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崇尚自由。自由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一个民族需要独立，一个国家需要独立，同样，每一个希望自由发展渴望成功的人，也需要独立，保持真我之本色，钱理群便是这类人。他的精精神世界里，有一种出于使命感的自觉地承担苦难的责任，在他的肩上，担负着时代赋予他的重任。他纵论世事，慷慨激昂，有着智者的方式，有着真我的独立风采。

€€□人生范本：钱理群——做人要有独立的品格

北大教授王曙光曾在其文章中写道：

钱理群大约秉承了吴越之地的士风，所以很有些放旷不羁的趣味，高谈阔论，无所顾忌。他的浙籍同乡、曾为饮中八仙之一的贺知章，"性放旷，喜谈笑，……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旧唐书》）流风所及，吴越之士也多放恣，为所谓正统文人所不齿。"为人但有真性情"，钱理群于这豪放之外，还有一点近于天真的唐·吉诃德气，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在《痛悼同代人的"死"》一文中，他说："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生活在封闭的，却又充满信仰、理想、浪漫精神的、制造'乌托邦'的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往往"执迷于一种幻觉——一个绝对的、纯粹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不惜为之付出一切代价"。他不厌其烦屡次描述的贵州精神兄弟尚沸，便是这种理想主义的典型。尚沸总是"沉迷在一种宗教般的感情中，以致旁观者都不忍心告诉他，那不过是幻觉；但很快他自己就会清醒过来，幻想破灭了……但不久，他又会制造出一个新的'美'，又开始新的迷恋、新的破灭、新的痛苦……这就是尚沸；他永远是'幻美'的俘虏，认真、率真、真诚、甚至到了天真的地步"。这分明也是钱理群的自画像，尽管他远比尚沸清醒，远比尚沸更能摆脱童话语境下设的甜密网络。赵园曾说钱理群"童心未泯"，这倒不是说他玉洁冰清，不谙世故，而是说他虽然深通世故，自己却不沾世故气。这才是做人的极致。在钱理群的'真性情'中，最本质的恐怕还是他的唐·吉诃德式的圣徒性格，那是对自己终极道德信仰的执着的坚守，对庸俗时风与人类天性缺陷的拒斥，这是一种更为深刻也更为难得的回归。惟其难得，所以才更显得弥足珍贵。

在守望者与漂泊者之间，钱理群选择了后者，这个选择注定了他的精神流浪汉气质。但他并不轻视甚至有些崇拜守望者的存在价值，与漂泊者以个人姿态横空出世不同，守望者以群体的面貌出现，默默无闻，以生存为惟一目标，但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在守望者，伟力在守望者，希望在守望者，整个社会赖于守望者的支撑。钱理群与贵州的长期不断的精神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漂泊者与守望者之间的心灵交流与沟通，这种沟通不单是为了印证，更是为了信念与灵感的汲取，为了安慰与充实的收获。几十年的患难之交，成为一条坚韧的情感纽带，连接着钱理群和他贵州的精神兄弟，使他们虽然相隔久远，仍旧神秘地默契，无须过多的铺垫。

天下事只怕你不认真，拿不定主意，没有自己的思想，看别人的言行而做事。如果你一旦认真起来，不怕别人的褒贬，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做，事情成功之后，别人的议论自然会平息。即使是不成功，而你所做的恰恰是你所想的，是实践了你自己的观点的，成败并不是惟一的目的。

有这样一个故事：

父子俩赶着一头驴到集市上去。路上有人批评他们太傻，放着驴不骑，却赶着走。父亲觉得有理，就让儿子骑驴，自己步行。走没多远，有人又批评那儿子不孝："怎么自己骑驴，却让老父亲走路呢？"父亲听了，赶快让儿子下来，自己骑到驴上。走不多远，又有人批评说："瞧这当父亲，也不知心疼自己的儿子，只顾自己舒服。"父亲想，这可怎么是好？干脆，两个人都骑到了驴背上。刚走几步，又有人为驴打抱不平了："天下还有这样狠心的人，看驴都快被压死了！"父子俩脸上挂不住了，得，索性把驴绑上，抬着驴走……

