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缪勒
出生日期
1890年10月21日
获奖年度1946年
@@@我是犹太人
1852年，缪勒的父亲赫尔曼出生。缪勒和他的父亲名字完全相同，因此通常将他父亲叫老赫尔曼，老赫尔曼在纽约城市学院学习国际法，后来于1873年曾到德国斯图加特深造。后来他遇到了弗朗西丝·莱昂斯，并同她结了婚。弗朗西丝与缪勒的父亲一样，是第二代美国移民，她的爷爷也是在19世纪40年代从英国移民到美国来的。弗朗西丝婚后，先生下艾达，后来又于1890年10月21日生下小赫尔曼。
本来，缪勒只有不多的犹太人血统，要是其他人就根本不提这件事，别人也不会想到追究他的血统。但非常奇怪的是，缪勒是这个家族惟-一个承认自己有犹太血统的人。他在一份自传提纲中写道："莱昂斯家族是一个有部分英国犹太人血统的家族。"并且说他本人正处于"家族两方面传统对立的碰撞中一英国对德国，犹太教对非犹太教，并且这一对立的碰撞还在加剧之中"。缪勒的姐姐艾迪根本就不赞成他的这种做法，在一封给弟弟的信中，艾达写道：
"当我听你说，你认为你是或者曾经被认为是美国犹太人，我真感到吃惊。我们特别幸运的是社会上没有人认为我们家庭的父方或母方有一个祖先是犹太人，除了你自己这样说。这是社会现实，你所知道的别的一些都是废话……我们的父亲和母亲结婚时没有什么顾忌，他们肯定都没有打算让我们有什么犹太血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自找这个不必要的可怕的社会偏见带来的麻烦，使自己遭受偏见带来的种种不利？我真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是现实情况，几年之后缪勒就尝到了对犹太人的偏见之苦。
那是1940年，他从英国爱丁堡大学任职（教授）回到美国，以后的1945年，他想在东海岸一所著名大学找一个教职，但这所大学的校长却是一位反犹主义者，拒绝接受缪勒。当缪勒知道他由于有犹太血统而遭到拒绝时，他恼火地对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没有想到这个国家居然也像纳粹德国一样，要弄清楚求职者父母肯定没有一滴犹太人的血。但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这少数有犹太人的血的一位，这又怎么样呢？"
@@@家族史
美国生理学家赫尔曼·缪勒在1946年因为"发现x射线照射能诱发基因突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缪勒的妈妈弗朗西丝·莱昂斯的先辈是葡萄牙一西班牙的犹太人。西班牙犹太人曾在西班牙创造了光辉的"塞法迪文化"。在8-13世纪时期发展的塞法迪文化，不仅丰富、发展了犹太宗教、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而且在中世纪初叶之末还滋润了欧洲文化这块贫瘠土地上的文化，推动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为中世纪后期欧洲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然而从14世纪初叶起，重新统治西班牙的基督教政权掀起了迫害犹太人的恶浪，于是犹太文明史上的塞法迪文化的辉煌时代，就此结束。许多著名的犹太人家族离开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寻找更适宜生存的地方。莱昂斯家族后来移民到英国。这个家族可以说相当开放，连最禁忌的与天主教徒通婚的事，这个家族都敢于违背。后来，这个犹太家族的后代还有一个罗马天主教的主教，甚至还有一个成了英国的侯爵。
赫尔曼·缪勒的爷爷卡尔不是犹太人，他与他的亲人住在德国西部一个小城市柯布伦斯，它位于莱茵河和摩西河交界处。柯布伦斯地处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边界约50公里的地方，历史上反复被法国和德国统治者争夺，是一个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城市。爷爷卡尔是一位很有天赋的雕塑师，他的作品曾在巴黎的世界博览会上获得一块奖牌。
19世纪四五十年代内欧洲处在革命动荡之中，5月巴黎公社建立了劳工阶级的政权，但不久就被新的独裁者法国的拿破仑和奥地利的弗郎兹·约瑟夫镇压下去。卡尔和他的哥哥尼古拉同情法国大革命，而且他们的居住地柯布伦斯被法国大革命逃亡贵族占据，成了法国复辟的君主国的属下。卡尔兄弟们不满这种政治上的反动复辟，于是同数千名欧洲人一道来到美国，希望在美国这块新大陆上追求一种新的生活。1848年10月，他们来到了美国纽约。
他的爷爷卡尔和他哥哥在纽约开了一家"艺术金属作坊"，刻制全身雕像，小塑像，匾牌……
@@@步入科研的殿堂
缪勒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系时是在1907年，进入大学后他看了当时一位著名生理学家r.h.洛克（1879-1915年）写的一本书《遗传·变异和进化》，从此，不仅对生物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大的兴趣以外，他还深受启发，立志将来研究遗传学。1909年，他还在大学里组建了"大学生生物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后来有几位成了杰出的生物学家。
在他于1912年进入摩尔根实验室时正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摩尔根和他的学生正在从事不同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他们遇到确定基因之间相互距离的困难。缪勒对这个问题颇有兴趣，在作了仔细思考和研究之后他提出：两个基因相互距离越远，它们分开的可能性越大，因而重组的频率就越高。根据这一关系，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由这个公式可以简捷地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并由此使摩尔根的研究取得了成功，而缪勒本人也因此获得了同事们的尊敬。因此在1916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休斯敦水稻研究所立即邀请他去讲学。从此以后，缪勒就开始了基因和性状的复杂关系的研究，并且阐明了单个基因的显著作用。缪勒的重要研究从突变开始。突变使遗传物质的一种可遗传变化，由此可以引起形态上或生理上可遗传的变异。一般说来，突变有两大类：染色体的畸变和基因本身的变化。基因通常是十分稳定的，但也有可能发生突然的改变，这被称之为"基因突变"。
缪勒在得克萨斯大学任教期间，即在1921年到1932年间，并于1925年晋升为教授。在这12年间，他主要研究突变频率。在研究中他发现，自发突变的频率很低。这当然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如果自发突变频率过高，就会使这个世界失去和谐和美，使其变得混乱不堪。但遗传学研究的内容就是探索有益的突变并从而加速改善和利用大自然生物。可以想到，如果利用某种办法来提高基因的突变频率，这对遗传学的研究将会带来多少好处！
自从有了这个伟大的创造性的思想以后，他开始利用各种方法来影响基因的突变。1923年，缪勒开始用镭和x射线做研究，结果他在用x射线照射果蝇时，发现在x染色休上的突变频率明显增加，增加的程度与辐射剂量呈正相关的关系。而且，除单个基因变化以外j射线也可以使染色体部分重新排列。在一代果蝇里，其自发突变频率增加了100多倍。他还证明，这种诱发的突变，与自发突变一样是随机发生的。
缪勒在1927年的《科学》（science）专刊上发表了《基因和人工蜕变》一文，公开报道了诱发突变的新发现。这篇论文奠定了辐射遗传研究的基础，为生物学家开创了一个极为广阔而又有无限前程的研究领域，而缪勒本人也由此成为国际生物学界的知名学者了。在此后，不少学者涌人了这个研究领域，由此诱发突变的研究迅速向前发展。科学家发现了更多的诱变物，如a射线、紫外线、红外线、中子束、芥子气及其他有关化合物。诱发突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进化的机理，而且可以用这种机理制造特殊药品，人工培育良种。
@@@婚姻和工作的变故
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1932年对缪勒来说是一生的难之年。他与妻子杰西关系恶化，基本上一直分居；他在激进学生编辑的地下刊物《火花》上宣传社会主义，使得克萨斯大学的同事对他侧目而视，形象由此大受伤害；几次学术会议上攻击优生学，使他与学术界的关系十分紧张，连他的导师摩尔根都说"缪勒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正如卡尔逊在为缓勒写的自传中所说："缪勒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在沉没，他带着一个朦陇的希望到了柏林，他……想去寻找符合他对人类理性的坚定信念的真理，去寻找一个公正的世界。"
同年的9月5日，缪勒乘坐"冯·斯托本将军号"离开纽约，也许他当时没有想到，他这一别竟然在欧洲各国流浪了8年。在德国柏林威廉大帝脑研究所工作的一段时期里，他可以经常与物理学家晤面，这使他十分高兴，因为他在美国就曾一再呼吁遗传学应该大量利用多学科知识来进行研究，这肯定会比生物学家孤军奋战获得更多更大的成果，肯定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基因和生命的本质。1933年春天，他还到哥本哈根去了一趟，会晤了玻尔，并对玻尔研究所里物理学家研究生物学颇感振奋，不过他觉得"玻尔的生物学观点都是毫无希望的活力论"，这说明他还不够理解玻尔深邃的科学思想。接着德国发生的政治事件，使缪勒流浪到了苏联。
希特勒上台后建立了恐怖纳粹政权，开始公开镇压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接着又开始对犹太人实行有组织的逮捕和大屠杀，脑研究所所长沃格特因拒绝解雇和告发任何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遭到纳粹的残酷迫害，不仅他本人遭受攻击，而且有的科学家被打昏过去，有的还被逮捕。缪勒侥幸地躲在一个雨棚里躲过了攻击，并从侧门逃走，但目击了这次袭击事件。德国的遗传学由此被彻底摧毁，因为希特勒推行的是优生学。缪勒由于有犹太血统，所以他必须离开德国。到哪儿去呢？他还不愿意回美国，而且美国那时至少有1400万人失业，正好苏联著名的遗传学瓦维洛夫答应让他到列宁格勒的应用植物研究所下属遗传实验室任主任之职，而且"保证提供一个肯合作的助手班子"。于是缪勒来到了苏联。开始他工作得很愉快，研究上很有成绩，甚至连杰西和儿子戴维都来列宁格勒一起生活了一个时期，缪勒很想与妻子言归于好。但到了1935年，这美好的一切又化为泡影。先是1934年7月，杰西和儿子回美国去了，接着于1935年5月25日，他与杰西正式离了婚。除了生活上的烦恼以外，到1936年，苏联开始了对"资产阶级的"遗传学的围攻，以前坚持遗传学理论的"斯大林的反对者"，一个个开始向当权者忏悔，这使缪勒面临无法忍受的困境。李森科"学派"势力逐渐强大，而且这个"学派"简直成了学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学术争论的气氛完全被政治清洗所代替。在1936年12月22-23日，苏联科学院在莫斯科召开了全苏联农业科学院大会（缪勒在1914年12月就到莫斯科工作了）李森科在大会上公开指责"当前流行的遗传学是向达尔文主义的一种堕落"，宣扬他所提倡的"是用环境训练生物物种的一条富有成果的道路"。缪勒不能再沉默了，他开始愤然还击。他除了用有说服力的实验资料证实基因学说的机理和强大的生命力以外，严肃批判了李森科的"学说"。缪勒指出，李森科学说中所赞赏的拉马克遗传，"与遗传学的基础知识不相容"，他还全盘否定了李森科学说。他说：
"在已被遗传学家们接受的观点和那些反对者的反遗传学观点之间作选择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就极类似于在医学和江湖骗术，天文学和星相术，化学和炼金术之间做选择。"
他这一席正气凛然的话让人倍受鼓舞，而他不畏权贵的气节更让人尊敬。正如他自己在给朋友的信中写的那样："听众欣喜欲狂，但是随后产生了恐怖的气氛。当我的结论在出版时被删去之后，我还不得不被迫公开道歉。"
这是一个怎样的恐怖时代呀！谬勒决定离开苏联。当缪勒作出离开苏联的选择时，心情肯定十分苦涩。1932年是美国大萧条时期最惨的一年，他之所以在这年离开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就是为了逃避社会的不公正，反对当时流行于美国的认为穷人受剥削是一种良性竞争的谬论。到了德国，他又亲眼看到青年人疯狂地焚书，残酷地迫害犹太人和进步人士。到了自己曾经憧憬的苏联，他还写过文章和书赞美过这个新兴的国家，赞扬她的公正，理性……现在却两次看到压制，迫害在学术上有不同意见的学者：逮捕、失踪、被迫作虚假供词以及秘密处决，让科学家们惶惶不可终日。缪勒发觉他还不得不闭嘴巴，否则会有更多的无辜的同事成为受迫害的牺牲品。他为了追求心目中的太阳一理性，只好又一次逃亡。1937年3月，他以报名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反佛郎哥法西斯主义为理由，离开了苏联，来到了西班牙。在西班牙，他与白求恩医生实验一种新的输血方法。后来由于国际纵队失利，马德里受到狂轰烂炸，缪勒于同年11月，到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位于布莱克福特山脚下的遗传研究所，继续他的遗传研究。在这儿，缪勒遇到了多萝西，一位也有犹太血统的从德国到英国避难的医学研究工作者，两人一见钟情，于1939年5月20日，结下秦晋之好。
