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经秘告 .
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似我等学问才情平常之人，万不可自恃，凡事勤问多学，不但不得错失，抑且日增日进矣。
--引自曾国藩《悟经》之三一个人的志向不是天生的，都是在后天的生活中确立起来的，尤其是在对平庸、琐细、放纵的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
曾国藩也同样是在庸俗的环境中醒悟的。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曾国藩能在安乐中自立自强实在令人感佩!
人活于世，诱惑极多，如不能做个驱除内心魔念的圣手，势必要被恶欲所困；曾国藩历经世间沧桑，已修得"心气合一，天地自宽"之境界，图远谋之时，已先立好大志。
悟经一：欲图远谋，欲立卓志.
--志者，心之向也，气之帅也。有志者，事竟成，要在躬行践履也。
做人是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开始。
没有志向的人和有志向的人绝对是不一样，不仅是想象上的不一样，而且也是事实上的不一样。立志则能把这两类人区别开来的。
意悟实战：做人从立志开始.
那一年，曾国藩深有感触："《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的生活，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衷颓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语，首先在于确立志向。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国藩正好33岁。
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无论是低微鄙陋时，还是温柔富贵中都自立自强，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说，艰难困苦可以锻炼人，舒适安逸可以消磨人。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自立自强实在令人感佩!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没有不自强不息的。
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宋文帝讲做人应"概然立志"，王夫之讲"传家一卷书，惟在汝立志。"还是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得好，他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唯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得我们可以做到。当然说得知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的"根"和曾文正公的"本"说的就是一个意思。
所以，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过去后，他应当是不如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啊!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向不确立，犹如没有舵的船，没有马嚼子的马，漂流奔放，最后将到达何处呢?
曾国藩独白：自从去年12月20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这恰恰说明，曾国藩其实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同样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的浅 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并无情加以拷问，这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吧?
志向不立，则心神不宁；志向即定，则鬼服神钦。
东晋名将祖逖与刘琨都以雄豪闻名于世，两人感情甚笃，共被而寝，常彻夜纵论天下大事，感叹心复中原的大业被苟且偷安之徒所贻误。祖逖与刘琨约定："如果四海之内风云变幻天下豪杰起事，我与你一起举义中原做大事。"他们矢志习武练艺，当时，人们认为半夜鸡鸣是不祥之音，生怕听到。祖逖却认为："此非恶声也。"半夜鸡鸣正好催他们提早起床，从此鸡鸣之刻就是他们习武之时。
非凡的志向诞生非凡的勇气，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志向，他们才能不为流俗所移，心正气顺，心安理得，所有作为。
人是主观意念的产物，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在于你想到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想到他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他也就不会按照成为一个科学家必备的素质要求自己，训练他当然 换岢晌桓隹蒲ъ伊恕＊?曾国藩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他又体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产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一起，那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人的立志是第一步，更应当存高远，也就是要有远大的抱负，正如《史记》中所说的"鸿鹄之志"。
《后汉书》中说："志不求易，事不避难"。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会当凌顶，一览众山小"的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你才能看轻自己所重的，看重天下所看轻的。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的六弟在一次考试中受到挫折，于是就抱怨自己时乖命蹇，牢骚满腹，曾国藩知晓后对他立志之小感到很可笑，以为六弟所忧虑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他们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人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
明朝吴麟征有句话说得好，"深儿女之怀，便短英雄之嚼一己之悲欢，就会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世界，也意识不到自己对天下的责任，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大的气象。
20年以前的曾国藩，虽然跟随父亲勤奋读书，但并没有大的志向。道光十年(1830年)其父曾麟书觉得自己的才质不及儿多，自己所知的尽教完了，于是便将其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进行学习。一年后，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他锐意进取的精神。为痛下决心，他毅然将原伯涵改为涤生，他是这样认为的，"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意即告别旧我，走向新生之意。他又给自己 了一条座右铭：
不为对圣贤，便为禽兽；
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在诗歌中曾国藩常常抒发自己高远的志向，期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在《感春六首》中，他写道：
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
豺粮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
群乌哑哑叫紫宸，异哉翅短难长往。
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
丹心烂漫开瑶池，碧血 淳染血仗。
要令恶鸟变音声，坐看哀鸿同长养。
上有日月照精诚，旁有鬼神瞰高朗。
太华山顶一虬松，万龄年代无人踪。
夜半霹雳从天下，巨木飞送清渭东。
黄卧江干径千里，盘坳上有层云封。
长安梓人骇一见，天子正造咸阳宫。
大斧长绳立挽致，来牛去马填坑欲。
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扌从金钟。
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悟经》中有这样一则曾公悟法，更为明确地表示了他的宏图大志：
此间有太常唐先生，博闻而约守，矜严而乐易，近著《国朝学案》一书，崇二陆二张之归，辟阳儒释之说，可谓深切著明，狂澜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吴君迁尉、蒙古倭君，皆实求朱子之指而力践之。国藩既从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之资，兼嗜华藻，笃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故凡这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辱知最厚，辄一吐不怍之言，非敢途人而龊龊不休如此也。"
也还有这样一段悟语：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从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不被已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曾国藩就是按照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他坚信，只要发愤图强，立下坚定之志，没有什么目的是不能达到的。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汤禹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曾国藩刻苦学习，广泛涉猎。尤其是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时，精心研究了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治治理国家的经验。但他读书并非主要为的是升官发财，而重要的是"进德"、"修业"。
如果说这只是由于曾国藩身为翰林的空谈。那么及至晚年，权绾四省，位列三公，封侯拜爵时，他切切不能志的仍是自己的德行与学问，在他心中他一直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除改之时，忧愧曷已!"
"是日席中愀然不乐。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
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对于曾国藩在清朝道咸以后，世风日下，人心日沦的情形下，以其卓荦不凡的德行，来力挽社会风气，有着极高的评价：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胡太常寺卿唐鉴，胡道员何桂珍，讲救无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动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
曾国藩一生以圣贤为榜样，且身体力行。咸丰九年(1869年)，正值他与太平军在江西生死决斗之时，他却从另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挑选32人(实际是33人)，命其子曾纪泽，画其形象，然后悬于墙上，以便实实效仿。他还特作《圣哲画像记》一文。
曾国藩所列的32人是：
文周孔孟：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
班马左庄：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
葛陆范马：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
周程朱张：周敦颐、程颢和程颐、朱熹、张载。
韩柳欧曾：矗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
李杜苏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
许郑杜马：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
顾秦姚王：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
在《圣哲画像记》中，曾国藩评论道：
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f9e0忧也；居易以俟命，下是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于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蛋不遇，怨悱形于简册，其于圣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益疏哉?
封建社会里，多数人读书做官的是为了升官发财。可曾国藩三十余岁，却官至二品，不可谓不显。他却发誓做官不为发财。
意悟实战：志当存高远.
古人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马基雅维利说："如果你要射中较远处的目标，你就要瞄准更远的地方。"这两段话其实说的是一个意思，那就是无论做官做事，一定有高远的志向。
20年以前的曾国藩。虽然读书为文，但无志向，到21岁那年，才立志学圣贤，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他号"涤生"，这涤生二字，便是在这时候改的。改后他痛下决心道：涤是涤去旧染的污秽；正如袁了凡所说的"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曾国藩常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因此，少年的曾国藩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浴。"苦志学业，他到了进京中进士以后，与唐镜海、倭艮峰等大儒的交往，他的思想更进了一步，此时他要穷理达德，做圣贤的功夫，他的事业则在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而以匡时救世为事业。
曾国藩又曾在《悟经》中有言曰：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址，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温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为使志向得以实现，曾国藩以存诚自养。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8个步骤，而最基本的则在于诚意、正心，曾国藩以此自励，并以此勉励属子弟。
曾国藩以儒家思想作为他的立身态度，道光12年9月18日致诸弟书曾曰：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辞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在这番话中可以很明显看出，曾国藩对予功名事是早已淡泊于心了。以为如此才能无忝其所生。这还是他在初为翰林时的思想。及至晚年，功业已成，身名俱泰，他所时切在念的仍是他自己的德行与学问。如同治8年日记中所言：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剪除改徒之时，忧愧曷已!
念生平所做事，错廖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
曾国藩的道德文章，即使不能说是千古以来所罕有，至少可以说是第一流的人物了。尤其是在道光咸丰以后，世风日下，人心日沦，在整个国家社会都有分崩离析之危险的时候，竟然能有曾国藩这样一个节行文章俱属卓越荦不凡的人出来挽救清政府，转移社会风气，实在可说是清政府的福分，曾国藩如此的过分谦抑自咎，适足以使人觉得他的成就太不平凡。曾国藩《湘乡昭忠祠记》中的一段话，可以很清梦地看出他自己的抱负。文中说：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矫之，克 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还游之远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鼓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这一段文字中所提出的"诚""拙"二字，正是自己所用来鼓舞人心与转移风气的特性。也是他做人所苦苦遵守的原则，薛福成所撰《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主》中亦曾说到这点，对曾国藩的为人行事，大大折服：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故太常寺卿唐鉴，故道员何桂珍，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时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动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
他在京官的时候，年龄不过30多岁，便立誓不发财。道光29年，他致力九弟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临，予不食言。
曾国藩一生最大长处，就是言行一致，就是言行一致，既然立誓不发财，便须切俭自守，不可逾越一寸一分。因此他虽官至总督，每日吃饭，以一荤为主，有客始略略增之。时人号为"一品宰相"，布袍鞋袜，均由夫人媳妇为之。他30岁时，曾制一件缎马褂，惟遇新年及庆贺时着之，藏之30年，不再另制，他曾说："古语言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
曾国藩嫁女，规定奁资不得逾200金。4女出嫁时，犹恪遵成法，其弟曾国荃闻而诧异。说哪有此事?打开箱奁验之果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便赠予400金。
意悟实线："励志"法之名篇实录.
上篇.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谟为忧也。是故顽民醒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欲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引自曾国藩《悟经》之二
可以说，父亲是曾国藩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曾国藩小时候是跟从父亲曾麟书念的书，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但他也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厌其烦地砺其志，耐心指导，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不论睡在床上，或走在路上，曾麟书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他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们这些笨子弟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
曾国藩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再加上本性励志聪明，而且记忆力很强。据说九岁已读完了五经，开始学做八股文章了。十四岁那年，有位衡阳廪生欧阳凝祉到湘乡来看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稿，十分夸奖。欧阳先生是衡州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能赢得他的称许，颇不容易。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真才实学，欧阳先生让曾国藩做诗一首。诗成，欧阳大为惊喜，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当下便将女儿许配给了曾国藩。
除了继续苦学八股诗文之外，曾麟书还教僧国藩读些史记、文选之类。道光五年(1826)，曾国藩参加长沙府试(童子府试)，居然第七名。曾麟书感到这孩子的确是可造之材，决心好好培养。但他又觉得，自己连考十几次秀才不中，若让曾国藩继续跟在身边，恐怕会误了孩子的前途。无奈中，听说衡阳有位汪觉庵，八股试贴教得极好，于是便把曾国藩送到了汪先生设立的唐氏家塾去念书。之后又回到本县的莲溟守继续学习。经过名师的指点，曾国藩的学识果然大有进步。
道光十三年(1833)，二十三岁的曾国藩参加科试，竟补上了县学生员。
道光十四年，曾国藩进入省城岳麓书院读书。是年乡试得中举人。
道光十四年冬，曾国藩第一次离开湖南家乡，独自北上，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但这次却名落孙山。
也算是天之良机，这年逢皇太后的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乡会试恩科一次，所以第 还有一次机会。但从湘乡到北千里迢迢，来回的路费不少。藩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决定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会试。好在京师一所"长地馆"，长沙府的式举子住在里面，花费极少。曾国藩在北京居住一年多，眼界渐广。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又对唐宋的诗和古文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觉得可以任意发挥见解的古文，远比那拾古人唾余而又缚手缚足的八股文，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
可是道光十六年的恩科会试，曾国藩又没有被录取。他虽然颇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二十六岁，将来的机会还多，因此，这一时的挫折，也就淡然置之了。
放榜后，曾国藩立即收拾行装，搭乘河的粮船返乡了。这时，他身连接盘费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路过淮宁时，他便向同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一问价钱，恰好与在边所有的钱相当。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从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买好，沿途所费也很有限。而随身所一些冬衣，这时也穿不着，不如索性当了，也可凑足回家的盘费。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回来了。
到家以后，曾麟书见他花了上百银子，买了几箱书回来；带去的衣箱，都装满了书，衣服却不见了，待他问明缘故以后，不仅没有责备，反而高兴地鼓励儿子说："你借钱买书，不是事，我会慢慢替你还清欠款，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国藩家中籽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家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来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到得北京后，已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了。那时像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
在三月礼部会试的时候，曾国藩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年仅二十八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这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为此，他将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并做五句葳言以自砺：
1.立志。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与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谖。
2.居敬。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严恪齐明，以凝汝命；汝之不在，伐生我性。谁人可忧?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忧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汝，天罚昭昭。
3.主静。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凯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桀骜半生，曾不自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4.谨言。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搅汝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汝贾欺；笑者鄙汝，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汝既髦!
5.有恒。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旋。德业之不常，日为物牵；尔之再食，曾未才或忿。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这五句葳言中，足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抱负。他逢先立志，要荷道以躬；要与之以言。就是说要以己身，担当中国的道统。在人生过程中，不论遭遇任何艰难险阻，只要神定不慑，谁敢予侮。曾国藩的倔强精神，于此可见。德业之进，全靠有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这五箴言，我们都均可引用过来为座右铭，青年人读之思之行之，必然受益无穷。
志已立定，便要付诸实践。因此曾国藩 匀牒擦衷喝问汤珊螅栽诓恍傅嘏χ潦椤ｎ耍?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同时，他还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而且，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开始写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在这件事上，我们已可看出曾国藩毅力的一斑了。
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还要自己规一功课，按日施行，这种自律精神，可以说，从古到今，都是很难得的，叫人不得不佩服。而这种自强不息的努力，恰是曾国藩成功的基本条件。
经过一番苦读，曾国藩在学问上可以在有见地，自成一家之说了。
但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在中进士之前，因忙于学八股，考科举，可说还没有踏进学术的大门。等到入翰林之后，他才有余力从事学问的探求。但也只有十二三年的工夫，用以完成他的自我教育。从这方面，也可以说也是曾国藩人生的一大遗憾。
从咸丰二年(1852)以后，他便开始了戎马生涯。及至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已是精力日衰。他虽然满腔热望，想恢复著书立说的生活，可是已力不从心，徒唤奈何了。
中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设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屠哉?
