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谁都知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句话的涵义，因为，它不仅是鼓励清华人的一种动力，更是清华人在实践中的一种精神，严格要求、自强不息的奋斗，为自己、为清华、为民族、为社会培养出可继重任的"今之学者"。
人生范本：陈寅格--自强不息，做事严格
严以律己
清华园内有趣的人物真多，但是其中最有趣的的要算陈寅格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教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有一位里边穿着皮袍外面套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美国着棉裤、足下蹬丰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行而来。这就是陈寅格先生了。
进清华后，和同乡们闲谈，偶然提出了一个"谁是清华最好的教授"的不大聪明的问题来。他们都异同声地答应了"陈寅恪先生"--一个刚被我认识的名字。这几个同乡都是有眼力有识见、而且都跟着陈先生上过课的人。他们的话，我自然相信。但奇怪的是，不但同学们对陈先生这样地推崇，就是教授们也一致的推崇陈先生。每回我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辄看见冯芝生先生很恭敬的--好像徒弟对着师父那样的恭敬--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路，一边听话，直至教室门，才相对的打了一个大躬，然后分开。这个现象固然很使我们感觉到陈先生的实在伟大。
因此，我便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像陈先生那样的人，在现在一班自命站在时代前线的人的眼光中，大概是再落伍也不过的了；但是为什么他又是那样的伟大呢？我想也许就是因为他肯落伍，肯不跟着一班只会呐喊不会做事的人去抓住他们的所谓时代精神，所以才这样的。这便是先生的精神，先生不声不响地做学问，不为名昨，严格地奉行着自己的准则。
先生为人在各个方面从不特殊，旧日清华的教授大多数每年开两门课。当时先生开两门课不特殊，也特殊。先生自少年时即体弱多病(见先生撰《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七)关于寅恪之婚姻(补文)》，石泉整理，载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抗日战争八年中，颠沛流离，温饱都成问题，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教学研究不辍。后又远渡重洋，双目失明，健康受到极大摧残。在这样情况下，以超人的精神意志，坚持开两门课，似不特殊，实特殊也。
一次午饭后，先生命我去中文系，请中文系安排他授课的时间，他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当时，先生是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从我和先生见面后几个小时，看到先生双目失明和健康不佳，内心一直感到凄苦。听到先生的话，我冒失地说："您身体很弱，在历史系讲一门课已经够累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讲课？"先生看了乍我，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就这样，先生开了两门课。
"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朴素的语言的内涵是忠于国家民族的崇高精神，是真理。先生是义宁陈氏忠义之家的第四代，渊源于贤者之门，不是偶然的。
我在记述一九四六年寅恪先生在清华讲授两门课，又联系到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讲两门课的情况，旨在说明先生一生的教学都是如此。他的教学又是高水平的，例如他讲授晋南北朝史、唐史几十次，每次内容不同，每次内容都是新的。先生备课讲课又极为认真，丝毫不苟。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先生备课讲课时，我始终在他身边，为他读通鉴和多种史籍，检视史料；他授我抄写讲课纲要，上课时我在黑板上写史料。一字之误，他都不放过。每讲完一次课，先生极为劳累，他用他的生命去作他认为应作之事，他认为平常事，这就是先生所说的"怎能不干活"的深刻涵义。先生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写的题为"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一诗的后四句云：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为人"之典出于荀子劝学篇，荀子云：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何谓为人，即读书为了给别人看，得到吹捧，自吹自捧，得名得利，得到各式各样的官，头戴各式各样的高帽子。何谓为己，即"读书不肯为人忙"，先生有正确的解释：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谤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场。(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金明馆丛稿二编)
上文所云读书为了得到吹捧，为名为利，是俗谛；上文所云先生忠于教学职守，是真理的发扬，下文谨述先生求真实供鉴戒的史学思想，是极高的史学研究造诣，也是真理的发扬。就先生而言，前者属于做人，后者属于治学；前者为高尚道德品质，后者为高水平的学术成就；二者同源一体，不可分割。不学习和了解先生的做人及其质直的思想感情，就不可能了解和学到先生的治学和学术成就。
先生的一生都是在自强不息的奋斗，靠着这种精神才在学术上取得了成就，三心二意是不可能求得真才实学的，如今还有谁肯像先生那样做学问呢？
先生讲授唐史备课要使用通鉴、通典、两唐书、唐会要、唐六典、册府元龟多种史籍文献。前四种书，先生指定他要听读的部分，要我事前准备。后三种书和其他有关的书，需要时先生命我检阅。大书桌旁摆着两件小沙发，我面对先生坐着，我的背后是一书架经常使用的书。先生特别重视通鉴，道德听读。我一字一句地读，先生听着思考着。有时，先生命我再读一遍，更慢些。通鉴听读完毕，先生提出一些问题，先生授我写。先生读通鉴多次，能背诵。有一次，我读通鉴还未到一段，先生突然要我停下来，重读；我感到，我读的有错误或脱漏，我更仔细一字一句慢读，果然发现，我第一次读时脱漏一字，我感到惭愧。这似乎是一件小事，其实是一件大事。要学先生治学，就要像先生那样一字不苟；要学先生做人，就要像先生那样一丝不苟。
通鉴通读完毕，同样听读通典、两唐书，最后，先生授，我写下类似讲课纲要也类似一篇文章提要的草稿。这一草稿要不断修改。一次备课要用很长时间。
先生对工作时间很严格，每天早八点开始，十点，休息二十分钟，在上课前，我写满两块大黑板。先生准时讲课，我扶着他走进教室坐在藤椅上，并禀告先生黑板上写出史料的顺序。先生即闭目讲课，讲授过程中，时常要增加一些史料，我即遵命写在黑板上，并念给沉重听，两节课，中间虽有休息，先生已很劳累，靠坐在沙发上闭目休息，我做些有关备课和沉重作业的事。
