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ght李惠·北大98级新闻系
作者简介：
刘惠，女，北京人，是一位温柔娴静的女孩，爱好文学和写作。
自蔡元培先生的执掌北大以来，“北大人”就开始重视“学以致用”，以完成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创造辉煌的事业，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提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他们把这一伟大的传统精神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我们北大创业成功人士很多，举不枚举，于我个人者来，其基本的规划是先确立目标，再围绕目标不懈进取，搞高自己的综合能力，把学到的东西灵活运用，同时抓住机遇，努力争取成功，若一旦失败，别气馁，找出并克服阻碍成功的原因。
@@1.胸怀大海，志吞天下——确立永争第一的目标
我们北大哲学系的王老师给我们讲了一则这样的寓言：
三只青蛙掉进鲜奶桶中。
第一只青蛙说：“这是命。”于是它盘起后腿，一动不动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第二只青蛙说：“这桶看来太深了，凭我的跳跃能力，是不可能跳出去了。今天死定了。”于是，它沉入桶底淹死了。
第三只青蛙打量着四周说：“真是不幸！但我的后腿还有劲，我要找到垫御的东西，跳出这可怕的桶！”
于是，这第三只青蛙一边划一边跳。慢慢地，鲜奶在它的搅拌下变成了奶油块。在奶油块的支撑下，这只青蛙奋力一跃，终于跳出了奶桶。
王老师说：
“正是明确的目标——‘要找到垫脚的东西，跳出这可怕的桶’——救了第三只青蛙的命。”
“年轻人应该有目标——而且目标一定要崇高。一位企业家指出：如果你是一个学生，只为分数而学习，那么你也许能够得到好分数。但是，如果你为知识而学，那么你就能够得到更好的分数和更多的知识；如果你为做生意而努力，那么你可能会赚很多钱。但是，如果你想通过做生意来干一番事业，那么你就有可能不仅赚很多钱，而且会干一番大事；如果你只为薪水而工作，你有可能只能得到一笔很少的收入。但是，如果你是为了你所在公司的前途而工作，那么你不仅能够得到可观的收入，而且你还能得到自我满足和同事的尊重。你对公司所做的贡献越大，就意味着你个人所得到的回报就会越多。”其实，北大的每一名同学都知道目标对于成功的重要性，在高中时，就是因为他们有明确、崇高的目标，才走进北大的。
1996年江西省理科高考第一名王龙说：
要做一件事情，总须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否则这件事情本身在脑中也是模糊的，有时候白花了精力也不知道。只有有了明确的目标，能力才往一处使，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目标要根据对主客观条件的分析和心中的理想志向来订，既不可好高骛远，又不可保守。而且，最好把目标订得稍微高一些。因为有句话说得好：“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这样利于有充分的把握。比如我，我想考上北大或清华，因此把目标订高些，要考个江西省理科第一。没想到目标真的实现了。同样，如果我想考一般本科，便把目标订为重点本科。填报志愿是高中生必须确立的目标之一。有了目标就有了压力，有了压力就有了动力。
1979年，英国有一位79岁的高等教育协会主席约翰·富尔顿爵士来北大访问。当北大领导介绍说北大历年录取新生的分数线均高于其他院校时，客人插嘴说：“我很理解。你们北大，就如英国牛津、剑桥一样。全国家长，都渴望把他们的子弟，送来读书。全国顶尖学生，也无不以能进入北大为最高理想。因此，你们收来的学生，都是拔尖人才。我感兴趣的是，这些拔尖学生，在你校学习四年或更长时间之后毕业出去，他们在各行各业中，是否仍是拔尖人才呢？”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无可辩驳的是，走在时代的前列，“敢为天下先”是我们北大的老传统。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先生被任命为新一任北大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封建积习难返，死气沉沉，师生很多都是候补官僚和八大胡同红灯区的常客。当时，朋友劝他不要北上，因为北大控制在腐败的北洋政府手里。但蔡元培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毅然就职。让北大重获生机，这是一条前途莫测的冒险之路，非大勇者不敢一试。蔡元培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原则，倡导“新思想，新学术”，开创了一代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的新风。他同时实行“民主办学”，建立了以评议会、教授会为中心的新教育体制，并重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他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生入学；开办夜校，开我国成人教育的先河。他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学制与课程的改革，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气魄，融合中外文化，包容各处学说学派，提倡美育与德育，鼓励独立思考，自由探讨，把北大改造成全国最先进的、培养第一流人才的最高学府，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精神圣地”。
蔡元培对北大的革新，其意义显然超出一个学校的范围，而影响到整个中国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发展，以致更深刻地影响着本世纪民族精神的发展历程。
蔡元培在北大期间，不仅学术空气自由浓厚，同时各类社团也繁荣活跃，而且学风良好，秩序井然。师生关系和道德风尚也大大改善，旧北大那种“老爷”作风渐渐失去市场，北大有了一个全新的自我。学生们能自由地吸收新的思想意识，从客观到主观上对新文化的发展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据说陈**小的时候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近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真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1903年，25岁的陈**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煌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棒头，陈**挥剪，咋咬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陈**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
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期里面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那些“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贾政式的人物。陈**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如果说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帅，那么陈**便是赤膊上阵的急先锋。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战斗檄文，摧枯拉朽，令“孔家店”轰然倒塌。
@@2.学无止境，不懈进取——向理想迈步
北大最引人注目的是永远追求向上、从不言败的精神。博雅塔下的神圣殿堂，汇集的是天才的学子、出色的教师。优秀的人才要有出色的教师来教授、培养，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潜质。价值连城的玉石还要经过巧手玉师的琢雕磨砌，才能发出耀眼的光芒。美丽的神话是创造者的智慧；绚丽的光环下，是我们北大学子孜孜不倦的努力。一代又一代北大优秀的管理者、教师和学子们，铭记着北大的校训，继承和传递着北大昔日的荣耀，奋力创造北大的明天。我们坚信，经过北大人一代代的努力和拼搏，浇铸北大人血汗的北大光辉将与岁月同在！
一个神话的不朽是因为其美丽，是因为创造者的血汗凝聚成的美丽历尽千万世而光芒仍在。北大人有一个梦：创造未来、创造一流、创造一个不败的“神话”。我们赞美那些英雄的人们，赞美那些为创造辉煌而不息奋争的人们，北大人是时代的骄子，北大是一道动态的风景线，一个个美丽的神话在这里酝酿，一个个美丽的神话又变成了令神话皆惊叹的现实。永远的北大，永远的骄傲！
一个世纪以来，北大精神如一团永恒的火焰，生生不息。几代北大人，在教学与科研接力赛中，薪火相传，使科学、民主、开拓、奉献、爱国的精神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上得到了生动的诠释。在北大的每一个细胞中，都跳动着不息的北大精魂。北大永远的唯力在于永远年轻，风华正茂。一百年的沧桑使她愈发地展示了生命的强劲，改革的春风又赋予她新的活力，在走向21世纪、创造新的辉煌的历程中，北大越发地青春永驻了。一位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在北大百年校庆即将来临之际，制作了下面这曲新乐章，歌以咏之。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卓然不凡的北大人对母校的殷殷期望，从跳动的乐符中，又可以读出北大未来的风流！不懈的追求总在奔放的诗篇中释放浓浓的信念，少年北大的英姿将尽情地展现在21世纪的巅峰！那无限美丽的天地是勇敢者的风景！《少年北大之歌》，咏出了“北大不败”的豪情壮志！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北大也决非一无缺点。但她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她也绝不妄自菲薄，迷失自我。因为，她懂得珍视自己的历史，不管是辉煌还是耻辱，不管是欢笑还是泪水，不管是寂寞还是喧闹，处变悠然，宠辱不惊。世易时移，她懂得如何适应发展的时代，扬长避短，以免落伍。鲁迅先生曾说：“北大是常为新的。”北大将永远紧跟时代，永远追求真理，永远信仰自由。
人们熟知和佩服的王志东是第一个写出windows中文平台的程序员。bdwin、中文之星、richwin使只正经写过5年程序的王志东成为继严援朝之后中国第二代程序员的象征。
1987年，王志东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系读完大三，感觉学分挣得差不多了，就进入中关村。通过一年多的锻炼，王志东觉得中关村自己大致了解得差不多了，就进了方正。
1989年，进方正的王志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方正系统的硬件兼容和软件特殊要求问题。方正对程序源代码控制得非常严格，王志东要在没有源码的情况下，先反编译方正的软件，然后，再为方正软件解决兼容性问题。他说：“加密对我不起作用，我能把原来的加密方法改了，然后，再用自己的方法给它加上密。”
方正的维思系统决定在windows上开发，但当时windows不能处理中文，找微软，微软还没做windows中文版的计划。王选曾安排过一个学生做windows汉化，做了半年，这个学生去了加拿大。王选想到了王志东：“你能不能把windows汉化了？”
任务很艰巨，要在3个月内拿出东西。“windows我从来没摸过，再说，我对c语言还不是特别熟，我以前多是用汇编和debug一点点改。但我一拍脑袋，就答应下来。我说，行，我试试看。王选说，别试试看，立个军令状。我当时想，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又能怎么样。”就这样，王志东正式到了王选的研究所。
王志东开始躲进自己屋里，什么人都不见，专心写自己的程序，各种设计的纸铺了一地。两个多月后，王志东写出了汉化wn-dows1.0。
直接在西文windows上改，版权上有问题，工作量很大，又不能改得很完整，只能够凑合用。王志东突然想到能不能用外挂的方法解决windows处理中文的问题。王志东用了一个多星期的业余时间，把外挂的方法验证了。
此时，王志东兴奋了，“这是全球第一个windows外挂系统。原来写了一万行的程序，外挂方式一千行全解决了。”
后来，这个程序越写越少，而且原来英文windows的所有api都能用了，所有的打印机和显示器都支持。1991年6月6日，首届全国windows研讨会在福州召开，王志东对单位领导说“我想参加”，后来又说“我要参加”。为了参加这个会，王志东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忙活产品化、测试样张、宣传材料，做完以后，王志东给它起了个名：bdwin。
bdwin拿到会议上，把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震动了，ccdos发明人、这次会议的策划人严援朝自己开发了一个中文视窗，叫做保利视窗，但是他一看到王志东的bdwin，就说：“我的东酉不椎了，推你的，我的东西不行。”后来，严援朝给王志东做了总工程师。
