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是一个难以预言其历史进程的国家。
尤墨・阿法纳西耶夫1993年5月
1991年12月25日的黄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中出来，穿过）大厅，进入一间装有褐色木板、淡绿墙围和天鹅绒窗帘的房间。通常，这间屋子是用来接待访客的，今天则有一个电视摄制小组在等待着。
当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敲响七下时，戈尔巴乔夫坐在了正对摄像机的桌前，开始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的身份向全国发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以前，他讲话大多是预先录制，这一次则是现场直播。
“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戈尔巴乔夫宣布道。虽然他的声明含义清楚，但他所选择的词语却显得奇怪，似乎在说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总统职位仍然存在。如果他是说因他所领导的国家崩溃而使得他所承担的工作不复存在，那么含义会更明确些。
在对全国讲了20分钟话之后，戈尔巴乔夫回到办公室，并吃惊地得知苏联的国旗已从克里姆林宫降下。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这会晚些时候发生，或许应是在年底、而非他宣布辞职后的几分钟内发生。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即将升起，但出现了问题。行动笨拙的守旗卫兵未能将旗帜套紧旗杆，只得再套，然后用力一拉，才使旗帜升到旗扦顶端。
自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成为了历史，令人猝不及防，但却有其必然。
这一新的旗帜标志着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但权力的转移尚未完全结束。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沙皇一直在距现苏联总统办公地不远的乌斯宾斯教堂举行加冕仪式，但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废除和谋杀后象征帝王统治的王冠和节杖一直静静躺在克里姆林宫的军械库中。不过，在1991年，权力不仅是象征性的，而且因为苏联核武库所具有的破坏性超出任何一个俄国帝王的想象更具实质意义。盛大的加冕仪式和庆祝游行对加强统治者权力已不再必要，此外，继位者俄罗斯总统还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
两天前，戈尔巴乔夫总统和鲍里斯・叶利钦一致同意，在戈氏发布辞职声明后立即在戈氏的办公室会面，正式移交控制苏联核武库的密码和装置。
同更换国旗一样，移交仪式也未能按戈尔巴乔夫预期得那样进行。当他回到办公室时，等待会面的并非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而是国防部长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将军。将军解释说，叶利钦对戈告别演讲中的某些话不满，因而拒绝按先前商定的那样前来会面。对此，戈尔巴乔夫认为争论或延续这种不快已无意义，就径自将装有举世闻名的“核按纽”的小皮箱交给了沙波什尼科夫。其他帝国或许是在战争或革命的压力之下崩溃，但苏联却是悄悄地瓦解。将核武器控制权移交给新主人几乎是漫不经心、悄悄进行的。正当大多数美国人打开礼物或准备圣诞晚餐时，俄罗斯瞬息之间就取代苏联，一跃成为一个核大国。
俄罗斯虽已掌握苏联所有的中央机构，并将继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但只拥有前苏联一半多一点的人口，因此，有1.4亿多曾是苏联公民的人，从1991年开始将居住在俄罗斯以外的国家。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四个月前已被承认为独立国家，其他12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正在谋求独立。