故事中父子俩的行为很可笑，但笑过后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做：做事或处理问题没有自己的思想，或自己虽有考虑，但常屈从于他人的看法而改变自己的想法，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一味讨好和迎合别人，而失去了自己的原则？

钱理群特别反对做事没有自己的思想。他说，如果做事怕别人提出反对意见，就放弃了自己的想法，那你就失去了你自己：做人做事，要有明确的立场、要独立。他进一步说，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会完全一致，我们不能要求人人的看法都与自己相同。因此我们做人做事要看我们想达到的目标效果，而不要过于顾虑一些人的议论；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当你成功了，那些议论自然也止息了。只要是正确的，也就是我应当做的，论不得成败。做人就应该有自己的品格。

钱理群还曾告诫青年人遇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绝对不可盲从，绝对不可做盲从的奴隶。社会生活是复杂的，许多东西并不是看着自己周围有多数人在做，在说，就是正确的。"别人都在为自己谋利益，我也不能犯傻。""别人都在贪污，我干吗要守着清水衙门？"诸如此类的想法，或者是糊涂，或者是一种利己的"精明"——这些精明者并不是简单地放弃自己的"定见"或缺乏主见，而常常是为自己的堕落寻找借口和挡箭牌。我们说的，就是要有自己做人的原则，就是要独立自主。有了这个独立思考的根本，天下事再风云变幻，人际关系再错综复杂，我们也能"认得真"，都不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会人云亦云或随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不会被商业社会的种种时髦潮流所迷惑，不会失去自己的本色。

我们要成就一项事业或工作，常常会听到许多反对意见。这些意见或来自朋友与亲近的人，他们从自己的角度考虑，或纯粹是为我们担心，可能不赞成我们的做法。也可能来自那些对我们心怀恶意的人，他们诬蔑、攻击、诽谤，把我们所要做的事说得漆黑一团。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过多地顾虑别人的看法和议论，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我们就可能半途而废，甚至事情还没做就夭折了。因此，我们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如一句格言所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当然，这并不是说独立思考就不去认真听取别人有益的意见。如果别人的意见有可取之处，哪怕是来自"敌人"的意见，我们也应该吸取。但这和丧失自己的主见、屈从于他人不正确的议论是两回事。

一次与北大的一位教授谈到一个人独立的问题时，他给我讲了两个故事。

索菲娅·罗兰是意大利著名影星，自1950年从影以来，已拍过60多部影片，她的演技炉火纯青，曾获得1961年度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她16岁时来到罗马，要圆演员梦。但她从一开始就听到了许多不利的意见。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她个子太高，臀部太宽，鼻子太长，嘴太大，下巴太小，根本不像一般的电影演员，更不像一个意大利式的演员。制片商卡洛看中了她，带她去试了许多次镜头，但摄影师们都抱怨无法把她拍得美艳动人，因为她的鼻子太长、臀部太"发达"。卡洛于是对索菲娅说，如果你真想干这一行，就得把鼻子和臀部"动一动"。索菲娅可不是个没主见的人，她断然拒绝了卡洛的要求。她说："我为什么非要长得和别人一样呢？我知道，鼻子是脸庞的中心，它赋予脸庞以性格，我就喜欢我的鼻子和脸保持它的原状。至于我的臀部，那是我的一部分，我只想保持我现在的样子。"她决心不是靠外貌而是靠自己内在的气质和精湛的演技来取胜。她没有因为别人的议论而停下自己奋斗的脚步。她成功了，那些有关她"鼻子长，嘴巴大，臀部宽"等等的议论都"自息"了，这些体征反倒成了美女的标准。索菲娅在20世纪行将结束时，被评为这个世纪的"最美丽的女性"之一。她在自传中这样写道："自我开始从影起，我就出于自然的本能，知道什么样的化妆、发型、衣服和保健最适合我。我谁也不模仿。我从不去奴隶似地跟着时尚走。我只要求看上去就像我自己，非我莫属……衣服的原理亦然。"