1991年10月，王志东认为自己在方正该学的都学得差不多了，就想走出方正再学点别的。
离开方正的王志东面临三条路：一是，自己办公司；二是，出国；三是，去外企。这其中，到新加坡做edi和多媒体开发，因为技术比较新颖对王志东吸引力最大。“我想去学一学国外企业管理，学几年，再回来自己干，同时练练英语，利用在家等出国手续的机会，王志东又埋头做了一个全新的中文之星1.0版。”
不久，他碰到了一个北大同学，同学看到王志东写的这个新玩艺，建议他一起办公司。“北大的同学在一起特别务虚，说我的软件是中国软件产业的一面旗帜，我们说起大道理来没完没了，但特别投机。”
出国包吃包住，什么都有，但王志东觉得不刺激，虽然新加坡给的是技术移民名额，并且为王志东签证延期了三次，但王志东此时已经醉心于合伙投资办公司了。
1992年4月底，新天地成立，王志东出任总工程师和副总经理。“当时看来，这样的分工很自然，我是搞技术的，公司有管理和技术两摊事，我只能管技术，我不管技术，没有人管技术，我也懒得管财务和人。”
中文之星几乎是一夜成名，在很短几个月时间内一下就传开了。公司当初的定位是：用中文之星出名，不求赢利，以这杆旗帜进行金融、房地产的炒作。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公司架构。
但世事总是出乎人的预料。1992年底、1993年初，中文之星开始赢利，而房地产没挣到钱。
1993年初，公司开始出现矛盾。到了七八月份，矛盾进一步激化，王志东感觉拖下去，对自己绝对不是好事，“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我不能不要我的自由，而且，我也没有把中文之星这个产品本身太当回事，这个东西好像我做个作业似的。”
王志东认为，营造一个好的软件开发环境比创造一个好产品更加困难。“我曾经一厢情愿地想为自己找一个好的环境，使自己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写程序，但是国内缺的就是这种环境，国内搞技术出身的人倒霉的很多，就是因为他们不值怎么经营，怎么管理，怎么把握方向。”
王志东在找了几次也没有为自己找到一个好环境后，就下决心自己为自己营造一个。辞职以后，王志东找到方正、联想、长城等几家大公司，想说服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新公司开发中文平台，因为王志东觉得它们都需要新的中文平台，但王志东碰了一鼻子灰。此时，四通找到了王志东，王志东也看中了四通的体制，四通利方成立，王志东亲任总经理。
从1993年底到1994年3月，王志东领了六七个程序员，没日没夜地做开发，程序量将近100万行。王志东当时认定richmch-man最快3年左右才能把整个框架做好，它技术的先进性会有5年到10年。这话后来被验证是正确的。
程序源代码被视为程序员的命根子，但王志东正经写程序的5年间三次主动交出了自己的源代码。第一次，是在王选教授的研究所，王志东把自己做出的第一个汉化windows留在了研究所；第二次，是他离开方正的时候，他交出了bdwin的源代码；第三次，是离开新天地的时候，他还是交出中文之星1.0所有源码和所有开发资料，而且还把中文之星2.0的开发框架留下了。王志东每交出一份源代码，都这样劝慰自己：“这个产品只是我的一个习作，我会用新知识，写出一个更好的。”
王志东交源代码是因为他明白：技术人员必须自爱，单位的权益一定要尊重。而且，他也相信，自己有能力不断地创新。王志东特别看不起某些人拿着x年前写的产品，跳来跳去，到哪都是那个东西，一辈子好像只能干一样东西似的。“这样做是对所有参与开发的合作伙伴的不尊重，对自己也是一个约束，因为你要背着一个包袱走以后的路。”
王志东交出源代码，也交出了包袱。在组织原班人马写rich-win的时候，对他的同伴说：“中文之星的源码，你们要全忘掉。”
很难想象，如果王志东没有这样不断超越自我的魄力，他不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只有认识真正的北大精神，方能领会她的不懈进取的活力之源。可是这样一个话题，太难以说清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对“北大精神”的不同理解，又使得她更加神秘和令人向往了。在1925年，鲁迅应北大学生会的征召，撰《我观北大》，对于被指认为“北大派”颇不以为然，可也并不以为什么：“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其实北大本无派，有的只是“常与黑暗势力抗争的校格与精神”。可是世人不解：既然北大无派，那一次次学潮又怎么闹得起来呢？答案本就简单：虽然无派，北大并非一盘散沙，不强调“集体”与“统一”，只是为了突出自我思考与选择的权力。这么一种“校格”，并非有人提倡，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而且代代相传。新文化运动使北大名扬四海，世人多以“民主”与“科学”嘉许北大。可是在生活中的北大人，更看重的是“独立”与“自由”。可以这么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北大精神”，没有“北大派”。前者作为公共的思想资源，为每一个北大人所选择或拥有；后者则排斥异己，与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原则相违背。其实“北大精神”，就是一种尊重知识的学术氛围。“自由散漫”又何尝不为新思想火花的进发创造了生存的环境？这种“氛围”，譬如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中所言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课堂教学惯例无疑培养了学生独立判断及自找设计的能力；甚至，北大“松散”的气氛却又成为一种预防疾病的抗毒素，对于许多人是一种发挥天才的好机会，1944年，朱海涛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凶”“松”“空”三部曲》的谈论北大人的妙文。在与清华大学相比较时，有以下论语：
“北大和清华是正相反的。清华门门功课都要不错，个个学生都在水平线上，你不行的非拉上来不可，你太好的也得扯下来。北大则山高水低，听凭发展。每年的留学生考试，五花八门的十来样科目，北大向例考不过清华。但北大出的特殊人物，也其多而且怪，也常是任何其他学校所赶不上的。”
朱文此说大致公允。北大提倡自主、独立，故能出特殊人才。
清华着眼于教学的标准化，平均水准自然略高。北大强调自学、注重独立思考，以培养谈吐儒雅德学兼优的读书人为主要目标；此种教育观念，必然与统一教学、统一考试的管理模式格格不入。从追求“不拘一格降人才”方面来看，北大正是着眼于尊重个性、强调独立的人才观念；在北大，你可以寻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土壤，你的天性的优点将会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发挥。北大不会埋没人才，北大不会压抑人才，这是北大的风格，也是北大赖以发展的动力。人尽其才的环境，又怎能不创造出一流的学府？
历史将把一个世纪抛在脑后，又将迎来一个崭新的百年。古老的燕园中，年轻而富于活力的北大人在忙碌着，睿智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未来，凝聚的焦点是一片灿烂与辉煌。即将告别百年，迈入新世纪的征程，北大，永远的北大在兴奋、在躁动。在爆发，她焦急的神情显示了迫不及待的心理，在未来的舞台上，角逐风浪。百年的风雨洗礼，她益发地英姿勃发了。风华正茂的年龄，风华正茂的中国，风华正茂的北大，一批风华正茂的北大人在为北大的未来、为中国的未来而努力创造21世纪的辉煌。百花争妍、诸子争鸣的学术自由气氛中，研究有素的精髓成果脱颖而出；高水平的学术争鸣中，一批批有独立人格、会独立思考的学子从这里走出，为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奉献了一生的心血。
迈向未来的世纪，告别百年的辉煌，创造世界的一流，北大靠的是人才和资源。这里有中国最优秀的学者，最优异的学子，集中了一批最有思想的专家教授。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胸襟气度的感召下，这里是当代中国最活跃的思想阵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俘，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学术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就应该有海纳百川的气魄，让学术和思想得以自由发展。北大要进步，要创造一流的大学，具有独立思想和高深学识的人才是必不可少的要素，所幸的是，北大不仅有，而且还在继续招引一批又一批的真正人才汇集在北大的旗帜下，向21世纪发起了挑战。人才的优势，奠定了北大挑战者的实力基础。下面请看北大创业的典范不懈进取的王君。
王君系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系96届本科毕业生。大学毕业以后，他选择了农业作为自己创业的切入点，在这个市场上也有了一席之地。以下是我采访他的笔录。
问：我进来的时候，留意了一下你的部门设置，要是不涉及商业秘密的话，能否对各司职能作一番介绍？
王君：这倒不存在什么商业秘密。我的这些部门除个别的，大体也就表示了我现在所经营的项目。办公室是我的，专家综合办其实是两块，一块是专家中心，实则是一个专家信息网络，这儿汇集了农科院，全国各地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领域的专家信息，有宏观理论型的，也有技术操作型的。中心的工作就是联络，组织这些专家并维系同他们的长久关系，从而为我们的其他项目铺设前提。综合办则是会计财务及内务方面的工作。
会议工作部是我的重点项目部之一，主要是不定期召开一些交流研讨会，可以是政策性的，可以是趋向性的，也可能是实务性的。我的规划是“会议产业化”，当然这个产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产业，而是我概念上的自然界定，而我的这些会议是按市场规则通过商业化运作的，它是能够创造利润的，当然也会亏损，但它又有一大特点，就是体现了公民意识的和政策导向的，因而它有很好的形象力。
培训工作是我的另一个重要项目，目前我组织着三个培训班，养禽、水产、农药方面的都是长期班，平时举办一些短期性及时性的培训班。这些事情都深受各地养殖大户和相关人土的欢迎，所以来上课的人很多。
组稿采编部的工作是收集整理相关资料，供内部交流用，也策划一些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方面的选题，然后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参与创作，再由出版社出版发行，应该说我们的一些书还是颇受农民欢迎的。
图文设计部除了为公司的各项业务设计制作各项材料外，也承揽一些外面的业务，目前有两台苹果、两台pc、制作人员都是搞工艺美术出身，水平不错。
发行储运部则主要负责图书及有关资料的进、销、存工作。大体的职能分工就是这样，不知是否讲明白了？
问：非常清楚。你的工作路线大概就是：“一个中心，数个基本点。”紧抓住“农”字不放，然后外延拓展。
王君：不是向外延拓展，而是向内涵发掘。我国的农村市场潜力之大，无与伦比，现在还远没有开发，里面有许许多多东西，恐怕一辈子也弄不完。
问：对于农村方面的事，我了解得很少，此前也不太关心。但你是学国民经济管理的，怎么选准了农业这个口呢？
王君：其实我是从城市里出来的，家在江苏南京。不过我有一些亲戚在乡下，小时候也常去那里玩，那个时候肯定是无意识的。但毕竟对农村有一定感觉，起码对它有些感情。考大学时当然也不水曾想过今后在这方面发展。国民经济管理这个专业学的内容颇为庞杂，是涉猎型的和基础性的。到大二的时候，我开始接触到一些关于农村方面的信息。那几年关于乡镇企业的宣传如火如茶。学校有几个协会，是关于农村和乡镇企业方面的。他们搞了一个规模颇大的图片展，那个图片展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之后我就积极地参与这样一些活动。我听他们组织的有关讲座。记得1994年他们聘请了一位劳模，是西部摘星火科技的。他对中国农村，特别是信息工作的分析对我的启发极大。当时就想毕业后一定要争取去农业部，最好是乡镇企业管理局或者信息分析中心。
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我的涉猎自然就有了偏好。大三的时候，学校农经系搞了一个有奖征文，我提送了一份报告，题目叫《关于高效效农业的几点建议人结果获了个一等奖，还被选人农经系组织的课题调查组，先后去了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刘庄，还有几个内地较为落后的乡村，感触很大。吴仁宝和史来贺带出的是企业型农村，以工补农，但仍以农为本。但还有一些地方的调查对我的影响更大。那些乡村出了不少养殖种植大户，但大都属于摸索创业型。他们的信息通道非常闭塞，技术力量薄弱，市场拓展也不畅通，但他们发展还不错，产供销虽不完善，自产自销还不错，不过也只能是小富而已。而他们对相关知识的渴求，特别是对专家们的热烈欢迎和依靠让我感觉到农民知识意识正由自发性向自觉性转变，而这里面的文章实在是太大。
另一重要的事就是通过这次调查活动，我认识了几位农科院专家，他们对我也比较欣赏，觉得这个小伙子比较善于思考，比较稳重，对师长也比较尊敬。此后，我就常去农科院找几位老师。他们很希望我能读农科院研究生。我也有过想法，但上研终究没有列入我的计划，我还是愿意去农业部工作。