严以治学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也好，×××她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陈寅恪晚年提出这一原则十分重要，这样，他就提前预防了在他死后滥充他的学生的人。本此原则，陈寅恪晚年，真正够得上他的学生为数极少。刘节(字子植，清华国学研究院1928届毕业生，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是其中一个。当他被告知(或暗示)只要他批陈寅恪将会很快过关时，他的回答是："批判陈寅恪有如大兴文字狱。清朝乾嘉时代的学者不敢讲现代，只搞考据，因为当时大兴文字狱，讲现代者要砍头，比现在还厉害……"刘节敢于讲出这样"触目惊心"的话绝非出于一时冲动，而是有着真正的、陈寅恪式的学术思想为基础。换句话说，他确实受过陈寅格的真传。
在授课过程中，陈寅恪更是一本认真负责的精神和态度。在30年代课堂讲授期间，他虽身体瘦弱，但从不辍讲，有人听了他四年课，没记得他请过一次假；他治学、讲授态度严肃，从不哗众取宠。有一次，他在香港大学用央文作学术讲演，讲题是《武则天与佛教》。许多中外人士听说以武则天为题材，都以为必有许多"宫闱秘事和佛教因缘"。在好奇心驱使下，纷纷涌去听讲，希望"一饱耳福"。谁知陈氏讲的纯是学术性的考据，他从武则天的宗教思想来说明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面首，原来是佛经中有"女人是不可能成佛，若要成佛，除非是广蓄面首"，"如此这般利用采补术了"。结果，为学术而来听者获益匪浅，为好奇而来者大失所望而去。在课堂上也是如此，他讲课总是平铺直叙，但听者并不感到枯燥。大家都知道机会难得，不应该轻易放过；每当下课铃响，大家都有依依不舍、时光流失太快之感。他讲课的内容，都是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课可以听上好几遍，仍有新鲜感。
在陈先生身上，我们不仅能看到一代学究的治学之风，更能看到一种精神，一种民族精神，那就是身处逆境，自强不息。这也是清华的精神。以这种精神处世的人，我认为是了不起的，以这种精神做事，能有什么事做不了呢？
团结奋斗，不断进取
漫步在清华校园，注意过往的每一个人，你可以发现他们是那样的自信与快乐。如果你仔细体味，更能感到有一种融洽的气氛，仿佛亲情一般连结着你和我。所有的清华人仿佛一个整体，他们互敬互爱，共同奋斗进取。正是这种精神，使清华不断发展壮大。也正是这种精神，使清华为祖国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1959年6月前苏共中央来信，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以后就撤走全部援华专家，带走一切资料；还讥讽中国离开他们的帮助"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宋着这堆废铜烂铁吧!"中国人憋着一肚子气，发愤图强，开始自行研制原子弹，并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定为"596"。当时国防尖端事业发展非常迫切，按照***的话说，那就是政治任务，还特别成立了核武器研究院，清华校友王淦昌、彭桓武和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北大校友郭永怀，三人同时被任命为该院副院长，分别担任物理实验、总体设计和理论计算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集聚了国内一流的科学家和尖端人才。其中清华校友占很大比例，有不少工作如采样组等都是50年代清华毕业的学生。他们为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和爆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核事业中的清华人有钱三强、汪德熙、朱光亚、唐教威等均因杰出成就而被选为中科院院士，还有赵九章、王大衍、陈芳允、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治、刘广钧、胡仁字、乔怡……其中邓稼先还被张爱萍将军称之为"两弹元勋"，这是受之无愧的。应该说，这与清华大学早期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任之恭等名师的教育培养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风有很大关系。现在他们终于走出使中华民族科技复兴的重要一步。在原子弹的研制中，众多的优秀科学家做出了第一流的工作，他们的水平与欧美研制原子弹的著名科学家相比毫不逊色，这是历史事实。
西南联大校歌的最后两句，"待驱逐倭虏复神京，还燕碣"，祖国何时能有威慑敌胆的武器，不再受人欺辱？原子弹的研制，清华学子为它做了这么多的工作，罗布泊内聚集着多少清华英豪，清华终于励精图治，实现了它当初立下的夙愿：学到先进的科学文知识，以圆祖国繁荣昌盛之梦。
和其它尖端科学一样，核武器的研制也是集体性的工作，50年代中期以后毕业的大学重做具体工作的主力，而清华毕业的学生又占较大比例，新老清华人团结拼搏，克服大西北天冻地寒的恶劣环境，不畏险阻，实现了"爱国、成才、奉献"的新时代精神，这是清华教育的成功，是清华史上一个永远值得荣耀的光辉篇章。
在清华1956年开设的一批新专业中，有工程物理、工程化学、无线电电子学等国家发展迫切需要的专业，其中原子能工程专业是在苏联考察之后，顶住前苏联的压力和反对意见特别创立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支持工程化学系汪家鼎教授与膝藤等同志的建议，向中央申请并获准在200号建设热化学试验室，发展先进的核燃料后处理工艺流程，发展核武器，而200号工地是清华一支平均年龄23岁半的青年师生建造的试验原子 反应堆，这个工地为我国发展核潜艇技术完成了屏蔽试验任务，并且开展了新式船用核动为准的研究。200号工地也是清华核工程教育的基地，这个基地随后为国家输送了大批核事业研究的高级人才。而这一点是50年代清华精神的集中体现，那就是自强不息，团结向上，成才奉献的精神。
人生范本汤佩松锁定目标、全力以赴
自称是"一个清华人"的汤佩松先生现在已经是八十八岁的老人了，比我年长七年零十天。这不到十岁之差却把我们两人划成两辈。正因为辈分不同，加上了我又是个学医未成，在生命科学中半途掉队的人，原是无缘和汤先生相识的。当然，正如送我这本书的朋友说，我们两人曾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同事过，但他住在大普集，我住在呈贡奎阁，南北相距有一天步行的路程，相见自是不易。他的大名却早已灌入我的耳中，那是因为我的老师潘光旦先生和汤先生是莫逆之交。不仅这本回忆录的第一页中有潘先生的名字，而且汤先生在接到我托人带给他赞赏这书的信后特地签名赠我的那本书的扉页上还写着怀念潘先生的话。
汤先生在清华的教师中念念不忘的是马约翰老师。他说："我在那时及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能克服许多困难和挫折以及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优良运动竞赛作风、态度及精神，是和在清华八年间的强迫性体育制度分不开的。具体地说，体坛巨师，已故的马约翰教授的培养起了极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所说竞赛作风、态度及精神指的就是英文中的sportsmanship和teamwork。这两个字很难翻译，而正是清华之所以成为清华人的精神内容。
