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历：张艺谋：电影导演艺术家，1951年生于陕西西安，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92年分到广西电影制片厂任摄影师。独立执志处女作《红高粱》获第八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和第十一届"百花奖"，并摘取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从影多年屡屡获奖张艺谋以顽强奋战的敬业精神从电影摄影师跻身到国际级大导演的行列。
影视奇才张艺谋
引言：关于张艺谋的"说法"
张艺谋已经名闻天下，都知道他是当今中国电影界"国际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因此，关于张艺谋的"说法"就特别的多。
——说张艺谋是"奇才"。
——说张艺谋是"鬼才"。
——说张艺谋是"获奖专业户"。
——说张艺谋是90年代中国的"文化英雄"。
——说张艺谋是"国际级的大导演"。
——说张艺谋是"新一代的艺术大师"。
……
关于张艺谋的"说法"其实还有很多，若加上各式各样的"演义"、"传闻"和"花边新闻"，那就更多了。
这表明人们对他有极大的兴趣与极大的热情，他是地地道道的大名人。
张艺谋从影10年间，获得了各种奖不下百种，金熊、金狮、金穗、金鸡、金像、金雨果……这些金奖让张艺谋金光灿烂。
张艺谋神话
（1988年2月）23日柏林时间十六时整，威廉纪念教堂的钟声敲响了，西柏林城顿时安静下来，十二家电视台摄像机对准评委会主席古利尔莫·比拉基。中国影片《红高粱》荣获金熊奖！西柏林的公民们、欧洲的公民们立时看到了这一幕！中国电影首次跨入世界电影前列！当晚二十时，隆重的发奖仪式开始了。上千人的大厅，座无虚席。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张艺谋从观众席上站立起来，穿过热浪般的人群，登上舞台。中国电影艺术家们在一排捧着银熊的获奖者面前，骄傲地高举着光芒闪烁的金熊。散会了。热情的女记者奔过来拥抱着张艺谋，亲他的脸蛋！本届评委、英国著名女演员特尔达·斯温顿在记者的闪光灯中拥抱着张艺谋，留下了最亲热的纪念。张艺谋被包围着，在一群白皮肤人面前，这位留着寸头的黄种人显示了一种东方人的魅力。
确实，在群星争辉的令人眼花缭乱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的中国文艺界，能持续吸引公众的好奇心、艳羡的目光和认同或拒斥欲望的神话式英雄，恐怕首推张艺谋了。
他刚在电影《黄土地》摄影中成名，忽而又自荐客串《老井》男主角，接下来当《红高粱》导演在国际上大红大紫，这种花新翻新、富于刺激性的潇洒的"活法"，牢牢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他接连不断地在国内外赢得大奖，搂“金”抱“银”，这种在电影界前所未有的成功能不令人艳羡？对此奇迹，人们的态度是多种多样的：或是惊喜，或是惊惧；急切的认同者有之，愤怒的拒斥者有之。
但无论是还是拒斥，他似乎都已成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超级"文化英雄"。这位超级英雄以他个人的神奇故事，当谱写出一则当代中国自我的"神话"——张艺谋神话。
张艺谋神话通常涉及两个基本层面：一是张艺谋电影本文，即张艺谋任摄影、党员和导演的影片，主要是张艺谋导演的影片，涉及这些影片本身的镜头组合、美学文体、形式特征、意指活动及深层意蕴等，有时简称张艺谋本文；二是这些本文被制作和接受的具体文化语境，涉及制作者和接受者所置身其中的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氛围、基本价值体系状况、文化压力等因素。这两个方面自然是紧密相连共同起作用的。张艺谋神话总是指处于具体文化语境中的张艺谋本文，即语境中的张艺谋本文。但有时在具体论述时，也会各有侧重，需要视具体上下文而定。
"丑小鸭"奇迹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鸦片战争以来屡屡逢险情的中国现代性工程，又重新开始了中断已久的宏伟大业。这个急于向外部世界开放和全力建设的年代，需要幻想出一类特殊的末日拯救般的文化英雄，他仿佛能以其超凡魔力加快这个寄托着中国人百年美梦的伟大工程。他需要先是出自寒微，卑琐而不起眼，饱经坎坷和忧患，然后突然间石破天惊，大放异彩。他应当是中国的"丑小鸭"（ugly duckling）。
于是，张艺谋应运而生，生逢其时，顺时成英雄。
张艺谋，曾名张诒谋，于1951年11月生于古都陕西西安市。在这块散发着千年文化灵气的黄土地上出生，喝黄河水长大，那么，人们有理由相信，深厚的黄土文化氛围会对他情有独钟，恩爱有加。中国人历来相信"地灵人杰"。
不过，他注定了会先遭遇不幸，正所谓好人多磨难。这磨难的根子不在他本人，而在他的父亲带给他的出身上。父亲虽是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但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经历，使全在50年代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这项"黑"帽子给他本人及全家成员包括张艺谋带来了厄运。正是这样一个由个人无法选择的先天身份，在那个专看政治出身（"成份"）的政治国家时代，使张艺谋在社会上背负着"低人一等"甚至"非人"的沉重身份负担，从小就品尝到歧视、屈辱、忧郁、自卑等人生苦味。但身份的卑微反而激发了他对理想的生命形式的追求欲望和强烈的自强冲动（这也是理解他的《红高粱》对生命的礼赞的途径之一）。愈是自卑，愈渴求自强。后来张艺谋这样回忆道："那时我没什么好说的，一方面我埋头读书；一方面我就有那么一股劲。"张艺谋在说"一股劲"时，咬着牙，伸出他的右臂，并高高地扬起，似乎在显示他内心向命运挑战的气概。
确实，他的后天磨难是个人无法回避的。"文革"十年，父亲下放陕南牧羊，做医生的母亲按"6.26"指示了下乡做了"赤脚医生"，而他本人也下乡插队，弟弟在"家"因无人照料而成了聋子。这个破碎之家留给他的常常不是温暖，而是孤独和痛苦。好在1968至1971年3年的下乡知青生活，他尽力把自己融进陕北农民行列，与他们"打成一片"，使自己在外貌上显得仿佛与一般农民决无两样。朴实而粗放，热情而机巧，善于吃苦，少说多做，注重实干等，这些"农民特征"注定了日后会成为他博取功名的重要"法宝"。例如，他出任《老井》男主角、农民孙旺泉，在国内外历次颁奖典礼上以似乎标准的富于东方魅力的"中国男子汉"形象亮相。陈凯歌这样写道：
我常和艺谋开玩笑地说，他长得像一尊秦兵马俑，假如我们拍摄一部贯通古今的荒诞派电影，从一尊放置在咸阳古道上的俑人的大远景缓推成中近景，随即叠化成艺谋的脸，那么，它和他会是极相似的。或许因为艺谋是真正秦的后代。