大四一开学，我跟着农科院一位老师去参加了一个会议，叫“高效农业研讨会。”那位老师是受邀请的主讲人之一。他给我介绍了研讨会的主办者，农科院研究生毕业，某公司的老板。一度交谈之后，他对我很感兴趣。之后，经常去他公司，了解了这里面的不少商业知识。我给他搞了几个文案应该说都很有气势，又帮他请过一些学校的和农科院的专家学者，也请过一些政府官员。这样，我帮他（当然也能得到不少报酬）的同时，自己的眼界和关系网络得以迅速扩大，更重要的是我对这方面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主要是看到这里面不仅能给农村朋友做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还能有很好的利润空间。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开始了一些项目的思考，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划性的思路，那时我想与那个朋友一起做，因为作为我个人来讲，对项目尽管有信心，但对自己的操作能力却信心不足。
但所谓日久见人心，在组织另外一个会议时，那个朋友居然采取了坑骗的伎俩。当时我极力反对，但他不听，后来出了点事，他也搬离了农科院，至今也未通过气。
那件事情对我促动很大。一时间我有些气馁，这时候刘教授，就是我认识的农科院的专家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看出我不是块上研上博做学问的料，但他认为“实践出真知”，并且认为农科院有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却没有很好的组织者，所以知识和技术利用率都很低，从而导致资源浪费。而且他告诉我：“青年是最富有朝气和创造力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所以他鼓励我自己出来挑担子。失败了不怕，因为年轻，有的是时间和机会。应该说，刘老师帮我最终下定了决心，所以毕业前，我就着手准备，再未去其他什么地方找过工作。所幸这两年的发展，逐渐有了一些眉目。
问：这两年的发展，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有过挫折吗？
王君：最大的感受就是找准了点，抓住了市场，这个太重要了。、可以说这两年的发展一帆风顺，谈不上什么挫折，一切接着我的思路下去，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第一年我营业额30万元，1997年是100万元，今年预计是500万元，而且市场越做越宽，几个基础性的项目都已发挥出了强劲的潜力。比如我的轮训班，一周一期，每期都能达到近百人，由此影响也不断扩大，我的形象也就树立起来了。
农科院是我背靠的大树，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作为我国农业方面的学术和技术权威，其知识资源极为丰富，不管是知识存量还是增量，都有着强劲的爆发力。关键是怎么去利用这些资源。我的专家中心为我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农科院的这批专家学者要么是学术权威，要么是技术权威，但他们中间有相当一批人处于被闲置的边缘，由于他们的知识被闲置，他们自己也被闲置，其实这些老师具有很强的事业心，创造力也特别旺盛，但是他们由于种种原因而与农村的广阔舞台隔离开了。这里原因很多，体制上的、机制上的、渠道上的、组织上的等等。其实他们渴望工作在属于他们的真正舞台上，那就是农村，就是农民。
我就试图来帮他们实现这一切，我用我的思路，我的激情，我的资金把他们自愿地结合起来，去为广大农村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我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农民兄弟对农科院、对农业问题专家都是极为信赖和依重的。
问：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目前应该说我国农民的收人还是比较低的，他们怎么来支撑你的这个500万呢？
王君：这个帐我不可能跟你细说。我跟你说两点：一是中国13亿人口9亿在农村，9亿人的市场。二是中国农村已经有相当一批人先富起来了，还有更大一批人在致富道路上跋涉。仅就我的数据库而言，光全国的养殖大户就有3万家，而这个数目仅仅是九牛一毛。当然，总体来说，农民兄弟的钱还是不多的。所以我就不能采用任何的坑蒙骗手法。我只有公开，透明，我把我的回报计算给他们听，然后问他们是否是“物有所值”？这是“阳光下的利润”。我有一个感受：相当一批农民兄弟比其他任何人都懂得知识的价值，并愿意为它投资，尽管他们很少人在用“投资”和“预期”这些词。而这些知识必须是切合实效的，就是搬出来能让他们实际用上的，这些知识在他们的心里才是真正的“知识”，他们根本不务虚；务虚的是那些政府官员，所以我们也组织一些政策性的形势会议，收效也不错。
上个月开始，我们组织的“全国三高农业专家巡讲团”项目也启动了，其目的就是与各县农业主管部门联合，让专家们走下去，这样既能结合当地情况，又能为农民兄弟们省去不少差旅费用。第一站在江苏盐城，很受当地群众欢迎。
还有重要的一块就是与相关企业的合作。比如农用制剂、农用机械、农产品加工等诸多企业，我们为他们提供信息网络，提供展示场所，提供技术支持，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能把这些企业跟他们的用户直接的联系起来。这些工作都为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源。
间：这个产业的前景这么广阔，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介入进来，我是指大学生群体？
王君：从长远来看应该会这样，而且也应该要这样，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的介人，这些人才不单纯是技术型的，他们将更多的是一些经营型的复合人才，这样我们的农业产业才能取得一个较快的发展。不过从当前来看，许多大学生观念仍受着很大的束缚，放不开。比如要进个大城市，弄一个大城市户口，找个稳定可靠且高薪的工作。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人到这个方面了。甚至考研也是为了这些。所以说大学生创业尚是发韧时期，很微弱，而又要让他们去从事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恐怕就少之又少了。
不过大形势很好。国家对这个问题始终最关注，从十五大报告到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这个问题的根本性意义日益显著，社会各界的舆论工作也大踏步开展，这些影响都将是非常深远的，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把这些行业一个个地做起来，成长起一批企业家来，再让这些人推动中国农业的迅速发展。这也是所谓的“企业家型经济”吧！
问：看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也是蕴含着无限商机，它的根本性发展也需要一大批高素质人才的推动。你谈的这些内容使我很受启发，我也真心祝愿你的事业如日中天，做出更多有意义的事来。最后我想请你谈一谈你的生活方面的情况，不知是否可以？
王君：我的生活很简单，在现代城预购了一套144平方米的房子，首付11万，月付9000余元，这里也有一个理财方式，我首付后不入住，将房子出租，月租大约一万五、六，用此支付月付，这样我很轻松地获得了这所豪华气派的房子，也就留着结婚用吧。现在我租一个三居，每年把父母接过来住半年到处转一转，活动活动筋骨，养养身体。至于我个人，倒是有一些爱好，比如旅游啊，就是没有时间，最好的享受就是看看书，看看大片什么的。生活过得简单，也很充实。
@@3.提高综合素质完善自我
我们北大人的“狂”是历来有名的。即使到了现在，仍有不少人说北大的学生“狂”。
曾就读于北大哲学系现为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张虹海先生说：
“北大作为中国文科最高学府，应该为社会输送大量优秀官员，从而为中国当今的改革与发展作出应有的更大贡献。在日本研修时，当日本人听说我是北大毕业的学生时，常常肃然起敬地说：‘北大吗？那就相当于日本的东大（东京大学，日本国立大学中的第一块金字招牌）了！’其实大有不同：东大是真正的官僚制作机器——一有时，一届政府中半数以上的阁僚是东大出身，而现今的北大都已被人德称为‘关外一块不毛之地’了。看来一定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北大若是真狂，应该将自己和世界一流的学府放在一起比较。但真要这么比较的话，恐怕不少方面就不一定能狂了。不过，这也是好事。北大也只有这么比，才能知耻近乎勇，知不足而自反也。”
刘文典最早进入北大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不过，他是刘师培的弟子，主张旧学，和老师同在国文门任教授。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
说他“才高”，是因为他的古文学修养十分深厚，尤以中古文学和庄学独步海内，有两个人的看法可为佐证。一是章太炎。章氏上承清代朴学，下启现代学术，是名重一时的大师，素不轻许他人学问，惟于刘文典，则十分惜重。二是陈寅海。陈氏身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独赞刘文典之庄学：“能明白地表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可贵。”刘文典的文章之学，在清末国学大师中自成一家。更为可贵的是，刘文典留学日本之时，自修而通英。日、法、意四国文字！
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学生回忆当年在红楼进进出出的刘文典：“叔雅（刘氏字叔雅）先生，相貌清瘦，身躯飘飘，有弱不禁风相。头发胡须，经常留得很长，又不爱洗涤修整。真是首如飞蓬，面似黄蜡，……但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20年代中期，他到安徽大学当校长，不久之后，国民革命军北伐，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时***大权在握，志得意满。但安徽大学却正间学潮。于是***召见刘文典，询问情况。刘文典在接待室一见***，就指手问：“你就是***吗？”当场把***吓了一跳，接着刘文典反客为主，数落蒋的不是，最后得出结论，学潮是社会动荡激起，而社会动荡正是由军阀混战引发，所以此责任应由***来负，蒋介石哭笑不得，把刘氏押人看管所收审。幸亏章太炎、吴雅晖说情才得以脱身，但被免安大校长之职，派往清华任教授去了。刘文典获释后，赴上海感谢章太炎相救之思，和章氏二人说起此事，章问：“听说你当面骂了他一顿，可是当真？”刘还气愤未平，比划着说：“我用的是京戏中‘击鼓骂曹’的姿势。”
联大有一次开教授会议，朱自清提议某人应晋级教授，刘文典大为光火：“如某人当教授，你请我到哪里去？置陈寅老于何地？必先请当局给我两个设法，谋一条出路，然后方可语此！”一时传为笑谈。但刘文典不肯善罢，常对人说：“吾清华文科，实只两个半教授——寅恪一个，友兰一个，我半个也。”（其实，刘文典只对大人物傲慢，对学生和友人则十分礼貌谦虚，显示出他性情敦厚的一面。无论学生朋友，见面先自行停步，如日本人一样，作九十度鞠躬。他说话是安徽江北口音，声音很细，但学生仍爱听他的课，原因是他讲课不仅渊博深厚，而且妙趣横生）。
对于北大人这种“狂”，欣赏者有之，低毁者有之，但更多的人是对之不满。特别是后现代的今天，人们倾向于抹平一切质的差异，对特立独行的“精英”总是要嘲笑与贬抑之而后快。王朔之辈在创作之初就宣称，他们要力图打破知识分子在道德领域对他们形成的压抑感，要摧毁那无所不在的文化霸权。其实，后现代的健将们是误解了，一方面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掌握什么文化霸权，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是作为霸权的挑战者，在缝中生存的；另一方面，对真理与知识的向往，对价值之维护的执著，是我们人性中高贵的部分，为每一个人所具有。而真正的北大人在铜臭之黑暗吞没大地的时候，是那些神圣价值的守夜人。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一点狂气，便不能算一个北大人。
虽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的“狂”也常常会流于自视清高、对他人指手划脚，导致难以处好同事关系，这是北大人被人批评最多的地方。有的北大学生到工作单位后，眼高手低、拖沓懒散，还戏称自己为“九三学社”——夜里玩到两三点，早上九点多起床，中午常常睡到三点钟。这些也被别人日之为“狂”。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市场经济时代，经济成为主导的同时，公私企业及事业单位自主择人，对带点狂气的北大人都连连摆手“我们不敢要！”昔日“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北大人被冷落和嘲笑，于是许多的北大人开始放下傲气，随潮入俗，进入平凡的求职者与打工者行列。
但是市场的标准就是一切吗？更多的北大人坚持着自己的反省、思考与批判。首先我们在承认市场体制下使每个人个性得以高扬，自由得以保障，为每个人提供了成功可能性的同时，要看到也正是在市场体制下，每个人被尊重也意味着不允许有优异者，雇佣体制意味着奴役的合法化，权力下放与分散也使权力滥用成为可能，对私产权的尊重便意味着阶段被重新合法化。市场体制的建立，意味着谱系的重新确立，而由于市场本身的逐利性质，一切便要依其购买价值被重新标价：汽车、房子、土地，亲情关系、劳动力，甚至肉体、爱情及人的精神和灵魂。市场开始打破官方意识形态对舆论的垄断，而市场的自身通过时潮形成的，而众舆论却形成了更为无所不到的控制。而后现代一幕最奇异却最不被人察场景恰恰是官方舆论与市场中大众文化舆论的“合谋”。
