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时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表明了极大的和平诚意。1945年8月28日，应国民党***三次电报之邀，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王若飞等飞重庆，与国民党淡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中共作出了重大让步，并迅速履行诺言，将新四军主力撤出苏南、皖南、皖中、浙江等8个解放区。国民党***却依仗美帝国主义支持，积极准备内战。在澄西地区，国民党恢复反动统治，对共产党和留守人员进行疯狂清剿，澄西的中共党组织和留守人员在上级党领导下，与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共产党及其留守人员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革命力量和革命斗争不断发展，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一、抗战胜利后澄西地区的形势
在全国形势急剧变化的直接影响支配下，澄西地区的形势随之急剧变化，澄西抗日游击根据地，就要变成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区，一片光明的澄西地区就要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
1.国民党抢先“劫收”江阴、常州、无锡城
国民党抢先“劫收”江阴城
1945年8月13日晚，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忠救军”）京沪路行动总队兼国民党江阴县长的包汉生，召集总队的军事头领以及无锡等地的国民党县长在顾山开会，商讨抢占县城的“复员计划”。次日，包汉生在去长泾的路上被撤退的日军冷枪击毙。其秘书方骥龄任江阴代县长。9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派来袁灿任江阴县长，方骥龄施展各种方法，把袁灿挤走，自任县长，正式“劫收”江阴城，吴宗渊任国民党江阴县党部书记。
10月8日，由汪伪汉奸周佛海部属的税警总队被国民党改编称“镇波军”，该军第四纵队第一支队司令王一藩率部抢占江阴城。镇波军第十三纵队分驻长泾、杨舍一带，其“海军基地队”驻黄山要塞，封锁江面。
国民党保四纵队抢先“劫收”常州城
常州城、武进县地处江苏省南部、南京和上海之间的京（宁）沪铁路中段，戚墅堰机车厂亦在此境域内，是国民党***必须控制的战略要地。
8月15日日寇宣布投降之日起，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四纵队司令张少华奉国民党三战区和江南行署的电令，命其驻武进北乡的部下朱力予以“保四纵队”上校参谋长兼“敌后指挥所”主任的头衔抢先控制常州城，随即筹建武进县复员委员会、武进县战后临时指挥部，由国民党江苏省第二督察专员许宝光任指挥，朱力子任副指挥。紧接朱力子之后，张少华即率保四纵队本部2700余人从安徽宁国返回常武地区，司令部驻常州崇法寺。把他投敌的旧部属汪伪武进县保安大队长徐文玉部、汪伪镇江县保安大队长姚鹤皋部，合编为国民党武进县保安大队，控制常州城。眨眼之间，伪军变成国军，姚鹤皋、徐文玉自知名声太臭，改编后，将大队长的位置转让给自己弟弟姚鹤闻和徐济昌，自己到上海当了“寓公”。一直躲在宜兴张渚山凹里的国民党武进县长李渺世、三青团负责人万怀青、殷祖烈、县党部头头单仲范、童家驹、盛景馥、是旭人等则以“抗战功臣”自居，气焰十分嚣张，进入常州城，成了“劫收”大员，随后相继成立了国民党武进县党部、武进县政府、武进县三青团团部、警察局、宪兵队、侦缉队、军统室、中统室等党政军警特一系列组织机构。
“忠救军”头目邵访泉在横山桥把汪伪军一个大队改编为一个营，伪军大队长周德纯与汪伪武进县县长汤仁杰在中统的庇护下，到外地做“寓公”享福去了。伪军团长蒋鼎生也在军统的庇护下到“忠救军”里去当官。一批汪伪的密探队长殷良生、陈生大、郭士良等都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抗战功臣”，公然表示自己并非汉奸，而是“曲线救国”。日本投降后，常州城内大大小小的汉奸走狗，只要有钱，买通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特机构里的官员，出一纸“地下工作者”证明，十恶不赦的汉奸就可以逍遥法外，仍旧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对此，群众是敢怒而不敢言，私下纷纷议论：“谁卖国，谁爱国，谁也弄不清！”他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来就是一家人”。
国民党抢先“劫收”无锡城
日本投降后，***公然命令汪伪江苏省省长任援道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太湖区“清剿”指挥官、南京先遣军司令官。任援道立即电令各汪伪县长“严密防护治安，军警长官不得擅离职守”。汪伪无锡县长张修明星夜赶回无锡，布置防务。
8月21日，“忠救军”江南别动队司令苏沂山、澄锡虞行动总队副总队长王炳珊带领部队进入无锡城。8月25日，国民党无锡县长范惕生、无锡县执行委员会书记长蒋光守公开在城区发表《告全县人民书》，以示行使职权。此后，各种机关部队蜂涌入城。至11月，竞达143个之多，粮饷费用，强令地方供应，金额高达3500万元，这项巨款最终转嫁到人民头上。
接着，来自大后方的各路接收大员到无锡，名为“接收”，实为“劫收”，明抢暗夺，中饱私囊，争发“胜利财”，引起人民极大愤慨。国民党不得不拼凑“清查团”，为“劫收”掩饰丑行。
国民党无锡县政府发布第一号命令：（一）迅速组织民众自卫队；（二）造具保甲花户名册；（三）编组保甲；（四）依照军事需要构筑碉堡。11月2日，又发布第二号命令：“以迅速炽烈之手段，肃清境内奸匪。”
2.国民党血腥残害澄西人民
国民党在抱先“劫收”江阴、常州、无锡三城的同时，血腥镇压抗日有功的澄西人民。
横林——崔桥“先天道”的抗日群众遭烧杀
1945年8月18日下午2时，日伪军向戚东北岑村进发，准备袭击正在崔桥做法的先天道（“黑头”）；“黑头”也正想寻机进攻日伪军，闻讯后，有3位法师率众约1000余人，一手持太极旗，一手持刀，冲过徐桥与日伪军对阵。日伪军排成横队用机枪、步枪同时扫射。黑头军从四面八方冲上，砍死数名日伪军，一队日伪军在渡河时，被黑头追上砍死一部分，黑头也有30多人中弹阵亡。杨岐村的农民王大妈一家4口惨遭日伪军杀害。
8月20日上午8时，崔桥的伪乡长张鹤龄、税务主任赵家塘的赵志良和陈锡林、王联芳、赵志文、赵谷平以及张新尧等带300多伪军前来报复，烧掉塘头村102间半房屋，梅巷里村68间；打死12人，群众逃往村外者数百人。杀人放火的赵志文、赵志良在日寇投降后，先后任横林镇镇长，赵谷平则当了国民党武进县五区区长。
潘文虎脱险，王才大牺牲，潘母遭残杀
潘文虎家在戚墅堰镇两公里的后潘村。抗战时在常州工场（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前身）做工。文虎的二哥荣仁、三哥和四弟都参加革命，投身抗日。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与日寇狼狈为奸的赵谷平一伙把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潘家兄弟4人视为眼中钉，纠集所部武装包围袭击潘家，搜捕烧杀。
8月24日深夜，潘文虎在管墩村开会商量收缴日伪军武器问题后回家住宿，其他三兄弟在外活动。刚睡下就闻急促的敲门声，一个操苏北口音的陌生人在叫门。文虎的母亲小心从门缝中探看是谁，外面的人已在用大石块砸门，而且把前后门都包围起来。文虎赶紧摸上梁，用头撞破天窗，碎玻璃划碎头皮，鲜血直流。敌人听见响声，迎头一阵机枪，文虎跳下来，从床头摸出两颗手榴弹，再翻身上屋，一手攀住屋梁，一手擎手榴弹用牙咬开弹盖，当文虎母亲拔开门闩，把大门打开之时，文虎接着把手榴弹掷出门外，炸伤几个敌人，当敌人惊惶之际，从屋顶跳下，借夜幕掩护，冲出虎口。敌人没有抓住文虎，把年已花甲的文虎母亲抓出，当胸捅了一刺刀，鲜血直喷，母亲为了儿子、为了革命倒在血泊之中，献出宝贵生命！
几天以后，文虎带着脚伤，怀着悲痛的心情，悄悄回家。刚坐下，地下党员王才大来上交他缴到的一支日寇的手枪。正汇报情况时，文虎的三哥急急跑回来，叫文虎快走，村口来了敌人。文虎和王才大立即向前门冲去，但前后门已被堵了。文虎和才大决定从后门突围，带头冲出后门，怕死的敌人躲向两边。三哥往西跑，文虎与才大向南跑，敌人在后面追，一边打枪，子弹在两人头顶和耳旁擦过。冲出后潘村，文虎往南跑，连过两重河，在前潘村阿贵爷爷的掩护下，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敌人追不上文虎，把阿贵爷爷毒打了一顿，又回头将潘文虎家3间房屋放火烧光。王才大同志在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党组织考虑到文虎兄弟的安危，让文虎离开工场，奔赴苏北加入新四军行列，其余兄弟3人，亦随澄西县政府渡江北撤。