--引自曾国藩《悟经》之二.
曾国藩的事业成功，得力于他不断地励志用事；他在同治元年(1862)给次子曾纪泽的书信中说：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须先立坚卓越之志。
气质本自天赋，虽父史亦不能改变子弟。但曾国藩认为读书可以改 变气质。他虽自己才智钝拙，由于他能立志勤学，终于成为清代显赫的人物，这实是他力学的重要证据。
励志必须"用世"，也就是将自己的理想付诸于实践。曾国藩和同乡好胡刘蓉、郭嵩焘结为"湘乡三剑客"，互相勉励的事尤足以传为佳话。
刘蓉系湘乡人，字孟蓉号霞轩，少年自负，不肯随时俯仰，年三十余还未中秀才。县令朱孙诒惊叹其才，私下让他的父亲督促他就试，赴县试，举为首名，始补生员。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相语悦。随即与郭嵩焘、刘蓉三人拜帖称兄道弟，以后曾国藩又多次拜访这位乡贤，十分友善。
道光十九年(1839)，刘蓉闲居在家，曾国藩从京会试归里时，曾专程到乐善里去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几年后，曾国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见其学业在进，激动不已。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仙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也!"道光三十年，刘蓉养晦深山，将其室取名"养晦堂"，曾国藩得书后，欣然为他作《养晦堂记》："吾友刘君孟蓉，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负，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曾国藩对蓉性格的刻画，足见两人交谊笃厚。此外，曾国藩还作《怀刘蓉》诗，诗中云："日日怀刘子(谓刘蓉)，时时忆郭生(嵩焘)"；"我思意何属，四海一刘蓉"；"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怀念之情，跃然纸上。
咸丰元年(1851)，刘蓉参加乡试，得榜首，曾国藩知道后很高兴，在家信中说："霞仙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咸丰二年(1852)五月十二日去回籍奔丧。当两人相遇于湘乡县城时，悲感交集，相对而泣。
曾国藩到京城做官后，也没有忘记这位同乡，诗文往来不断，并誉之为"卧龙"。曾国藩在《寄怀刘孟蓉》的一诗中表达了他对刘蓉深切的眷念之情：
清晨采黄菊，薄暮不盈撷。
宁知弟昆好，忍此四年别。
四年亦云已，万事发可说?
昔者初结交，与世固殊辙。
垂头对灯火，一心相媚悦。
炯然急难情，荧荧光不灭。
涟滨一挥手，南北音法绝。
君卧湘水湄，辟人苦局。
如此志同道合之人实属难得。怀念之余，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书信往返，相互讨论学问之道。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在《致刘蓉》一书中，初步阐发了他对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的基本主张。他在这封信中说，我今天论述学术的见解，主要是受了你的启发。二十五年(1845)，曾国藩又在《答刘蓉》的书信中进一步阐发了程朱理学之义，批驳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在这封信中，曾国藩首先说明在两年之内收到刘蓉三封来信，一直未作回复的原因是由于性本懒怠，对学问研究不深，怕见笑于好友。进而他又指出："伏承信道力学，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其意是说，在你的启发之下，我才"了略陈大凡，吾子取证而裁焉"。毫无疑问，曾国藩学业的长进，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俩人之间的关系在共同志趣下愈益深化。曾国藩对刘蓉的敬重之情在诗文中也常能反映出来："夜夜梦魂何处绕?大湖南北两刘生。"当曾国藩奉命办团练坚辞不出之时，刘蓉还专门写了书信一封，劝曾国藩不能仅"托文采庇身"，应以"救世治乱"为己任：
群是今世所谓贤者。称赞你的人说，文祖韩愈，诗法黄庭坚；奏疏所陈，直追欧阳修、苏轼；志量所蓄，不亚于陆贽、范仲淹。这些诚足以让你显露于天下。道丧而文敝，全赖贤者起而振兴，这并非小补。然这只是君子不得志时所为。贤达而位高的人，就应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的心。很久以来，士大夫陋习相沿：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纲不问；藉诗酒以消磨时日，而吏事不修，正直君子推原祸始犹恐来不及，怎么复蹈覆辙呢!你的几次大疏所陈，动关至计，确是言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但言之而未见其效，就足以塞大臣之责吗?对国家没有补益，而你的声望因此日隆；我想这不是贤能者的胸怀。比起陆、范的志量差得远了。匡主济时之略，先忧后乐之怀，你的雅量达到这种程度，才差不多能肩负天下之重。我希望君能陈古训以自鉴而不矜于气，规大道以自而务宏其度，集思广益，才差不多。遵循欧阳修、苏轼的志节而自许，博采韩愈、黄庭坚的词华而自豪，这是承平无事的时代，可以优养大臣的声望，但并非当今的急务，更无以救治乱世。称颂你贤能的人说："其廉可师"；明察你志向的人说："以身殉国"。即使你自己也以此自许，曰："不爱钱"、"不惜死"，何等壮烈!虽然，以此二者让人明察你的自待之志可矣；若以此慰天下贤豪的热望，尽大臣报国之忠，则就距离甚远!贞女在众人面前自夸说："吾能不淫"，不淫就足以表彰淑女的贤德吗?不规划其大事而只以末节自张，这是何等的浅陋啊!今天下祸乱方兴，士气更加懦弱，欲驱天下智勇才辩之士，捐坟墓，弃亲戚，出没锋镝以与敌斗，非赏不劝。汉高祖四千户封赵壮士，而陈?授首。项羽印信不忍给别人，而韩信、陈平终于弃他而去。所以滥赏则有才志士耻与庸人为伍，而吝赏又无以维系豪杰之心。以廉自奖，又将以廉绳人，那些功名之士，就会掉臂而去。所以说：廉洁操守，以语自待之志则可。而大臣之道，就不仅如此，更非可以推卸责任。
刘蓉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这封信可以说是天下名篇。他与曾国藩有同乡挚友之谊，故敢于抛开情面，肝胆其见。针对国家和平时期与多事之秋的形势不同。刘蓉批评曾国藩应从远略、大局着眼，不能只看自己声望日起，就沾沾自喜，或者以文自娱，不忧天下；更不能上章言事，不管采纳与否，而自塞其责。他先以韩愈、黄庭坚的文学成就作比，再举欧阳修、苏轼的多彩华章为例，指出这些虽可彰名千古，但时代不同，时势不同，有志者不仅如此，而应有陆贽、范仲淹那样的志量，才能成就千古传诵的相业。文中针对妇人之德与君相之德的重大区别，规诫曾国藩不能拘泥于妇人之仁，而当行"仁"于天下。文末举项羽功高而不赏，终失韩信等事例，劝他赏功以维系天下豪杰之心。所有这些都对曾国藩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曾国藩接到刘蓉的信后，大为折服，随即写信力邀入幕，信中诙谐地说："吾不愿闻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仙(郭嵩焘)深藏樟木洞，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筠独得容其晏然乎?"当时刘蓉已在湘乡与罗泽南等练湘勇，并卓有成效，只有熟嵩焘冷眼相观。所以曾国藩说不能让郭独自晏然。刘蓉即赴曾国藩幕，郭蒿焘也随即来到。昔日布衣之交的三位兄弟，今日又到一起了，曾国藩十分兴奋。郭、刘出谋划策。同时对管理银钱所的伙计说："郭、刘二君，是吾兄弟，不与众同。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数也。"可是，郭、刘两人在曾府数年，却没支一钱，这使曾国藩深感不安。
郭嵩焘对时代的变幻也有同感，他也力劝彷徨不定的曾国藩"出山"。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讲究"以孝治天下"，清代更有明文规定，无论多高职务的官员，父母死了必须离职守制。如果政府特别需要这位官吏在职，可命其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或于守制尚未期满之时，召令复职，称为"夺情"。有的人为了标榜自己尽孝的诚心，甚至连皇帝"夺情"的命令也可以不听。封建社会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但臣子要搬出一个"孝"字来对抗，君也无可奈何。当然，这要冒被君主厌烦的危险，但也可以大出个人气节的回头。
曾国藩一向笃信理学，自然就要做些姿态。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收到了那份要他出山的上谕，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来信，得知武昌于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军攻占，不胜震惊。"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护桑梓"。恰巧在这一天，郭嵩焘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县令朱孙诒知郭与曾的关系非常，故不敢怠慢，立即传官轿送郭嵩焘往曾国藩家。
120里的路，赶到曾家时已是深夜。两人秉烛畅舒当谈及时事时，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郭嵩焘则力劝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君王何?且墨从戎，古制也。"郭嵩焘素知曾国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为己任，现在面临"乱世出英雄"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大大施展抱负，尽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来说服曾国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给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台阶下，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郭嵩焘又反复与曾国藩的父亲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国藩这才应允。但多日不见起行。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以郭兄弟人幕参赞其事为先决条件，郭焘只好答应。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和莎，开始着手筹练湘军。郭嵩焘后来叙述此事时，说曾国藩成就"中兴"之业，他劝出山的功劳最大，当时曾国藩接到上谕后，具疏力辞，正准备派专使赴省城送奏折，"束装将行矣"的时刻，他赶到了曾家，极力劝说，结果曾"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赴省"。这大体上与事实相笔，但时间上显然有出入。如前所述，曾国藩于十二月十三日接到上谕后就写了这个奏折，已经抄好，但没有发出。两天之后接到武昌失守的消息，从情理上推论，只能使他更倾向赴长沙，决不会深更半夜地打发人去省城送这份奏折。郭嵩焘所谓送信人"束装将行矣"的场面，可能是事过多年记忆上的错误，更可能是郭嵩焘为了渲染自己劝说曾国藩出山的"功劳"而有意"记错"的。
下篇
累月奔驰酬应，犹能不失常课，当可日进无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息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精进而不觉。
--引自曾国藩《悟经》之三
曾国藩一生之辉煌，可以认为全是在励志之中，在"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教化下取得的。而曾国藩的家书，是其毕生奉行"励志"的生活最为可信的实录。在他这数千封家信中，他以亲切的口吻、流畅的文笔，真实地表达了在励志过程中的成功、失败、得意、困惑等种种感情。
大体可以从一些信中，具体地看到生活现实与理性教条的碰撞，在一身居高位者心中激起的千般情绪；可以看到他怎样在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坚持"孝梯忠信"，而使他内对长辈、平辈，上对皇帝、上司以及同级、上级都能通权达亦获得成功。他的这些故事，生动有趣，更有价值的是，在这些故事中包含的许多即使在今天的生活中，也很有意义的教训和经验。有人说，它是一部协调人际关系的指南，一部正直、严肃地为人处世的教科书。
应该说，这些家书的最大的魅力在于诚恳。曾国藩一生以"励志"相标榜，在家书中，对待亲人，它的字里行间，更有一种真诚的热情在流露，其中，不夹杂着世上常见的虚伪和造作成分，这是最能感人的。在家书中有许多篇是曾国藩教训其弟弟的，之所以能不引起对方的反感，恐怕就在于这个"励志"上。
在京任职时的曾国藩，还担负着教育诸弟弟的责任。他叫几位弟弟寄文到京，改阅后再寄回去。曾国荃本来随他在京读书的，后来回去了，他便写信给他的几位阿弟说：
九弟在京年半，余散懒不努力。九弟去后余乃稍能励志，盖余实负九弟矣，余尝语岱云曰："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十分，则我教有十分；若全不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九弟之无长进，是我之大不孝也!"惟愿诸弟发奋励志，念念有恒，以补我之不孝之罪，幸甚!
能有这样的兄长，兄弟岂能不受感动?读此家书岂能不感动?
曾国藩的家书中，内容极为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官，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活，人际琐事，事无巨细，无不涉及。尽管许多信很琐碎，但处处流露出诚恳。
在曾国藩的家书中，充分反映了传统儒学的为人立世之道，表露了曾国藩在人品、精神上令人夺目的一面，这也是人们喜欢曾氏家书的原因之一。
在家书中，曾国藩坦露了他的励志修身志向和为人处世的法则。
他以"君子在敬日强"自勉，为此他勤于自省。
寄弟一函说：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
曾国藩缘何写了如此之多的书信，如此之多的日记?知其内幕者说，那是他在励志。以写大量的书信、日记励志及经文，历史上可为罕见。
曾国藩自道光十九年(1839)开始零教等《悟经》时年二十九岁。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三月底，因故忽然停止。至何时恢复，不得而知。黎庶昌所编《年谱》说：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有"绵绵穆穆之室日记"，《悟经》并未收录；而见之于《湘乡曾氏文献》第六册中。这本《悟经》的格式很特别，是特地雕版刻印的，上面印就八个记载项目：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末尾印着四行字，解释"绵绵穆穆"的意义，显然是为了每日自勉的目的而设计的。有其它事项可记的，便写在经文的眉端。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前的作文时而行书，时而楷书；时而笔法苍劲有力，时而信笔挥毫，不甚措意。表示这一时期的曾国藩，年事尚轻，性情未趋稳定；生活心境，难免随外界际遇而升沉。及咸丰八年(1858)再写日记之后，才始于维持行书字体，而且大小格式，整齐划一。这也象征着曾国藩的文章，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1)反省自励的文字很多。曾国藩出身家规很严的旧式家庭。从小就属于"谨饬不苟"的一种；及晋身仕途，又服膺"存诚主敬"的理学；在京师时相过从的师友们，也都能互相规过劝善。所以他时时不忘自我教育，检讨自己在言行上的缺失而加以纠正。
这就是所谓"慎独"与"自讼"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的"严于责己"，有时竟近乎苛刻。例如与人谈话，自己表示太多的意见；看人下棋，从旁指指点点，多嘴多舌；他在作品上都痛自悔责，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房里和自己太太开开玩笑，他也自责为"房阔不敬"。王运曾经劝过他："做人做学问要慢慢地您又和自责太深呢?"左宗棠却不信他出自真心，因此逢人便骂"曾国藩一切都是虚伪的"。
(2)很少在著作中批评有地位的人物。曾国藩平生以"善于相人"自许，闲常与亲信幕僚们在一起，也喜欢评论时人长短，但他决不写在他的言论里。
(3)不笔慎重，不轻发议论。曾国藩写日记，目的在备忘，自纠缺失，并藉此养成有恒的习惯。但他自然也同时想到：这文著生前即将为亲友僚属所共见，将来更可能会流传后世；所以他在下笔时非常谨慎。所有对清廷的牢骚，对同僚及属下的不满，都尽量避免记载于经著中，以免因文字而惹上麻烦。
曾国藩日记，绝大部分都像一篇例行公事的"流水账"，看起来易感乏味。然而"糟粕"中所藏的"精华"也很多：论修身治学，则曾国藩持身之严，待人之温厚忠恕。读书之恒心毅力，日记中随处可见，足供后人终身取法。论史料，则曾国藩本人的行踪交游、其所首创的水陆营制、幕僚将吏的人事，以及于当时的物价、租税、官场习俗等等，都时时有值得珍视的记载，为别处所罕见。所以曾国藩的日记，实在是一部具有多方面价值的著作。读了它，我们不但见到曾国藩的励志过程，同时也使我们对其"挺经"中的励志方法，有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悟经二："慎独".