我们北大人真诚地欢迎市场体制中自由、民主、物质、福利及民族活力等方面的价值。其实，当在90年代大多数人还并不真正理解“市场体制”为何物的时候，是北大的青年学子在为实现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在为90年代成为现实的这场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奔走呼吁并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真的，他们为咱们的国家实现了这样的改革、取得了这样的进步与成就而欢欣。但他们更关注的是这场改革做得不够与不彻底的地方，关注社会转轨中那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关注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市场经济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在他们前一阶段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民众中开始成为现实时，他们悄悄引退了，又开始省思新的时代问题，他们永远是批判者——这是牛蛙的使命。
真正的北大人首先是承认相适应市场规则的。北大人从来是积极上进、鼓励公平竞争的。前边提到的“拖沓懒散，眼高手低”，正是一部分人丧失北大精神的结果。由于体制等的不完善，北大的圣地上也有不少染有官僚子弟习气的人，有滥竿充数的人，他们将随着旧体制在市场经济中被淘汰，他们是北大的污点，他们并不能代表北大。而对“自视清高”，要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一方面北大人因为守护着一些神圣的价值，不愿与市场经济中的庸俗时潮合流，那种清高是一种对理想与价值的虔诚。而不少企业与单位领导由于自身素质的卑劣，对文化与能力高于自己的人往往是妒嫉、怨恨乃至排斥的。市场经济从其本质上是不鼓励反省，而倾向于对一切予以相对化的承认，于是太多的人丧失了对崇高的尊重与向往，而对自身之卑劣却视为天赋权利理所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虔诚的清高是污泥中的明珠。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些北大人，往往本身并无真才实学，不能适应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变化，冥顽不灵而抱残守缺，看不起下层群众，而以所谓“高雅人”自居，以北大的牌子抬高自己的身价，他们一无所能而又不屑用功，一到具体事上便表现出其“绣花枕头”的本性，这是一些沾染了北大流弊，却未抓住北大精神本质的人，这是北大人可能会有的毛病；而真正的北大人都是首先对自己真正反思，痛下针硬的。
在人们习惯性的联想中，大学生聪明而博学，是知道得很多的人。不少大学生的表现也确实能给人这么一种印象，他们能说会道，侃侃而谈，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特别是一些名牌高校的学生见多识广，下自平民百姓，上至总统部长，他们都领教过。大学里的各类讲座有的是，只要愿意，差不多天天都可以听到。学界的、政界的、商界的各类名流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上台“献艺”，传播着各种信息和知识。不少学生反映说，听讲座可以在较短的时间获得较多的知识，对于开阔视野很有好处，这是坐在图书馆里自己看书所不能比拟的。一些经常光顾各种讲座的学生很快就会被各种知识武装起来，变得无所不知。他们可以得意洋洋地将这些新鲜出炉的东西拿出去卖，自信心也大增，仿佛经过若干次洗耳恭听，已经融会了各家所长，将十八般武艺都学到了家，成为了万事通。遇到新朋故友，便可海阔天空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让新朋惊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让故友感慨“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不过激憾的是，这只是一种出租车司机式的傅学，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者多，经过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少。是一种浮在表面的知识，而没有在内心扎下根，也就是说没有内化到灵魂的深处，没有变成“文化”。这种知识并不真正属于他自己，他只是一个知识的旁观者，而不是拥有者。他们在担当着知识的廉价的贩运者的角色，却自以为是人类思想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他们所贩卖的东西是扭曲的、变了形的，经不起推敲的。他们的海侃神聊只是出于刚出道时的兴奋、新鲜和胆大。他们尚不了解知识之途的艰辛，由于对学问只是触到了一点皮毛，因而也缺乏敬畏之情。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胆大妄为”不仅不是什么学问，而且是对学问的糟踏。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是不敢谈的，没有什么是不知道的。但是对学术有所钻研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知道得愈多，愈觉得自己无知；钻研得愈深，愈觉得自己浅薄。我曾在某著名高校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大学生无所不知，硕士生一知半解，博士生一无所知。我猜想，这大概讲的就是学问与胆量的关系。
90年代的北大学子开展了有声有色、有落实有效应的“文明修身工程”，提出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从小事做起”、“向劳动人民学习”等口号。
真正的北大人在市场经济中有他们活泼的风姿。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口才好、善交际的北大人在各行各业都不居人之后。有纵横排闰于国际舞台的外交家，有认真负责、办事能力强的国家公务员，有大公司经理，有电脑专家，有技术骨干，有著名的编辑、记者、作家，更有讲台上为人师表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北大人狂，有我狂的资本。更因为在各行各业职业外表之下，真正的北大人虔诚地维护着我们自北大母体吸收和传承的神圣的精神价值。我们心怀天下，为了国家民族和社会更真实。更善良、更美好而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自由、民主、美善、和谐、正义，生命因之而尊贵，这才是我们狂者的根基与本色。
@@4.学以致用，向抱负进军
我们北大具有许多光荣传统。自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起，我们就开始重视“学以致用”。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提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学以致用”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也很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蔡元培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
（1）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2）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3）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蔡元培是一个老教育家，了解中外教育制度，而且主持过全国的教育工作。可以说他是五四时期中国极少数具有系统教育思想和理论的教育家。尤其是对大学教育，从教育宗旨、教育内容、教育体制，都有一整套的设想，他也是怀着这一整套设想去改革北大的。因而他一到任就能大刀阔斧，将改革全面铺开，他取消了工商两科，将用于两科的经费、设备和校舍用于扩充理科，北大成了文、理、法三科并存而以文理两科为主的大学。这样，文科又是北大强中之强的学科了。北大是当时国内高校最早一个成立研究所的大学，具有开创意义。
在这方面，北大也曾走过一段弯路。文革中，北京大学曾出现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分化。50年代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分流了较大部分北大理论教育的师资，使北大文理科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力量受到了削弱，更为严重的是北大固守着传统的包袱，在新时代面前又显得力不从心。自然科学研究既受到政治的影响，又没有从实践中去寻找它生命力的根基；社会科学只不过在政治的需要中，在一个个革命术语和一段段语录中来回打转，也没有在社会实践中找到与之相连的切入点。这段时间的北大仍在为教学而教学，为政治而教学。由于应用研究理论没有得到及时发展，反过来也阻碍着基础理论的进步，而后陷入一种迷茫的反复和空荡。
北京大学作为当时科研力量最强的大学，少有成果、少有杰出人才的跃现，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干扰却是首当其冲的。例如华罗庚教授，他在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形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价估计，他的专著《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写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但是到解放后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和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大量的行政任务，严重分散了他的科研精力，使他在解放后鲜有重大建树。
北大物理系教授黄昆在1947年就提出固体中杂质缺陷导致x射线没散射的理论，1950年与他人一道提出多声子的辐射和无辐射跃逆的量子理论，到1951年又提出晶体中声子与电磁的耦合振荡模式，在固体物理的研究中进行了一系列开拓性工作。1951年底回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是致力于教学育人，这位极具天才的青年科学家，在当时的科研条件和环境气氛下，只能守住三尺讲台，尽人师之责。
1987年，社会学系二年级学生游文昌，利用暑假在陕西商洛山贫困地区考察后写的《农村基层组织现状考察报告》，获得了“全国大学生暑期农村征文”一等奖。
经济系学生常常结合自己的专业或带着中央有关单位的课题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央提供决策依据。
1992年以来，北京大学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带着“奉献知识、服务社会、完善自我”的愿望，走向祖国各地。这些学生有的服务贫困地区，有的到基层挂职锻炼，有的前往经济发达地区投身改革洪流，有的进行希望工程调查。1996年北京大学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主题为“志愿者扫盲与科技文化服务”。在历时46天的时间里，378名北大学子组成的42支团队，累计386天的时间内足迹遍及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体现了当代北大学生关注社会，关注人民利益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97年，北大“自行车协会”会员骑车几千公里到达深圳，途经众多省市，对沿途进行了调查和服务活动，取得了重大的社会效应。北大还单独组织了“百名博士百企行”，赴西南三省一市进行实践活动，实现了“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的主题，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另外还有“文教扫盲团”、“国企服务团”及“爱心万里行”等。
学以致用，直接投入社会经济之运行中服务社会还仅仅是知识分子回报社会“显”的方面。在一个技术化、市场化的时代，人们往往只是看到这一方面，对学校也主要要求这一方面。但人们忽视了，或说忘记了知识分子从来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专家、科学家或技术人员，教授也从来不仅仅是一个职业。依中国古代“士”的传统，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灵魂，是一个社会的良心。
我们从一个超越的层面保持着对社会的反省，对存在的问题的考察，和对前进的方向与道路的探索。这是知识分子回报社会“隐”的方面，却又是更根本的方面。北大之为北大，更因为后者，而不仅是前者。
