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舍生忘死、从容赴义、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晚明诗人，洗刷着中国文人那鼻涕虫的名声。

一艘密闭得不透一丝光亮的夜航船，从苏州浒墅关的塘河码头悄没声地起锚了。岸上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被兵勇们屏退得远远的，连驻足多看一眼，都属禁止之列。

这是公元1647年，大清王朝顺治四年春季的事情。

如果不是三年前中国大地发生了明清两朝的“鼎革”变化，这条俗称塘河的古运河，即使在夜色朦胧中，也应该是桅樯林立、舷歌相闻、灯火逶迤、熙来攘往的黄金通道。这条与长江平行的内河，东至沪淞，南下杭州，西达金陵，北上京都，是一条相当热闹、相当繁忙的交通干渠。

但是，改朝换代，江山易色，一路南下的清兵，如秋风扫落叶一般长驱直入。但是长江以南的官兵百姓，归顺者固有，反抗者更多，因此清兵推进受阻，占领不易。尤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薙发令”，遭到强烈抵制，百姓宁可头颅断，也不易衣冠。于是，异族统治者的镇压，也达到了残暴疯狂的地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江阴灭城，都是史册上用鲜血留下来的记忆。

由于这个原因，本来富庶的江南衰败不堪。清廷统治三年有余，沿河的苏、锡、常、润诸州，这些顶尖的城市，元气迄未恢复，市廛萧条，商旅萎缩，房舍败燹，满目疮痍。因此，除了星点的渔火，寂寞的塘河里，只有这艘形迹可疑的三桅大船，在水面上滑行着，将那倒映在河水中的月牙儿，弄了个七扭八歪。

说实在的，除了打算劫船的义军外，并无太多的人对之予以关注。

由于防范意外，这条武装的官船，舱里舱外，笼罩着异常警惧的气氛。无论艄公、纤夫、官员、兵丁，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江南春末的夜晚，本应有点暖意才是，可船舱一角，那盏忽明忽暗的灯笼，那点摇摇晃晃的烛光，照着一位“豹目蜷发，双目上视”的要犯，一脸寒霜，两道剑眉，目光中透出来的阴冷，令人不寒而栗。

据清代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的记述，他生的这双眼叫“盼刀眼”。按《麻衣相书》的说法，凡生有这种带着杀气的眼睛，其结局，倘不是被人杀死，就是他在杀别人时死。虽然此人最后是纵身跳水，自沉塘河，但横死凶死的命运，似乎这双眼睛早就预兆了。

因此，“盼刀眼”打量着谁、注视着谁的时候，说真格的，令人生畏。因此，手铐脚镣、坐卧不便的他，那威武不屈、虎视眈眈的气概，使得两个衔命而来负责押解他到江宁向豫亲王和洪军门交差的戈什哈，心惊肉跳，忐忑不安。尽管前后舱都埋伏了兵丁以备不测，尽管关照了沿河地方衙门严加防范，这两个满人，面色怛怵，如坐针毡，唯恐出什么事。

其实，他们初从江宁来到苏州押囚，没把这位遐迩闻名的诗人，太当一回事，不就是舞文弄墨吟诗作对之读书人吗？一般来说，有权的人看不大起知识分子，有权的人的狗，就更加看不起知识分子。三年来，在南京豫亲王门下，这些戈什哈看惯了迅即变节的江南士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鼻涕虫，奴颜婢膝，鞠躬打千，低三下四，巴结攀附。他们估计要押解的这位文人，大概也是一路货色，一样德行。可等到与地方官办理文书交割时，犯人押到跟前一看，他直立着，像一堵墙，那满脸髭须，一根根都像钢针似的扎煞着，与其说他是文人，毋宁说他是一头猛虎，这两个可怜虫，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张着嘴，合不拢，傻了。

这个囚犯，就是陈子龙，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殉国者之一。

陈子龙（1608一1647），字卧子，一字人中，号轶符，晚年又号大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1637年（明崇祯十年）与夏允彝同时中进士。选浙江绍兴府推官，擢兵科给事中，未及赴任而明亡。