闵炳根被残杀
闵炳根，常州北三井乡闵家头村人，父亲早逝，与寡母度日，家境贫困，成年后种田为生，兼作职业道士，给人看风水、做道场，赚点零钱贴补家用。
闵家头村的闵大坤，是顽固派保四纵队司令张少华委派的“路北办事处主任”。他手下10多人与伪军勾结，在闵家头村西北黄连桥头设卡收税，专事敲诈勒索，鱼肉四乡百姓；疯狂反共，捕捉新四军抗日工作人员。
闵炳根从1944年起就遵照中共澄西县武北办事处主任戚拯的布置，以道士职业和风水先生为掩护，串村走巷，收集情报，然后经过俞养大转送澄西县长俞迺章处。1945年4月，闵炳根任交通员，兼闵家头村的地下村长，注意搜集闵大坤的情报，武北办事处根据情报，首先将伪乡长牟荣海剪除。依靠伪方人员勒索百姓的闵大坤断了财源，像死了娘一样惶惶不安，就派兵痞周国贞对闵炳根暗中盯梢。武北办事处将闵炳根转移到罗墅湾大庵内，同时派出闵金宜等将周国贞抓获处决。
1945年8月10日深夜，武北办事处游击连突袭闵家头，闵炳根也潜移回村，引导地下武装抓获闵大坤部属骨干3人，又把躲藏在米囤里的闵大坤抓出来，押送澄西县处决。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1日，闵大坤的弟弟闵贵兴带领常州城国民党军到罗墅湾大庵抓到闵炳根，又把闵的妻子、弟弟闵金宜、内弟周扣宝同时抓到罗墅湾，一个个严刑吊打，闵妻十指被插钢针，闵炳根大腿骨被打断，却没得到任何口供。8月23日，闵炳根乘夜色爬出门外试图逃走，终因左腿骨已断，跌进水沟被敌发觉，又被打瞎右眼。当天下午，在北大王庙河对岸莶萪降上，敌人用绳子将闵炳根勒紧后枪杀，又用刺刀从闵尸腹部刺入，惨不忍睹。临刑前闵炳根还对妻子和内弟周扣宝说，要把两个孩子带好。闵炳根牺牲后，闵母卖光了家产、田地，将闵妻及内弟周扣宝赎回。
姚子杰夫妇遭迫害
姚子杰是武进县南郊某村人，早在1941年抗日战争期间就与许云龙相识，参加新四军“江抗”三路，两次被伪军捕去坐牢受刑，直到日本投降前，才被释放出狱。
1945年8月5日，姚子杰出狱从无锡回家，当夜就到沟头村邵坤生家找到许云龙，并见到了戚拯、郦琴，接上了工作关系，明确今后他的领导人是许云龙，单线联系。
几天后，姚子杰又被常州国民党短枪班抓去。原因是一个范姓的人常随黄盘林去邵坤生家，认识了姚子杰。姓范的被捕，供出了姚子杰。连妻子焦惠英一起被捕。
国民党短枪班的头头柏锡范说姚子杰是新四军常州电台的台长，妻子焦惠英是发电报的报务员。姚子杰、焦惠英被关押在清凉寺，姚子杰被灌冷水搞得死去活来；焦惠英也被上老虎凳，两脚不能行动。柏锡范见硬的不行就用软的一手，摆下酒菜与姚子杰夫妇同桌吃饭。姚子杰对妻子说：“有好吃的只管吃，别的事一概不知！”在饭桌上，焦惠英问柏锡范：“柏队长，我是穷苦人出身，娘老子生我兄弟姐妹六七个，饭也吃不饱，书也没读过，拍电报是要有文化的吧？我一字不识，能拍电报吗？”柏问她是哪里人，焦惠英说是厚余焦家村。柏问可认识焦银生，焦惠英说焦银生是她哥哥。柏锡范惊讶地说：“银生的姐姐是我的婶婶，我们还是亲戚哩！弄错了！弄错了！你回家去吧！”就这样焦惠英回了家，姚子杰依然被关押。
反动派不再问姚子杰电台的事，专门逼供与许云龙、戚拯、郦琴的关系，姚子杰一口咬定不知道、不认识。于是对他使用“三上吊”、“老虎凳”、灌冷水等酷刑，姚子杰被整得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仍是一个“不知道！”“不认识！”
在清凉寺关押了约二个月，转押到湖塘桥伪军驻地，蒋鼎生忙于整编，军心浮动，无心管此事，又押到常州关进毛家弄监狱。焦惠英找到郦琴，设法救人。通过关系花去50多石米钱把姚子杰和同时被捕的邵坤生、陈国兴3人赎了出来。
姚子杰第三次出狱后，许云龙即来姚家看望，并且住在姚家阁楼上，经常往来，研究工作，开展活动。1946年1月2日，由许云龙介绍，郦琴批准姚子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姚子杰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工作直至解放。
黄盘林遭难 周珊瑚救友
1945年9月下旬，黄盘林和许云龙在火车站北面的沟头村顾玉浩家，云龙要盘林去城里东横街61号刘兴荣同志处取回修理好的短枪。因为火车站附近熟人多，易失密出事，要他走北门绕弯去取。盘林说，骑自行车，速度快，别人不能近我。盘林骑车到新丰街口菜市场处，人多拥挤，只得跳下来推着车走。突然被一个人拦腰抱住，掉头一看，认得是国民党华严乡乡长沈一元。沈一只手拉住黄盘林的衣裳，另一只手拉住自行车把手，说：“到警察局去吧！”黄盘林心知尴尬，也不反抗，随着他向警察局走去。到街的转弯角上，黄盘林的亲戚黄玉良在那里开一爿私人诊所，黄盘林对沈一元说：“警察局要到了，自行车是借的，不能跟我一道吃官司，自行车要寄放一下。”盘林走进诊所对黄玉良说：“我无缘无故被人捉起来了，你到博爱路桥纱厂隔壁找周珊瑚来保我，一部自行车放在你这儿。”沈一元紧紧拉着黄盘林到武进路警察局交代一下就走了。
一个多小时后，周珊瑚来了。他是国民党太湖水警总队（保四纵队改编）修械所主任。修械所归水警司令张少华的弟弟张来顺（原伪军师长）管。人们称张少华为“大司令”，张来顺为“二老板”、“二司令”。周珊瑚身材高大，身穿国民党军官制服，到了监狱门口，看守的警察也不敢作声。周珊瑚问黄盘林为了什么事？黄盘林说：“总怪我在铁路做工，有口粥饭吃吃，区长居易、乡长王南生要敲我的竹杠，总得寻个由头，说我是新四军，把我拉来了！”周珊瑚说：“不要紧，我去拿二老板的卡片来要人。”这时一个警察走来，点头哈腰对周珊瑚说：“长官，时光差不多了！”周珊瑚指着黄盘林说：“仙是我们七团修械所工人，要好好照顾。”警察说，是区公所提来寄押的，马上要押到总局去。黄盘林在身边摸出一叠储备票塞给，警察说：“老兄，对不起，我们还有话说，再耽搁一歇，清你看看有没有人来？”警察走开了。
黄盘林对周珊瑚说：“你无论如何要设法救助，即使二司令有卡片，他们不放呢？他们押我走顶多二三个人，你找几个知心朋友，至少六七个人，穿制服，带武器，在路上把我抢走。”于是两人商量好，在迎春桥附近动手。
在监房等了两个多小时，周珊瑚没来，父亲却来了，黄盘林把绒线衫脱下来交给父亲说：“你生三个儿子，譬如少养我一个，我没有做坏事，你回去告诉云龙、戚拯放心好了，我死也不叛变！快点走，去找周珊瑚快点来。”黄盘林把身边所有的伪币摸出来交给看守警察做香烟费，并要求打一个电话。警察听说是打司令部的电话，不敢回绝，钞票往袋里一塞，打开牢房，让黄盘林打电话。周珊瑚接到电话回答：“都布置好了，办好事情要请客！”黄盘林当即定下了心。
下午来了两个警察，一个叫朱兴坤，一个叫陆志荣，都是本地人，与黄盘林都相识。两人各持手枪一支，带着武进县警察总局的袖标。两人叫黄盘林出来，用绳子五花大绑押往警察总局，陆在前，朱拉着绳头子在后，神气活现走出警察局大门。走过椿庭桥，到城门口，走到金门饭店转弯上局前街。这时迎面走来五六个人，全副武装，是张来顺警卫班的人，走到近身，不问三七二十一，把押送的警察朱兴坤、陆志荣乒乒乓乓一顿打，枪也被缴下来了，陆志荣逃掉，朱兴坤捉住押到团部，把黄盘林松绑，回到团部。
张来顺穿着套绅士服，正在团部。周珊瑚跑上立正敬礼：“报告司令：我们修械所的一个工人找回来了。”张来顺问：“哪样的人？”周珊瑚指着站在身旁的黄盘林说：“就是他，小黄。”张来顺瞥了一眼，“小黄，我没有看见过。什么时候到修械所的？”周珊瑚又立正说：“报告二司令，他是从泰兴贫儿院来修械所的，直到现在一直跟我们，家离火车站一点点路，有几亩田，都是工人，有口粥饭吃，地方上居易的人敲竹杠！”张来顺回头告诉盘林，“下次一个人不要出去，要出去必须二三个人同行。”张来顺喊勤务兵：“发套制服给他。”制服拿来了，黄盘林换上制服：“谢谢二司令！”就这样暂时混了过去。
黄盘林心想，此地并非安全之所，便对周珊瑚说：“我家里急煞了，要回去通个信。”周不让他走，说：“我派人送信去。”黄盘林没法，停了一会对一个熟人说：“我出去出一个恭（大便）就来。”黄盘林借口“出恭”，出了团部，到结拜兄弟王某家已是下午3点多了。换下制服，睡了一觉，挨到天黑从东门出城经天宁寺后面的小树林，直插高士桥、徐家塘，去找戚拯、许云龙。
过了两天，周珊瑚对黄盘林爱人徐玉娣说，居易去向二司令要人，二司令说：“我们这里会有新四军？有了新四军我们自己不会抓，要你来抓！你们的人专会敲竹杠！”但是二司令向我要人。后来周珊瑚拿了军装对张来顺说：“小黄胆小，逃到上海去做工了。”张来顺也未深究。
黄盘林找到戚拯、许云龙，汇报了经过情况，戚和许都批评他，关照他下次不能大意。
姚鹤闻倒算 利城乡群众遭殃
姚鹤皋的三弟姚鹤闻接替了国民党武进县保安队大队长后，率部驻郑陆桥，来江阴利城乡追查“拆屋分财”的人，强迫利城乡每保交米10石，一面又大肆捕人，北郭庄村被抓去季芒宝、杨厥安、杨德胜、杨生敖、张新儒等5人，关在郑陆桥一间屋中严刑逼供。杨德胜的两个拇指被铁钉钉穿，张新儒的左右两个大拇指被细麻绳扎紧吊起来。杨厥安是乡长杨守一的儿子，用刑不重，其余均被严刑拷打。
