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怎样才能被提升到其显赫状况和权力的顶峰呢。思考这一问题的人首先须得明白，他本人一定要置身于道德之外。因为，从本质看来，道德的目的与此相反，它要阻止或摧毁那种向着显赫方向的发展。因为，实际上这种发展会吸引无数的人为其效力，以致出现一种逆流是自然的。弱者、娇生惯养者、平庸者必然群起抗拒生命和力的光辉，为此，他们必须对自身作出新的估价，借以谴责极度充盈的生命，可能的话，摧毁生命。因此，就道德蓄意制服各类生命而言，它本身就是敌视生命的惯用语。
人的内向化。鉴于和平的实现和社会的建立，强大的欲望无法向外发泄，就试图以幻象来保持内心深处的平静，于是内向化应运而生。对敌意、残忍、复仇和暴力的需求下降，即“倒退了”；贪婪和征服处在认识的意愿中；艺术家现出了衰退力和说谎力。因此，欲望变成了人们要与之斗争的怪物。等等。
康德说：“对维利伯爵的这些话《论快乐和痛苦》1781年），我可以肯定地说：驱使人前行的唯一原则乃是痛苦，痛苦高于快乐。快乐不是肯定的精神状态”
当今的奴隶制：是野蛮的表现！奴隶为之劳动的奴隶主在哪里？人们不必总是期待两个相辅相成的社会等级并存。利益和享乐是生命的奴隶理论。“赞美劳动”，这是奴隶对自身的美化――因为他们没有闲适的本事。
我们的时代，由于它不分青红皂白，一心要消灾免祸，所以它是穷人的时代。我们的富人――他们成了穷光蛋！一切财富的真正目的被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的苑囿和宫殿的实质（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追求一切财富的实质）就是：把混乱和卑鄙置诸脑后，而给灵魂这个贵族营造一个安乐窝。
当然，大多数人认为，那些优美安逸的东西使他们赏心悦目之际，他们的天性就更高了一层。因此，要去意大利行猎、旅行等等，要看书和观剧。他们想以此陶冶自己的性情――这是他们文化工作的意义所在！但是，强者、有实力者想的是陶冶别人，并且不愿意在自己身边见到异己！
于是，也有人走进大自然，不是为使自身显现于其中，而是为了沉迷于自然，忘掉自身，这种“置身度外”乃是所有弱者和对自身不满者的愿望。
过去，人们认为国家学说是一种精明的功利说：因为现在已经成了现实！国王统治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谁也看不起国王了。因为，谁也不愿把国王作为自己理想的原始象征，而是作为自己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便是全部的真理！
其实，不是“美德带来幸福”――而是唯有强者才把自己的幸福状态宣称为美德。
恶行属于强者和具有美德的人。因为卑劣的、低贱的行为属于屈从者。
最强者，即具有创造性的人，必定是极恶的人，因为他反对别人的一切理想，他在所有人身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他们。在这里，恶就是：强硬、痛楚、强制。
像拿破仑这样的人应当一再出现才对，他们要巩固对个别伟人的专制统治的信仰。但他们自己却被他不得不采用的手段所腐蚀，从而失去高尚的性格。要是在另一类人中实施，他本来可以使用别的手段。那么，一个凯撒也不一定非变质不可。
基本类型：真善、高尚、灵魂的伟大，这些都来自必不可少的富有。因为财富的给予不是为了有所获取――也不想以其善良自诩，慷慨挥霍是真善的特性，个人的富有是慷慨的前提。
群畜的软弱产生了一种与颓废派的软弱十分相像的道德。他们心照不宣，他们结成帮派（大型的颓废宗教总是依靠群畜的支持）。群畜身上本来没有任何病态的东西，群畜本身是不可估量的；不过，群畜不能决定自身的去从，它们离不开“牧人”――教士懂得这一点……国家是不知己的，不够亲昵；国家无法“引导良心”。教士用什么方法使群畜患病的呢？
每个事实，每种工作给予每个时代和每种新人一种新的信念。历史总是讲述新奇的真理。
内心种种激情的角逐，最后，有一种激情支配了理智。
每个有生命的有机体都在自己力量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远地蔓延开去，并且征服一切弱小者。这样，它就发现了它自身存在的乐趣。在这方面不断上升的“人化”表现在，开始更真切地感到，要真正同化别人是多么困难。正如，我们虽则可以用粗暴的冒犯来显示自己的力量，而同时却会使他人的意志更加疏远我们――也就是说，更难于使之屈服。
我们要像大自然那样，无所顾忌地去处置大众：因为大众要保存这个种类。
与动物不同，人在自己体内培植了繁多的彼此对立的欲望和冲动。借助这个综合体，人成了地球的主人。道德，在这个欲望繁多的世界中乃是带有地域局限的等级制的表述，以致人不因欲望的冲突而灭亡。因此，起主导作用的欲望就去削弱它的对立面，将其变为替主要欲望活动提供刺激的冲动。
最高级的人也许欲望也最繁多，而且，相对而言维持的时间较长，也最高级。事实上：在植物人兴旺发达的地方，人们会发现强烈相对运动着的本能（例如：莎士比亚），不过是有节制的。
要培养统治者的道德，而这些道德有朝一日会主宰统治者的善意和同情心。伟大驯育者的道德（原谅敌人等于儿戏），要提高创造者的欲望――不再是雕凿大理石！试把那些人的特殊身份和权力地位同迄今为止的王公贵胄相比较，把罗马的凯撒同基督精神相比较。
比较高级的人和群畜之人。假如没有半人，那么我们就把前代的伟人奉为半神或完神。因为，宗教的出现证明，人类对人已经不感兴趣了（“女人也不能使我发生兴趣”，用哈姆雷特的话来说），或者纠集一群人，希望他们象议会一样起到专制统治的作用。
专制，这是伟人的特性：因为伟人要愚化庸众。
我教导你们说：群畜试图保存一种基本类型，并且阻止两种倾向，即防范各种蜕化变质分子（罪犯等等），防范标新立异者。群畜倾向维持现状，它们心里没有丝毫的创造精神。
仁慈正直的人带给我们的是舒适的感觉（与伟大的新人提出的紧张恐惧之感完全相反），是我们个人的安全感和平等感。因为，群畜在这方面美化了自身的群畜本性，并感到心安理得。有人用最优美的言词来形容这种“惬意感”作出的判断――于是产生了“道德”。但是，人们注意到了群畜对一切真正的人的憎恨。我教导说：人有高低贵贱之分。也许，某个人能为人的这种生存辩护千年――即一方是丰满的、充盈的、伟大的完人，另一方是无数不完整的、不健全的人。
灵魂的伟大同精神的伟大是不可分割的。因为灵魂的伟大包含有独立性；但假如没有精神的伟大，就不会允许存在灵魂的伟大。后者会引起灾难，即使是出于善意和正义感。劣等的精神应当俯首听命才是――因为它们无伟大可言。
这远景式的世界，这对于视觉、触觉和听觉来说是虚假的世界，就是对于更敏锐的器官来说也是虚假的。但是，假如我们改进我们的器官，那么这个世界的可认识性、概括性、可行性和美感就开始消失了。正如回顾历史的进程，美感就不存在了一样。目的的编排本身就是一种假象。够了，我们了解愈肤浅、愈粗糙，世界也就表现得愈有价值、愈确切、愈美、愈有意义。体察得愈深入，则我们的估价也就下降得愈历害――简直近乎毫无意义！创造了这个有价值的世界的是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等于认识到，崇敬真理乃是虚幻假象的结果――认识到，人们更应当去崇敬远远超过了真理的那种创造、简化、成形和虚构之力。
“一切都是虚假的！干什么都行！”
只有当目光呆滞，希望变得简单时，美的和有价值的东西才会出现：也许本来就是如此。
假如“不可欺骗”这一戒条受到驳斥，则真理就不得不当着另一个法庭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了――作为保存的手段，作为权力意志。
就像我们爱美一样，它也是创造性的意志。两种意义并存；现实的含义就是，以按我们的爱好创造事物为目的来获取权力的手段。对创造和改造的爱好――原始的爱好！我们只能认识我们亲手造就的世界。
1.要牢牢地保护我们的感官，保持对它们的信仰――而且接受它们逻辑的判断！迄今为止，哲学对感官的敌意是人最大的荒唐！
2.我们乐于继续建造一切尘世生物赖以生存的现存世界，就象现在那样的（持久地、缓慢地运动着），我们无意把它视为假的东西！