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小泽征尔是世界著名交响音乐指挥家。在一次欧洲指挥大赛的决赛中，小泽征尔按照评委给他的乐谱指挥乐队演奏。指挥中，他发现有不和谐的地方。他以为是乐队演奏错了，就停下来重新指挥演奏。但还是不行。"是不是乐谱错了？"小泽征尔问评委们。在场的评委们口气坚定地都说乐谱没问题，"不和谐"是他的错觉。小泽征尔思考了一会儿，突然大吼一声："不，一定是乐谱错了！"话音刚落，评委们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圈套"。前两位参赛者虽然也发现了问题，但在遭到权威的否定后就不再坚持自己的判断，终遭淘汰。而小泽征尔不盲从权威，"认得真"了，就不怕别人，哪怕是权威"非之"，他最终摘取了这次大赛的桂冠。

索菲娅·罗兰谈的是化妆和穿衣一类事，但她却深刻地触到了做人的一个原则，就是凡事要有自己的主见，"不去奴隶似地"盲从别人。你要尊重自己的鉴别力，培养自己健全的自我洞察力。我们能像索菲娅·罗兰和小泽征尔这样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吗？要知道，尽管我们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但我们面对的可是权威，或者是上级、领导、有地位有权势的人。我们可能远没有小泽征尔那样幸运，我们可能会冒犯他们，由此还可能遭受冷遇、孤立和打击。——也许就是由于充分考虑到这种可能性（现实中也不乏此类事例），现在不少人变得唯唯诺诺，遇事不敢亮明自己的态度。

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诺诺就是讨好迎合，毫无原则；谔谔就是直言敢谏，坚持原则。

我们愿意成为哪一类人呢？当然应该是正直的人，诚实的人，为伟大事业而奋斗的人。那就不要因别人的非议而改变自己做人的原则，不要做那"诺诺"的盲从者，不要因为担心个人的利益，比如安全、财产、面子、职位等而像墙头草一样，哪边风大就往哪边倒，而是应该有自己的做人原则。

一个真正懂得用人的人，并不希望他的下属个个如机器人一般只会向他点头称诺，而是希望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希望他们自己有相当的独立。

冯友兰先生曾给他的学生们讲过一个关于军人的故事：

有一名将军，他对元帅的命令从未提出个质疑，即使元帅的命令并不符合实际。有一天，元帅就把这位将军叫到他的帅账，告诉那位将军说："你已经被罢免了，可以还乡种田去了。"

"为什么呢？你的命令我都服从了。"

"但是我不需要一个只会传达命令而没有思想见解的将军。"元帅回答他。

由此可见，虽然服从一个有才干的领袖是一件很适意的事，但恐怕久而久之你便渐渐懒得独立思考了。千万要避免这种太驯服的危险。

不可养成依赖别人的习惯。虽然有些人比你懂得更多，只要你打开耳朵听，便可以从别人的经验中得到好处。从他们的经验里学习，斟酌他们的意见，但是你要明白，不要觉得依赖别人很舒服便去服从，不可摒弃你独立思想的权利。要努力成为一个思想独立之人。

€€□独立地思考生活

当你作为一个生命呱呱坠地，可能就已经习惯了父母的呵护与抚养：饥饿、寒冷、病痛、挫折……似乎都有人在为你遮挡。而现在，你长大了，步入了社会，走向了你自己的生活，你是否想过：你能生存吗？你能适应社会吗？你能活得很好吗？从这一刻开始，你的精神支柱就是你自己，只有你才能对你自己负责！

也许，你会遇到一些问题：觉得社会太黑暗，抱怨别人太势利，感受了人世间的冷暖之后，你变得孤独，寂寞，总有许许多多不能名状的情绪要发泄。这时，你应该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其实，你只是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孩子"——外表成熟而内心却仍然依附着过去扶持着你的力量的孩子。也就是说，你还没有独立，不能独自承担这许多事情。所以你活得不顺心、不积极，没有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

以上这些话是一个朋友在向北大的一位讲师（即他的老师）诉说心中的苦闷味时，那位讲师所说的一段话。

的确，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能没有独立。而这一切，又都只能靠你自己，因为你自身就是你自己的生存环境之一。你才是你自己的主人。鲁迅先生的故事不知被多少人传诵：鲁迅小的时候，由于家道的败落和父亲的病情，使还是孩子的鲁迅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他不仅要学习，还要每天往返于药店与当铺之间，去为生活而奔波。可即便如此，他还是不忘自强不息地奋斗。一次，由于上学迟到，老师对他加以批评，鲁迅从此在自己的书桌上刻上了一个"早"字，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的提醒，更是一个人人生观的体现：自立、自强。