姚鹤闻对被抓的人一面用刑，一面勒索赔款，杨德胜赔大米100石，张新儒50石。乡长杨守一和李大保、周和大等奔走斡旋，每保10石米钱如数缴清外，杨德胜、张新儒等变卖田产，向亲友借债先交80石米钱，张新儒也交厂大部，要求把人放还后交足余款。张、杨两家用小车把装着伪钞（“储备票”）的布袋推送到璜土李大保家，但交了款不放人。杨父杨秀荣很着急，到过手交款的李大保家去要人。
那一天，李大保为儿子完婚，大办喜筵。赴筵的都是各地黑白两道及与李有交往的顽伪方面的各类人物。此时，进驻常州的国民党四十九军，正在江阴城乡开展清剿。该部何营长率部来到璜土，看到不少人都佩有短枪，有着军装的，有长袍或短打的，便命令部队包围，细细搜查。杨秀荣正好此时闯到李大保家，也被扣押起来。杨秀荣向何营长下跪，哭诉了经过情况，何营长大怒：“岂有此理！”下令把带枪的人统统带走，连枪带人上交团部转师部。于是当地受害的群众，纷纷递进诉状，乘机告发了这些地痞恶棍杀人越货、敲诈勒索、为非作歹的行为。部队清查属实，把盘踞在石庄一带的匪徒金泉生、彭祥林、丁载平、沈网大等4人枪毙了。
那天姚鹤闻没有来，但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中也颇悚惧，只得把杨德胜等被抓的人放了回来。
“镇波军”香灵寺捉人
香灵寺在武进县东青镇，有两厢20间房屋，没有后门，只有侧门和大门。1945年9月20日下午，中共澄西县武北办事处在香灵寺召开民兵会议，到会者有办事处主任戚拯及主要干部潘志发、邹仁产、葛培兴、黄盘林等，进一步动员民兵为迎接中共五地委进城接管常州。这天傍晚，由汪伪税警部队改编的国民党“镇波军”，奉命从沪宁铁路湾城火车站下车，前往魏村方面去堵截新四军苏浙军区渡江北撤的主力部队，发现有背着大刀在寺前土墩上放哨的民兵，便包围了香灵寺。庙内的民兵从前门侧门蜂涌冲出。寺内院子中有几个斗蟋蟀的瓦盆，来不及突围的民兵，谎称是在此斗蟋蟀。敌军信以为真，没有搜查，30多人和一个和尚当作脚夫带走，挑运行李，开赴龙虎塘，再去魏村。经本地的人土一再斡旋，抓去的人才陆续放回。只有一个和尚在潘墅，连病带累死了。戚拯、潘志发、邹仁产、葛培兴、黄盘林全都突围脱险。
1945年11月，小闸头地下党支部书记黄顺兴被国民党保安队抓去，严刑拷打，坚不招供，经多方营救，被敲去百余石粮食，才交保释放。
东嘴头的交通站交通员邹二产也被保安队抓去关押，遭到迫害，用掉80余石大米，才得幸免于难。
€€二、新四军北撤
9月16日和20日，中共中央相继下达了关于立即做好新四军北撤准备工作的指示。苏中五地委和五分区在接获上级指示后，于9月下旬在山北段家桥召开各县委书记、县长参加的扩大会议，会后，各地根据地委的统一布置，紧张而有秩序地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10月3日，苏浙军区部队以及苏浙皖边区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开始过运河越铁路，经澄武和澄东地区分三条路线渡江北撤。
1.苏浙军区主力北移路线
苏浙军区主力北移路线有三：一、武进县荫沙口；二、澄西县利港口；三、澄东沙洲护漕港口。
渡江北移的三路主力都遭到国民党“镇波军”猖狂堵截，“镇波军”妄图把三支主力部队消灭在北撤途中长江南岸。“镇波军”原是汪伪汉奸周佛海为司令的“税警总团”。日本投降后，换了“国军”的牌子，番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镇波军”。“镇波军”第四纵队司令王一藩率部，于10月6日驻江阴，申港，堵截苏浙军区三纵的主力北撤；第六、八两个纵队窜驻武北魏村，堵截苏浙军区一纵和四纵的北撤。
“镇波军”的猖狂进攻，受到苏浙军区主力部队的迎头痛击，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落得抛盔弃甲，狼狈逃窜，溃不成军。
2.澄西人民迎送“三纵”渡江
1945年10月6日，中共澄西县委书记康迪和县长俞迺章奉命前往戚墅堰附近迎接“三纵”，没有接到。“三纵”已从横林附近先期在运河上搭浮桥，越过铁路向北前进。10月8日，待康、俞找到部队时，纵队司令员陶勇和政委阮英平已在西石桥住下了。
康、俞随即加紧做部队渡江的准备工作。发现“镇波军”驻扎申港缪家垫村的队伍，将驻方前桥的兵力收拢到缪家村的左翼东庵，修工事，筑围墙，互为犄角，据守顽抗，企图控制港口。康、俞向陶司令提出消灭“镇波军”的要求，既扫清渡江北撤的障碍，也有利于留守坚持斗争。陶司令及康、俞联合发电报请示粟司令和谭政委。不到一个小时，粟司令的电报来了，4个字：“准予所请”。陶司令笑对俞说：“‘县太爷’，有什么条件？”俞县长爽朗地说：“今天明天，每个连一条猪，打下以后，每个连两条猪。情报侦察，担架准备，全由县大队负责。”陶司令说：“你们把准备工作做好就动手。”
“镇波军”驻地缪家垫村，是几百户的大村，村上有殷、缪大姓的祠堂，还有官绅旧宅，建筑均较坚实。陶司令和俞迺章一起观察地形，设指挥所于街南方前桥村的一所民房里。
战斗从8日下午3时许打响。陶纵一个连由黄塘村景贤乡乡长蒋瑞大（蒋平）作向导，进展到申港东街东庵庙附近时，敌军碉堡里和战壕内数挺机枪射击，子弹象暴雨般倾泻出来。指战员勇猛地抢占丁东庵西侧民房制高点，架起机枪猛烈扫射，手榴弹飞掷，摧毁了敌堡，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一鼓作气，拿下了东庵庙的据点，歼敌一个排，战火烧掉了东庵庙，使缪家垫村的据点暴露和孤立。
缪家垫村西南的翟、汪两姓旧宅。驻军两个连，其中一个连是机枪连，在屋顶围墙架了重机枪，以密集火力封锁双桥，监视河南岸，难以突破。部队实行强攻，遭到伤亡。支队长谭志耕提着枪来报告陶司令：“攻不进去！”陶司令说：“再攻！”二次又来报告：“攻不进去，敌人除了没有飞机，什么武器都有，我们只有三八枪。”陶司令说：“你有炸药为什么不用，组织爆破，把机枪阵地炸掉，给你一个小时打下阵地。”还说：“快去！”谭志耕喝了两碗酒，吃了几块猪肉，提着快机走出指挥所。陶司令又到阵地前沿观察地形。
在夜幕中，正面硬攻不上，部队从西北两侧进改，爆破组快速地冲过河去，带着集束手榴弹匍匐前进，接近敌据点，两次没有成功。后来，又挖坑道，一直挖到墙脚下，炸塌了围墙，炸哑了数挺轻重机枪火力点，战士们一涌而进，猛扑进去，全歼了负隅顽抗之敌。战斗到次日胜利结束。
在虞门桥警戒夏港守敌的六区区委书记赵逸平，带了区大队和民兵，在地铺里村东头和葫桥的要道，挖好壕沟，构筑王事，在县大队副大队长陆汝耕指挥下，准备随时伏击来援敌军。从夏港方向来的一部分援军，看到申港火光冲天，又被县区武装阻击，无心作战，仓惶撤回江阴城内。
这场战斗，除10几个敌军乘激烈战斗之际分散逃往江阴外，约300名的敌军被歼，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援敌龟缩江阴城，不敢轻举妄动，大大支援和鼓舞了澄西人民的革命斗争。
这次战斗，陶纵亦牺牲了近百人，负伤近百人，均由中共澄西县政府及时组织人力物力埋葬和治疗。周围各乡镇干部率领民兵，积极支持了这次战斗。
为庆祝这一胜利，澄西县政府在利港积谷仓召开大会，六区区长王正办了60多桌酒宴请参战部队的连排以上干部，对每个战士慰劳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一双袜子，两把（包）牙刷牙粉，每连杀两头猪慰劳战士。散席时陶司令送一支手枪给康迪，把战斗中缴获的部分枪支弹药，约190多支汤姆、卡宾枪送给澄西县作为武装坚持的礼品。陶司令、谭支队长连夜带领部队渡江北撤，到东台后，陶司令还派人送来苏浙皖地域的3张军用地图给俞迺章，鼓励坚持斗争的战友。
3.武进人民迎送一、四纵渡江
1945年10月3日，王必成、江渭清率第一纵队，廖政国、韦一平率第四纵队经武进的湟里、夏溪、厚余、邹抠，从新闸过运河，越铁路到安家舍、小河、魏村，于荫沙口、澡瓢港分别渡江，准备在泰兴七圩港附近登岸。中共武进县委组织部长蒋建乔和苏中五分区特务一团党总支书记常喜生根据中共五地委指示到湟里迎接，并向部队首长汇报了武进的情况。中共武进县委书记陈寒、县长顾维衡等带领一批人员，特地把县政府从小河镇临时迁到安家舍，筹备迎送部队渡江北移。
凡新四军经过的村庄，广大群众在路边搁上门板，放上茶水，把事先煮好的亦豆粥、绿豆粥端给子弟兵充饥解渴，有的群众还包粽子、做好面饼塞到战士的背包里。县政府还组织群众为部队挑送货物。在新四军渡江北撤的日日夜夜，从县委到有关区、乡长、民兵、船工，都全力做好后勤工作，南荫乡乡长徐正、瑞青乡乡长薛纪川、浦东乡乡长巢钧定等许多乡干部，日夜扑在后勤工作上。
就在一、四纵队从湟里北移的同时，“镇波军”的第六、八两个纵队2600余人，奉***、何应钦的命令，于10月3日布防在武进县魏村沿江一带，摆开了拦截的架势。
苏中五分区司令部得到情报后，决定由特务一团参谋长胡俊杰和政治处主任胡文杰率领该团日夜兼程赶到魏村附近，策应北撤的主力部队。分区指示特务一团的任务是认真掌握敌军动态，为主力部队扫清前进道路，特别是魏村、小河等地的障碍。
该团接得命令立即从驻地界牌、张界埭、黑木桥、关帝庙一带，查清小河、魏村的敌情，以便选定出击道路和准备工作。
