喜欢去以身试法。而孔子这样的圣人，也提倡"轻罪重刑"。罪轻的人，还知道警戒后例，重罪的人必然死路一条。
€€制造意识锁链
老子在《道德经》七十五章里说："人民之所以轻身置死，是由于统治者为了奉养自己，把民脂民膏都搜刮去了，所以人民觉得死也不算什么。"老子在这章里批评了统治者的残暴，同时也说明了统治者掌握了人们通有的弱点。人类有一种通有的弱点，可以供人利用。
一位领导，治政不能离开赏罚，只是利用的恰当、合适与正确而已。然而这些条件可以造就的。就是人们所说的时势、潮流、环境，也无一不可造就。有条件就利用，无条件就创造利用。总的说来，你有某种意图或某种需要，即使是一种大理想，也要在人们行动之前，必须先将这种大理想灌注到人们的思想中去，使它成为人们思想上的需要，然后再循序渐进。这就是利用成功的一点，也是紧要的一点。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统治历史，可以说是儒外法内，或者是法外儒内，而再参与道家精神的历史。
每一位特殊的具有统治天才的人物，他们都懂得"及则生弊，生弊则反"的道理，他们更懂得时代已走到循环周期的焦点上。于是儒、法、道三家的治术，便循环交替着使用在当代人类的弱点上。他们利用共同点——有利自己的弱点。为了使自己成功，必须进行战争，以及这种或那种的行动时，就早已为人们设立了一些这种或那种行动，并不是我自己所需要的，而是为全民族所需要的各种理论，使人们相信以后的行动、战争、牺牲等等，全都是为自己而不是他人。
普通的领导都是利用原有的东西作为锁链。在他们利用人们所造的锁链时，应该考虑到什么人可以利用。世间有许多人是自愿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不必你示意，便会有灵犀一点通，为你精心构造出锁链来。正如商家不需要顾客告诉他我需要什么，便自动地为顾客置办合意的、需要的东西，这就是不利用的利用。沿袭前人的统治专利品，与被人们所否认，所打死的前人统治专利品，复辟到人们的思想之中，这就是"利用死人"的原理。
每一位领导都会运用一些切实可行的东西。再就是利用自己雇用的、专门培养的一帮人到人民中去，做自己的代言人，把自己的政策、方针、计划，灌输到人们头脑中去，使他们认为是属于自己的，从而提供给领导们早已预备的东西，放到他的面前，而他就反以服从民意的姿态接受这些礼物。
再就是更大胆地、公开地制造好锁链，要求人民承受，甚至不管你承受不承受，只要公布，便要执行。这是高明领导运用的上乘谋略，是每一位有雄心的事业家都必须学习的策略。
€€预见就是谋略
决定千百年的大计，以巩固国家，使它安如磐石，就不仅是普通、庸俗人的见解与做法了。至于就事论事，就理论理，就事行事，就理从理，能计划得正确，处理得妥当，也不失为当代的有见识、有作为的人才，只能说不是圣贤的人才而已。
深事深谋，浅事浅谋，大事大谋，小事小谋，远事远谋，近事近谋，都必须具备深远高明的见识与策略。计谋贵在高人一等，策略贵在远人一着。能看到人们不能看到的，谋略人们所不能想到的，思虑人们不能思虑的，推算人们所不能推算到的，这才是远谋大略。
萧何入关后，尽量收取秦国版图；刘邦入关，首先除去秦代的苛政，仅凭约法三章，作为治理的依据。这就是深谋远略的运用。深谋远略的要领，在于能看到后来的预兆，胜于无形；防止于没有发生前面，制敌于无为。
《孙子·谋攻篇》中说："用兵的上策是用智谋取胜，其次是运用外交方法取胜，再次是打败敌人的军队，下策才是攻破敌人的城邑。"谋略再求深远高明的话，不是世人所做得到的，只有非常特殊的人才，才有制胜的上上谋略。
刘子说："凡是做大事的人，谋略定好了才行动。古代重视深谋远虑，所以胜算没有失策，一发动必然成功。"
天玄子说："国家大计，务求见识深远，规模宏大，切忌卑近而拘小。就事计事，就事理事，因事策划，因事立功的人，都是拘于谨慎的人，并不是远略的人才。有远略的才能，就经常能计算事情的未来，理事在无形之中，决策于看不到的方面，立功于不知之中。如果天下人都能看到知道的，就不是上等的谋略，上等的人才了。"
为国为政，图谋远略大计的人，必然有高瞻远瞩的见识，有不可预料的准备。为国家策划宏谋远略，主要在于明白"因革损益"的方法、"杜害防弊"的策略。
凡是策划谋略，就要以利害得失作为度量的准绳。在这里就需知道什么事有利必有害、有得必有失的道理，不能只看到利而看不到害，只看到得而看不到失。所以，在"因革损益"的时候，必须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从而有"圆通周备"的措施。力求做到"杜害防弊"，才能说达到了至善至美至尽。不然，就会顾此失彼，难以达到目的了。
计谋防备前人的失误，而我没有失误；计谋防备前人的失败，而我没有失败。这里面的奥妙，只有大智大谋的人，才能渗透。
所以秦国能强霸于诸侯各国，而能革新换旧，汉帝却失败于这招。武宣以后稍做剖析，王莽却借这个机会篡权夺国。汉武帝惩哀平王作为防备于彼，而魏却失败于此。晋整治魏作为防备于彼，而唐太宗却失败于此。宋整治五代方镇，作为防备于彼，而元却失败于此。
各有所整治，而各又有所败。因革损益而作为防备，备于适当的备，而忘它的所不防，所以终究失败于所不防，也就是失败于所说的利与得。
如果不知道害存在于利之中，失存在于得之内，这就像老子所说的"福中隐藏着祸，祸中潜伏着福"的辩证道理一样。如果能在远略大计制定、施行之后，执守的人与继承的人，都是随时做到因革损益，随时做到杜害防弊，自然能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新境界。新就没有弊端。所以在日新的境界里，永远没有弊端，永远没有失败。
€€威是左手，信是右手
为国为政的领导，对左右以及官员的态度，不能违背"宽猛兼施，恩威并用，综核名实，信赏必罚"这个原则。对于事业与功绩，着重在严责任，勤考核。严责任就能防范奸伪，勤考核就能求取实功，当赏当罚，也就是陆宣公所说的考核实对的原则。
李斯说："君主能明白申韩的方法，修整商鞅的革新方法，做臣子的自然没有邪恶，臣子没有邪恶天下就安定，天下安定君主就有尊严，君主有尊严责任就能落实。责任实行了，就有所得，这样国家就能富强。所以责任的实行，有所想便有所得。君臣百姓，按部就班，丰乐无比，谁敢有非分之想！这就是明白君臣的方法。"