二战暴发后，政府无暇顾及科研，研究经费短缺，而且他追求的理性最终被大战彻底毁掉，于是他决定结束8年的国外流浪生活，于1940年9月乘飞机回到美国。先是在阿默斯特学院找了一个临时性工作，到1945年6月聘期要满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海伦，妻子又生病，手术后得休养，这一切使缪勒面临贫困的危险。后来，东海岸一所重点大学可能会聘任他，这使他十分高兴，因为他需要安静而且可连续做研究的地方。但由于该校校长有反犹主义思想，不想雇用有犹太血统的缪勒。缪勒极为失望，在给友人的信中愤怒地写道：
"我不能容忍任何种族歧视，并且认为不论是哪种人因之被冲击，对我都是一种人格上的侮辱！我并没有高尚到要为热衷于种族歧视的机构或团体殉难的地步，否则我就不会去得克萨斯就职，那里反黑人的情绪多么强烈！"
缪勒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感到沮丧，他的朋友l.c.邓恩鼓励他："你无疑应当有一个能安静地连续地做研究工作的地方，你应当受到欢迎……不要灰心，我敢肯定地说，美国的科学界不会长久埋没她的一个最优秀的头脑。"
邓恩说对了，1945年初夏，他携带妻女来到了印第安纳大学，年薪6000美元。第二年，即1946年，他为印第安纳大学的明智之举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因为这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因为"发现x射线照射，能诱发基因突变"。除了至高的荣誉以外，32000美元的奖金总算让缪勒还清了旧账，不再为开支每天发愁了。
※※格蒂·特雷莎·科里
出生日期
1896年8月15日
获奖年度1947年
@@@独立的姑娘
格蒂·特雷莎16岁的时候就已经立下雄心大志周年她刚刚从一所私立女子学校毕业，郑重其事地宣布她要做一个化学家。在20世纪之初，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能有这样的抱负确实非同一般。
奥托·拉德尼茨和他的妻子玛尔塔一共有三个女儿。格蒂是他们的长女，于1896年8月15日生于当时还是奥匈帝国一部分的布拉格。布拉格风光绮丽，有许许多多造型奇特的尖塔和风格各异的桥梁，素有"千面之城"的美誉，格蒂就在这里一天天长大。她的父亲管理着一家制糖厂，家里的条件相当优越。格蒂和妹妹罗特与希尔达都请有家庭教师，一直教她直到10岁进入女子学校。虽然此前她几乎没有上过自然科学课，但在这几年之中却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0岁的时候格蒂·特雷莎就已经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孩子，到了16岁就再也没有人能够拦着她走自己的路。她决定用8年的时间学习拉丁文，用5年的时间补完数学、物理和化学，然后参加高中毕业考试。格蒂显露出了她的才华：她在家里自学了两年，1914年作为校外生参加了"捷克实科高中"的毕业考试并且顺利通过。同一年，她在布拉格的德意志大学注册并选择了医学专业。
她的叔叔在布拉格大学担任儿科学教授，对于她作出这样的选择感到非常高兴，认为侄女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儿科医生。不过，格蒂却有自己的打算：当时，学医学同时也是进入"生物科学"、研究构成生命之化学过程的最佳途径，她选择医学专业就等于打开了这条道路，而不必过早地作出最后的决定。
这个新入学的医学系大学生刻苦钻研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那年8月，奥匈帝国已经和德意志帝国一起向俄国、法国和英国开战，不过她和同学们慢慢地才意识到了这一点。战争离他们似乎很遥远。和格蒂一样，卡尔·费迪南·科里也是1914年冬季学期在布拉格进入大学学习医学的。他回忆道，当他有一次在火车上看到和他坐在同一个包厢里的是一位受伤的军官时，"惊讶得目瞪口呆"。
@@@堕入爱河
那一次，卡尔·科里正从他父亲领导的一个海洋生物站的所在地的里雅斯特返回他的出生地布拉格。这个年轻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家里几代人都在大学里教书。对他而言，争取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在大学的附属医院里当一个医生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他和格蒂·特雷莎几乎还不认识，就被这位女同学深深吸引住了，五十多年以后，卡尔形容当时的她是一个妩媚、聪明、充满活力和富有幽默感的青春少女；另外，她还喜欢大自然，和他一样喜欢登山、远足和滑雪。两个人很快就分不开了，不管是课上课下，总是同行同止。后来，记者们一再把这对夫妻描写成拘谨和腼腆的人，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至少格蒂有时就很活跃：在朋友圈子里她不但开朗活泼，而且非常热情。
她在学习上的投入简直是一种狂热。第二年，她的课程表上就排上了药物学、人体结构、人体器官的功能、人体内的化学过程等科目。格蒂特别喜欢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她在化学上的才能已经超过了医学上的才能。不过，到底是要整天和试管与实验动物打交道还是站在病床边，倒还不必急于决定，她还要充分享受一下这段时光。
卡尔和格蒂一起度过了这段"非常美妙的时光"，直到1917年他被征召人伍，进入奥地利军队当了一名医官。他的女友仍然留在布拉格继续她的学业，有时候也给低年级学生上课。
1918年秋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卡尔也可以继续他的学业了。
1920年初，已是捷克公民的卡尔和格蒂结束了他们的学业，迁居到维也纳并在那里结了婚。人们把他们说成是"非常吸引人的一对"。两个人的体格都很健壮，身材也很般配：高高的个子，苗条修长，格蒂只比丈夫稍微矮那么一点儿。她知道，卡尔之所以和她结婚，不单是因为爱她这个人，也是因为爱她的工作热情和学者的钻研精神，这一点对她非常重要。在工作上，红头发的格蒂和一头金发的卡尔早已成了配合默契的搭档，而且刚刚发表了他们共同完成的第一个研究成果。用格蒂的话说，这项"对于理解血液凝固所作的微薄贡献"，是他们终生成功合作的第一颗果实。
@@@成为医生
1920年，她却做了一名儿科医生。她对自己的这一决定是否满意呢？1969年，卡尔·科里写了一篇简短的传记《科学的召唤》他在文章中提到，格蒂始终感到有一种要将毕生献给科学的强烈欲望。
战后的维也纳，物质供应极为紧缺，儿童医院的男女大夫们也避免不了挨饿。格蒂患了维生素a缺乏症，眼睛干涩，火烧火燎，一到黄昏看东酉就模模糊糊。她只好回到布拉格父母家里去，"特殊补养"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恢复正常。
科里夫妇决定不惜任何代价离开欧洲并制订了一项冒险的计划：到爪哇岛去待5年，在土著人中间行医看病。他们向荷兰政府提出了申请，但荷兰人却没有聘用他们。
虽然这项计划落空，但对临床工作越来越没兴趣的卡尔却意外地获得了一项极其诱人的邀请：1921年初夏，美国纽约州布法罗的国家癌症研究中心主任盖依罗德博士找到卡尔，邀他到自己的研究中心工作。于是卡尔来到了美国。
@@@走上生物学之路
卡尔的道路决定了格蒂的命运。几个月之后，格蒂追随他到了美国。做他的助手直到1946年，拿着微薄的薪金。
卡尔·科里倒是享受到了"充分的自由"，拥有自主确定课题的特权果他检测了来自研究中心附属医院的血样或者尿样，任何人都不会去管他检测这些东西干什么。而格蒂则与之相反：作为一名"研究助理"，她处于严格的监督控制之下。
她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显微镜观察组织试样，检查它们是良性转化还是恶性转化。除此之外，她还要为一个同样是新进入研究所的男科学家打下手。工作任务是对癌症患者进行粪便试样的染色，然后在显微镜底下仔细地搜寻这类极其微小的原生动物。
今天大家都知道，癌的发生和寄生虫没有任何关系，因此癌症病人体内的寄生虫并不比健康人更多。格蒂进行实验时是何等细心，后来她一再引以为自豪的是，那时她已料到，她上司的结论完全是出于一种错觉。她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喜欢对过快得出的结论提出正常的质疑。她提出，她实际上无法认定粪便试样中变形虫的多和少，所以不能再继续这种实验。
1923年，格蒂·科里发表了一篇关于甲状腺提取物和甲状腺素时草履虫繁殖之影响的文章，她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主要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她的科研活动必须隐蔽地进行。
格蒂积极争取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她想和丈夫一起研究糖类在生物体内的转化问题。这个想法是卡尔提出来的，但当时这一课题，还停留在肌肉的动力来自蛋白质的分解这一层面上。
@@@一同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格蒂终于摆脱了限制在显微检验室里的困境，研究所领导允许她作为助手和丈夫在一起工作。卡尔后来说，他们曾为此"大闹了一场"。这对夫妻在工作上开创了自己的风格：他们经常在一起共同寻求科学问题的答案，但有时也分别研究不同的课题。
格蒂和卡尔首先共同研究了体内的信使物质荷尔蒙对能源物质转换的作用。今天，人们把肌肉组织与肝脏之间的这种糖和乳酸的相互转换称为"科里循环"，因为是他们两个人首先对此作了正确的描述。
糖类转换课题是他们自主选择的一个"最重要的有趣的领域"，但格蒂和科里在布法罗进行这项研究只能算是"副业"。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时间要放在癌症研究上，虽然没有任何一个领导规定过他们应当研究什么题目，但他们自己觉得在一个癌症研究中心里研究肿瘤以外的东西终归不是那么理直气壮。
科里夫妇在布法罗一共生活和工作了9年。夫妻二人在工作之余仍去登山。
1928年，这两个勤奋向上的科学家成为美国公民。他们完全适应了美国的生活，不再怀念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欧洲故乡。此时，卡尔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而格蒂却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认可。
当周围一所大学附带着三个条件向卡尔提供一个优越的职位时，遭到卡尔的拒绝，因为校方不让他同格蒂合作。
实际上，一直到60年代，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都有反对裙带关系的"法律"。这类规定几乎是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不愿意让丈夫一个人从事科研工作的已婚女科学家的，大部分起的是"前途制动器"的作用。很多和同事结婚的女科学家虽然不能和丈夫在同一个系里共事，但允许她们和丈夫在同一所大学里工作，当然只能担任薪水很低的"研究助理"。还有一些人则根本没有薪水，但有了这个头衔就可以从事她所热爱的科学研究。
格蒂·科里就要在这样的条件下整整工作13年！
多年以后，在格蒂·科里和她的丈夫共同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后不久，格蒂说了一句："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这座楼里开始的。"
194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会的负责人雨果·西奥列尔教授在授予科里夫妇诺贝尔奖的仪式上致授奖辞时谈到，什么样的品质才能引导从事研究的自然科学家走向成功。"这短短的几行，所列举的只是多年科学工作的一些最重要的成果，从中谁也看不到他们为此耗费了多少个大都没有结果的日日夜夜。坚持不懈和耐性是一个研究人员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但仅凭这一点却很少或者永远不可能作出开创性的发现。直觉则是辉耀的北斗，指引你走出错综复杂的迷宫……奔向新的目标。"
@@@在困难中前进
1935年，科里夫妇在研究中曾一度陷人困境：在实验之前，如果他们清洗过青蛙的肌肉，在试管中便不会发生糖原的分解；如果采用未经清洗的肌肉（全世界研究糖的科学家都是这么做的人则无法精确测量反应过程。而他们恰恰需要进行最精确的测量！格蒂和卡尔进行不下去了，多少次准备就此罢手。但正是由于他们的坚持不懈，才最终发现了一种物质，能够让糖原在他们选定的试验条件下发生分解。
在这一认识的指引，科里夫妇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工作，终于取得了科学上的突破。至于这一想法是出自于格蒂还是卡尔，两个人后来的说法就不尽一致了。
接下来的两年，格蒂和科里全力以赴探索这种后来被称为"科里酯"的新物质的结构。特别是1936年那个酷暑难当的夏天，格蒂正在怀孕，40岁的她天天挺着大肚子站在实验室的工作台前，那时还没有空调，实验室里的气温高达37℃，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近乎狂热的工作。很快便弄清了，糖原在转化为肌肉能量时最初的中间产物为"葡萄糖-1-磷酸"，磷酸残余连接的不是葡萄糖的第六个，而是它的第一个碳原子。这是对全面、准确地描述"生命"是如何形成的所作的第一批重大贡献之一。格蒂在1936年8月一直坚持工作到最后一刻，临近分娩才直接从工作岗位进了妇产医院，并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儿子托马斯。
在家庭生活中，科里夫妇基本遵循着传统的角色分工，家务事从来都由格蒂掌管，不过她雇了一个女佣，就像他们家的一位朋友小埃瓦茨·格雷厄姆医生所说的，她只是"进行遥控"。谈到这个话题时格蒂会说："有些事总还是需要商量的。"
只有一件事格蒂一定要亲自安排：那就是为了同访问圣路易斯医学院的科学家交往偶尔举行的大型聚会。