就在主力部队到达魏村前两天的拂晓，“镇波军”两个纵队大部驻在魏村镇内，派一个支队（一个营）驻在马庄湾，以为固守魏村的支撑点。胡俊杰、胡文杰分析敌我态势，在主力部队到达之前，敌优于我四倍多。当时特务一团的编制有4个连，一个连交给分区指挥使用，实际只有3个连，加上山炮一排和团直特务连，实际兵力仅一个加强营。
该团根据分区给予的任务，决心在主力未到之前，采取长途奔袭的战术手段，先吃掉魏村的支撑点（驻马庄湾的一个支队），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取下这块阵地，作为主力部队待机进攻魏村之敌的出发点，扫清渡江北撤的障碍。该团考虑突袭马庄湾战斗部署和兵力使用：一连为突击连，三连跟进作为机动力量，如一连突袭不上即为支援力量，如突袭成功即待机进袭魏村，七连为后续，同时担任对魏村北街之敌的警戒，防止敌人对主攻部队的侧面攻击。
马庄湾战斗，一团是从界牌、关帝庙、黑木桥出发，经惜字洲，过浮桥，急行军20多里奔袭，当突击部队进到马庄湾村北口时，敌哨兵是双岗小峭，因为有青纱帐掩护，未被发现。接近马庄湾村口时，胡文杰不失时机地把指挥旗一挥，喊一声：“跟我来！”立即打响了战斗。一连在胡文杰带领下，突进了马庄湾村。战斗发展很顺利，参谋长胡俊杰带领三连已到达马庄湾和魏村的路间，七连电紧紧守住魏村北的堤坝和魏村北街的外围阻敌。
马庄湾战斗在晚上9时左右开始，半小时后，俘虏和缴获的物资就陆续送了出来。胡俊杰发现俘虏巾有敌团副（即副支队长）在内，立即审讯，了解到敌人的装备武器配置情况。胡俊杰考虑了下一步的战斗行动，决定现地袭扰，视敌情的发展，确定再吸引少量敌人于魏村外围相机加以歼灭。
第二天上午10时左右，驻魏村之敌分三路出巢。北路之敌利用北堤坝出击，遭到七连和三连一个排的阻击，敌人前进缓慢；南路之敌与武进游击营接上火，进展较快；中路之敌与一连侧翼的警戒部队接火。胡俊杰识破敌人的企图是利用魏村的外围工事为依托，将我部挤走，不达目的就利用已占领的阵地与我对峙。胡俊杰认为敌强我弱，装备弹药又弱于敌人，与敌采取近距离拼消耗不合算，但又要完成扫清北撤道路障碍的任务，决定将阵地转移到距魏村约3华里的惜字洲永昌圩堤两侧。胡俊杰随即派出侦察组侦察敌情，同时与胡文杰商定了部队撤到惜字洲堤坝两侧的具体部署。团指挥所设在一所学校里。七连撤至堤坝南侧永昌圩一线坚守阵地，阻止敌人追击，派出小分队对魏村之敌进行袭扰牵制。三连在完成对一连的掩护任务后撤至团指挥所左侧，除支援七连外并防止魏村之敌占小河。
完成部署后，部队进行整理，处理伤病员，进一步审问俘虏，调整武器，补充弹药，并派出小分队密切注意敌情动向，将俘虏和武器转移上解分区，考虑下一步行动。
特务一团转移后，“镇波军”疯狂血洗马庄湾及附近村庄，枪杀群众30余名，烧毁房屋70余间。特务一团闻讯后，当晚黄昏又迅速隐蔽挺进到魏村以北的堤坝附近，见到被敌人杀害的农民尸体10余具。部署三连隐蔽接近魏村、马庄湾一线，七连仍进入白天警戒位置，一连为机动准备，见机随三连攻逃魏村西街。
当队伍接近魏村外围，还未到敌前沿工事，就遭到敌人较强的火力射击，估计是遇到了敌人派出的流动班哨。战斗一直对峙到下半夜。大约三点左右，敌人的火力逐渐稀疏下来。敌情的变化，引起胡俊杰、胡文杰的注意，立即派出侦察班，摸进魏村北街口，抓住敌人两个哨兵，才知敌人的大部队已经撤退逃跑了。
胡俊杰、胡文杰当即进入魏村中街一所房子里，召集连队干部部署了追歼逃敌。拂晓时，分区司令韦永义来到一团，简短地说明了主力部队前进和北撤的路线，要求一团不要停留，追歼敌人。胡俊杰、胡文杰按照指示，留下几个干部和侦察员保持与分区领导的联系，大部分向百丈方向追歼逃敌。在大刘桥与北撤主力部队取得了联系。主力部队的一个团指挥员姓宋，与胡俊杰同在老二团工作过，相互熟悉。于是特一团接收了主力团的防务，同时打扫战场，消灭残敌，主力团则渡江北撤。
特务团在这次战斗中俘敌团副（副支队长）、营长（大队长）以下官兵180余名，缴获步枪80多支、轻机枪2挺、手枪5支、子弹400余发、战马2匹。
追歼战斗中俘敌40余名，缴获步枪20多支、手枪2支、九六式重机枪一挺、迫击炮2门、各种弹药10余箱、日式钢盔80余顶。这次战斗中，七连担任前卫，因此得到锻炼最多，缴获也最多，提高了士气，也改善了装备。
当新四军主力北撤到达武北时，“镇波军”闻风而逃，在百丈附近的大刘桥，与新四军特务一团相遇。特务一团对溃逃的敌军迎头痛击，穷迫不舍，共毙敌百余名，俘500多名。镇波军第八纵队连续逃窜几个小时，才狼狈躲进常州城。
随后，中共武进县委、县政府到马庄湾召开安民大会，控诉“镇波军”的暴行，公审了血洗马庄湾的几名“镇波军”军官，当场枪决以平民愤。
4.中安轮沉没，700将士蒙难
1945年10月14日，俞迺章在中港处理痛歼“镇波军”以后的善后工作。那天住在芦埠港西大圩马根根家，深夜俞迺章正在读秋瑾诗“秋风秋雨愁煞人”，只听得长江上游人声嘈杂，有人来报告：“扬子江里沉了一只轮船，呼救声连天。”俞迺章立即派人去打捞，发现是穿新四军服装的尸体。有的已沉在水中。于是动员一百多条船，打捞了几天几夜，几处地方捞起来共百余具新四军战士遗体，都用稻草包裹装殓，葬在黄丹、芦埠港一带。
幸存者大副爱人的口述
打捞的第二天，10月15日晨，新沟港口滩涂边的水中，发现有一个人头随着波浪一冒一冒地浮过来。马上抢救打捞上来，一试鼻孔，微有气息，原来是个女的，她身上带有两个救生圈，所以没有淹死。马上找医生急救，医生高浩然拿一只铁锅，将她的肚皮压在锅底上，把喝进的水慢慢压出来，再打强心针，并做人工呼吸，好大一会，才慢慢苏醒。她大约30多岁，手套金手镯、金手表、金耳环。俞迺章以为是从上海动员出来的知识分子。
她清醒以后说，她的爱人是船亡的大副，有两个小孩，水淹进舱，丈夫叫她逃生，给她两个救生圈，抛弃小孩跳了水，随着江水顺流而下，幸而得救。
原来，这条船是从上海开往汉口的，船上定额为800人，旅客最多可带40公斤行李，大副在焦山接到电报，要他将船开到武进荫沙口，接受运送北撤部队的渡江任务。大副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地下党有联系，是进步的技术人员。
轮船到了荫沙口，全部乘客由当地政府安排，送上火车，敛费不够的，由当地政府补助。轮船出空后，将天日山撇下来的部队接送过江。从荫沙口开到泰州天星桥上岸，一天来回好几趟。战士们身上有枪、子弹袋和手榴弹，还有米袋。指挥者不了解船的载重吨位，船上大副和二副轮流掌舵，运了好几趟，均安全过江，胆子就大了，对运载能量就大意疏忽了。二分区司令部加上行政公署的财经处和苏浙军区的供给部部长李建模电在船上，供给部有印刷钞票的机器，石板加上马匹和辎重一起上了船。开到泰州天星桥还有8里路光景，刮起了西北大风，船身倾斜，大副二副下令“不准动！保证安全”。一个作战参谋在船舱里瞎指挥，看到船向左侧，他吹哨子命战士向右靠；船向右侧，就左靠。他外行充内行，仅五六个来回，江水灌进船舱，船就慢慢下沉，风大浪急，水越灌越满，船也愈沉愈快。
被救妇女对俞迺章说，他丈夫叫她逃命时说，如果脱难生还，要报告新四军，说明沉船的情况。
又一幸存者徐黎澄的记述
当时我在新四军苏浙军区第十支队工作，为顾全大局，避免内战，谋求和平，我们这支部队奉命北撤，经过长途急行军，于10月14日下午来到江苏省的武进县境内的孟河镇荫沙渡口。这里离长江不远，渡过十几里宽的江面就是泰兴县的天星桥镇。
北撤的队伍都在渡口，当天晚饭前，教导员找我去对我说：“你的病刚好，让你负责把全营的病员集中带走，先乘轮船过江。”听说乘的是一艘大轮船，心里怪喜欢。抗战期间虽说曾三次渡长江，但大模大样坐轮船过江，这还是初次。天黑以后，有一条小船把我和6个伤病员驳上了轮船，爬上第二层，在走道上找到一块长方形的木材，就一并排坐了下来。可惜是在夜晚，看不清长江和两岸的面貌，只好贪婪地再次向南方一瞥，向亲爱的故乡告别。
江面上刮起了一阵阵西北风，身上感有寒意。本营的八连一排和十二连也都上来了。甲板和走道上挤满站着的人。听说国民党当局正在调兵遣将，企图堵截北撤途中的新四军，所以要不分昼夜地每船都要满载，以便尽快渡过江去。铃声丁呤丁呤响了几下，船身慢慢地移动。由于多天行军作战的疲劳，眼皮很快就合拢起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弄不清船到了什么位置，被一阵嘈杂声惊醒，船身摆动的幅度很大，甲板上的人都站不稳，按惯性作用，他们向摆动的相反方向移动，挤过来又拥过去，船上乱哄哄的。底层还传来妇女和小孩的哭声，那是随军北撤的地方干部大队和少量家属。三营副营长李高从底舱上来喝令大家不要乱动。就在这时听得哗啦啦一声进水声，船尾首先下沉。待我转过头来，两旁的伤病员和走道上甲板上的人却一个也不在了，船继续往下沉，再向周围看看，漆黑一片，除了混浊的江水，什么电看不见。
高大的烟囱慢慢地倾斜下来，好像要把船上的一切全部覆盖在水底。我霍地站起来，把病员的枪支弹药掷进舱房里，然后是背包米袋，我想，明天就会有人来打捞的。我脱掉大衣，从铁栏杆的空档里窜出去，先用踩水的方法脱掉上衣。忽然眼前不远处的水面上有摊黑色的东西，好像女人的一绺长发，顺水一会就到了眼前，我来不及躲避，左肩膀就被一只手搭住了，身体直往下沉，在深水里，什么也看不见。心里知道这是落水同志的手，我能把他推开吗？不能，救助他呢，也无能力，明摆着只能同归于尽。我本能地挣扎着，用右手使劲划水，在水底里透不过气，喝了好几口水，才从深水里冒了上来，不知在什么时候，搭在肩上的那只手已不见了。待得浮出水面，我屏住呼吸，手脚同时施展，到哪里去呢？我发现右前方像是突起来的一块高地，游过去才看清楚是一块天花板，有一尺多宽，五六米长，四周围挤满了人，有些水性不佳的人索性坐在天花板上，我好不容易插进一只手，搭住了边，喘息了一会儿。