这两条其实是人类社会赖以健全和发展的基本精神。体育运动的目的就是在通过实践来培养和锻炼这种基本精神。受过良好运动员训练的人重要的是在把这种精神贯彻到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中去，使他所处的社会能赖以健全和发展。从这个角度去看汤先生的自传，那就能对他之所以感激马约翰先生有所领会了。
汤佩松先生的一生确是有点像一场精彩的球赛。他使出浑身解数冲向一个目标，有如球员一心一意地要把球踢进对方的球门。这个球门就是他所说的"生命的奥秘"。他一丝不苟地严守着科学家的竞赛道德，又毫不厌烦地组成一个抱成一团的科学队伍，在困难重重中，不顾一切私人牺牲，冲在别人的前面。这个比喻像其他一切比喻一样总是有点牵强和出格的，但他在科学领域里冲锋陷阵，义无反顾，不达目的不止的劲头，完全像他在球场上踢球一般。我既是个球迷，自容易这样来体会和赞赏他这本回忆录里写下的一生经历。
在汤先生的一生中，他的球门是清楚的，也就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是十分自觉的。更引人入胜的是他叙述这个目标怎样逐步由模糊而明确，由动摇而坚定，由抽象而具体，由"定情"而坚贞不移。
我们都应像汤先生一样，找准自己的球门并为这个目标全力以赴，只有这样的人生才是一场精彩的球赛。
超前或敏捷过人是汤佩松先生突出的个性。他老是跑在他这门学科的前面，使他的老师辈或当时的权威瞠目结舌。再举一个实例：汤先生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完本科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得到了博士学位。一九三年他受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之聘去协助当时的权威crozier的研究工作。研究的题目是"种子萌发期中呼吸作用的温度特征"。这是生物科学当时的前哨课题，目的是在找出呼吸这种生理现象和温度的关系，求得在不同温度中生理上化学反应速度的常数。可是我们这位不甘心在时代水平上"人云亦云"的超前哨兵却"对老板的总的思路开始怀疑甚至厌恶"了起来，因为他认为"呼吸作用只是气体交换的表面工作，离开探索生理功能的实质相差甚远"。
汤先生在完成和老板约定的试验工作的同时，私下却做了一些"黑活"。通过这项"黑活"，他"用co［一氧化碳］抑制和光恢复方法首次证明了在植物中存在着细胞色素氧化酶"，而且他的实验又突破了当时酶学动力学中的米氏(michaelis)常数，因为米氏公式只适用于离体单纯的酶本身(in vitro)而不是存在于细胞体内(in situ)的酶活性与氧浓度(分压、底物)的关系。换一句话说，米氏是把细胞破碎后去测定的，而汤氏则在完整生活着的细胞中测定的。这项"黑活"把汤先生真正挤进了探索生命奥秘的大门，而把当时的那些权威一下抛在身后。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在专研学问时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才能在这个领域里有所建树。
他在一九三三年离美时绕道走欧洲返国，目的是探探这门学科在国际上的水平。他访问了三位研究呼吸(代谢)作用的权威。在英国剑桥大学遇见keilin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这些关于细胞色素在体外氧化还原现象是否能代表它们在体内进行的规律？"他得到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只能由你自己去回答"。这句简单的答语指出了汤先生正在进行的"细胞呼吸作用的动力学研究"将是他在这门学科中"独树一帜"的有自己特色的思路和研究体系。他当即立下决心将为此奋斗终身。这个体系的主导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尽可能简单的，并又在进行正常生命活动的机体(动、植物或其细胞)在尽可能单纯的化学及物理环境(反应体系)中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一些无组织的(有机)物质是如何通过呼吸代谢、能量转换而变成有形态组构，能进行包括生长、发育在内的生命活动现象(功能)的活生生的生物的？"他明白自己走到了生命科学的最前沿了。
知耻而勇、奋发向上
清华要向前，要超越，国人要自强，国家要北大，民族要复兴。我们的祖先说过"知耻者近乎勇"正因为我们还不如别人，所以我们更要勇往直前，去拼搏，去超越。
清华是个"赔款学校"，是美国用中国庚子赔款余额建立的，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学校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动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学生整天面对着被焚毁的断壁残垣，民族耻辱时时袭上心头，当时在学的吴宓曾有"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之叹。"五四"时，北大已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而清结可称道的是闻一多贴出的岳飞《满江红》，主题还是雪耻。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受着美国式的教育，而在出洋后却非常敏感于西方人对黄种人的歧视(可参阅吴宓、朱自清、闻一多的日记与书信)，他们远较其他大学的学生蕴积着更深重的对于民族耻辱的痛感；1925年为抗议日军炮轰大沽而爆发的"三一八"游行示威中惨遭枪杀的韦杰三烈士，在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不足惜，但中国要强起来呀!"为纪念这位年轻学生而立的碑是从圆明园搬来的一个被侵略者砍断的石柱，它那宁折不弯的身躯是清华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1928年清华改成大学后，如何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学术独立便成为清华建设的主题，而其深处的情感动因仍是雪耻。到了30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梅贻琦任校长第一次讲话没讲学术自由却讲了莫忘国难。到了1935年"一二·九"，清华终于成为大学抗日救亡的重要堡垒。这种为民族雪耻的激情，在解放后转化为建设祖的献身意志。
在"文革"中，眼看中国在科技上日益落后居然还在批"崇洋媚外"，一位原来的领导人痛心地说："什么崇洋媚外？!连洋人屁股都看不见了!""文革"后，这种耻辱感重新化为办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强大动力。"明耻"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耻中国科技与文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耻清华不如西方的一流大学；耻清华某些方面不如国内兄弟院校；耻本学科水准不如校内先进学科；耻个人学习或科研不如其他同班同学或教研室同人。"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纯个人罪感。它显得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实。
我们不怕落后，也不怕别人嘲笑，只要有拼搏进取的精神，我们就可以赶上、超越。耻不如人只能是我们拼搏向上的动力，清华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重托，更应当知耻而勇，奋发向上。