1950年加入卡尔和格蒂的研究小组、现在担任圣路易斯生物化学教授的芭芭拉·伊林沃斯·布朗回忆说，格蒂对她自己的工作质量要求非常高。不管是对她自己还是对其他所有的科研人员，她都制定了很高的标准。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从来不会影响她对你的评价，也根本不会影响她对你取得科学成就的期望。很可能这是由她自身的经历所决定的。
"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科学研究"——记者和同事们都这样形容她。
@@@终生的课题
发现了科里酯以后，卡尔和格蒂继续进行他们"终生的课题"糖类转化的研究。他们分析糖原的分解。葡萄糖在肌肉里的"燃烧"以及荷尔蒙对体内糖的转化所起的作用……围绕着一个大题目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系统而又小心地探究各种答案。格蒂的工作极其严谨。同事们一致认为，凡是经她手出来的测量结果，人们完全可以放心。
在长达35年的合作过程中，无论任何时候，格蒂和卡尔在别人眼里都已经融为了一个统一体——科里。两个人在工作中配合得天衣无缝，不了解内情的人根本无法看出，他的工作是在哪里停止的，她的工作是从哪里接续的。整个时间的活动他们都能够协调一致，遇有问题立刻交换意见，并共同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
他们家的一个朋友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格蒂和卡尔之间那种智慧的交流："如果两人之中有一个产生了某种想法，另外一个便会吸收过去，经过细化和扩展，最后再还给第一个人，让他得以作进一步的补充。如果一个来访者碰巧听到他们在讲解什么，那么他回家时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印象：两个声音在表达一个脑袋的思想。"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被印在了一种带有格蒂和卡尔肖像的淡黄色卡片上，到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参观访问的人都可以得到一张。
1947年夏天，科里夫妇按照他们的习惯，决定放下实验室的工作休一个月的假。准备到科罗拉多州的落基山中去爬山，但格蒂感到呼吸困难，浑身发软，而且头晕目眩。这种患了重病的初期症状使这个夏天的休假变得有些沉重。
此后不久，格蒂和卡尔便登上了他们在科学事业上的最高峰。1947年夫妻双双获得诺贝尔奖，而他们平静如常。
格蒂打电话告诉了11岁的儿子汤姆，儿子马上提出要从这笔总数为24460美元的奖金中分给他一份：几个月以来他一直想买一套蒸汽机车玩具，现在终于有可能实现这个愿望了。格蒂爽快地答应了儿子，然后和卡尔手拉着手来到记者们面前，向众人解释他们的工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一天他们提前下班回到家中，他们不希望闹得乱哄哄的，但作为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又不可能完全避开这类事情。
1947年12月，当科里夫妇在乐曲的伴奏下并排走到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面前领取诺贝尔奖章和证书时，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中的两千多位外交家、政治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全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授奖仪式之后，这对羞怯的科学家伉俪需要用英语作一场报告介绍他们的研究工作。
@@@获奖后的日子
科里夫妇从欧洲回到美国之后，格蒂立刻一一回复在此期间积存的、堆得像山一样的贺卡和贺信。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说："寄发统一打印的东西还不如干脆不回信。"她处理完这些事情后立即回到了实验室：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日子就应该在那里度过。
荣获诺贝尔奖以后，格蒂·科里在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毅力使很多人深受感动，人们常说她"简直就是超人"。她在爬山时呼吸困难的原因已经查明：格蒂·科里患有骨髓纤维增生，一种罕见的、无法治愈的骨髓病。这种不治之症一点一点地耗尽了她的体力，但格蒂却没有在它面前屈服。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只要不是为了输血去住医院，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在生物化学研究所肯定可以见到她。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她又额外承担了一项任务：为自己和研究小组收集和跟踪最新、最重要的科技信息。不知疲倦的大量阅读并满怀激情地拼命工作。她那种在大学时代就让卡尔深为倾倒的青春活力变成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一个同事这样评价她："疾病只起了一个作用，就是让格蒂·科里进一步提高了对自己的要求。"
最后几年把格蒂的人生轨迹画成了一个圆：这位从事基础研究的女科学家又重新回到了儿科医生的起点。并且彻底弄清了在各种类型的糖原累积病中都是什么地方代谢出了问题。这是一项开创性的成就：在医学史上，由一位女科学家首次查明，一种遗传病的根源在于一种遗传性的酶缺乏症。
但遗憾的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尚未找到治翕此病的途径。
面对记者们提出的这类问题，格蒂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迅速作出回答：她希望其他科学家能够运用他们的知识，早一天揭开这方面的秘密。
格蒂·科里在61岁那一年终于告别了她心爱的研究工作：1957年10月26日，她因骨髓病导致肾衰竭而去世。在葬礼上，来宾们从广播录音中又一次听到了她的声音：
"在一个研究者的生活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很少有的、经过常年累月的辛勤工作才会到来的时刻：笼罩着大自然奥秘的云雾像是正在飘散而去，那些曾经模糊而又繁乱的东西，在阳光下显得那么清晰，排列得是那么美丽。"
※※卢里亚
出生日期
1912年8月13日
获奖年度1969年
@@@喜讯
1969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通知卢里亚，他"因为发现病毒的复制机制和遗传结构"，与德尔布吕克和赫尔希（alfreddayhershey）共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由于他们3人的成就，使得微生物遗传学发生了迅猛的发展，人类也终于在他们奠定的基础上，进入了直接进行遗传控制的新时代。
一位记者问："您是什么时候成为一位真正的科学家的。"
卢里亚回答说："那是1937年，当我从都灵乘火车到达罗马的那个晚上。"
成功绝大部分取决与手头上已掌握的资料。而自以为能力不够只会成为知难而退的借口。对我来说，全神贯注于现时的各项任务，是出自于一种责任的表达。由此获得的成功确实给我带来了自信心，它帮助我战胜了孩提时潜在的令人沉闷的消极影响和以后的忧郁症所带来的负面效应。70年来，它成为我生命中的强有力的支柱。
right卢里亚
@@@卢里亚的成长
萨尔瓦多·爱德华·卢里亚在1912年8月13日诞生于意大利西北部彼得蒙特（piedmont）的首府都灵市（turin）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里。据卢里亚在他的自传《老虎机与破试管》（a slotmachine，a brokentesttube，an autobiography）中所说，卢里亚家族是意大利的一个有名的望族，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有名气的人物。但萨尔瓦多·卢里亚的父亲戴维（david）只是一个会计师，担任一家小型印刷商行的经理，属中下阶层。虽然不愁吃穿，能够让儿子读上名牌中学，但卢里亚的父母终生都在尽力改善已有的经济地位，希望家里的经济能更加宽裕。母亲对自己的健康有一种过分敏感的怀疑，不断地疑神疑鬼，忧心忡忡，结果使得卢里亚从小也对健康过分地担心，而且由此厌恶运动。这与他矮小的身材当然也有关系。
卢里亚从里切·达泽格里奥中学毕业是在1935年，这所中学是意大利传统名牌中学之一。从卢里亚自传中可以看出，意大利的反犹活动很少因为他就是一句犹太人，至少在他的自传中没有提到过让他不愉快的反犹事件，而在前面所提到的一些科学大师，在他们的自传或传记中，往往记载着童年时一些辛酸的回忆。即使当墨索里尼执政和投靠希特勒以后，虽然在1938年7月17日公开宣布了臭名昭著的《种族宣言初开始迫害犹太人，而且卢里亚本人也逃离了意大利，但这个曾经掀起过文艺复兴运动的国度的人民，似乎对政府的宣言全然不感兴趣，没有像德国人那样从上到下几乎是全民反犹。卢里亚是这样描写的：
"意大利值得称颂的是：在官方敦促之外，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几乎仍普遍保留着彼此的信任。实际上，即使在德军占领的最糟糕的时期，意大利人民，包括警察和土兵都曾试图并常常成功地挽救犹太人免于被驱逐出境。"
"我的家庭当然也受到伤害，我哥哥失去了工业界的工作，父亲则失去了大部分的生意。他们没有打算也没有能力移民。后来在德军占领期间，他们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东躲西藏。一些富于可贵献身精神的非犹太朋友拯救了他们，这些人几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保护他们。无论是我父亲还是在罗马款待过我的亲戚们，在战后都活了许多年。"
1935年，卢里亚从都灵大学毕业，以最优秀的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犹太人在历史上对医学贡献颇多，一般犹太人家庭也愿意自己的后代从事医生职业，因为这项职业不仅在社会上的地位比较高，而且有很高的收人。但他却"觉得自己完全不适合当医生，而且一点也不想参加实习"，他"希望成为一名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正好这时一位物理系毕业的好友伐洛的谈话启发了他。伐洛向卢里亚介绍了1929-1930年物理学中激动人心的年代，量子力学，玻尔、海森伯，还有罗马的费米（当时他已经是意大利物理学界传奇式的年轻明星，振兴意大利科学事业的挂帅人物）……这可激动坏了他，他回忆说：
"我开始把物理学想像成为一个罗曼蒂克的领域，我对物理学的一窍不通更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
此时他已到了服兵役的年龄，提卢里亚服完兵役后，在1937年秋天的一个日子，他乘火车来到罗马，想投奔费米，决心先对物理学有更多的了解之后，再研究生物学，并决心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科学研究事业。
@@@科学家之路
于是他真的开始在罗马学习了一年物理，并很快就清楚他缺乏驾驭物理学的能力，尤其是数学，的确不是他的"天赋语言"。但一年的学习，使他学会了物理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他觉得物理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比生物学家的思考方式更具有分析性"。正是这种深刻的体验，使卢里亚在以后的生物学研究中大受益处。更不能忘怀的是，与物理学家相处的一年使他走向了放射性生物学研究。有一天，教他光谱学课的拉赛蒂（前面在塞格雷那一节提到过他，他在费米小组中被称为"红衣主教"）向卢里亚推荐德尔布吕克（maxdelbruck）的一系列论文。德尔布吕克原是德国一名物理学家，后来因为受了玻尔的《光与生命》演讲的影响，改变研究方向，决心以生物物理学作为自己未来的研究领域。他提出了"基因就是分子"的概念，这使卢里亚大受启发，因为生物学家们一直把基因视为一种抽象的不可分的概念，它以某种还不知道的方式嵌在染色体上。所以，德尔布吕克的"基因就是分子"的观点，犹如黑夜中的闪电，指明了遗传学研究的方向。卢里亚在罗马还知道了缪勒用x射线诱使基因发生突变的研究，这就使卢里亚产生了一种创造性的思考：既然基因是分子，而x射线又可以是基因突变，那么应该可以通过某种生物的x射线诱发突变，来证明"基因就是分子"这一革命性的观点。
"多么令人激动！"有了这种了不起的创意，卢里亚兴奋得不能自已，并暗自立下誓言："一定要做一名领取该圣杯的骑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但卢里亚真可谓福星高照，因为正好在他为如何夺取圣杯而蝉思极虑的时候，发生了他自称之为的"电车奇遇"。
原来是这样：在一个不经意的日子里，他乘电车时，电车又出了毛病，瘫在半路等待修检。卢里亚在百无聊赖中与刚刚认识的同座聊起来了。这邻座的是一位细菌学家，叫乔·瑞塔（georita），是罗马大学的病毒学教授。于是卢里亚向他谈起了细菌，基因，放射性等等。等电车再次可以行走时，卢里亚已经明白，他应该到瑞塔的实验室去看看，说不定在那儿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启发。那时瑞塔正在从有名的台伯河取水样培养痢疾杆菌，用来检测噬菌体（virus）的存在。在此之前，卢里亚从没有听说过什么噬菌体，当然更不知道它是一种"吞食"细菌的病毒，能钻进细胞体内，并立即反客为主，掌管了细菌的dna，让dna为噬菌体合成它所需要的物质。这可真是一群小小的特洛伊木马呀！
在卢里亚后来的回忆中他说："我与噬菌体一见钟情。整个礼拜我都在摆弄试管和培养皿，设计培养和计算噬菌体的新方法，甚至运用了某些我在物理学中所学的简单的统计学方法，虽然犯了各种可能犯的错误，却是生平第一次感觉到研究的亢奋。"