人们常说慈母养败子，严门无格虏，弱君有叛臣，严师无歹徒。人们都是欺弱畏强，侮柔怕刚，无不好逸恶劳，好私损公，趋利避害。李斯又说："罪轻而责深，何况有重罪呢？"因此韩非子说："寻常的布匹，庸愚的人也不会放弃，为了百镒黄金，柳下惠也不会去获取。不是庸愚的人利心重，很平常的利益盗贼们会忍受这种浅小的欲望；也不是以盗跖的行径，而轻视百镒的重金。要获取必随时受刑罚，所以盗跖不获取百镒黄金。如果罚不实行，庸人也会放弃寻常的布匹了。所以城高五丈，楼季就不轻犯……而明主圣主，所以能长久地处于尊位，掌握着巨大势力，独自利用天下的利益，没有别的道理，就是能独断，审督实，必深罚，所以天下人不敢违犯。"
因此，百姓爱戴严肃有作为的领导，胜过懦弱无能的领导千百倍，从古到今，领导统治官员、百姓，没有比严肃更合适的原则。所以对下属宁可过严不可过宽，宁可过威不可过恩，宁可重事，不可重名，宁可深罚不可厚赏，宁可督责过严、考核过勤，不可让法纪有半点废弛。
所说的严肃，是指在法内的严肃，而不是严肃于法外，是以严肃对待官员，防止他们作奸犯科，残害百姓，而不是用严肃来对待百姓。
对于领导来说，威与信，就像鸟儿的两个翅膀，缺少一个，就不能在天空中翱翔。
作为领导，不端庄就不威，不严肃就不威，不庄重就不威，不好学就不威。
威有外在的威，内在的威，都能以修养可达到。如威严、威武、威望，这是外在的威。如神威、德威、天威，这是内在的威。外威使人害怕，内威使人敬仰。这都要养成一种风姿，养成一种气象。就像梁武帝萧衍，孝慈恭俭，博学善文，端重庄严，神采飞扬。大度优雅，气量高古。
侯景从河南来投降，容纳他，魏国来求成，又同意了。侯景怀疑后再反叛，攻陷台城，邵陵王纶奔会稽，柳仲礼反叛降景，侯景废萧正德为大司马。梁帝听说城已陷落，安稳地坐在那里，感叹地说："自我得到的，自我失去，还有什么怨恨？"一会儿侯景在大极东堂来见，以五百武装兵士护卫而来，梁帝神色不变，侯景低头站在殿下，不敢抬头看他，汗流满面。退回去后对王僧说："我曾跨鞍对阵，箭刀交锋，而意气安然，从没有恐惧心理，现在见到萧公，使人自然害怕，难道是天威难犯吗？我不敢再见到他了。"这里就能看到一个人的内在威信。
太阳照射在井中，就不能照十步远；眼睛看在脚下，就不能看远。位不居，名不正，威不立，权就无从发挥。
治理天下要坚持八项：一叫厚生，二叫蓄民，三叫威信，四叫仁义，五叫法令，六叫无私，七叫任贤，八叫广用。而威信的树立，仅次于厚生蓄民。
舜到陶渔，不能利于一巷。等到他君临天下，则南北的少数民族都受到他的恩泽。
孔子到处周游列国，不能避开陈蔡受困。待到他在鲁国作官时，就毁坏三都，杀了少正卯，三个月鲁国就达到大治了。这是什么原因？
正名就能立威，审视就能立法，严令就能立信，显贵就能立势。名不正则威不立，威不立则法不行，法不行则令不信，令不信则势不成。把猛虎关在栅栏内，就与狗羊同势了。立寸木在昆仑，就能与万山争高下了。
€€用心去“磁化”别人
子贡问怎样做一个君子。孔子说："对于你要说的话，先实行了，再说出来，这样就是一个君子。"大凡事情的成功，都是自我而成，不是他人来成就的，也不是时代成就的，更不是上天成就的。大凡事情的失败，都是自我败亡的，不是他人败亡的，也不是时代败亡的，更不是天所败亡的。这是中庸的最大主旨，也是教育人以立己、立人、立德、立业、立天下的大道。而这些根本要旨全在于人们修身而已，靠修身而养成顶天立地继往开来的伟大人格罢了。
修身的根本在于心正，心正的根本在于诚意，诚意的根本又来源于致知，致知的根本又在于格物。不能格物就容易被物所蒙蔽，就容易受外物的诱惑，受到外物的蒙蔽和诱惑，就不能真知，不能得到真知，就不能有诚意，没有诚意，就不能做到心正，不能做到心正，则形体的修养，嘴里所说的，行为所要做的，心里所想的，意念所行动的，全都是虚伪假意而不能达到至善。虚伪就是败事的初端，失人的媒介。得人的人昌盛，失人的人败亡。失人而能成事的人，从来没有过。因此，孔子在回答鲁哀公问政时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用仁来修养自己就能成就自己，以仁来推及他人就能成就他人，以仁来推及万物就能成就万物，仁能广极天下就能成就天下。成就于人就能得到人，成就万物就能得到万物，成就天下就能得到天下。成就事业在于人，得人少的成事小，得人多的成事大。
所以得国取国，得天下取天下，如果以人们为铁屑，而伟人的修养就是磁石，磁力越大吸引的铁就越多，地球的磁力最大，就能吸引万物而不使他们离去，太阳的吸力更大，就能吸引无数个大小星球围绕它转动而不离去。宇宙中有这两种相对立的力，即吸引力和离心力。离心力大则万物散去地球毁灭，吸引力大则万物归附，而天地形成。人们的事功同样受这个规律支配。
天看着我百姓也看着我，天听着我百姓也听着我，百姓有过错，在于我一人，现在我必须到那里去。所以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善养老扶幼，而归隐到首阳山那儿去。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他的兴趣，不在于孟津之会，而领导者得人的最高道术，只要行仁就可以了。以仁存心而不失去则圣，以仁待天下而不违背则王。内圣外王的道理，尽在如此。
天下的百姓没有边境界线，国家不能以山川的险要而固守，威震天下不以军队为利害。合乎正义的就能得到多数人的帮助，非正义的帮助的人就很少。得到帮助的人很少，亲属朋友都会背离他；得到帮助的人很多，天下的人都会归附他。以天下都归附的力量去攻击亲属、朋友都背离的人，必然是取胜。所以有道德的国君没有好战观念，但是打起仗来则又能获得胜利。
从前舜辅佐尧，长达二十八年之久，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是天意。尧帝死后，三年的守丧期结束了，舜为了要让位于尧的儿子丹朱，逃到南河的南面去了。天下来朝见天子的，不到丹朱那里却到舜这儿，打官司的人不去找丹朱却找舜，歌功颂德的人，不歌颂丹朱却歌颂舜。……舜把禹荐举给上天，十七年后，舜死了，三年守丧期结束，禹为了避让舜的儿子逃到了阳城。天下人都跟着禹，就像尧死后百姓不跟着尧的儿子却跟着舜一样。禹把伯益推荐给上天，七年后，禹死了。三年守丧期结束，伯益躲到箕山的北面，让位给禹的儿子启。去朝见、去打官司的人，不去伯益那儿却到启那里，并说："启是我们君主的儿子。"歌功颂德的人不歌颂伯益而歌颂启。这种向心力，也就是精神力的且织。