3.我们的估价有助于建造的进程；它们起强调的作用。一切宗教都说：“一切都是坏的、假的、恶的！”这种对整个进程的攻击只能出自败类之口！
4.当然，败类受苦最深，因而也最敏感！知足者没有价值吗？
5.我们必须了解艺术的基本现象，它叫作“生命”――即创造精神，它在最不利的逆境中从事创造：以最缓慢的方式――必须首先重新拿出证据，证明它的一切组合体：因为它坚持不懈。
一个教主也许微不足道――就像一根火柴，如此而已！
不可过份的学说，这要向实力雄厚的强者求教，而不是向平庸之辈求助。节制和修养只能是高度的一个阶梯：“金子般的本性”则站得更高。
“你应”无条件地服从，斯多葛主义那里，基督教和阿拉伯教团那里，康德哲学那里都这么说（至于是服从上司，还是服从概念，那是无所谓的）。
比“你应”更高一级的是“我要”（英雄人物）；比“我要”更高一级的是“我是”（古希腊诸神）。
野蛮人的诸神只字不提对尺度有什么兴趣――他们既不简单，也不轻松，更无节制。
等级制：决定价值、指导千年意志的人是最高级的人，他的方法是引导人的最高本性。
一切弊病的根源：逆来顺受、贞洁、忘我和绝对服从。这些奴隶道德竟然取得了胜利。因此，统治的天性被斥之为：1.伪善；2.味良心――创造性的天性自认为冒犯了上帝，惶惶然不可终日，被永恒的价值紧箍着。
野蛮人表现出他们没有节制能力。因为他们害怕和咒骂天性的激情和欲望――治人的帝王和各阶层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怀疑出现了，是否一切节制都是软弱的表现，或者都是老化和疲沓的开端（因此，拉罗斯福哥也怀疑，“美德”在那些被恶习弄得不再有任何乐趣的人们那里，是否也是一句漂亮话）。节制本身代表艰苦、自我强制和禁欲主义，是同恶魔的斗争等等。对节制的美学天性的天然快感、对节制美的享受被忽略了，或者遭到了否定，因为人们想要一种反幸福论的道德。
迄今为止，人们不相信节制会带来快乐――即骑士在烈马上驰骋的快乐！把软弱天性的适中同强者的节制混为一谈！
总而言之：最美好的东西被亵渎了，因为弱者，或称放肆的猪猡，给它们投上了一层阴影――最优秀的人湮没无闻了――而且他们也经常误解自身。
腐败的统治阶级败坏了统治者的名声，用“国家”来行使裁判，这是怯懦，因为这意味着没有合格的伟人。最后，人心惶惶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见到任何发号施令的意志力，都会吓得跌落尘埃。
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的堕落，这是历史上一切大动乱的起因！假如没有罗马的帝王们，没有罗马社会，基督教绝不至于盛行。
当劣等人怀疑是否有较高级的人存在时，危险就大了！那时，人们会最终发现连那些劣等的、低三下四的和精神空虚的人们都具有美德了，发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迄今为止登峰造极的荒唐！因为较高级的人最终会用奴隶主张的美德标准衡量自己――并引以为自豪等等，认为应该抛弃他们身上的一切较高级的品质。
尼禄和卡拉卡拉在位之时，出现了荒唐事：“庸众竟比至尊的皇帝更有价值！”于是，上帝的形象――钉上十字架的上帝――出现了，他同最强者的形象相去十万八千里！
我看，各国的革命、混乱和带给民众的灾难，比起身临其境的个别伟人的灾难来是微不足道的，人们不要上当：因为，一切小人的苦难之和也算不得什么，不在伟人的话下。身临危境而不忘自身。即从无数人的灾难中渔利――非同一般――这可能是一种伟大性格的象征，这种性格会征服同情心和正义感。
一个人为自己取得的权利，同他给自己提出的义务和他自认为胜任的使命成比例。最普通的人则无权生存，在较高级的人看来乃是一种不幸。
伟人意识到他统治一国之民的权力，意识到他同一国之间，或一个时代的暂时的一致―这种觉醒作为自由和意志的扩充――被误认为“利他主义”――这促使他去谋求联系的手段。就这种手段来说，一切伟人都是有独创性的，他们想要按自己的想象组成巨大的社团，他们还乐意把形形色色杂乱无章的东西定形，这促使他们去正视混乱。
对爱的误解。有奴隶式的爱，委身的和谦让的爱――既是理想化的爱，又是受骗上当的爱――有一种神圣的爱――它既蔑视又钟爱其所爱，既改造了，也提高了其所爱。
关键在于获取那种无比巨大的能力，通过驯化和牺牲千百万败类的手段去创造未来的人，而不因人们酿成的空前灾难而毁灭。
让世界“人化”，即这个世界日益使人感到自己是地球的主人。
我们的前提：没有上帝；没有目的；力量有限。我们一定要避免给低贱的人想出或规定出他们的必不可少的思想方法！
谈谈等级。“平等”的可怕结果――最终每个人都认为有权过问一切问题。这就等于完全抛弃等级制。
利己主义！但谁也没有问起过：什么是自我？每个人都想把自我同一切自我同等看待，这是奴隶理论――即所谓“普遍选举权”和“平等”的结果。
最高级的人生活在统治者的彼岸，没有任何羁绊。因为，他们认为统治者乃是自己的工具。
现代社会主义打算创造一个与耶稣会教义并行的世俗形式。因为它主张每个人都是绝对的工具，至于为了什么――至今没有弄清楚。
教会的肆虐都干了些什么坏事：
1.禁欲主义――公开宣布意志教育的自然功利性和意志教育的禁欲主义必要性，人们似乎还没有这种勇气。浮现在我们荒唐的教育界眼前的乃是“合格的国家公仆”，他是起调解作用的模式，他们以为有了教育和大脑训练，就万事大吉了；
甚至从来不认为有必要首先干些别的事情――意志力的教育；人们要通过所有科目的考试，唯独取消了最重要的项目：一个人是否可以有意愿，是否可以许诺；青年人连什么是他自己天性的最高价值这样的问题都没有考问，就结业了；
2.斋戒：任何意义上的――也作为保持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微妙的享受能力（譬如，暂时不读书，不听音乐，不和颜悦色；也该为自己的美德举行斋戒）；
3.“寺院”――暂时独居。譬如，严禁通信；一种微妙的反省和重新发现自我，它不想避开“诱惑”，而是想避开“义务”，即脱出日常事务的环境；超脱刺激和外界权势的暴*，因为暴政谴责我们，只是在反抗中耗费我们的力量，不允许在自发主动性到来之前积蓄力量（让我们细细地查看一下我们的学者们吧；他们只是消极地思维，即，他们在能思维之前离不开读书）；
4.宗教节日――为了不把基督教和基督教价值的存在当成让一切节日气氛都见鬼去的压力，人们就应当粗俗鄙陋。节日里，我们领悟着：自豪、忘情、放纵；嘲弄各式各样的严肃和鄙俗；牲口般的充沛体力产生了神性的自我肯定――对这一切，基督教是不能堂堂正正地表示赞成的。宗教节日乃是地道的异教；
5.正视自己天性的勇气，用道德来装扮一番。不借道德公式也能够唤起对自身的激情：这是衡量一个人对自己天性赞同程度的标准――换句话说，他依靠道德的程度；
6.死亡――应把愚蠢的生理学事实变为道德的必然。一个人应这样生活，他可以在适当时候有死的意愿。
我要教导你们一种思想，它授权许多人取消自身的存在――这是伟大的驯化思想。
武装人民――最后是武装了暴民。
需要有一种学说，它要坚强有力，足以达到驯化的目的。
即强化强者，麻痹和摧毁厌世思想。
铲除衰退的种族。欧洲的衰落――取消被奴隶污染了的价值。统治全球，作为创造更高级人类的手段。消灭称之为“道德”的伪善（在这方面，基督教乃是真正的歇斯底里：奥古斯丁，班扬）――取消普遍选举权：即取消最低级天性借以为高级天性立法的体系。消灭平庸及其影响。
（片面的人，个人――各国人民；通过对立物的匹配，才能使天性充盈。为此，种族要混合。）新的勇气――不是先验的真理（这种真理专找信仰成瘾的人！），而是自由地从属于一种行时的统治思想，譬如，把时间当作空间的特性等等。
以前，世世代代，为了达到类似的品质和慎终如始的本质，人们采用的手段是：承袭地产，孝敬长辈（对诸神和英雄的信仰起源于对祖先的信仰）。
现在，地产的分散是对立倾向的一部分。报纸取代了每日例行的祈祷。还有铁道、电报。形形色色数不清的兴趣，都汇集在一个头脑里。为此，头脑必须坚强有力，灵活变通。
贵族统治的世界，自我榨取和自我削弱，日趋严重了！他们由于自己的高雅本能而抛弃了自己的特权，借助亲手改良了的超文明而对民众、弱者、穷人以及小人物的诗意等等感到兴趣。
