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在乡里，多听民间故事。伍子胥过昭关、秦始皇焚书坑儒、孟姜女哭长城、桃园三结义、秦琼卖马等等，都耳熟能详。其中也有“朱元璋炮打庆功楼”的故事，讲的是朱元璋当皇帝后屠戮功臣。长大之后读过一些书，才知道这些故事并非杜撰。我曾说过，大凡历史悠久的国家，其国民都嗜史。民间传说的中国历史，比之今日一帮文人弄出的“戏说”，可信度要大得多。就说朱元璋炮打庆功楼一事，虽然与史无征，但这位皇帝在坐稳龙椅之后，的确是寻找各种借口，几欲将帮他打下江山，建立朱明政权的开国功臣们镇压殆尽。他如此做，不能简单用“狡兔死，走狗烹”六个字来概括。

对于朱元璋的这种作法，他的夫人马皇后与太子朱标都表示过反对。朱元璋不为所动。传说有一次，他拣过一枝棘条给太子，因满是棘剌，太子无法把握，朱元璋把棘条上的刺一一拔干净，再递给太子说：“现在你可以很稳当地拿住它了吧？”接着便讲了一个道理，其大意是我屠杀那些功臣，是为了让你继承皇位后，不至于有人跟你捣蛋。

朱元璋从当上皇帝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盘算如何巩固政权，永享国祚。立国之初，百废待兴，但重中之重的仍是这个问题。他首先杀掉宰相胡惟庸，并因此永远废除中书省，并诏旨“自此有敢议设宰相者，杀无赦”。在朱元璋看来，宰相与皇帝只有一步之遥，最有可能觊觎皇帝宝座的，自然就是宰相了。废除宰相后，朱元璋自己亲自处理国政，用今天的公司管理结构来打比方，朱元璋是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他甚至连副总经理都不设置，事必躬亲，因此很累。实在忙不过来，他便从翰林院中找来几个学士，凑起一个秘书班子，来帮助他做一些文件起草、典章搜寻的工作。到了永乐皇帝手上，这个没有名份的秘书班子才有了一个名称，叫内阁。内阁之臣由翰林院学士担任，官阶只有六品，办公时是几个人坐在一间朝房里，连椅子都不能坐，只能坐凳子。那时，六部的尚书是正二品，左右侍郎是三品，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员外郎四品，相当于今天的司局级。六品阁臣则只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干部。皇帝秘书只是个处级干部，就是放在今天，大家也会觉得级别太低。然而这就是朱元璋的驭人之法。

与阁臣情形相似的，还有六科给事中。明朝沿唐宋官制，设吏、户、兵、礼、刑、工六部。六部的一把手，称为尚书，官阶二品。其副职称为左侍郎、右侍郎，统称为堂上官。明朝建国之初，六部堂官与皇帝之间，还隔着一个宰相，自废除宰相后，朱元璋亲自理政，六部堂上官都直接向他汇报部务。尽管这样，朱元璋仍害怕大权旁落，或者说担心六部堂上官瞒上欺下，玩忽职守。因此，他又借鉴前朝的经验，创设与六部对应的吏、户、兵、礼、刑、工六科。对六部行稽核、纠察与弹劾之权。六科属言官之列，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纪检干部。每科的领导人，称都给事中，官阶六品，都给事中之下，设给事，官阶七品或八品。所以说六科的干部，都属于中下层官员，但他们的权力却很大。终明一朝，因遭六科言官弹劾而被撤职的六部堂官不胜枚举。这是朱元璋创造的一套小官管大官的统治方法。实践检验，行之有效。从明代的官职设置来看，朱元璋的驭人之道是给实权的不给高位，给高位的不给实权，让其互相牵制。

朱元璋认为，历代灭国之祸，概括起来，不外乎来自女宠、宦官、外戚、权臣、藩镇、夷狄六个方面。他曾对侍臣讲：“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无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闹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干政典，裁之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阍寺便习，职在扫除，供给使令，不假以兵柄，则无宦寺之祸。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藩镇之设，本以卫民，使财归有司。兵必合符而调，岂有跋扈之忧？至于御夷狄，则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岂有侵暴之虞？凡此数事，尝欲著书，使后世子孙以时观览，亦社稷无穷之利也。”