不借助"形式组织"中的纪纲、法令、刑赏，百姓却自然归服，这没有其他的东西，在于他们有崇高无比的道德修养。所以舜居住的地方一年就人员成聚，两年就建成城镇，三年就变成京都。大禹治水，亲自操持工具，九年疏通天下的河流，腿上的汗毛都没有了，沐风淋雨，餐风饮露。
《尚书·汤诰篇》葛伯无道，并仇视送他食物的汤王，所以汤王征伐葛伯，征伐东边时西边的人埋怨，征伐南边时北边的人埋怨。都说："怎么把我们放在后面呢？"待到征伐他们的国家时，举家欢庆。并说："虽然把我放在后面，总算解放了我们"，人民就是这样的拥戴商汤王。你有大善，我不敢隐瞒什么，有罪也亲躬，不敢期望赦免，唯有减轻上帝对我的惩罚之心。万方有罪过，也在于我一人，我一人有罪过，就能罪责万方了。由此可见商汤的兴起，不在于鼓吹自己。
史书中载道：西伯走到野外，看到枯骨，命人掩埋它。随同的官员说："这是没有主人的枯骨"西伯说："拥有天下的人，是天下的主人，拥有一国的人，是一国的主人。如今我就是它的主人。"天下人听说这事后都说："文王的恩泽施及枯骨，何况对于人呢？"
€€一碗水要端平
以公服人，以平服人，这是处世服人的一个要点。公心对人，平心对事。为人处事，最好是天平轻重，以求公平二字，则人们没有不服从的。不能以公为私，以私害公，这两点最好是铭记在心。
历史记载："范文忠公身为谏臣，赵清献公作为御史，因辩论事情意见相佐而互有隔膜。王荆公几次诋毁范公，并且说：'陛下问赵舠，就知道他的为人。'后来有一天，神宗问清献公赵舠，赵舠回答说：'忠臣。'皇上说：'你怎么知道他是忠臣呢？'赵舠回答说：'嘉佑初期，神宗违豫，他请立皇鄙，以安定国家，难道这不是忠吗？'退出后，王荆公问赵舠说：'你不是与范仲淹有仇隙吗？'赵舠说：'我不敢以私害公。'"不敢以私害公，说起来容易，做到就难了。既不敢以私害公，自然也不敢以公为私。从那以后，有几个人能及他？不但范文忠公佩服他，神宗也佩服，王荆公也不得不服。
不以公为私，就在于廉而不贪。这不但要观察他的从前，尤其要观察他的后来。顾亭林在《日知录》中说："季文子死时，以大夫礼节入敛，以他用过的家用器具陪葬。没有锦衣的妾婢，没有吃粮食的马，没有家藏的金银，没有贵重家私。君子这就知道季文子是忠于王室了。辅佐三代君主，而没有家私积蓄，难道说不忠吗？"诸葛亮呈表给后主刘禅说："我家在成都有八百棵桑树，薄田十五顷，子孙的穿吃二事，全靠自家，我觉得宽裕有余。至于我在外面，没有别的调度，只有随身衣物，食用之类，全都仰仗官府，不另索取，以长尺寸。我死的时候，不要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辜负陛下。"到诸葛亮死的时候，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廉洁，不过是人臣的一节，而左氏称他为忠。诸葛亮是以无为自负的人而已。读过诸葛亮的表言，可以看出他的操守，他的志趣，他的肝胆，他的赤诚之心，无不字字见血，句句心长，可以与日月同辉。读了他的表言的人，而不被他感化，必然是禽兽一类。
想征服人、征服天下与后世，不仅以贪赃枉法、受贿自富作为大戒，人情馈赠，也宜当免除。
王朗川的《言行汇纂》记载："云南大理府出产石屏，管理这个地方的官员，每个都是劳民伤财，车船载着去馈赠于人。有个帮主独自寓意于送行诗说：'相思莫遣石屏赠，留刻南中德政碑。'又有河南土产特种蘑菇线香，旅游的人，都拿取以馈赠于人。当萧愍公巡察这个地方时，他一点都不取。当时有人作诗说：'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这虽然是小事，然而从里可以看出为人的高风亮节。小节立，大节也就自然可立。取财之道很多，要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以做官而发财，终究会有凄凉之日。作为一身之计，就不必为财；为了子孙之计，就不必留财。财多，必然累己、害己。还不如清廉自守，留个好名声，留个好榜样给子孙后代。
€€在行为中注入感情
能够征服他人，并获取他人信任，就能成为一位好领导。而能够让他人动心的，只有他人本身的利害而已。要想掌管人作为己用，无论是大用还是小用，总要站在对方的利害观点上，为他人着想，不为自己着想，这是一条铁定不移的大原则。那么请看一看秦朝大将章邯受陈余所说，反叛秦朝的历史实事。
历史记载：项羽率领诸侯大军进攻秦朝，秦朝大将章邯的军队驻扎在棘原，项羽的军队驻扎在漳南，相持而立，还没有拉开战幕。陈余派人送信给章邯说："白起作为秦国大将，南面征伐楚国，北边驯服了马服，攻城占地，不知多少，难以计算，而得到的是赐死之下场。蒙括作为秦国大将，北边驱逐胡人，开辟榆中地区几千里，竟然在阳周被杀。为什么有如此结果呢？功劳太大，秦朝就不能封赏，就要用刑法诛杀功臣。现在你为秦国大将，有三年了，所逃亡的人有十万之多，而诸侯并起，生事太多。你们的赵高历来欢喜谄谀，时间长了就不行，现在是事情急迫，也难免秦二世不杀你，所以总会想出办法来杀你而推卸责任，让人来取代你以推脱祸害（即历史所说的借人头的策略）。将军你住在外面，日子长久，朝内的仇隙多，有功也要杀你，无功也要杀你（这就是书信中的精要之处）。而且上天要灭亡秦国，不聪明的人都知道这点，现在你是内不能直谏，外成为亡国将领。孤苦独立，难道不觉得悲哀吗？将军你怎么不罢兵，同诸侯共同约定攻打秦国，共分土地，各自称王呢？这不比身受诛杀，妻儿受斩要强得多吗？"
章邯接到这封信后，便与项羽在洹水南面殷墟地方缔结盟约。
我们知道，人是感情动物，人的一切行为动力都受感情支配。而获取人们感情的唯一方法，就在于你的表示与了解，在于你尊敬他、器重他、同情他、帮助他、爱护他等各方面的表现。