戈尔巴乔夫结束电视讲话后，负责安排这次演讲的戈的助手戴维・切克瓦伊泽也返回自己楼下的办公室，瘫进椅中。当然，他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但是现在它终于发生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一直呆呆盯着墙壁，因不确定的未来而陷入沉思。
戴维是一个聪明、年轻的苏联外交官，在格鲁吉亚出生长大。因其性格开朗、乐于助人的精神和地道的美式英语，在他早期任职于苏驻美大使馆时，就成为华盛顿受欢迎的人。如今，他发现自己不再了解自己是谁。作为一个自豪和爱国的格鲁吉亚人，他忠实而又卓著地服务于苏联政府，将第比利斯和莫斯科都视为故乡。他和他妻子决意让他们的儿子先学格鲁吉亚语，再学其他语言。
直到这一刻之前，这一切尚不成问题。他是格鲁吉亚人，又是苏联人，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那么现在他是否会被迫作出选择呢？他很愿意作一个格鲁吉亚人，但也视自己为一个强大但已不复存在的国家的一员。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是呆在莫斯科、作一个俄罗斯人，还是回到第比利斯、指望在那里找一份工作？或试图以“外国人”身份留在莫斯科？所有这些都不是他能自由选择的。
我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于戴维・切克瓦伊泽，但我也同样对所发生的巨变感到震惊，并陷入长时间的沉思。
我和我妻子丽贝卡在两处度过了1991年12月25日。在多年未与家人共度圣诞后，我们打算尽可能地去看望所有家人。因此，我们先去了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女儿家，与她的一家、我们的两个儿子以及我们的兄弟聚在一起吃早餐、交换礼物，然后飞到德代尔堡与母亲团聚，我们最小的儿子也从田纳西州赶到那里。
圣诞节对我们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天，因为我们来自南方新教徒家族。
不过，那一天我的思绪却不时偏离宗教和家庭，我意识到一个决定性时刻正逼近苏联。就在一周之前，我在莫斯科还见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时，我发现他似乎要同准备推翻他的军队妥协，这虽然不可避免，但难以让人完全理解。
我与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也很熟，并视他们中的许多人为私人朋友。我还认识他们的对手，在他们中间亦有朋友。但我更为关切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人，从理发师、工人到诗人、教授、银行家和议员。我曾在他们中间生活多年，与他们的悲哀和希望如果说不上是分享，至少也有共鸣，他们似乎是我们家庭延伸的一部分。同戴维・切克瓦伊泽一样，他们将承受这天在莫斯科所发生事件的后果。
在用过晚餐、打开礼物之后，我回到楼上卧室，将计算机插孔插到电话孔中，查寻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从那里可以得到比电视更详细的情况。我正是从这里了解到戈尔巴乔夫的辞职讲话和莫斯科的事态发展，包括新国旗已在克里姆林宫升起的消息。
所发生事情的巨大影响不久就减低下来。我曾预见到这一结果，但也认识到，就我对苏联社会及其政治家们的了解，就我对一些事件的参与，我并不能确切地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毕竟，苏联拥有地球上最大的军事机器，该机器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制性的、一党专制的政治权威所控制，它的官僚机构遍及和深入到其国民生活的每一角落，它的意识形态旨在揭示如何利用历史潮流的秘诀，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会轻易自取灭亡呢？如果一定要找出答案，我尽可以轻描淡写地这样说：苏联制度本身有毛病，迟早是要灭亡的；苏联领导人对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历史是有办法讨还血债的；苏联的经济制度不合理，难以在当今世界中竞争；苏联的意识形态已失去对人们信念的控制；苏联试图用武力建立霸权和“威望”是在自取灭亡，等等，这些看上去都有道理，每一点都很好地构成答案的一部分，但它们都不能确切地解释这一切是怎样和为什么要这样发生。