不仅国人如是说，而且西方人更是把张艺谋视为中国杰出人物的当然代表。1993年在北京法国驻华大使马腾的官邸，马腾代表法国政府向张艺谋授予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此时，"风趣幽默的马腾先生在授勋仪式上说，……过去法国人提起中国只知道有长城和天安门，可是现在你问法国人中国有什么，他们会说有张艺谋、陈凯歌和美丽的巩俐"。
这位戴着"狗崽子"帽子的人能在1971年跳出农村而进咸阳棉纺织厂当工人，既有幸运成分，也与个人的才能有关。因为，他的这个出身原本会让任何招工组断然拒绝。但是，社会总会为一个具有潜能的天才提供合适机遇的，哪怕这种机遇有时过分地稀少。即便是在那个看来已政治化到"密不透风"的时代，机遇也可能会向时刻准备着的人难得地绽开自己的亲切笑脸。"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偏偏张艺谋善打篮球，而这个才能又为工厂所急需，于是，他得以幸运而又顺理成章地调进厂。在那时的中国，能从农村进入城市工厂，不啻如同脱离苦海进入福地一样，是千千万万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的共同的生活梦想。应当注意到，也正是在工厂的7年中，他迷上了业余摄影，这为他以后考上电影学院、做电影摄影打下基础。
到此为止，他基本上还只是一个饱经生活创痛的下层平民，恰如"丑小鸭"最初的模样。连他自己也不会预料到，这些卑微而不起眼的经历，后来会成为种种传播媒介竞相"翻炒"的绝好原料。因为，当代中国公众需要这样的中国式"丑不鸭"形象。
或者，从中国传统看，他可能倒更适宜被看作孟子所谓"生于忧患"、肩负"天降大任"的圣贤式英雄。正像古代圣贤舜兴起于田野、傅说自筑墙的苦力中被选择出来、管仲由囚犯升为宰相、孙叔敖在海边偏地被发现、百里奚从买卖场所被解救和任用一样，张艺谋的下层身份和屡遭磨难经历，为他的成名奠定了雄厚的"文化资本"。"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⑦。于是，按孟子的这种成圣成贤逻辑，张艺谋一生头二十余年的不幸经历就可能被转化成为圣贤或英雄的必然的万幸经历。这种不幸与万幸经历，加上出生地地灵人杰的传统信念，人们有关张艺谋的"丑小鸭"造型就可以完成了。
然而，确实是"好事多磨"。命运似乎还要继续"苦其心智、劳其筋骨"。1978年4月，张艺谋本来已经兴奋地遥望见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那向他开放的大门了，但却因为"超龄"而被婉拒。如果他真是一只"丑小鸭"，那么此时该是拿出百折不挠的勇气的时候了。果然，张艺谋以其韧劲和毅力在京城一些大机关奔走，争取命运的转机。这转机还是迟迟不肯到来，人们的众口一词回答几乎击碎了张艺谋的最后一丝希望："你的情况我们理解，但有关规定不能违反。"
最后的斗争时刻来到了。历史老人似乎清楚，这回不能再让张艺谋失败了；否则，那就将意味着埋没中国电影史上一个罕见的奇才，致使20世纪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位最杰出英雄夭折。张艺谋所做的是向直接管辖北京电影学院的文化部部长写了一封自荐信，并附上自己的摄影作品。他寄去的是最后一线希望，慧眼识英才的部长肯定被这篇非凡的写作和习作感动了，于是他的下封信使电影学院的大门终于向张艺谋开放了。经过半年左右的奔走，在开学之后一两个月，即1978年11月，张艺谋从"后门"跨进中国最高电影学府摄影系。
不过，是真正的"丑小鸭"，就必然要在受够了磨难后才可能变成"天鹅"。大学4年，张艺谋还需忍辱负重，把圣洁的天鹅翅膀掩藏得严严实实。他先是以沉默、孤傲和苦读去回击对自己"走后门"的造谣、鄙夷和攻击，还得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大度承受来自同学的"胯下之辱"。当校方想找借口把他中途肄业处理掉时，他再次以出色的"写作"和韧劲获得了夹缝中求生的机会。到了1982年，在4年的忍气吞声、卧薪尝胆之后，这只"丑小鸭"终于可以向世人展露它那高贵圣洁的机遇，提供挥洒才华的舞台。
于是，从1984年到1994年约十年间，在传播媒介的持续关注和公众的一再惊羡中，张艺谋成功地扮演了中国式"丑小鸭"神话的主角：从一个出身卑微、屡遭磨难的下层平民，成长为"国际性"或"世界级"大导演；而且，他的影响远远溢出电影圈外，成为具有超凡魅力的当代中国文化英雄。
下面，我们不妨列举他的主要业绩。在此之前，我们需要说明，在张艺谋之前，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是很少被人认识和重视的。正是这样的"传统"背景下，张艺谋开始了电影活动。1983年，任中国电影"第五代"的筚路蓝缕之作《一个和八个》摄影，在电影圈内始获好评，算是牛刀小试。这是一种预示。
1984年，做后来被称为第五代扛鼎之作的《黄土地》（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制）摄影，其卓越的摄影才华首次引起国内外瞩目：获1985年度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法国南特亚非拉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陈凯歌）而一再获摄影奖，这个事实容易让人们产生这样的感觉或错觉：是张艺谋而不是陈凯歌才是《黄土地》的最大功臣。张艺谋就更有理由引人注目了。
1986年，他本是以其在国际电影摄影界的知名度而出任《老井》（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摄影的，但摄制过程中却又斗胆自荐兼演男主角孙旺泉，并且一炮即红：于1987年9月获日本第2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1988年4月获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最佳男主角奖。这位从未学过表演、也从未尝试过演出的人，竟能一举成功，不是神话又是什么？