30年代的清华园便最能体现清华精神的所在。
"自强不息，厚行载物"的清华精神，渗透在清华教学的各个方面，在清华的体育教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马约翰先生是其中的贡献较大者，他时刻告诫我们要自立、自强，要知而勇。
清华学校成立初期，虽设有体育部，但体育并未列入正式课程。直到1919年开始实行"体育实效测验"，规定体育不及格者不能毕业。
清华体育活动的真正展开，是从1920年开始实行"体育实效测验"，规定体育不及格者不能毕业。
清华体育活支斩真正展开，是从1920年马约翰先生担任体育部主任之后开妈的。马约翰，给许多清华毕业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个子不高，但精力充沛，平易近人，活泼可亲，颇受同学们的喜爱和欢迎。为使学生走到运动场上去，学校采取了强迫运动的方式，规定每天下午4时到5时，为强迫运动的时间。这时，学校就将图书馆、教室、宿舍全部锁起来，学生都要穿上短衣到操场或体育馆运动，体育教师则到处巡视，加以指导。如有学生仍躲到树底下看书，马约翰就走遍校园的各个角落去寻找他们。他出于一种责任感和祖国的荣誉感去说服这些学生，要他们好好锻炼，要有强健的体魄，以免到国外时，被人讥为"东亚病夫"，不能给中国人丢脸。马约翰的目标就是，"不许人家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要打倒'东亚病夫'"。经过他多次劝告之后，躲起来看书的"小夫子"们也都出来活动了。
马约翰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这是他勤勤恳恳毕生献身体育事业的主要动力。他幼小读书时，看到周围同学大部分面色芬白，文质彬彬的，心里很难过，就决心要通过体育改变这种状况。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有的外籍教师嘲笑中国学生"就是笨，还不如美国的小孩子"!马约翰听了不服，就用事实和那个美国教师"吵了起来"。来到清华后，他常听说中国学生在外国受气的事，外国人把我们叫"东亚病夫"，他很痛心。他后来说："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他常向同学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们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他说："中国学生在外面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
抗战期间，马约翰怀着爱国热忱，随校南迁到长沙、昆明，与全校师生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但他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开展体育活动并发展军体项目，教同学以抗敌救国的本领。1937年底南京失陷，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大操场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学生纷纷要求从军，参战。马约翰在大会上也大声疾呼，激发同学们的抗战激情。
当然，在旧中国，"体育救国"的善良愿望终究不会变为现实，但一颗赤诚的爱国心不但使马约翰在业务上取得光辉成就，而且使他在关键时刻能够满怀信心地把握住方向。
在任何时期，我们都不能忘记去爱我们的国家，不能忘记去奉献，这是清华人讲求的原则，也是我们每个人做事的原则。
自强不息、刻苦勤奋
一个人不刻苦勤奋，自强不息的奋斗，不会有大的成就，一个集体也是一样，清华也正是靠这种精神成为全国各名牌大学的佼佼者。清华的师生们也是靠此才在各个领域成就辉煌。
梁启超先生曾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激励清华学生。后来，这八个字就作为清华的校训，对师生都有深刻影响。也可以说，这八个字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清华师生的精神风貌。
清华九十年的历史多灾多难，但"灾难铸就辉煌"。灾难所激发起来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贯穿于整个清华历史。而其中最动人的我以为是两段：一段是在抗日战争中，在敌机不断轰炸的艰难条件下弦歌不辍，无论于教学、学术都创造了史诗般的辉煌。另一段则是在"文革"十年动乱之后，在"连洋人的屁股都看不见了"的情况下，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急起直追，不仅迅速地恢复了十年动乱造成的创伤，而且创造了新的辉煌。这两段，一段是在帝国主义军事压力下，一段是在经济压力之下，而两种压力都曾把中华民族推向毁灭性的边缘。拯救民族的集体尊严意识是清华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源。清华人的个性主体意识是很强的，以致给人以"高傲"的印象。但这种个人意识总是和民族尊严联在一起，并且对于那些最优秀的清华人来说：民族尊严感是他们个性中最重要的、最顽强的部分。然而尊严来自于实力，民族的尊严来自于国家实力的强大，要想在外国人面前有尊严，我们就必须建设好自己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产生的过程中很少与民族利益联接，甚至是以民族主义为其对立面的。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大多具有强烈的民族尊严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几乎不存在西方观念中的纯然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人的个性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是不可移易的。但在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个性化趋势将同为民族、为人民奉献的精神纠结在一起，形成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解放的独特道路。
人生范本之--华罗庚：
天才出于勤奋，聪明在于积累
1931年8月，华罗庚带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了清华园。这是一位身体瘦弱，面有"菜色"，患有严重腿疾的青年。熊教授立刻热情地接待了他。在谈话中，他才思捷敏，对答若素。"一匹典型的千里驹"，熊教授很快便作了结论。
到校后的第一个难题，是给他定个什么职称。最理想的莫如给他个助教的头衔。因为在当时的清华做一名助教，实际上就是一名在职研究生，对于进一步培养、深造是十分有利的。但具体到华罗庚，这样做是根本不可能的，以他的一点微薄的学历(初中毕业)，在家乡做初中教员尚且遇到人事上的重重困难，何况是一名大学助教!所以考虑再三，只能安排他先做一名系图书馆的助理员，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容易。在当时，通常一个大学毕业生初到图书馆也只能是这个职务，而一个初中生通常的职称只能是"见习生"之类。但这一切对华罗庚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跨进最高学府的大门了。在这里，在完成日常工作的情况下，他可以旁听大学课程，业作时间还可"自由"进出图书馆，当时的清华大图书馆，是办内有名的"宝藏"之一。这好比打通了一条通向数学王国的路，华罗庚开始了他的探索行动，俗话说："一切事物都怕时间，时间惟独怕天才"，以后的事，就看华罗庚的努力了。