我知道，除苏联领导层的人之外，我对过去七年中莫斯科政治变化的了解不亚于任何其他人，尽管如此，我却不能确切地回答苏联崩溃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它发生在1991年底，而不是几年之后或几个月之前？促使崩溃的关键性事件是什么？有无可能产生另外的结果？苏联制度能否通过改良而继续存在几十年？这些问题令人困扰，如果我不能回答，那么还有谁呢？历史学家？或许，但只有在苏联档案全部开放、当事人出版了回忆录以及几代学者对这些记录加以筛选和分析之后才行。无疑，许多细节会在未来披露出来。无论是谁，只要是仓促作出结论，都会在许多方面出现错误。
即使在拥有较为充分信息的情况下，未来历史学家也很难对这一变化的意义达成一致，正如我们现在仍在讨论罗马帝国衰落和灭亡的原因一样，且不说我们还在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这类重大变化通常会产生多种解释。要想得出精确答案是不可能的，但问题仍很重要，哪怕能帮助我们同继承国打交道亦可。
但是，并非这种功利性考虑最令人困扰，这里还有一个我应该了解、但实际上却不了解的秘密。虽然任何秘密都具有挑战性，但这一秘密对我的生活和工作是如此重要，因而它不仅是挑战，而且我还有义务去解决它。基于我为了解苏联所付出的一切，如果我不去了解苏联的崩溃，那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苏联只是我外交生涯中的最后一站，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事实上，我成年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光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与苏联打交道。
许多人对其先辈的祖国有浓厚兴趣，这是自然的，但我毕生爱好俄罗斯文化却并非基于这一理由。第一代马特洛克家族是在17世纪从英国的德比郡来到北美，他们是辉格会教徒，是出于宗教自由的原因而移民。我1929年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勒，当时，家里人都记不清自己在这里已定居多久，我的祖父母也说不清自己是英国人、还是苏格兰――爱尔兰人。虽然有些亲戚仍是辉格会教徒，但祖父母已不再是该派教徒。
在我成长的30-40年代，我很少接触到外国文化，但开始对外语着迷，并试着自学一点俄语。不过，在格林斯伯勒没人能教我发音，我自己也不会背字母表。
1946年，我进入杜克大学。当时学校尚未开设俄语课，我在课外阅读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写、康斯坦斯・加尼特翻译的《罪与罚》等书的过程中增加了对俄语的兴趣。
以后，学校增开了俄语课，我在第一班注册。在最后一个学年，我和丽贝卡都选修了俄国历史和文学。当时，学校很少开设这类课，但教学质量弥补了这一不足。教授历史的是约翰・柯蒂斯，他能够分辨俄罗斯历史进程中的细微差别，却又不至于使证据去牵强附会于某些理论或偏见。教授文学的是汤姆・温纳，这是他的第一个专职教学工作，除了俄罗斯之外，他还以极大热忱引导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写了一篇有关哈萨克民间传说的论文，我帮他校对最后文本，从中我了解到哈萨克在苏联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悲惨命运，这一主题逐渐成为我的一个关注点。
1950年，丽贝卡和我决定读研究生，为在大学执教或是进入外交机构，或许是为这两者做准备。在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完成学业并在达特茅斯学院教了一段俄罗斯语言文学后，我于1956年进入外交部。
我的第一项工作是写一份有关苏联内部发展的报告，对此我不太乐意，因为我想去海外，但这份工作开始为我带来幸运。由于我比我办公室中职位较高的外交官们对苏联事务有更广泛的学术背景，我很快得到提升，且比其他苏联问题专家声望要好。在奥地利任职2年和在德国任职1年之后，我终于在1961年9月抵达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而这一切距离我在杜克大学第一次注册俄语课已有13年。