当一个人独立了、放弃了依赖性的时候，当一个人真正为自己负责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无比强大。

一个女孩子可能是很柔弱的，但当她成为一个母亲之后，当她必须为生活而奔波的时候，她的身上将因为自己负责所迸发出的力量将是无比的，这就是独立的强大。天助自助者，社会需要坚强自立的人，任何人都不愿意与一个软弱无力，随时会倒在自已身上的人呆在一起。只有你能为自己负责了，你才可能更多地得到别人的帮助。你自己就是你自己，这毋庸置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陪你一生一世，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会独立地生活。

一个娇生惯养、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孩子，要想迅速地成熟起来，最好的方法是让他远离父母，去过独立的生活。正如一个婴儿，只有当他挣脱了双亲扶持的双手，自己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我们才会惊喜地叫道：宝宝会走了。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社会的进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异化，每个人都充满了智慧，又都有一副适应自己人生经验的"如意算盘"。于是，对于他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一颗掩盖得十分巧妙的地雷，我们若想穿过这片危险的雷区，到达理想的高峰，非有十二分的勇气和更高的机智是不行的。

然而，谁也无法在课堂上、书本中和家庭里教会那些少男少女们如何自如地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和利害关系，如何克服自身的惰性和弱点，以一个成熟者的目光来审视世界上的一切。并且在待人接物方面，适时地展开进攻或防守，于是崎岖而黑暗的道路，就成了他们成熟的唯一途径，正如一位先哲所说，若想让小鸟学会飞，就让它飞吧。

我的一位北大朋友谈起他在美国的一段经历。为了16岁的儿子能够成才，狠下心来，送他到一所远离住家却十分有名的学校去念书。那个稚气未脱的小伙子每天都需要转三站公共汽车，换两次地铁，穿越纽约最豪华和最肮脏的两个街区，历时三个多小时。而纽约的地下铁又是世界上最乱最不安全的地方之一。每天都有抢劫、强奸、甚至杀人的事件发生。为什么这位学者要自己的儿子放着附近的高中不读，而冒那么大的风险，整天奔波于那危险的路中呢？

一方面固然因为儿子考上了世界的名校，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我的朋友独立生存的观念使然。在美国，16岁的孩子应该是具有独立人格和精神的。我的那位北大朋友，始终认为：在人生的旅途上，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一关，都要穿越这样的危险地带，否则就难以在这错综复杂、险象横生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他告诉儿子说：人生的道路是更危险的，因为人生只有去，没有回，走的是只能走一次的路线，而每一步跨出去都是自己不曾熟悉的道路，若一步稍有不慎，你的整个人生都将遭到打击或挫折。所以他在给儿子的信中着重写道："年轻人，你渐渐会发现，当你个人独行的时候，会变得格外聪明，当你离开父母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父亲是对的。"

每个人都可能有这样的经验，被一位朋友领着穿过几条不曾到过的小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第二次自己再来时，竟然无法辨认上次走过的路线；只有按图索骥，走一路问一路，再来时我们才能十分肯定地找到要找的目标——这就是独立的境界。

独立的境界是美妙的，独立的品格却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学习和培养的。独立地面对社会、面对自然、面对你自己。

品格的独立是成功者的必备条件。坚守信仰，保持自我。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你的人生道路上不迷失方向，不能为自己的人生涂上一道亮丽的色彩。

钱理群先生提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观点。而他在工作和生活中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拒斥邪恶，保持自我真性情，玉洁冰清，不沾世俗气的独立品质，更值得我们学习。他曾鼓励过青年学生们，做人要独立思考，只有如此，才能思想自由，不断探索，才能使从事学术工作者解放思想，善于怀疑，富有创造性，且能埋头钻研，上下求索，以追求真理为旨归，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与进步。