较高级的人要对民众宣战！庸碌之辈为了当家作主的目的到处伸手。一切纵容包庇和让“人民”或“女性”出人头第的作法，都等于赞成“普遍选举权”，即赞成劣等人的统治。但是，我们必须报复，要把这全部家什（欧洲则自基督教始）暴露无遗，交付审判。
骑士精神乃是权力赢得的地位。这种精神的日趋瓦解（一部分转移到了更广泛、更市民化的领域里去了），在拉罗斯福哥那里我见到了一种对高尚气质的真实冲动的认识――和黑暗的基督教对这些冲动的低劣评价。
法国大革命使基督教得以延续。卢梭是个骗子：因为他又一次解放了妇女。从那时起，对女人的描写愈来愈有意思了――受苦的。后来则是奴隶和比彻-斯托夫人然后是穷人和工人。然后是染恶习者和病夫――所有这些人都被推上了前台（五百年来，为了让人们支持天才，历来都把天才描写成忍辱负重的人）。然后是对一切快感的咒骂（波德莱尔和叔本华）；坚决主张权力欲乃是最大的恶德，认为道德等于廉洁奉公，绝对正确；“人人幸福”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它就是基督的天国）。我们正走在通向这个目标的光明大道上：因为，穷人的精神天国已经拉开帷幕。中间阶梯：资产阶汲（暴发户的结果）和工人（机器的结果）。
试比较希腊文化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文明。前者坚定不移地信仰自身，后者游手好闲阶层使自身陷于困境，因为后者习尚自我克制。形式上的权力造就了自身的意志。幸福，被认为是目的。礼仪后面隐藏着力和能。享受貌似轻松的生活――在法国人看来，希腊人就像孩子。
第一影像――必须说明记忆中影像的形成。然后才是用来形容影像的词汇。最后形成概念，只有产生了词汇，才会生出概念――许多画面集中起来，成为非直观的、听之有声的总体（词汇）。“词汇”带来的少许情感同画面的景色类似，就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些简单的情感就是共性即概念的基础。应该把这些微弱的情感视为相同的东西，同是基本依据。因此，在判定这些情感时，这两种近似的情感极易混淆；――然而，谁来判定呢？每个情感中，信仰是主要的。因为，肯定，乃是第一个明智的行为！“把事情当真”乃是开端！然而，我们还得解释“当真”的来历！在“真”字的下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惊人之举呢？
我在为一种尚未出世的人写作：“地球的主人”。
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中间不管是谁，只要可能，都想成为人类的主人；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当上帝。”我们中间一定会再度出现这种信仰的。
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
我们应当在战争中学习：1.把死亡同我们为之奋斗的利益联系起来――这使我们受人敬仰；2.我们必须学会付出牺牲，把我们的事业看重到不惜人命的程度；3.我们必须执行铁面无情的纪律，允许自己在战争中使用暴力和计谋。
我已经提出了对如此可怕的事物的认识，因此，一切“伊壁鸠鲁式的享乐”都是不可能的了。在这里，唯有酒神狄俄倪索斯的欲望才顶用：我是发现这种悲剧性东西的第一人。希腊人，由于道德肤浅而误解了它。
行动之前要作大量的工作，这我们是可以想见的。然而，总的说来，慎重发掘现有条件乃是最佳和最实际的行动方面。前所未有的铁腕人物乃是创造实际条件的前提，正如偶然性的情况一样。贯彻和实现个人的理想，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理解了人的天性即人类最崇高的榜样的来源的人，面对着人类发抖，并且无所事事，这是陈陈相因的估价的结果！
人的天性是邪恶的，我听到这样的话感到安慰：因为这保障了力！
比我们的时代更善于思索和更不善于思索的时代，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比如，佛祖出世的时代。那时，民众本身，在经历了数百年教派争吵之后，深深跌入哲学论争的深渊，就像欧洲各国一时陷入了宗教教条的繁文缛节一样。起码，人们会受到“文献和报纸”的盅惑，会夸大我们的“时代精神”；无数招魂术士和以种种英国杜撰为特征的、与不堪入目的体操训练为伍的基督教，为人们提供了更加新颖的观点。
欧洲的悲观主义仍处于幼稚状态，这就是一个反证。悲观主义还没有达到它一度在印度达到过的那种如饥似渴的程度，即呆滞的目光透出虚无。因为，它仍旧是过分“现成的”，而不是“演化来的”东西，过分学究式的、诗意的悲观主义。我的意思是，其中大部分是臆造的、杜撰的和所谓“创造出来的”，而非“原因”。
我的朋友们哟！我们年轻的时候，日子是艰难的：我们甚至像忍受重病的折磨一般挨过了青年时代。这是我们出世的时代使然――一个内部衰退、分崩离析的时代。这个时代着意与青年人为敌。分崩离析，也就是说，不稳定状态乃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没有什么是扎实的，是以坚定的信仰为基础的；大家为明天而活着，因为后天令人怀疑，在我们行进的轨道上，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危险的，而且，现在承载着我们的这块冰面，已经变得非常稀薄了，以致我们已预感到暖风消融冰雪的不祥气息――在我们行进过的地方，转眼之间已无人迹！
我还没有发现令人气馁的理由。获得并保持着强大意志的人，同时也是胸襟开阔的人。有利的时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原因在于，在民主的欧洲，人人的可驯性变得很大。学习不上劲的人，也是随遇而安的人，这是定例：聪明伶俐的群畜已充下陈。发号施令的人，譬如，我想到了拿破仑和俾斯麦，他们是会找到唯命是从的人的。同强而蛮的意志争斗是无益的，因为障碍过多。象兰克和瑞南这样意志薄弱的“客观性”绅士们，任何人都能把他们打翻在地！
我无意说服谁去信奉哲学，因为哲学家应该成为一种稀有植物，这样说是必要的，或许也是合意的。没有再比说教般地赞颂哲学――就像塞内加和西塞罗那样――更使我反感的了。哲学同美德不相干。我冒昧地说，甚至科学家同哲学家都有本质的区别。我恳切希望：“哲学家”这个纯真的概念不致全盘毁在德国手里。在德国，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东西如此之多，它们都把自己的败类行径依托在盛名之下。
为什么哲学家少有成就，因为决定着他们存在的条件一般都具有毁灭他人的特性：
1.哲学家必须具备无比众多的特性，他必须是人的缩影，必须具备一切人的高等和低级的追求：内心对立的危险和自我厌恶的危险：
2.他必须具备多方面的好奇心。因为，有分散的危险；
3.极而言之，哲学家必须公正诚实，但同时深入爱和恨（非正义）；
4.哲学家必须不仅是旁观者，而要成为立法者：法官和被告（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乃是世界的缩影）；
5.他必须形式繁多，又要坚定强硬。他必须随机应变。
我对欧洲在军事方面的进展和内部无政府主义状态感到高兴。安谧的时代即中国式的时代，就像伽里阿尼为本世纪预言的那样，现已成为往事。个人的、男子汉的本事，即爱的本事，重新获得价值。估价变得更加自然了，营养日益偏重肉食。美男子的出现又成为可能。苍白的、卑贱的人（如孔德想像的达官贵人）的时代过去了。野蛮，也就是野兽，已为我们每个人所承认。正因为如此，一定会有更优秀的哲学家出现。康德是个外强中干的稻草人，不知何时，就会出现一次。
人怎样才会获得强大的力，怎样才能肩负大任呢？肉体和精神的一切美德和本领，都是不辞劳苦、一点一滴地积攒的。要不辞劳苦、自我克制、目标专一、坚韧不拔地重复同一劳作，吃同样的苦头。但也有一些人，他们是这种缓慢获取的美德和本领即丰硕成果的承袭者和主人――因为，基于幸福的、合理的婚配，即基于偶然的幸福而世世代代获取和积蓄的力量，不可白白丧失掉，而要通过不懈的奋斗和坚定的意志使之结成一体。这样，最终就会出现一个力大无比的巨人，他渴望肩负大任。因为支配我们的乃是我们的权力：而关于目的、意图和动机等等的卑鄙智力游戏，不过是舞台的前景而已――然而，连弱视的眼睛也能看清这些事物的本质。