华罗庚以极大的毅力来对待他所面临的困难，拖着一条病腿，每天必须首先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整理图书资料、收发文件、代领文具、绘制图表等等。工作之余，他就去听数学系大一的课程。据后来有人回忆，在数学课方面，熊先生本来安排他去听解析几何课。他后来对人说："当时解析几何对我来说太浅近了，即使熊先生的分析班我也可以听懂，不过，当时因为初到学校，新的环境，新的人事，有些话是不便直说的。"人家问他："你当时的数学程度究竟有多高？"他说："有些问题已经了解到如数学系三四年级的程度，有些地方则尚差一点。"但熊先生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做法，免修他的解析几何课，而允许到自己"分析"班上听课了。在"业条"，华罗庚如饥似渴地阅读清华大图书馆所藏的中外数学书籍。他后来对友人说："人家受的教育比我多，我必须用加倍的时间以补救我的缺失，所以人家每天8小时的工作，我要工作12小时以上才觉得安心。"(徐贤修：《悼念华罗庚先生》)而实际上，他初到清华时，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间却远不止12小时。当他离垂清华赴英留学时，清华图书馆所有的数学藏书他几乎都读完了。
哈达玛和维纳，是当时清华数学系所聘的外籍数学大师。哈达玛(jacques hadamard)，法国人，熊先生称他是"国际数学界数一数二的学者"，来校时是巴黎大学教授、国家数学院会员、世界数学会副会长、世界数学教育委员会会长，据说他还是一位法国共产党员，所以介绍华罗庚读苏联学派的研究成果。维纳(norbert wiener)当时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控制论专家，他来清华是受数学系和电机系合聘的，即同时在数学和电机两个系开课。当时清华数学系人才济济，许多后来第一流的大数学家当时都在清华作过研究生或助教，两们国际大师能够对一位"助理员"投以青睐，是足以说明一切了。
华罗庚有一句名言："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他终于在熊庆来先生的力荐下(据说熊先生曾以去留问题在校委会上力争)，于1933年被清华聘为正式助教。有位校友感慨地说：'须知助理员是职员系统，在当年的清华，由职员系统调任至教员系统，几乎为不可能之事。然而华先生打破了清华的这个相传多年的传统。"
人生范本之二梁启超：
刻苦勤勉，孜孜不倦
1917年初，梁启超在清华讲演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人的精力，使能集中，则常超过其平时所不能至之限量。即以某所目击之事言之，蔡松坡先生，体质极弱，然去年在四川行营中，四十昼夜未尝解衣就寝，此可以为证者一；再如蔡先生部下之兵，仅三千零二十八人耳，而能与袁军数十万人战，更能出其精力以鼓舞将士，自起义之日起，至息战之日止，未尝一败，此又非精力集中，岂能及此乎。古人有言，至诚所至，金石为开，信哉斯言也。"其实也用不着举别人作例子，梁启超自己就足可以说明问题。他"精力极强，可连三四昼夜不眠而精神仍不萎靡，焕发如故，晚年之生活，精神颇感痛苦，然而即在此痛苦环境中，仍本防孜孜不倦之精神，埋头苦求，研究学问。此种艰苦卓绝、自强不息之精神，诚为空前未有之一人。……。(见杨复礼：《梁任公年谱》)
与此过人之精神相辅成，梁启超也具有超人的毅力，其中包括严格的自我克制、生活规律化、合理利用时间等。1928年，梁启超56岁，肾病复发，而且日益加剧，但他也不肯空息时日。在病床上，他"尤著《辛稼轩年谱》以自遣"。接着，他又发了严重的痔疮，不得不住院治疗。他在病榻读诗消遣时，无意中获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种，"便狂喜，以为可得著述之助，随不俟痊愈，携书出院，于10月5日回天津，执笔侧身坐，仍扶病继草此稿，如是者凡七日，至十月十二日，病躯实不能支，乃搁笔卧床。旋又赴北京医院，随以不起"。(同上)他"刻苦勤勉，无时或怠，其起居饮食全有一定时刻，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五点即起，平时每日工作十小时。在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偶有来访者，谈话时刻不能逾一小时，逾之即婉言辞却。在清华时，斋门挂有'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的招牌，非倨傲也，光阴宝贵不得不然也"(同上)。
梁启超是学贯中西的大师，尚且如此刻苦勤勉，不肯虚度时日，我辈更应虚心多学，自强不息。
身体力行，严格教学
可爱的清华，知识与精神的富足之地。在这里，感谢清华的一代代教员，正是由于他们的严于治学，忠于教育，由于他们的勤奋敬业，无私奉献，众多的学子们才得以成为优秀的人才，国家的栋梁。
清华建校伊始即实行"强迫运动"，即每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四年到五时，图书馆、宿舍、教室一律关门，全校每一个沉重必须穿短衣到操场锻炼。但这时的"强迫运动"只是一般号召加行政命令的强制，锻炼时间内仍有人躲在树阴、墙角等幽静的地方读书，而到操场的人也不一定都是认真地、科学地锻炼。马约翰来校以后，一到锻炼时间，他就拿着小本子重叠处寻找，不是为了记名字、给处分，而是说服那些躲起来的学生锻炼身体，将来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他以身作则，和学生们一起锻炼，在锻炼方法上随时加以指导。他提倡锻炼项目多样化，使身体全面发展，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他经常按学生的不同特点分别编组，有计划地做些矫正项目，引导他们掌握赛跑、跳跃、器械、球类的基本技术，既提高了兴趣，又增强了效果。
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那时，清华有一套"体力测验及格标准"，如爬绳15曲尺、100码13秒，跳远14英尺、游泳20码等等，有一项不及格便不能毕业。他严格照章办事。著名的文学教授吴宓在校读书时，功课全是优等，但跳远不及格，被马约翰"扣留"，半年后补试及格方准予出国。新生一入学，马约翰就有一个总的安排，定出计划，什么时候练什么项目，什么时候检查身体，成绩差的如何跟上去，成绩好的如何提高，都有通盘考虑。马约翰的普及工作做得很彻底，1952年，学校中有一批结核病患者，集中住在一幢宿舍内，以不动或少动为主，有的是绝对卧床。长期的病房生活使他们精神很苦恼，有的人意志消沉。马约翰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主动找校医院大夫联系，对病人施行"体育疗法"。他到病房对大家说："肺不是纸做的，动一动撕不破的!"每天和大夫一起来病房，根据不同病情组织不同的活动，逐渐加大活动量，后来有的人可以打羽毛球和排球了。经过一段体疗，加上药物配合、加强营养，绝大多数病人都有好转，有的痊愈后恢复了工作或学习3。特别是在精神上，使病员们都建立了康复的信心。
马约翰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工作热忱，普及体育，为祖国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体魄健全的人才。他常引以为骄傲的是许多学有成就的校友在校读书时都是体育爱好者，如前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在校读书时是三个中距离赛跳项目的全校冠军。