你如果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使人们认为你是伟大、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还不如降低自己的身份，放下自己的架子，使他们认为你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人，是他们的真诚朋友，而实际上你是他们的领袖。这样发展下去，在无形之中他们就抬高了你的身份地位，使人们的心目之中保存着这种观念、看法，于是，你便提起人们的自尊心，去获取对你的热烈拥护与衷心的爱戴。这样，人们不仅会心悦诚服地拥护你、爱戴你，甚至于心甘情愿地为你赴汤蹈火，为你效忠效力，心甘情愿献上自己的生命。但是，你作为一个领导，如果唯我独尊，狂妄自大，就永远难以赢得人们真诚的拥护与爱戴。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王侯不能保持天下首领的地位，恐怕就要倾覆。所以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因此王侯们自称为'孤'、'寡'、'不谷'，这不就是以贱为根本吗？人们最讨厌的，就是'孤'、'寡'、'不谷'，但王侯们却用来称呼自己。所以一切事物，如果减损它反而得到增加，增加它反而得到减损。"《曲礼》中也说："礼就是要自卑而尊敬他人，虽然是贩夫走卒，也必须尊敬他，何况高贵的人呢？"
因此，作为领导阶层来说，就是要能恰当地抑制自己，显扬他人。显扬他人实际上就是抬高了自己。骄傲固然足以毁灭自己的事业，而唯我独尊、狂妄自大、放纵无礼，同样足以毁害自己的事业。
真正大者不显示大，真正高贵者不炫耀高贵。所以老子说："江海所以能够成为河流百川所汇聚的地方，乃是由于它善于处在低下的地方，因此能够成为百川之王。因此，圣人要领导人民，必须用言辞对人民表示谦下；要想领导人民，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们的后面。所以，有道的圣人，虽然地位处在人民之上，而人民并不感到沉重；处在人民的前面，而人民并不感到难堪。"作为一位领导，要想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就要处高而不故意显示高，处大而不故意显示大。
€€把心的位置摆正
世间最可怕的事，就是不公平，不平则鸣。无论严治还是宽治，都需要以公平服人，不公平就难以服人。
张南轩说："从政就需要公平心，这个心不公平，就是好事也会办成错事。例如扶弱抑强，本来是办了好事，往往会因好事办成错事。就像明镜似的，漂亮自漂亮，丑恶自丑恶，何须我来多此一举。如果先以这个人为丑恶，就轻视这个人，则无往而不丑恶的。"
要平他人的心，尤其要平他人的气，平他的情。人心之所以难平，就在于气的干扰，情的牵挂。诸葛亮有句名言说："我的心就像一杆秤，不为他人作轻重。"他自己一生的功业，全都体现着公平二字。不能做到公平二字，就无以取得人心而达到大治。
我们做人，不只要有道德，处世更要有道德。道德最好的表现形式，即是公平待人。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论诸葛亮说："诸葛亮作为相国，安抚百姓，以示仪轨，约制官制，从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只要是尽忠尽力的人，就是疏远的人也必奖赏；只要是犯法怠慢的人，虽是亲近也要惩罚。服罪输情的人，认罪有悔改之意的人，从轻处理。死不改悔，游辞巧辩的人，虽轻重罚。善没有成绩不赏，恶没有坏果不贬。事情的精炼，物理的根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在全国以内，既威严，又赋有爱心。刑罚政治虽严峻，却没有怨恨的人，这就是用他用心公平正直而劝戒的成绩。诸葛亮可以说是治世的良才，与前人管仲、萧何在伯仲之间。"
€€山不转路转
根据《唐史》记载：从刘武周那里投降过来的将领大多数叛逃回去，人们都怀疑尉迟敬德，把仇逮捕，囚禁在军中。
屈突通过殷开山对李世民说："尉迟敬德骁勇无比，现在既然囚禁了他，必然会生怨恨，留下他恐怕有后患，不如就地把他杀了。"
李世民说："敬德如果想叛变而逃，早就走了，为什么还等到现在呢？"于是命令赶快释放尉迟敬德，并把他引进自己的室内，赏赐了许多黄金，说道："请你用大丈夫的意气来对待事情，不要为这些小的嫌疑而介意，我永远都不相信诬陷你的话，你应该体谅。你定要离去的话，这些金银可以资助你，表示我们共事一时的情谊。"
有一次，李世民仅带五百兵丁察看阵地，王世充带领一万多人，突然把他团团围住。单雄信引槊直挑李世民，尉迟敬德跃马大呼："勿伤我主！"横鞭直打，单雄信落马而逃，屈突领大兵赶到，王世充大败，仅仅免脱死运。
李世民便对尉迟敬德说："你怎么相报得这样快呢？"这是江湖上英雄惜英雄的大气度、大手段。既释放他这个囚犯，再引进自己的房内，并且以金相赠，去任自由，不是唐太宗，其它人能做到吗？
又有历史记载：桂阳王刘休范在九江举兵造反，萧道成暗地消灭了他，而叛军还不知道，准备开往前线。这时，宫中传言，休范已在新亭，众士卒惶恐不惑，诣帖里投名的人已有千数，但等到的却是萧道成。
萧道成随即把诣帖撕毁烧掉，登上城墙说："刘休范父子已杀了，死尸在南冈下，我就是萧平南，诣帖里的名字，都已经烧毁了，大家不要害怕！"叛军都感到惭愧而服从他。随即得到的诣帖，马上就撕烂烧掉，这要有何等的雅量。不穷加追究，不株连大众，不害怕他们以后反变，并且烧毁灭迹，以表示恩德的诚意，这又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吗？！
《宋史》记载：孔守正与王荣陪同宋太宗吃宴席，二人都醺醺大醉，在太宗面前大肆争论，第二天，孔、王二人都来请罪。太宗说："我也大醉了，不必治罪。"这虽是小事，然而以当时来说，追究责任难使臣下诚服，不追究责任又失君上的威严，只有不同意法官治罪，再以我也大醉的话搪塞，就安定了人心。这样既宽大又洒脱，小恩小德行使在君臣之间，就多了一分人情味。