未来的立法者。在旷日持久、劳而无功的尝试把“哲学家”一词同某个特殊的概念相联系之后――因为我发现了许多矛盾的特性，最后，我终于认识到，原来有两类不同的哲学家：
1.一类要确立一种非同寻常的估价（逻辑的、道德的）的体系；
2.一类是这些估价的立法者。
前一类试图利用现在的或过去的世界，他们用文字符号把各种事情加以概括和缩略。他们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能观察、回顾、领悟和利用迄今发生的一切事件――他们服务于人类的使命是：让过去的事物，为人的未来服务。
然而，第二类哲学家乃是发号施令者。他们说：“事情就该这样！”唯有他们才能规定“方向”和“目的”，规定什么于人有益，什么于人无益；他们占有科学之人的试作，一切知识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用于创造的手段。这类哲学家很难成功；事实上，他们的处境极其艰难；充满危险。他们时常故意闭上眼睛，免得去看他们同深渊即彻底毁灭隔开的那一丝空间。譬如柏拉图，他就自信他原来想像的“善”并非柏拉图之善，而是“自在之善”，即有个名叫柏拉图的人途中偶然拣到的永恒之宝！就是这个盲目意志，以更加拙劣的形式统治着宗教创办者的头脑。他们那个“你应”在他们耳朵里千万不可听作“我要”――他们之所以敢于完成自己的使命，只因那是上帝的命令；他们对价值的看法只有作为“灵感”才会是一个不致压垮自己良心的负荷。
一旦柏拉图和穆罕默德这两剂宽心丸失去效用，就再没有思想家依照“上帝”或“永恒价值”这类假说来宽慰他们的良心了。则价值立法者就要规定一个全新的、史无前例的恐怖要求。目前，那些上帝的选民们――他们眼前开始显出这种朦胧的责任――企图看看他们能否像逃避劫难一样，通过“及时”躲避的方法来逃避责任。譬如，他们自欺欺人地说，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或者说，无法完成；或者说，他们挑不动这副重担；或者说，他们接受了别的更合适的任务；或者说，这种新的遥遥无期的责任，简直等于拐骗和诱惑；逃避一切责任乃是一种病态，一种神经错乱。其实，许多人已经达到了逃避责任的目的。全部历史都留下了这些逃兵的姓名和他们丑恶良心的劣迹。不过，这些人多半都遇到了解脱的时刻，即熟稔之秋。那时，他们就不得不干他们本来“不想干”的事了――而在这以前，他们望而生畏的东西，此刻却变得像苹果落地一般地轻易，像是不期而遇的馈赠。
现时，无数上层人物在走向毁灭。但是，能逃脱的人，就强似魔鬼。这很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情形。
我们的哲学提出了这样一种战无不胜的思想，任何别的思维方式到头来都会因它的出现而归于灭亡。这就是伟大的驯化思想。凡是经受不了这种思想的种族，都注定要灭亡；凡认为这种思想乃是伟大的天赐的种族，都注定成为统治者。
在我眼里，社会主义者是滑稽可笑的。他们对“善良人”抱有幼稚的乐观主义态度。他们认为，一旦现存的社会“制度”被推翻，为“自然欲望”开辟了道路。那么这种“善良人”就会在家中守候，进入人的行列。
而且，反对党也同样滑稽可笑，因为他们不承认隐藏在法律后面的暴力行动，不承认任何权威固有的严酷无情和利己主义。“我和我的同类都想取得统治和维持统治，蜕化变质的人将被驱逐，或被消灭。”――这乃是一切前朝立法的基本思想。
人们痛恨高等种族，这种观念比痛恨君主尤甚。痛恨贵族，常常戴上痛恨君主的假面――哲学家们，对表面、变更、痛楚、死亡、肉体、感官、命运、束缚和一切无目的的东西，都抱有成见。
他们相信：1.绝对的认识；2.以认识为目的的知识；3.美德和幸福联姻；4.人的行为是可以认识的。他们的指导思想反映了以前文明（也是更危险的文明）对价值的本能的规定。
为了经受轮回思想，就必须摆脱道德；――这是对付现实痛苦的手段（痛苦可以理解为手段，理解为快乐之父；世上没有痛苦这种笼统的意识）；――对各种不确实性和尝试性的享受，乃是对抗极端宿命论的砝码；――即取消“必然性”的概念；――取消“意志”；――取消“绝对认识”。
要有意识地、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的力――因为它能够创造超人。
1.永恒轮回思想。这种思想的前提想必是真的，如果它是真的。这种思想会有结果的。
2.它是最棘手的思想。因为，假如猝不及防，假如没有重估一切价值，那么它的结果就是不确定的。
3.经受这种思想的方法：重估一切价值。兴趣不再放在肯定上，而是放在怀疑上；感兴趣的不再是“原因和结果”，而是坚韧不拔的创造性；不再是自我保存的意志，而是权力意志；不再是“一切都只是主观的”这种恭顺的用语，而是“一切都是我们的事业！让我们为之自豪吧！”
“权利、远见和领导天赋等等，是在少数人那里”，还是“在多数人手里”；建立寡头政治，还是建立民主政权――这是民情的分野。
君主政体，体现了对超群之人、元首、救星、半神的信仰。
贵族政体，体现了对少数精英和高等人的信仰。
民主政体，则体现了对一切伟人和精英的怀疑。因为它代表“人人平等”。“质而言之，我们大家都是自私的畜生和庸众。”
对利己主义的误解。从卑贱天性来说，他们对征服欲和伟大之爱的贪心毫无所知。同样，对充沛的力感，也毫无所知。有这种力感的人，便希望征服一切，想迫使他人服从自己、结成一心――艺术家寻求创造素材的原动力就在于此。事情往往如此，唯有积极的精神，才会为自己寻求活动空间。寻常的“利己主义”，恰恰是“非我”这个极其平庸的东西，这个人类自我保存的栖身地――一旦更高贵的精英和不平凡的天性发现了他们，他们就要造反。因为精英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更高贵！保存我们胜于保存那群畜生！”
我认为，我已经洞悉了最高等人的心灵――也许凡是知道得太多的人都要毁灭。但凡是见过最高等人的人，一定会竭力加以成全。
基本思想：我们应当把未来作为衡量一切价值的准绳――而不要步着我们的后尘去寻找行动的法则！
上层的人，认识也将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还不需要。
假如想了解来自统治阶级的否定性的亚利安宗教，就必须研究：佛教。
被压迫阶层不会产生亚利安宗教，这是当然的。因为，主人种族要么坐端朝堂，要么灭亡。这是矛盾的。
迄今为止的人――有几分像未来人的胚胎――他已经孕育着一切以创造未来人为目的的创造力了。由于这些力无比巨大，所以现在的人就要受苦。他愈是要决定未来，也就愈要受到磨难。这就是对苦难的最深刻的见解。因为，这些创造力彼此撞击着。个人的孤立，这无须隐瞒――其实，一切个体中都不停地有某种物体在流动，他们感到孤独这一事实，在确立他们最遥远的目标的过程中乃是最有力的刺激；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幸福的追求乃是积聚和调节创造力和防止互相为害的手段。
“人类”不是目的，超人才是目的！
科学――为了支配自然而改造自然的概念――属于“手段”这一部类。
不过，人的“目的”和“意志”应该同以总体为目标的意图同步增长。
我们的理智为什么也是存在条件的结果呢。假如我们本来就不需要理智，我们也就不会有它了；假如我们本来不需要这样的理智，我们也就不会有这样的理智。即使我们换一种方式生活。
谈谈认识的多样性。应当追溯认识同其他许多事物的联系（或同其他种类的联系）――即要了解他人的“认识”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了解和认识种类的过程受着生存条件的影响。有人认为，除了保存我们的那些种类之外我们不可有别种理智，这是一种极端轻率的结论。因为，这种事实上的条件，也许只是偶然的，根本不是必然的。
我们的认识器官，不是为“认识”设置的。