--世间沧桑，有用与有用之徒混杂其间，故人之一生必当谨慎，所谓，一慎一独，傲然其中。
曾国藩以为，只要做到"慎独"，就能保证内者不疚，既然对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
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曾国藩如是说。
意悟实战："吾独心为最大乐趣".
曾国藩律己极严，从他不乏谦词的反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克己的苟刻。他是一个善一从古代先哲吸取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把书本与人生联系起思者的人，而且他特别善于从中抽取出可以指导人生的信条与经验。这种信条与经验无不反映出他与传统谇文化的渊源关系，他受惠于传统文化，并加入这传统文化，最后又推动了传统文化向前发展，这使他成为传统文化在清朝的链环中的最重要、最闪光的部分。比如他对敬、静、纯、淡的发挥。
在古代，"慎独"是 流行的内圣修养方法。《礼记·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内圣的道德原则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动，警惕是否有什么不妥的言行而自己没有看有听到，害怕别人对自己有什么意见而自己没到。因此，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总是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坚持慎独，在“隐”和“省”上下功夫，即有人在场和无人在场都是一个样，不允许有邪恶性的念头萌发，才能防微杜渐，使自己的道德品质高尚。慎独修养的方法，实质就是提倡高度的自觉性。
许多人都认为曾国藩有较强的独处能力、自治能力，他说："吾独心为最大乐趣"。他自少年开始就有吸烟和晚起的毛病，后来决心改掉这个毛病。开始时毛病很顽固，很难改掉。曾国藩视之如大敌，决心彻底克服才肯罢休。他以后能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十余年，与他能改掉长年的陋习是同一种内圣的精神作用。曾国藩在军队里，每天必写日记，读书页，下围棋一局，终身如此。一般人认为，这难道不是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么?但这正是他克制有节，行之有恒，实为内圣修炼的第一大事。
曾国藩慎独内圣之心，亦表现于其文书写作里，平生所作的公家文书和私人信件，没有一句欺骗和文饰的语言。他在治军与行政方面，一定力求踏实。有的筹划谋议虽稍嫌迂缓，但取得的成效却意义深远。凡是规划天下大事，没有不取得成效的，所以在当时被誉称为"圣相"。他曾创立过长江水师、太湖水师、淮阳水师，所有的章程皆亲手制定。同时，又制定陆军营制、马勇章程、两淮盐务章程、江南开垦章程、直隶清讼事宜、练军章程，皆有关经世治国的大事。
当然曾国藩也并非永远一帆风顺，长期处于顺境，只是由于他凭藉"内圣"之大法，有百折不挠之志，才于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获得巨大成功。虽然说成功在天，然而也应该说是他的人谋致。春秋时期晋国 衰说过这样的话："说礼乐，敦诗书，为元帅"；春秋时期鲁国的叔豹也说过这样的话："最上等的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这就称之为三不朽。"这两个古人所说内圣修炼的说，惟独他兼备。
曾国藩研究学问致力于宋明义理之学，精通对古书字义的解释；研究文学效法于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欧阳修，而辅之以汉赋的气势与本体。他的学问主要意旨是以合乎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作为最后归宿。他常常说："古代是没有什么治理世事的学问的，学习古礼而已。"他对于自古到今具有超凡道德才智的圣人、贤人，自文王、周公、孔子，下及清朝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等名儒，取32人画其图像以师长之礼事之。自撰写文章、施下政办事之外，大体上都是礼仪教化之言。他常常称："古代圣人，天地万物皆推究其由来，小至一家一室的米、盐也没有不分条而理的。"他又常慨叹古礼已经残缺，没有专门军礼了。军礼按理说应当要有自己专篇细目，有如明代戚继光所记述的那样。像他所亲自制定的营制规，广泛地考核古代的成法，分别等级，明辨威严，对于军礼来说也差不多相近了。至于他制订营制、营规时所表现出来的论议规划，秩序井井有条，便足见其平素所积聚的内圣涵养之可观。
曾国藩能够慎独自处，修炼"内圣"之法，他的门人弟子们无不佩服之至，其曾府幕僚左宗棠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左宗棠自不惑之年入曾国藩幕府，以军功而跻身官场，一跃而为清廷重臣，与曾国藩对他的举荐提携有很大关系。尽管俩人意见不合，但主要是大政方针之类的问题，而不是意气之争。所以，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内圣修习从内心敬佩，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在《左宗棠全集》中，收有他悼念曾国藩的家书，其中有这样一段：
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收感到很悲痛。不但时局大可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我已经致赠费用400金，并撰挽联一副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这说的也是实话。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国藩的奏折之感到对于曾国藩的心事很中肯地作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能有父亲那种实际作风，可以说无愧其父了。君臣朋友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咨送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秦章之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曾国藩是灵柩经过湖南时，你应当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进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我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竟势所能比拟的，同时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左宗棠在篇中坦率地道出了他与曾国不和的实质并非个人意气之争，而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的不同意见。他对曾国藩的逝世表示悲痛不已，高度评价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己在这方面不如曾国藩；而相互指出缺点错误，却又显出更为深厚的情谊。这种评价，拓映出左宗棠自身人格的完美，同时又衬托出曾国藩学识才能、为人处世的情操超过常人。
为达"内圣"心法最佳境界，曾国藩在慎独方面着实下了苦功，现将其"修法十二课"的仪式条款列此，资以证验。
(1)持身敬肃。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之处。平日闲居无事的时候宁静安泰，保养德性，一旦投于事务之中则专心致志，不存杂念，精神状态清沪明朗，就如同旭日东升，光彩照人。
(2)静坐养性。每天不限什么时候，要拿出一定时间用来静坐养性，反省体悟自己天性中隐现的仁义之心。正襟危坐，凝然镇定，如同宝鼎一般沉稳。
(3)早早起床。天色初亮就赶紧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恋床。
(4)读书专一。一本书没有读完时，不要再看其它书籍。东翻西阅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毫无益处。
(5)阅读史书。丙申年购置了一套《二十三史》，家父对他训诫说："你为买书去向人借钱，我不惜一切替你赔补还账，你若是能够仔仔细细地读一遍，才算是不辜负我的一番苦心啊!"自此之后，曾国藩每天都仔细读上十页。
(6)说话谨慎。对此要时刻注意，这是修身内圣的最重要的功夫。
(7)保养真气。真气存蓄于丹田之中，彻里彻外光明正大，所做所为毫无羞于对人说之处。
(8)爱护身体。十二月接到家父的手书说："节制操劳，节制欲求，节制饮食。"应该时刻以此作为健体却病的准则。
(9)每天都应获知新学问。每天读书时将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如果刻意从书中凿空，求取深意，那就是偏私他人。
(10)每月不可荒疏旧技能。每月写作几篇诗文，以此检验自己积存义理的多少，保养真气强弱。却不能完全沉溺于其中，因为这最容易使人玩物丧志、隐没本性。
(11)写字。饭后写半时辰的字。所有文字方面的交际应酬，都可以作为练习写字的机会。凡事不呆留待第二天去做，事情越积越多，就越难清理。
(12)夜晚不出屋门。它使人耽搁正事，精神疲惫，务必戒除。
曾国藩《悟经》曰：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君子与小人共同所有的就是所谓"独"这个东西。当人们在他单独一人之时往往会产生一个狂妄的念头，狂妄之念聚得多了就会产生纵肆，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会发生了。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产生的念头由其禀性决定，往往是真诚的。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而自己唯恐有错的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距离之差异之点，是可以得到评论的。
《大学》自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以后，以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可以将其作为扩大与深入研讨的资料；日常一些琐事问题，可以加深他的阅历与识见。他的心在遇到事的时候，已经能剖析公与私的区别；心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能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善良的毛病应去掉，早已经形象鲜明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应做的事。对于办一件好事，唯恐别人不能觉察到，自己白干，因而去办时迟疑不决；对于办一件不好的事情，侥幸别人一定窥视到，因而改正得很不力。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情弊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唯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在晦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像涓涓细流长年不断地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仿佛在天一般，主心骨坚如金石。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单独行事，要谨慎而又谨慎。这就是圣人遵奉的准则，而后世贤人所切实研究的问题!
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赋得"澡身浴德"》。曾国藩列二等。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日，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久。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下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 蟠蟮男⒁印薄＊?曾国藩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战事上常常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事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下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 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法，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亦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屡蹈怨迈出尤，丛讥取戾"。
曾国藩在经历了似"百十年"的省悟，一切都有了转变。
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等到 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丛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这，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因为曾国藩曾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清政府对他的褒奖更是非同一般，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政。"四月二十八日的上谕又说："曾国藩顺识过人，尽瘁报国。……尤得以人事君之义，忠诚克效，功德在民。"在御赐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赞扬他"赋性忠砥躬清正"；另一篇称颂他"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诚 。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还有一篇表彰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对天于他的死"震悼良深"，"弥增悼惜"，派专人致祭，令人祀京师昭忠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城和天津立专祠，又令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长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曾广均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尚未成年的孙子曾广铨等也分别赏给员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曾国藩的事功文学，虽已成为过去，其功过是非，难免会智仁各见。但是，他注重道德修养，并时时以品德上的进步惕厉自己，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风格和态度，无疑是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的。
悟经三："驱魔"圣手.
--魔欲缠身， 定失败。明白天地开阔，才是大器之人。曾国藩认为修身，须先排除魔念，做个内圣之王。此为明心大策。
人挺立，魔欲缠身，无法拒绝故有修炼，更有出道之法。曾国藩明确表示治心这道，即排除私愤私欲。
意悟实战：守心守气，切莫行事过激.
曾国藩的治心浊单纯的对心理欲求的限制，既包括心理活动，也包括行为规范，从范围上说，是治心，治身、治口浑然一体；既有表面的现象，也有发自内心的本源，他用阴阳来比喻。忿，就是愤激、愤怒、情绪化。曾国藩称他为"阳恶"，也表现在语言行为上出口不逊，情绪难以控制。曾国藩非常赞同清人石成金在《谨身要法》中对愤激危害性的概话。石成金说：
七情所偏，惟怒尤甚。怒如救焚，制之在忍。非徒害人忤物，抑且愤事伤生。凡居官者，逞怒于刑，则酷而冤；发怒于事，则混而乱；迁怒于人，则怨而叛。须要涵养其气质，广大其心胸。非理之触，心思明哲所容；无故之加，必虑祸机所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如此风恬浪静，非惟无患，且可养生。
曾国藩初入仕途，对宦海波折体会不深，而又自视过高，因而对这对那都看不惯，常有牢骚忿激之情绪。早期日记称为《过隙影》，在这方面自我检讨的文字很多：
我会客时有一句话说得不当，由于忿恨在心里扎根太深，所以有时一触即发了!饭后谈到了过去的小事情，我大发脾气，气愤的话脱口而出，有忘记了身份和亲情的情状。虽然经过朋友的说服规劝，我还是肆意谩骂，那时绝没有什么禁忌害怕的。树堂昨天说："心里的劣根没有除净，时间长了必定会爆发一次，而且一爆发就会不可收拾了。"我自己积下了这次火气，仅仅自我反省了几次，其 它的就只知道埋怨别人。本年立志重新做人，可是才过两天 我立下的志向决裂到这种程度!即使痛哭，追悔不已，难道还有什么用吗?我真是像人们所说的与禽兽有什么两样呢!