巨浪一个接着一个翻滚而过，江里的呼救声逐渐稀疏下来，天花板随着巨浪在跳跃颠簸，周围的人在逐渐减少着。凭经验每听到浪声由远而近时，手要撒开天花板，待浪过后再复归原位。否则会被卷到天花板底下，或者发生互相碰撞等危险。冰冷的江水，冻得四肢发僵，夜愈来愈深沉，西北风还在无情地嚎叫。大家随着天花板飘流。
忽然，我脑子里想起了《苏联文艺》中读到的激动人心的故事：有一架苏联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被德军的高射炮击中，驾驶员们被迫降落在黑海里，他们坐上橡皮筏子，用手在海里划行，强烈的西北风和汹涌的咸海水割裂着淌血的手。他们忍受饥寒顽强前进。海上刮起了大风，于是脱下衣服张着做风帆。他们说，为了祖国要活下去。我闭上眼睛，这些光辉的形象好似就在身边。它给我力量，感召着我顽强地前进。为了解放大业必须坚强地活下去。眼前有几位挟着木板的同志在游动，我向他们高喊：“同志们，加油啊！”江水从身底下流过去，浪峰一个个被征服，黑色的阴影越来越高大，是江岸！是希望！多么向往的光辉前景啊！
高高的江堤吸引着我们奋勇前进，脚底下像碰到什么东西，两手一松，身体随着下沉，又喝了口水，再游上几公尺，才站稳身体。我掉转头来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同志们，朝这边游过来，这里是江岸，我们胜利了！”我知道遇险的同志们需要听到这种声音。接着战友们一个个脱险上岸了。
事后知道，这首渡轮因负载过重，遇江中风浪突起而遭沉没，800余名北撤战士只有为数不多的同志脱险，是我军一次重大的“江难”事件。尤其令人痛心的是随军渡江的纵队政委、地委书记韦一平也不幸遇难牺牲。同时遇难的还有苏南行政公署财经处长李建模、苏浙公学政治部主任王绍杰、溧阳县长徐公鲁等，他们和很多指战员的遗体，由当时中共澄西县委、县政府领导康迪、俞遒章等组织打捞，安葬掩埋，长眠江畔。
马乡长掩埋战友，康迪痛哭韦政委
俞迺章那天听得扬子江上游人声鼎沸，赶赴江边，得知轮船沉没，纵队遇难烈士的遗体随波浪向下游漂浮，如不紧急打捞，一旦漂至江阴黄山，敌人在尸体上搜到文件等物，造成严重失密，给工作带来损失。因此紧急通知沿江的乡干部迅速打捞，并安葬遗体。
丁桃乡乡长马纪章立即发动群众，组织船只，下江打捞，乘潮退时在芦滩边寻找，把打捞上来的烈士遗体抬到利港高家丹村后坟滩上掩埋，开了两个大坑，南面一个坑埋24具尸体，北面一个坑25-26具，每具尸体都用稻草包好，再安葬。安葬前把死者身上的枪支弹药以及钢笔图章等东西，全部集中一起送到西石桥查沟村中共澄西县委书记康迪手中。康政委把交来的图章一个一个用红印油盖下来辨认姓名，当看到其中一枚是“韦一平”时，不禁放声痛哭。在场的同志也跟着流下了悲痛的眼泪。
韦一平的遗体是用没收一个大地主的寿材秘密安葬的，还做了记号。韦一平的派克自来水笔、白朗宁手枪和图章交给二地委。解放后，韦永义同志写信给俞迺章，将埋葬在黄丹附近韦一平同志的遗体迁至扬州定山上鉴真和尚墓的旁边。因为韦一平曾在扬州地方任过中共二地委书记。并立碑纪念。
沉船时，沿江的泰兴、荫沙、靖江、澄西的民船都去营救，因为遇难的人多，抢着上船，连民船也翻了儿只，救上来100多人，牺牲700多人。
当时，茅山二地委委员惠浴宇也已上船，看看人多、东西多，感到不安全，就退回岸上，幸免于难。
5.沙洲人民迎送“二纵”渡江北撤
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即浙东纵队，在政委谭启龙、司令何克希指挥下于1945年9月30日乘船渡海，经奉贤县、上海近郊，一路宣传团结、和平，反对内战，教育群众，阐明中国共产；党和平建设、实现民主、改善民生的方针，唤起人民对内战危险的注意。10月20日到达澄东沙洲，驻南丰镇，粉碎了“镇波军”堵截，21日部队转移年丰乡。沙洲人民犒劳子弟兵，县区同志忙着筹备粮草，动员船只，在地方武装警戒掩护下，在护漕港至七圩港之间的各个港口安全渡江北撤。
新四军主力北移是在对日伪据点实行大反攻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刻开始的，部队本身已经从分散的游击状态转变成集中机动的主力兵团，并且迅速扩大了解放区，使主力部队的集结北移有了相当宽广的回旋余地，为主力北移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从1945年8月至10月，占据京沪一线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日本军队，正在向大中城市逐步集结，准备缴械投降；所有伪军，正在奉命改编，国民党的“劫收”要员忙于拉帮结派拼凑班底，争权夺利；区乡政权及其武装尚未建立，尤其是装备精良的蒋军主力，虽然正在奉命“火速进军”，但距离京沪一线很远，即使依靠美机空运，也一时赶不上来，只能驱使就近刚由伪军改编的“镇波军”分头拦截，所有这些，都为主力部队漂湖海，涉泥滩，过运河，跨铁路，渡长江，尽速北撤提供了难得的良好时机。
大军渡江北撤是各路主力在迅速、机密、限期的统一号令下紧张有序地进行的。因而，三路主力都能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赶在国民党主力“火速进军”到达京沪一线之前渡江北上，保证了“集中力量，向南防御，坚持华中”的战略决策的顺利实现。
6.《江南新四军北移告别民众书》
9月23日，粟裕司令与钟期光、刘先胜、叶飞等讨论了部队北撤的路线，又交待钟期光拟一份江南新四军北移告别民众书，向江南人民群众讲清北撤的目的、意义，求得谅解，电请他们相信，我们会回来的。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
几年来，我们在你们的亲切爱护与支持下，坚持抗战，建立了根据地，和你们一道过着民主自由决乐的生活。我们和你们的联系，正同血和肉一样的密切。但是现在我们却要忍痛向你们告别了。在离别之前，我们想向你们讲几句话。首先，让我们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激，因为没有你们的爱护与帮助，我们将一事无成。同时我们要向你们道歉，因为我们过去在保卫你们的利益的事业上，还有许多做得不够，做得不好。因此我们只能用今后的加紧努力，来报答你们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常和你们在一起，忽然要和你们分手呢？你们知道，我们的抗战是胜利了，我们现在要什么呢？我们要和平、民主、团结。我们不要什么呢？我们不要内战和独裁。但是已经宣布投降的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却还在和我们作对，他们偏偏要用全力来挑拨内战，破坏团结，阻挠民主。中国国内没有心肝的反动分子，竟和他们心心相印，与他们合流合作起来残害和欺骗同胞。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利益的共产党，是不能看着这样的严重危险的。她要彻底打破敌伪和反动派的阴谋，要求和平和团结的实现，就向全国指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大道。***主席并应蒋委员长电邀，亲自到重庆和国民党当局谈判。同时为了促进谈判的成功，为全国和平团结的实现，就又委曲求全，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全部转移到长江以北。谁都了解这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一个极大的让步。但共产党为了制止敌伪和反动派的阴谋，为了避免内战，实现全国和平团结，就不能不忍痛这样做。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这样顾全大局的伟大胸怀及委曲求全的苦衷，是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赞许和谅解的。当然对于我们的转移，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猜想和造谣。比如：有人会说，我们之转移是由于国际条件不好，力量单薄而被迫撤退的。那么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全世界法西斯的垮台，民主势力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以最有利的条件；我们解放区的力量，不仅完全足够粉碎任何方面来的进犯，而且还在迅速扩大我们的解放区，为了和平团结便决定自动撤退。再比如：有人说，这么说来共产党新四军视人民如草芥，你要就要，不要就丢。