而在他研究中得知同行业也有人在研究噬菌体时，卢里亚更加兴奋，因为这意味他已经走上了正确的研究之路。写到这儿，我们必须简单介绍一下噬菌体，以及为什么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都看中了这个"小不点"。
当时，卢里亚正想寻找一种合适的生物体以便验证德尔布吕克的"基因就是分子"的观点。当他在瑞塔实验室知道噬菌体以后，立即认识到噬菌体正是他要寻求的东西。首先，噬菌体小得只有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实际上真的小得和基因差不多；其次，它可以在几小时内产生数十亿个复制品，并且易于精确记数，其灵敏度超过了任何化学方法。卢里亚还认为，噬菌体会复制，表明它可能就是一种基因，因而可以成为辐射研究的合适生物体。
天有不测风云，恰在此时，墨索里尼上台执政，疯狂的反犹气氛使卢里亚不仅感到窒息，而且也威胁着他的生存，于是他于1938年11月的一个早晨，来到了寒冷的巴黎。在巴黎卢里亚幸运地遇到了知音霍维克（f.holweck），他是一位知名的物理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放射生物学家。在他的帮助下，卢里亚竟然申请到了法国研究基金会的帮助。在霍维克的实验室里，卢里亚开始了最初的一些研究，还在法国科学院的《通报》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
@@@走红
二战爆发使一切科研活动都停止下来。1940年5月14日，德军占领巴黎。卢里亚辗转地穿过西班牙来到里斯本，并且在一艘希腊豪华客轮"尼·海拉号"上找到了一个位置，随身带着52美元现钞和在里斯本买的一套衣服，横渡大西洋，于1940年9月12日到达纽约。在纽约，他通过费米（他于前一年逃离意大利来到美国）的帮助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年年底，大约是12月30日，他遇到了心仪已久的到美国避难的德尔布吕克，从此开始了他们成功的合作。
并于1943年，在《遗传学》genet-ics）上发表了卢里亚与德尔布吕克两人合作的文章"细菌从对噬菌体敏感到抗噬菌体的突变"（"mutationofbacteriafromvirus-sen-sitivetovirus-resistant"）。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它标志了细菌遗传学的诞生，并为现代分子生物学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因此其意义如同孟德尔论文对经典遗传学的贡献一样。他们的研究，证明了细菌的基因结果与其他生物一样，因此用细菌来代替其他生物伯孟德尔的豌豆，摩尔根的果蝇等等）作为遗传研究的对象，就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了。别的优点且不多说，只说细菌繁殖极快就是最大的优势。在条件适当时，细菌可以每20分钟繁殖一代。由此，在两个小时之内，科学家就可以得到第6代的产物，这对于研究遗传学真是太妙了。因此细菌以后就成了生物学家的宠物。
正因为如此，卢里亚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了。卢里亚毫不掩饰自己的欣慰。他说："成功后的愉悦会让我轻飘，如履浮云……一种被承认的甜蜜感，这是一种超越单纯愉悦的感觉。"
命运之神此时似乎特别垂青于他。正在这成功喜悦之际，他认识了一位来自布隆克斯（bronx）的犹太姑娘泽拉·赫维茨（zellahurwitz），他们很快堕人爱河。1945年4月18日，他们结了婚，这年卢里亚已经33岁。以前他忙于建立功业，忙于夺取心中的圣杯，没有时间去谈情说爱，而在需要爱情时，他遇见了心中人泽拉，这使他高兴万分。他说：
"直到今天，我感到，泽拉进入我的生活真恰逢其时，此时，我的感情正处在成熟期。"
泽拉是位美貌、温柔的女人。在婚前并不十分了解卢里亚的名气有多大，但婚后一次在哥伦比亚动物系的研讨会上，着实让泽拉吃了一惊。一位研究生在作完细菌突变的最新研究综述之后，发现卢里亚夫妇进来了，他连忙以抱歉的口吻说："要是早知道卢里亚教授要来，我就不敢讨论这个问题了。"
在回家的路上，泽拉对卢里亚说："你以前可从来没有告诉我你的名气有这么大呀！"
※※芭芭拉·麦克林托克
出生日期
1902年6月16日
获奖年度1983年
@@@一位独立的女性
蓝色的试卷一发下来，芭芭拉立即开始提笔答题。这是一次地质学考试，是她在学校里最喜欢的科目。"所有的题都答得非常顺利，但最后当我准备签上自己的名字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能向任何人问我的名字——那样的话大家准以为我是一个可笑的怪人。我越来越烦躁。直到过了二十来分钟，我才终于想起了自己叫什么。"
许多年之后，芭芭拉·麦克林托克一边笑一边讲起她学生时代的这桩趣事。1978年秋天，这位"跳跃基因"的发现者已经76岁，她正在接受伊夫林·福克斯·凯勒的第一次采访。福克斯·凯勒是一位数学和人文科学教授，她打算对芭芭拉进行一系列采访，然后为这位女科学家写一部传记。这位基因学家从来不爱抛头露面，在公众中间可谓默默无闻。她没有在家里，而是在实验室里接待她的传记作者，因为那里才是她的生活中心。三十年来，这位身高只有1.50米，瘦骨磷峋的女科学家每天早晨天未破晓即已起身，做上几节体操，吃过早点，然后便步行前往位于纽约长岛冷泉港的实验室上班。刚刚7点钟她就已经坐在图书馆里，翻阅最新的科学期刊，把有用的文章复印下来。离开图书馆后她便直接进到实验室里，秋冬两季她有时在那里一呆就是16小时，只有吃饭的时候才中断一小会儿。她蓄着一头短发，大多数时候穿着一条休闲裤和一件朴素的、精心熨过的衬衫，脚上习惯穿一双结实的矮腰鞋。
她一生没有结婚按自己的信条生活。
"我母亲通常是在地板上放一个枕头，给我一件玩具，然后就让我自己玩。她说，我从来不哭不闹，也不索要任何东西。"芭芭拉这样描述自己的孩提时代。当她四个月大的时候，父母给这个三女儿起了一个新名字。她原来叫埃莉诺，现在他们给她取名"芭芭拉"。莎拉和托马斯·亨利·麦克林托克认为，原先的名字虽然好听，但新名字叫起来更加响亮。
芭芭拉的母亲。这位迷人的、精力充沛的少妇违背父亲本杰明·汉迪的意愿于1898年嫁给了医学系的大学生麦克林托克。那年23岁的莎拉出自于一个名门望族。她的祖先在最后一刻登上了"五月花"号的甲板，这艘船于1620年把第一批拓荒者带到了北美。与她的家世相反，托马斯·亨利的双亲刚刚从英国移居新大陆，按照莎拉父亲严格的尺度还只能算是"外来人"。此外，这位新郎还未结束他在波士顿医学院的学业，他能养得起一个家吗？
本杰明·汉迪的妻子在莎拉出生那年就去世了，他拒绝给小两口提供帮助，莎拉只好拿出自己继承的那点为数不多的遗产来支付丈夫上学的费用。幸好，他不久之后就通过了毕业考试。麦克林托克夫妇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安了一个家，并分别在1898年和1900年有了两个女儿。两年之后，亦即1902年6月16日，芭芭拉降生了。仅仅过了一年半，他们惟一的儿子，大家都叫他汤姆的马尔科姆·里德尔又紧跟着来到人间。莎拉·汉迪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局面。四个孩子忙得她一天到晚团团转，生活开销更是紧张得不得了。芭芭拉有好几次被送到马萨诸塞州的亲戚家里去，而且一住就是很长时间。芭芭拉后来自豪地说，她在那儿感到非常开心，而且"一点儿也不想家"。当她到了上学的年龄回到家里时，见了母亲都不肯上去拥抱。她从小就是一个独立性很强、自满自足的孩子。
1908年，麦克林托克一家搬到了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家境好转芭芭拉可愤早起读书专致，热爱思索。
而父母还是支持芭芭拉寻求和走她自己的道路，就像对待每个孩子那样。他们把孩子的兴趣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学校的教育在芭芭拉家里只是被看做"成长过程的一小部分"。芭芭拉有时候几个月都不到校。当她想学滑冰时，她的父母给她买了最好的冰刀。此后她每天都泡在公园里的冰场上。弟弟放学回家以后，她就和他还有他的朋友在大街上玩棒球、打橄榄球或者是排球。她整个一生都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她的姐姐后来说的："芭芭拉就是芭芭拉"。当这个姑娘长大起来以后，她的母亲才开始为她焦心：她对运动的爱好逐渐让位于另外一种与众不同的倾向一作为一个少女，芭芭拉开始"对所有的事情都要刨根问底"。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麦克林托克大夫作为军医去了欧洲，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当玛乔里和米格农按照自己的愿望结婚以后，母亲便不再对两个较小的孩子施加影响。汤姆当了海员。芭芭拉呢？莎拉·麦克林托克害怕女儿成为一个孤僻的人，当然也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家。
@@@求学与个性
莎拉对女儿的估计没有错：芭芭拉的性格太像她的母亲，别人无法让她放弃她的想法或者阻止她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她希望接受大学的教育，"哪怕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一开始她当然没有什么办法，没有钱上不了大学。于是，她高中毕业以后在一家婚姻介绍所里打了六个月的工。下午和晚上扎在图书馆里拼命学习。1919年夏天，父亲从战场归来，他站到了求知欲极强的女儿一边。仅仅在父母表态支持她几天之后，她就在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注了册。
在所有的大学中，芝加哥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被认为是特别开明的学校，所以对志向远大的青年女性有很大的吸引力。当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完成了她的第一期学业并且获得理学士学位时，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的这种学位有四分之一是授给女生的。
在大学里，她受到了大家的喜爱，第一年便被选为女生班的发言人。但不久，因为一次聚会只邀请她而没有其他朋友，芭芭拉拒绝参加并又回到了孤僻状态。
从她的外表上也显示出了这种新的、毫不妥协的态度。她剪掉了自己的秀发。几年之后，芭芭拉觉得穿着女式服装或者裙子在玉米地里工作太碍事，从此便穿上了膝下扎紧的灯笼裤。"我无法做到紧紧地依附于某一个人，甚至无法从属于一个家庭。对我来说这是不必要的。我没有要和一个男人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强烈需求，我根本感觉不到这一点，我从来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要结婚，我从来没有需要这类事情的体验。"
在农学院上课是免费的，但由于芭芭拉不知道她可以在伊萨卡生活多长时间，而且也是由于过于成熟，她注册了大量的学科。如果她觉得对某一门课程失去了兴趣，便会立即停止学这门课。她最喜欢上细胞学的实习课。细胞学是一门研究细胞结构和功能的科学。尽管奥古斯丁教团的教士格雷戈尔·孟德尔1865年就已描述了在遗传本质的传递方面存在什么样的规律，但研究遗传的学说"遗传学"仍然属于一门年轻的学科。1900年又有了"孟尔定律"
从1909年开始，人们把和性状遗传联系在一起的"孟德尔因子"改称为"基因"。而对基因的证实则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得到证实。于是，一门新的科学"细胞遗传学"在这个实验室里诞生了。它是细胞学和遗传学的结合，而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将在这一学科中成为一名大师。
@@@科研之路
20年代初期，细胞遗传学在芭芭拉所在的康奈尔大学里还没有多少地位。在那里所研究的也不是果蝇而主要是玉米。
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芭芭拉就属于仔细观察过玉米染色体的第一批人。在研究的几天之内她就找到了一个办法，可以使各种不同的染色体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看起来从来没有这样美丽和清晰。
这一发现所带来的结果是："现在可以利用玉米进行详细的细胞遗传分析，迄今为止对其他任何一种生物都做不到这一点。"在庆祝芭芭拉·麦克林托克84岁寿辰时一位著名的玉米遗传学家马库斯·罗兹写道："在后来的若干年中麦克林托克发表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清楚地表明她是一个有影响的遗传学家。"
在不到25岁时，芭芭拉作为植物学博士结束了她的学业，并于1927年被任命为讲师。在她的面前已经树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并且想在康奈尔大学继续为此而献身。芭芭拉想证明，对于玉米同样会是这种情况。但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有两类遗传学家：一类只进行栽培或饲养，而另一类则只研究染色体。"由于"栽培者"不肯让女大学生在他们的部门里工作，因而芭芭拉对栽培方面的工作不怎么了解。这位好强的年轻女子想找一个精通这一行的人与她合作，但却毫无结果。
这时，马库斯·罗兹来到了康奈尔。罗兹是一个大学生，已经进行过果蝇的遗传研究工作，现在他想通过玉米的研究取得博士学位。他找到芭芭拉，谈了自己的想法。
两人便成了朋友。终于——似乎是这样——她找到了一个可以与之讨论她的想法的人。罗兹并不是惟一的一个。乔治·比德尔，一个来自内布拉斯加的青年大学生也加人到他们中间。麦克林托克、罗兹和比德尔很快便形成了一个由干劲十足的大学生们所组成的研究小组的核心，他们自己举办没有教授的讲座，探讨各种科学问题。