更值得纪念的应是1987-1988年：他首次试做导演时执导处女作《红高粱》（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竟出人意料地于1988年2月一举夺得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熊与此相对照的是，本来夺标呼声很高的陈凯歌携《孩子王》（西安电影制片厂1987年摄制）远征戛纳却失败而归。这使张艺谋就变得一枝独秀了。这个前所未有的"走向世界"大业一旦成功，随之而来的奖项就变得顺理成章和轻而易举了：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1986年至1987年度政府奖，4月获第11届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5月获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和最佳录音奖，6月获澳大利亚第35届悉尼国际电影节悉尼电影评论奖，9月获第5届津巴布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故事片真实奖和最佳艺术成就奖，10月获摩洛哥第1届马拉卡什国际电影节导演大阿特拉斯金奖、制片大阿特拉斯金奖，1989年1月获比利时第16届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及比利时法语广播电台青年听众评委会最佳影片奖，2月获法国第5届蒙特利埃国际电影片银熊奖，4月获第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10大华语片之一，1990年4月获民主德国电影家协会年度大奖及评委会提名奖，12月获古巴年度发行摄片评奖10部最佳故事片之一。
1988年导演的《代号美洲豹》，虽然未获大奖，却也有收获：1989年8月获第1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巩俐）。
同年在《古今大战秦俑情》中出演男主角，这似乎可以看作前引陈凯歌当年有关"秦国人"之说的具体实现。他个人虽未获奖，但该片还是有所斩获：1990年2月获第44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协会娱乐电影荣誉奖，同月还获西班牙年度电影展科幻电影技术奖，次年4月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配曲奖及最佳女主角提名，9月获法国巴黎奇情动作电影展大奖。
1989年执导的《菊豆》（西安电影制片厂），使他继《红高粱》之后再度震惊世界：1990年4月被第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评为10大华语片之一，5月获法国第4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首届路易斯·布努埃尔特别奖，10月获西班牙第35届瓦亚多里德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穗奖及观众评选最佳影片奖，12月获美国芝加哥国际电影大奖金雨果奖，第二年1月获美国第63届奥斯卡金像最佳外语片提名。能够获得最负盛名的美国奥斯卡奖"提名奖"，这也有理由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空前成功。
1991年导演《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国电影合拍公司摄制），更是夺金取银：4月被评为第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10大华语片之一，10月获意大利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国际影评人协会大奖、天主教影评人协会大奖、金格利造型特别奖、艾维拉诺塔莉特别奖，次年1月获美国第6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6月获意大利全国奥斯卡奖（大卫奖）最佳外语片大奖，并获最佳外语片女主角提名，6月获意大利米兰电影协会观众评议本年度外语电影第1名大奖，9月获1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及最佳女演员奖。
1992年摄制的《秋菊打官司》（西安电影制片厂）又一次为他赢得了盛誉：9月获意大利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狮奖、"伏比尔杯"最佳女演员奖、《查克》杂志评选最佳女演员奖、《电影文化》评选青年电影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奖、天主教影评人协会奖，同月获长春国际电影节金杯奖，9月获第1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94年5月5日获北京电影学院首届学院影片大奖和导演奖。
1994年导演《活着》，于1995年5月获法国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葛优）。1995年导演《摇啊摇，摇过外婆桥》。1996年导演《有话好好说》。
张艺谋正式"触电"不过十余年，却已硕果累累、金杯满屋，令先辈和大多同行似乎仅能望其项背。这不是当代中国的"丑小鸭"奇迹又是什么？这丑小鸭已不再是那只粗笨、深灰色的又丑又惹人讨厌的鸭子，而是一只美丽绝伦的天鹅！张艺谋，不再是"历史反革命"的"狗崽子"，黄土地最底层的农民，蛰伏于电影学院的忍辱负重的"后门生"，而是蜚声海内外的"世界级大导演"或"一流电影大师"！或许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第一位艺术家能鼓荡起这样的显赫声名！
不管怎么说，张艺谋的确创造了一部当代神话，一部令中国人和西方人都倾倒的当代中国"丑小鸭"神话！无疑，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正是以"西方"电影为象征的"世界"电影。在于长久封闭后终于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时代之初，无论是张艺谋还是其他许多导演，都不得不把认同的目光投向"西方"。可以说，张艺谋电影的成功的神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向西方电影认同分不开的。