朱元璋虽然是农民出身，后来还当过和尚，但把他放在中国历代的皇帝系列中考量，这个半文盲也绝对是一个有作为、有思想的开国之君。他认为治国要理好的六个问题，可谓抓住了要害。其制祸之道也行之有效。

立国之初，由于朱元璋严于约束，女宠、宦官、外戚、藩镇等，都还形成不了势力。惟一有可能对朱元璋构成威胁的，就只能是权臣和夷狄了。对于夷狄，朱元璋或剿或抚，恩威并施，处理得虽不是恰到好处，但也没有大的过失。因此，在他的统治时期，边患始终没有对他的政权构成主要威胁。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权臣了。前面已经讲过，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大肆屠戮功臣，就是为了铲除权臣。他提防权臣的方法就是“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上下相维就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看似两方面都合道，实际上是要做大臣的对皇上愚忠。大小相制，就是小官管大官。防耳目之壅蔽，就是多设纪检干部，让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他亲自管束六科。明朝的纪检干部除六科给事中外，尚有都察院御史以及大理寺的官员等，有的称言官，有的称宪臣。这部份官员的数目很大，大约占朝延命官总数的三分之一。用这么多的纪检干部来防止自己“耳目壅蔽”，朱元璋可谓煞费苦心。最后是“谨威福之下移”的问题。在他看来，权臣的突出表现，就是威福自专，与皇上分享权力，这是皇帝们最忌讳的事。权臣严嵩倒台后，他的继任者徐阶给嘉靖皇帝提出的施政纲领中就有一条“还威福于皇上”。徐阶是松江人，状元出身，是张居正政治导师。为人有正义感，但比较谨慎，也比较滑头。他如此说是让嘉请皇帝放心，他永远只是皇上的臣仆，绝不会僭越。

永乐皇帝虽然确立了内阁制度，但当时的阁臣都是直接对朱棣负责，尚无首辅之设。设置首辅是在孝宗时代，三杨之后。此后的内阁，便有点像朱元璋执政初年的中书省了。首辅也相当于宰相，但首辅能不能真正行使宰相的权力，则要看所服务的皇帝是英主还是庸君。譬如说张居正在隆庆六年当上首辅后，辅佐十岁登基的万历皇帝推行“万历新政”，其中有一个考成法，是整饬吏治的重要举措。最核心的就是都察院监督全国各省官员，六科监督六部，而内阁则负责都察院与六科的考核，这样一来，等于说所有的纪检干部都不再直接对皇上负责，而是改在内阁的掌控之下。万历新政的顺利实施，应该说得益于这个举措。但这是分享了皇上的权力，用朱元璋的观点看，张居正是十足的权臣。

不管怎么说，内阁后来演变成中书省，绝不是朱元璋的初衷。在他的统治期间，他始终对权臣保持着充分的警惕。胡惟庸、李善长、蓝玉、宋濂等等，多少权臣都被他诛灭或者罢黜。就连徐达、刘基这样谨慎的人，也因时时遭到他的猜忌而始终惊悚不已。甚至有人猜疑，两人的死，也是因为朱元璋的陷害。

当然，聪明的朱元璋也看到，要想从根本上铲除权臣，除了制订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控方法之外，当皇帝的人，自己也必须常存忧患之心。他曾对皇太子朱标说：“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惟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之。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亡自此而始，何也？盖得国之初，天必授予有德者，然频履忧患而后得之，其得之也难。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喟哉！”

朱元璋把好皇帝分为三种：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守成贤君。他认为只有这三种皇帝能够心存敬畏，旦夕忧患。他希望他的后代都能成为中兴之主或守成贤君。在这一点上，他的想法是好的，但做法欠妥，或者荒谬。譬如说，他诛灭“权臣”，为的是让太子朱标在他驾崩后继任，不至出现让人篡位的危机。他这么做，是违反了物竟天择的自然规律。事实上，后来篡夺建文帝皇位的，并不是什么权臣，而是他的第五个儿子燕王朱棣。建文帝是朱元璋的长孙，太子朱标没有等到接任就已病死，朱元璋于是把皇位传给长孙。朱棣篡夺了侄儿的帝位。

