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注意自己，也没有人特别需要我们！这是尝试性岁月里，由于没有在走上社会时马上找到工作而微微触发的伤感。今天，这种伤感已变得参开蔽日。我们被卷浩荡的劳动大军，提着公文包和菜篮子，沉浮在人海中。可是，这个世界离开了我们，却照常运行。有时我们有想，假使我们把身份证扔到一旁的草丛里，然后大胆地走出人行道，被一辆桑塔纳撞死，或许谁也弄不清我们是谁。没有人会为我们生泪，一方面人情太淡薄，人死就如同一只鸡被抓去砍头，而其它的鸡照旧不动声色地吃它的食一样；另一方面大地充满了人，不因损失一个人而显得少了什么。

如果我们是政府机关打杂的人，在送完文件后想在哪个办公室多逗留一会儿，却和进进出出的人一样，无暇多看我们一眼。如果我们碰巧在这个年龄上失了业，或者没人愿意与自己结为伉俪，连父母也认为生我们是累赘，这时，多余人的感觉便油然而生，而且越来越难以忍受。

罗斯福总统夫人曾谈到过她少年时代多余人的感受：

我童年时一直渴望别人注意我，因为有许多事使我觉得我不能吸引人，不会有人对我倾心，别人说我是丑小鸭，像那些拜倒在我妹妹裙下的翩翩少年，我根本休想得到。我身上穿的是姑妈旧衣改成的衣服；我跳舞或溜冰，姿势都不如别的女孩子那样美妙；我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我参加舞会没人请我跳舞。我心里对他的感激，一直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男孩子的名字是f·罗斯福。

是的，对那些偶尔抽出时间光顾自己一下的人，我们怀着涌泉相报的感激。我们太寂寞了。我们说大话哗众取宠，穿着新潮的衣服以夺人青睐。甚至像莎士比亚批评的那样，“对一沙泛的新知滥施自己的友情”。这些都是因为我们需要被人注意，以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多余的人。

可是世界上人太多了，62亿；能人也太多，简直无法统计。

刘小枫的《诗化哲学》写道：

当今世界中的一个重要的也是最为人忽略的现象就是，每一个稍有追求的人，在自己内心都隐藏着一大堆秘密。这不是因为不愿意说，而实在是没处诉说。

在青春初期，因为父母和我们的心完全不同，我们曾去找知已，向他们诉说。但是后来，他有了自己的事情，跑到了别的领域，或者去了外国。我们心中的秘密越积越多，越来越深刻，可是我们却再也找不到新知，找不到地方去宣扬。真不知是我们自己的心出毛病，还是别人愚蠢。我们大多熟悉舒婷在回答一个作者的寂寞时，写下的那首叫做《也许？》的诗：“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也许路开始已错/结果还是错/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又被被大风一个个吹灭/也许燃尽生命烛照黑暗/身边却没有取暖的火。”很可能，这就是我们心灵的终点。我们养尽育了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心，又悄悄埋葬了它。

这时我们对不理解自己的人已不那么愤愤不平，反倒可怜自己为什么要想得到那么，那么远。我们也不再寄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撞见一位“知我者”。另外，相见恨晚的人，又常常是相见匆匆的人。由于长期的共处，情人总能猜到我们会怎么做，为什么如此，却怎么也说不清。有时，我们可能还时而恨一番自己不尽人意的口才，恨自己的懈怠，也恨自己的敏感。我们恨人情世故，恨电视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白痴。但我们知道，这就是生活。

歌德说过：“我知道的东西人们都可以知道，而我的心，却为我所独有。”26岁时读到它，倍感伤心。

为了求得全面转变的可能性，我们曾想出走，躲开和自己相亲相爱，朝夕不舍的人们。离别他们，我们不但不悲泣，反而雀跃欢欣。现在，我们想躲开讨厌的人，找一片桃源。躲开那些自命高贵，或者生就高贵却丝毫不具备高贵心灵的官宦；那些拼命打探我们和小姐单独在屋子里时做了些什么的大妈；那些妒嫉自己地，打算把我们拉回到他们跟前以使我们不超过他们的同事；那些没完没了企图占自己便宜的亲朋；那些心平气和占用我们时间的职业道德家。也许，一旦我们不能压住被他们激起的怒火，回敬了他们，那么战斗打响时，命运就会借他们的手把我们安排到九死一生的地面爆破队；也许我们没有保持缄默，对经理的计划提出了异议，断送了他暗地里一笔小小的回扣，那么不久以后我们就将走向失业者的行列；也许几秒钟的疏忽，接了一个电话，另一个出纳便拿走了我们刚刚收下的400美元。我们必须睁大眼，闭紧嘴巴，挣扎着向上生物，而与讨厌的人打交道就成了我们终身的事业。讨厌的人分布在上下左中右、无所不在的领域里，而在一个有法规却没有法权的环境中，我们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相反他们却时刻可以消遣我们一下，就因为他们是讨厌的人，而我们却不是，正所谓：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