电影本是生自西方而于全球繁衍的艺术。西方电影美学自然成来就成为世界电影的最高或中心权威。当张艺谋负笈北京电影学院时，西方正开始向国门初开的急于认同的中国导演展露它那天鹅般高贵的容颜。在蛰伏于此的黄金般宝贵的4年里，张艺谋应当有幸初识西方大师的艺术瑰宝，带着惊喜的心情在西方电影美学的海洋里游泳。他这时对西方的了解可能很有限，但毕竟应当已经形成如下重要信念：向西方认同，推动中国电影的美学革命，加快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步伐！于是，中国的"丑小鸭"终于在西方"天鹅"那里找到了自己的认同范型。如果说，（和他的第五代同道）本身所具有的还只是向西方认同的主体意识的话，那么，当时中国电影界实际的权力结构则根本上迫使他们走向西方，倚重西方。也就是说，并不是他们完全自觉地选择了西方，而是客观情形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在80年代初中国电影界，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复出的第三代导演和兴起的第四代导演11，其电影美学还主要来自苏联模式。这一主一次的两代导演共同组成了当时中国影界的似乎凛然难犯的权威格局。这应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经历漫长的"文革"浩劫后刚刚复出，重新享受拍片权，太需要珍惜宝贵的人格与权力回归时光了。而张艺谋等才跨出校门的青年学生，有什么本事要在需要资格和资历的现成电影界争抢一席之地呢？
但后来的人们才有可能真正领教到这代人的惊人地巨大的和不可遏止的自我实现欲望。1983年至1984年间，张艺谋和同道曾希望通过《一个和八个》及《黄土地》赢得前辈导演和公众的接纳。但是很快就失望了：他们没能获得自己急切期望的发言权。当感到那支持了第三代和第四代的现成权力格局已不可能再成为自己的后援后，当其新作出世之初竟遭到饱受第三、四代导演及苏联模式熏陶的中国公众冷遇之后，富有远大抱负而急于寻求轰然出场的张艺谋们，看来只能把最后的希望投向外部奇异力量了。于是，求异、求新和求变，即是他们的充满才华和抱负的自主选择，更是他们的无法回避的必然命运。西方能给予他们支持吗？或许最初谁也没底。
确实，《黄土地》最初在国内上映时受到电影院观众的冷遇。据说，北京一家电影院甚至因为它的售票量少而停映，改映他片。这可从一个侧面显露张艺谋们当时在国内的窘境：既缺乏电影界权威的认可，又得不到公众的拥戴。这两点其实都不难理解：在文化领域占统治或主流地位的力量，总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传统权威，而尽量抑制、排斥甚至打击新生的力量，尽管不排除其中的某些人会采取开明的支持态度；同时，接受传统观念长期影响的公众，有时难免会对新生事物持怀疑、不解甚至敌视态度。
好在"外面"终于给了让张艺谋们满意的"说法"。《黄土地》作外发行后，出人意料地受到西方电影界权威的嘉许：中国有了真正的电影，有了"新电影运动"。据报道，英国伦敦国际电影节选片人雷恩斯确信，这部影片会在欧美电影节市场大受欢迎；瑞士卢卡诺电影节选片人斯特莱弗表示，愿通过政府渠道邀请该片参展；联邦德国歌德艺术学院院长施德里博士则希望沿正常渠道邀请该片参加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等等。当西方权威们的肯定反馈回国内后，《黄土地》立即命运陡转。中国电影权威和公众才开始以西方人给予的新的目光去正视它，从而"发现"了它的令人惊异的审美与文化价值。"西方"都说好了，中国还能说不？现在不妨来问一下，倘是西方当时说不了呢，它还会有后来的一切吗？具体地说，还会有后来的"里程碑"或"开创性"关誉？再进一步，如果没有它的成功，还会有"第五代"的接二连三成功、乃至一统江湖？事情确实是难以想象的。当然，对西方的权威性和它对中国公众的诱导力量都不应过分夸大。西方并不总是高明或正确，而中国公众也并不总是缺乏主见。有时，当西方说好后，中国公众可能会在短暂的盲从后很快校正自己的视点，发出自己的不同声音。张艺谋后来的影片如《秋菊打官司》，尽管在西方获得大奖，但公众却采取了不一定相同的态度，正是一种证明。不过，至少可以说，在"第五代"尤其需要借助西方才得以出场、而同时中国观众也需要借此获得新的美学启蒙的特殊时刻，西方的声音确实起到了关键性的催化作用。
尤其还应提到1985年3月，《黄土地》在第9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享受的待遇。正像那时西风东渐总是假道香港吹拂大陆一样，香港的认可属于"外面"的认可。似乎也象征了西方的态度，从而可以在大陆产生权威的感召力。一部影片按常规只映一场，而《黄土地》却打破常规放映3场，且场场满座。当最后一场放完，主办者照例安排剧组人员与观众见面时，已是深夜11点半了。一向善于挑剔的香港观众却并未像往常那样走掉一大半，而是都激动地端坐不动，等待着。陈凯歌和张艺谋等与他们进行了气氛热烈和感人的会见。一位观众的话仿佛道出了人们的共同感受："我过去不看中国电影，觉得没意思，可看了《黄土地》，我觉得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你们不愧是喝黄河水长大的！"
这场"香港大捷"一传回内地，加上西方权威认可的喜讯，就权威性地一举驱使观众重新返回《黄土地》，甚至一度导致了影院场场"爆满"的空前盛况。人们这次借助外力擦亮的眼睛终于"看"出了《黄土地》的不同凡响价值。特别是正自觉履行启蒙使命的大陆知识界，更是自觉地担负起阐释和传播它的美学与思想革命意义的责任。从此，"中国电影第五代"正式出场了。
而张艺谋个人这次的收获也是不比寻常，他的摄影术在此过程中被奉为"新电影"的开山经典，其作用甚至被许多人认为超过了陈凯歌在导演上所起的作用，即所谓"摄影压倒导演"，或"摄影架空导演"。"压倒"或"架空"之说可能不确，或许应当 说，他们两人在影片中起了同等重要而又不同的作用。还可以肯定的是，那贫脊、荒凉而又深邃、厚重和溢满希望的黄土地，它的奇异的美，是借助张艺谋的绝妙摄影才"发现"的。
接下来，张艺谋对西方的认同似乎就变得顺理成章和平常了：《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秋菊打官司》等影片，都是借助在国外获奖的威力而在国内成功的。特别是当《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接连在国内遭禁时，他便是靠《秋菊打官司》获威尼斯电影节两项大奖的威力，而使两片在国内开禁，从而创造影坛奇迹。
于是，我们似乎有理由得出如下印象：张艺谋影片如今已成为中国电影向西方认同的突出范例。当然，至于这种印象背后的含义如何，则是需要追问的。
走向世界第一人？
张艺谋由于屡屡在国际电影节获奖、享有"世界级"大导演盛誉，从而有理由被视为走向世界的成就空前的文化英雄，甚至是"走向世界第一人"。