***的“解冻”刚刚开始，将苏联公民与外国外交官隔绝开来的大墙已经裂开了一些小缝隙。我和丽贝卡决定走出外交圈，在不给苏联人带来危险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同他们打成一片。我们采取了各种我们所能想到的办法去见俄国人，但通常在火车或旅馆与他们偶然相遇后，他们就中止交谈，有时抱歉他说再一次会面不方便，大多数时候则不加任何解释。显然，克格勃已警告他们不要来见我们。
只有两种情况例外。第一种情况是，我们开始邀请来苏联的大学学习的美国人或其他外国学生（这时已开始有这种交流）来我们的公寓做客。随着我们与这些学生日益熟悉，我们就鼓励他们将其苏联朋友带来。前来的苏联人主要有两类：一是警察局密探；一是政治异议分子，后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后者能准确辨认出前者，我们也很快学会将那些伪装者拒之门外。
我们还得知，某些被允许访问美国的苏联文化人士在访问前后可以与我们会面，作为交流的一部分，前来访问的美国知名人士来莫斯科也可以会晤苏联同行。这样，我们得以会见和招待作家和学者们，特别是在1962年罗伯特・弗罗斯特访苏期间。
在我们任职莫斯科的两年间，我们逐渐结识了许多苏联人，包括作家、艺术家、戏剧导演等，其中许多人成为我们终身的朋友。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我们去过14个，我们的家庭也由3个孩子增加到五个，其中一个还出生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以后的七年，我们是在非洲度过。这不是因为国务院有意忽视地区和语言方面的专家，而是我自己要求去的，因为我想看看那些殖民地是如何形成新国家的。我意识到，苏联本身是一个帝国，60年代在非洲所发生的一切有朝一日会与苏联有关，而且苏联统治者自然会尝试在已崩溃的英国和法国帝国内坐收渔人之利。验证这一切将非常有趣。
首先，我们被派往加纳，然后是桑给巴尔岛，以后是坦桑尼亚。此时，苏联的影响开始上升。我特别注意到，被派往这些国家的苏联人士大多以外交官、记者或教师的身份进行活动，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要有机会就想叛逃，以摆脱苏联对其生活的控制。此外，他们中许多人不快乐，与非洲人的关系也不融洽。我向华盛顿发回报告，指出他们的存在不仅不会成为苏联意识形态的传染源，而且还有可能成为预防苏联意识形态传播的疫苗。
70年代，我恢复了与苏联直接打交道的工作，先是回华盛顿国务院担任苏联事务主管，然后任驻苏大使馆副主管。此时正是缓和时期，美苏关系比60年代要好些，但尚未完全解冻。克格勃仍试图禁止我们同苏联人的交往，只有一些勇敢者（如诗人兼小说家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及其妻子、作家卓娅・波古斯拉夫斯卡娅）愿意定期与我们会面。尽管如此，我们的交际网仍在稳步扩大，直至1978年我们返回美国为止。
1981年，我们又被派往莫斯科，这次是在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之后奉命代管大使馆工作。在那里，我们呆了大半年，直到秋天里根任命的阿瑟・哈特曼大使上任为止。这一段时期正值美苏关系高度紧张：一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参议院在激烈辩论之后拒绝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不过，我们发现仍有很多朋友愿意与我们会面。
在布拉格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两年之后，我被调回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负责欧洲和加拿大的事务，侧重于苏联。我被指定帮助设计一项有助于缓和紧张，减少军备的战略。当这项任命公布后，我从未谋面的记者卢・坎农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称我为“军事上的强硬派”。
这一形容只有一部分正确。就反对苏联帝国暴行及其强加给众多人民的虚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言，我的确是一个强硬派。我认为，除了显示我们的决心和力量去阻止苏联入侵之外，别无选择。但在涉及俄罗斯人民和其他在苏联统治下的民族时，我则不是强硬派。我认为，他们的真正兴趣与我们一致，即期望生活在和平自由之中，使他们内在的创造力得到发挥，而不被一个无所不在的政治机器所扼杀。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制度下，但我相信他们是友好的。与东一西对立双方的空想家不同，我相信苏联是会改变的，而且我们应鼓励这一变化。里根总统也开始相信这一点，他赞成将坚定性与谈判的意愿结合起来、并将尊重人权置于首位的政策。
在1986年的圣诞节前，总统让我去莫斯科接替阿瑟・哈特曼的大使职位，这样我便得到了机会去实施我帮助制定的政策。
