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两岁时，就跟着外婆在乡下生活，这是孤身在外的母亲为全力谋生的唯一计策。那时，“母亲”给我的概念，便是乡间邮递员用自行车每月准时送来的一张张汇款单——我就是这些汇款单上的数字喂养大的。

上树掏鸟趟水摸鱼，坐在课堂里写《我的爸爸》，仿佛都是伙伴们必做的事，前者我乐此不疲，而作文，却使我既难堪又伤心。

我至今也没问过一句关于生父的话，因为我始终觉得这是母亲的伤口。

真正走近母亲是在高三，我回到母亲和我户口所在的那座城市。母亲已不再年轻，头上有了几缕白发，背有些驼，身体虚胖，脖子留下一条手术的疤痕。而我，则长成高高大大的男子汉了。

在母亲身边的日子虽依旧清贫却充满温情，夜里做习题至深夜，母亲总为我端来荷包蛋。我望着劳作一天，面色苍白的母亲，内心隐痛，摔着书本，催她休息。母亲上床了，但并非真睡。她不时会装着上厕所，从我身后经过，拨拨我的头：“说多少遍了总改不了，写字时头要往左偏些，小心近视。”我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丢下笔威胁母亲：“你再烦，我明天就回老家去。”

家里穷，母亲能省则省。有一次，半锅剩稀饭馊了，我一进门就闻到味儿，但母亲仍在喝，我忙喊，母亲却若无其事地说：“能喝，能喝。”我气急败坏，上前就把她的碗夺了。我知道，母亲这样做，都是为了省下每一分钱。她多年喝着白开水，穿着洗白的衣服，然后，才有能力用墨水填写汇款单，喂养儿子，孕育她精神世界的唯一希望。

但是，母亲绝不是那种可悲可怜的女人。当年她因家庭成份不好，高中毕业后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她拎起瓦刀干起建筑工自食其力，后来学干电工。尽管生活滇沛流离，没有可依靠的肩膀，但她爬电线杆脚手架从未让过须眉。母亲后来当上了电工师傅，小青工见我就亲热地搂住肩膀，向别人介绍：“我是常师傅的儿子！”从他们跳动着火苗的眼光中，我感到了母亲赢得的敬重，母亲是平凡甚至卑微的，但委实活得很努力很自尊。我家的墙上，有五六张母亲在各级电工技术比武中获得的奖状，昭示着她生命另一面的光彩。

不久，我因高考的幸运而又一次远离母亲，这同时还意味着，我仍要依靠母亲的汇款单生活。

有个女孩在我演讲中得知了母亲，搭长途客车找到母亲所在的工厂去看望她。不知是不是仅仅为此，在女孩返校的夜晚，趁着皎洁的月光，我拉了她的手。

月光还照见母亲捎来的一罐头瓶熟肉和100元钱。这张纸币是唯一没写在汇款单上的，还沾着母亲的汗水。女孩说：“你妈让我告诉你，用这钱多吃好菜，别抽烟。”

这纸币被我留下来，夹在日记里，作为感恩的纪念，只是，毕业后这钱仍然花掉了，是给女友买衣服，是否应验了这句童谣：“小白菜，地里黄，娶了媳妇忘了娘”？

其实，娘是想也忘不掉的，因为我毕业后被分配回原来的城市，又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了。但我的“媳妇”也没娶到家，我狠心动用了母亲那100元钱，但买的衣服仍是很便宜的。时代如此迅猛地变化，天使的翅膀也想镀上一层黄金。

失恋那夜，我刻骨铭心。

我两天两夜没有合眼，抽掉了4包香烟，当我第一次读那封绝交信时，忽然心脏狂跳，大汗淋淳，欲喊无声，我觉得我要死了。

我永远也弄不懂母亲怎样感知了我的异常，她穿着薄薄的秋衣秋裤，来到我的床前，捋了两下，试图把我拉到她的背上，当她感到这种努力无济于事时，忽然疯了似的打开门，冲进了冬天的雪夜。我听到母亲的疫喊，我听见母亲拍邻居家门的声间，那是用手腕砸门的声音，我安静地聆听这着骨头撞击木头的声音，一直到莫名其妙的邻居开门为止，那十几分钟，我听到母亲骨头的坚硬，我听出来，我是依靠什么活着的。

我没有死。那夜我只是因神经衰弱导致心律异常而已。但我躺在病床上，却哭了。我曾用诗句无数次赞美爱情，但这时才领悟：爱情的基础源于肌肤，而母爱，则发自骨髓深处。

不久，我“下海”了，母亲无法阻止母子又一次天各一方。我出发的那一天，把在沉寂中涂抹的诗行寄给了《诗刊》。不料很快竟被采用了，母亲收到了样刊。儿子像翅膀硬了的鸟一样飞走了，儿子的文字却像熟了的果实落在母亲怀里，不知母亲感受到的是失去的苦楚，还是收获的快慰。

但我想，经历过太多岁月的沧桑，母亲，或已超然于物我和悲喜之外了吧。母亲老了，和中国所有善良而苦难的女人一样，因为清白和诚实劳动的光荣，愈发愈像一尊神。

我抵达的第一个地方是海南，第二个地方便是饥饿。在那真正的天涯海角，我进入一家报社工作，困难的日子里，一天只能吃一包方便面。

作为记者，最大的愉悦便是能走近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写他们的美丑爱恨。真情是如此催人泪下，我笔端的黑水很以泪泪流出。写出缤纷天下事，在报上刊出后寄给母亲，母亲是满意的，回信说好看。

我因此而满足。我没有钱，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关系，真的像只鸟似的，在一座座城市漂泊，去写一个个人间的故事，并且在今夜写我的母亲。

在我眼下栖身的这座城市里，我遇到了一位朴素的女孩，我们相爱了。她的母亲像我的母亲一样爱着自己的孩子，她忧伤地对女儿说：“他什么也没有，你嫁给他，他连贴‘喜’字的地方也没有呀。”女儿莞尔一笑。

而我的母亲同样忧伤地来信说：“自己觉得好就成，不用带回家让我看了。家里这副穷样子，对你不好。”我苦苦一笑。

我和女孩是真正相爱的，于是我们的话题便是，如何抚慰母亲们的忧伤，我必须得到她母亲的喜爱，而她必定要去看我的母亲。等到我们有了贴红喜字的地方，就把我的母亲也接来，让母亲不再孤单。女孩说，她一定要把青菜炒得好吃，让母亲的碗里多些油和盐。爱情是因为有了这些关于母亲的话题，显得格外温暖和真实。

那么，且让这爱情把我收容。但直至今日，对于母亲，我能回报她当年汇款单上数字的，仍然仅仅是刊登在纸上的文字，于是，我只能更加勤奋地写作，常常写到凌晨两点。这几年，从一些不知名的报刊直至《人民日报》，都有了我的名字出现，我写字的身资保持着头向左稍偏的良好习惯，这是母亲当年以手点拨的结果。我没有近视。

但夜阑人静，灯光晕黄里，我却是如此经常地想起母亲，我却是如此迫切地需要近视——我多么想能够近视地凝视我的已经老了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