带军打仗之初，这种愤激之情仍不时溢于言表。他强调愤激行为是一个人涵养不够、气量不足的原因，同时也与担当大事、督己责人有很大关系。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
大概担当天下大事靠的是精神状态，积蓄郁结的多，也就倔强之至，也就不能不表现出一些愤激行动。以后我兄弟有动气的时候，彼此要互相劝说告诫，保存倔强，去除掉愤怒激动，这就行了。
曾国藩经常用林则徐"制怒"的典故来自我教育。林则徐性格急切，遇有不平事常迁怒于人，为此常常适得其反。任江苏巡抚后，林则徐痛切意识到这一弱点，也深刻体悟到担当封疆大吏，如果不能自我克制，则贻误更大。因此，进驻巡抚衙门的第一天，就亲书"制怒"二字悬挂在听事堂，一是自我监督，二是让僚属监督他。久之，人亦服其有雅量，终成一代名臣。
愤激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暴躁，愤激表面上是言语伤人，情绪窒人，但暴躁就不仅伤人，还伤害自己的身体。曾国藩说，暴躁最易伤脾、伤肝，对身体最有妨碍。所以他把"暴"称为治身的"阳刚之恶"。一次，隋观察来见因该人办事能力弱，曾国藩勃然大怒，训斥完后，当天夜晚曾国藩在日记中自责"退而悔之"。说自己"近来事有不如意，方寸郁塞殊甚"，常发脾气，足见"自己器量不容，治心之不深也。"
曾国藩进而认为，一个人常以和气悦己，是吉祥福分的征兆，而如果常有乖戾之气，就会招致祸端。他曾多次为自己在家守丧期间的愤怒脾气而检讨，说因此才有曾国华之死。曾国藩平生自负甚高，正当国家多事之秋。他想大干一来回时，清廷令他在家为父守丧。这使曾国藩心很不是滋味。本来，父亲刚逝去，曾国藩应守孝道安心服丧，但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针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有家其间的所作所为。如，在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洎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抒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
在此期间，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推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的做法，未免有失偏颇。
治口就是慎言语，即不议人短处，曾国藩循的尤其是不背后议论人。中国有"祸从口出"这句话，曾国藩中以发挥，在《悟经》中记有他给其弟弟的这样一段话：
天下的事变化很多，变化的道理更深不可察。人情难知，天道更难测，别处的事情不要毫无忌惮的大加议论。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的听闻本来不多，多疑则全不阙，言则更不慎。捕风捉影，扣盘扪烛，就要硬断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果真就这样容易了断吗?
对曾国荃自视过高的缺点曾国藩作为兄长猛加敲打。一次曾国荃读唐代文章，断定文中的某某是小人，某某是君子。曾国藩不以为然，他认为是非都有适用的范围，这样轻易下结论是阅历不深、视天下后世太轻的缘故，于是去信说：
文章一篇，就能让天下人、后世之人都知道某某是小人等等，未免把文章看得太重，而把天下与后世都看得太轻了。这间屋里所谈论的是非，换一间屋子可能他就不以为然，换一个地方则说法更要发生变化。这乡人所推服的贤士，换一乡则不认为是贤士，如果换到另一府去，就会多次发生变化而不是一次变化。何况天下呢?何况后世呢?
其实，曾国藩自己早年也有评头品足、议人长 毛病。他的好友陈作梅对他说："见得天下皆是坏人，不如见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熏陶玉成之心，使人乐于为善。"曾国藩的日记中说：陈的话是"讽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见得人多不是也。"
由于"口祸"招致他人忌恨，曾国藩在守丧期间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事实上，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 嗳醯悖谖舜κ路矫婀?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事的方法而引带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已、戊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在一年以后，再次出山，曾国藩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寺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方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羊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对于这种情况，有人说道："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法，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常识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但是曾国藩经过深刻的心理反思和多年的实践，非常真切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和惟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精明及旷达了。
以"治心"为题解析曾国藩注重精神修养、提升品格的人有很多，如李鸿章、梁启超、***等人。蒋介石终生研究曾国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他在研读曾国藩、胡林翼的各种文集、遗集有感于"其苦心毅力""足为吾人之师资"，准备围绕"治心"的内容，"摘其言行，可以为后世圭臬者，成为一书"，以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但名将蔡锷先行一步，已编成《曾胡治兵语录》，并由同样崇拜曾国藩的梁启超作序，于1917年在上海发行。***所编的书表示满意，但觉得缺少了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曾国藩"苦心毅力"得以成功的内容缺焉不详。在***看来，这等 有挖掘源头，于是"择曾胡治心之语之切要者，另列一目"，认为这样就"可以后世法"，***一再谦恭，说自己不敢"擅改昔贤之遗集"，但能言这者"，所以战战兢兢，编成完书，认为其治心经"不惟"统篇，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所本矣。"当时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如此重视曾国藩治心成功，当然有他的目的。该书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影响了现代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据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回忆，***增补的《治心篇》在许多根刊上连载，可见影响一斑。
意悟实战：泰山之顶揽天下.
在中国近百历史，曾国藩的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由于他出力平定太平天国，满清皇朝的命运，得以延存。也因为他善于识拔人才，引用贤能，更时时以转移社会风气及建立廉明政治为己任，所以满清皇朝才会在同治光绪之间，一度出现振衰起敝的中兴气象。同时他注意个人的道德文章修养，在立言、立德、立功上成就了"不朽"之业。
清政府称他是"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清末的官宦和士人也对他是一片赞美声。"文正公盛烈伟绩冠一代"，"深造道德"，"仁爱备至，智勇兼全"，"器量恢弘，望而知其伟人"，"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等等赞颂之词，汗牛充栋。
当时也有人骂他"好杀"、"虚伪"和"失德"。
骂他好杀，是因为曾国藩自己曾告诉他弟弟曾国荃、曾国葆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
至于"伪"，那是他的知己好友、刑部员外郎、专爱面指人短的邵懿辰所指责的，还有知道曾国藩最深的左宗棠，也骂过他"专标一伪字"。
失德呢，抛开曾国藩在涟滨、岳麓两书院就读时期的好狎邪游，浪漫狂放，作什么赠伎春燕诗一类的少年风流罪过不算，曾国荃攻陷金陵、太平天国亡后，曾国藩踌躇满志，舞之蹈之。就在这种欢欣得意的兴头上，曾国藩有过在流莺画舫公然过夜的记录。还有，咸丰皇帝逝世，曾国藩在皇上大丧期间秘密地娶了个妾，因此被人指责为"违制失德莫甚于此，实名教罪人之尤"。
章炳麟当时是一个激进的代表，他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先生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也斥曾为"不明春秋大义"、"汉子孙不肖"。
还有人认为：曾国藩"得了错误的学问(伪儒学)，本着错误的动机(好名之心)，施用错误的手段(滥杀同胞)，以达到错误的目的(扶满灭汉及维持传统的制度主义一非正宗的中国文化)，而所谓修身、克己、涵养、刻苦、勤俭、刚毅、坚忍……等等德性，与其知人善任，治兵用将……等长处，皆不过其所利用的工具。利用道德善行、才能为工具以济其好，是大盗亦有道"。
但即便如此，许多人还有从其他方面评价曾国藩，章太炎除民族大义一点外，也称赞曾国藩"行事足惬人心"，共治伸张民权，"吏道为清"，是一个可以保存文化传统的人物。
梁启超以史学家的眼光，评论曾国藩说：
曾文正公，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挽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谨严也，故虽用积变焉可也。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字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态，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这些评价当然不限于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一事上，更主要的是说他居高位而不危，屡遭猜疑而忠心不贰上。
金陵攻克后，曾国藩的处境，恰似唐代的中兴名臣郭子仪一样。郭子仪晚年声色自娱，府中的奇花异木，不禁游人入内观赏，且用"府门大开"表明"无所隐讳"，谟此远祸。
曾国藩的忠心引起众多的猜疑、不理解，只好刊行家书，来表明心迹，剖白于慈禧太后及朝中大臣之前，以示无隐，求取谅解，不但有韬光养晦，洁身自保的意思，也可以澄清朝臣的猜疑，这确实是煞费苦心的。
据说当湘军克复武汉时，咸丰皇帝曾仰天长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年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已是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正是如日中天，俩人又都是汉人，无怪咸丰帝有此慨叹。所以当清廷委署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曾国藩照例要谦辞一番，奏章尚未出门，"收回成命"的诏谕，已经下达。仅嘱咐他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统兵作战。这些明来暗去的猜忌，曾国藩岂能不知。
清军 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溥明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衽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同治二年(1863)五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这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一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到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赶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禀事项。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发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葆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葆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份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于是他下令裁去湘军。
虽然如此，清廷对湘军将领们的疑忌是无时或释的，因此，俞曲园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向彭玉麟进言说："在同治五、六年间，因为湘军已多被资遣，你又辞高官不就， 官吏多说你矫情，目中无人，因此清廷早已暗中派人监视你的行动，时刻没有放松。一旦抓到你的小纰漏，便是'小题大做'，会给你颜色看的，到那里，你再分辨，也是白搭，我劝你何妨现在'为文训子'，立碑在祠堂，表示忠君忧国，并无二心，不妨对朝廷多方国颂德，自可买静求安，博取慈禧的欢心，减不少必要麻烦。"彭玉麟从善如流，马上照办。因此彭玉麟有了刻石。
《曾国藩家书》也正是基于上述需求，刊行世间，借以表明他忠心为清廷效命，以塞弄臣之口。不然，以曾之功业修养，训子之家存于家祠宗庙即可，何必小题大做刊刻行世，岂不是沽名钓誉来自我标榜，与他平生的行为大相径庭?!
先秦时四大公子各养门子各养门客数千人，以应付各种务。曾国藩的麾下也集中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薛袜成说曾门幕府是"播种之区"，"从流之汇"，"故其得才尤盛"。曾国藩和谋士之间首先有合作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相互颂慕、相互追求的关系。曾国藩认为，远为，远而言之则天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之成败利钝，无不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故多年爱才如命，求才若渴，为吸引和聘请更多更好的幕僚尽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于是率军"东征"之始，即号召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反对太平天国，盛情邀"抱道君子"参加他的幕府。其后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广为访察，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闻有德才并称者，更是不惜重金，驰书礼聘。若其流离失所，不明去向，则辄具折奏请，要求各省督抚代为查明，遣送来营。曾国藩与人通信、交谈，亦殷殷以人才相询，恳恳以荐才相托，闻人得一才羡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胜，遂有爱才之名闻于全国。由于曾国藩粗研百家，兼取众长，早在青年时代即已"道德文章"名满京师，称誉士林；加以其后出办团练，创建湘军，"战功"赫赫，威震天下，遂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救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崇拜。由于清王朝政治腐败，等级森严，满汉藩篱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仁途拥塞，遂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空有一片"血诚"，满腹才华，而报国无门，升发无望，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另外寻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识分子非但升发无望，且身遭乱离之苦，徙无定居，衣食俱困，亟须庇护之所，衣食之源。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无升官发财之念，亦无饥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学问渊博，名满士林，但却仰慕曾国藩的大名，以一与相识为幸，一与交游为荣。所有这各类人物，他们闻曾国藩能以诚心待士，破格用人，便纷纷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同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幕僚们助曾国藩功成名就，曾国藩使幕僚中官发财。多年来，幕僚们国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等，真是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的帮助。即如镇压太平天国一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并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现仅以曾国藩直接指挥的一个湘军支派"曾湘军"为例。它连下安庆、江宁两座省城，为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立下第一功，是湘淮军中最 出的一支。如果把它比喻为一个人的话，曾国藩及其幕府恰如它的头和躯干，作战部队恰如它的四肢。四肢不仅靠头脑支配其每个行动，还要靠躯干供应其营养。西汉初年刘邦在向诸将解释为什么张良足不出户而封赏最高时，曾把战争经为狩猎，以猎人喻张良，以猎犬喻诸将，称指示之功胜于奔走之劳，诸将为之悦服。而在安庆、江宁两役中，曾国藩的幕僚则不仅有指示之功，尤有筹饷之劳，可谓功兼张(良)、萧(何)。自1860年6月至1864年6月，四年之中曾国藩报销军费一千六百多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与盐税。这笔巨款主要靠幕僚筹集，没有它湘军早已饥溃，何成功之有?曾国藩所谓"论功不在前敌猛将之后"，绝非夸大之词，至于曾国藩刊得《王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等重要书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更是离不开幕僚的努力。否则，他很难挣得洋务派首领的地位。
曾国藩对幕僚的酬报十分丰厚。众幕僚入幕之初，官阶最高的是候补道员，且只是个别人，知府一级亦为数极少，绝大多数在六品以下。他的刚被革职，有的只是一般生员，还有的连秀才都不是。而数年、十数数年间，红、蓝顶子纷纷飞到他们头上，若非曾国藩为他们直接间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李鸿章的经历就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他于1858年末曾国藩幕，后又因故离去。郭嵩焘劝他说："此时崛起草莽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之以立功名。"李鸿章听其劝告，重返曾幕。果然，青云直上，步步高升，一、二年间位至巡抚，五、六年间位至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同曾国藩之间已是双峰对峙，高下难分了。试想，如果李鸿章不回曾幕，能够如此顺利吗?恐怕要谋得按察使实缺亦并非易事，虽然他此时已是未上任的按察使衔福建延建邵道道员。
有一步必须承认：曾同藩同幕僚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维持并非无条件的。那就是曾国藩要尊重幕僚，以礼相待；而幕僚也必须忠于曾国藩，绝不许中间"跳槽"，改投新主。说明这种情况的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冯卓怀的拂袖而去和李元度的被劾革职。冯卓怀是曾国藩，绝不许中间"跳槽"，改投新主。说明这种情况的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冯卓怀的拂袖而去和李元度的被劾革职。冯卓怀是曾国藩的老朋友，一向对曾国藩非常崇拜，为了能朝夕受教，曾放弃条件优越的工作去当曾国藩的家庭教师。曾国藩兵祁门之时，冯卓怀又放弃四川万县县令职位，投其麾下，充任幕僚。后因一事不合，受到曾国藩的当众斥责。冯卓怀不能堪，决心离去，虽经曾国藩几次劝留皆不为所动，最后还是回家闲住，宁可丢掉官也不能忍受曾国藩对自己的无礼举动。李元度是曾国藩最困难时期的少数幕僚之一，数年间患难与共，情逾家人，致有"三不能忘"之说。不意其后曾国藩两次参劾李元度，冷热之间悬若霄壤。究其缘由则不外"改换站庭"四字。人们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同幕僚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主从关系，其维系纽带全在私谊。私谊对他们双方来说，都是神圣的，高于一切的，任何一方如有违背，这种关系即会解除，甚至结成私怨。
曾国藩关于个人在集体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也有关他个人的见解。他说：细想古往今来，亿万年无有终期，人们生活在这中间，数十年只是须臾瞬息。大地数万里，不能穷极，人在其中休息游玩，白天犹如一间房子，晚上犹如一张卧榻。古人的书籍，近人的著述，浩如烟海，人们一生所能读的不过九牛一毛。事情复杂多样，可以获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万条，人们一生中力所能及之事，不过如太仓一粟。知道上天悠悠无穷期，自己的生命非常短，那么遇到忧患和非常不顺心之事，应当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宽广，而自己在大地中占据的位置非常小，那么遇到荣耀名利相争之时，应当退让三分，以柔道处之。知道古今人们的著述非常丰富，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陋，那么就不敢以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并从谦虚的美德而保持它。知道事情复杂多样，而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矜，应当思想推举贤才而一起去完成伟大功业。如果这样，那么自私自满的观念就可渐渐消除了。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不论是智慧绝顶者，还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缺欠的，不可能完美无缺。相反，愚笨至极的人也有可之处。本着这样的想法，尤其是他认为自己属于"中材"，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有什么疑难问题，都让他们出高招，献良策。
曾国藩与他的长期共处的幕僚们，经常以各种形式征求意见，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尤为如此。有时幕僚们也常常主动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以供其采择。幕僚们的这些意见，无疑会对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之关键。1854年太症军围困长沙，官绅求救，全赖湘军。而羽 砩形捶岬南?军能否打好这一仗，事关存亡之大。曾国藩亲自召集各营官多次讨论战守，又在官署设建议箱，请幕僚出谋划策。曾国藩最终采纳陈士杰、李元度的意见，遂有湘潭大捷。1860年秋，是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出逃前发谕旨令鲍超北援。曾国藩陷入极难境地：北上勤王属君国最大之事，万难推辞；但有虎将之称的鲍超一旦北上，兵力骤减，与太平军难以对峙，多年经营毁于一旦。曾国藩令幕僚各抒己见，最后采纳李鸿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策略，度过了一次危机。不久，下安庆、围天京，形成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优势。而那些闻旨而动的"勤王军"，劳民伤财，却贻笑天下。其他如采纳容闳的意见，设"制品之器"，派留学生出国，使他成为洋务派的领袖。等等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说，曾国藩是把众人的智慧为已所用的典型之物。他自己深得众人相助之益，也多次写信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如法炮制。他说与左宗棠共事，因为他的气概和胆略过于常人，因而希望能与他一起共事，因为他的气概和胆略过于常人，因而希望能与他一起共事，来帮助弥补我的不足之处。他还劝曾国荃"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且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后曾国荃屡遭弹劾，物议也多，曾国藩认为是他手下无好参谋所致。
事物的另一方面，曾国藩因为未采纳幕僚们的正确合理建议而导致失败的或事例也不少。如天津教案的处理，大多数幕僚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直接对曾国藩提出尖锐批评，态度坚决，但曾国藩一意孤行，杀害无辜百姓以取悦洋人。其结果，"责问之书日数至"，全国一片声讨声，"汉奸"、"卖国贼"的徽号代替了"钟鼎世勋"，京师湖南同乡，将会馆中所悬曾国藩的"官爵匾额"砸毁在地，几十年以来积累的声望一日消失干净。曾国藩晚年对未听幕僚劝阴颇为后悔，"深用自疚"，"引为惭愧"。他在给曾国荃和曾国潢的信中说："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心绪不免悒悒"，回到江宁仅一年多即死去。
总体而言，曾国藩能够虚心纳言，鼓励幕僚直言敢谏，这与他在事业取得一些成功有很大关系。有人评论说：曾国藩"以儒臣督师，芟夷蕴崇，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因由公之英文钜武，蕴积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众思广从益也"。
比较而言，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更深远一些，多年来，曾国藩一直对其幕僚精心培养，视若子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老朋友和名儒宿学之外，一般幕僚亦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一言一动无不视为楷模。从道德修养、为人处理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曾国藩的影响。尤其经常在曾国藩身边的人员，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正如薛福成说的那样，他们虽专属一行，然而却能让他们的智慧汇集一处。比如引水，幕府就是水渠；若要说像是种庄稼，那么幕府就是播种的地方。因而他能获得秀多人才。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幕速于此"。至于那些才思敏捷，善解人意哪李鸿章者则列是心领神会，独得曾国藩思想政治之真谛，成为其公认的正宗传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他寄望之厚、花费心盘之大也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可以说，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观点和治国、治军的本领，都传授给了这个得意门生。李鸿章也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提挈，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悟经四："内圣".