《明史》称他“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明代杜登春在《社事始末》中说“卧子先生甫弱冠，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纸惊人”；近人柳亚子也有赞美的诗句：“平生私淑云间派，除却湘真便玉樊。”因为陈子龙有《湘真阁存稿》，收其所作的词，故以书名称之。可见这位与***唱和过的民国诗人，是如何仰慕钦佩其人其诗，尤其是词了。

陈的诗，气势奔放，色彩强烈。按清代沈德潜的评价，“诗至钟、谭诸人，衰极矣！陈大樽垦辟榛鞠，上窥正始，可谓枇杷晚翠”，对他改造诗坛风气的努力，是肯定的，因而尊崇之为“明诗殿军”。

并刀昨夜匣中鸣，

燕赵悲歌最不平；

易水潺湲云草碧，

可怜无处送荆卿。（《渡易水》）

陈的词，婉转秀丽，情深意挚。尤其国亡以后作品，更是杜鹃泣血，哀艳凄恻。

韶光有几？催遍莺歌燕舞。酝酿一番春，秾李夭桃娇妒。东君无主，多少红颜天上落，总添了数抔黄土。最恨是年年芳草，不管江山如许。

何处？当年此日，柳堤花墅。内家妆，蹇帷生一笑，驰宝马，汉家陵墓。玉雁金鱼谁借问？空令我伤今吊古。叹绣岭宫前，野老吞声，漫天风雨。（《二郎神》）

据考证，这阕《二郎神·清明感旧》，与另一阕《唐多令·寒食》，均系陈子龙被捕前的绝笔，词作时大约为1647年的三月。即使在生死未卜的出征前夕，战士归战士，诗人归诗人，抗清归抗清，爱情归爱情，那位集文采、秀美、多情、浪漫，有丈夫气、具爱国心于一身的奇女子，仍使他不能忘怀。因此，笔下不能自已地写出“宫人墙外柳阴阴”，“当年此日，柳堤花墅”的词句。在他的词作中，凡涉及杨柳的吟咏，无不与那位风流女子有关。如《浣溪沙·杨花》：

百尺章台撩乱飞，重重帘幕弄春晖。怜他飘泊奈他飞。

澹日滚残花影下，软风吹送玉楼西。天涯心事少人知。

至于柳如是与陈子龙的这段情缘，如果幸而成功的话，应该比她后来与钱谦益的结合，更加有声有色。我甚至臆想，若如此，此刻在船舱里与陈子龙绑坐在一起的，就是这位类似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女人了。她绝对要扮演这个角色的。那是一个既美丽又刚烈的女子，她会抛家舍业，不计一切地追随着他，万死不辞地同赴国难。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色艺双绝的女性，但如柳如是这样既具美姿，更富文采，既风流妩媚，又聪明睿智，既清高雅洁，又敢作敢为者，是很少的。据清代顾苓《河东君传》、王沄《虞山竹枝词》记载，十年前，甚至更早，声震江南的一代名妓，就公然钟情于陈子龙，大有非君不嫁的意思，因为那确是郎才女貌的绝佳组合。

这种在封建社会里绝对异类的爱情宣示极为罕见，也只有像她这样的公众人物，才敢拂逆礼教，才敢挑战道学。在光天化日之下，她情不自禁跑到松江去，冒大不韪，自媒于这位才思杰出、具有创新精神的文人，任侠仗义、具有传奇色彩的硬汉，敢作敢当、具有人格魅力的志士。剖肝析胆，掬诚相示，表达了无以复加的钦敬之心，爱慕之意，恨不能立时下嫁这位磊落潇洒、闻名遐迩的陈卧子。