我国最年轻的科学家陈章良，一个既有中国文化背景，又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的教授，走马上任北大生物系主任之际，立即兴办“北大生物工程公司”，让锁在抽屉里的学问，关在“围墙”里的成果统统到市场上释放能量，创造效益，公司兴办第一个月收人即逾百万，开办两个月，收人达300多万，还吸收了500多万美元外资兴办科技实体，整个生物系教师每月奖金由10元跃到300元，真是令生物系沸腾，北大为之震动。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句话只说对了一半！知识社会，其实有许多“知识”是不能成为“知识产品”的，它们只能成为被关在知识社会之门外的“活化石”。因此，如何在市场需求面前，鉴别自己的知识，并将最有用的知识市场化，这是知本家要做的事。可以这样说，如何为知识选择方向，是决定知本家成就大小的关于“知识的知识”。
建立高科技工业园区搞校办企业和从事有偿服务，北京大学有人才优势，有科技优势，还有地理优势，寸土寸金，周边地区有很大的开发价值。如果将这三个优势结合起来，必然能够创造出很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992年9月，北大南街改造工程及周边地区综合开发工作开始启动。1993年3月4日，北大南街改造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在开工典礼上，随着一阵轰轰隆隆的巨响，高深莫测的燕园南墙被推倒了。北大人要在这里盖楼房、开门面、做生意了。有人拍手叫好，有人摇头怀疑，也有人叹息悲哀，引起颇多的争议。首都新闻媒体派记者访问了北大党委副书记任彦申。
问：南街改造工程的含义是什么？
答：北大南街600米长，现在被40多家商号密密麻麻地占据着，这些铺面都是一些临时建筑，低撞破旧、杂乱无章。我们的南街改造工程就是要把入内可以利用的空地全部利用起来，从而在一里多长的南街上建立起与北大风格相协调的，以红、白、灰三色为基调的，漂亮的现代建筑群，形成一条以高新产业技术为主的，同时还有一部分商业服务业为辅的科技街、文化街、商品街，包括核办事业楼。电子电脑楼、综合服务段、文化精品段、餐饮段等部分。
问：如何评价南街改造工程的价值？
答：我想有三层意义。一是彻底改造市容和校容；二是发展校办产业，建立科技市场，促进高科技向产业的转化，发挥北大的综合优势；三是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增加办学实力和办学条件。办大学是要花大钱的，一方面主要靠国家给，一方面靠社会支持和自己创收，以产业养学业。
问：有人对南街改造工程有异议，认为学校搞开发，是教育的悲哀，会引起教师队伍的不稳等等。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我们的想法是不争论，一争论就把时间耽误了，功过是非让实践去评说。三年后，人们在全新的南街上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
今天，当人们徜徉在高楼林立的科技大厦间时，心们也许已经平静多了，争议之声少得多了。培根早就说过：知识应当有益于人类，并为人类所利用。“不应当像高级妓女那样供主人使唤，而是像配偶那样传宗接代，带来幸福与欢乐。”
推倒南墙，只是北大搞科技开发、有偿服务和办企业的一个方面，让我们再来看看北大的产业。
北大的校办产业包括各类公司20多个，工厂10多家，另有出版社、芍园管理处等经济实体。其中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是北大方正集团公司。该公司创办于1986年8月，产品包括电子出版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计算机软硬件、机电产品等。电子出版系统是该公司主要产品。它是北大计算机研究所长王选教授十数年不断研制、开发、完善的结晶。它使汉字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走向了光与电的新途，被誉为中文印刷业的第二次革命。该公司因为有高新技术为依托，在不断进步中发展很快，年销售额自1988年起依次递增4000万元、7000万元、12000万元、2亿元，1992年达到缴纳税金4000多万元，最近它的股票又在香港成功上市，在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都设有分支机构，已成为集团化、多元化、国际化的企业集团，在全国新技术产业区百强中名列第七位。国家教委领导人对北大方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北大方正创造了具有中国高等教育特色的产业经验，方正模式对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学校如此，每个北大的学生也是如此。北大经济学院的一位本科生说：“没有哪一个时期能比现在更让人准确地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含义。”投身社会，把知识转化成财富，是未来的成功者必须迈出的一步！
@@5.别让机遇女神溜走
选择时机，把握时机，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北大人非常喜欢的一句外国谚语说：“知道怎样赢待时机，是人生成功的最大秘诀。”这就像行船一样，要趁着潮水涨高的那一刹那，非但没有阻力，并且能帮助你迅速成功。善于利用时机，容易取得成功，丧失时机，就会终生遗憾。审时度势，认识时务，把握机遇，是一条处世要诀。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即使是碰上好运气，让你退到了意外情况。可是由于司空见惯，或者思想没有准备，头脑不敏感，或者粗心大意，或者虽然注意到特殊现象，但不打算进行进一步研究等等，都会使机遇丧失，错过发现、发明的机会。
人生的命运遭遇决定于客观条件，也决定于主观因素；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客观条件是历史、社会、家庭提供的条件，主观因素是个人的素质和处世态度、处世方法。主客观因素相结合，构成决定命运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通过各种偶然性表现出来。正确认识必然性，善于把握偶然性，人们便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把握机遇，待时而动。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既向人们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实现目标的良好机遇。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是幸福的，切不可放过一切美好的机遇。
机遇的产生和利用都需要有其主、客观条件。相对来说，主观条件更为重要。例如在黑、吉、辽东北三省，饭桌上最时髦的饮料，既不是可乐、粒粒进，也不是椰汁、红果茶，而是标明广东制造的矿泉水。但是据地质矿产部的专家透露，全国最优质的矿泉水资源在东北而不是广东。论开发矿泉水的客观条件，自然是东三省得天独厚；而论主观条件——头脑的精明，则广东人自然略胜一筹。所以，颇有头脑的广东人把握住了机会。
爱因斯坦曾说过：“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是主观条件。这里的“准备”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知识的积累。没有广博而博深的知识，要发现和捕捉机遇是不可能的。二是思维方法的准备，只具备知识，而没有现代思维方式，就看不到机遇，只好任凭它默默地从你身边溜走。相传鲁班被茅草划破手指，从中得到启示，发明了锯；牛顿见苹果落地触发了灵感，发现了万有引力；……这些人平时都既有知识的积累，又具备灵活的思维方式。
从客观条件讲，机遇的产生和利用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如自由的科研氛围、平等的择业、工作机会，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教育程度等。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才涌现出了大批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改革家，而在“十年动乱”中，就没有这样的机遇。又如只有计算机高度发展和普及的现代社会，才使得大批优秀软件开发商，大有用武之地。再如，东汉末年，群雄纷争，欲把天下者无不求贤若渴。诸葛亮正是顺应了这种时代的需要，才赢得了时代给他的大好机遇。这些都说明了客观条件对机遇的重要性。可见，机遇的产生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比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偶然的，但是，按照他所设计的航线，必然到达美洲，而不能到达印度和中国。只要捕捉住机遇，才能使机遇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
机遇只是成功的有利条件，能否成功，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努力。如何努力？主要是选择行动的方向和目标，制定行动的计划和方法，以及根据情况变化采取应变的措施，等等。
选择行动的方向目标就是立志。立志要立大志，办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把个人的行动目标和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
《吕氏春秋》认为，个人的荣辱、安危和国家的荣辱安危息息相关。当人臣的应该首先为国家建功立业。国家富强了，个人也就会像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的辅佐之臣那样，获得荣耀的名声和稳定的地位。如果不顾国家安危去追求个人的荣誉和地位，结果反而会更加耻辱和危险。
《吕氏春秋》“务大”的思想对我们颇有启发。今天，每个人的安危祸福也是和国家的安危祸福息息相关的。国家富强了，我们才能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国家富裕了，我们才能普遍地过上幸福的生活。每个人都要努力为国家建功立业，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选择人生的道路，确定行动的目标，做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业。
确定了行动目标和要干的事业，就要采取行动，争取成功。争取成功的第一步就是事先的周密筹划。“谋先事则昌，事先谋则亡。”（刘向《说苑·说丛》。意思是：先计划好了再开始行动，就能成功，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先干了以后再开始计划，就会招致失败。）做任何事情都要先有准备，有计划，不能仓促上马，鲁莽从事。
计划要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深入了解和科学分析之上。打仗要了解敌情、我情，办企业要了解市场需要和同行的情况。在掌握客观情况的基础上才能制订出正确的行动方针和工作计划。
如果办一件事缺乏信心，应该多想到有利的条件，以坚定信心，提高勇气。当信心已经建立、决定行动的时候，就要冷静地分析不利因素，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问题和风险。
制订计划有两个重要环节，就是“谋”与“断”。“谋”是对计划的准备、拟订和论证，“断”是对计划的审订和决策。多谋善断，是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
方正的成功在于王选的正确抉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王选教授是北大方正的开创者，他以敏锐的市场判断力致力于技术与市场结合，远大的学术抱负与追求产业进步结合，与方正集团的干部员工一道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北大方正之所以有今日的辉煌，与王选教授在人生不同重要阶段的正确抉择和对机遇的准确把握是分不开的。
在北大电教报告厅的一次讲座中，王选教授介绍道：
我第一个抉择，是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当时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础课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因此我受到很好的培养。北京大学应该继承优秀教师讲基础课的这种传统，他们是把心思放在教学上的。这第一步很好的数学基础是我一辈子终生受益的。所以我经常给研究生讲，在大学本科期间你不应该去问这个课有什么用，这是对你一生知识的某种锻炼，将来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我们到了二年级的下学期分专业——那时候有数学专业，搞纯数学的；力学专业；还有计算数学——是刚刚建立的一个专业，同计算机是关联的。好的学生当时都报到数学专业去，觉得计算数学这个专业跟计算机打交道没有意义，很枯燥。当时卡片都是纸带的，非常烦琐，就这个烦琐的东西，不见得有很多高深的学问，所以很多学生都不愿意报。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为什么当初选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我这个抉择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想法是：一个人一定要把他的事业，把他的前途，跟国家的前途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十二年科学规划，***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抉择，选择了计算数学这个方向。