--内，心也，圣，异于常人也。功修于内，怀日月之明，雷霆之奋，修身自强，名配尧禹也。
过是积极发现自己的错处并改正错处，自律是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从曾国藩的一生来看，这两点他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一个人要没有这两精神，闻过则怒，自我放纵要想成大事，做大官是不可能的。
意悟实战：养生之悟.
曾国藩在养生这学方面，颇有研究，他的养生之方法，于现世今人仍有一定的启示。现陈述如下：
首先是养生要言。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曾国藩三十五岁，在去蜀国的途中，他写下了养生要言五则，积理甚厚，积学甚精，可以看作他从三十二岁至三十五岁研究程朱理学在养生方面的总结。
一、一阳初动处，万物始升时，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仁所以养肝也）。
一阳初动处，万物始升时。可以说源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直接受到周敦颐"太极动而生阳"，"化生万物"的启迪。在这个"天地俱生，万物以荣"(《黄帝内经素问》的时刻，不要存怒气，不要存怨气，一怒一怨，自然会伤动肝气；肝主木，木生水，一阳初动处，正是肝木滋长时。曾国藩认为肝的最好方法就是待之以仁，《说文》云："仁者，亲也。"
二、内而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礼所以养心也）。
内存整齐的思虑，外持敬重的威仪。泰然而不傲慢，威严而不凶猛。对自己要严格，对他人要敬和。程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曾国藩强调以礼相待，对人热忱，火主心，所以礼可养心。
三、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持之以恒，容止有定（信所以养脾也）。
饮食起居有规律，行为举止有准则。以诚信待人，这叫不欺。《吕氏春秋》说："地行不信，草木不大。"大地是诚实的象征。周敦颐认为，圣人模仿"太极"而立"人极"，"人极"即诚，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土主牌，所以信能益牌。
四、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量而须（义所以养肺也）。大公无私，随遇而安。顺应天理，问心无愧。心底无私天地宽。金主肺，曾国藩认为行义可养肺。
五、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信所以养肾也）。
心定，气定，神定，体定，都必须以人的明达之智加以导引和控制。苏轼说："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为心，水为肾，故五藏之性，心正而肾邪。"所以人的各种欲望，源于肾邪。孔子说："智者乐水。"水主肾，保持清醒的头脑，可以养肾。
曾国藩的仁、礼、信、义、智，源于理学家程颢"仁识"，他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仪礼知信皆仁也。"在古代阴阳五行中，仁、礼、信、义名就是五常，五常即五行，郑玄注："五常，五行也。"孔颖达说："道达人情以五常之行，谓金、木、水、火、土之性也。"曾国藩把它与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相对应，显示了曾国藩性命双修的思想。
其二是养生的五事。
同治五年六月初六，曾国藩五十六岁，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第日两饭后各行三干步。惩忿，即余匾中所谓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也，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星冈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学行七年矣。饭后三千步近日试行，自矢永不间断。弟从前劳苦太久，年近五十，愿将此五事立志行之，并劝沅弟与诸侄行之。"
先说说眠食：曾国藩养生喜欢在眠食二字上下功夫，除接受祖父教训以外，他也有自己的经验存在。如他在癸亥四月的日记里说：我少年读书时，看见父亲在日落之后，上灯以前，小睡片刻，夜里则精神百倍。我近日也想效法。日落后，在竹床上小睡，上灯以后处理事务，果然觉得清爽。我对于起居饮食，按时按点，各有常度，一一都是效法我祖父、父亲所做的，希望不败坏家风。
他在给弟弟的信中也说：我现在调养的办法，饮食必须精细。蔬菜用肉物煮了，鸡鸭鱼羊猪肉，都炖得很烂，又多做些酱菜腌菜之类的，我认为是天下最有味的大补。(《家书》，卷十--同治五年十月初六）
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与现代的卫生学非常相符合。我们追求身体健康的同时，更要求要精神的愉悦，曾国藩之说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佐证。
关于惩忿，前文已述及，此不重复。
曾国藩所谓的节欲。欲，就是欲望，在古代指五色、五音、五味。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也。"古人对欲望危害人身与心的论述很多，如"嗜欲伤神，财多累身"（老子），"目妄视则淫，耳妄听则惑，口妄乱则伤"（列子），"名利与身，若炭与冰"（严遵）。
曾国藩为欲所累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名望欲，一是成功欲。曾国藩三十多岁时，十分好名，与人交谈总是喜好论辩，这就是好名；喜欢作诗，也是好名，他称自己为"盗名之具"，就是盗取美名的工具。对家族的名望，他也十分看重，总希望曾氏家族能表率一方，这是患得；也还担心由于家大势大，树大招风，这是患失。此外，曾国藩也非常在乎成功和失败，打了几次大败仗，三次想投河自尽，可见他对成败耿耿于怀。咸丰八年的日记中写道："心绪作恶，因无耐性，故刻刻不自安适；又以心中实无所得，不能轻视外物，成败毁誉不能无所动于心，甚愧浅陋也。"
曾国藩不爱财，也不好色，但就是难过功名关。他的日记中对此有很多无情揭露和批判。
佛教中也有关于节欲的论述。佛法讲求的是真、忍、静。其中便包含着节欲的观念。然而要真正做到无欲无求的境界，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为之。因此，适度地节制自我欲望，不使欲望太过，却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有一天，曾国藩接到儿子纪泽的信，十分担心，纪泽说他咳吐多痰，其实这是呼吸系统出了问题，但曾国藩还是给儿子讲了一通散步的道理，他认为散步是养生的一诀窍，他太相信散步了，他说："然而不能总是服药。药能活人，亦能害人。良医则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医则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我无论在乡还是在外面，只要是我亲眼所看见的人，都是一些庸医。我很害怕他们伤害人们，所以近三十年来，决不服医生所开的药，也不许你们吃医生所开的药。道理极为明显，所以说起来也就极为恳切，希望你敬听之遵行之。"
既然不能吃药，那怎么办呢？曾国藩想到的是散步，他说：每天饭后十数千步，是养生家的第一秘诀。你每顿饭吃完以后，可到唐家铺走一趟，或者去澄叔家走一趟，往返大约有三千多步。如果你能坚持走三个月，一定收效甚大。也许曾国藩没有对症下药，但他这剂"药"却是下到了根部。这样每天两次，每次三千多步的路程，对增强身体素质，提高疾病的抵抗力无疑是很有用的。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这与曾国藩的"饭后千步走"是同一个道理。饭后散步，有助于消化，更利于血液的循环，不但可以放松紧绷的躯体，还有助于精神的松弛。虽然散步不能包治百病，但对养生，却是颇为有益的健身之法。当然，曾国藩所持的"不药"的理论，是恐庸医耽误病情，甚至误诊致命。现代的医学科技，足可以使我们对此放心。真有了病医生是要看的，药也是要吃的。
洗脚。在曾国藩看来，洗脚是一种养生之道。文人的一个习惯，坐着看书，坐着写字，坐着工作。长期坐着，使血液凝滞在脚下，睡前洗脚，尤其是用热水洗脚，可使血液流布全身，起到舒筋活血的作用。
而且，脚上有着人身上重要的穴位，洗时加以按摩，必然会起到一定疗效。唐代贤相狄仁杰也很重视洗脚。而且他主张洗完脚后，把脚掌来回揉搓三百下，更是有利于身体的养生。这些，都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不是文人，每天使用脚的次数则更多。起立、走路、跑步，脚每天的运动量是人身体各部位里最大的。累了一天，最累的就是脚。睡前用温水洗脚，可以解除一天的疲劳，而且有助于睡眠。
其三视息眠食。
同治九年（1871年8月），曾国藩写下了他的养生之道："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调藏息于丹田，气海也；垂帘，调半视不全开，不苦用也；虚，谓心虚而无营，腹虚而不滞也。谨此四字，虽无医药丹诀，而足以却病矣。"
在曾国藩的养生之道中，这则日记很值得珍视。它表示曾国藩已具备了一定的气功经验，此时的曾国藩不仅仅接受某种功法，而且已融入了自己的很多感受和体验，这种感受和体验不仅仅是一种现象，而且具备了一些理论表达的形式。咸丰十一年他也谈过眠食，但那时的谈论还较为粗浅，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经验的表达，现在曾国藩已能对日常经验作一定程度的提升了。
息必归海：所谓息，就是调息，历代养生家都非常注视调息。《西升经·圣辞章》说："喘息为宅命，身寿立息端。"可见呼吸是生命的基础，呼吸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吹故纳新。在呼吸中，以股息最为高妙，所为有胎息，就是不以口鼻呼吸，就像胎儿在胞胎中是依靠细胞进行呼吸，当然这需要很高的身体质量。曾国藩显然没有达到这一步，但他懂得呼吸应当深沉，达到并藏于丹田。
视必垂帘：所谓练过气功的人都知道，眼睛不能睁开，也不宜闭拢，经常处于曾国藩所说的半视半开之中。睁开和闭拢都会使得眼神经处于兴奋或运动状态，眼神经松弛，才有利于练功，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不苦用"，也就是不用力。
食必谈节：所谓吃，一要淡，二要少。明朝陈继儒对淡食有很多论述，他说："食谈精神爽"，"食淡极有益，五味盛多能伤身"，"薄滋味，所以养气。"食不仅要淡，还要少，保持腹中虚空，才能使气在体内运行。陶宏景说："当少饮食。饮食多则气逆，百脉闭。百脉闭则气不行，气不行则生病。"说得太精要了。
眠必虚恬：所谓人在睡觉时心思应处于虚空状态，无牵无挂，无营无求。如果心事重重，则辗转难眠，夜不成寐，必然损血劳心。
吃和睡，是人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历代养生家都对此格外重视，曾国藩则尤甚。他说："养生之道，当于'眠'、'食'二字悉心体验。食，即平日饭菜，但食之甘美，即胜于珍药也；眠，变不在多寝，但实得神凝梦甜，即片刻亦足摄生矣！"他还说："养生之道，莫大于'眠'、'食'。眠不必甘寝鼾睡而后佳，但能淡然无欲，旷然无累，闭目存神，虽不成寐，亦尚足以养生。余多年不获美睡，当于此加之意而已。"可见，吃，不一定吃好，只要吃得香；睡，不一定睡久，只要睡得沉。吃，应少吃多餐，睡；应重质量（熟睡而少）。睡眠质量高，曾国藩称之为"美睡"。陆游便每每以美睡为乐，曾国藩很是羡慕。他认为只有心中没有任何愧怍，睡觉和做梦才能恬淡、安适，虽然曾国藩很想美美地睡一觉，但是繁忙的军务政事，使他很难嗜此一望。
当然，对于普通人来说，做事越多，睡眠越好。因为我们心无愧怍，不怕半夜鬼叫门，所以做的事情越多，便越感到充实，越感到安慰，不教一日闲过，有了这样的心情，我们便能来个痛快的美睡。
人就怕闲着，懒洋洋无所事事，无事则生非，很多病就是闹出来的。曾国藩说："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做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瞻前顾后），奄奄无气（毫无生气），决难成事。"