对待皇室内部的权力争斗，历代史家都抱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原则，对成功者予以褒奖。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与明高祖朱棣身上。这两人都不是按正常途径登上皇帝位的，但都属于有作为的皇帝。他们不属于权臣，但属于权君。

终明一朝，朱元璋所担心的权臣夺威福自专的问题，都没有出现。倒是没有引起朱元璋足够重视的一个问题——即庸君的问题始终存在。

明朝的十七个皇帝，有作为的大概就是朱元璋与朱棣两人（但这两人都以残暴著称）。不作为、乱作为的皇帝倒是屡见不鲜。最突出的典型，以武宗、神宗、熹宗三人为最。

出现这么多的庸君，其原因有三：一是皇位的世袭制，即太子承继皇位。太子登基之前，称为东宫。尽管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东宫的教育，但所有的书本都无助于培养他们的雄才大略与忧患意识。这如同告诫一个每天吃鱼翅燕窝的人要牢记饥饿一样。饥饿对于他来讲，只是一个概念而非实际的感觉；第二个原因是佞臣太多，这些人为了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千方百计逗皇上开心，因此倖门大开；第三个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儒家文化是中国读书人的根本，对皇上讲忠，对父母讲孝。读书人有了这种思想，根本不敢反对皇帝。就说有名的清官海瑞吧，因上疏反对嘉靖皇帝迷恋斋醮不理政事而被打入诏狱。有一天，监狱长听说嘉靖皇帝驾崩，心想老皇上一死，海瑞就可出狱升官了，于是拿来好酒好菜请他吃，意在巴结他。海瑞以为要杀头了，牢头给他送“绝命饭”吃，也就欣然开杯畅饮。吃得酒酣耳热之时，他才知道是皇上死了，顿时两眼一翻，昏厥过去。醒过来后，他把吃下的酒肉翻肠倒胃吐个精光。他虽然骂过皇帝，但仍然觉得皇帝神圣，是不可亵渎的。海瑞一生对贪官恨之入骨，但对皇上的贪墨却三缄其口。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就导致了庸君、昏君的误国、误民。

最后，还是想说一说权臣的问题：

朱元璋对权臣的定位是威福自专。威指权力，福指享受，为人臣者，其权力与享受决不能超过皇上。皇上可以随便杀一个人，也可以随便提拔一个人。大臣就不行。生杀予夺大权，只能握在皇上一个人手上，大臣想要分享便是犯忌，就成了权臣。

在明代，被戴上权臣帽子的有不少，胡惟庸、李善长都是权臣。嘉靖朝当过二十年首辅的严嵩倒台后，也被封以权臣。张居正死后遭到万历皇帝清算，再次被称为权臣。把这几个权臣放在一起研究，就会发觉他们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严嵩弄权，是为了卖官鬻爵，积敛钱财。即便这样，他也从不敢威福自专，而是挖空心思讨好皇上。张居正柄政时，倒是勇于任事，在他担任内阁首辅的十年，他掌握了实际的权力，这也是因为皇帝太小，无法作为。张居正领导万历新政，在吏治、边防、赋税诸方面实施改革，使本已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有了中兴之象。对这样的人，若以权臣来罪他，则是千古冤案。若用权臣来褒他，仍觉言过其实。事实上，万历皇帝虽然只是十岁的孩子，在张居正眼中仍是君父，每每受到这孩子的表扬，他仍然热泪盈眶。这样的记载，在万历朝的典籍中，不在少数。

后世的一些史评家，常常用权臣的概念来品判古大臣，以此定忠奸、定褒贬，窃以为大谬。像朱元璋这样讨厌权臣的皇帝，我们可以理解。他之讨厌，是害怕大权旁落，但喜好权力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奸臣。今天的人喜欢讲一句话：“权为民所用”，若能如此，则权臣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