在马库斯·罗兹眼里，芭芭拉是一个天才，是这小小研究组内部创造性思想的源泉。她的聪明才智和敏锐的洞察力得到所有同事的承认，但罗兹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她特别难相处的原因："芭芭拉忍受不了笨蛋。"如果有人跟不上她的思想或者理解不了她的工作的意义，她就会很不耐烦，而且芭芭拉总是带着"无法抑制的狂热"投人她的工作。
他们的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从春到秋在田间作业，特别是炎热的夏季科学家们最忙碌。一大清早，趁着天气还比较凉爽，田间的工作就开始了，而且一干就是一整天。
花粉成熟时，芭芭拉和每一个玉米遗传学家一样在腰间挂上一个口袋，里面插着两种规格的纸袋、一本笔记本和彩色铅笔。他们给每一株玉米的雌花花序套上一只较小的纸袋，然后将纸袋封好并用一个号码或者一个记号标出已知的遗传性状。大纸袋用来采集花粉，然后授给选定植株的保持未受精状态的雌花。
有一次一个同事发现，芭芭拉可以写出她研究的每一株玉米的"生平"。实际上，亲自熟悉每一株植物，对于她不仅是件重要的事，而且还是一件很大的乐趣。她坚信，对于细节，对于一棵单株植物，一粒独特的种子以及一条独一无二的染色体的绝无仅有的特点愈加注意，她就愈有可能认识据以组成一棵玉米植株的总的原则。
对于一棵植物的认识并不仅限于进行观察。芭芭拉展现出一种"对于生物的感觉"，这是她那个领域中的任何一位科学家所不具备的。当她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时，可以看到许多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马库斯·罗兹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她回答说："我一看到细胞就像钻到了细胞里面，在里面四处张望。"这时候，标本似乎成了她的一部分，以至完全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就像那次地质学考试时连自己的名字都忘掉了。
不断作出惊人的新发现是这位女科学家最大的快乐。她往往等不及杂交试验的结果出来就开始进行下一步的探索。
@@@不断钻研
玉米地里漫长的一天结束了，这时她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打上一场漂亮的网球。她的女学生哈丽特·克莱顿回忆说："她击球时非常果断和专注，就像在捕捉一条染色体。"
29岁的大学生哈丽特是在1929年的夏天即将过去时来到康奈尔的。她到校的第一天就被介绍给了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并由芭芭拉负责照料她。这一天结束时，在哈丽特面前已经展开了她通往博士学位的道路。两年之后，她和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她们证明：遗传信息的交换可以伴随有染色体片断的交换，从而终于为染色体携带基因提供了关键的证据。并在短时间里引起轰动的发现便在果蝇身上正式得到了证实。
在1932年于伊萨卡举行的"第六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上，两位女士介绍了她们的研究成果。并得到国际承认。
哈丽特是麦克林托克的第一个合作者，也是她惟一的一个合作者。她们卓有成效的合作结束于1934年，因为哈丽特走上了教师之路。
对于芭芭拉·麦克林托克来说，她虽然"根本就没有要飞黄腾达的想法"，但已下定决心继续进行她的科学研究，因此也希望能有一个适当的位置，可是在康奈尔大学里没有这样的位置给她一尽管她在专业上得到大家的承认，很多同事也都支持她、喜欢她。直到16年以后，康奈尔大学才任命了第一位家政科学以外的女性副教授。
早在1931年，芭芭拉就考虑过离开她所喜爱的这所大学以及一些亲密的朋友的问题（像女医生埃丝特，芭芭拉大学毕业后不久曾生了一场病，休养期间在她家里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但不久后她获得了一项研究基金，允许她进行两年的自由研究，想到哪里工作都可以。芭芭拉买了一辆小型跑车，开着它在密苏里大学……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之间来回穿梭。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无忧无虑。她的一个朋友说，这段时间她简直成了一个孩子，因为每天早上她可以不必等着起床和去上班。
1931年和1932年间的冬天芭芭拉是在加州理工学院度过的，在那里她碰上了几个老朋友：托马斯·亨特、摩尔根（他从1928年起开始在那里建立一个遗传学实验室）以及他最新的合作伙伴用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乔治·比德尔。芭芭拉接受了摩尔根的邀请并住到了他的家里。她在实验室里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因此在帕萨迪纳又过了第二个冬天。
1933年，在摩尔根、埃默森和另一个著名的同行刘易斯·斯塔德勒的举荐下，芭芭拉·麦克林托克获得了她的第二笔研究员基金。用这笔钱她可以到德国弗赖堡大学去工作。她的朋友和熟人中有一些是犹太人。像许多美国人一样，这位31岁的女士在政治上非常幼稚，她不知道在希特勒德国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她不知所措地看着周围发生的事情。在芭芭拉写给哈丽特·克莱顿的信（有时候一天一封）中，她抱怨阴冷、多雨的天气，诉说在推动工作进展方面的无能为力以及她的寂寞和孤独。她突然中断了在德国的研究，在圣诞节临近之前出人意料、情不安地重新出现在康奈尔大学的实验室中。"那是一段心灵创伤非常深重的经历。"但她没有给她的传记作者讲述更详细的情况。
在最后几个月，埃默森和摩尔根劝阻了她。他们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了一项申请，希望每年为芭芭拉·麦克林托克提供1800～2000美元的资助，以使她能够在埃默森的实验室里工作。这项申请有了结果。1934年10月，她暂时先拿到了一年的费用。期满之后，她又获得了第二年的费用。就这样，在34岁的时候，芭芭拉仍然在康奈尔大学打临时工。好几年她都没有添置过一件衣服。芭芭拉的朋友们一次又一次想帮她介绍一个相称的上较稳定的职务。让她深感羞愧的是，就连她的父亲也亲自出面去找洛克菲勒基金会寻求帮助。
@@@个性再现
直到1936年，在密苏里大学建立了一个遗传学研究中心并负责进行管理的刘易斯·斯塔德勒才得以给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安排了一个副教授的职位。无论是从她的科学成就还是从她的声望来说，这个职务都不适合，而且薪水比资助金也多不了多少。但这毕竟是这位女科学家获得的第一个固定职位，何况又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她只好接受了这一提议。
虽然她在1939年当选为"美国遗传协会"的副主席，但她在大学里的孤独状态却没有任何改变。
还在芭芭拉接受密苏里的聘任之前她就已经被看做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她认为，作为一个女性，在科学上应该拥有与男同事们同等的机会。这样的意见让人颇为难堪。在密苏里，她为人难处的名声更是尽人皆知，因为她的言行常常越出在大学里被奉为神明的规则。
有一件事情在整个校园引起一片哗然：有个星期天她忘了带钥匙，于是她从高高的墙上爬上去跳过窗户进了屋。她这些超出常规的行为使人们彻底地把她看成了一个怪人。她自己觉得，她的行为举止是非常自然的。她认为，如果一个男人做了这些违反常规的事情肯定会得到人们的谅解。
芭芭拉认识到，她在密苏里大学不会有晋升的机会。她从系主任那里得知，她的职位是否稳当，还要看她的提携人斯塔德勒能在大学里待多久。1941年6月，也就是5年之后，她终于离开了密苏里。
到了冷泉港继续研究
1941年12月，在此期间已经当上遗传部主任的德莫利克给月之后，德英利克义建设她在这里无限期地工作下去，z有立即答应。虽然冷泉港是一个重要的遗传研究4g里栽培她的玉米，可以得到一个相应的位置和丰j玉米遗传学家。在康奈尔，包括在密苏里，都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事；而在冷泉港，只有夏季才会有一些她能和他们交流思想、闲谈聊天开开玩笑的科学家来到这里。芭芭拉害怕寂寞，但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她又一次面临别无选择的境地。最后她还是接受了聘任并一心一意投人了工作。
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冷泉港的研究工作一如既往地进行着，只不过更加宁静了。幸亏这时她收到了乔治·比德尔的邀请：比德尔于1944年1月请芭芭拉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并希望得到她的帮助。比德尔正在研究一个大有希望的新课题，他需要芭芭拉帮他鉴别一种脉泡菌的染色体。
这年春天，当她正在为这次行程做准备期间，传来了她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消息。在美国这是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她是第三位荣膺这一头衔的女性。
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我一向为不合逻辑的藩篱被打破而感到高兴。"
1944年10月中旬，芭芭拉来到加利福尼亚。她在这里工作期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乔治·比德尔后来提到："芭芭拉在斯坦福工作的两个月期间，对于阐明脉胞菌细胞学所做的贡献。超过了以往研究各种类型的低等菌类的所有细胞遗传学家。"这一年年底，她当选"美国遗传协会"主席。在她之前，还从未有过女性担任这一职务。
芭芭拉回到冷泉港后，开始着手分析最后一批玉米试验的结果。在那个冬天，她用上一季的种子培育了一批幼苗。正如她所期望的那样，除了绿色的植株以外，还长出了白色的、浅绿的以及淡黄色的秧苗。这种颜色的变异被称为"突变"，是由于遗传特性的改变而引起的。芭芭拉在很多试验中已经观察到了这种现象。但这批植株有些不大一样：很多叶子上出现了明显的斑点。例如，在白色叶子上出现了淡黄色的、绿色的斑点或者条纹。她知道，这种现象在其他植物上是经常出现的：有的是长着各种斑点的花，有的是带斑点的叶，有的则是斑斑点点的果实或者枝干，其中有很多成为人们喜爱的观赏植物。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突变，却没有人说得出来。
芭芭拉没有放过她观察到的这些奇特现象。
经过两年的探索，芭芭拉认识到，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控制系统：第一个"控制因子"激活靠近一个颜色基因的第二个"控制因子"，从而通过颜色基因引起突变。芭芭拉当时还不知道，她所发现的只是一系列这类系统中的第一个。但关键性的问题还没有搞清：为什么突变不能持续下去？随着每一代新的玉米植株的产生，异常数据像小山一般增长，对这类数据用迄今已有的思维模式无法囊括。她的研究越来越复杂。经过无数次的、进一步的杂交试验，芭芭拉于1948年从她的成果中引出了天才的结论：起到控制因子作用的基因可以在一个玉米染色体的内部进行交换，甚至可以从一个染色体向另一个染色体转换，并且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在新的位置上"扎根"。芭芭拉发现了"跳跃基因"，它们可以迅速地改变染色体的结构，从而引起形形色色的突变。突变之所以无法保持稳定，是因为这些移动的因子会重新离开它们引起遗传特性发生改变的位置。后来，在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授奖辞中写道："她的研究工作是她独自一人，而且是在她的同时代人对其发现的普遍有效性和重要意义尚不能理解的时候进行的。"
进行了7年孤独的研究之后，当芭芭拉终于在一份报告中以及在195i年夏季的冷泉港学术交流会上向同行们介绍她的设想时，人的不能理解甚至嘲笑她。
1953年，她在一个专业刊物上重新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但依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在此之后，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只是按照雇主的要求撰写年度报告，"因为反正是没有人看"。在庆祝诺贝尔奖的宴会上，麦克林托克在发言中谈到，从那以后，除了极其例外的场合，她再也没有被邀请过去宣读论文，主持讨论会，参加学术委员会或者担负一个科学家的其他责任。但她强调说："这段漫长的间歇期并没有给我本人造成困难，对我而言反而是一种享受。它给了我完全的自由，可以毫无干扰地潜心研究……"
但很多遗传学家后来对此作了反驳：芭芭拉·麦克林托克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承认，并且立刻被列入了大学教程。
1953年，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搞清了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基因，沃森后来这样说，从此以后再也不是"一种它的表现只能通过饲养、栽培试验来加以研究的神秘单位"。像麦克林托克这样的研究方法和方式很快就会被认为已经过时。在超离心机和电子显微镜的时代，对用光学显微镜和镊子进行工作感兴趣的大学生越来越少。
芭芭拉不只一次写信给马库斯·罗兹，问他是否能帮助自己离开冷泉港，但最终她还是留了下来。在1956年的冷泉港学术交流会上，她用下面的论断结束了她的报告：如果在其他生物中也能发现控制因子的话，一点儿也不必感到惊奇。她的估计是对的。
在70年代，分子生物学认识到，当基因在细菌之间转录并且使它们具有抗药性时，确实有可移动因子参与其间。遗传特街固定不变的教条日渐动摇j0年代末，亦即在芭芭拉·麦克林托克作出她最重要的发现之后30年，这一教条被彻底打破了。