这也是曾国藩前述"少食多运动"理论阐述的日常化实践。运动的方法固然很多，可以散步、打球、做游戏等，都是运动。但公务在身的人往往忙得喘不过气来，难以抽出专门的时间去从事锻炼，那就把工作当作锻炼。
做家务也是一种修炼的好方法，它能使人处在不停的运动中，手动心活，脚动脑活，气和血畅，身体健康。而且家务总是做不完的，只要你想做，总可以找出一点事来，如果能无怨无悔地做，那简直就是一种幸福。白天做上一天，晚上就会睡梦香甜。
《吕氏春秋》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说的就是运动使人气血畅通，身体强健。也许曾国藩所说的做事不一定就是做家务，他人在军营，家在湘乡，大概说不上家务，即使饮食起居，也有仆人照料。他说的做事大概就是处理军务，而且这军务也大都是脑力劳动。但动脑也是一种运动，就其运动的质量而言，它所需要的营养和所花去的消费甚至比动手还大。所以劳累一天，便会头昏脑沉。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应该一天到晚不停地劳作，不知疲倦，或者不怕疲倦，而是只要感到疲倦，就该休息。陶宏景说："能从朝至暮常有所为，使之不息乃快，但觉极当息，息复为之，此与导引无异也。"这就告诉人们，如果能够从早到晚总有事做，使自己不停息才感到愉快，但是感到太疲倦了就应该休息，休息之后又去做事，这样就与导引没有什么不同了。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无论是动手，还是动脑，总之要"动"。体力是用不完的，脑力是用不竭的，关键在于如何去动。
其四是处静。
曾国藩除了"少食多运动"的养生之法外，还有"处静"的养生之法，这一静一动是不矛盾的。运动是所谓的"臣劳"，在于健身；而处静则是所谓的"君逸"，在于健心。"君选臣劳"唯有结为一体，方不失为完整的养生之术。
"树欲静而风不止"，特别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处在当代繁杂喧闹的社会大舞台上，能保持心态的宁静，实属不易。然而心静则神静，神静则身宁，身宁则身健，由此，如何处静，使身轻心清，当为现代社会保健养生的必由之路。
老子说："治身不静则身危。"澹泊宁静，是历代养生第一要则。
曾国藩早年从师于唐鉴大师，就已经认识到"静"字功夫最要紧，程颢和王夫之都是在"静"字上有非常功力的理学大师。唐鉴说："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唐鉴大师还对曾国藩说："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动辄发也。"从此他力求主静，并且从练习静坐开始。
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三十三岁，正月有一天，早上起床后，吐血数口，他把罪责归咎为"不能静养"，并且下定决心，今后"日日静养，节嗜欲，慎饮食，寡思虑"。
咸丰九年五月，曾国藩四十五岁，他还是这样写道："精神委顿之至，年未五十而早衰如此。盖以禀赋不厚，而又百优摧残，历年郁抑，不无闷损。此后每日须静坐一次，庶几等于一溉于汤世也。"
他认为，静坐可以治疗肝病，他说："肝气旺，最易伤人。余兄弟皆禀母体，本难强制，然不可不以静坐制之。"
他认为，静坐可以治疗咳嗽。同治元年九月的一则日记写道："因咳嗽，勉强静坐数息，果有效验，可停一二刻不咳。静坐良久，间以僵卧，直到灯时，觉咳疾微减矣。"
除了癣患，曾国藩所犯的病大都以静坐保养，同治九年十二月的日记写道："吴竹如为余诊脉，渠谓余病在心肝虚火上炎（烧），宜静坐以养之，非药力所以能为也。"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惩忿窒欲"的目的便在于保持身心的安静。静是养生的根本，静是修身的前提。一味追名逐利，耽淫于尔虞我诈的人与人的争斗，或攀附权贵、欺凌弱小，都是养生者的禁忌。虽然我们难以成为得道高僧那样的地欲无为，但控制心绪的波澜，消除情思的焦躁，用一颗平静的心态面对任何的物与事，必将有易于我们身心的康健，必将有利于我们神魂的安恬。
其五是以书为乐。
曾国藩很喜欢南宋诗人陆游，因为他既是一个文人，又是一个军人；既精于写诗，又善于养生。陆游诗雄浑豪迈，凝重沉郁，明白流畅，清新婉丽。如"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都是世代传颂的佳句。曾国藩说：陆游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可惜我在军队之中，不曾在闲静中探讨道义。近来夜里睡觉很好，是否因玩味探讨了陆游的诗，才获得裨益的。
曾国藩认为读书确能养生。早年曾国藩就说过这样的话：书味深者其面自润。在读了陆游的诗以后，他的睡眠有了很大改善。难怪左宗棠说："读书亦可养生，只要有恒无间，不在功课之多。"
读自己喜爱的书，本身就是一种乐趣，沉浸在书的海洋里，用自己的心智与作者的灵魂作空冥里的交流，当两者激越出相互理喻的火花，其乐融融，其情涛涛，精神的愉悦便由此而生。
特别是山川地理、人文景观、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籍，因为书籍本身便是陶冶性情的内容，我们从中猎取知识的同时，心魂便也随之而得到了扩充与净化的愉悦，书可益智，书可熏情，书更是养生之术中不可或缺的锤炼性情之物。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觅一方清幽的处所。书房也好，花园树林也好，山麓河畔更佳，融身于自然，融心于书间，从文字的排列里寻找灵魂的寄托，从心与心的碰撞里感悟人生的真谛，神清气爽之余，你的身心便也得到了一次纯净的将养。
其六是耽情于山水花竹。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环境的熏染于养生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
曾国藩说："在家则莳（分栽）养花竹出门则饱看山水。"花竹养情，山水怡性；花竹因人而风雅，山水因人而灵秀。
中国文化非常注重山水，留下了大量游记和诗赋。信手拈来的就有郦道元的《黄山游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东坡的《前赤壁赋》，等等。诗词更多，不可胜计。诗赋成了历代文人墨客寄情山水的绝好见证。
曾国藩称得上一个旅游家，他游历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仅日记记载的就有近两百处。他有一个习惯，所到之处大都存有游记，这些游记多则千余字，少则十几字，记下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所记之处，既有闻名天下的胜迹，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景，只要有一孔之见，一己之喜，他就欣然录之。他游历的山有：泰山、庐山、石钟山、西华山、莲花山、麻姑山；他游历的河有：大清河、运河、白沟河、永定河；他游历过的古迹有：明皇陵、孔庙、岳夫人墓、曾子庙、太白楼。他在游山玩水中，向往着一派太和生机。
他军务缠身，恶名加身，沉疴在身，山水和花竹则给了他片刻的休憩。例如他在人蜀当主考官时，在成都的东北，有一个新都县，其中有一个桂湖，是明朝杨镇建造的故居。曾国藩在那里留下了他的佳作《桂湖》五首。其二云：
短城三面绕，浅水篙寒。
鸟过穿残阳，鱼行起寸澜。
秋来楼阁静，幽处天地宽。
平者江湖性，真思老钓竿。
诗作勾画了一幅闲然恬静的仙世神阁，清幽宁寂里，不由使诗人想起了当年渭河畔独自垂钓的姜太公子牙。其清新恬淡之情悦心爽志，实乃悦情之佳作。
其三云：
十里荷花海，我来迂已迟。
小桥通野港，坏艇卧西陂。
曲岸能藏鹭，盘涡尚戏龟。
倾城游女盛，好是采莲时。
诗中不仅有美丽的荷花，翠叶绿茎，百色竞吐，而且龟鹭戏藏，一派俨然的生机，特别是当地的姑娘们艳丽的装扮，穿行于绿水碧荷之间，更是一副生动的《采莲图》。
极目如此的佳景仙境，心神焉能不得以净化，灵魂怎能会不受其感染？在心灵的快意里，随身于自然，融身于山川碧水，又怎不得趣于胸，而受益于身呢？
耽情于山水花竹。山水是天造的自然，花竹多为人工的自然。人本是大自然的产物，理当回归自然，受益于自然环境的感召，方不失为最佳的养生之道。
其七练功益身。
同治九年五月，曾国藩六十岁，他在日记中写道："阅《福寿金鉴》。午正，数息静坐，仿东坡《养生颂》之法。而心粗气浮，不特不能摄心，并摄生不少动摇而不能。酉刻，服药后行'小因天法'，静坐半时许。"
这篇日记中透露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一、曾国藩在研究养生典籍；二、模仿苏轼数息静坐功法；三、练小周**功；四、静坐。
不管收效如何，曾国藩已在切切实实练习气功。除静坐是他常习的功法外，他也在兼习其他功法，但对练习何种功法，或者哪种功法适合于他，他还心中没有定准，更说不上切身的体验，可见他对气功还处于一种尝试和探索阶段。
曾国藩平夙对苏轼十分推崇，不仅对他的诗文了然于心，脱口而出，而且对他的养生之道也十分看重，尽加仿效。他对苏氏父子兄弟深谙黄老之学心驰神往，叮嘱儿子纪泽对庄子、苏轼的养生之道深加体验；甚至对苏轼的日常生活习惯也倍加赞赏。咸丰九年四月的日记写道："夜洗澡。近制一大盆，盛水极多，洗澡后至为畅适。东坡诗所谓'污槽漆斛江河倾，本来无垢洗更轻'，颇领略一二。"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苏轼讲究养生，喜谈玄理，多与僧人、道士交往，在气功理论和方法上均有较高的造诣。他写过不少有影响的气功专论，如《养生诀论》、《胎息法》、《侍其公气术》、《续养生论》、《大还丹诀》和《龙虎铅汞论》等等。曾国藩所习的数息静坐其实是一种调气法，苏轼在《胎息法》中说道："和神养气之道，当得密室闭户，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卧，瞑目，闭气于胸膈间，以鸿毛著鼻上而不动，经三百息，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如此，则寒暑不能侵，蜂趸不能毒，寿三百六十岁，比邻于真人也。"这种功法并非苏轼首创，在抱朴子和陶宏景那里都有差不多的记载。(《抱朴子·释气》和陶宏景《养性延命录·服气疗病篇》)
曾国藩没有苏轼之长，却有苏轼所短，不能持之以恒；而且他也不具备研习气功的基本条件。他俗务太重，功名心切，欲急交加，心浮气躁，自然也就难以成事。但不管怎样，中国养生文化仍然在曾国藩的心里划下了深深的印痕。
华夏民族的功法可谓博大精深。修炼其任一种，都有助于身心的健康。但少年人多练外功，中老年人多练内功，这都是极为片面的。少年人在练习外功、强身健体的同时，也应积极练习内功，以气功修法为重，调息补气，方可畅通脉搏。而中老年人练习内家。功夫多为气功，也要多多运动后脚，方有助于气息和匀。总之，不管练习什么功法，都要内外兼顾，才会真正有益于身心。
当然，我们练功一是要保证时间，二是要保证环境，虽然大多数人为工作应酬所累，但练功的时间断不可少。不然，就要像曾国藩一样最终无所成。环境的选择着力于一个"幽"字。在"幽"静的境界里与天地合一，方能感悟到功法的力量所在，也才真正有助于身心的合一。
其八节制嗜好。
曾国藩有两大嗜好，一是下围棋，二是读书。无论军务多么繁忙，曾国藩都忙里偷闲，乐此不疲。
同治二年，曾国藩五十三岁。这一年战事频繁，从正月到腊月，大小战事达十五起之多，曾国藩又是调兵，又是遣将，又是巡行，又是检阅，又是谋划，又是上奏，忙得不可开交。可人往往就是这样，越是忙碌，越是不想休息，于是曾国藩就下围棋，看书，导致精力困顿。有篇日记写道："细思近日所以衰颓，固由老年，精力日衰之故，亦由围棋太多，读书太久，目光昏涩，精神因之困顿也。嗣后当戒围棋，即看书，亦宜减少，每日静坐时许，以资调摄。"
任何嗜好，既可益人性情，又会累人心智；如果把握得好，就可陶冶情操，如果失去控制，就会玩物丧志。列子说："圣人不以身投物，不以欲滑（乱）和。"真正有德行的人，他不会让自身受到外物役使，不以情欲去扰乱中和的本性。曾国藩认识到了这些，却因军政要务缠身而忘我工作，终不可超然于物外，为此他常愧悔不已。
所以，一个人应该与他所喜爱的东西保持亲近，同时也保持距离；他是那件东西的主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有益则取，有害则弃，这才是明智之举。当下棋和读书都已对曾国藩的身体构成了伤害，那就不再是可取之物，曾国藩当即决定戒围棋和少读书。他后来做到了，但也有失于迟。
意悟实战：居高官成大事之二则.
