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第一次提及“危险现场”这个概念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很对不起，很遗憾，也是我一辈子的愧疚。这样说话，也许是天下父亲的心声。别人有别人的原因。在我这里，是因为打过女儿，而且是用力了，在那一瞬间我是真的想狠狠地打她一下。那时候，她还只有两岁多一点。如今，每每想起这事，我就会深深地怀疑，那样危险的事情像父亲所为吗？特别是当女儿新近学会使用“危险现场”这个词组后，我便在心里将那一巴掌，当成自她出世以来，最顶极的“危险现场”。
一般来看，孩子成长时，最危险的时候是生病。
女儿出世的第九天，就面临一次她后来所说的“危险现场”。因为先天性原因，女儿脐部发炎了。第一次去儿童医院，就被留住下来。女儿在婴儿室，我和太太住在专门的陪住部，只有在哺乳时，才能与女儿见上一面。按规定哺乳时间只有三十分钟，一般时候，护士们会通情达理地延长到一个小时，再往后就变得铁面无情。那情景一次次地让我想起小时候，从民间听来的两个女人争夺一个孩子的故事，断案的县官竟然让女人们自己抢去。抢赢了女人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县官喝令当堂被杖责五十大板。在婴儿病房外的哺乳室里，谁个不像从前那座县衙里的亲生母亲，将生命力脆弱的孩子紧紧抱在怀里，不愿有片刻失去。仿佛间，值班护士成了那个受惩罚的假母亲，谁抱得越紧，她们就会抢夺得越凶。只有怀着无边无际的深爱，天下母亲才会顾忌任何有可能造成的伤害，而宁肯以放手的方式来表达母爱所能够达到的境界。
面对浑然不觉自己已不在母爱怀抱的女儿，刚开始还只是想念。住院后的第三天，部分检查结果出来了，主治医生面无表情地告知，女儿可能有败血症。我们这一代人，上学时一天到晚都在学《纪念白求恩》，潜意识里有着对无可救药的败血症的无边恐惧。医生刚离开，我就泪流满面，回到陪住处还不敢对太太说。那几天，一有机会我就往医院的九楼跑，有几重门隔着，想看一眼是不可能的，偶尔能听到女儿的大声哭闹就很不错了。我也因此暗暗安慰自己，女儿饿时的哭声，是十几个婴儿中最响亮的。我还发现，护士们没有对女儿特别关照，女儿没被放入保育箱。这些都成了自我安慰的莫大理由。女儿稍大一些后，又因发高烧住进这所医院的普通病房时，有几个小病友的标志牌上写着“败血症”。了解后才明白，此败血症虽然就是彼败血症，因为检查手段的先进，危害性却是首尾两端。
多少年来，不知听多少做父母的说过，孩子生病时，恨不得让自己来替他们疼痛和难受。女儿第一次住医院时，病怏怏连母乳都吃不下，除了啼哭什么也不会表示的样子，却让人不知如何表达。女儿做了两次电烤手术。第一次做时，太太硬撑着非要到病房里看看，隔着几层玻璃，我们只看到女儿的襁褓不见了。正在康复中的太太，撑不了太久。回去歇了歇，再来时，女儿的襁褓已重新出现在小床上。女儿长大一些后，我们喜欢说她的肚脐是金肚脐，那次住医院治疗，花费了八千元人民币。
在当时，做父母的不只是爱莫能助，甚至还偶尔质疑，为什么要让女儿在父母丝毫不能掌握的境况下任人“宰割”？女儿四岁时，这种情况又出现过一次。
二〇〇四年春天，我在巴黎时，女儿生病住院，匆忙中搭上回家的航班，一路换机，在武汉落地后，拖着行李直接到了病房。然而，等待我的还是与先前一样，女儿被推进手术室后，就被医院里的护工撵到楼下。正是这一次，我强烈地想到，做父亲的怎么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将一个哪怕是健康得活蹦乱跳，也无法应对社会之复杂的小小生命，交付给重重阻隔之下的那些陌生人？因而，我强烈地认为，在数码科技空前发达的当今，即便是监护人确实不能亲临手术现场，只要作为父母的有要求，有关方面就应该在第一时间里提供，从不省世事的孩子进到手术室后，一秒钟也不能间断的音像资料。女儿身上总有一种与众不同。别的孩子做完手术从全身麻醉中慢慢苏醒的过程，有少则两个小时、多则半天的狂躁。大夫的再三提醒并非故弄玄虚，同病房里先做了相同手术的那些孩子，莫不以那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的模样，将守候在病床前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甚至还有姑姑舅舅等等一大帮人，折腾得气喘吁吁。我和太太曾经担心，以我们的能力是否控制得了局面。女儿一点点地醒，一点点地躁。然而女儿没有伸手乱打人，也不开口乱骂人。最难受时，也只是大声地叫：“爸爸妈妈，我好难受呀！”女儿从没有在哪一声叫喊里，落下爸爸或者妈妈，大约一个小时多一点，她就安静下来，重归了先前那个可人可爱的模样。
与众不同的女儿，在她降临人世之前就深深地影响着我。
女儿出生之前，我就有打算做一件如今很少有人愿意做的事：反正自己的职业是写作，就写一部百万字大部头的小说，如此可以推却可有可无的应酬，用更多的时间呆在家里，顺便陪伴女儿。想想容易，真做却难。女儿出生时，想写的这部小说只写好开头五万字。中国作家协会突然要我去美国访问，人去了心却留在家里，每到一地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往家里打电话。从美国回来，进了家门，抱上嫩红嫩红的肉团团一样的女儿，心里一冲动，便匆匆写了一部想为女儿这一代人扫清门槛的长篇小说《痛失》。小说完稿后，本来已签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却又无法抵挡本地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阴谋诡计”。为了不落下不守信用的名声，我不得不赶紧写了一部《弥天》。接下来发生的问题更加严重：这期间，我为百万字小说再次开头写成的十五万字，其气质与魅力，突然消失了。