唐明宗时期，有个和尚漫游西域回来，得到一颗佛牙，于是献给明宗，明宗拿出来给大家看。学士赵凤进言道："世间传说佛牙水火不能伤害，请验真假。"随着举起斧头砍下，佛牙应声而碎，明宗也不加追究责任。
这看来是一件小事，当时，若以君主的尊严来说，是不容许有这样的事发生，就是以现代的民主制度而言，上下的传说，没有根据，也不能有这样的事。这正说明君主掌管人的态度，不仅大处要宽大，小处也要宽容。在宽大之中，没有恩德正所以有恩德，没有权术正所以有权术。
只有宽恕包容，才会尺寸分明。许鲁斋说："人要宽厚包容，又要分限严紧。分限不严，事情就不能立，人就会受到侮辱。魏公素来宽厚，处理事情，大义凛然，有不可侵犯的样子，所以成为当代的名臣。现在宽厚的人能找到，威严的人，就少有宽容，对于事业来说，都有弊害。"
€€为鞭打你的人奋斗
太公对文王说："大度盖天下，然后能包容天下；信用盖天下，然后能约束天下；仁德盖天下，然后能收服天下；恩泽盖天下，然后能保有天下；权势盖天下，然后能不失天下。遇事当机立断，则天运不能改变，时代不能变迁。"他认为"具备了这六条，然后才能治理天下从事政治了。"而这六条之中，包容天下又居首位，它可以作为一个大领导人物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甘地是二十世纪东方的著名领袖，他的政治基础建立在宗教之上。英雄式的忍耐性，使他的精神注入了每一位印度人的灵魂之中，而使大英帝国武力式的压迫主义束手无策。无限的忍耐与无限的爱心，表现在他的牺牲精神之上，于是给以后的革命运动起到一定的基本动力作用，他是个唯一纯粹的精神运动的领袖。在他的政治工作与革命工作中，找不出任何以权谋私的痕迹。总是以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对待工作，藉此感召信徒、感服敌人。他的态度永远是仁慈和虔诚的，心性永远是圆容、宽恕的，即使对待敌人也是这样。我们略举一两件小事，便会使人们得到引证。
1907年，甘地因为自己所采取的主张，不能使一部分激进分子满意，甚至整个计划都受到怀疑，同时，政府又用尽全部权力迫使他软弱、顺从。有一天，甘地受到一群人用暴力施以狠毒的攻击与鞭打，直到以为他死去才放手离开。以后，又被捕下狱、叛徒刑以及罚做苦役。在这样非常的时期，他还是以无比的大度，最大的包容与宽恕暂时的、永久的敌人，继续为鞭打他的人奋斗，继续走自己既定的道路。在甘地与泰戈尔不和睦，有微小的裂痕时，他不想做任何文字上、口头上的争论与辩解。在他的好友中，有向他述说泰戈尔私下说的话，用来加重两人之间的成见。他经常是想办法打断他们的言辞，甚至毫不客气地命令他们不要说，不仅不说泰戈尔的坏话，反而声明自己应该怎样感谢泰戈尔，怎样辜负了泰戈尔。这样才是最能赢得人的秘诀。
杨继盛在告诉自己儿子的书信中说："宁可让人，不要使人让我；宁可容人，不要让人容我；宁可吃人家的亏，不要让人家吃我的亏；宁可受人们的气，不要让人们受我的气。人们有恩于我，就要终生不忘；人们有怨于我，就要及时丢掉。看到人们的好处，就对人称赞不已；听到人们的坏处，绝对不告诉别人。有人向你说某个人对你要感恩报答，就说他有恩于我，我无恩于他，这样就使感恩的人感受更深。有人对你说某人恼恨你毁谤你，就说他平常与我最相好，怎么会有恼恨我毁谤我的道理？这样，就使恼恨我毁谤我的人听到后，他的怨恨就自然化解了。"这简直是一个做圣人的原则。人能做到这样，天下怎能不美好？人们怎么会不和平共处？
黄石公说："小怨不放弃，大怨必然会产生。"他又说："念旧恶而放弃新功的人必然无好结果。"所以，成就天下大事的人，必然有容人的度量。只要他有才能，就是仇人也任用；只要他有功德，就是有怨恨也奖赏。张子房劝汉高祖加封雍齿，如果不能放弃这些小怨，恐怕会招到臣属们的大怨与谋乱，如此则得不偿失了。郑国公魏征，这样劝谏唐太宗，只要他人有才能，就不能计较他从前的过失，可谓至理。
€€容人大丈夫
曾有人说：天下没有全才，也没有废才；天下没有不犯过错的人，也没有一无是处的人。人才要量才而取，并能取长补短，这才是容人、用人的准则。
拿破仑在这一点上深得要领。凡是他需要用的人才，都尽力设法招揽，即使在敌方的阵营中，也要想方设法使他跳到自己的阵营来。有几位仇恨他的军官，也是拿破仑最为看重的将领，他想办法轮流调用，如圣西尔、利科布、马克多奈尔。布里恩曾经评论拿破仑的"用人不为私人的愤怒仇怨而牺牲其政策的需要"这句话，可以说是拿破仑深谙事业成功秘诀的要领。
陆宣公在他的《奏议》中说："史书中叙说项羽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时说：'对于有功的人无所设立，对于有过的人无所遗漏。'管仲论鲍叔牙之所以不能挑相国的重担，就在于'听到他人的过错，终身不忘记'。"又说："驱驾扰驯，仅在于驭手的本领。早上还是称凶逆，晚上就可以称忠纯；开始做贼寇，最终做卿相。知道陈平没有好形迹，也不舍弃，忿怒韩信自封王就封王，蒯通以理论获赦免，雍齿以积恨先受赏。这是高祖之所以成就帝业的方面。放弃射钩之罪而任用他的才能，放弃斩首的怨恨以免于难，这是齐桓公之所以称霸立业的方面。然而就当事者而言，虽有罪恶也不得不宽容。根据情况的适宜，虽是大仇敌也不得不任用。"
这段宏论评论的是领导人物应该处世大度的至言。
"大丈夫应当容人，不要被人所容。"***先生的气度也是宏大的。常人只知道他人的见解与行为是错误的、偏狭的、幼稚的，而不知道自己也会采取同样的态度，几乎与别人同出一辙。
民国七年，***重游欧洲，兴中会准备在柏林开会，同志王发科受到一个满洲学生的警告、恫吓，说要报告政府，取消他的官费，甚至有生命的危险。王发科窘迫不堪，来到巴黎避风头。在他征得新加盟同志温芗铭的同意下，待***外出后，来到他房间里盗取加盟的名单，跑到驻法国大使馆哭着告密，以此作为自首的礼物。王发科哪里知道当时的大使孙宝奇，瞧不起他的行为，又害怕发生驻伦敦大使馆同样的笑话，便呵斥他赶快交回名单，不然先撤销他的官费。王、温惊惶失措，狼狈地奔回旅馆，向***痛哭流涕，说出了盗取名单的事。***没有半点责备之词，反而好好地安慰他。***先生正是以这样的宽宏大量，成就了非常的事业。
€€学会与环境共容
干大事业的人，必须顺天应民，因时利势。也就是说，你必须懂得运用环境的力量，运用时代的力量，运用人民的力量，运用信仰的力量，运用天下趋势中的整个力量。