天哪！为了追求所渴望的心上人，她主动、大胆、不顾体面地示爱，这样的奇女子，可谓千古一人。

清代佚名《绛云楼俊遇》的说法，略有不同：“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陈性严厉，且视其名帖自称女弟，意滋不悦。遂不之答。柳恚，登门詈陈曰：‘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这段柳陈交往的龃龉传闻，当系冬烘先生的道听途说，因为中国人之中的假正经特别多，对看不惯的人，不能接受的事物，往往采取拒绝和排斥的态度，他们的迂腐之言，是信不得的。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多有辩诬，故不赘述。

试想，一位能写诗、能作词、极漂亮、极聪慧，其文采为“秦淮八艳之冠”（郁达夫语）的妙龄女子，怎么能做出村妇骂街的不堪之事？她在名片上写上“女弟”二字，其实表明这个女人，除情爱之外，更有将陈卧子引为同志、视为知己的意思。陈子龙最后婉谢了这份情爱，也许他想到了他的那双“盼刀眼”，这个不幸的预兆提醒了他，作为一个轩昂的大丈夫，他怎能忍心让这样一位如杨似柳的柔弱女子，跟着他颠沛流离，风尘困顿，最后在刀光剑影中了此一生呢？

于是，扁舟一叶，芳心难系，柳如是终于不得不怆然割舍。有什么办法呢？爱恋敬重之余，也就只有任这位属于江湖、志在风浪的壮士，解缆远行了。

像这种义胜于情、国重于家的大题目，对满脑袋都是声色犬马的当代才子来说，有如东风射马耳，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四百年前的陈子龙，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是明朝人，就得为中国、为这个明朝，做一些事情，包括牺牲自己的性命。倘不是消息走漏，倘不是叛徒出卖，他此刻正率领起义的吴易水师，从太湖出发，会合从海路而来的南明鲁王舰队，沿江溯河，两路夹攻江宁才是。然而，天不从人愿，台风直扑吴淞口，援军舰队全部覆灭。于是，身陷重围、孤军奋战的他，独力难支，不幸被俘。

结果，他成为多铎和洪承畴的重大战利品，被押往南京。

塘河的夜色，渐渐地重起来，舱里的潮气，渐渐浓起来。他在盘算着，到达那个他最得意的弟子埋伏狙击的地点，还有多少路程，还得多少时辰？

清代官方编撰的《明史》称：“子龙与同邑夏允彝皆负重名，允彝死，子龙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遂为僧。寻以受鲁王都院职衔，结太湖兵，欲举事。事露被获，乘间投水死。”民间文本的《阅世编》（清叶梦珠著），也持正史的说法：“陈卧子，名子龙，故进士讳所闻子也，少以能文名，四方名士，无不乐与之交。崇祯丁丑，登进士，授浙江绍兴府司理，时诸生许都叛乱，金、衢震动，卧子招之使降，许以不死。都慕陈名而至，卧子为之营救，请赦其罪，当事不允，卒杀之。超升子龙为兵科给事中。鼎革之际，与沈少司马犹龙等同谋抗命，克城之日，概不追论。顺治四年丁亥，复入叛帅吴胜兆党，捕甚急，赴水而死。”

现在，已经无法知悉陈子龙是在什么情况下“乘间投水死”或“赴水而死”的。但于理于情，主持起义的重要领袖，组织战斗的领军人物，被清军俘获以后，义军绝不会袖手旁观。尤其他的学生——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是与他一起深入太湖发动这次举义的，按这个年轻人的性格，也绝不会坐视不救。

我是一直不大相信白纸黑字的历史果真百分百的可信。

以今鉴古，便知分晓，时下还活着的那些涂脂抹粉者，大言不惭、谎话连篇地伪造自己的辉煌。有的人物，连屁股上的屎迹，都未擦拭干净，就想孔雀开屏，也不怕别人看了作三日呕。因此，《明史》所言，是清朝的观点，作史传者并不想把江南士民的反抗，如实写出来。

