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所谓的军阀，其实彻头彻尾属于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正宗产品。当时国人寻找中国弱的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觉得中国人太文弱，士大夫重文轻武；反过来，人家西方人，包括学习西方学得比较好的日本人，都很有尚武精神，从军的都是社会精英，不像当时的中国，“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尚武的另一方面，是引进、仿制西式武器，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中国在引进技术层面的现代化，直到甲午战争，其实并不弱于日本，西方每有先进武器一问世，用不了多久，中国人就会仿制出来。只是在武器的使用方面，中国军队有点差劲。虽然从淮军跟洋枪队学英国兵操开始，中国军队就学着比画，但直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行列式走得算是齐了，枪炮却操练得不怎么样。当然，清朝新政以后，留洋学军事的人中有认真的，比如在日本士官学校吃苦的若干人等，比较杰出的如蒋百里、吴禄贞、蔡锷、蓝天蔚；学得一般的阎锡山、孙传芳、刘存厚，也包括没有学完的***。他们大抵从天天早起刷洗战马、给老兵打洗脚水开始，忍受日本军曹的拳打脚踢，辛辛苦苦才学得一点低层次的军事技术，只配当兵头——士官。不过，这些认真的人学成之后回国都担任高级军官，比原本应该担任的士官高了不知道多少级。加上这些人原本在国内都是读书人出身，在苦熬了若干年后，一旦回国，不免技痒，往往重操旧业，每每与一班文人雅士混在一起，因此，士兵的军事技术还是得不到提高。

辛亥革命的武汉争夺战，要算是这些按照西方操法、拿西方武器、穿西式军装、按照西方军队编制编练起来的新军之间，第一次正经八百的交战。双方打得都十分业余，按当时人的说法，北洋军的胜利关键是靠他们的机关枪，而革命军直挺挺地冲锋，也是成全北洋军胜利的重要因素。

此后，军阀之间仗打了很多。每次战争，文的一方面的宣传攻势，即所谓的通电战，要比真刀实枪热闹得多。真打的时候，基本上枪放得多，死人很少。四川军阀刘存厚和熊克武之间在成都开战，居然有大批的闲人前去观战，就像后来的四川球迷看球一样，不知道那时候是不是就喊“雄起”了。无论多大规模的仗，大抵雷声大、雨点小，任他枪炮隆隆，其实死不了几个人，因为士兵们放枪放炮，都没有准头，但是放枪的速度都很快，更多的是图个热闹，跟小孩子过年放鞭炮差不多。以至于当时有在华的外国人恶毒地建议中国人恢复使用弓箭，说是这样至少能给国家省点军火钱。

西方人关于中国军阀间战争的另一种说法，也很恶毒，说是中国的战争不是用真正的枪炮打的，而是用另外一种枪——烟枪打，再加上一些袁大头（银圆）伴奏。这当然也有道理，中国人，尤其是军人，都熟读《孙子兵法》，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所以，兵马未动，烟土和银圆先行。加上各派军阀之间关系复杂，亲戚、同乡、同学，各方人士攀起亲来，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由头，给彼此的收买、瓦解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小到一个连、一个营，大到一个旅、一个师，甚至一个方面军，只要工作做到了家，战事一开，这边哗啦一倒戈，战斗也就结束了。

军阀间战争的另一个习惯是，无论仗怎么打，彼此都留有余地。无论战事多么紧张，交战双方的亲属都会留在对方的营垒里。双方的家眷如果赶巧生活在一个租界，也依然在一起打牌。对于打败了的军阀，战胜者一般不做肉体上的伤害，甚至不动他们的财产，很有绅士风度。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四川人，一直到国民党当家时，大家依然保持各自的防区，势力大的占得多，势力小的占得少，但势力再小，也有碗饭吃。

当然，如此这般下去，一个个顶着将军头衔的家伙们这样客客气气、温文尔雅，军队大可以变成仪仗队，甚至像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广州众多的司令部一样，有两个兵一个司令，再加上两支枪，就可以了——一支长枪给士兵站岗用，一支短枪司令自己佩带。大概众军头自己也意识到这里面的荒谬，于是，不知怎么的，仗打得狠起来了。有人说都赖徐树铮，说他狠，把对手一个将军陆建章暗杀掉了；有人说赖吴佩孚，用大刀队督战；也有人说赖孙传芳，打败了对手，居然把对方的降将施从滨杀掉了。反正，仗越打越凶，大炮多了，机枪多了，坦克车开出来了，飞机也飞上天扔炸弹了，甚至毒气都有人放了。一战之后的西方军火商，看着中国的军阀打仗，高兴。一船一船地把军火运过来，战后的剩余军火、烂枪破炮，都找到了买家，把中国变成了各国轻武器的博览会，连四川、甘肃都有了洋军火的身影。四川的刘湘原本是川军中的二等角色，但是人家占了重庆，有交通之利，不仅可以自己买军火，还可以截别人的，最后居然做成了川中老大，号称有海陆空神（一些喝符念咒的神兵）四军。

仗打狠了，兵也就慢慢练出来了，只是把老百姓祸害得太惨。大家打的都是内战，跟原来军事现代化的本意差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