但谁都记得，“八一三”以后，真正贻害江南无辜人民于敌人铁蹄下的究竟是谁！而后来，真正从敌人铁蹄下把人民解放出来过民主自由生活的又是谁？又有人会这么说，共产党新四军说走是骗人，他决不会真走。但事实会表现出我们是诚心诚意为实现全国和平团结。为了全国人民而从江南撤退，我们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总之，一切不明真相的猜想，最后会证明是毫无根据的。一切恶意的造谣和攻击，则一定会由铁的事实来粉碎。同胞们，希望你们要沉着，要坚定，决不要被那些谣言蜚语所困惑。你们应该坚决勇敢地为保卫自身的利益，为完成团结、民主、和平的大业而奋斗。在抗战期间，由于你们付出极大的努力与牺牲，才取得的胜利。在今后，你们一定作同样的努力，去保卫已得的胜利果实。过去，你们已经学了怎样进行武装斗争来取得胜利，今后你们还应该学会和平的合法斗争，来保卫各种已得的利益。你们应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坚决要求国民党当局切实执行下列各项：（一）保证复员战士、伤病员和抗属的安全，并加以妥善照料，保护新四军留守机关以及照料不能撤退的伤病员和抗属。（二）保持各种民主设施，对过去抗战与民主建设有功人员和复员的干部，应保护其生命财产的安全，享受民主权利，不得加以虐待、歧视。（三）保持减租减息和废除苛杂的捐税，很好的办理复员，救济同胞。（四）保证中国共产党及民王党派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如有违反上述各项者，你们应该坚决起来反对。
亲爱的同胞们，现在全国和平、团结、民主尚未实现，你们是可能遭到很多困难，甚至会遭受反动派的摧残和迫害。关于这点，我们已向国民党当局和驻军着重提出，要他们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不要挟私报仇，残害同胞。但尽管如此，你们仍要百倍警觉勿受欺骗，勿被暗算。同时应采取各种办法，根据和平、民主、团结的总方针，加强自身的团结做到像亲兄弟一样，要不断督促国民党当局顺从民意，实现民主，保护各种既得的利益。
同胞们，现在敌伪还在挣扎，反动派还在耍阴谋，我们面前还有极大的困难，但我们相信，在德、意、日法西斯已被打倒，全世界和全中国民主势力汹涌澎湃的今天，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固难，得到胜利。我们这番暂时和你们告别，在离你们不远的江北，就有许多强大的解放区，我们将全心全力支持你们，你们决不孤立！在今天任何悲观动摇是只有利于敌人和反动派！你们必须坚持到底，特别是对留下的伤病员和抗属，你们要以最大关心保护和照料他们，要坚持反对对伤兵和抗属任何不利的行动。
亲爱的同胞们，世界和中国的局势均在奔向光明，独立、自由、繁荣的新中国已经显出了头，只要我们继续奋斗，排除一切悲观失望的情绪，照着和平、民主、团结的大道前进，我们是一定能够胜利的！别了！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再一次虔诚地要求你们受我们深深的感谢和慰问，并祝你们健康！
right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
€€三、澄西党政军北撤与留守坚持
1945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苏南主力北撤后，留相当一部分力量在原地坚持活动。”党和新四军在苏南有长期斗争的历史，有广大根据地群众作依靠。只要留下较坚强的干部领导，只要与群众保持良好的联系，主观上又不犯大的错误，完全可以就地坚持，而且可能得到大的发展。
紧接着迎送苏浙军区主力渡江北撤以后，1945年10月16日苏中五地委开会研究北撤与留守坚持问题。中共武进县委书记陈寒、县长顾维衡，澄西县长俞迺章参加了会议。地委负责人分别传达了党中央及区党委和地委的指示，并对地方党政干部和武装随新四军主力北撤作了具体部署。会后各县立即传达贯彻，并积极进行北撤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澄西党政军北撤
澄西地区的北撤是在10月中下旬开始的。北撤的对象包括县直机关工作人员、区乡干部200多人，县总队100多人，各区大队200多人以及面孔已红、身份已暴露的乡村干部、党员及家属，另有军工烈属、荣残军人和受害群众400多人，也必须作适当安排。同时还有征粮、运粮、兑换“抗币”等任务，均十分紧迫艰巨。特别重要的要将北撤的道理公开明碗地向澄西人民作交待。迅速准确地做好北撤的准备工作。
思想准备
党内党外的干部群众对北撤的意义认识不足，普遍思想不通，不愿意将经过浴血奋战而取得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国民党，也有人不愿离开家乡，澄西人民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弟亲朋离家远走。为此，地委会议刚结束，俞迺章立即从段家桥赶回澄西，传达北撤任务，一直传达到乡级。先后在三河口、郑陆桥、焦溪、西石桥、利港等集镇分地分批传达。同时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各种座谈会、群众会，讲清形势，宣传北撤意义，使大家认识到新四军是为了避免打山战，争取实现全国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民主而主动撤离苏由的，如果国民党继续打内战，在全国人民面前就输了理。
在提高干群对北撤意义的认识基础上，认真从事北撤的各项准备工作。
指定集结地点分批撤离
上级指示，地委北撤高邮，澄西县委北撤兴化。为做好北撤人员的思想组织工作，县委决定以靖西凹圩港朱大圩一带作为临时集结点，分批撤离澄西。
第一批把曾经锄奸或镇压过反动分子的乡以上干部和家属全部撤走，把他们的子弟山一同带走，王正同志的两个儿子只有10多岁，连同家属动员过江。第二批县级机关干部和区乡干部。第三批，由县长俞迺章带一部分干部和精干武装处理完各项北撤事宜，最后撤走。
所有人员集中后，康迪作动员，讲形势，讲任务。凡北撤的人组织起来去兴化。凡留下的人分别妥善安排。
武北办事处的同志们听了戚拯传达的北撤指示后。说，武北地区是我们从日本侵略军和汉奸手中，拼着生命夺回来的土地，人民群众刚刚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本来是要进城参加接收的，却要撤到长江北边，离开家乡。大家思想转不过弯来。通过学习党的指示，反复讨论，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接着一个乡一个乡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动员。
10月间，澄西县委决定，武北地区郦琴、许云龙等同志留下坚持革命斗争。留守的同志举行了秘密欢送会，流着眼泪致欢送词，盼望北撤的同志们早日回来，并表示服从和支持郦琴的领导，继续作好党的工作。
在北撤过程中，澄西县委对没有北撤的党组织实行单线领导，暂停活动，有的动员自谋职业，对既不宜北撤，又不利坚持的少数干部，动员他们投亲靠友，资遣到大中城市隐蔽，保存力量，等待时机，配合反攻。其中有杨益山、胡裕生、周彤法、许林生等同志。杨益山转移到上海立足，继续进行一些革命活动。到1949年4月解放以后，组织上安排他们相应的工作。同时，对一度北撤，滞留在靖西江边的干部家属，亦经动员教育，分别陆续回江南本家。
征收公粮保证给养
为了减轻苏北人民的负担，补充给养，澄西县政府通过乡保长向富裕农户按田亩限期征收公粮，租田的公粮由佃户先缴，以后扣交租粮。全县收得公粮数万担，除了留下一小部分给留守人员作坚持经费之外，其余粮食全部运往靖西澄西县政府统一上交。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新四军有深厚的感情，踊跃参加运粮队，他们肩挑手推，运粮队伍络绎不绝，夜以继日地运到江边港口存放后，组织船只运往苏北。
三区区长陈新和戚振芳等在景贤乡、夏伍乡、舜山乡、滨江乡、崇文乡、申港镇、发动群众交公粮上万担，在10月下旬分批运往靖西。然后到四圩港澄西县政府报到，随之北撤。
丁桃乡乡长马纪章在三圩港组织船只运公粮，正吃饭时，群众来报告：“土匪钱老四来了！”马纪章丢下饭碗即刻开船，钱老四赶到江边，见船已离岸较远，大喊：“靠岸！”马纪章不睬，催船工快开，扯起船篷加速前进。钱老四见船不靠岸，就开枪，船被打了几个洞。马纪章叫船工躺下，用脚钩住船舵，待船开到枪打不到的地方，才站起来开船。马纪章把粮运到夹港水汪桥朱永昌家，再由朱永昌把粮过到另一条船上运往目的地。马纪章来往运五六次，才把集中的公粮运完。
由于敌情紧张，急需北撤，来不及把收缴的公粮全部运往苏北靖江，便发动乡长和积极分子将粮食拿到市上卖掉了再换成黄金银元带走。