还在《红高粱》刚刚获奖，《大众电影》杂志就在开篇充满喜悦地急切宣告："中国电影正在走向世界"、"中国电影在世界的地位正在提高"、"中国电影首次跨入世界电影前列"！几篇文章都高度评价张艺谋获奖的巨大意义："这次，《红高粱》在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的西柏林电影节获大奖，说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步伐加快了！"文章援引西方权威的话作支持："法国第一电视台在介绍《红高粱》时说：'现在美国、苏联、中国的电影处于世界电影的前列。'不久，澳大利亚电影访华团团长对中国同行说：'世界电影面向东方，世界电影的希望在中国。'"作者在为"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成就感到骄傲"之余写道："中国影片在西柏林电影节获大奖，其意义相当于一个重要体育项目在世界级比赛中获得冠军，是值得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事！"该杂志还提醒读者尤其注意以下几个镜头：其一，西柏林自由电台记者当晚在影评广播中声称，拍摄《末代皇帝》的贝尔托卢奇应"向张艺谋学习"。这个事实的"重要"性被认为在于，它"从艺术上予张艺谋以新兴的世界级导演的地位与世界著名导演匹比"。其二，"本届评委、英国著名女演员特尔达·斯温顿在记者的闪光灯中拥抱了张艺谋，留下最亲热的纪念"。其三，"张艺谋被包围着，在一群白皮肤人面前，这位留着寸头的黄种人显示了一种东方人的魅力"。这里，作者们感兴趣的显然是张艺谋被赋予"世界级导演"地位、被世界级演员认可和被处于世界中心的"白皮肤人"簇拥的事实，也就是他走向世界的事实。张艺谋就是这样被尊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神话式英雄。他之所以受到英雄凯旋般的隆重欢迎，正是由于被认为在"走向世界"过程中作出了非凡贡献。这样一来，"走向世界"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何以如此呢？
"走向世界"，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界的一个响亮的而又充满悲剧意味的口号。它的含义决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因为，单从地理上看，中国从来就在世界之中，属于世界的一员，从未离开过世界，所以无需谈什么"走向世界"。这个口号如果在下述意义上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它是一个中国现代性想象物。
对中国人而言，所谓中国现代性的核心，是要使落后和蒙昧的中国按现代世界先进国家典范——西方标准去实现现代化，即从落后和蒙昧的边缘国度成为现代世界的中心。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中，古典中国曾是世界或天下的中心，中心就等于世界，这时，中国直接地仿佛就是世界。然而，鸦片战争以后，落后和蒙昧的现实使得中国自觉置身到现代世界的中心或主流之外，从而就似乎等于在世界之外。而现代中国的根本任务，就是使中国重返中心，也就是重返世界。所以，"走向世界"，在中国现代性意义上，是一种走向现代世界之中心的文化想象。更具体地说，这里可能包含着三个步骤或三层内涵：首先是向世界之中心认同，即被西方容纳，让西方了解、重视或尊重中国；而最后是要成为世界之中心，或与西方比肩，或超过甚至取代它。这样的目标无疑是崇高的和难以实现的。而当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一再推迟实现这一目标时，人们不得不把无限的希望投寄到文化上：拥有上千年灿烂文化传统的中国，有理由在文化上率先走向世界。例如，文学、电影、绘画、音乐、书法、武术、围棋等等，或许可以先行一步。从文化上走向世界，可能会为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走向世界铺设必要的台阶。
在这样一个走向世界的文化想象的天幕上，张艺谋就变得格外惹人注目了。
在20世纪中国的走向世界历程中，如果出现过神话般奇迹的话，张艺谋无疑是其当然英雄（主角）。作为世界边缘或世界之外的中国电影，能从西方这中心王国成功地讨来"说法"，谈何容易！遥想玄奘当年，跋涉千里，经磨历劫，才从"西天"取来真经。在现代，中国文学向"西天"取经，更是长路漫漫。20世纪中国文学总是把"走向世界"作为自己的根本性口号，似乎只有走向世界才会有中国的真正的现代文学。而在中国现代艺术家族中，确乎又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学，才最有可能率先冲顶成功。在文学的高大身影反衬下，电影这西方"舶来品"，既无传统根基，又远离文化中心，它要走向世界，就仿佛是"天方夜谭"（后来人们才可能意识到，正是电影这"舶来品"比之倚重母语的文学，更有可能跨越文化界限而实现跨文化沟通）。这可能正是中国电影长期以来未被赋予走向世界大任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以走向世界为神圣而光荣使命，中国作家们自然就把诺贝尔奖当做自己心仪的西方"天鹅"。按理，拥有5000年辉煌文明史的中国，得个诺贝尔奖不应成为问题。可是，命运仿佛专与我们作对，中国作家总是与之失之交臂。当同处亚洲的印度泰戈尔、日本川端康成都先后荣享诺贝尔奖后，我们这泱泱诗国也该讨得个"说法"了啊？声名最高的鲁迅未成，大抵与他早逝有关。据说老舍"文革"中本来要获奖，但由于浩劫中生死不明，所以未能加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沈从文该行了吧？他的一流大家地位不是"外面"先给了吗？但西方竟然还是狠心地没有让这位垂垂老者辞世前获得"说法"。沈从文之后，巴金老人总可以了吧？十多年过去了，似乎总是遥遥无期。或许，这一切该归咎于西方对中国的无知吧？中国的辉煌的现代文学难道还够不上一个诺贝尔奖？然而，令文坛尴尬的是电影界半道杀出个张艺谋。这位刚出道不久、甚至在一些人看来可谓"乳臭未干"的黄土地后生，却轻而易举地在西方赢得几乎如诺贝尔奖在文学界那样重要的电影大奖，似乎使走向世界的文坛梦想毫不费力地转而在影坛成真了。这不是当代神话又是什么？
正是在这种神话氛围中，一位论者写有文章《重新发现中国》，高度评价张艺谋等对于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性贡献。这篇文章强调的重点是张艺谋的特殊贡献的意义："在《红高粱》之后，不仅中国电影引起全球性的瞩目，电影中的中国和中国人更在西方各国获得了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称的'身价'"，从而令"世界重新发现中国"。文章最后甚至热烈地预言，"中国将与世界的步伐同步运转"！
这里，张艺谋在令"世界重新发现中国"方面确实应记一笔，但是，这一笔究竟该怎样记，却大有讲究。例如，"世界"所"发现"的是怎样的"中国"呢？是否能把这种电影"中国"就当做现实"中国"呢？还有，说"中国将与世界的步伐同步运转"，是什么意思？是说中国的文化已突然发展到堪与西方世界争奇斗妍的一流水平，还是说西方世界正把中国文化从自身的轨道拔出来而纳入西方轨道，或是说中国文化已加入国际化商业制作的循环体系？这些问题是复杂的，显然需要认真地一一梳理，不能笼统地断言，更不能盲目乐观。
当然，如果仅就获奖本身而言，张艺谋确实称得上20世纪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了。