从1978年起，这位一辈子从未得到过适当职位的女科学家开始收获各种各样的奖项和荣誉，其中有一些带有巨额的奖金1983年，她以81岁的高龄成为第一个独自摘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女性。她是在家中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一消息的，因为她家没有安电话。但实验室里的电话却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大部分电话她都不接，只是把话筒拿起来一下便又重新放下。她的同事苏栅·金泽尔说："她什么都不想听，她只想干她的工作。"
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在一份正式声明中写道，当她听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这一决定时非常激动。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个记者问她有什么感受，她回答说，首先她很惊讶，到现在她还能因为许多年以前作出的成绩而获奖。
获得诺贝尔奖以后，芭芭拉·麦克林托克仍然日复一日地在她的实验室中整理她的研究资料。有时候她也在冷泉港接待一些熟悉的研究小组，向他们转让一部分她的遗传宝箱中的玉米种子。事先她对每一位申请者都要仔细地审视一番，因为她深怕她的同行们不能正确地对待她的材料或者理解不了她的工作。
芭芭拉·麦克林托克毕生致力于破解被称为"生命之奥秘"的"镶嵌图"。她始终对这种变化无穷的"镶嵌"赞叹不已，甚至带有一种敬畏之心。按照她的看法，一种生物体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能力。有一次她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称之为科学认识的东西，往往是一大堆笑话。人们掌握了很多相互之间的关系，但却不一定是它的真相。生命本身远比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奇妙得多。"
※※罗莎琳·苏斯曼·耶洛
出生日期
1921年7月19日
获奖年度1977
@@@要求机会均等的人
她说"我们依然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即大部分人（包括妇女）还认为妇女只应属于家庭，认为一个妇女不应该追求比男人更大的成就，尤其是不应该超过自己的丈夫。我们不能指望在不久的将来，所有决心寻求"机会均等"的妇女，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我们妇女必须开始向自己的目标迈进，我们必须相信自己，否则就没有人相信我们；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抱负与取得成功的能力，勇气和决心相匹配；必须意识到人人都有为后人开拓道路的责任。若要解决当今许多困扰我们的问题，世界绝不能浪费它一半的人口的才干。
rightr.s.耶洛
这位诺贝尔奖赏得者罗莎琳·苏斯曼·耶洛（rosalynsussmanyalow，1921- ）于1921年7月19日出生在纽约一个中下层犹太人的家庭中。她的父母是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穷人，父亲是东欧犹太人的后代，但他出生在美国纽约。父亲在纽约布隆克斯区开了一个小商店。他们都没有进过高中，爸爸只读过8年书，妈妈只读过6年书，但他们都喜欢看书读报，爸爸每天看《纽约时报机尤其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妈妈总是到图书馆借书回来，读给儿女们听（罗莎琳有一个哥哥人在父母的支持下，罗莎琳和她的哥哥都受完高等教育。
她从小就有非常强的独立性，而且常常让人大吃一惊。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从最早的回忆来看，我看来是一个执拗和喜欢自作主张的小女孩。"3岁时，她和妈妈去看电影，看完以后回家时，她想从某一条路走，而妈妈想从另一条路走。妈妈不允，于是她就坐在地上不动，妈妈手上拎着一袋鸡蛋，不能硬拽着她，于是只好向女儿让步。后来每当罗莎琳谈起这个故事的时候，就露出牙齿笑起来。
在她幼年时发生一件事5岁时，这年她上小学一年级，教她的老师正是几年前教她哥哥的那个老师，有一次这位老师用尺打她哥哥的手心，她哥哥吓得大哭起来。现在这位老师有一天又想用尺打罗莎琳，罗莎琳早就想为哥哥报仇，为此她等了几年啦！她见老师拿起尺要打她，她立即转身冲出教室，跑到校长那儿对老师打学生的行为提出控告。
罗莎琳在她15岁时高中毕业。1937年在一次家长会上，一位老师对罗莎琳的妈妈说："你的姑娘是一个天才。"罗莎琳的妈妈想了一下说："天才？我不希望她是天才，我只希望她是一个正常的姑娘。"她还提到了爱因斯坦，说："我并不认识他，但我听说他有一点特别。"
父母希望女儿到小学去当教师。她回答说："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聪明的犹太女孩最好出路就是当教师，而男孩则是当医生和律师。但现在是40年代了，情形已经改变。"最后，当时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她以优异的成绩被亨特学院物理系录取。家里无法全额支持她读大学，因此她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为自己挣一点生活费，学费……在她读大学的4年里，有几件事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是这时原子核物理学发生了重大突破：原子核分裂了，最振奋人心的工作由意大利的费米，德国的哈恩、迈特纳，法国的约里奥·居里夫妇及其他一些科学家进行着，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们正把人类引向利用原子能的新时代。罗莎琳甚至有幸到哥伦比亚大学亲耳聆听费米的有关核裂变的讲座。另一件事是居里夫人的大女儿艾芙·居里（evecurie）在1938年出版了她为她母亲写的传记《居里夫人入一时间，居里夫人这位伟大、无私、坚毅和勇敢化身的女性，成了全世界学子，尤其是女性学子景仰的人物。多少人在她的精神感召下，决心投身于艰苦的科学事业！罗莎琳也是其中的一位。她决心将今后的一切，贡献给原子核物理学的研究事业之中。
罗莎琳毕业于亨特学院物理系，获得了学士学位。这是在1941年，她在居里夫人精神的感召下决心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但是父母并不理解女儿的选择，他们劝她去当一名中学教师："因为这工作比较轻松，也比较有规律，适合女人，而且收人稳定，不必为生活操心。"罗莎琳说："我的心已经被核物理学占据了，我法想像我还能去干别的工作。"她妈妈说："那种事情不是女人于的。女人只能属于家庭，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孩子……"
可是她这位女儿却说："居里夫人也是女人，她做了许多男人做不到的事情。我要像她那样渡过自己的一生。"
在以男人为主导的社会里社会对女性，尤其是犹太女性，也充满了偏见。当她想申请研究院的津贴时，被拒绝了。好不容易由一位教授推荐到一所大学当助手，对方却回信说："她是犹太人，又是女性……"
当罗莎琳知道这个回答以后十分气愤，她暗下决心："我这个犹太女性非要当上物理学家不可。"
正在此时幸好她的老师詹洛得教授为她找了一份工作：给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化学教授鲁道夫当秘书，每日工作半天。不久，她又收到伊利诺斯大学工程学院的聘书。1941年9月，她来到伊利诺斯大学担任助教。当她晋见系主任时，系主任对她说："这所学院创立于1917年，在您到来之前，本院还没有一位女性任过教职。您有幸成为第一位这样的女性，应该恭贺您。"
"谢谢。请问，我何以能有这一荣幸呢？"
当她听了系主任的回答后气闷了好一阵子，系主任说："这是因为许多优秀的青年男子都应征人伍上了前线，否则您也许不会有这种机会。如此而已。"她暗想只能决心用自己的成就证明伊利诺斯大学不会因为选择了自己而感到后悔。
@@@踏上科研之路
从进入伊利诺斯大学后，罗莎琳踏上了科学探索之路。她一方面给新生上物理课，一方面尽可能多地选修研究生的课程。4年之后，她获得了这所名校的哲学博士学位。更让罗莎琳欣慰的是，她在这所名校里认识了艾伦·耶洛（aaronyalow人艾伦也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一位法学博士，他本人是来自纽约北部地区的物理学研究生。1943年6月6日，两人结成了琴瑟之好。
罗莎琳成为伊利诺斯大学物理系的第一位女博士。是在1945年1月，她的课程有1/3相都得到"a+'的好成绩，但也并不是所有教授都赞赏这位女研究生。她的实验课只得了一个"a-"。系主任在评语上写道："这个'a-'证明妇女实验工作能力很差/'而且，由于对妇女偏见的影响，她根本不可能在伊利诺斯大学任教，无法从事她热爱的核物理学研究。她不得不离开尚未拿到博士学位的丈夫，只身回到纽约，在国际电话和电报公司的联合电讯实验室（federaltelecommunicationl-aboratory）工作，任助理工程师。她又是这个实验室的"第一位女性"工程师。离开自己热爱的专业对她自然是痛苦的，但她以居里夫人为榜样，知道自己在不公正和到处存在偏见的条件下，必须付出比男性更大的努力和牺牲，如像居里夫人的付出那样。有志者事竟成！
艾伦·耶洛获得了博土学位，是在1945年9月，他在纽约布隆克斯医院找到一份工作，从事医学物理学研究。正是由于艾伦，罗莎琳认识了哥伦比亚医学院著名女医学物理学家伊迪斯·昆比教授。昆比教授在运用物理学定律使x光和镭能有效而安全治疗人体疾病方面，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罗莎琳自愿到昆比教授的实验室工作，希望用放射性同位素为医学上的应用作些研究。
她得知关于放射线同位素的应用，她是通过乔治·赫维西的一本书中得知的，在那本书中，赫维西指出如何利用放射性同位素作为示踪剂（tracer）来作为化学和生物学的一种研究手段、方法。赫维西的著作对26岁的罗莎琳产生了重大影响，她一直把他和居里夫人、约里奥-居里夫妇共同视为她的事业的先辈。
就在1942年，费米设计的世界第一个原子核反应堆运转成功之后，原先成本昂贵的同位素现在价格大大降低，因而为广泛利用同位素研究医学开辟了道路。正在这时，罗莎琳时来运转，她通过昆比教授的引见，认识了美国医学物理学的老前辈费拉（g.faila人费拉和罗莎琳谈了一阵话之后，认识到罗莎琳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立即打电话给布隆克斯退伍军人医学中心的放射医疗部主任伯纳德·罗斯威特博士，说："你不是要成立一个放射性同位素科吗？我这儿正好有一个你必须雇用的人。"
正因为这样，从1947年12月起，罗莎琳成了这所医学中心的兼职顾问，同时，她这时一直在亨特学院任教。在医学中心，罗莎琳立即与那儿的医生一起创建了放射性同位素科，并开展了一些专项的研究。1950年1月，她辞退了亨特学院的工作，全身心投人到放射性同位素的医疗应用的研究中去。这年7月，纽约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博士所罗门·伯森（solomona.berson）认识了罗莎琳，他对罗莎琳的研究很有兴趣，决定参加到她的研究项目，由此与她开始了长达22年的合作，直到1972年4月11日伯森博士不幸去世为止。伯森是一位俄罗斯犹太人的儿子，爱好广泛，小提琴的演奏已达到专业水平，而且他语言幽默，精通专业。
自此两人在他们两人精诚、愉快的合作中，他们发现了"放射性免疫分析法"，用这种方法他们可以测定血液中胰岛素的数量。当时还没有任何一种办法能作这类测定，因为它们的含量太小太小，正如一位科学家形容的那样，这就像在一个长宽各为38.5公里，深度为9.1米的湖里寻找半块小方糖一样。关于这种分析法，这儿就不必多介绍了，我们只需知道，在基础科学研究中，放射性免疫分析法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它已被迅速直接用于医学治疗和研究之中，使用这种方法，甚至可以测量浓度仅为万亿分之一克（10克）的物质。正是由于这一分析法的发现，生物科学各个领域都获得一种强有力的手段以获取新的知识，因而被人们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罗莎琳1977年10月13日，她得知她和另外两位科学家共同分享该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可惜她的亲密的合作者伯森博士于5年前因心脏病去世，未能共享这一殊荣。在诺贝尔奖授奖会上，她在不长的发言中一再提到伯森的名字，强调她的成就是他们两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并没有使她停止学术研究，获了奖的罗莎琳有了更高的学术地位，成了众人瞩目的科学精英，她充分利用这一更加优越的条件，呼吁全社会应该放弃对妇女的偏见，她曾说：
"现在人们主张在学生中，在一些社团中，女性要占一定的比例，然而在科学家，学者和领袖中这个比例就不被承认了。从来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男女在这些方面的才能有天壤之别。妇女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原因应归咎于社会对妇女的歧视。"
在此，我们提出一个有趣的事实。从1901-1995年的诺贝尔奖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奖者名单中，犹太人占了30.89%，共有38人之多！而5位女性获奖者中，竟有4位女性是犹太人（柯里夫人，耶洛夫人，莱维一蒙塔尔契尼和伊莱昂人只有1983年获奖的麦克林托克不是犹太人。而且，这5个人全都是美国人。这也许是一个很有趣的统计。是偶然，还是有什么深层的原因？
※※丽塔·莱维-蒙塔尔奇尼
出生日期