要是我们能够预见产生最高价值的人的最有利的环境，那该多好！这是件异常复杂的工作，而且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不要太热衷了！这是怀疑主义。相反：我们具有提高勇气、增长见识、提高严肃性、加强独立性和责任感的能力；我们也有能力改进天平的精密度，并且期待有利的偶然事件会助我们一臂之力。
有种观点认为：尽管估价很多，但涉及的目标是确定的：即维护个人、团体、种族、国家、教会、信仰和文化。由于人们忘记了，世上只有一种远景式的估价，所以一切彼此抵触的价值因而也就是彼此矛盾的冲动，有可能汇集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是人身上病态的表现；相反，在动物身上，一切现有的本能都充分满足一定任务的需要。
然而，这种充满矛盾的创造物本身就是伟大的认识方法。因为他摸到了肯定和否定的理由，他奋而追求正义――为的是理解善与恶的彼岸的估价这样一种方法。
绝顶聪明的人，因而也是矛盾百出的人，他似乎具有感知一切人种的智慧的触角器官。因为他发出的洪亮的谐和音响即高度的偶然性，也回荡在我们中间！这是一种行星式的运动――
假如人们认为，艺术家的天才就在于在规范指导下的最完美的自由，就是以克服难关作为神圣的快意和轻松，那么奥芬巴赫比瓦格纳更有权获得“天才”的称号。瓦格纳沉闷而滞重。因为完美的放纵时刻对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而这个丑角奥芬巴赫，差不多每场滑稽演出中都有五六次这样的时刻。不过，人们也许会把天才理解为别的什么。
哲学家缺乏什么呢？1.历史意义；2.生理学知识；3.旨在未来的目的――即不带讥讽言词或道德谴责的批判能力。为了重新发现联系的纽带，要花费几千年的时间，这不足为奇――几千年，这算不得什么！
塑造人的最伟大和最崇高的形象，这是难于成功的。因为，哲学的历史出现了数不清的败类、不幸的事例和节奏缓慢的步履；其间经历了数千年之久，岁月扼杀了获取的东西；联系一再中断。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最高等人和睿智者的历史。最易受到伤害的，正是伟大人物的记忆，因为半成功者和败类会误解他们，并且用那些人的“成就”来打倒他们。每当奏“效”的时候，庸众便粉墨登场了；下层人物和精神空虚者议论纷纷，而对深知人类的命运在于实现最高等的种类的人则不堪入耳。我从孩提时代起就思考过智者的生存条件问题，并且无意隐瞒我的愉快的信念，即智者有可能在欧洲再次出现――也许为时不会很长。
整个认识器官，都是起抽象和简化作用的――不用来认识事物，而是驾驭。“目的”和“手段”就像概念一样，都是远离本质的。人们用“目的”和“手段”来驾驭过程（人们发明一种可以把握的过程），不过，人们利用了构成事物过程的“概念”。
“意识”――设想的观念，设想的意志，或设想的情感（只有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它很肤浅？因为，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是“现象”！
这个具有普遍选举权的时代，即任何人都有权批评任何人、任何事的时代，我认为当务之急乃是重建等级制。
我必须创立哲学家的崇高理想。学习无用！学者乃是认识王国的群畜。学者从事研究，这是因为他受命这样做，是因为在他以前，别人就是这样做的。我认为，最受崇拜的先验“真理”，仅仅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臆测；譬如，因果关系，这一规律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习惯，它被笃信到如此程度，以致不信奉它就有灭种之灾。然而，正因为如此它才是真理吗？多么离奇的推论！好像人类还活着这个事实就此得到了真理的证实似的！
要求“确凿的事实”――认识论：其中有那么多的悲观主义！
在这位哲学家看来，悲观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学说、狂热的虚无主义也许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是强大的压力和锤头，他能用以消灭和摧毁衰败的和行将灭亡的种族，他可以为新的制度开道，或劝告那些自甘衰败和行将灭亡之人，了此一生！
什么是高贵？
――是最浅薄的谨小慎微。因为这种谨慎是有严格界限的、授受不亲的、难以混淆的。
――是言词、衣着、举止方面的轻率表现。斯多葛主义的严肃和自我强制能够防止一切不谦虚的好奇心。
――是迟钝的步伐，呆滞的目光，世上没有什么更有价值的事物。因为，它们出现了，并且希望自身变得有价值。所以我们难于出现惊奇的感觉。
――是忍受贫穷和寒酸乃至疾病。
――不沽名钓誉，不要相信轻易夸奖人的人！因为夸奖人的人自以为自己懂得他所要夸奖的东西：然而要明白――巴尔扎克，这个典型的急功近利者吐露了心曲――知道也就是无所谓。
――是我们对人心可知性的怀疑的加深，对我们来说，孤独感不是选择的，而是天赋的。
――是深信人们只对门第相当的人负有义务，对其他人的态度可任意而为。因为，深信只有在门第相当的人中间才能期望有正义感。（真遗憾！这不是一时能实现的。）
――是对“天才”的讥讽和嘲笑，即相信只有天生的贵族才具备道德。
――是总认为自己应当受人尊重。因为，尊重他的人难得出现。
――是总爱乔装打扮。因为，人的本性愈高尚，就愈需要隐姓埋名。假如真有上帝，那么，出于礼貌，他只应装扮成世俗人的形象。
――是具备过闲适生活的能力，能绝对相信，但凡有一门手艺总归不丢人，但肯定有损于高贵。不论我们多么尊重和肯定“勤奋”，但我们不是从市民意义上评价它的，也不同于那些贪婪成性、说东道西的艺术家们的作法，因为，他们就象老母鸡，咯咯咯咯，下个蛋，再咯咯咯咯。
――我们保护艺术家、诗人和但凡有一技之长的大师。但我们比这些只会干事的“生产性的人”更高等，我们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谈。
――是对各种形式的兴趣；乐意袒护一切形式的东西，坚信客套是最大的美德；怀疑一切自行其是的种类，包括一切新闻自由和思想自由，因为这样会导致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对女人的兴趣乃是一种也许更渺小的而细腻轻盈的种类的兴趣。同那些朝日热衷歌舞、酗酒和梳妆打扮的人邂逅够多惬意呀！她们叫所有如饥似渴深沉强烈的男性灵魂着迷，而后者是肩负大任的人。
――是对王公和僧侣的兴趣。因为，一般来说，他们坚持对人的价值差异的信仰，连评价过去方面也是如此，至少是象征性的。
――是沉默的本事：但在听众面前对此只字不提。
――是忍受长期的敌意：因为缺乏轻松谅解的力量。
――是厌恶煽动、“启蒙运动”、“和谐”和鄙俗的亲昵。
――是对宝贵东西的积累，对高等的和吹毛求疵的灵魂的需求；不要任何平常的东西，只想要自己的书籍，自己的景致。
――我们要奋起反抗坏的和好的经验，一定不让它们普及得过快。个别人：假如个别人具有自命为规范的坏的审美，那么我们反对个别人就是很滑稽的事了！
――是我们热爱幼稚和幼稚的人，只把这些人当作旁观者和高等人；我认为浮士德和他的甘泪卿一样幼稚。
――是我们不怎么看重善良的人，因为他们是群畜。我们知道，在最坏的、最恶的、最冷酷的人中间，常常隐含着一滴无法估量的善的金汁，它胜过娇嫩灵魂的一切单纯的伪善。
――是我们不认为，我们种类中的人的恶习和愚蠢行为该受到谴责。我们知道，我们是难于得到承认的，我们完全有理由使自己登上显赫的地位。
均衡状态，根本就没有过，这说明它是无法实现的。但在不确定的空间，也许会有。在球状空间也是如此。空间的结构乃是运动的原因，其实，也就是一切“不完美性”的原因。“力”、“安定性”和“均衡”之间勾心斗角，而力的数量（即大小）是固定不变的，但力的本领是有流动性的。
要驳斥“超时间性”。当力达到某一确定的时刻，就具有了一切力重新分配的绝对条件；力，不可停滞。“变化”属于本质，因此，时间性也属于本质。这样一来，只不过是在概念上再一次设定变化的必然性。