如何评价张艺谋
张艺谋的电影创作，在中国新时期电影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摄影作品《黄土地》以及他导演的《红高粱》等作品，无疑在中国当代电影史最优秀作品之列，它们具有某种经典的价值。无论何时再看《黄土地》、《红高粱》等影片，都还会被它们所震撼、所感动，都会由衷地称赞它们是好作品。
张艺谋是中国当代最成功的优秀电影艺术家，但不是最杰出的伟大电影艺术家。
破产风云——曹思源
曹思源，江西景德镇人，1946年生。现任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暨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
1968年大学毕业，先后任药厂工人、党校教师。
1979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师专业。
982年开始，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国家体改委工作。
1988年10月创办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暨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并任所长至今。
现今，已著有专著3本、文章400余篇，共计180万字；在各处（包括电视台）发表演讲220余场，听众累计15亿多人次。
一位裁缝的儿子由江南考进北京，毕业后只用了四年时间竟倡导促成了中国第一部破产法的诞生。从中南海到人大会堂，这里有多少扣人心弦的故事；从工商业到金融界，有多少单位打破了往日的沉闷；从古今到中外，有多少知识运用到了破产官司里，从经济到法则，有多少项改革发生了撞击反射，激发了多少人的潜能……
苦心探求变革路
人生旅途，有时像持票乘船，有时又如水中漂游；有时走投无路，有时又柳暗花明。不同的人所走的路各不相同，车有车路、马有马路。西方人说，条条道路通罗马；而中国大陆，人们爱说：条条道路通向天安门。曹思源在33岁那年，即1979年9月，买了一张从江西古老的瓷都景德镇到北京的火车票，竟从此就在北京定居下来了；更没有料到，从此开始了一条被许多朋友指指点点的"破产发财"之路。这心里话，这段旅程他事先并没有预订，多年来寻寻觅觅、磕磕碰碰、漂游而至。
曹思源从小在缝纫机旁长大，但不愿意做裁缝。邻家茶馆一位说大鼓书的艺人是他的启蒙教师。从5岁开始，他每晚都爱钻在茶客身后瞪大眼睛听那"彭公案"、"旆公案"、"三国演义"和"说岳全传"。虽然大部分内容似懂非懂，但岳母在岳飞背上刺的4个字还是记下来了——"精忠报国"。
上学以后爱听老八路的故事，心中萌发了革命的激情。立下雄心壮志，要解放还处在资本主义"水深火热"中的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然而，随着60年代初的大饥荒以及尔后人斗人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激情便由强转弱、逐渐暗淡，种种疑团一天一天多了起来，大有胀痛难忍之势。
1968年曹思源结束了中共江西省省党校理论部的4年大学生活，被分配到家乡一家制药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当了6年工人。他上班所干的是半文盲也足以胜任的工作，下班则全力搞副业——偷偷研究文化大革命中为何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的公民权利和人身权利自由都被剥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错在哪里，中国怎样才能从长期的政治危机和经济落后中摆脱出来等问题。
如今手边留有一诗，记录了当时的思绪：
夜游莲花塘吟
幼时指晓常踏青，闷睡难眠此复临。
方塘水静荷花困，中亭人倚心潮奔。
有离盈亏长空月，无穷灾祸九州民。
叩问缘何遭此劫？腥风苦雨费追寻。
要研究这些困难而又危险的问题，在党校学的那点儿马克思主义远远不够用。他通读了《资本论》、《马克思***选集》之后，又重读了世界通史、中国通史、欧洲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资料等，试图通过回顾历史长河的上游和中游，更好地看清楚它的下游；借鉴前人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成果，更好地解剖现实。他当进简直是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打开房门是阶级斗争热火朝天的工厂；关起门来是无边的学海，泛舟其上，自得其乐。当然，麻烦也时时袭来，出现了风言风语："大学生当工人不安心，还啃什么资本论，想复辟资本主义，曹思源这人大概神经有点儿毛病。"此话不知经过多少人的嘴，最后由一位老同学传回曹思源的耳朵里，并好言劝他注意点。他只好笑答："鄙人毛病不少，唯独没有神经病！"
后来，曹思源被调入刚刚恢复的中共景德镇市委党校任教，教学之余的研究工作节奏快多了，但也并未一步跨上"破产之路"，而是经历了4个探索"里程碑"：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路线的评价问题；
二是宪政与法制问题；
三是国家所有制改革问题；
四是建立企业破产制度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在景德镇就形成了一篇3.3万字的长文《左倾领导路线剖析》。当时通用的政治口号是"***正确路线始终占领统治地位，不断粉碎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的干扰"。而他的文章从题目上就标明：所要剖析的对象是左倾领导路线，也就是说，占领导地位的***的文化大革命路线恰恰是错的。从那个时工过来的人都知道，写这种文章在当时足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没有安全的写作环境不行。幸亏天公作美，1976年初他派到农村蹲点半年，自主权也比较大，逢单日下田劳动，双日便关起门来写"评毛"文章。在那些日子里，他晚上经常梦见***。当然不是那种戴着劳动模范大红花被光荣接见的场景，而是同他老人家进行激烈辩论的镜头。他不止一次在梦中对***说："你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系统的、方向路线性错误。您推行的是一条以个人崇拜为核心的思想路线、全面专政的政治路线、扶植极左派的组织路线。您的路线成了在全国践踏1954年宪法和1956年党章的样板……"当然，同***辩论的梦想不可能变成现实，它只能变成评毛的文字。在90年代的人也许很难想象，这篇要命的文章在70年代竟很长时间找不到安全的打印条件。后来凑巧，一位好友在工厂里当上了政工组长，而他手下的打字员是位文化程度很低、只会照字打字，读不懂文章，因而绝对不会告密或泄密的小姑娘。这种难得的"资源配置"产生出来的打印稿，又在关键时刻派上了最佳用场——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招研究生，附有一个特别条件：报名的同时须交一篇文章，文章不合格者不发准考证。凭这一特别条件，200多名报名者获得准考证的就只有100多人。曹思源的那篇评毛文章，由于其内容与两年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的左倾错误提法有着惊人的相似而获得好评，并在最后从6名候选人中确定2名录取者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进京的那一幕。