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方立天教授回忆说：

1956年我进校时，学校号召师生向科学进军，在学术上鼓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学生一面要求听课读书，打好基础，一面提倡独立思考，自由探讨当时一些课程内容的讨论，同学们各抒已见，追根问底，争论热烈，效果很好。可惜这种风气在反右派斗争之后受到影响。但是，真正的北大人仍然保持了北大的优良传统。如果我们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马老。马老在大饭厅作"新人口论"讲演，我拿凳子坐在第一排听。他激动时用拳头拍讲台，大声申述自己的观点。马老深刻雄辩的论证，使人信服，他的忧国忧民的深情，令人感动。后来马老遭到批判，他又"明知寡不敌众"，却敢于"单身匹马，出来应战"。马老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精神，实在使我们无比钦佩。

又如当时校长傅鹰教授，也是一位敢讲真话、直道而行的突出典型。他独立思考，率不盲从，且心直口快，在1957年差一点成为右派，只是由于***主席的有关讲话，才使他免于厄运。傅先生的观点和事迹在北大乃至，全国都很有名，我想这也是坚持北大精神的胜利。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在记忆中永远抹不掉的。1959年上级组织人大、北大两大联合调查组，赴河南、河北的三个县调查人民公社的实际情况，我也被吸收参加河北蒿城调查。经过几个月实际调查，三个组提出了几百个问题，实事求是地对人民公社提出了种种看法、问题、建议，表现了在特定条件下坚持自由求索的精神，这也是十分可贵的。

在学习中，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死读书"、"读死书"的圈子，在学问上有所见解，有所创新。

北大哲学系陈启伟教授回忆说：

洪先生（著名哲学家洪谦先生）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探索的精神。他屡次对我说，无论读谁的书，都要自己动脑子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不要读了什么就信什么，不要人云亦云。

1957年底我在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时产生了一个疑问。康德在"导论"第一节开头说："毫无疑问，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但是他不承认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起源的，因为知识的成立还有赖于某些先天的即不是来自经验的形式（先天的感性形式和先天的范畴），正因此故，没有人因为康德承认一切知识始于经验而说他是唯物论。然而这样一来，就同我们的哲学教本里流行的一个说法："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发生矛盾了。我问洪先生怎么理解，他说很抱歉他还没有注意过哲学教本里这个流行的说法，不过，他认为我的思考是对的，并且补充说，柏拉图也不否认认识开始于经验，他认为只有经过感觉的诱导才能使灵魂去回忆它本来固有的对理念的知识。但也没人说柏拉图是唯物论嘛。

像这样鼓励和赞许我对哲学问题做独立思考的例子我还能记起一些。我觉得我在洪先生的培育下在学术上锻造出来的这种独立的精神是他留给我的一份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生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不可能孤立存在，你必然会与许许多多的人交往、合作。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要放弃独立而随波逐流。

不要总是一本正经或忿忿不平，这样才有礼貌。为赢得别人的欢迎，你必须在举止上做些让步。有时你可以退让，但不要为此失去自我。

€€□独立的品格，是成功者的必备条件。

成功者的身上具有许多种优良品质、勇敢、忠诚、创新、进取……独立也是这些品格中不可缺的成员之一。如果一个很依于他人的人也会获成成功的话，恐怕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就不会有很多民族为独立而战了。没有独立做前提，成功也许只是个假设。独立性格是成功者的必备条件。历史如此证明，现实生活也是这样。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过于依赖别人，或轻易接受别人表面的话，也是很危险的。北大学生王宏在儿童时期，就是被父母过于溺爱，变得十分依赖人了。他家里有钱、有地位，无论何事，都由家里照顾，虽然他们是好意的，但却妨碍王宏的人格成长。

王宏说；"如果我那时是一个反抗者，那我现在就不至于这么郁郁寡欢了。的确，如果我生性有一点顽皮，或是不顾一切，而追求自我发展，那就好了。但我不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也不是冒失鬼，我生性循规则蹈矩，对于别人更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依靠别人来解决你的问题当然容易多了，无论发生何事，有个人可以商量总觉得内心安定些。如果再进一步，别人愿意负完全的责任，自己更是完全松懈下来，于是这种人便容易成为一个无法独立的弱者。"

你不妨扪心自问，自己在儿童时是不是完全依赖你的父母；在学校时你的功课是不是总是先生或同学帮忙；在办公时是否总是揪别人来做，是否平时总没有机会使自己能独立行动。如果是这样，那你一定就是太依赖别人了，应当趁早摆脱此种依赖性，发展独立的能力。