我们知道，幻想的破灭不会产生真理。而只要多一分“无知”，就意味着“虚空”的扩大，意味着我们“荒漠”的增长――
只有在同某个统治等级相联系的情况下，才会有新的哲学家产生，他是这个等级的最高精神体现。伟大的政治即将统治全球，迫在眉睫；应当制定必要的原则。
基本思想：必须首先确立新的价值――我们少不了它！对我们来说，哲学家必须是立法者，即新的种类。（情形就像驯育迄今为止的最高的类――譬如希腊人――那样。必须有意识地创造这个“偶然”的种类。）
对哲学家的迷信：人们把他们混同于科学之人了。好像价值就藏在事物中，只要把握它们就行了！在现有价值的影响下（譬如他们憎恨光明、肉体等等），他们研究的进展程度如何呢？叔本华同道德有关（嘲弄功利主义）。到头来，这种混淆竟然发展到把达尔文主义都看成了哲学：因此，统治权现在就落到科学之人的手里了。法国人就像泰纳一样，他们在没有掌握价值标准的情况下去寻求，或自认为在寻求价值。拜倒在“事实”脚下，他们是崇拜的类型。其实，他们是要取消现存的估价。
要解释这种误解。发号施令者世间少见，因此，他们就会误解自身。首先，人们想摆脱一切权威，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在德国，评论家属于觉醒男性的历史。像莱辛等等（拿破仑论歌德）。事实上，这一运动为德国的浪漫主义所挫败。因为，德国哲学家的名声同浪漫主义有关，似乎它消除了怀疑论的危险，似乎它会证明信仰。在黑格尔身上，这两种倾向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归根到底，他总结了德国批判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事实――即辩证的宿命论，不过，这乃是出于对精神的尊重，实际上是哲学家向现实低了头。批评家要干的事呢：没有了！
随着叔本华的出现，哲学家确定价值的使命开始萌生，不过始终受幸福论的支配。这是悲观主义的理想。
我的先驱是叔本华。我深化了悲观主义，并通过发现悲观主义的最高对立物才使悲观主义完全进入我的感觉。
继而是：上层的欧洲人，伟大政治的先驱。
继而是：希腊人及其起源。
弄懂和揭示道德问题――我看这似乎是新的使命和大事件。迄今为止，发生在道德哲学中的事情，我概不承认。
科学性是伪善的――人们在科学尚不流行的地方，一定不要冒充科学精神，但是，真正的研究者也要装出对尚不时兴的方法的虚荣假面。我们也不应用演绎法和辩证法的错误编排来歪曲人们从不同角度来看待的事物和思想。因此，康德用他的“道德”歪曲了他内向的心理嗜好；新近的例证是赫伯特・斯宾塞的伦理学。我们的思想是怎样从头脑中产生的，我们不应该隐瞒和歪曲这些事实。最深奥的和取之不尽的书籍，也许始终具有巴斯噶思想那样的格言和突兀性的东西。驱动力和估价早就处于表面之下了；最先出现的是它们的影响。我反对一切虚假的伪善的科学性：
1.指论证的方法，假如它不符合思想起源的话；
2.指对方法的要求，而这些方法在特定的科学时代根本不可能产生；
3.指对客观性的要求，也就是对冷酷的、无个性的要求。在这里就像进行一切估价那样，我们用两个词来叙述我们自己和我们内在的经历。世上有种种可笑的虚荣心，譬如圣-伯维，他终生为之愤懑的是，他确实在“赞成”或“反对”方面表现过一些温情和激情，要是他乐意将这些事实从他的生活中抹去该多好！
我们的心理学家们，他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直盯着意志衰退的征候，他们一再告诫我们不要相信精神。人们只是注意精神所起的软化、娇纵和不健康的影响：但是，现在将要出现新的野蛮人：
玩世不恭者；
诱惑者；
征服者；
精神的优越同安逸和充沛的精力的统一。
1.有机的职能不过是基本意志的形式，即权力意志。再从它分离出来。
2.权力意志专门化为谋生图存，谋求财产、工具、奴仆（俯首听命者），谋求当统治者：人体就是例证。强大的意志指挥软弱的意志。除了为意志而意志之外，根本不存在别的什么因果关系。用机械论是解释不了的。
3.一切生物都有思维、情感和欲望。与下列事物不同的欲望是什么，即用某种障碍刺激权力感（比用有节奏的抑制和反抑制来得更强烈）――结果造成波浪起伏的运动。这样说来，一切快乐都包含痛苦，这是不难理解的――假如快乐很大，则此前的痛苦就一定很长，整个生命的弓弦一定绷得很紧。
4.精神的职能。塑造意志，同化意志等。
人们是否有权把一切伟人都看成恶人呢？不必拿个人来举例。他们常常会玩弄一手高超的捉迷藏，以致他们也会举止高雅，仪表堂堂。他们常常郑重其事地崇尚美德，严于律己，不过，这是出于残酷――诸如此类的现象，常常使人上当。从长远来说，有些人对自己的理解有误；伟大的使命向精良的质量挑战，例如正义感。根本的东西是：最伟大的人物也许具有伟大的美德，不过，紧接着就是美德的反面。我认为，正是对立的存在，对立的情感，才会产生伟人，这张满弦的弓。
我们成了善良的欧洲人。用什么来区分我们同爱国者呢？第一，我们是无神论者和反道德论者。但是，我们首先支持群畜本能的宗教和道德，即利用这些东西来准备一类人，这类人总有一天会落到我们手中，这类人实际上肯定渴望落入我们手中。
善与恶的彼岸。我们一定要求无条件地严加保护群畜道德。
我们要保留几种非学不可的哲学；有时，悲观主义哲学可当铁锤；欧洲的佛教也许不可缺少。
我们也可以支持民主主义倾向的发展和成熟。因为它有助于意志的软化。我们把“社会主义”看成肉中制，它叫人坐无宁日。
对各国人民抱的态度。我们的成见在于我们重视杂交的成果。
旁观、富有、强大。嘲笑有关的“报界”及其文化教养，我们担心科学之人成不了文学家。我们蔑视任何同读报或干脆为报纸撰稿相适应的教育。
我们采取（歌德、司汤达一样的）令人出乎意外的态度，把我们的经历强调为前景，以使我们受自身背景的欺骗。我们自己要等待，并且防止为此心神不宁。这些经历对我们只起旅人借宿的客栈的作用。我们要谨防宾至如归之感。
我们先于周围的人有了一种意志原则。把一切力量都用在了发展意志力上了，这是一种允许我们戴假面的艺术，一种能够理解激情的彼岸的艺术（有时也就是“超欧洲人”思想）。
这就是成为未来立法者和地球主人前的准备工作。假如我们不行，起码我们的孩子能行，这是我对婚姻的基本想法。
驱使群畜发展的同一条件，也会驱使元首动物的发展。
德国人现在还不成气候，但他们正变得有所作为。他们还没有文明，就是说，他们还可以没有文明！他们现在还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说，他们是万花筒。他们得有所作为：也就是说，他们有朝一日不再是万花筒。根本说来，后面提到的这种情况还仅仅停留在愿望上，甚至还看不到希望。幸而人们可以在愿望中生活。意志的事业，劳动的事业，驯养的事业，驯化的事业，似乎也是愤怒的事业，渴望的事业，艰难的事业，不快的事业，痛苦的事业，说实在的，简言之，我们德国人想要求自己干些别人还未曾想到过的事情――我们想干的事比这还要多！
比今天德国的“教养”更好的东西，将属于我们今天尚且还不是的德国人；所有生成中的人，要是感知到这个领域中的满足、无聊的“安逸”，或者“自我陶醉”，一定会大发雷霆。这是我的第二个原则。我至今没有改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思想启蒙运动，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使人变得更无主见、更无意志、更需要成帮结伙。简言之，在人们中间促进群畜的发展。这也就是过去一切伟大的统治艺术家（中国的孔夫子、罗马帝国、拿破仑、教皇，当这些人同时将目光扫向世界，并且毫不掩饰地追求权力的时候），在以往统治本能的极盛时期，他们也利用过思想启蒙的原因。或者，起码允许人有行动自由（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那样）。民众在这一点上的自我蒙蔽，譬如在历次民主运动中，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在“进步”的幌子下，会使人变得更卑贱，使人变得更顺从统治！