首都作为政治经济信息中心的优越条件，对于曹思源的研究工作来说，如虎添翼。在对左倾错误剖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就触及政治体制的弊病了，正是这种弊病导致我们的制度在纠正领袖所犯错误方面软弱无力，任其危害社会达10多年之久。为了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就不能不改革政治体制，健全宪政与法制。为此，他在1981年《民主与法制》第2期上发表了《关于修改宪法的十点建议》。其中着重谈到：
——鉴于1966-1974年间未经任何手续，宪法就不宣而废、停止生效了，应当对宪法的修改和在紧急状态下某些条款停止生效的程序作出特别严格的规定；
——鉴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积弊严重，宪法要载明：执政党的领导作用，应当通过党所提出而为人民代表大会所采纳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体现；
——为了保证国家根本大法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宪法中应删去***的名字。因为宪法的任务是规定国家根本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宪法不是理论教科书，不是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必评价个人的功过是非，也不应在宪法中确立任何个人的历史地位；
——应当在宪法中确立包括股份公司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的地位；
——恢复在文革中一度被废除的国家主席职位；等等。
有趣的是，那天曹思源拿着《民主与法制》第2期去中央政法干校送给一位老同学时，他正巧在听法学界元老张友渔先生作报告。张友渔参加了临时成立的宪法修改委员会，他在报告中专门列举了不设国家主席的若干理由，可见当时上层的决策意见还是不设国家主席。但第2年公布的宪法则恢复了国家主席职位。有人说中央决策的改变是由于采纳了他的建议，但他想，也有可能是一种巧合。除了这一炮打响之外，修宪建议的其他方面成效不大。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是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则是国家所有制改革。因此，有一段时间国有制改革便成为曹思源研究的重点课题。
国家所有制，过去也叫全民所有制。从理论上讲，全体人民人人有份；但实际上全民所有，一无所有。任何公民作为"全民"所有者中的一分子，对于全民企业的盈亏，都没有相应的损益关系，因此他们对企业的财产状况，也就不甚关心。据曹思源实地考察，居民区发生火灾，家家户户有人哭；而生产区哪怕大火烧毁了几个车间，也难得听见哭声。有的人还高兴地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厂房烧了，国家才会拨款盖新厂房哩！"所有者的非人格化，导致资产关切度低和经济驱动力弱，这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水平普遍低下的根本原因。因此，他在1980年第4期《学术月刊》上发表《试论国家所有制的改革》，提出国有制比重过高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主张将大多数国有企业由单一国有制形式改为多元投资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
但是，这一炮没有打响。无论怎么使劲，也打不响。后来曹思源才知道，国家所有制改革问题是一个尚未解禁的禁区。主张国有制改革的文章，包括他那篇文章，已在内部被点名批评。由于是内部批评，没有公开见报，也就没有反批评和展开辩论的机会。
有什么办法呢？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于是他的研究工作只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把重点转到企业破产问题上来，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则是早已有之。
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有过一种怪现象：不少地区出现了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二以个企业停产或半停产，持续时间还相当长。曹思源当时就不理解，企业长期停产，没有收入，怎么能维持其生存呢？工人吃什么、喝什么呢？后来一打听，人家笑话他："你着什么急？国家工资照发 呗！反正张**说过，企业永不破产，也是社会主义的一大优越性嘛。"但是，该破产的企业不宣告破产，不创造财富的企业照发工资，靠的是国家财政抽肥补瘦，代价是货币工资的贬值、生产的停滞、职工公民意识的麻木和整个国民经济濒临破产。
