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湖南出人也出学问。大名鼎鼎的“曾胡左李”(作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中,有三个是湖南人。而且这些人学问也了不得,曾国藩是理学大师,慎独功夫一流,而左宗棠则擅长帝王学,在晚清政坛上出尽了风头。
帝王之学是佐人成帝王之术,大刀屠龙,权术之中裹着霸气,所以左宗棠一出山就让人受不了,幸亏赶上了长毛闹事的年月,军情紧急,人才难得,也因为碰上了脾气特好而且能耐特小的骆秉章,让他得以展露才华。建功立业之后,虽说此公脾气大、嘴巴臭,还不断地弄点权术耍耍,成片地得罪人,但老谋深算的西太后和恭亲王奕,鉴于督抚专权的现实,出于牵制曾、李等人的考虑,对这个搅屎棍特别地优容,使得他在众人的诋毁声中不断地上升。不仅入相而且进过军机处,要不是枢诸公受不了左宗棠的大话和唠叨,也许他会成为朝中最有权势的中兴名臣。
然而,西征之后的左宗棠虽然一直得到朝廷的优待,始终在肥缺要差上转,却再没干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业。无论在公堂还是私邸,此老唯一热衷的事情就是骂曾国藩,骂来骂去就是那么几句车轱辘话,无非是说曾国藩假道学、虚伪,可一张嘴就是它。
见武官的时候骂,直骂得众将官耳朵出了茧子,非不得已不去见大帅;见文员的时候骂,直骂得下属禀报事情都没有机会;见外客还是骂,寒暄才毕,骂声旋起,一直骂到日落西山,最后随从不得已强行将茶杯塞进他的手里,高叫送客(清朝官场,例行规矩,主人一端茶杯,即为送客之意,仆人马上叫:送客)才算关上了老人家的话龙头。期间,客人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客人来是干什么的、是否有事他一概不管。不仅如此,吃饭的时候要骂,人一入座就开始骂,直到所有的菜都上完了,他老人家还言如泉涌,结果是每个人都没吃好。睡觉之前也要骂,骂声成了他自编的催眠曲,每天都在自己的骂声中进入梦乡。
曾左交恶一直是晚清史上的一段公案,孰是孰非即使在今天也一时难以公断。不过,两人之争无非为了公事,彼此间并不存在什么私怨。就当时公论,一般舆论还是倾向于曾者多,偏于左者少。毕竟,在左宗棠事业的关键处,曾国藩都是支持而非拆台的。显然,于公于私,似乎左宗棠都没有必要跟曾国藩纠缠不清,甚至在曾死后还骂个不休。过去史家论及此处,往往归咎于左宗棠气量窄、脾气坏。其实,左宗棠骂曾国藩,虽然不乏嫉妒之意,因为朝野公论曾在左上,但他自己在内心里也未必会像他嘴上说的那样,认为自己比曾强。晚清另一位大老李鸿章晚年服了气,承认世上真正的大人先生只有他老师(曾国藩)一个。左宗棠相反,不仅没有服气,嘴上还不停地骂,然而这个显然过于反常的“骂人事业”却暴露了他内心的无比焦虑。他心里明白,曾国藩是一座他无法逾越的高山,但一向心高气傲、目无余子的他,断然不可能像李鸿章那样放出软话,于是唯一的出路就只有骂了。
中国从来就不乏能人,只是能人之间总是难以相能。曾、左、李之间,如果不是有个内修功夫好、识大体的曾国藩,晚清的中兴也许未可知。什么时候像左宗棠这样的人学会了妥协、学会了相让,中国人就真的出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