1961年，在24岁的时候，王选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的基础上，投身到软件，投到程序设计、程序自动化——就是编系统——这样一些领域来。
王选的另一个重要的抉择是在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他依然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由于他有数学的基础，又有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实践，同时他精通英语，搞照排的时候，按照习惯，他决定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他看了大量的相关文献。根据掌握的材料，他决定，要跳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版系统，跳过美国流行的第三代照版系统，研究国外还没有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版系统。王选教授至今还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和决定，他说：
回想我们这个抉择，我们跳过了二代，跳过了三代，直接研究第四代激光照排，这条路比较容易。搞四代技术容易，搞二代技术最最难。搞二代的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的权威、长城光学所的权威花费了很多脑筋，但这个技术太难了，尤其是中国的材料不过关。但是搞四代就特别简单，机械动作很简单，光驱转几转就转出来了。难就难在信息量大，我们找了数学描述方法、软硬件结合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从而形成了中国的印刷革命，一下子跨越过去了。
王选的另一个重要的抉择是方正准备进军广电业，这是1995年的一个抉择。方正一直靠出版市场赚钱。虽然他们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扩大市场，但是十年来王选教授也一直忧心忡仲，10年方正主产的产品还在出版这个领域，没有崭新的领域，这是他一直苦恼的一个问题。方正的出版系统一直维持了十年的兴旺，今后还有几年的兴旺，方正有没有新的支撑点？
王选教授回忆道：
1995年忽然给我抓住一个机会。1995年9月4日，***同志找了杨伟光台长。因为看到中国的动画不够发达，所以要中央电视台跟北大方正合作，做动画制作。他9月4日谈话，我9月8日听到这个消息，当时马上产生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方正可望进入广电行业，以中央电视台动画为切人点；第二个想法，由此带来的无限的需求刺激，会使我们成长一批将才和帅才。从***同志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起，我们就开始进入广电行业整个的领域，包括广告制作，资料检索，以及整个智能的管理。我相信3年到5年之内，方正广电行业的收人会达到、超过出版系统，而且会出现一批将才和帅才。这样我们找到了第二个很大的支撑点，一个很大的市场，充满前景的，充满挑战的，可以让大量的年轻人出成绩的领域。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林毅夫教授是中国较有名的经济学家，现在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的代表作是《中国的奇迹》、《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而后一本著作使他荣膺孙冶方经济学奖，他关于制度创新的新观点被学术界广泛引用。可以肯定的说，他是一位成功者。而他的成功最好不过的体现了“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句格有。
80年代早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教授赴北京大学讲学。林毅夫当时还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硕士，他的机会真的来了。由于他的英语水平很高，他有机会担任舒尔茨教授的翻译，并陪同舒尔茨访问。在与舒尔茨教授的交往合作过程中，他给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舒尔茨教授离开北京之前，他告诉林毅夫，如果想去美国攻读学位，他愿意担任林毅夫的导师。这终于使得林毅夫有机会入学经济学的神圣殿堂一美国芝加哥大学。
但是，很明显，如果在舒尔茨教授访问北京时，林毅夫在经济学和英语方面没有足够的准备，恐怕机会之神就无法叩开他的成功之门。
创业范本——抓住先机成就事业的辉煌
冯君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大本，毕业之后未服从国家分配，直接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主要从事中关村市场信息的分析及统计。他的行为规范了中关村电脑市场的欺诈行为，自己也成为这一行业的带头人。现在，他已是中关村首屈一指的信息传媒大王，资产超过一亿元。现在来看看他的自叙。
我们公司总部在北京，在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南京、昆明有6个分公司，共有员工三百多人，其中总部近两百人，有80多部电话，50多部电脑，公司总资产近两亿元，包括我个人和员工们的股份。
由于某些需要，我们现在的名称是一年多前才变更来的，但本质内容没有变化，因为中国的一些规定变化较多，做为一个严格市场守法人，我们也不得不跟着走，这也是中国特色吧！
目前我们的经营项目仍主要是信息产业，包括商情、报价及市场服务等，目前有五个事业部，两个中心及一个搞市场分析的研究所。
当我在读大学时我就发现了这个特点。当时中关村市场体系还很不成熟，没有一个价格体系可言，所以我认为应该有人去规范这个市场，这也算一种社会责任吧？从大三起我没事总到中关村各电子市场去了解各类产品的价格，对中关村的小胡同我特别熟，于是，我逐渐摸清了电子市场的价格规律，我认为我的机会比较成熟了。其实我在大学期间没有认真地去钻研课本，而总是喜欢亲身去感受市场的气氛，这在当时被许多老师、同学所轻视。但几年后，见到昔日的许多同窗仍碌碌无为的徘徊在工作之中时，我在孤芳自赏的过程中也略有了一些苦涩。为什么我们这些拥有名牌大学文凭的人就要被那些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所拒绝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把自己的精神财富转化成物质财富，这也是许多名牌大学生的悲哀，我要做的，也许是一种价值的证明吧。
中关村是随着中国有关政府部门大规模采购电脑而繁荣起来的，当初卖一台电脑再赚一台电脑是经常的事，这种宰客式的行为在当时的中关村屡见不鲜。于是，市场缺乏一种有效的调控手段。我正是看准了这片市场，于是下决心做一种类似商业情报的媒介，通过它你能随时去检索市场上电脑的最低报价等等的信息。由此我寻找到了我这个项目。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很苦，在中国白手起家有着比国外更多的困难。我当时手里只有大学期间自己积攒的两万多元钱，首先公司的注册就成了最大的问题。因为根据我国《公司法》注册资金至少要十多万元，但后来我花了一部分中介费请别人去办就顺利解决了。其实这也的确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律也可适当的规避。
我后来就有了经验了：现在市场越分越细，各行各业都有其专业的代理公司，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有时候花一些成本让别人去做是很值的，这样其实降低了自己的总成本，而且促进了社会中商业的流通，是有社会效益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初期招收员工，因为当时我刚大本毕业的时候也就二十出头，而员工们不少比我年龄大，我的样子又很面嫩，因此自己当时心里直犯前咕：别人能服我管吗？不过后来我认为自己想的也是多余的，因为我是在做企业，公司里人际的关系兼有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我只要将自己的想法贯输给他们，让他们领悟我的意图，按照我的想法去做，然后依靠经济这个纽带就可以完成管理了。有时我感觉管理还是越简单越好，至少对决策较有利。我认为象许多公司学的那种欧美式的管理目前不适用于中国，因为那些管理方法都是欧美许多企业在经营了上百年后才总结出来的一些管理方法，不适用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我认为管理必须有一个递进的过程，在初期还是越简单越好，随企业的发展再去充实管理。其实我现在管理仍很简单，这样我才有时间去考虑一些其它方面的事。
劳资纠纷我认为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既然存在着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就存在着分配上的分歧，但我做事的原则是介定清楚你做了多少，该拿多少，公司的原则也是这样，即我们绝不养一个闲人，每一个人必须十分努力地去工作，以此去换取他所应得的报酬。我们公司的流动性不大，这与这个行业特点相悻了，但是好事，这表明我们的员工热爱这份工作，并在自己岗位上努力做着。
刚开始的时候我这里的确不大，是一个很小的公司。但我认为凝聚员工，取得别人信任依靠的不仅仅是公司的排场及规模，我认为还有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因素，给别人一种期望，并且让别人相信你这种期望。我认为这是一个企业老板最大魅力所在。
我告诉我的员工，在这里大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本人身上具备着名牌大学生较高知识层次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我白手起家，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事业的执着一点点把公司做起来了，这种飞速的发展已经为未来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我这里有过工作经历的人，会比较轻松的面对今后其它公司的面试，因为在这里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能力，素质的提高。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演讲和辩论，我也常自诩为一个出色的演说家。我们公司每周开一次例会，主要是总结一周的工作事情，每逢这个时候，我就要了解一下工作情况，给员工打气，鼓励他们，这时我的演说成为重头戏。我有时一讲开就滔滔不绝，不过肯定和官僚们讲话不一样，我讲的很吸引员工，他们很爱听我侃。
“儒商”是指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商人，单从这一点来讲，我可以称的上是一名儒商。但我认为，社会上对儒商的宣传已经有了负面的效果。我认为，文人之所以经商，之所以下海，实现个人价值的目的要大于赚钱的目的，因为有知识的人比起那些粗俗的小老板的一个最根本性区别在于他们能用自己的学识去创造一种企业制度，一种使企业飞速发展的制度，他们才是真正在做事业，而不象绝大多数没多少文化水平的小老板赚几个钱就浅尝辄止。
我认为，我们国内目前的评估体系十分有待改进。因为，企业的兴衰成败主要取决于它所采用的企业经营战略及管理方式方法，而不能依靠几个文人墨客的评头论足。其实，我感觉目前的企业界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文人搞的很乱，他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哗众取宠，为了出风头，而许多的企业家却被搞的不知所措，今天去应付这个评论，明天去处理那个报道，而没有时间去考虑一些企业本身的发展而应考虑的问题。企业的成败应由企业界来看待，而不应被文人所评论。诚然，我并不排斥企业家本身所具备的文人修养，因为我认为自己本身就符合这个条件人，但现在也的确有一些文化素质并不怎么高的成功商人（我认为商人与企业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了点钱后就附庸风雅的出本书，去摆弄一下自己的文化水平，如果将这种人也介定为儒商的话，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企业界的悲哀，更应该是文化界的悲哀了。