继启蒙运动而来的仍然是郁郁不振和悲观主义的影响。1770年前后，人们就已觉察到正气在下降。女人，以她们群起为美德张目的本能认为，非道德性要为上述状况负责。伽里阿尼说得中肯，他引用了伏尔泰的诗句：
“一个快活的精怪，
胜似一种无聊的情感。”
假如现在我设想伏尔泰，甚至伽里阿尼（他是更加深刻的人）――生在启蒙运动之前的若干世纪：那么，达到抑郁时期的路程该是多么遥远！我及时发现了德国和基督教的偏执以及叔本华、莱奥帕蒂悲观主义的错误后果，并且寻求过最符合原则的形式（亚洲的），这会叫人感到遗憾的。不过，为了经得起这种极端的悲观主义（我的《悲剧的诞生》对此不时有所表露），为了在“没有上帝和道德”的世界独自生活，我必须臆想出我的对立物来。也许，孤独的人为何会发笑，我心里最清楚。因为他深受折磨，以致他不得不发明笑。这个最不幸、最伤感的动物，同时也是最欢快的动物。合情合理。
要以肉体为准绳。假如“灵魂”是一种吸引人的和神秘的思想，那么哲学家们当然有理由同它难解难分――而今，哲学家们学着把它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因而它变得愈发诱人了，更加神秘莫测了。这就是人的肉体，一切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遥远和最切近的过去靠了它又恢复了生机，变得有血有肉。一条没有边际、悄无声息的水流，似乎流经它、越过它、奔突而去。因为，肉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无论在什么时代，相信肉体都胜似相信我们无比实在的产业和最可靠的存在――简言之，相信我们的自我胜似相信精神（或者叫“灵魂”，或者不叫灵魂，而叫主体，就像现在学校里教授的那样）。灵机一动，就认为他自己的胃是异己的、有点神性的，这种人从来没有过。但是，却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天启的”，认为自己的估价“受之于上帝”，认为自己的本能是朦胧行为――人类的历史充分证明人的这种嗜好和审美。现在，尤其是艺术家，当他们被问及他们杰作的成因和实现最佳构思的方法，问及他们的创作思想来源时，往往不知所措，诚惶诚恐，迟疑不决。因为，别人问及这类问题时，他们的神情倒有几分孩子般的腼腆，他们甚至不敢说：“这是我的灵感、我的手创造的”。相反，就是那些出于自己的逻辑学和虔诚心最有理由认为自己的肉体是错觉（而且是被克服了的和毋庸置疑的错觉）的哲学家和教士们，这些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愚蠢的事实，即肉体没有消失。因为，不论在圣徒保罗那里，还是在吠檀多哲学那里，都可以找到人们臆想不到的证据。但是，信仰的力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什么也不是！因此，强大的信仰，也许总归是一种愚蠢无比的信仰！这是应该思考的问题――保罗――耶稣使徒之一，原名扫罗。
总之，假如认为对肉体的信仰只不过是推论的结果，即，假如这是错误的推论――如理想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假如信仰是推论的原因，那么这已不是在怀疑精神本身的可信性吗？假如，多、空间、时间和运动（不管信仰肉体的前提如何）统统是谬误，这对精神究竟会激起什么样的怀疑呢？因为这些前提的形成乃是精神的功劳。不要再说了，总而言之，对肉体的信仰始终胜于对精神的信仰。凡是打算损害前种信仰的人，也就是等于彻头彻尾地损害了对精神权威的信仰！
假如谈到迄今为止的那些解释世界的尝试，似乎今天的机械论解释居上。显然，这种解释是问心无愧的。科学本身不相信任何进步和成就，除非这种进步和成就是靠了机械论的程序取得的。谁都知道这种程序，因为，人们尽可能不去考虑“理性”和“目的”。他们说，假如时间允许，每件东西都可以变成别的东西。假如把包含在植物或蛋黄“命运之中的表面上的蓄意性”归结为挤压和碰撞，人们会抑制不住幸灾乐祸的讪笑的。因为，总而言之，他们由衷崇拜的原则，就是透顶的愚蠢，恕我拿这么严肃的问题打趣。此间，在那些停留在这种运动中的、精选出来的智者那里，出现了不祥的预感和忧虑，这是显而易见的。似乎理论有漏洞，迟早会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指的是尽管情况十分紧急但无人过问的那种漏洞。人们无法“解释”挤压和碰撞，人们摆脱不了保持距离的行动。因为人们失去了对解释能力本身的信仰，并且闷闷不乐地承认，用力本学解释世界，因为它否认“虚空”，并以结成小团块的原子为论据，它在不久的将来要支配物理学家的头脑，但它只能描述，而不能解释。当然，这样一来，力本学就获得了内在的质――
我们的物理学家用以创造了上帝和世界的那个无往不胜的“力”的概念，仍须加以充实。因为，必须把一种内在的意义赋予这个概念，我称之为“权力意志”，即贪得无厌地要求显示权力，或者，作为创造性的本能来运用、行使权力，等等。物理学家根据自己的原则无法摆脱“远距效应”，同样，也难以摆脱排斥力（或吸引力）的局限。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因为人们应当把一切运动、一切“现象”、一切“法则”统统理解为内在现象的象征。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应当使用人的类比。动物具有的一切欲望，也可以说成是“权力意志”派生出来的；有机生命的一切功能也来自同一源泉。
我相信作为力的基础的绝对空间。因为我认为空间是有限的和有形的。时间是永恒的。不过，本来既无空间，也无时间。“生成”只不过是现象（或者，对我们来说仅仅是感知过程）。假如我们在这些现象中间置入有规律的轮回，那无非是借此论证了如下事实，即这是一直发生着的事情。后面的即是前面的这样一种感觉极易作为误解派生出来，这是不难理解的。
不过，现象不可能是原因。
“主语”、“宾语”、“定语”――这种划分是人为的，它们现在就像模式一样套用在一切明显的事实上。这种基本观点是不对的，即自认为我是有所作为、吃苦耐劳的人，“拥有”某种东西的人就是才子。
认为“遗传”是一种不可理解的东西，不能用作解释，只能用来描述和确定某个问题。这正是所谓“适应能力”的问题。实际上，通过形态学的描述，即便认为遗传是完美无缺的，也是不可理解的，也只不过描述了一件神秘莫测的事实。正如一种器官可以被用作某种目的一样，这是不好解释的，仅仅用“目的”和“动因”的说法是解释不了这些问题的。“原因”的概念只不过是表达方法，而非描述的方法。
类比，譬如，同我们的记忆类比，还有另一种与遗传、发展和形式有关的、引人注目的记忆。属于我们的发明和试验的，还有一种运用于新目的的工具的发明，等等。
我们称之为“意识”的东西，对我们的基本保存过程和成长过程是不负责的；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头脑会长得如此灵敏，以致有能力构思除机器以外的任何东西――任何有机过程都远远胜过机器。
我们的“认识”不可能超过仅够保存生命的水准。形态学告诉我们，智慧、神经以及大脑的发育同营养障碍成怎样的比例。
我小心翼翼，免得谈起化学的“规律”来。因为我嫌弃道德的怪味。相反，涉及权力关系的问题是：强者要成为弱者的主人，只要弱者无法保存自身的独立地位。在这里，没有任何同情，没有任何宽容，更谈不到“规律”的尊严！
即使无机王国，力原子也要考虑到自己的近邻。因为距离较远的各种力保持着均势。这里隐着远景的内核，它说明了为什么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渐渐变成“利己主义的”。
弱者为了生存而趋附于强者，他们想求得安身之所，可能的话，同强者合为一体。而强者要自卫，他不愿以这种方式走向毁灭；相反，宁愿在壮大过程中自我分裂为二，或多个。趋于统一的倾向愈大，同弱者的关系就愈密切；而要求变多，变小，要求内在的分解愈强烈，则力的积蓄愈多。
依恋某种东西的欲望，拒绝某种东西的欲望，在无机和有机界中，同样都是联合的纽带。截然分离乃是偏见。
更确切地说，所有力的组合中的权力意志都是拒强而欺弱。