在教学上，国立清华大学以培养"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作为教育目标，在教育思想上受"自由教育"("通才教育")影响颇深，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改办大学之后，学校继承了清华学校时期治学严格的教学作风。清华大学的教师多是严师、良师，教学严谨，对学生严格要求。许多重头课，特别是基本课程，要求很高。例如"静动力学"，被学生称之为"天下第一关"。除了课堂教学之外，对学生的作业、实验、实习、绘图等基本训练，都有严格的要求。考试很多，考题很难，严禁作弊。淘汰率很高，理学院、工学院沉重的淘汰率，一般都在50%以上，最低也在30%以上。在学生中养成了用功勤学的作风，在四年大学期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一生受益无穷。
从清华诞生到新中国成立前，虽经艰难、曲折和战乱，但由于清华师生深谙教育的基本规律，又负报国之志，更兼振兴民族文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教者严于治学，学者勤奋读书，教学相长，确立了清华大学在国内作为名校的地位。名校、名师，也造就了一批成名的学子，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从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正式建立，到1948年清华园新生，共培养大学本科毕业生2549人，并选派了一批留美公费生，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不乏佼佼者。
在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在建校初期，还是在二三十年代学校顺利发展阶段，或者在西南联大的艰难岁月，清华始终以执著的爱国精神和严谨的学风教育莘莘学子，团结奋斗，自强不息，不仅为祖国培养了一代代优秀学者，而且涌现出一批批民主斗士和人民解放的先锋。不少清华学子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永垂不配的烈士。
吴有训(1897-1977)
字正之，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江西高安人。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南昌二中任教一年。1921年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入学，攻研物理学，深受其师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a.h.compton)教授的器重。1925年起担任助教，并随康普顿从事研究，1926年获博士学位。其间，为证实"康普顿效应"作出了贡献。
吴有训于1927年回国，初任江西大学筹委会委员，半年后任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28年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1931年曾代理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一年。1934年后，任物理系主任，至1937年。抗战后，先后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并担任联大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和清华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43年至1945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45年10月，任中央大学校长，至1948年底。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上海解放后，任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教育部长等。1950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政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数理化学部主任。长期致力于x射线对原子气体的散射研究，与康普顿合著《经过轻元素散射后的钼kd射线的波长》。
号桐荪，教育家和数学界老前辈，清华大学数学系创办者之一，江苏吴江人。
郑之蕃于1905年考取江苏留美公费生，赴美留学，入康乃尔大学，攻读数学，得学士学位，继入耶鲁大学研究院深造。1912年学成回国，先后执教于南洋公学、安庆高等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曾担任安庆高等学校教务长及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学监。在安庆时，与苏曼殊、沈燕谋共事，合编《汉英辞典》与《英汉辞典》。
1922年夏，郑之蕃应聘到清华学校任教，为高等科讲授《高等微积分》、《复变函数》等现代学课程，他是在清华学校中最早讲授数学的中国教授。1925年5月，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郑之蕃即根据学校的规划，着手筹办数学系。1927年，清华数学系正式成立，他担任了第一任系主任，为该系的创建和课程的开设，付出了不少心血。当时全仅有教授二人，即他和熊庆来。1928年清华学校发展为清华大学，熊庆来担任系主任，郑之蕃乃专心致力于数学。1934年夏起，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一年。抗战期间，郑之蕃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仍是清华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随清华大学回北平，仍为数学系教授。1952年因年老退休。他在清华执教40多年，教学认真负责，深得同学们的敬爱，著有《微分方程初步》和《四元开方释要》。
郑之蕃既是数学界的老前辈，又是诗坛名人，遗著有《吴梅村诗释》、《宋词简评》等，作诗论诗都十分精彩。退休后，常与其妹夫柳亚子相唱和，歌颂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著名物理学家、电机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亚栋，号仁杰，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1922年5月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吴士脱大学，1924年获斯坦福大学工学士学位，1925年任吴士脱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师，1927年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此后在西屋电机制造公司任工程师一年。1928年回国，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1937年6月接任厦门大学校长，在其主持下厦门大学一跃而为东南著名学府，被李约瑟称为"加尔各答以东最佳学府"，荣获三等景星勋章。1944年赴美讲学，任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等校访问教授，1945年回国途中又讲学英国牛津大学。1945年9月回国，应聘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物理研究所所长。1947年8月，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月病逝于美国旧金山。著有《普通物理学》、《普通物理学实验》、《交流电路》、《交流电机原理》等书。