当我于1987年春天第四次抵达莫斯科时，改革尚处于初期。苏联领导人对经济不满，想要变革，但证据表明，改革并未超越早期表面上的、偶尔爆发出火花然后又悄然消失的“宣传”阶段。
无论声称要采取怎样的激进政策，不付诸实施就不会有太大变化。这意味着，如果我打算去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我就不得不同莫斯科以外的事态变化保持联系。我决心在任职范围内定期四处走走。在苏联所有的加盟共和国中，我只有一个未曾去过，但这次我要全部走遍，且不止一次，而是尽可能地去我能去的地方（我们自己的政策规定波罗的海国家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这次旅行很紧张，但也很值得。它不仅富有启发性，而且使我有机会去准确阐述美国的立场。苏联当局向人民解释说其扩张军备是为了对付美国的威胁（但从未具体描述，以免公众反对其巨大开支），我为什么不表明美国事实上是一个有意关心别人的国家并以此来戳穿这一谎言呢？我还知道，在苏联境内有众多民族有着令人自豪和古老的传统，他们需要我们保证不会忘记他们。许多非俄罗斯人害怕在单一苏联文化（如语言上的俄罗斯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列宁主义）统治下失去其民族特性，害怕被整个世界遗忘。
1963年，我同大使馆同事、后来任美驻保加利亚大使的杰克・佩里一同对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进行了一趟旅行，印象很深刻。与往常一样，我们设法摆脱官方旅行机构的包围，在大街小巷、剧院餐厅四处漫游，尽量多会见普通人，同那些敢于同我们谈话的人畅谈。在这些谈话中，一个主旋律常是：“请不要认为我们是俄罗斯人，我们不是俄罗斯人，我们是爱沙尼亚人（或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当然，我们早知这一点，但现在才了解其背后的那种渴望。铁幕阻塞了准确信息在东西方问的流通。同莫斯科所称的其他“民族共和国”一样，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日益被外国人视为“苏联俄罗斯”的一部分。
诚然，我不能自以为是地说所有美国人都了解苏联境内所发生的事情，但我知道对人权被侵犯的民族表现同情和理解，是我国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
随着我对苏联兴趣的加深，我努力地学习其语言和文化。虽然在正式场合我是说俄语，但在非俄罗斯区域，我则尽量说当地方言。这样做是想表明，我的确知道我所访问的这个国家是独特的，我尊重它的民族特性，这种兴趣和尊重足以使我克服困难，去学习他们的语言，哪怕只是简单的几句也行。
“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尽力帮我准备去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乌兹别克的演讲稿，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则帮我准备去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哈萨克和车臣的演讲稿。
每一次旅行都有发现，即使是那些已经去过的地方也是如此。随着公开性的扩大，人们变得更加坦率，一些敏感问题成为谈话中心，许多过去见不到的人现在则可以见到，当局有时甚至鼓励人们同我们谈话。
丽贝卡通常不仅和我一道旅行，而且独自行动，因为她经常被邀请去展示自己拍摄的照片和设计制作的挂毯。
我们的意图是让人们敞开心灵的大门。人们可以感觉到我们对他们的兴趣，他们同样对我们及美国作出感兴趣的反应。我们对他们以诚相待，他们亦如此回报我们，久而久之，我们就能感受到气氛在发生变化，薪的态度在出现。
在同苏联人沟通时，我们得到了苏联媒体的重要帮助，苏联报纸、杂志、电视台及电台一度不向外国外交官，特别是美国人开放，现在它们开始采访我们，到1990年几乎没有一天我们不被媒体提及。
在莫斯科，我们既吃惊而又愉快地发现自己已成为苏联社会的一部分。
许多来客，其中大多是苏联人，一周在我们的公寓――斯帕索别墅聚会几次，谈音乐、电影、艺术展览，共进早餐或晚餐，以后则是讨论政治和经济问题。
当新议会成立后，在我们的斯帕索别墅里所谈论的话题通常是议会将要正式辩论的议题。
随着苏联社会的开放和两国关系的缓和，苏联领导人更加公开地同我们打交道，讨论他们的计划、希望乃至征求建议，特别是有关民主制度及其实施方面的建议。在我们大使馆富有活力的外交官们的帮助下，我们逐渐认识了莫斯科所有著名政治家，还有莫斯科以外富有影响力的许多人物。