曾国藩在少年时代，便着力克己的功夫。他写信给他在家里的诸弟，劝他们及时努力，他自己则以身作则。他说：
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讲史十叶，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闻断。十日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泊今已两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矣。予自立课程甚多，惟记茶余偶谈，读史十叶，定日记楷本，此三事者，誓终身不间断也。
曾国藩求过的方法，第一是自己求过，便是记日记。日记的功效是很大的，只要能诚实不欺，无事不记，曾国藩的日记，便能做到这一步。他在日记中说：
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
因此他便依照倭仁的办法，在日记中写出自己的过失，时时警惕以求改过。他的日记中自己找出自己过失的例子很多：
前以八德自勉曰：勤、俭、刚、明、孝、信、谦、浑、近日于勤字不能实践；于谦、渐、浑二字，尤觉相违，悚愧于已。
不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仍有慢言?且即令人人不是，何至肆口慢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予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
直到他年衰官高，勤求己过仍不稍宽。有《悟经》中，会有这样一段悟语。
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昨闻魁时若将军言，渠家 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又说：
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具有衰象。余于三四月内不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损，愧悚无已!
这种勤求己过的精神是一般人不可及的。
记日记并不是难事，日记而用楷书，已是不易；而日记终岙不间断，便非有极大毅力的人不容易做到了。
曾国藩原先有吸水烟嗜好，后来他要戒绝，但不太容易。曾国藩自己也说：
自我潮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
戒水烟诚然是一件小事，能用破釜沉舟的决心来做，这样的人才能做大事。
曾国藩求过的第二方法，便是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说：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砭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话者，亦可助益于我。
又说：
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吾之短，以相箴，庶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
至于他请兄弟常进箴规，我们可以在他的家书中常常看到。他说：
诸弟远数千里外，几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
外是摘吾家昆弟过恶，吾有所闻，自当一一告弟，明责婉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岂宜秘而不宣?
九弟谏余数事，余亦教九弟：静虚涵泳，萧然物外。
喜庚怒诟，乃是人的常情。但朋友们对于曾国藩的忠告，他可真肯接受。他说：
竹如教曰："耐"。予尝言竹如"贞"足干事，予所缺者"贞"耳!竹如以"耐"字教我，盖欲我镇躁以归于静，以渐几于能"贞"也。此一字，足以医心闰矣!
作梅言："见得天下皆是坏人，不如见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熏陶玉成之心，使人乐于为善"云云。盖讽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见得人多不是也!
许多居大位的人，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他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求己求"、"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曾国藩还有一件持之有恒匕首央不渝的自律事情，便是起早。他的关于这方面悟语有：
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
其实起早不仅有益于身体，于做事方面也很有裨益。湘军之所以有战斗力，便是能吃苦，而湘军起身早吃饭早，也是比人家强的地方。
凡是律己严的人，都是有坚卓志向的人。曾国藩说：
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年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 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有恒。
曾国藩这样律己严刻，并不是口里说说的。他是说得到做得做。我们看他立志写日记，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中间没有间断，可见他做事是如何有恒了!
等到他带兵以后，他对于自己绝不宽容。《悟经》道：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诚朴，道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
带兵的人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不二途径，是律己以严，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足以指挥将士，激励兵心，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所以能得到最后胜利，完全待自己严厉的结果。
非但如此，曾国藩直到年已衰老，位居总督，对于自己仍不肯稍失检点，他在日记中说：
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应做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为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剪除改徙之时，尤愧曷已。
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余示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饮食酣眠，惭愧至矣!
可见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天不在严重地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道德方面和事业方面，一天天的进步。
最初他在家庭方面负有教导4位兄弟的责任，他非自己做一个好榜样，不能教训兄弟。后来他成为社会的名人，则负有改变风气的责任。他非责己以严，不能严以驭下。
所以曾国藩之所以功成名就的一生，正是由他自己的认身作则和辛勤劳苦换取的。
意悟实战："内圣"大法之三篇
上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同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不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
--引自曾国藩《悟经》之三
曾国藩以大乘的"内圣"法行世，深得古代圣贤之精髓、要旨和开明君王的治世之道。以经时济世的儒家礼学为依托，他的人格修养、道德学问自有特殊的造诣，绝浊当时一般的汉学家、理学家、文学家所能比拟的。后来，他因战功闻名于世，被同时代的人称为"圣相"。
对此，曾国藩的衣钵传人、洋务派首脑李鸿章，更是深得其奥。李鸿章启口必称"我老师如何如何"，敬佩殆如神明。一日他与同僚闲谈，又讲起他老师曾国藩如何如何，说道："我老师所写《悟经》中，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一早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但时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正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挑京货的担子的人对峙着，彼此皆不让。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站在水田里，恐怕担小会浸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大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蔬菜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劝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才能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过意不去，'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执就此消解。这便是《悟经》中有故事有说理其中的一则。云云。
据说李鸿章尚倾耳恭听，谓当顺序直说下去；曾国藩至此已止，竟不复语。李鸿章的僚属吴永也曾回忆说"予当时听之，意用何在，亦殊不甚明白；仔细推敲，还是曾公说得好：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这段公案掌故，记述了"内圣"法"体"的一面，也叙述了它"用"的实践性、目的性，可谓意味深长。
曾国藩不但自己在"内圣"的修养上达至纯青之进，而且时时教导他的弟子及子孙，做一个有内圣功夫的人，曾国藩于咸丰八年(1858)正月初四，在给他九弟曾国荃的信中写有这样一段悟语：
弟的信中自认为是老实人，我也自信是个老实人，只因为阅历仕途，饱经事变，大略学些机谋权变之术，自己学坏了。其实这些方面远不如人，只是惹人笑话，教人怀恨，有什么好处?近日猛然醒悟，一味向平实方向努力，将自己老实的本质还本来面目，恢复固有。贤弟此时在外，也急需复还老实的本质，万不可走投机取巧之路，日趋日下。纵使有人以巧诈来对我，我仍以浑含应付，以诚愚应付；久而久之，他会改变态度的。假如勾心斗角，表面接近，而内心有隔阂，那么相互报复，将是无止无休的。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以自己的经验之谈，感悟出了走向"内圣"的必由之路及具体地。
"内圣"是一种"体"的意境，让人难以说清，不可捉摸，但用为一种"用"的存在睦，便可以知道它就体现在具体的生活中，每日举止言谈中。曾国藩《悟经》曰：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为此，他还举例说：
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专管科举考试，此官便让自己的两个孙子拜门生为师，并当面托付给他。后来他的两孙子临考前患了大病，科举考试很不顺利，竟连学都入不了。数年后两孙才都入了学，其中年长的还连中两榜。由此可见，科举功名早晚均由前定。能否尽力而为在我自己，能否考中则听天由命，万不可稍生妄想。
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还写道：
圣门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彻始彻终，性功事功，俱可包括。余生平于敬字无鞭，是以五十而所成。至于恕字，在说时亦曾讲求及之，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
中篇
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百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变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早画然其灼知。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慎。此悟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引自曾国藩《悟经》之三
曾国藩独处、自治能力极强。他自少年开始就吸烟和旬起的毛病，后来决心改掉空上毛病。开始时毛病很顽固，很难改掉。曾国藩视之如大敌，决心彻底克服才肯罢休。他以后能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十余年，与他能改掉长年的陋习是同一种内圣的精神作用。曾国藩在军队里，每天必写日记，读书数页，下转棋一局，终身如此。一般人认为，这难道不是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么?但这正是他克制有节，行之有恒，实为内圣修炼的第一大事。
曾国藩慎独内圣之心，亦表现于其文书写作里，平生所作的公家文书和私人信件，没有一句欺骗，却意义深远。凡是规划天下大事，没有不取得成效的，所以在当时被誉称为"圣相"。他曾创立过长江水师、太湖水师、淮阳水师，所有的章程皆亲手制定。同时，又制定陆军营制、马勇章程、两淮盐务章程、江南开垦章程、直隶清讼事宜、练军章程，皆有关经世治国的大事。
然而曾国藩也曾多次身人险地和濒临绝境，只是由于他凭藉"内圣"之大法，有百折不挠之志，才于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获得巨大成功。固然成功在天，毕竟也应该说是他的人谋 所致。春秋时期晋国的赵衰说过这样的话："说礼乐，敦诗书，为元帅"；春秋时期鲁国的叔豹也过这样的话："最上等的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这就称之为三不朽。"这两个古人所说内圣修炼的话，只有他兼备。曾国藩研究学问致力于宋明义理之学。他的学问主要意旨是以合乎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作为最后归宿。他常常他："其实上代并无什么治理世事的学问的，学习古礼而已。"他对于自古到今具有超凡道德才智的圣人、贤人，自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下及清朝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等名儒，取32人画其图像以师长礼事之。自撰写文章、施政办事之外，大体上都是礼仪教化之言。他常常称："古代的圣人，天地万物皆推究其由来，小至一家一室的米、盐也没有不分条而理的。"他又常慨叹古礼已经残缺，没有专门军礼了。军礼按理说应当要有自己的专篇细目，有如明代戚继光所记述的那样。像他所亲自制定的营制营规，广泛地考核古代的成法，分别等级，明辨威严，对于军礼来说也差不多相近了。至于他制订营制、营规时所表现出来的论议规则，秩序井井有条， 便足见其平素所积聚的内圣涵养之可观。
左宗棠在篇中坦率地道出了他与曾藩不和的实质，并非个人意气之争，而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的不同意见。他对曾国藩的逝世表示悲痛不已，高度评价真"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己在这方面不如曾国藩；而相互指出缺点错误，却已显出更为深厚的情谊。这种评价，反映出左宗棠自身人格的完满，同时又衬托出曾国藩学识才能、为人处世的情操超过常人。
下篇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已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面，孔彦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引自曾国藩《悟经》之三
曾国藩"从未推诿责任或瞻前顾后，那股倔强之气无时不胸中，令人慨叹。他自到翰林院后，直到死时，鞠躬尽瘁，严于克已，坚贞自守，不仅仅是那个时代所罕见的，即使与古代的贤臣相比，大概也不在其下。
曾国藩在咸丰元年(1951)，以一在籍侍郎的身份，练团训勇，他常说，越是处境艰难，就越需要有坚定的意志。待到转战江西之时，处境更加困窘，事态发展不如人意，一切行动大都叫人动容：一分钱一粒粮，不苦心经营，就不能获得；一将并一兵勇，不苦心训诚，就不能参战。曾国藩正是在这困苦不堪之中，树立起坚韧不拔的意志，终于训练出一支劲旅，歼灭了"流寇"，辅佐了皇上的中兴之业。虽说在困苦忧患的环境中，可以选就一个人高尚德行与高超技能，不顾外界压力而坚持下去，可以增长人的才智和能耐，但当初艰难创业的时候，确实得有一股"内圣"的顽强挺劲。
曾国藩有三军不可夺的大志，枕戈寝甲，卧薪尝胆，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终于能以寡御众，化险为夷。待到事态完全稳定之后，他对同僚和友人说："前人有句话叫'爱能伤人'，我在这几个月里，简直是心碎胆裂了!幸亏赖我们国家的洪福大运，才没有死去啊!"然而他后来一病不起，可以说尽其精力已经达到心力交瘁的程度了。
曾国藩一生战功显赫。在取胜无望的时候，他孤注一掷，拼命力争；在危难紧急的关头，他坚定不移，百折不回；这都是由于他"挺"的精神和学识，不因生死安危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他的幕府僚属，将佐士兵，从读书人而晋升为封疆大使，从小官史而受以重镇，无愧于"平乱"之才，他们的声名也是家喻户晓的了，这都是在曾国藩"挺经"的支撑下，修习"内圣"大法的结果。
自太平天国到捻军起义，分布多达17个省，用兵足有20余年。曾、朝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总战略上也确实以这种稳健、坚韧的风格实行的。不管朝廷有何种意见，军中有何种想法，不论太平军方面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他只是一味地从长江上游向下游压下来，由九江、安庆最后到天京，最终剿灭了太平军。
曾、胡所统带的湘军，人数一直不多，初时不过二万，最盛时也不过十数万，远远抵不上太平军。从其军队素质、武器装备，以及物质供应诸方面都要优于太平军。但一般来讲，处于劣势地位的非正规军队往往要借助机动灵活和人数众多来弥补其战术上的不足，而采用稳健战法恰是其克星。所以蔡锷评论道：曾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他们的敌手并非节制精练之师，又兼人数众多，兵器又没有今日这样发达，没有骑兵和炮兵，耳目不灵，消息不便，攻击力相对薄弱，常常受地物的局限，进攻精神不易发挥。所以曾胡所为，确为因时制宜的好办法。
曾国藩自从统率军队以来，就没有生还的打算，所以经历种种危难，都视死如归，凛然不屈。这种挺拔至诚，感染和影响了他的下属、士兵和兄弟。所以湘军阵亡的文武官兵，以按在册所记载的，就多达一万多人。咸丰八年(1858)，三河镇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工华随李续宾征战，使用单骑冲击敌阵的方法，不幸陷阵而死；同治元年，雨花台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国葆在击退太平军几天之后，竟然劳累而死。而曾国藩与各位兄弟均在军中，出征迎战则督促兄们勇往直前，论功行赏却要求兄们甘居其后。看来他是深深懂得功成名就之际，难于善始善终；常常因地位高于大家，权力重于别人，怀着拥有大名不见得是好事的恐惧。所以一旦受到不同寻常的赏识和宠遇时，就更加感到居此高位要越发恭谨。
曾国藩清俭一生，让人常感觉他家世清贫。他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会数用于公事，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添置一块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于恬淡寡欲，连每次吃饭都不超过四小碗；而男女婚嫁，花费不超过200纹银，而且作为家规家训代代相传。他的内圣修为，具有唐代宰相杨绾和宋代做过宰相的李流的遗风。
他为人处世平和朴实，不求标新立异。他平日严于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说假话"，二是"不迟起床"。即使是对外安抚异国的人们，对内接受降将，交往中一定开诚布公，言谈质朴；对于中外远近的人，他都以诚相待，而被他人认定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朝廷做官，他都从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是风雨交加的天气，抱病忧怀的时候，也常常是一听到啼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几十年如一日，直至去世。
悟世经典：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便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引自曾国藩《悟经》
名家圈点：有志才有业.