尽管公司目前的规模稍微大了一点，但我并不认为这已是我事业的成就。其实我最欣喜的并不是公司资产的增加，而是在于公司已经摆脱了众多中关村小公司那样的原始积累阶段，我们可以腾出时间来真正的去考虑企业本身了。记得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曾立誓要创立一个跨国大企业，目前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还需要不断去努力，并且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待那个目标的话，我们还仅仅是一个创业者。
其实，青年人追求一种积极向上的因素是一种良好的现象，因为它代表着整个社会的一种进步势力。就拿我本人来讲，我认为自己的历程是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我大学毕业于名校，毕业之后放弃了应得的国家铁饭碗，凭着自己一腔热血，凭着自己对事业的执著开始了创业，并且事业越做越大。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有一种闯劲，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气魄，勇于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社会。然而传统的教育思想否定个人英雄主义，便有个人奋斗思想，使年轻人的这些想法不断被磨项，我感到很痛心。我并不否认许多成功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但一位企业的领袖决策占到90%以上。
其实，反观我们现行的体制，并没有给年轻人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拿我本人来讲，如果去了一个国家机关，到现在也许还只是一个科级干部，即使到了国有企业，成为一个资产如同我现在公司这样的国企的一把手，那么我能拥有股份吗？我能随便自由的、不受他人影响的、完全依市场进行决策吗？所以我很能理解青年人的“跳槽”行为，而且很乐意与他们合作。因为即是“跳”出来的，一定是对所做的不满，因此会更有热情。更乐意去做新事情，而且会珍惜新的工作。我公司现在就有不少是从国企中跳出来的，他们素质都很高，可塑性很强，我们公司需要他们。
说到对市场的前瞻，我认为自己是有一定眼光的。因为目前中国市场还很不成熟，没有健全的的市场法规来保障企业的一些权利，加之中国人的模仿性又十分强。所以唯有以新奇致胜，比如，我做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很赚钱，马上会有人学着来做，他学做不要紧，最怕是他不守市场法则来乱做，搅得整个市场都乱了，我们也没法再做了，因为客户产生了恐惧心理。因此，我觉得在中国做生意只要感觉一个项目可以赚钱，初期就一定要把市场做大，能多大就多大，在初期获得垄断利润；当别的对手进入的时候你就依靠自己先期垄断利润的资本迅速降低自己的利润水平。甚至降到成本，挤兑对手；如果对手被挤出去你可以继续获垄断利润，如没有被挤出去则降到成本以下收兵，再去洞察新的项目。
我目前所从事的业务许多人都在做。令我欣慰的是我的同行们也都毕业于名牌大学，并且严格的遵守着市场法则和市场公德，这使我们的竞争过程中相处的十分融洽，同时，我也感到了着实的压力，我不断努力做下去，因为大家实力都很强。
据我所知，现在大学毕业生有很多想法，如户口，待遇、薪水等等，这些即得利益的诱惑使许多人甘于放弃一些较宏伟的念头。其实，这也有许多的现实困难可以理解。因为许多人读书的目的就是找一份好的、安稳的工作，而大学毕业正是对读书人这十几年苦学的一种回报，放弃了就有种对不起自己的感觉，比如去了国家单位，也许可以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不用太多的操心，过的比较舒服。好象大部分人是这样的心理，尤其是女生。
用我个人观点来讲，我比较倾向于年轻人用自己的能力去闯荡一番。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有一个良好的项目与资金，良好的项目在于你个人的能力，个人的眼光。因为我觉得读书十几年的人，必须有一种用理性的眼光去分析问题的能力，从而找到商机，我们不应该做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另一个问题就是资金问题，这是困挠许多立志当老板的大学生的最大问题。因为十几年的读书生涯我们基本上是消费者，个人一般没有多少积蓄，而依靠家庭去解决资金的问题一般不太现实。目前中国没有很适合大学生创业融资的渠道，不象国外有风险投资公司，我当时起家的资金是自己大学期间积攒的几万块钱，在当时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反正各有各的办法，要想当老板还真不很容易。
还有一个是在做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项目冲突的问题，即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问题。因为刚开始属于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要尽量把盘子做大了，有时为了赚钱可能暂时停下自己想干的事。要做一些事其实挺难的，尤其没有一个投资方，一切都要自己去做，去进行原始的积累。
但我认为，年轻人的魄力是很重要的。尤其对于一个男人，以什么年龄段做为自己个人事业的起点很关键。从这点来分析，大学刚毕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年龄，刚出校门，还没有经历过世事的年轻人，身上有一股锐气，这是年轻人最宝贵的，他们可以凭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去应付各种挑战。如果此时他们进入了国有企业，他们会被国企单位的那种人浮于事的现象，那种沉闷的状况所同化，从而失去这种锐气，当日后他们再出来创业时，他们就会首先问自己：自己有胆量去做吗？而且他们会权衡许多：如现在尽管还没有得到提升，但已在单位里干了几年，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会有机会，如果一下海可能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要从头干等等，这些都会磨破掉他们昔日的那些锐气。
还有，年轻人创业本身是一种冒险的行为，我认为应该在婚前完成。创业有一个时间段，大概有五年，假使这个阶段只有你一个人，那么你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愿望去办事，而不必考虑你的家庭，但成家之后，也许每冒一次险，你就会考虑是否会影响到你的家庭，你的妻子等，就不利于做出决策。
因此，我认为大学生自己做老板是比较合适的选择，对自己来说是实现个人价值，奋斗目标的一条道路，对社会也有好处，因为它减轻了高校毕业生分配的压力，同时自己还创造了就业机会。大学生自己开办公司，对同龄人或者其它大学生也有一种激励作用，形成一种良好的向上风气。就拿我们当时大学同班同学来讲，现在已经有六位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共为社会提供着近四百个就业机会，在各个行业服务着，这肯定不能排除我当年毕业时毅然成立自己的公司的带动作用。
当然，事业是我个人奋斗的结果，而成功则归功于大家的共同奋斗，我们公司目前有四位管理人员协助我来工作，两位是跟我从头干起的朋友，还有两位是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前年我从国家单位里把他们挖来的。
对于这几位核心人员，我们的待遇较高，因为大家都是相处过的，彼此间值得信任。和我从头干起的那两位朋友是当年我在社会上招聘的，几年来公司也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他们都跟着我挺过来了，而且从无怨言、任劳任怨，我认为是实在人，值得信任，我的那两位大学同学当年与我关系也不错，大学毕业后去了国企，一直干的不顺心。尽管他们能力挺强，但单位的头总不重用，因此挺苦闷。后来一块谈起这事，我就让他们过来了，反正都是大学同学，一块也好办事，再说我们公司也的确需要一批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来参与公司的经营，与我一块出谋划策，别人提一些中肯意见毕竟是有大用处的。
我的这几位同事与我处得也很好，目前都有车有房，并在公司有股份，在北京也算的上是高收入阶层了。记得我的那位同学还到处去昔日同窗那里为我游说，说一来我就送他一部车，他在国企中一辈子都不敢想。目前，又有几位大学同窗想加盟。我们正在谈着。相对而言，我比起他们，还是把握住了机遇女神的脉搏。
@@6.找出并克服阻碍成功的原因
根据自己的创业体会，北京大学的王选教授总结了年轻人必须克服的、阻挠一个人成功的以下主要原因：
（1）消极的心态。
生活中有不少人，缺乏起码的上进心，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认为人生没有什么意义，生活就是混日子，混到哪算到哪，什么理想、目标、追求，那都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
抱消极心态的人，遇事总是朝绝望处想，朝失败处想，还没有行动，就认为自己不会取得成功，就给自己首先判了死刑，于是悲观失望，坐以待毙。
消极的心态就像一片乌云，笼罩在一个人的头顶，给他的人生投下沉重的阴影，让人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
由于抱着消极的心态，一个人做什么事都缺乏信心，都不主动出击，努力争取，随波逐流，随进而安。这是一个人不能取得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2）不切实际的目标。
一个人所确定的人生的目标，如果脱离了实际，超过了自身所能达到的高度，他即便再努力，费尽心机或者付出高昂的代价，也不会取得成功。
凡是自身条件难以达到的或客观环境不允许的目标，都属于不切实际的目标。
一个人如果确定了不切实际的目标，他就会浪费宝贵的时光，最终失去成功的机会。为了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而耗费心血，无异于缘木求鱼。
比如，生活中常常有许多人梦想着成为百万富翁，但是百万富翁只会在少数具有经商才能的人中产生，而实际上大多数人又恰恰缺乏这方面的才能，因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性实在太小。许多人一生中之所以碌碌无为，就是因为确定了不切实际的目标造成的。
（3）失和的人际关系。
没有良好的、成功的、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是一个人不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人是社会的人，要通过同别人发生广泛的联系来实现人生的抱负，不可能脱离群体而孤立存在。俗话说，一个篱笆要三个桩，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任何人都不能离开人们的支持而取得较大的成功，单枪匹马孤身奋斗，只能落个孤家寡人、寂寞凄凉的结局。
生活中有不少人，特别是一些的确有一定才能的人，就是因为没有能够与人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而失败，有一些性格古怪、脾气暴躁、别人与其难以沟通的人，事业上的艰难没有阻挡住他，却被自己糟糕的人际关系严重影响了前程。
（4）抓不住重点和机遇。
生活中有不少人做事分不清轻重缓急，大小主次，干什么都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想把所有的方面都做得滴水不漏。
尤其是一些让自己陷入无穷的事务而不能自拔的领导者，抓不住主要矛盾，什么都要插手，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表面上看似乎有全局观念，实际上哪一项都没有突破，倒是把自己搞了个手忙脚乱。
甚至还有一些人本末倒置，避实就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住了芝麻，扔了西瓜，结果白白耗费了气力而实际收效甚微。
这类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凡事抓不住重点，因而也就抓不住机遇，气力没有少花，收效却甚微，因而也难以取得较大的成功。
（5）缺乏变化和应变的能力。
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一个思想解放、善于思考的人，总是一直能够保持锐气和活力的人，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人，而这正是成功所必要的素质。
但是生活中有相当多的人，包括一些有较高学历的人，由于长期疏于学习或者不善于学习，而逐渐失去思想上的敏锐性。这类人不能正确地、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眼光落后于飞速发展的时代，因而也就没有先进的思想观念，因而也难以取得事业上的长足的进步，甚至还会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
由于思想、行为不能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因而许多人便失去了成功的机会。
（6）缺乏正确的思维方法造成决策失误。
科学的决策永远是成功的前提。但是从古到今，无论是伟人还是凡人，都常常有错误的决策。如果是一些局部性的失误倒也无伤大雅，但是涉及到全局的、战略性的决策，如果发生失误则会断送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前程。
之所以会出现失误，主要是决策者缺乏正确的思维方法，不能运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处理问题。