申港镇住申港口村的宋坤法，开设渔行，掌握有七八条渔船，日伪“清乡”时期，与地下党俞迺章、王正等同志有联系，曾乘渔船出入之便掩护地下党干部往返长江南北。沿江尚未运出的公粮，恐落入敌手，宋坤法以贩猪为名，用粮食向农民收购生猪，贩运无锡、上海出售，先后三趟，出售后的钱兑换成黄金约20两，还有少量的毛线、干电池等日用品，冒险送到苏北生祠堂交给俞遒章。
兑换抗币
抗战后期，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根据地发行流通的“抗币”。北撤后蒋管区禁止使用，持有“抗币”的群众，不但经济上受损失，政治上还可能受迫害，遭致杀身之祸。澄西县政府和其他县一样，用粮食、布匹或其他物品，兑换群众手里的抗币，保护群众利益，维护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
除奸
按上级党的统一部署，为有利于留守人员坚持原地斗争，并使群众少受危害，由各区提出名单，经县政府批准，对极少数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坚决进行镇压。县政府直接镇压的就有“忠救军”大队长赵福金、周苟大等反动土匪头子。
护送留守干部王子达去路南
俞迺章率胡兆金的一个排在靖西四圩港，完成了上列任务后，又接上级电报：“原地待命，有紧急任务。”不几天，武南县委书记王子达来了。他是北撤到黄桥，部队在集中时接到苏浙皖特委的电报，要他带几支短枪、几支步枪、一挺机枪约一个排的武装回武南原地坚持留守。因长江已被封锁，“镇波军”正在江南“清剿”，由俞逆章负责将他们送到江南，送过铁路。俞迺章先与江南的秘密交通员马根根联系，到横林去找“黑头”（先天道）。他听说新四军武装要回去，高兴得得了，表示：“一定做好保密工作和接应工作。”马根根又与夏港大路村的老交通员徐祥荣取得了联系。1945年11月间，在马根根引领下，俞迺章率部送王子达过江，宿营在今武进县的黄岸桥附近。“镇波军”从东北面的宋家圩和武进县的郑陆桥、塘铁桥包围过来，俞迺章立刻派徐祥荣带路，向东从鹅鼻桥穿过南闸在四河口东面的殳桥刘炳德家会合，再往南穿插。敌人看到俞部有两个排的武装，吃不透情况没敢贸然冲上来，于是王子达安全到达路南。
捉放江阴县伪公安局局长卞家宝
送走王子达后，俞迺章仍回到殳桥住在刘炳德家。那天侦察到原汪伪公安局长卞家宝乘轮船去无锡，俞迺章率部在秦望山东打伏击。轮船经过，一阵机枪扫射，轮船停靠，俞迺章命人上船搜索。船上有不少人认识卞家宝，把卞抓住。俞迺章对卞说：“你过去的罪恶深重，今天不杀你，给你和你儿子留条后路，你今后多做点好事！”卞感恩承诺，便把卞家宝放了。
澄西县党政军人员的北撤，任务重，时间紧，因而俞迺章和赵逸平、王正等最后北撤到达兴化时，已是12月20日了。
2.王文生留守坚持斗争
1945年10月16日五地委会议提出留人留守的问题时，便作出决定：成立丹北中心县委，由陈云阁、康迪、高俊杰3人组成，陈云阁为丹北中心县委书记，康迪分管组织，高俊杰分管军事，属苏中二地委领导。中心县委对外称“新四军江南留守处”，陈云阁任主任；警卫大队，由澄西、武进、丹阳三县的军事科正副科长为教导员和正副队长。大队长马文钦，教导员李顺之，副大队长顾正清。丹南县张堰区委书记吴健为部队支部书记。警卫大队从军分区选留一个短枪排，澄西选留一个排，武进、句容各留一个警卫班，其余各县选留三五个人为短枪班骨干，共百余人。另设一个警卫班，还组建一个长江交通组，由原扬中县的长江交通干部何锦培、陈少荣、姚焕文3个人组成。原五地委交通站仍留下，站长为张长寿，交通通讯员为戎清成、魏长明、朱良孝、张昭昭。中心县委管辖原苏中五地委所属镇江、丹阳、武进、澄西、扬中、镇句6个县，各县均设特派员，澄西为王文生，各个县一般都配备10人左右的小型武装队伍。会后，地委书记金柯交待陈云阁，待地委北撤后，留守人员名单和组建体制，限期做好有关干部和武装集中的一切工作。陈云阁立即离开了地委机关，回到工作地点。
接着议定了各县的特派员和联络员的人选名单，其中澄西县各区有李汉平、郦琴、汪明、陈新、赵逸平、张兆生，还有一支小型武装工作队。
还规定了中心县委成员分别配警卫员和通讯员各一人跟随活动，县特派员也配置同样人员跟随活动。留守坚持敌后斗争的方针是：“坚持斗争，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争取胜利。”任务是要所有留守的领导干部选好自我坚持阵地的隐蔽支点（布置极可靠的村庄、可靠的人家，挖好地窑或砌好密室），继续动员规定北撤的干部和基层脱产人员北撤，收兑“抗币”；迅速安排好抗日群众团体和民兵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就地转移隐蔽；认真争取团结抗战有功的中上层爱国民主人士；收藏好未及时北运的公粮、军衣、武器、弹药、布匹等军用物资；密切注意国民党潜伏特务在丹北地区的行动，同时把地委敌工部情报科长朱顺义留下负责侦察情报工作，发现敌特，即予以打击。
1945年10月29日，地委召开丹北中心县委和各县特派员会议，金柯主持会议。首先讲明当前国内形势和在丹北坚持斗争的方针、任务和坚持留守必须遵守的原则、纪律，强调坚持原地斗争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原地活动，在万不得巳时，经过批准可暂时转移到预先联系好的地点立脚，俟情况好转及时返回原地。
当日傍晚会议结束，各县特派员立即返回本地。遵照中心县委的规定，王文生选定周金大为警卫员，下属一个武工队，队长黄鸣岐，副队长陈元度，队员有葛太芳、钱锡兴、陈展技、韩福大（以上为党员）、姚鞋宝、韩焕大等。黄鸣岐任支部书记，钱锡兴为党小组长。武器配备有快机4支、卜壳枪1支、马枪3支、手榴弹每人4个，穿便服，在正副队长率领下，活动在澄西全境。
各区的留守坚持人员为：李汉平在戚墅堰路段北，衡根兴在焦溪北，郦琴在武北留有许云龙、黄盘林、邵生大等同志，刘伯铨、羌金苟、潘宝生在郑陆桥一带，张兆生、江顺大、薛培青在利港一带。上述人员一律带短枪，着便服，留守在各自阵地上隐蔽活动。
所有人员的生活费，按照抗战时期的标准，每人每月折大米6斗，其中伙食费4.5斗，余为零用钱，作为肥皂、牙膏、草纸等费用，衣服鞋袜由公家统一定期发给。
留守组织对外统称“新四军澄西留守处”，主任王文生。留守处的任务，公开宣传执行的有三项：一是保护不能撤退的伤病员和烈军属的安全，照顾他们的利益，安定生活；二是与一批抗战时生死与共、患难相处的朋友和群众保持联系；三是处理一些大军北撤后的未了事宜。
留守处建立单线领导的秘密党组织，除李汉平、郦琴、衡根兴继续领导各自在抗战时期留下的党组织之外，余由王文生直接掌握。由于北撤前基层组织大都公开了，北撤后很不健全，王文生根据保存的名单亲自审查整理，按照实际情况重建组织关系。
3.康迪率部去丹北
澄西县委书记康迪把“陶纵”送过长江以后，又接通知到丹北大成桥，在段家桥附近与金柯联系，金柯告诉他：五地委已改为丹北中心县委，陈云阁任中心县委书记，你任组织部长。又交待办好三件事：一是布置澄西坚持留守的组织机构、负责人员等；二是在澄西县总队挑选一个排的精干武装带去中心县委；三是其他人员都交给俞迺章带领上兴化。康迪立即返回澄西把事办好。挑选一个排的武装，排长陆汝耕，3个班25个人。机枪班长邓锡坤，步枪班长陆定芳和徐顺正，每班8人；事务长朱绍良，战士有曹桂生、陈佩度、钱锡林、张岳明、黄木金、陈金生、张仁坤等。
康迪与李顺之谈到留守坚持的时间问题时说，不是三年五年，也不是十年八年，而是更长的时间，要作长期坚持的思想准备。李顺之和爱人谢承蕴是在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带着一个10个月的男孩从苏中调到澄西工作的。经康迪淡话后，李顺之感到这一别可能是长期分手了，在月光朦胧的长江堤岸上，对妻子来说，这种突然变化，思想情绪影响很大，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李顺之对她说明这次分别可能是长期的，而且江南环境险恶，生死难卜，再三嘱咐把孩子带好。妻子谢承蕴深深体会丈夫心意，表示完全理解，一定作好长期打算，带好孩子，等待胜利重逢！次日，李顺之即随康迪和陆汝耕排奔赴丹北集中，与武进、丹阳、扬中来的部队编成警卫大队，随中心县委行动。
塘里湾战斗
警卫大队的主要干部大都是抗战前期参加革命的，班长、战士是抗战后期经过武装反“清乡”和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大反攻战斗考验的，武器配备也比较好，丹北根据地人民也热爱支持在江南坚持的子弟兵。但他们是在紧张时刻从各县抽调而来，相互不熟悉，亟待整顿训练，相互了解。11月上旬敌情日趋严重，大队驻地连日看到蒋军主力部队自南而北急速过境，警卫大队不得不转移上山隐蔽。对整个敌情变化，领导上并不了解，也无法主动掌握，整顿警卫大队的工作难于进行，大队的行动也陷于被动。
11月中旬，康迪和高俊杰带领警卫大队在武进的西夏墅，丹阳的窦庄庙前的艾庙、胡家桥，镇江的黄墟等地转了一圈，帮助县区干部研究坚持阵地的工作。11月24日到黄墟东面山梁西坡的塘里湾村宿营。中午部队正在休息，哨兵跑来向陆汝耕报告，抓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时哭时笑，像有神经病，想上山来，被哨兵抓住了。哨兵话刚说完，山脚就传来枪声。高俊杰立即命令部队紧急集合，部署战斗。利用山坡、竹木树林的掩护，居高临下，奋力抗击来犯敌人。抓住的装神经病的敌探又乘机跑了。