古语讲：有志者事竟成。古往今来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没有不是从立志开始的。据《史记》记载，奏要 胜出身农民，家境秀穷，少年时代就以帮人耕作求生。但他人穷志大，很想有所作为。他常常感叹人世，有时惆怅，有时慷慨激昂。有一次，他在劳动休息时，坐在田埂上默默长思，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倘若有朝一日我发了，成为富贵的人，我将不会忘记穷兄弟们。"与他一起劳作的佃农们听后都不以为然，并笑话他说："你一个帮人干活的农夫，何来富贵之谈?无非是说大话而已。"陈胜对于大家的取笑十分遗憾，深有感触地说："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有志者终成大事，不久，陈胜便在大泽乡发动推翻奏朝的窕民起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证实了他的豪言壮语，不是痴人说大话，而是他的宏愿和决心的表达。
汉高祖刘邦与陈胜同时，有一次，刘邦去咸阳服役，见到了秦始皇，便发出"大丈夫不如此"的叹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志向，刘帮才敢在秦末世乱时独树一帜，勇敢地组建军队，向秦朝统治挑战。
让我们先来看看高祖相外相。
高祖的相貌，鼻梁很高，面相像龙，胡须很美，左腿上有七十二颗痣。性情仁厚爱人，喜欢布施，心胸豁达。常常表现出宏大的气度，不愿意干普通人家生产和经营之类的事情。等到成年以后，尝试做担任泗水亭长，对官府中的官吏无不加以轻侮调侃。
高祖曾经到咸阳服徭役，纵情观赏游览，看到了秦始皇，慨叹道："唉，大丈夫应当是这样的啊!"
高祖担任亭长，就用竹皮做成帽子，让捕盗吏到薛地定做，经常戴这种竹皮帽，等到显贵后仍经常戴着。人们所说的"刘氏冠"就是这种帽子。
视祖以亭长的身份遣送沛县的徒隶去修骊山墓，一路上有很多徒隶逃亡。高祖自己估计等到达骊山徒隶们也都逃光了，来到丰西的大泽中，停下来饮酒，夜间就把押送的徒隶全都放了。说："你们都跑吧，我也从此逃命去了!"徒隶中有十几位壮士愿意跟随他。
一次高祖喝醉了酒，在一条荆丛之路上行走。探路者回来报告说"前面有一条大蛇拦住了去路，请求退回去"。高祖醉了，说："壮士们往前走，有什么可害怕的!"于是前行，高祖拔剑斩杀大蛇。蛇身被砍成两截。小路也就开通了。走了几里地，高祖大醉，于是卧倒在地，后面的人来到有蛇的地方，有个老婆婆在夜晚哭泣。别人问她为什么哭，老婆婆说："脸杀了我的儿子，所以我在哭他。"你的儿子为什么被杀?"老婆婆说："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变成了一条蛇，挡住了道路，如今被赤帝的儿子杀了，所以痛哭。"别人于是认为这个老婆婆在说谎，准备打她，老婆婆突然不见了。后来的人到达，高祖酒醒，后来的人报告了高祖，高祖却心中暗喜，非常自负。各位跟随他的人对他日益敬畏起来。
秦始皇帝经常说："东南地区有天子之气"，于是就向东巡游企图镇住它。高祖怀疑这是中自己来的，逃亡隐藏起来，躲在芒山、砀山一带的泽岩石之间。吕后和别人一起去寻找他，经常能找到他。高祖觉得很奇怪，于是问他们。吕后说："你居住的地方的上空经常有云气坏绕，因此跟着云气走过来，常常能找到你。"高祖心中很高兴。沛县子弟有的听说了这件事，许多人就都来归附他。
秦二世元年秋天，陈胜等人在蕲县起义，到了陈地自立为王，号称"张楚"。有许多郡县的人都杀了他们的长官来响应陈涉。沛县县令十分害怕，想在沛县反秦以响应陈涉。狱椽、主吏萧何和曹参于是说："您是秦朝的官吏，现在却要背叛秦，率领沛县的子弟起义，恐怕他们不会听从您的命令。希望您召集那些逃亡在外的人，可能得到几百人，利用他们来强迫大家，大家不敢不服从。"于是命令樊哙去召回刘季，这时刘季的部众已经有几十人近百人。于是樊哙跟着刘季前来。沛县县后悔起来，担心会发生变故，于是关闭城门据守县城。准备诛杀萧何、曹参。萧何、曹参很害怕，越过城墙来保护刘季。刘季于是写了一封帛书，用箭射到城上，对沛县的父老们说："天下人忍受暴秦的痛苦已很久了。现在你们虽然替沛公守城，但诸侯已经纷纷起事，马上就要杀到沛县。如果沛县的父老们现在东同杀害了县令，从子弟当中挑选出可以扶立的人而拥立他，以便响应各路诸侯，那么就可以保全家室了。要不然，你们父子都得被杀，实是不值得啊。"沛县父老于是率领子弟共同杀死沛县县令，打开城门迎接刘季，想推举他为县令。刘季说："天下正处在混乱之中，诸侯们纷纷兴起，现在如果选择首领不合适，将会一败涂地。我不敢爱惜自身，只担心能力有限，不能保全沛县的父老兄弟。审件大事，希望大家另选合适的人。"萧何、曹参等人都是文官，而且顾惜自身，害怕事情不成功，以后秦朝会族灭他们全家，于是全都推 刘季。各位父老都说："平时听说过有关刘季的奇特事情，刘季必当显，而且我们为此占卜过，没人能比刘季更吉利的了。"于是刘季多次推主，但是众人没有谁敢担此重任，于是拥立刘季做沛公。刘季祠祀黄帝，又在县庭祭蚩祀尤，又用血祭旗鼓，旗帜都是红色。这是因为他所杀的那条蛇是白帝的儿子，而杀蛇的人是赤帝的儿子，所以崇尚红色。于是少年豪吏如萧何、曹参樊哙等人一起为沛公聚了沛县的两三千名子弟，进攻胡陵、方与，然后回师据守丰邑，为争夺秦朝天下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我们再来看看曾国藩终年推崇至极的人物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宋代著名烟事家、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出身贫苦，两岁时丧父，母亲无法维持生活，不得不带着他改嫁到长山一个不的人家。他从小酷爱读书，并且经常规着劝贪玩的朱氏兄弟努力学习。朱氏兄弟不知好歹，反说："我吃朱家的饭，穿朱家的衣，与你何干?"听了这话，范仲淹又惊又疑。后来别人告诉他母亲改嫁之事，分感怀身世，决心自立。十多年岁时，告别母亲，住进长山醴泉寺的僧房里，昼夜苦读。这一时期，他的生活异常艰苦。每天清晨，他很早就起床淘米生火，煮一锅稀粥，等它凝结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再切几根腌菜。加一些盐拌在一起就当作一天的伙食。这样的生活足足持续了三年。
在醴泉寺苦读了三年之后，为了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范仲淹又背上佩上琴剑，风餐露宿，千里迢迢来到南都(今河南商丘)，当时著名的南都学舍。在南都学舍期间，他仍像以前一样划粥而食，刻苦攻读。有个是留守的儿子，见范仲淹如此艰苦，就回去告诉父亲。其父听了很感动，吩咐儿子带些肉饭给范仲淹吃。可是范仲淹没有吃，这个同学不满地说："家父听说你清苦，特意叫我送给你一些食物，可你却不吃，是不是怕玷污了你的品德?"范仲淹回答道："我很感激你们的厚意，但我吃粥已经吃惯了，今天吃这样好的食物，以后还能吃粥吗?"在南都学舍，荡仲淹不分昼夜地苦读。困倦了就用冷水连两顿粥都吃不上，往往只到黄昏时吃一顿，既是早餐，又是晚。就这梯过五年的勤学苦读，获得了渊博的知识。为官之后，他提出了许多改革时弊的主张，而且毕生生活简朴，深得人民拥戴。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立志，或立志德业惊人，或立志出人头地，或立志扫平"洪杨"。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却有两种，一件是青年曾国藩在任翰林后，立下五箴自勉；一件则是官拜帮办团练大臣后，却受同僚之辱，因而愤走衡阳，练成了湘军。
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家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来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到得北京后，已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了。那时像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
三月礼部会试，曾国藩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年仅二十八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休院庶吉士。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他将名字子诚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并做五箴以自砺。
序.
年少时不求自立，任光阴流逝。古人在我现在的年纪已经学在所成了，而我却仍是碌碌无为；太让人伤感了!从现在开始，牵涉的人事越来越多，德行一天天减少，渐趋下流，这是可预知的。疾病能增长人的智慧，安逸能让人身亡。我只是中等天赋，却事业顺遂，因此想下苦功夫使自己振奋向上，这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创作此《五箴》。
立志箴.
那彪柄千古的失哲，他们也是普通人。我虽然渺小，但也是父母所生。给予我聪明福禄，这已是太丰厚了。不顾天道，惯于安逸，这会招来凶灾。积聚的悔恨已有上千，该是终止的时候了。已经逝去的岁月已无法挽回，那就从今天开始中吧。承担道义，并用语言加以发扬。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坚决遵循。
居敬箴.
天地定位后，万物化育，鼎足而配，称为天地人三才，并最终诞生了你的生命。你内心不端美。残生害性。哪个人可以对他傲慢，哪件事可以随意放松处置?处事放松的人会一事无成，对人傲慢的人别人也会对你傲慢。他人即使不加拒绝，也会助长你的骄气。人们最终会看不起你，这就是昭昭天罚。
主静箴.
宿于日观，但闻天鸡一鸣。万籁俱寂，只闻观中的钟声。身后是毒蛇，身前是猛虎。但只要神定必泰，谁敢欺侮我?难道是它们避人，而是因为好比面对三军。我的思虑专一，不会因为它们的纷扰而动摇。半辈子心意驰突，还未曾自己作过生，现在已经老了，难道能让人情纷乱地滤过一生?
谨言箴.
用花言巧语取悦于人，最终只能给自身带来灾祸。闲言碎语，也会搅乱你的心神。理解的人不夸耀，夸耀的人不理解。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让智者笑话，让是者惊骇。那惊骇的人弄清原委以后。会说你欺骗。笑话你的人会鄙视你，即使你很直率也会怀疑你。最终忧患悔恨丛集，例铭记下来一定要改正。铭记以后仍然蹈其覆辙。可叹你已经老了。
有恒箴.
自从我识字，有各种经历，至今已有二十八年，却没有增添什么知识。以前所赞同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加以鄙弃。既抛弃了以前的东西，新增加的东西又得而又抛。自己没有恒常的德性，常为外物所左右，一粒一粒的黍积聚起来，时间和节就能装满一斗。希望天君司命能告诉我其中之理。
由此，足可以后出曾国藩的抱负。他首先立志，要荷道以躬；要与之以言，就是说要以已身，担当中国的道统。在人生过程中，不论遭遇任何艰难险阻，只要神定不慑，谁敢予侮。曾国藩的倔强精神，于此可见。德业之进，全靠有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
1853年1月21日，正在家里措办母亲丧事的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命他帮同办理湖南省的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等事务。曾国藩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但是，帮办团练大臣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职务，它不统属于省的三台--抚台、藩台、臬台之内，但究竟又是朝廷的命官，不属地方绅士。这种"不官不绅"的特殊地位，给帮办团练大臣带来许多方便，即在募勇、练兵及其他举措方面存在灵活性，少各地陋习的制约。但同时也副带来许多难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官的支持与否，地方官若紧密配合，则事半而功倍，否则寸步难行。然而不久的永顺兵事件就让曾国藩大丢面子，当进他极想立即将永顺兵闹署事件上告朝廷，拼个究竟，但他经过对利弊的权衡，终于忍耐了下来，而冠冕堂皇地对人说："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大乱，反以琐事上读君你父之听，方寸窃窃不安。"
这种水火交结了状态之下，曾国藩只有一个办法：走!这年六月间，他跟鲍起豹等人的矛盾初起时，就曾私下对友人郭昆焘表示："外虱此地，以在戚而攘臂从政，以绅士而侵职代庖，终觉非是。何日江右解围，楚省弛防，脱然还山，寸心少安耳。"他准备以终制为名，超脱这是非之地；并且饬令张润农所带之兵“全数驻水” ， 王璞山所带之勇则“驻郴” ， 均不回省城，为自己的退避之路作准备。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打算解甲归乡，而是想着自己几个月来"弹压匪徒"的名声大振，不可半途而废。于是，他在永顺兵闹署事件后的第七天，即给朝造上了个《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离长返乡。在乡间沉思了几天，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州，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在案"，现移驻衡州，正是实现原有的"查办土匪"的计划。要在衡州镇压农民暴动，这确是曾国藩当时的实情，但曾国藩却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因和内心活动向咸丰帝隐瞒了。
曾国藩从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起，至他于咸于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自衡阳起程出征止，共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五个月。
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摆脱了许多应酬、牵制与无谓的烦恼，故得以放手发展和训练乡勇，终于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曾国藩因祸得福，愤走衡阳成为他后半生成就事业的真正起点。后来他对幕僚谈起往事时，感叹地说："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命数卒，全军鼓噪人署，几为所戕。因为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对于自己后来成为一代风流人物，位至侯爵，曾国藩确是始料不及的。
曾国藩及练成水陆两师共一万人，其水师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营，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分别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坦、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带领，共名标、陆勇亦五千余人，编列字号，五百人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共十三营，分别由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荷等带领。水路以褚汝航为各营总统，陆师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所备之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入千斤，盐四万斤，油三万斤，军中所需之器物，应用之工匠，一概携带随行。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954年2月25日)，曾国藩统率全队水陆并进，浩浩荡荡，进驻长沙。军容之盛，使在这里的绿营相形见绌。这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愤走衡阳之后五个月中"打掉牙齿和血吞"，坚韧自励的结果。
曾国藩曾说，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人室了啊!
诚然，曾国藩也不要超人，他也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无情地加以拷问，并提出努力改正和提高的方向，于逆境之下立志，正是曾国藩的常人所在。
悟经.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得出：克服心理方面的障碍应把"广大"二字作为治心的必备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