还有的决策者由于缺乏战略眼光，或者对情况没有完全吃透，仓促中作出错误的判断，结果也会影响大局。
（7）怕担风险，缺乏不断进取的精神。
生活中有一些人总是希望自己干什么事都一帆风顺，老在心里念叨着千万别出乱子，树叶掉下都怕砸了头，一生没有大胆地干过一件有风险的事，看不出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优点，却也似乎没有什么缺点，成绩与错误的代数和等于零。
孰不知，人生中有许多时候是需要我们冒险的，不敢冒险就抓不住稍纵即逝的良机，就不能创造生命的奇迹。不去冒险虽然也避免了生活的动荡，但是也失去了成功之后意外的惊喜。
冒险，对于一般人一般事来说，自然要尽力克服，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事——比如从事商业活动，则往往是必需的。因为不在某些时候冒一定风险，就不能出奇制胜，这同打仗具有相似的道理（所谓商场如战场）。
一些人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缺乏一定的冒险精神。由于怕担风险，便不敢进取，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往长远处想，结果总是处于平庸之中而无建树。
（8）放松对自己的管理。
管理人的秘诀是管好自己。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特别是一位领导者，必须有效地管好自己，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注意思想修养，不能感情用事，喜怒无常。
不懂得克制自己，不善于理性地分析问题，就会常常因小失大，酿成大祸。
要管好自己，就要克服不良习惯。一个养成了诸如酗酒、赌博之类恶习的人，是注定不会取得事业上的成功的。不良习气或习惯对事业、对生活的危害十分巨大，结果往往是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身边的人，甚至给社会造成重大危害。
（9）遇到困难不能坚持到底。
坚定的信心是成功的保证。只有持之以恒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然而生活中总有一些人做什么事都虎头蛇尾，有始无终，不能坚持到底，一气呵成，结果总是耗费了精力和时间，最终没有干成一件事。孰不知，成功就在坚持和忍耐之后，坚持到底就是成功。
（10）身体不适应。
身体是从事一切工作的本钱，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几乎就干不成什么事。有些人只知道埋头工作，不懂得张弛有度，尽管精神可嘉，却难以如愿以偿，结果伤了身体，最终也耽误了工作。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一个人只有有意识地克服这些障碍，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失误和牺牲，走向卓越的成功。
创业范本——克服情感的柳君
北京大学曾经出过一位北京it业界数得着的人物，张璨，是一位女企业家。她麾下的达因集团公司拥有数亿元的资产。她也是属于我课题范围的创业者，一位在校期间历经波折，几近辍学，毕业即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但我没有将她列入采访对象，因为她已被大家所熟知，她已经走在了成功的大道上，而且她是属于80年代末期的那批创业者。
我的大学生活很普通，跟许多女孩一样，读书很用功，成绩也很好。我不太爱交际，参加的学生活动也不多。大一的时候尚没有什么明确的理想目标。大二那年，我交了男朋友，北大学计算机的。他曾经给过我很多欢乐，但最后却以分手告终。他计算机搞得不错，人聪明又肯学。但他的理想在国外，除了物质生活上的优裕外，他认为国外更适宜他的事业。学校出国热是持续不断的，很多同学都有出国的想法，所以考gre、考托福、gmat之类的年年火爆。我一开始倒没想着要出国，但因为那时自己没有明确的目标，所以觉得能跟他一块出国不失为一件美事。于是我俩开始了各方面的准备。他的家境很一般，所以他很想在大学期间攒些钱以备出国用。我家是浙江温州的，家里还行，所以我一直没有什么打工之类的想法。不过我还是很支持他，我认为男孩应该有很强的自立精神和事业心才值得依赖。但他似乎天生不是经商的料，试了几次推销工作，都半途而废了。
后来我把他推荐到我哥那儿。我哥是北理工毕业的，留京分配，进了国家机关，待了两年就下海了，在中关村搞了一小摊，那几年生意特别红火。我男友就在我哥那儿给用户组装电脑。那时候我们班有个男生给《联合商情》拉广告，所以来动员我去说服我哥认刊。当时我碍于面子，就跟我哥说了，我哥说反正也是要做的，就让我那同班同学做吧。结果那次我获得了500元。
我就想这么简单的事何不自己也去尝试尝试？而且那时功课也不算很紧。周日男友在那边装电脑，我便就近也出去跑一跑。不知是我有这个天赋，还是不少人认得我哥，给我面子。我连续做成了好几笔，攒了好几千块钱。我每次都很兴奋，绘声绘色地描摹给男友听。但他开始心理不平衡了，说他一天弄到晚才赚那么几个钱，你动动嘴皮子就来得这么容易，很不公平。当时我只是觉他狭隘，并未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这居然伤了他的自尊心。
不久，他在我哥那儿跟用户大吵了一架，并宣布不干了。我感到很不可理解。之后他就慢慢地疏远我了，这时已经是大四上学期了。他的gre成绩和托福成绩并不理想，这使他很烦躁。我们在一起也老是不痛快。有一次我轻蔑地说国外有什么了不起的，跟中国的月亮没什么不同，何必非要出去呢。他就说我其实压根就没想跟他好，竟然又提出了分手。我当时很气恼，觉得他简直是在做儿戏。
不久我就知道真相了，原来他跟北京的一位女孩好上了，那女孩很有些背景，美国也有不少亲戚。当时我觉得自己就像是某部小说或者电视剧中的人物，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就有这种感情生活。不过那时我心境很平静，并未觉得受到了多大伤害。回过头想想，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只是对他逐渐的已经失望了。他不是我要求的那种男孩，缺乏那种勇气、自信和豁达。于是出国的念头就被抛在脑后。大学生活也就是这么过来的，并无太多亮点和色彩。
我毕业后去了外企，上深圳了，月薪也挺高，开始觉得挺满意。但这些老外对人并不尊重，不但让你满负荷运转，还时不时地骚扰你，后来我恨恨地给了我那老外主管一个嘴巴，掉头就回了北京。所以我在外企就做了半年。来京后经我哥推荐，进了一个电脑公司，有一定规模，现在可能做得更大了。那公司老板是夫妻俩，都是清华毕业的，主要业务是给企事业单位安装联机系统，属于方正的经销商。我的本来工作是文秘，但我觉得坐着闲得慌，就主动去做业务。我的业务水平应该在学校时就有了一定的实证，因此我上手后连着接了两笔不小的买卖，都是给事业单位做的，公司老板也很器重我。
在做业务过程中，我有了一个很好的搭档古君。他是西安人，西安交大出来的，比我大两岁，业务素质很不错，也挺有思想，我们的友谊很好。他经常给我灌输这样一些理念：做这项业务关键在掌握客户，取得方正代理权并不难，这行业可以说进入障碍很小，而我俩给公司创造了这么大的收益，自己才能得多少？凭着我俩的业务素质，自己单独组一摊肯定没问题，与其给人家做，何不如给自己做呢？而且我俩积累的钱加在一起，也有五六万，足够启动了。应该说古君属于那种具有相当鼓动性的人，而且从实际来看，我俩手中还有不少潜在客户，把盘子做起来问题确实不大。
我把想法给我哥说了，我哥也很支持我，并表示愿意从资金上帮助我，但我没有要。这样在1996年年底，我们终于组建了自己的公司。
一开始我们合股，各出一半资金，古君是法人代表。我们很快就取得了方正的经销权。在帐号投入使用那天，我们就拿回了一张5万元的订单，形势喜人。当时做这种联机系统业务的公司在中关村不是很多，所以业务开展得比较顺利，但很快就受到了原来那家公司的挤压。他们实力较大，可以在价格和佣金上打击你，我们因此失去了好几笔业务。当时原来的招人计划遭到了古君的反对，但我觉得不应该收缩，所以坚持着接连招了5个人。公司一度陷于困境，最困难时帐上仅有几百块钱，连工资也发不出了。最后我哥借给我5000元度过了难关。此后业务出奇的顺利，我们的业务员一月订单最多的能达50多万。1997年各行各业都形势不错，我们这个项目也是，但随之而来的就是众多公司一哄而上。因为相对而言，它的进入障碍很小，平均利润率又高。所以到1997年10月份之后，就感觉明显地不好做了。好在我们公司较之那些新兴公司已经有了一定的根基，所以发展尚属正常，当然速度和利润率都已经下来了。
当时公司已有10名员工了，我就以内部管理协调为主，业务为辅；而古君则以业务为主，协调为辅。我俩配合得比较密切，工作起来也很愉快。
没想到今年春节，古君的姐姐几次联系，要古君去新加坡。他姐姐在摩托罗拉公司工作，全家都在新加坡定居。他姐说已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给他办好了入学手续，念mba，然后可去美国继续发展。古君当时动摇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至今我仍想不明白，他居然能放弃这儿辛苦建立起来的事业。他虽然颇为犹豫，但最终还是决定要走；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女朋友也申请到了去新加坡留学的公派指标。我虽然不理解，但人各有志。那些天我一度陷入迷偶和失望之中，自己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谁也不见。古君在门口呆了一整夜，请求我的谅解。我也终于冷静下来，和他商议今后的去向。是把公司解散，还是由我继续发展下去。当时我对自己没有多大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着古君，所以我想解散公司，但古君不同意。我俩大吵了一架，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不去新加坡了。我很惊愕，但马上醒悟过来，我静静地想了一上午，终于决定继续把这公司支撑并发展下去。古君走时没有带走公司的一分钱，只是将法人代表换成了我的名字。不过，他走后第三个星期，我就将本该属于他的那部份钱全部汇给他姐了。接下来就开始了我独个儿的企业生涯。
当时想既然答应了古君，就必须把公司做得更好。那实在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我独挑担子的第一个星期，几个麻烦事接履而至，工商税务的检查，一家客户取消订单，主要维修人员出了车祸，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也许也是对我的一次考验吧。但我还是一件件把这些事都处理妥当了。回过来想想，这实在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把心态调整好了，什么事都会迎刃而解。之后，我就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为了照顾业务和管理的平衡，我从别的公司挖了一位经验丰富的人才当公司总经理，就是老陈，现在四十多了，人很稳重可靠，也有很好的闯劲，特别是我跟他合作双方都很愉快。
1998年年初各行业都雄心勃勃，但今年实在颇为萧条，我们这种项目蛋糕虽不小，但分的人实在太多，业务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古君在新加坡也很关心，时常与我探讨公司方针的问题。我也感觉已到必须要调整公司规划的时候了。在6月份，我们确定下来，在继续巩固并发展已有项目的基础上，重点向软件业拓展。并在7月份与清华和北大的有关部门签了两项合作协议。有一项现在已经得到国外风险资本的支持，大概有50万美元，应该是前景较为广阔。而公司整体规划之后，我也感觉眼前豁然开朗。原先古君在时，老困于原有项目，这当然也有利于搞好项目本身，但视界甚为狭隘，不知道怎样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到现在我才真正有了做企业的感觉。
其实，不管是替《联合商情》拉广告，还是跟古君一块办公司，我都不是始作源者。要是没有昔日男友，要是没有古君，我想我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如果说创业动力和创业精神，我想应该有，但肯定是潜藏着的。当初我认为不是自觉的，也许是自发的。真正变为自觉的行为，恐怕还在古君走了之后，没有可以依靠的了，潜力才得以释放。实践是最好的学习方式，有不少时候，我也会沾沾自喜。要是与同龄人相比，与某些更小的公司比，我做得算是不错了。这其实就是“小富即安”的心理。现在我把它排斥了，我要从潜意识里把这种意识抹去掉是毫无意义的。赚钱有个适可而止，钱根本就不是一切；但事业没有止境。我现在是要做企业，而不是单纯赚钱。做企业就是做事业，本身当然是在创造财富，但终极意义并不这么简单，它将融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个人认为所谓生命的意义就是我的精神生活、精神世界，是我赖以依托的“城堡”。人的精神生活是动态的，只是有些变化发生了内质的反应，而有些变化只是表面的，或者只是形式上的修正。譬如信仰，人的信仰就是那种内质不变的生命价值。但不论在哪个阶段，每个人都有一个预想的精神世界，或者说是适应这个阶段的生命价值体系。在这个阶段，他认为他的这个精神世界是亘古不变的，比如对事业的追求、爱情的呵护、友谊、亲情等等。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精神世界里目前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我现在的事业，我现在认为我对这个事业的追求将是永恒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