妥善运用，因势利导，便能收到因势为势、因力为力、因功为功的效应。顺应环境，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时势，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任何一位事业家必须遵循的大根本。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首先得承认另一个原则中的原则，它就是：我们最好是利用环境去顺应环境，不因环境而失去自己的本性与目的，做到因环境而同化。环境中一切所表现的力量总和就是势力。
古人说："虽然有智慧，还不如乘势；虽然有锄头，还不如等待农时。"又说："谋取天下的人，必须能审度天下的大势。"历代兵家将领，没有不重视这个大根本的。这里把它们加以分析，就能明显看出来。例如宗教信仰的力量，思想精神的力量，风俗习惯的力量，语言文字、血统关系等各方面的力量，这些多种方面的力量，都能善于运用，灵活掌握，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违逆而抛弃这些力量，背道而驰，必然是事倍功半，甚至一事无成。
作为领导，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顺应环境，即使为了大体上的局面和处境，投入他人门下，就能满足他人的需要，而能借此机会赢得他们的爱戴与帮助。这也是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用来掌管人才、把握时机、把握世道、成就功业的一大方法。
成吉思汗之所以能纵横欧亚两大洲，固然决定于他的优良军事谋略，决定于他军队的强悍、骁勇，还有被人们所忽视的一大要素，就是他所到之处，对待各个宗派、宗教，都能一视同仁。他对待敌方虽残忍，但是他对待任何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宗教等方面，都表示尊重，并借此获得他们的同情，甚至大力的帮助。这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一点。
成吉思汗的后裔帖木儿的后人巴卑尔，正好继承、发扬了这方面的传统，他的孙子亚格伯继位后更加光大了。巴卑尔被迫带着残兵败将到印度建立王国，称为印度斯坦皇帝。他对待印度的宗教、风俗、习惯，极为敬重，不敢存稍微的歧视心。待他的孙子亚格伯继位后，便征服了整个印度。虽然知道亚格伯的人不多，然而以他的事业、功绩、权力，确实可以与秦始皇、汉高祖，或外国的查理大帝、君士坦丁大帝相媲美。他在印度苦心经营、艰辛缔造的丰功伟绩，至今犹存，在人类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他在那个时代，不愧为一个深谋远虑、博学多才的贤明圣主，充分体现了政治家的魄力。他对待各派的宗教，全都给予尊重，没有征服者、为人君的姿态，从来不强人所难，反而谦躬下士。他曾经说过："我自己还需要他人指引前进，怎么敢妄称领导人？"他用人不管是回族人、蒙族人、王种、雅利安人、印度人还是达罗毗茶人，也不管他的贵贱身份。所以他能得到异国民族、人民的忠心拥护。
€€小处不可随便
老子说："大生于小，多起于少。处理问题要从容易的地方着手，实现愿望要从细微的地方入手。天下的难事，一定要从简易的地方做起；天下的大事，一定要从细微的部分开始。做事情，要在它尚未发生以前就处理妥当；治理国政，要在祸乱没有产生以前就早做准备。合抱的大树，生长于细小的萌芽；九层的高台，起筑于每一堆泥土；千里的远行，是从脚下第一步开始走出来的。有所作为的将会招致失败，有所执著的将会遭受损失。因此，有'道'的圣人始终不贪图大贡献，所以能做成大事。"
老子又说："用无为的态度去有所作为，以不滋事的方法去处理事物。"用这些哲学基本观念，以接近于微小的实用。因此事业成败的机会，常常潜伏在这个接近于微小之中。
所以从古到今的圣贤哲士，以及伟大的事业家们，在运用谋略时，没有不谨慎于这个机微隐伏的机会的。
天玄子说："用机的要领，首先在于能明白这个机会。明白了机会就能乘住机会，乘住机会就能制服这个机会。"
《易经·系辞篇》中说："易就是动的微象，吉与凶的先见之明。君子见机而作，从不等待。"
孔子说："明白机会的神妙作用吗？"鬼谷子说："既想捭的周全，又想阖的细密，然而周密的实处又在于慎微。"又说："见到事物的一点苗头，就能知道它的发展趋向或问题的实质。"
天玄子说："圣人知机，愚人不见机；圣人用机，愚人不用机。就像对待事物的利害得失，就像彰昭明显，天下人都看得见，才能乘着机会去做，这样就制服机会从而能成功于事，这就不贱于圣贤哲士了！圣人哲士的做法，在于能见微知著，在于能谋求于无形之中，在于能成就于无迹之处。所以说，善于用机的人，常先知如神。"这就是"用机原理"的名分。所以这在事业上与人有恒心，能专心一志同样具有重要性，并且可以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历史上没能成为领袖的人物，就是忽视了这重要的一点。姜太公曾经对周文王说："涓涓流水不堵塞，将来有成为江河的可能。星星火炬不扑灭，就会燃烧成熊熊烈焰。大树两边的障叶不除去，怎么好用斧子去砍伐呢？"管仲说："防备在祸患没有发生之前。"这都是古代圣贤在成事、立业、治国及治天下时，不得不慎戒机微的原则指示。
产生事件，靠机的形势，立事的方面是微的积蓄。所以《易经·系辞篇》中说："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弱。"
周文王经常小心翼翼，成王每天夜晚敬止，孔子常常戒慎、恐慎。诸葛亮一生的事业，都在于谨慎行事。事不分大小，物不分巨细，都在于谨慎之机，所以一生少有失败。因此我们对待事情，不论大小都不能疏忽，不能小祸不见、小善小施、小恶不除。
可曾想过山岳虽高，也是一个又一个土块、一个又一个石块堆积而成的。江河虽大，也是涓涓细流积聚而成的。孔子曾经评论商汤王、周武王的兴旺，"不是行一善而称王的"；夏桀、殷纣的惨败，也"不是做一恶而灭亡的"。