话说回来，虽然古人也有狗皮捣灶者，王朝倾覆之际，来不及地降清求生，但更多的仁人志士，对于故国、山河，对于世道、人心，对于维系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看得要重一些。朋友、师长，道义、责任，对于一个站直了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还是很当回事的。因此，夏完淳一定要设法救他的老师，而陈子龙也一定要为他的明朝、他的故主，哪怕孤注一掷，以卵击石，也要当仁不让，挺身而出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硬骨头，支撑着中国文人本来就不多的气节，那么，一部中国文学史，就真是一摊烂泥巴了。

尽管，他们的抗争，是无力的，无效的；也许，他们的牺牲，是无谓的，徒劳的，但是，这种敢将国家、民族、百姓、社稷担在肩膀上的丈夫气概，这种舍生忘死、从容赴义、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汉子精神，洗刷着中国文人那鼻涕虫的名声。

很惭愧，后来的文人，骨质疏松病似乎愈益严重起来。一到天塌地陷，一到大难临头，求生，便成了每个人的本能。本能，倒也无所谓，若为这个本能，变得很“没起子”，就相当难堪。我承认我自己，不止一次地“没起子”过。因此，我对时下那些“右派”朋友，以及自称“漏网右派”、非要挤进来的朋友，或著书，或立说，或添油，或加醋，不遗余力地重塑金身，往往掩口胡卢而笑，心想，装他妈的什么孙子？虽然，我是到了患老年痴呆症的年纪，但是，记忆力谅不至于一下子都完蛋。谁不知道那些年月里，我辈为一口嗟来之食，一个个像瘪三似的趴在那儿撅腚挨打的可怜相。所以，朝秦暮楚、易主而事，失节投靠、卖身求荣，为虎作伥、发国难财，鬼鬼祟祟、搞小动作，仅仅只是顺治年间的文人，才会有的表现吗？

现在，回过头去看明末清初的这一场民族危机，衣冠所系的江南士子，坚决反抗者有之，勉强合作者也有之，既不反抗、也不合作的逃避者则更有之，大体上表现得都很出色。或遁入深山，埋首经史；或闭门索居，潜心学问；或跌宕江湖，放浪形骸。即使忍辱负重、虚与委蛇者，其终极目标，也还是回归故里，追求文学。正是这种专心致志、别无旁骛的努力，才成就了钟灵毓秀的文化江南，才有一大批与陈子龙、夏完淳相先后的出类拔萃的文人涌现。

诸如常熟的钱谦益（1580—1664）、吴县的李玉（1591—1671）、海宁的谈迁（1593—1656）、绍兴的张岱（1597—？）、诸暨的陈洪绶（1598—1652）、海宁的查继佐（1601—1676）、宜兴的陈贞慧（1604—1656）、苏州的金圣叹（1608—1661）、太仓的吴伟业（1609—1671）、余姚的黄宗羲（1610—1695）、如皋的李渔（1611—1679）和冒襄（1611—1693）、昆山的归庄（1613—1673）和顾炎武（1613—1682）……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在这长江三角洲一带，纷纷展现出非凡才华，这绝非上帝的慷慨，而是时代的赐予。

看起来，大时代出大作家，平庸的时代出平庸的作家，战斗的年代出战斗的作家，那么，堕落的时代，自然也就只能出堕落的作家。也许文学这东西，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太快乐，活得太自在，一天到晚，忙于数钞票，搂美人，一年到头，忙于抖乌纱，乘骏马，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师，屁股粘不住座椅，大概也就写不出什么精彩的作品。

所以，历史上那些承平日久、享乐成风、人心浮靡、竞逐奢华的朝代，几乎不出文学大师。唯一的例外，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蹦出一部《金瓶梅》来，似是偶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因为在中国文学史上，谁也比不上明代中叶以后的文人所拥有的狎妓放荡、青楼纵淫、金莲伴酒、缠绵性病的风流了。

性文学从来就是性放纵的副产品。

你能指望吃花酒、打茶围、热衷寻花问柳、精通房中之术的文人学士，写出多么有分量的作品吗？同样，你能要求看毛片、点小姐、沉溺裤裆文学、言必脐下三寸的当代才子，写出具有忧患意识的不朽篇章吗？由于太快活而带来的文学衰势，也真是令人无可奈何。