1909年4月22日
获奖年度
@@@一个对不完美结果的褒奖
露西，我们人类的女祖先，生活在350万年以前的地球上。人们在非洲发现了她的遗骨。她的身高大约1米左右，头颅比一个椰子还要小一些。她已不再是猿，但也不是现在的人。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在她自传的前言中想起了露西，因为这位神经生物学专家直到今天仍然被我们是怎么形成的和我们到底是什么这类问题深深吸引着。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无论是在进化过程中还是在个人的一生中，这些问题始终存在。人是如何从一个细胞变成由几十亿个细胞组成的、功能齐全的生命体的，一直是她研究的中心课题。最终，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成了发现神经生长因子的人。
1909年4月22日，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都灵一旧意大利王国的首都，阿德勒·蒙塔尔奇尼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父母给这两个姑娘一个起名叫保拉，一个起名叫丽塔。他们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尼娜和一个儿子基诺，丽塔出生那年他已经7岁。
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回忆说，她父母的婚姻很幸福，阿达莫·莱维和他的妻子几乎从来没有吵过嘴。她成长的那个时期虽然还没有迁徙的自由，但充满了文化气息，使人感到亲切和安全。维多利亚时代强迫妇女穿钟式裙和束腰的古板习俗依然影响着人们的家庭生活。阿达莫·莱维不用说是无可争议的一家之长。他是一个工程师和天分很高的数学家，也是一个歌剧爱好者。母亲是一个有才能的画家。丽塔觉得母亲对于自己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对自己的童年、青年时代以及整个人生道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父亲。
父亲和丽塔之间缺乏那种天然的亲情，而保拉显然是父亲的宠儿。丽塔很小的时候就对胡子产生了反感，而父亲的上嘴唇上偏偏留着一道两头向上捻起的+须，这在当时非常时髦。这是维克多·埃马努埃尔二世留的那种胡子。一到冬天，当树叶全部落光时，小姑娘从家里的四楼上就可以看到他的青铜立像。每当父亲临睡前来道晚安并想亲吻女儿的时候，她总是把头扭向一边。"她不肯让我吻她。"阿达莫·莱维失望地说："她宁肯吻空气也不愿意吻她的父亲。"他称这个难以接近的女儿为"腼腆的小苗"。
孪生姐妹保拉的艺术才华让她深深折服，而且保拉也是惟一能够和她亲近的人。但即使和保拉寸步不离，也无法驱走她的恐惧。如果保拉不在身边，她宁肯一个人呆着。她甚至寻求孤独。阿德勒·蒙塔尔奇尼很理解女儿的这种性格，因为这一点她很像她的外婆。
按照母亲的安排，每天下午保姆和家庭教师要带孩子们出去散步，以便晒上"一会儿阳光"。但这个不好对付的女儿对此十分厌恶。在公园的长椅旁丽塔会碰到邻居家的小姑娘。无论是跳绳为格子还是玩球，她都是最差的一个。
只有在大家庭里才讲究犹太教的传统。过逾越节的时候，莱维和蒙塔尔奇尼两家的人全都聚拢在蒙着漂亮台布的桌子旁。丽塔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她不太喜欢听他们用希伯来语长时间地讲述犹太教法典中的传说。每当最后大家感谢上帝用十大灾难惩罚埃及人时，阿达莫·莱维总是大声喊道："这是怎样一种仇恨！"然后争论便开始了。虽然她的父亲从来不否认自己的犹太出身，但他的"内心深处是一个人世之人"，一个人道主义者。在他眼里，科学和文化比财富和权力重要得多。他处理问题非常果断而且充满热情。他发起火来让人害怕，所以他的父母和姐妹们也叫他"可怕的达米诺"。他不让他的四个孩子接受宗教教育，而是要他们满21岁时自己决定信仰什么或者不信什么。
随着年龄的增长，丽塔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了父亲和母亲在家里地位的差别。所有的大事小事都要按父亲的意志决定。他要是不喜欢女儿们戴草帽，她们就得把自己的心爱之物收起来。他从来不允许有反对意见，作出让步的总归是他的妻子。阿达莫·莱维虽然并不歧视妇女，但他还是认为妇女只适合呆在家里。
丽塔所上的小学离家不远。在学校里男女生分班上课，但它不属于那种她那个圈子里的孩子通常就读的私立学校。在这里她不仅可以接触到有钱人家的子弟，而且也有工人阶层和一般市民家庭的孩子。在丽塔的记忆里，这四年"过得非常愉快"。由于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意大利引起的爱国主义情绪的感染和她所尊敬的一位女教师的影响，后来她一度想当一名红十字会护士去照顾伤员。
到该上中学的时候，阿达莫·莱维决定，他的女儿只能进高级女子中学。她回忆说："我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告诉我，在一个男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女人扮演的是何等次要的角色。这使我确信，我不适合做一个妻子。襁褓中的婴儿对我没有吸引力，我身上没有女孩子那种与日俱增的母性本能。"1987年，在一次采访中，78岁的丽塔仍然说："我从来没有抱过小孩，包括我所钟爱的侄子和外甥们；只有当他们满五、六岁的时候，在他们学会表达自己的意思以后，我才开始喜欢并理解他们。"
作为一个青春少女，丽塔虽然想反抗现行的东西，但她还不知道自己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于是就在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书中，特别是在塞尔玛·拉格勒夫的《约斯塔·贝林传奇》中寻求逃避。她想学习这些人的榜样，梦想像拉格勒夫一样写一本意大利的故事，因为"写作看起来是允许妇女表现自己的少数领域之一"。
一件不幸的事情终于把丽塔领出了胡思乱想的死胡同：在这对双胞胎出生之前就来到莱维一蒙塔尔奇尼家的保姆基奥凡娜多年以来就像是丽塔的第二个母亲，她突然患了无法医治的癌症。于是19岁的丽塔下决心学医，因为她天真地相信并且希望，在她的亲手帮助下，她所热爱的人们一定能够恢复健康。基奥凡娜虽然去世了，但丽塔的决心没有变。
丽塔终于站到了父亲面前，以便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他。她向他表明，自己虽然已经离开学校3年，但有决心把所有的功课都补上。这一次她承受住了父亲那严厉的目光。阿达莫·莱维对她能否胜任大学的要求表示怀疑，并且认为这不适合于一个女人，但是，他不准备阻挡女儿的道路。
丽塔鼓动与她学历相似比她小一岁半的库西娜·欧金尼姬一起来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欧金尼亚也认为那种仅仅完成家庭责任和请客做客的未来不值得追求。于是，从1929年2月起，两个姑娘在一起埋头用功了8个月，以便作为校外投考生达到进入大学的水平。她们找了两位教授给她们讲拉丁文、希腊文和数学，其他科目则靠自学。考试进行得非常顺利，只有地理让丽塔有些失望。她看到教师写了一句："该考生对墨西哥暖流一点也不了解"。接下来是一段惶惶不安的日子，直到终于有一天接到了拉丁文教授的电话，才一扫满腹的疑团：欧金尼姬和丽塔全都通过了考试。现在，学习医学的道路在两位姑娘面前敞开了。这位女科学家后来回忆说："我从来没有感到这样快乐过。"
在回首往事时，丽塔甚至有些感谢父亲：正是由于父亲让她上女子学校的决定，致使她这么晚才开始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经典著作，"否则的话，我非去学哲学不可。"一条不完美的、曲折坎坷的道路把她引人了一种她会完成得很完美的职业。
父亲却再也不能看到他的女儿成为一名成就卓著的科学家。1932年，在一次中风和相继而来的并发症之后，父亲出人意料地突然去世。
从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1930年第一次踏进都灵大学解剖研究所那间"阴暗而又沉闷的阶梯教室"起，她在这所大学一共学习了6年。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班上总共有7个姑娘。"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长得特别漂亮。男生给一个长得一定很难看的姑娘起了个绰号叫'大美人'。我想那肯定不是指我，于是心头顿时轻松了许多二'她上午听课，下午用显微镜进行观察或者作尸体解剖。进行解剖时，虽然存在着割破手指和受到感染的危险，但在大学生中一向把解剖时戴胶皮手套看做是"没有男子汉气概"。不过丽塔从来不参与这种荒唐的游戏。"我，享有特权的两条x染色体的携带者，总是戴一双精巧的、一直套到胳臂肘的胶皮手套。"
即使当了大学生，丽塔仍旧十分内向。她在将近80岁时偶然碰到了一个大学同学。这位同学觉得，她现在比起大学时代来随和、可爱多了。他说："她年轻的时候简直就是一个怪人，就像一条墨斗鱼，如果谁想触犯她，她随时准备喷你一身墨汁。"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肯定承认他是对的。她一下子看见了自己当大学生时经常摆出的那张愤怒的脸，并且想起了她那身散发着修女般严肃的衣裳。她不需要同龄伙伴，不管是女朋友还是男性崇拜者，她有自己的家庭和工作。
列维是一个身材高大、脾气火爆、长着一头浓密红发的男人，大家都叫他"蕾茄列维"。在他的指导下，莱维一蒙塔尔奇尼首先学习制作千分之一毫米厚的组织标本。她天生手指灵巧，在给神经细胞染色方面颇得教授先生的赞赏。
第二学年以后，列维教授强加给他的这位女弟子一项别的学生都不肯做的课题：让她研究"在人的胎儿大脑中，那些曲折沟纹是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样的过程形成的"。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估计到这个项目注定要失败，而且从一个非常实际的理由看也是如此。
丽塔在她的自传中讲道，一次把她捆在床上整整一个月的紧急手术给事情带来了转机。列维教授像每次他的学生或助手生病时所做的那样前来探望他的女学生。当她回到学校时，教授没有作出任何解释便又交给她一项新的任务。
自1928年以来，列维一直在集中精力观察神经在玻璃皿中的生长情况。从这时起，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开始投人传导和接受刺激的感觉神经的研究。从投人这一研究工作以来，她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位科学家的激情，同时也认识到了这与自己的成绩之间的关键差距是何等之大。列维教授的干劲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让她想起了父亲。一种深厚的师生之情产生了。这种密切的关系延续了整整31年。
1936年，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以最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她的医学学业。然后，为了成为一名神经科医生，她又接着参加了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专业培训。但她还没有下定决心是当一名医生还是做一名科研人员。从1939年3月份起，不允许丽塔再进入大学的研究所。她越来越担心被人告发或者连累自己的那些"雅利安"朋友，所以她在这一年接受了到布鲁塞尔神经病学研究所工作的建议，而且，她的大姐尼娜和丈夫已经带着三个孩子暂时躲到了比利时的首都。
1939年，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不仅离开了意大利，也离开了从大学时代起就追求她的亲密朋友盖尔曼诺·莱辛。尽管对犹太人的迫害愈演愈烈，而且从1938年11月起墨索里尼就已禁止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通婚，但盖尔曼诺还是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请求。虽然丽塔全家都很赏识这个小伙子，但她还是拒绝了他。在她看来，是不同的性格和出身隔断了这桩姻缘。另外，她对结婚"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热烈的向往"。后来已届耄耄之年的她对作家娜塔莉妮·金茨堡讲述道："老实说，我从来没有真正爱上过什么人。只有一次我觉得自己被一位教授吸引住了，但幸好他已经结了婚……因为对于我们两个人那都可能是一场错误。"
在布鲁塞尔，从1939年到1940年她每天都要收到在此期间已经身患重病的朋友盖尔曼诺写来的信。当她从比利时匆匆赶回意大利，在维拉多索拉再次见到他时，他已处于弥留之际了。她已听不懂他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仅仅分辨出"加莱亚佐·齐亚诺"一墨索里尼的女婿这个名字。"我们家面临着遭到追捕的处境，直到临死他还在为我们担心。"
当德国军队于1940年占领比利时以及墨索里尼于同一年宣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决绝地返回了意大利。并偷偷为犹太人看病。
1940年秋天，一个大学的老同学鲁道夫·阿姆普里诺前来拜访她，并以"皮埃蒙特人的生硬"方式询问她有什么打算。当见她沉默不语时，便要求她不要丧失勇气，而且不管用什么方式一定要继续进行研究。他让她想一想西班牙的神经解剖学家查亚尔：19世纪中叶，他在同样恶劣的条件下，在萎靡不振的西班牙城市巴伦西亚写出了使之闻名世界的有关脊椎动物神经系统的基础著作。