敌人气焰嚣张，武器精良，以数倍之众向山上围攻。在敌众我寡、火力悬殊的情况下，部队往北山撤退，澄西排担任掩护。当撤退到半山时，曾桂生小腹上挨了一枪倒下了，不久战士钱锡林也牺牲了，徐顺正最后一个越过山头时，见排长陆汝耕背上中枪倒下。澄西排一连撤过两个山岗，敌人才停止攻击。
战斗中，敌军不断增援而警卫大队则处于后方无补给劣势，而且伤亡渐多。康迪当即下令撤出战斗，转移到花木孙家村。这次战斗警卫大队牺牲4人，重伤7人，被俘5人。国民党曾炫耀其“清剿”战果，将战斗牺牲的警卫大队战士的头颅砍下，悬挂在丹阳城头示众7日。
警卫大队分散活动
陈云阁在扬中布置工作后，从八桥区迅速回到江南，11月24日晚住济宁乡的永祥庄。第二天即派通讯员到镇澄公路两边打听康迪、高俊杰的活动情况。下午听到西北方向机枪声大作，并很快看到国民党军队从白龙寺向埤城华山方向推进。陈云阁派人扩大侦察面，分路与康、高联系，傍晚接上了头，约定当夜到背岗村西会合。
陈云阁与康迪、高俊杰会合后，弄清了在塘里湾与敌“常德”部队发生战斗的经过情况，知道该部是新来镇江驻辛丰的七十四军主力，全是美式装备。同时又发现从西南向东北埤城方向前进的敌主力部队也是美式装备。又听了警卫大队指战员的汇报，立即进行讨论。小心县委一致认为警卫大队不宜集中行动，必须把各县调来的干部和武器返回原县坚持斗争。扬中县来的耿龙根，镇江县米的聂老虎，澄西县来的李顺之，丹阳路南来的吴健和短枪队员当晚就分头准备回本县。重伤员由马文钦、顾正清两人负责找担架抬到荫沙口，找到一条交通船送往江北，马、顾两人就此留在苏北工作。余下的一个短枪班和部分机枪、步枪人员50～60人由高俊杰带领在镇丹交界沿山一带活动。各县的武器也分散活动，依靠当地群众和革命骨干，深入了解敌情，掌握敌情变化，坚持斗争。
根据当时敌情，澄西排武装人员已无法回澄西，由陈云阁安排，所有武器交给当地干部严生福收藏，班长及战士则分散隐蔽，合法立脚。徐顺正被分配到一家南货店当了店员，张岳明到一所小学校当了教员，邓锡坤到乡长家当长工，陈佩度被派到一所庙里做香火杂工，陆定芳在一家药店当学徒。他们白天不动声色干活，晚上联系活动。起初几个月工作尚顺利。忽然一天晚上，乡长急急忙忙地奔来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身份已经暴露，今晚要来抓你们，请立即离这里。当晚几人离开了立脚点，由于没有证件，只好白天住在老百姓家里，晚上出外联系找组织，原来的关系都已不在了，一连几天找不到组织，眼看身边的钱即将告罄，生活难以维持，大家商量，觉得还是回家后再说。于是一同回到澄西老家。邓锡坤找到陈元度当了武工队员，徐顺正联系上汪明，当了汪明的联络员，陆定芳到上海谋取职业，但仍与陈元度有来往。
李顺之扬中脱险回澄西
李顺之遵照陈云阁的指示回澄西坚持武装斗争。根据需要挑选机枪手党员陈金生和张仁坤携带短枪一同回澄西。鉴于敌情紧张，直接去澄西无法通行，决定渡江到扬中，再到江都，沿长江经泰兴到靖西，再南渡去澄西，但三人路径不熟，又无向导，不这样又无其他妥善办法。当晚动身赶到扬中，天已亮了。
三人想到前面村庄去打探情况并问路。忽见村人惊慌四逃，是蒋军部队自南而北蜂涌而来，持枪搜索。三人急速随群众出村躲避，瞥见小路边有三间草屋，蒋军又在后面追赶群众。三人无奈，便掩人隐蔽，屋内无人，设置简陋，只有一张竹床挂顶帐子，芦笆隔墙，泥土已经剥落。只得躲到竹床后和芦笆隔墙的夹缝里，从芦笆孔洞里可看到门前的一条狭小草径，屋后是一片竹园。三人刚藏好，就见一队蒋军持枪而过。有一个士兵持枪站立草屋门口，脚跨进门向内探望，见屋内简陋，猪圈内猪粪气冲鼻难闻，掉头掩鼻便走。待敌人走过，村人也三三两两回村，三人才走出来探听关于渡江的情况。村人告知长江渡口已被封锁，无法过江。时间已是太阳落山时光，三人心情不由紧张起来。黄昏时一位村人来告知，有一位区干部有船要过江去，是本区北撤的最后一条船了。三人央求他带领找到那位区干部，乘船渡江。
船到北岸，天色将明，告别区干部登岸沿江东行不几里路，遇上扬中县长施光前和县委书记吴翼等40余人北去。三人随之一起行动。得知他们是奉华中二地委之命进入扬中。12月19日从江都县嘶马过江进入扬中，当晚宿营于封头坝。20日凌晨5时与国民党四十军二十六师一个团遭遇，发生战斗，向泰兴县永安洲转移。
李顺之等随施、吴同行不久，即分道沿江人泰兴县境后，又巧遇武进县特派员蒋建乔及徐敏等同志，当晚住在抗战时期的朋友国民党军官、地方实力派张嵩山的家中。两天后，即奔赴靖西四圩港，当时，王文生等多人也在四圩港，李顺之将陈云阁的介绍信交给王文生。
在四圩港的几天中，李顺之开始接触在江南坚持的留守的干部李汉平、郦琴、陈元度等，还有立脚在江阴北门春申镇的薛逸，大家一见如故。根据陈云阁的信，王文生与李顺之谈明，澄西的武工队和统战工作由李负责，相互密切配合行动，坚持斗争。到1946年的1月23日晚，李等三人和李汉平、郦琴、陈元度、陈展技等一行7人从四圩港渡江至芦埠港口仁和墩登陆，进入澄西坚持阵地。
4.白色恐怖的澄西“蒋管区”
新四军主力和地方党政人员渡江北撤后，***国民党的军队接踵而至，军事“清剿”和政权控制双管齐下，对抗日进步力量实行法西斯式的统治，一片白色恐怖笼罩苏南地区，澄西和丹北自然毫无例外。
军事“清剿”
1945年10月23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汤恩伯下达的《沪战字第一九三号命令》说：“一面受降，一面清剿。”
11月初，国民党四十九军王铁汉部进驻常州、江阴及锡澄、镇澄公路沿线各集镇。驻申港缪家村一带的有3000多人，驻龙虎塘有一个团。11月25日，国民党八十九军七十九师进驻江阴，当天即会同国民党江阴县政府召开所谓“防剿奸匪会议”。他们到利城乡江市村捕捉新四军党政干部胡裕生、胡甫大、胡定太等同志的家属7人，绑在树上。当时国民党江阴县政府，责成乡保长要地方党政干部的家属，动员参加新四军的子弟丈夫自首投案悔改。保长胡定范、胡金棠通过乡长周和大（周和福）与王铁汉部的何营长交涉。提出“如果将家属捉去，要他们的子弟丈夫回来自首，我们就难做事情了”。营长说：“依你们要怎么办？”胡定范说：“取保释放。”何营长同意了，但国民党区长匡耀文、区队长吴锡生和倪阿乱（倪星耀）、殷根海等都是吸毒的“海鬼”，要什么费、什么费的提了许多，最后每个家属被敲诈掉一笔钱才算了事。
李顺之的老家利城乡的李家湾村，被恶徒带领蒋军多次包围，他们往往采用夜半包围，爬上围墙，放哨封锁路口，静候不动，待到天明，村人开门时，突人搜查，由于屡次扑空，才逐渐停止。
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还配合主力“清剿”。1945年12月京沪卫戍司令无锡指挥所在常州设立办事处，军统分子王道生任主任，吴林森任副主任，两人都是当地人。吴林森驻申港、焦溪，配合四十九军在澄西各地“清剿”。1946年8月办事处撤销后，吴林森又到锡武澄三县办事处任职，带领吴永良、吴子林、华玉良、张国才等便衣特务，在澄西到处乱窜，捕捉留守坚持人员，敲诈勒索，恶行累累。
政权控制
1945年10月下旬起，国民党的县、区、乡各级政权相继成立。12月，区、乡（镇）长全部到位，恢复了保甲制。县建保安队，区、乡建自卫队，实行军政合一，由行政长官兼任保安队、区、乡自卫队的领导，另设副职专司地方“绥靖”，同时县政府及其军事科均设情报机构。江阴县政府的情报工作头目为莫振祥，军事科的情报组长为钱冬平。他们常到澄西的璜土、西石桥布置情报网，搜集地下留守坚持人员的情报。
12月，江阴和武进两县的保安队和区自卫队均告成立。江阴的保安队是“忠救军”改编的，有一个中队（连）常驻西石桥、璜土一带；武进县保安队是原保四纵队改编而来，有两个中队（连）常驻郑陆桥、羊头桥一带。两者在抗战时期即与新四军为敌，是反共特别积极的地方武装。各区、乡自卫队则在1946年上半年就普遍建立起来。整个澄西全境包括周边集镇县、区、乡三级武装据点多达41处。
12月间，国民党当局还制定了《各县区乡镇匪军动态日报办法》和《各县、区、乡镇潜伏奸匪查报办法》，加紧对留守人员的清查；还利用保甲制，实行联保联坐切结的办法，一家隐藏新四军，四邻同罪。国民党县区政权的武装人员可以任意借故敲诈勒索，鱼肉乡民，企图从此威胁群众不敢接纳坚持人员，达到巩固反动统治的目的。国民党强令甲长签字画押，保证“不通匪，不纵匪，不为匪”，并规定“窝匪者杀，济匪者杀，通匪者杀”等十余条禁令。国民党还规定：凡参加农会、民兵的人，都要自首登记，填写“自首书”，要报告武工队的活动。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为了支付巨额内战经费，弥补财政赤字，便搜括民脂民膏，不断增税加赋，拼命进行经济掠夺，人民群众怨声载道。社会有流言讽刺道：“天下太贫（平）”、“国民党万税（岁）”。生产停滞，物资匮乏，物价飞涨，1945年10月2日米价每石3400元，12月6日上涨至8000元，其他生活用品，也是一日三涨。
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和经济掠夺，对坚持留守人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