吴晗(1909-1969)
字辰伯，浙江义乌人，杰出历史学家，坚强民主战士，优秀共产党员。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1934年毕业留校任教。1937年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精于明史。他热爱祖国，痛恨国民党独裁统治。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中，与闻一多等并肩战斗，深得进步青年的爱戴。1946年随清华大学回到北平，一边执教，一边在教师中做宣伟组织工作，多次起草教授们的宣言和声明，揭露国民党的独裁与反人民。1948年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离校奔赴解放区。
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等。主要著作有：《朱元璋传》、《历史的镜子》、《读史札记》、《灯下集》、《海瑞罢官》等。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十年动乱中，遭"***"残酷迫害，1969年10月11日含冤逝世。
熊庆来(1893-1959)
字迪之，著名数学家、教育家，云南弥勒人。早年就读于云南方言学堂(后改称云南高等堂)及英法文专修科。1913年赴欧留学，进入比利时包芒学院(institrte paumant)预科，1915年后相继就读于法国格洛诺布(granoble)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montpellies)大学、马赛大学等校，获理科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初为云南工业学校及路政学校教员；同年秋任南京东南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并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大学教授。
1926年秋，应聘到清华，担任数学系教授。1928年起担任系主任，直到1937年夏。他是清华大学数学系主要创建者之一，载誉海内外"熊庆来慧眼识华罗庚"的故事，就发生在他担任清华数学系主任任期内。1931年作为中国第一次出席国际数学会。1931年至1933年，在巴黎专攻函数论，获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
1937年秋，出任昆明云南大学校长。1949年夏，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会议，遂留巴黎做数学研究工作，不断有论文发表。1957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研究员、研究所常务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等职。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著有《关于亚纯函数及代数函数，奈望利纳的一个定理的推广》等。
钱三强(1913-1992)
原名秉穹，浙江吴兴人，杰出物理学家，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助理员。1937年赴法留学，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伊莱纳·居里教授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菲来德里克·约里奥教授领导下进行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直到1941年。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2年到法国里昂大学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43-1948年在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和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研究室进行研究工作，并指导研究生。1944年起，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1946年曾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奖金。钱三强对原子能科学技术的突出贡献，是发现了核反应三裂变。1948年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同时任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1950-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1952年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局长、中国科学院秘书处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1958年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78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生致力于原子物理研究，为我国原子能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
这些，只是这一群体中的少数几个，近一个世纪以来，清华就是秉承着严格教学的精神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各条战线上发挥着巨大作用的人材。
以民族发展为己任
自强不息，以民族发展为己任，又是清华人的一个任务，从清华的前身开始，民族精神就始终贯穿着清华学习的赤诚之心。梁启超、王国维、闻一多……从清结的历史变适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爱国精神。
清华学子的血是热的。他们身在高等学府，心与人民大众紧紧相连，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蹂躏东北、虎视华北、妄图亡我中华、侵占全中国的危急关头，清华的先觉者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震撼人心的吼声，鼓舞着大批受国青年积极投身于"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许多热血青年走上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最前线。杨学诚、黄诚、纪毓秀、凌则之等革命者为了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姚依林、宋*、蒋南翔、荣高棠、李昌、张承先、康世恩等则在爱国民主运动中锻炼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和骨干。