"他的劝告并非落在一片完全贫瘠的土地上。鲁道夫拨动了我的一根心弦。"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她的回忆中写道："我的愿望是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探险，从童年时代起它就在我心中震颤。而随时浮现在我眼前的人迹未至的热带丛林更为诱人。这就是神经系统：它的几十亿个细胞组成了一个又一个各不相同的群落，相互连接成一个似乎无法解开的神经控制网络。"
接受这次拜访之后，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在她那间一张床占了三分之一面积的卧室里建立了一个小实验室。她打算研究神经系统的发育过程，同时加强自己在显微外科方面的熟练程度以及染色技术方面的知识。母亲、保拉和基诺都支持她，并防止外人靠近这个秘密实验室。哥哥帮她制做了一个带有两个开口的、可以调节温度的玻璃箱，她可以把双臂从开口伸进去，以便在38℃的恒温下借助显微镜给鸡的胚胎实行手术。让她十分自豪的是，列维教授"成了我的第一个，而且也是惟一的一个助手。"
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在她的小小实验室里所开始的研究，是因为读了她的老师列维两年之前给她的一篇文章而引起的。文章的作者维克多·汉布格尔是德国著名生物学家，1936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汉斯·施佩曼的学生，他对切除鸡的胚胎中正在发育的肢体延缓各种神经细胞的生长以及妨碍其特化的过程进行了研究。丽塔是在一次乘火车的途中读完这篇文章的。她认为，在这方面应能取得更加丰富的成果。
每次空袭警报响起时，丽塔都赶紧把最重要的显微镜和一些制作得最好、染色最成功的组织切片搬到地下室中。但轰炸越来越猛烈，莱维一蒙塔尔奇尼一家只好离开都灵。
为了搜集试验用的鸡蛋，丽塔骑着一辆自行车跑遍了周围所有的村庄，一到农民家里，她总是先问人家有没有公鸡。她欺骗人家说，为了孩子能吸收更多的营养，她必须要买受精的鸡蛋，停电也常常给她造成很大的困难，因为一停电孵化箱就没法用了。
这一时期，这位女科学家研究了在鸡胚胎发育的第一阶段，环境和遗传因素是怎样控制千差万别的神经细胞的形成的。在她眼里，一切都不再是僵硬的、固定不变的，而是生机勃勃，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各个神经细胞的行为几乎像生物一样，是可塑的，易受影响的，是一个在结构和功能上能与环境相适应的系统。
当她在那里潜心研究并为自己的发现惊讶不已之时，在她周围，在把全世界搅得四分五裂的欧洲，人们正在战斗，正在遭到迫害和杀戮，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那样专心致志地坚持进行研究呢？"是人们所熟悉的、人的那种忘却现实的本领帮助了我。"她在传记中说："没有这种内在的自我保护机制是无法忍受这种生活的。"
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那时所亲历的种族主义是一种"极端野蛮的现象"。她在1987年的一次采访中说："但它就像鹅的羽毛上沾的水那样不值一提花果我蔑视什么人，对我来说他根本就不存在。"
1944年秋天，经过长期囚禁般的生活之后，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希望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于是到一个难民营里当了护士和医生。难民营里挤满了从仍然在打仗的北方逃难来的人，在这里有许多人因为伤寒和其他传染病而死去。在难民营里，丽塔第一次感到作为一个医生她是多么无能为力。她从来掌握不好既不伤害双方感情。能按照自。的估计解除别人痛苦的那种很高"。这使她明白了：她更适合于做一名科研人员，而不适合当一名医生。
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了，她们一家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城市，丽塔重新成为都灵大学解剖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但她突然觉得自己已经难以适应，在她秘密实验室中所体验到的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已荡然无存，她发现自己在科学方面所受教育完全不够用。于是她开始学习生物学，但只是因为对物理和数学缺乏自信，她失望地将自己的研究同一些杰出的成就，例如使生物学家托马斯·亨特·摩尔根于1933年摘取诺贝尔奖的那类成就进行了比较，也许，她是对美国、对老同学萨尔瓦多·鲁里亚在印第安纳大学所取得的成果感到了眼馋。对自己的怀疑折磨着她，难道她又钻进了一条死相同？
1946年夏季维克多·汉布楼尔邀请他到圣路易斯研究。她接受了这一邀请，但要到第二年才去，因为她想把一个已经开始的项目做完。
1947年9月，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乘船来到美国。载着她从***到纽约的波兰轮船"索比斯基"号在海上航行了两周，同样获得美国奖学金的雷纳托·杜尔贝科也在这条船上。她在纽约观光了两天，包括参观帝国大厦，然后乘火车前往圣路易斯。到达以后，叫了一辆出租车从火车站直奔华盛顿大学。校园里，野葡萄藤爬满一座座砖楼，三五成群的大学生坐在草地上，道路两旁绿树成荫……丽塔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当然还有钢结构拱顶的、进入雷布斯托克大楼的通道。这座大楼是动物研究所所在地，她和维克多·汉布格尔要在这里见面。一开始，她在汉布格尔面前觉得自己"处境很不利"：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名气，而且还因为他的个子比她高那么多，与她带浓重口音的腔调相比他的英语说得那么好。汉布格尔严肃地打量着她，与此同时，见她一个劲儿地用夸张的手势强调自己的回答又觉得很开心。经过长时间的交谈，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确信自己被安排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她和维克托·汉布格尔的关系从这以后一直处得非常融洽，他也成了她的一个重要的、终生不渝的朋友。
在她"新生活"的最初阶段，很快，亦即在1947年的秋末，"突然之间，我以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重新找回了我以为已经完全失掉的信心以及对实验神经胚胎学的热情。"她比较了大量制做得非常好的、鸡的胚胎各个不同发育阶段的神经囊和脊椎的标本，对细胞有目的的"迁移"和相互间的"厮杀"进行了仔细观察；在"迁移"和"厮杀"过程中，神经细胞核消失了，细胞发生蜕变，神经纤维钻人肌肉之中。她没有返回意大利，而是留在了圣路易斯。她打算把她的研究继续深人下去，更何况在这里的生活也非常习惯。她的母亲阿德勒·蒙塔尔奇尼当时不但赞同女儿接受汉布格尔的邀请前往美国，而且这一次也全力支持丽塔作出这一新的困难决定。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把从老鼠身上提取的癌细胞移植到鸡的胚胎里，发现神经细胞真的开始增生。这种现象是在肿瘤和神经细胞并未直接接触、但是拥有共同供血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位女科学家从中推断：肿瘤很可能分泌出一种类似荷尔蒙的物质，通过血液到达神经细胞，促进并控制着神经细胞的生长。
为了证实自己的假设，她于1952年决定不再用鸡的胚胎进行实验，而是通过比较简单的组织培养来进行研究。经过多次失败和绝望之后，两位女科学家终于得以从生物学上证实存在一种"生长因子"；从一个单个的神经节，一个交感神经节，在营养介质中向各个方向伸展出无数条神经纤维，形成浓密的一圈。丽塔在显微镜下所看到的，犹如一个"细丝织成的神圣光环"，为了庆贺自己的发现，她到秘鲁参观了古印加人的遗址，又到厄瓜多尔旅游了一趟，然后于1953年1月回到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维克多·汉布格尔又为这个研究小组招募了一位年轻的生物学家斯坦利·科恩。31岁的"斯坦利"与比他年长13岁的丽塔从1953年冬一直合作到1959年夏。"丽塔"，有一次科恩对她说："你和我都很优秀，而我们联合起来更是神奇无比。"他们在这几年中分离出了神经生长因子，并且证实这种信使物质是一种由两个相同的、各有118个氨基酸基团的长链（多肽）组成的蛋白质。
可以说，神经生长因子为神经纤维"铺平了"到处触处（又称"突触"）的道路；在突触，神经信号通过化学物质传递给体细胞。
1986年，在发现神经生长因子30年之后，斯坦利·科恩和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共同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对他们在该领域内开拓性工作的褒奖，而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在许多年以后才显现出来。1986年10月14日，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对一位记者说："获得诺贝尔奖确实是一项崇高的荣誉，但没有任何经历能比作出发现的那一刻更加令人快乐。"这位75岁的女科学家捐出了她那份约合30万马克的奖金用来奖掖该专业领域中的后来者，而她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获奖而改变，她说："我将一如既往，继续做我的工作。"
至今为止，已经分离出了多种类型的"生长因子"。对生长因子的研究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这一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者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认为："在这方面，至少在动物实验中已经取得了某些正面的结果。除了激起希望之外，不会造成任何灾难性的后果。"
住在意大利期间，她不仅怀念无数的美国朋友和老同事，而且还十分惦念那些亲切地喊她"嗨，博士"的美国学生。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非常不习惯别人对她"低声下气"，就像一些职员和博士生在教授面前那样；她也不喜欢在欧洲科学生活中仍然具有重大影响的那些僵化的规定和仪式。这些情况经过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之后才逐渐有所改变。
周末她喜欢到都灵在母亲身边度过，她和亲爱的母亲"无话不谈"。
1965年1月的一个晚上，丽塔到都灵的一家医院最后一次探望了年迈的老师基乌赛普·列维。她详细地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在她告辞之后，身患癌症的列维知道，这可能是"最后的告别"了。两周以后，当他昔日的学生重新回到圣路易斯时，这位92岁的老人溘然长逝。
1969年，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担任了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在罗马建立的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在她的实验室里大约有一半科研人员是女性1977年，作为大学教授退休之后，她便彻底返回了意大利。1979年，她辞去了所长职务，但仍然作为客座研究员在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这位科学家在她的传记中写道，这种在她第一次到美国进行研究时候已注定的"我和神经系统之间的一辈子也分不开的联系从来没有破裂过，我对这种关系也从来不曾后悔过。"至今为止她仍然觉得神经系统和人的大脑是那样的神奇，它们仍然有那么多难解之谜。
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在她的个人生活中，特别是在她的工作中获得了成就和满足。但她的聪慧，她在工作中的细致和精心，还不足以说明她为什么会获得诺贝尔奖。"更重要的，"她强调说"是全身心地投人和藐视困难的勇气。它会引导你向那些其他爱求全责备、头脑灵活的人尽可能绕开的难题猛攻。"她不认为一个人必须在"生活的完美"和"工作的完美"一被爱尔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巴特勒·叶芝在他的《选择》一诗中看做无法调和的对应物的两种生活目标之间进行抉择。丽塔虽然把叶芝的《选择》这首诗置于其传记的卷首，但她却从自己80年的生涯中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不完美性，以及在完成一项自选的或者分配给你的任务时的不完美，更加符合人的本性。"所以，她给自己1988年作为一本书出版的人生总结所起的名字就是《一个对不完美结果的褒奖人与以前那个严肃的女大学生相比，今天被人们称为伟大的科学夫人的她简直成了一位社交明星。今天碰到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的人都把她形容成一位"娇小的、热情奔放的女人"，'"具有火山般迸发的力量"。她在故乡说起话来可说是"口无遮拦"；她公开批评意大利科研系统中的弊端，斥责"一伙平庸之辈在那里掌权"。
她高兴地看到，在科学界妇女们已经有了比她青年时代更多的机会；但是除了需要有法律上的保证以外，还必须突破遗留下来的旧有观念。不过，这些小小的进步已经让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感到乐观："我们知道，遗传曾决定远古社会的命运，从这一点来说，两条x染色体就是妇女的命运，它跨越了无尽的世代，不问是贤是愚，更不管个人的爱好和感情。但是现在，通向自由的大门已经敞开。而我，那个在青年时代曾站在关闭的大门前面求索的我，满怀深情地看着我那千千万万年轻的姐妹已经踏上了那条曾经对我们封闭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