1989年，布什总统要求我延长任期，我同意了，但到1991年春天，我感到转向其他方面的时候已到。担任驻苏大使的四年虽令人振奋，但也颇耗精力。我亲眼目睹了冷战的结束。很显然，共产主义已告别苏联，苏联自身要么朝着更为民主的方向转变，要么面临瓦解。摆在美国决策者面前的任务将大大不同于过去。
现在是让新手来莫斯科任职的时候了。对于我来说，则是离开公共事务，重操进入外交界前的写作和教书旧业的时候。4月，我告知布什总统自己想在夏天离开莫斯科，最后，我们确定8月我离开莫斯科一周后，戈尔已乔夫的同事组成了一个反对他的小集团。当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度假时，他们要求戈尔巴乔夫把权力交出。当戈尔巴乔夫拒绝后，苏联瓦解过程中的最后一幕就开始了，我是在美国看到这些事件的，但我了解这些制造事件的人，因而容易想象这一局势。在春天，我曾同我的俄罗斯朋友站在一起去保护他们的白宫。当叶利钦站在坦克上高呼反抗阴谋者时，我也是站在他的一边。
随着苏联成为历史，我在考虑如何为它发布讣告。如果一个品行不佳的人去世，我会这样说：“人无完人”，回避客观的评价。但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一个人，对苏联帝国的消亡，没有理由悲哀。
希特勒入侵苏联导致2100万人丧生，斯大林所杀的人比这还要多。数以百万的、只有小小过错的人都被杀害，农民的土地被没收，牧民的牲畜被占有，农业的衰落引起灾荒。成功的农场主要么被处死，要么被关进近乎死亡的集中营，只因他们曾经卓有成效、富于创造、并因此给集体主义社会树立了坏榜样。他们代表的是一个专制海洋中的自治岛！全部民族被放逐，只因怀疑他们不忠（如朝鲜人或伏尔加河的日耳曼人）或有朝一日可能不忠。
苏联政府为其工作人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强制工具，但却无有效手段去防止他们滥用职权，唯一的限制是实际操作的限制以及对政治经济影响的估计。
是的，这是一个邪恶帝国，但这一帝国同1991年12月25日消亡的那个国家是一回事吗？旧的苏联帝国――即邪恶的那个――是否因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8月解体而一起完蛋了呢？以后则是各共和国在一起谈判，通过签订联合体条约来建立一个不同千过去的国家结构，因此，一些人（包括许多当选为苏联议会议员的人）说，1991年12月的选择不是在苏联帝国和一组独立共和国之间进行，而是在一个自愿的民主联盟与众多独立国家间进行，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仍是专制国家甚至比这更槽。
正当我在内心酝酿讣告时，一个我不能准确回答的问题产生了，即已崩溃的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是旧的、没有几个哀悼者的苏联，还是有许多哀悼者的另一类国家？但有一个问题我很清楚，即苏联帝国是邪恶的，不过它不是由邪恶人民组成的帝国。在俄罗斯人和前苏联其他民族之间划分好坏，很有可能类似于在其他民族和社会之间划分好坏。
苏联体制会在其人民中间产生败类，但它不能阻止勇敢和高尚行为的出现。这一体制虽是苏联领导人推行不人道政策的工具，但它不能消灭正义和道德，阻止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很少有人像安德烈・萨哈洛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那样，有勇气直接面对共产主义统治者――尽管有许多人曾冒险作过惊人之举。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虽不愿冒巨大个人风险去支持堂吉诃德式的目标，但他们是在心照不宣地做着无声反抗，这比起积极支持现政权者，自然显得不同寻常。
当变革由可能成为现实时，促使苏联体制崩溃的大多数人（虽不是所有人）曾是这一体制的参与和受益者，一些还是高层人物。前面提及的问题这里再一次出现：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一个执政党怎么会在未作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就自行灭亡呢？一个尚未在重大战争中失败过的强有力的军事机器是怎样土崩瓦解的？在1991年12月26日的凌晨，趁着睡意还未来临之际，我决心通过回忆和反省苏联崩溃前的一些事件来努力找出答案。写到这里，我应该先表明我的观点。