虽然，只有建立企业破产制度，企业有生死存亡之忧，职工有职业得失之虑，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大锅饭这种社会鸦片烟，损害经济发展的政策才不会由于得到麻木的默认而畅行无阻，国家财政才能堵住亏损补贴的无底洞，企业才能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真正造就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有企业的法人所有权和国有制改革，正常的商品经济秩序和债权债务关系才能得到保护。因此，为了最终推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变革，不妨来点迂回战术，先把破产法的立法和实施作为一个突破口！这就是曹思源决定搞破产法的初衷。换句话说，曹思源不是像一个法学家那样，通常从破产法的直接功能入手研究破产法，他而是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者，从更宏观的社会需要角度出发，来选定一条鼓吹破产法之路。不过，1980年当曹思源作这种选择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这条路竟要走16年以上，并且被戴上了一项"曹破产"的帽子，至今摘不下来。
"破产法"走进中南海文件：
——出了党校，进了中南海，
——起草官方文件塞进私货。
1982年曹思源通过了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走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因他原是省委党校本科毕业，又曾执教于市委党校，所以顺理成章地被分配到***任职。
然而，正式上班不到3个月，曹思源就离开了这所位于颐和园北面的中国共产党最高学府。在他自己看来，这是更加顺理成章的事。
各级党校有一句行话，叫做"向学员灌输马克思主义绝对真理"。而经过文革前后的社会实践，曹思源亲身体验到，这"绝对真理"的提法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要让他把自己已经看清并不绝对的东西当作绝对的东西去大言不惭地灌给别人，实在是件很痛苦的事。为了避免自误误人的痛苦，曹思源毅然告别了当时还颇令人羡慕的中共中央党校，也告别了他曾经与之结缘达10余载（在江西省委党校4年，景德镇市委党校头尾8年）的党校系统，调到成立不久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跨进了中南海北门。
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京后不久，随着***主席从香山双清别墅迁居到中南海，整个党中央、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也随之迁入了中南海，从此南海作为中国大陆的中枢一直被普通百姓视为神圣神秘之所在。
进入中南海几天后，最初的神秘感随着对这片禁区的日渐熟悉而淡化。中南海分南北两院，南院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北院是国务院部分直属机关的办公场所。而北院内分东西两片，各有一个机关大食堂，人们习惯称之为东灶和西灶，机关干部分片就近用餐。西片属于国务院办公厅，东片则是国务院的一些直属机构。他所属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便设在东片的工字楼内。和中南海内其他机构一样，他们单位有两种电话：一种是普通电话，另一种是红色的保密机，只有4位号码；一般是部级以上干部的办公室中才有一部。这种红机既是办公方便，同时也自然成为权力地位的象征。据说文革中张闻天挨整，第一个信号就是被撤走了红机。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工作是繁忙的，通常国务院有关领导交给中心一个研究项目，中心在现两周内拿出一份研究报告，时间要求非常严，拖延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说在江西省委党校任教，使曹思源得以了解江西经济的真实情况的话，那么进入中南海，则使他得以了解全中国的经济的真实情况，既有宏观情况，也有关于各地的专题。曹思源大量研读了这些材料，发现当时全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比他想象的还坏。
亏损、亏损，一个个亏损企业就像一个个恶性肿瘤挤占着健康细胞所需的营养，吞蚀着机体的能量。国有企业发生大面积、长时期、高数额亏损，不但不能向国家上缴应当上缴的利税，反而要国家从别处挤出钱来进行财政补贴。结果，塔里木油田该开发，没钱！九年义务教育制该普及，没钱！科研经费该提高，没钱！唯独亏损企业不该补贴，却不得不给钱！亏损企业输了血能不能盈利？不管，先补上再说！一个企业亏损，它就可能还不了债，债权人吃了亏无处诉说，辛苦得到的利润无限期地挂在应收款账目止，既然亏损企业可以借钱不还，盈利企业也都竞相效尤，资金如何流动？该流动的资金流动不起来，资金利用率当然低下，社会经济运行更加贫血！
中国太需要一部分破产法了！有了破产法，法院就可以宣告一些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的企业破产。债权人可以追回至少是部分债权款。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清理一些确实已没有生存能力的企业，另一方面会使那些濒临破产的企业产生一种危机感，真正感受到优胜劣汰法则的威胁，再不能和以前一样混下去了。
可以说，破产法将给全国经济的复兴提供一个契机，可能由此实现资金的有序流动，企业自觉提高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
当曹思源更为深切地体会到社会对破产法的需求的紧迫性之后，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一方面加紧搜集有关破产法的资料，搞清楚破产法都应包括什么条款！另一方面密切注意捕捉提出企业破产法的恰当时机。
终于有一天，机会降临了。那是1983年初，赵**总理让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起草一份关于争取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文件。这项任务由曹思源所在中心的一把手交给二把手，二把手再层层下达，最后落实到由一个新兵——曹思源来执笔起草。他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决心在完成这项任务的同时塞进自己的私货——破产法。可是，在一份关于科技进步的文化中怎样塞进破产问题呢？二者在逻辑上能联系起来吗？能！他绞尽脑汁，在这份文件草案中专门加了一条：
"第26条，从根本上说，不淘汰落后，就无所谓竞争；企业技术落后、产品落后没有危机感，也就不会有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紧迫感，要给企业以压力。建议国家经委会同有关部门立即起草企业破产法，1984年底以前报送人大常委会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