在我苦苦寻找，图谋拯救写作、拯救时光之际，当初产科大夫告诫我们必须慎重提防的呼吸道疾病，终于还是在女儿身上应验了。明明就在眼前的十五万字不可挽回的渐行渐远，明明不可能发生的疾病却在女儿身上频频发作。
女儿是剖腹生下来的。由于不是正常分娩，没有受到产道挤压，女儿将来容易患呼吸道方面的毛病。大夫的话一直被我们谨记在心，凡事都不敢有丝毫大意，却还是应了大夫提醒的，俗话所说的那个“劫”字。
这一年春夏，女儿前后四次住进医院呼吸专科。为了确诊，我们只能听信主治大夫，做了几乎所有的物理与化学方式检查。到后来，就连我们一直坚决反对的胸部透视也不得不接受下来。前几天读到新闻，政府终于订立法规，严格限制儿童接受胸部透视检查的次数。可见先前我们听信的那些传言是有根据的。身心中累积太多的焦急、烦恼、疲惫和无奈，终于在不得不接受的胸部透视检查的那一天爆发了。先前只晓得女儿最不愿意做心电图，她害怕和讨厌那些电线和电极。等到抱着女儿进了放射科，才明白还有女儿更害怕和讨厌的。女儿好像已感到这种检查可能产生的后患，从进门开始就死死搂着我的脖子，别说检查，连放她下来都难做到。也不记得到底是怎么做的，终于放女儿在x光机上后，她突然惊天动地大哭起来，爸爸妈妈四只手也按她不住，第一次挣扎全身就被汗水湿透了。这时候她才两岁多一点，要再过两年才能接受那种必须全身麻醉才能做的手术。回想起来，女儿也许是将对医院的那种强烈反应提前发泄光了。也不知按了多少次，这中间女儿因为力气透支，也曾短暂喘息了一会儿。那些躲在屏蔽玻璃后面不晓得干什么去了的大夫却千呼万唤不出来，错过这难得时机。等到女儿喘过气来，又开始拼命挣扎时，他们才现身，大呼小叫地催促我们将孩子弄好，后面还有好多人排着队。那一刻，真是鬼使神差，我竟然扬起巴掌照准女儿的小屁股狠狠打了几下。女儿却不管，趁此机会赶紧爬起来，一把搂住我的脖子，哭喊着说：“我已经好了，再也不咳嗽了！”
后来，有好几次，我问女儿，爸爸打过她没有。女儿想也不想就说没有。有一次，我对她说，爸爸打过她一次。没想到女儿坚决不同意，说爸爸没有打过我，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我赶紧搂过女儿，不让她看到自己的泪花。这才说，是的，爸爸怎么会打自己的女儿，爸爸宁可打自己，也不会打小宝贝。实际上，落下去的巴掌还没收起来，我就觉得一阵心疼，就明白那一巴掌打在女儿身上，最疼处是在自己的心尖上。好不容易做完胸透，从没如此累过的女儿在我的怀里睡着了，回到病房后，掀开她的衣物，小屁屁上那道红红的巴掌印，让我痛悔地悄然流了许多眼泪。
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几年为了女儿，记不清自己流过多少眼泪。因为后悔，因为感动，因为怜爱，还有什么都不因为，就会有薄薄一层湿润沾满眼眶，然后一遍遍地问，上辈子修行时到底做了多少善事，才使自己今生享有如此恩宠。
那一巴掌真的打醒了自己，一部小说的开头可以是一两次，也可以十几次，只要好，多少次也没事。人的生命却做不到这些，开头了就不能再来。父母只能尽一切责任地使其变得美和完美，不能有半点恨不能从头再来的念头。
离开父亲眼际的女儿，丝毫没有娇娇女的模样。甚至完全相反，幼儿园里总也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小小争执，这时候总会有小朋友将她叫上前去。女儿处理这些事情的办法非常简单，因为她早早就识得许多字，比别人早些知会许多知识，再就是她记得班上小朋友带来的每一件玩具，只需说出这是谁的，争执就解决了。所以，有时候，不免杞人忧天地替她担心，千万不要从小就养成一个大姐大的性格，女人做大姐大，譬如演艺界的梅艳芳、那英，人缘虽然极好，场面上也极好看，私人生活却过得极累。还差五十天满六岁时，女儿回家来，第一句话就说：今天她们班上出了一件大事，小朋友们全都吓得赶紧逃离危险现场。后来我才明白，班上的小男生打打闹闹是常有的事，别人逃开也是为了叫她上前阻止，女儿这样说主要是为了使用她新学会的这个词组。
对于女儿来说，最危险的现场是大夫确诊她被支气管哮喘缠住后的第二次住院。那天恰逢是阴天，女儿没有一点征兆无缘无故地长咳一阵后，喉咙里很快就有了绵绵不断的哮鸣音。我们觉得不对，赶紧送她到附近一家医院，大夫说要收院，因为医疗关系不对口，我们只想在门诊治疗。大夫犹豫地写好门诊处方后，突然改变主意，让我们快些去医疗关系所在的儿童医院，并提醒说，女儿鼻翼扩张，脖子下缘凹陷，这是呼吸困难的症状，如不能控制很有可能会出现窒息。那一次，我们真的吓得不轻，好在那样的危险并没有变为现实。有些事我也许想不明白，也无法预测，关于女儿，我却晓得，那一巴掌绝对是自己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因为它是我心中永远的疼痛，也是如女儿所说，是我一生中最危险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