当我赴莫斯科就任大使时，我的首要职责是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利益，这些利益在那时与苏联制度及其政府政策有很多冲突，但它们同苏联人民的真正利益没有冲突。我们的目标是防止苏联侵略，消除引起东西方紧张的根源，而非现象。一个能对其人民负责、保护他们权利的苏联政府，是我们未来拥有和平的最好屏障。我认为，也希望过，专制的苏联帝国最终会从世界舞台消失，但它来得如此迅速，则是我始料未及的。
自80年代未以来，我常被苏联记者问及，是否相信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变化将会发生，我常回答道：“当然会。”但在看到提问者吃惊的表情后，我又加一句：“我希望我的孙子会活着看到它。”在整个改革期间，我对苏联的民主变化从理智和感情上都是支持的。这种变化当然符合我自己国家的利益，但更符合苏联人民的利益。我认为，获得自由对波罗的海国家是重要的，因为这正是它们的人民所追求的，还因为苏联兼并它们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公认的行为规范。一个基于协议、而非武力建立起来的苏联，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且，自愿性联盟也会为参加者带来好处。
虽然我同情被兼并进苏联帝国的各国，但我从不反对联合的主意。独立下一定是发挥一个民族潜力，保护其自由的唯一方法。一个权力有限、基于自愿成立且有民主机制有效加以约束的联盟，能够提供自由并建立起更有效的经济发展结构。在这点上，戈尔巴乔夫总统和我一样清楚，他始终在维护自愿联盟的价值，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不过，我认为，这种联盟只有在旧的国家结构被新的、由各级民选领导人组成的国家结构所取代才能产生。如果组成苏联的各国不相信新联盟符合其利益，无论旧的“权力中心”如何努力，或国外领导人如何为其使劲，这种联盟都难以建立。
在我看来，民主是试金石，它的定义不仅是指自由选举，而且还指政府工作体制权力有限、遵守法律规则、保护民众和少数民族权益。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毫不怀疑，这样的国家――无论它是由几个国家组成的联盟还是一个较小的民族国家――都将是我们的朋友和潜在的伙伴。一个独裁或专制的国家，无论大小，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都是个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其人民，最终影响到我们大家。
制定目标是一回亭，实现这一目标则是另一回事。我知道我没有准确的答案，也怀疑别人是否会有。我们都在直接或间接地摸索，人们在变化，社会在变化，但并非所有的事物都在变。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其过去的特征都不会完全消失。在这一变革的大漩涡中，最困难、也是最不确定的任务是，将新的特征与旧的特征进行比较并估价它的力量。对个人尚不太好评价，对整个民族、社会乃至帝国就更加困难。
我还感到，如果一个民主的苏联或俄罗斯繁荣兴旺，美国将会从中受益。
我从不赞成一些观察家所说的俄罗斯衰弱符合美国利益的论点。即使我们这样希望，我想我们也不一定能做到。我还认为，让俄罗斯衰弱下去是愚蠢的。
如果民主取胜，那么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是有益于我们大家的。如果民主失败，那么俄罗斯就会经历曾导致苏联灭亡的那许多弱点的折磨。不管怎样，这是俄罗斯人必须作出的选择，美国人不能为他们作出决定。
我并不奢望写一本有关苏联崩溃的准确的历史书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事件才发生不久，历史尚未完全定论。我也不打算具体论述改革的所有特征或记述这一时期美苏关系的所有大事。我将重点论述与这几个基本问题有关的事件：苏联帝国是如何崩溃的？何时？关键事件是什么？谁（如果有的话）将承担主要的责任？苏联帝国是在1991年12月25日终结的吗？或者说其继承者是在那时出现的吗？一个民主联盟曾经可行吗？最后，未来或世界其他国家会从中得到启迪吗？我的论述将不涉及与这些问题无关的事件，即使它们在其他方面很重要。我的论述是对苏联崩溃进行解剖，而不是为它立传，而解剖旨在找出死亡的原因，进行解剖的病理学家并不需要了解死者生活中的每一重要方面。
但即使解剖也需要了解死者生前的身体状况。那么，我们对1991年瓦解的帝国该说些什么呢？将它联系在一起的是什么呢？受其束缚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