€€语言是祸乱的阶梯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事与事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也越来越微妙复杂，科学越进步，攻防的法门也就越趋向神奇玄妙。
凡是重大事情的策划之际，它的秘密性就更加重要。战略与政策谋略获胜的秘诀，全在于乘敌人不防备时出奇制胜。而出奇制胜的法宝，一在于计策的周全详备，二在于严守机密。所以《易经·节爻》中说："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古代兵书云："谋政谋兵，谋敌谋友，谋战谋和，谋进谋退，都要以近于神秘为上策。守住了这个秘密，使敌人不知道；运用了秘计，使敌人不能测定，这就是谋略学中的神秘原理。"
孔子说："祸乱产生的原因，就是以语言作为阶梯，做君主的不慎密就会失去大臣，做大臣的不能保守机密就会丧身，重大的事情不能保守机密就难以成功，所以君子慎密，而不轻易说出话来。"
老子说："鱼不能脱离深渊，这样才能受到保全，国家的先进武器不能随便展示给人看。"
因此，凡是谋略，务必是绝对保持秘密以至于神鬼莫测，所有行为都是玄妙神奇的。不仅是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而且是出乎天下后人的意料之外。这样才可以说是"神秘"了。
对于攻战、防守、进退，都能保守秘密，使敌人不能预测，无以应对，就是制胜的原理。
鬼谷子在《谋篇》中说："圣人的方法在于隐蔽与藏匿。"又在《摩篇》中说："圣人的谋略在于暗处就是神妙，成就于明处就是神明。"
在事业上，我们的原则是，尽量探求他人的秘密，而全力隐藏自己的秘密。尤其在筹划大谋略、大计划时，更是如此，所以姜太公在他的兵法中著有《阴符》、《阴书》的篇章，并且明白揭示"神机鬼蔽，是阴阳相胜的道术"。这不能说他是没有根据的说法。
揭子在《兵经·秘篇·二十八》中说："一个计谋的成功在于能重守秘密，失败就在于泄密。所以军事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严守机密。用一人做的事，不能让两人知道；明天的行动，不能在今天就泄露出去。仔细地推敲计谋中每一细节，谨慎得不能有丝毫的疏忽。所作所为都能保密，还要防止在言谈中泄密；在容貌上要做到不露声色，还要小心表情上泄密；表情上做到了隐藏不露，还要当心在说梦话时泄密。部队在行动前一定要隐蔽企图，用谁执行任务先不告诉他。如果某些可以说的，也不妨先说，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常常与他开诚相见，坦露一些秘密是为了更好的保密。"
历史上，因稍一疏忽，泄露了机密，而前功尽弃的事实比比皆是。所以鬼谷子在《摩篇》中说："掩盖隐匿起来，隐藏改貌逃脱在情理以外，使得人不知、鬼不觉，这样的人成就事业就没有祸患。"
《淮南子·诠言训》中说："圣人不为名而丧身，不为谋而外露，不被智慧主宰。藏在无形之中，行动也无踪迹，遨游无自我。所以圣人掩藏起聪明不露痕迹，把足迹藏于无为之中。"
在《兵略训》中又说："用兵贵在谋略不能使人测定，把兵力隐匿起来，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使敌人无法防备。谋略看得到就完了，实力被敌人知道就受制于敌。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上能隐瞒天，下能隐瞒地，中间能隐瞒敌人。"
重要的军事计划、政治谋略，没有不是以隐藏为上策的，做人是同样的道理，可以隐瞒的一定要隐瞒，与人无关的不对他说，不必告诉人的就隐瞒住不告诉他。自己的长短都隐藏住，要想有所作为，就得更加如此，隐藏在不露形迹之中，就是最好的方法。
《说苑》中记载：齐桓公与管仲谋策攻打莒国的计划，计划还没有实行，就被国人知道了，桓公觉得奇怪，便问管仲，管仲说："国家必然有圣人在。"
于是，命令仪仗队进来，分级站立，管仲指着东郭垂说："你就是讲伐征莒国的人吧！"
东郭垂回答说："是的。"
管仲说："我不说攻伐莒国，你为什么要说攻伐莒国呢？"
他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善于用计谋，小人善于用心意，我私下猜测到的。"
管仲说："我不说攻伐莒国，你怎么猜测得到呢？"
他回答说："我听说君子有三种表情，悠然喜乐的人，是一副高兴的表情；神色严肃、清静的人，是一副哀丧的表情；神色充满着兴旺，这是要兴兵作战的表情。前几天，我看到您在台上，充满着旺盛的样子，就知道要兴兵作战了，您吁而不吟，所说的就是莒；您举臂而指，自然是指莒国。而且我私下考虑小诸侯国中，还没有不服从的，不也只有莒国吗？所以我这样说。"
能从一个人的表情上，做出这样的判断，不是圣人，称天才也是无愧，而且分析得合情合理。同时也说明，隐藏秘密而不露半点痕迹，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
€€坏苗趁早拔
"只有圣人才能见识远大而知未来，才能防微杜渐。"要想心志远大，见识远大，必须培养自己的大智大慧。有了大智慧，才能深谋远虑，才能料事如神。深事深谋，浅事浅谋；远事远谋，近事近谋；大事大谋，小事小谋。做到寂若神明，算不失策；明如日月，照无遗影。
有几十年的眼光，才可以定几十年的事业；有千百年的见识，才可以定千百年的事业。如果只想争一时的得失，预料成败于当时，逞雄于一地，作威作福于一方，不能算远大，相反贻害子孙。有大智慧，才有先见之明，才有先知先觉。
苏轼曾经说："齐国至于强霸，周公知道以后必然有篡位弑君的大臣。卫国至于弱小，季子知道以后必然亡国。吴国攻破楚国进入国都郢，而陈大夫逢滑知道楚国必能收复。晋武帝率兵平吴，就知道必发生祸乱。隋文帝平陈，房乔知道他不长久。"这都是能知人所不能知，见人所不能见的智慧。