但是切记不可又走到另一极端，自己哄自己，因为自己是独立的。应该是要尽量利用自己的才干，要做到这一步，就要发展相当的独立能力，同时要晓得利用别人的意见和指导。

北大一学者告诫青年学生们说：

"如果你过分依赖别人，那你便会上当，因为你不能分辨别人的话究竟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而你对于别人的动机也就茫然不知。"

如果你要做一个成功的人，那你应该是个品格独立的人，首先你应该学会为自己负责。

当你陷入困境遭遇孤独的时候，如果仅仅去抱怨社会冷漠，别人自私，这只说明你对外界的依赖性太强，你还太脆弱。

我们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当我们遭遇逆境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学会依靠自己。我并不是教你单打独斗，更不是教你万事不求人。而是想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麻烦。别人没理由更没有义务非要帮你不可。社会不是家庭。社会不妈妈。社会不是充满爱而是充满竞争。

当你陷入困境的时候，你只有具备充分的能力，并学会了为自己负责，你才有可能得到更多别人的帮助和关心。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你才能更多地体会到社会上善的一面、美好的一面，而不是仅仅看到它的冷漠和自私。

天助自助者，便是这样一个道理。在北大，每一个人都是思想上的独立者。他们有自己的观点，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正在讲说此观点的人是何等有名气，何等有威望，只要是有疑问，就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与之讨论。这也许只有在北大才会有的学术风气，是在北大才有的一种有北大特色的独立品格。

北京大学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对于学术问题，自己可以坚持已见，但也要容许别人坚持已见，而且择善而从的事也不少。教师之间如此，师生之间亦是如此。胡适与其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就经常切磋，其间罗、傅二人讲了许多否定"我的朋友"的话，胡适也不以为忤。又有俞平泊先生讲古诗，讲到蔡邕《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平伯说："知就是不知。"

某同学站起来质疑："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

俞平伯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随手拿起粉笔写出六七种来。

提问的同学说："对。"然后，坐下。

又一次胡适讲话，提到某小说，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同学张君马上站起来说："不对。有人说在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见过。"胡适很惊讶，亦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在北大坚持已见的大有人在。某课上，某教师和某学生对一学术问题意见相反，且互不相让，直到学期终了还没有争出结果来。不知是教授有意为难还是选择得意之点，反正考题正好出了这一问题，这位同学自然要按自己观点回答。教授阅卷，自然判其错误，于是被评为不及格。按规定，不及格下学期开学要补考，补考成绩按九折计算，所以补考试卷上照例盖一长条章，上写："注意，六十七分及格。"补考之时，也许为了表示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照原样答无误。结果教授评分为60，打九折，仍不及格。再补考，双方仍是原题原答案，评分仍是60。但这次算及格了，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补考的补考还要打九折，所不打折扣了。这是典型的北大解决学术问题的方法。

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对独立人格的锻造。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不严，相反，正基于此，先生要求学生掌握的不仅仅是知识本身，更要懂得知识的分量，懂得做人的原则，所求的应是真才实学，而不应是其他，或是虚幻的光环之类。

北大社会学系王思斌教授指出：

北大并不是浑浑噩噩的一群。它不善于"地位"之争却喜好学术的争论和对真理的追求。学术自由是融进每一个北大学人的生命的。在我所在的科系，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以至争论被视为正常。年轻教师可以提出与学术泰斗不同的看法，阐述自己关于学科发展的不同思路。毕业生们也有时不知深浅地向一些知名学者质疑。另一方面，我们的老学者也乐意同别人进行学术上的讨论和论战。更不用说一个系内部同事之间的互相批评以至学术上的相互"否定"。学术上的讨论不讲情面，但绝不包含恶意的指责和攻击。这里表现的是北大人的另一方面：为科学和真理而争。也许正是因此，北大一直保持着学术繁荣的局面，培养出了数不清的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成功人材。

北大以其独特的方式滋养着一批又一批敢于向成功发起挑战的前行者们，在他们身上，闪烁着智慧的光华，使他们能够保持自我的真风彩，在人生的奋斗过程中不失本色，保持真我之品格，独立而又坚定，书写下了一篇篇值得后人品味玩读的生活诗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