因此，谈到中国文学的发展，某个时期，物欲的腐蚀对于文人创作的扼杀作用，远胜于政治上的高压统治。后者如梳，再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也会有缝隙；前者如篦，无孔不入，无懈可击，无处可躲，无计可施，只好对赵公元帅俯首听命。所以，文网密织、动辄获咎的康雍乾三朝，仍有一部《红楼梦》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白色恐怖，仍有一位鲁迅先生在；在故国黍离、社稷崩摧的明末清初，江南一带仍有群星璀璨的文学局面在，就是这个道理了。“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的这句名言，是说物质贫乏的时候需要精神，其实，物质富裕，同样也需要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被清人沈德潜、周准褒誉为“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诗格亦高古无匹”的夏完淳，在塘河一处河汊的芦苇荡里，凝视黑暗的远方，努力谛听着桨声橹音，摩拳擦掌，准备营救他的恩师。

稍后，这个年轻人，也被清廷逮捕押往南京，处死之前，他在狱中与其岳父的一席谈话惊天动地：“当日者，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上启国主，为江南举义之倡，江南人莫不踊跃。今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从这篇诀命辞中，可见他对于陈子龙的忠诚，他如果不率部埋伏，伺机劫船，倒是不可思议了。因为，无论陈，还是夏，他们都是不易降服、不肯认输的硬骨头，绝不能以我们常见的那些鼻涕虫来衡量的。

通常情况下，多数文人，在板子挥舞之前，骨头就先酥软得像大麻花。“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常用“打倒”的说法，其实没有一个是被人打倒的，都是不打自倒，还未动手，早吓出尿来，湿裤子一大摊了。

不过，也有个别不听邪的、软硬不吃的、死活不买账的、顶让打人者头疼的硬骨头。在古人中，或许比例还要高一点。因此，很难想象，像陈子龙这样的勇敢者，会如《明史》所写的那样轻松投水，一个要犯会由他从容“乘间投水死”？那自然是屁话了。

应该是一场绝望的夜战，一场劫法场的混战，一场明显是寡不敌众的殊死战，一场以为打他个措手不及、谁知早有防备的交手战。手起刀落，血肉横飞，船头船尾，厮杀不已。从船舱里纵身而出的陈子龙，手铐脚镣，在舱板上走不脱、逃不掉，只好以头颅和身体参与战斗。在血光刀影中，那两个戈什哈，终于明白自己的使命，为了刚坐稳的大清王朝，宁可与虎同死，也不能放虎归山。于是，奔上去，扭抱住这个硕伟的、壮实的、咆哮着的、威武无比的陈子龙，跳进塘河。

我想他在落水之前，会对夏完淳大叫一声“撤”的，然后，扑通一声，这位晚明诗坛的终结者，一边挣扎着，一边沉没着，手脚捆住的他，最终，饮恨而亡。

从此，这一河碧水，便与这位文人殉国者的英名同在。

我想，陈子龙，这位如同出鞘并刀锋芒锐利、永不卷刃、无畏无惧、擎天托地的文人，对于需要一点精神的中国文坛而言，是应该被牢牢记住的。

得意的人，常常疏忘一点，上帝从来不给人百分之百。你可能什么都得到了，房子，车子，票子，位子，炙手可热的权力，火焰般绚丽的声名，玉体横陈的极乐世界……然而，拜拜再见，阁下却活到头了，这才是痛苦莫名。拘魂使者出现在你面前，房子带不走，票子带不走，甚至妙龄女子的一个吻，也带不走。你那曾经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的本事，在只有倒气的回光返照之时，都等于零了。

于是，眼看着你的奔驰别人坐，你的豪宅别人住，你的年轻老婆别人睡……甚至当你魂游故居，发现你太太在象牙床上与你的候补者颠凤倒鸾之际，竟没有一点蘼芜之叹，已经做鬼的阁下，肯定后悔当初，何必把手伸那么长，什么都捞，什么都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