备注：过程即“本质”。
持续的过渡不许可谈论“个体”等等。因为，本质的“数目”本身就处在变化中。假如我们不相信――以粗浅的方式――除运动物之外，还看见了“静止物”，我们就等于对时间和运动一无所知。同样，也不知因和果，而没有“虚空”这个错误概念，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想到空间的概念。同一性定理以“印象”为基础，即是说，有相同的事物存在。一个生成的世界，严格说来，简直是不可“理解”和不可“认识”的；某种叫作“知识”的东西的存在，只有在下列场合才能被认识：即“有理解力的”、“有认识能力的”智慧发现了一个已经创造了的、粗糙的世界；它是由纯表面现象组成的，但已变得坚实，因为这种假象保存了生命――因为有了某种像“认识”的东西存在；因为，可以依次审定以往的和晚近的错误了。
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联系，肯定处在每个力原子产生的排斥力中。“生命”的定义应该这样来下，即它是力的确定过程的永久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斗争着的力增长不匀。无论处于服从地位的反抗力有多大，它绝不放弃固有的权力。在命令中也同样存在着承认对手的绝对力未被战胜、未被同化、未被消解的问题。“服从”和“命令”乃是对抗游戏的形式。
这些新的哲学家则以阐述实实在在的等级制为开端――啊！他们希望的乃是人类的调和、平等的反面，他们教诲的是全然的异化，他们开掘前所未有的鸿沟，他们要使人变得比以往更恶毒。有时他们甚至形同路人，互留一手。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必须成为隐士，甚至戴上假面――然而这些对寻求他们的同类是不适合的。他们要单独过活，也许要去领略种种孤独的煎熬。但是，假如他们出于偶然而同趋一路，我敢断言，他们会互不相认，或尔虞我诈的。
假如世界真有所谓目的，那么想必就要达到才是。假如对世界来说真能达到永驻和固化，达到“存在”，那么一切变化也许早就终结了。也就是说，终结了一切思维，一切“精神”。“精神”这个事实乃是生成的事实，这就证明世界是没有目的的，没有最终状态的，而且无法达到“存在”的程度。但是，旧的习惯相信种种现象都是有目的的，相信世界有个起引导作用的创造性的上帝，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致思想家煞费苦心地设想不再把世界的无目的性作为行动的意图。凡是想宣布世界有能力创造永恒新事物即有限的、确定的、大小不变的、和世界一样的能力的人，凡是宣称世界具有奇迹般的、重新塑造世界形式和状况的人，肯定会突然出现这样的念头，即认为，这样一来，世界就会故意避开目的，甚至于会懂得人为地防止陷入某种循环。世界，即便不是上帝，也应当能够具有神性的创造力，无限的造化功；它应当不遗余力地防止重复陈旧的形式；它不仅应当有防止重复的意图，而且有这种手段；也就是说，它应当随时随地注意让自己的任何行动避免目的、最终状态和重复――所有这一切或许都是一种奇特异常的思维方式和愿望方式造成的。这始终是陈旧的宗教思维和愿望方式，一种渴求，即认为世界同陈旧的、可爱的、无限的、极富创造性的上帝一样存在于某地――认为某地“老的上帝还活着”。斯宾诺莎的那种渴求表现在上帝即自然（他甚至认为“自然即上帝”）的论述中。但到底什么是定理和信仰呢？怎样最确切地表述决定性的转变？科学精神现已达到了对宗教、虚构神灵的精神优势了吗？这不等于说：不要把作为力的世界设想得没有边际了，因为不能这样设想。认为无限之力的概念同“力”的概念不相调和，这是我们所反对的。也就是说――世界同样缺乏创造永恒新事物的能力。
从根本上说，道德敌视科学。因为从苏格拉底开始就是如此――而且，正因为科学看重的事同“善”和“恶”毫不相干，因而“善恶”之感也就丧失了重要性。也就是说，道德想要使完人全力为自己效劳；因为道德认为，假如有人郑重其事地研究植物和星宿，那就是空耗了一个htha丰富程度还足以应付消耗的人的精力。因此，在希腊，当苏格拉底把道德化的瘟疫拖进科学时，科学转眼之间就衰落了下来；像德谟克利特、希波克拉底、修昔底德诸人的思想高度，是后人望尘莫及的。
我的“同情”。这是一种使我扫兴的情感。因为，譬如研究路德时，我就感到要消耗宝贵的能力。而这是多么宝贵的力，又是多么使人感到乏味的愚蠢问题啊！（那时，法国蒙台涅早已提出他的大胆和乐天的怀疑论了！）或者，我由于偶然性的错误影响，看到有人起不到他能产生的影响时；或者，甚至在思考人类命运的时候，就像我们――心怀恐惧和蔑视之情――观察随时随地为构想一切人的未来而操劳的今日欧洲政治的时候。是的，人，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假如――！这就是我的“同情”；是否有一种受难的、可与我共患难的人呢。
德国，这个不乏随机应变而又消息灵通的学者的国度，似乎忘记了什么是伟大的灵魂，什么是强大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它长期以来就缺乏伟大的精神和强大的精神。而今天，平庸者和败类招摇过市，几乎心安理得，毫不尴尬，并且以伟人改革家自居。譬如，欧根・杜林这样的人，实际上他是个随机应便而又消息灵通的学者。不过，他一张嘴就道出了他那渺小的灵魂，他会被狭隘嫉妒之心碾成粉末的。他泄露了，驱使他的不是强有力的、热情奔放的、慈善为怀的精神――而是野心！但是，对一个哲学家来说，在这个时代追逐功名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丢人。因为，现在是庸众行时的时代，庸众卖乖的时代！
“人”，乃是原始森林植物界，他始终出现在长期争权的场所。伟大的人。
利己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问题！基督教的阴影落在了拉罗斯福哥的身上，他到处谈论利己主义，并自认为利己主义降低了事物和美德的价值！同他相反，我首先试图证明，除了利己主义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证明，自我不强健的人，其伟大的爱之力也是微弱的，证明，最爱人之人首先因其自我的强劲。证明，爱，乃是利己主义的表现，等等。其实，错误的估价是：
1.为受益的、得利的人即畜群服务的；
2.包含对生命原因的悲观主义的怀疑的；
3.想否定光辉灿烂、前程远大之人的；有恐惧心的；
4.想要帮助下民取得权利以对抗强者的；
5.给最宝贵之人带来种种污点的。
我看，明白了在低下、污浊、肮脏的人之上存在少数高等的、光明的人类，这乃是一种安慰，（因为，从本质上说，一切脱颖超群之人都是不可多得的）。有人属于这种人并不是因为他比下层的人更有天才，或品质更高尚，或更有英雄气概，或更为可爱。而是――因为他更冷酷无情，更光明磊落，更目光远大，更独行其是。因为他经得起孤寂，爱好孤寂、要求孤寂，认为这样就是幸福，就是特权，就是生存的条件。因为他生活在乌云雷电、暴雨狂风之中就像生活在阳光普照、雨露滋润，霜雪晶莹的世界一样，就像生活在一片来自上方的东西中一样。假如运动，则永远是自上而下地运动。向上抱有野心可不是我要干的事。我们不如英雄、殉道者、天才和狂热者那样平静、耐心、细致、冷静、不慌不忙。
迄今为止德国还没有产生过文明。说德国有过伟大的隐士（比如歌德），这不成其为反对上述提法的理由。因为，这些隐士有他自己的文明。不过，正是这些人的周围，似乎就像孤标傲岸的危岩周围一样，总是散布着德意志的本质同他们对峙，就像一片稀松、泥泞、靠不住的根基，在这上面，外国的每个举动都会产生“印象”，并且创造出“形式”。因为德国的教育是无性格的东西，几乎就是无限的谦恭。
假如你认识到人和动物生活在多么无知的状态之中，这是不够的。因为，你也必须具有和补习要求无知的意志才行。你必须懂得，要是没有这种无知，生命本身也许不可能存在；必须明白，无知乃是生物单独保存自身，保持兴旺发达的条件。因此无知的洪钟应当在你耳边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