图谋国家的人，尤其要有先见之明，先知先觉，以防止出现患难，树德于无影无形之中。所以尸子说："祸乱的开始是容易除去的，除去不可避开的人，等他的阴谋成功了，想除也除不掉，想避也避不开。治理的人有神明，他的事情少而功绩多。冲天的巨木，开始如果除去很容易，等它生长成功了，就是用百数人拿斧子去砍伐，也不能砍去，用火来烧它，也容易熄灭。祸患的开始，就像燃烧的火种，容易熄灭。待它造成了大事，虽然以孔子墨翟的贤能，也不能解救了。房屋烧着了，而人们来抢救，就知道他的德行。年老的人能防微杜渐，所以终身没有失火的灾祸。天地的道理，不见它助长于物而使物生长，也不见它消亡于物而使物消亡，圣人的道理也是这样的。他赐与幸福，是人们看不到的幸福；他除去灾祸，也是人们不知道的灾祸。"
作为最高的领导人物，处理政务，治理百姓，如果不治理于不乱，不治理于未萌发，防患于未然，兴利求益于不知不觉之中，自然花的力气大而功效小，事繁鲜效，形劳寡益，这哪里是远大高明的事业家的见识？
€€一争两丑，一让两有
人人都有一颗为我之心，只有圣人才能克制这颗心。凡是处于这等时候，能思量一下，大凡我的所想所得的东西，人人都有所想、所得；我的所成，是人人都想的所成；他人得到而我失去了，我不甘心、不愿意，我得到了而他人失去了，他人也不甘心、不愿意。于是就要有克制自己而让人这一优点，以达到他人的愿望，这样就能服人。他人得到了好处，而我得到了这个人；他人得到名声，而我得到了这个人的心。这就是所说的失去的小，得到的大。
所以曾国藩说："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争胜的心。人的好胜之心，谁也不及我。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要施加于人，这就是强恕之道。一日强恕，天天强恕；一事强恕，事事强恕，时间长了就慢慢自然了。以这样来修身，就顺应而安然；以这样来处世，就和谐而吉祥。"强恕的道理，就是克制争胜的心理，什么事都要便宜他人，谦让他人；什么事自己吃一些亏，把利益让给他人，哪个不是有血性、有人情的人呢？我按照我的心，即使不能服他，也不会有什么忧虑的。
老子说："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大众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又说："自然的规律是，让万事万物都得到好处，而不伤害它们。圣人的行为准则是，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同他人争夺。"又说："不争斗而善于取胜，不言语而善于应承，不召唤而自然归来，坦然而善于安排筹划。"也就是要做到：对待名而不与人争名，对待利而不与人争利，对待得而不与人争得，对待功而不与人争功。不仅自己不争，而且帮助他人去得到，像这样，又怎么会害怕人们不服从！争就必先人、上人，先人、上人就使人们生出嫉妒之心，甚至生出加害之意。所以老子的观点是"处下"、"居后"。
杨子说："自后的人，人先于我；自下的人，人在我之上。"《礼记》中说："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后而后己。"能做到后己就与人无争，无争就无忧患。这就是"不争之德"的好处。
€€身教重于言教
庄子说："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万物服；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庄子所说的"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也就是一个领导应具备的心术，即前面提到的"公正明大"的心术。这种心术再加上仁心、敬心、诚心、静心，就是修养心术之道。至于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之心，本身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人人都应保存着这个心，并不是领导一人所有的。
领导以治理天下为己任，这就是"公正明大"四种心，它是领导一人所有。公可以参天地，正可以参神圣，明可以参日月，大可以参造化，这就是领导的至关重要方面。
《说苑》中记载："尧存心于天下，致力于拯救贫民，痛感百姓的苦难，忧虑众生的事业。有一个百姓受饿，就说是我使他受饿；有一个百姓受冻，就说是我使他受冻；有一个百姓犯罪，就说是我使他犯罪。所以不赏赐而劝民，不惩罚而治民；先宽恕后教育，是尧的为君之道。"这就是尧所存的心。
《说苑》又载："大禹说百姓缺吃，就是我的无能；功成而无益于人，就是我没有劝导。所以疏通河道，掘九河通向大江，引五湖流入东海。百姓虽感劳累，然而，既不怨恨也不叫苦，利益是属于百姓的。"
又有历史记载："大禹出去遇见了罪犯，下车痛哭流涕地询问他。大禹身边的人说：'罪人不顺从于社会，您怎么这样对待他？'大禹说：'尧舜的人们，都以尧舜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我作为天子，使人们各以自己的心为心，我是为这个而痛哭。'"这就是大禹所存的心。
孔子称赞尧说："伟大啊！尧作为天子。"称赞禹说："禹，我是无可指责的了。"这里我们所见的只是存心的公，存心的正，存心的明，存心的大。这才是圣贤王者的气象，即圣贤王者的心术。
孔子说："天又说了些什么呢？它只是让四季运行，万物生长而已。"这就是说，遵循自然规律，就可以得到不用言语的教化。
领导用无为而教化，干部们依照无为而治理。烦扰精神、劳累躯体而有为而治的人，是下等的策略。
怎样去治理人、管理人、控制人，这是方法、策略中的下策。古代圣人经常说的宏道化、敦德化、端教化、淳风化，都是要求以身作则，为人表率。自己的心术、涵养作主体，以行动作为辅助，以感应的道理，去影响他人。因此可以收到化人、化俗、化国、化天下的不朽功绩。要想感化人，完全不是靠权位、靠势力行动，只要端正自己，就可以端正天下、感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