清华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呼吸共患难，这是孩子对母亲的感情，每个清华人都知道自己的责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大学辗转南迁。先在湖南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再迁至云南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在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时，三校风云际会，和衷共济，艰苦办学，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栋梁之材，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永志难忘的一章，三校之间也结也了很深的友谊。
西南联大继承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优良校风和爱国进步的光荣传统，和全国人民一起广泛、深入地开展反内战、争民主运动，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艰苦抗战胜利后，面对两种前途、两种命运，联大师生深感内战威胁，加入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行列。1945年11月26日，联大宣布罢课，12月1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联大学生潘琰(女)、李鲁连和南菁中学教员于再、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四烈士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席卷全国。"一二·一"运动教育了人民，促进了各阶层人士的觉醒。闻一多教授本来是一位"痛饮酒，熟读离骚"的学者，在事实的教育下"折案而起"，成为民主的斗士。1946年7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朴教授(七君子之一)被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闻一多把个人的生死置于度外，在李公朴先生追悼会上，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最后一次演讲。他说："我们要准备像李公朴先生一样，前足跨出了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倒在特务的枪下。闻一多宁肯倒下，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选集》第四卷，第1499页)。他的道路，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荣道路。
闻一多的精神，代表了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清华人说：我们都不能丢掉这种精神。因为他是民族的火炬，会永远照耀我们前进。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联大正式宣靠结束。联大期间，三校师生精诚团结合作，共赴国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和衷共济，献身教育事业，开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出我的联合办学之先河，深为教育界、科学技术界人士所赞誉。联大建校后，曾作校歌一首，以鼓舞全校师生在艰难的岁月里同仇敌忾，为国分忧，为民族复兴的千秋大业造就栋梁之材，其歌词极其悲壮；寄调满江红也大有深意；联大结束之时，为纪念教育史上这一空前的壮举，三校共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回顾了三校南下联合办学的艰难历程，阐明了联大办学的宗旨、精神、作风和成功的经验。其碑铭则在痛定思痛的痛史既逝之后，对未竟的事业充满希望。现将联大校歌歌词及联大纪念碑碑铭录之如下，以飨读者：
西南联大校歌歌词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洲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铭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
更长征，经臬，望中原，遍洒血；
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
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
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
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
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弟兄列；
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
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竭；
从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复员后的国立清华大学，办学方针、教学制度、课程设置、教学作风与战前基本上一脉相承，保持了清华的治学精神和文化特征。复员之初，校方曾力图重整旗鼓，恢复战前清华的繁荣，然而南京政府意在"剿共"，将教育置于脑后。由于当局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闹得兵荒马乱、物价暴涨、民不聊生，教育经费短缺，师生员工的生计难以维持，复兴清华往日的优势难以实现。
由于南京政府倒行逆施，局势日趋恶化，全国经济崩溃，人民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清华师生顺乎历史的必然趋势，投入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行列，爱国进步力量日益壮大。名重我国文坛的学术大师朱自清教授，虽然贫病交加，但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于1948年8月12日，病逝于北京。其高风亮节，表现了我国民族的英雄气慨，谱写了清华学者的"正气歌"。
今天，清华学子在国内外依旧风采如初。中共现职领导人中，有不少是清华学子，朱容基、***、吴邦国、彭佩云、黄菊、朱森林、***、肖身分、王汉斌、傅锡寿、陈士能、田成平、伍绍祖、曾建徽等都是清华大学的民族精神在自强不息的奋斗之中，一天天被发扬光大并为清华的发展凭添了一份亮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