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我在香港凤凰卫视的帮助下，贴地历险数万公里，考察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古文明的遗址。这中间，包括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来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对这么多文明的遗址进行整体性穿越，在我之前，国内外均无先例。

我在考察过程中每天都写笔记，由于一路上险情重重，写得非常艰难。最后，结集成了《千年一叹》这本书。考察的终点是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南麓，我在那里住了几天，对考察的印象作了初步的整理、思考和总结。

这次考察，是我多年来考察中华文明遗址的自然延续。由此，构成了一系列宏大的对比，我可以在对比中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又可以反过来从中华文明更深入地了解其他文明。正因为这样，我把写于尼泊尔的思考笔记收入了新版《文化苦旅》。

后来我又花费极大的精力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写成了《行者无疆》一书。这次考察的最后，同样有一番思考和总结，同样是通过其他文明来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因此，又出现了下一篇文章“北极寒夜”。

一

从加德满都向西北方向走二百公里山路，就到了一个叫博克拉（pokhara）的地方。

我们乘坐一种拉缆浮筏，渡过了一条清澈的雪水河，住进了山脚下一家叫鱼尾山屋（fish tail lodge）的旅馆。

我呆呆地看着周围的风景。雄伟，雄伟到了无法再雄伟；柔和，又柔和到了无法再柔和。它们怎么就这样天然地融合在一起了呢？草草地吃过晚餐，再来看，天色已经重了，先退去的是柔和，只剩下侧光下暗森森的雄伟。很快，雄伟也退去了。立即觉得一股寒气压顶而来，便抱肩回到屋里。

屋里有炉子，我点上火，看着火焰。发现炉边桌上有蜡烛，我也顺手点上。忽然觉得这屋里不必有电灯，便伸手关了。屋子立即回到古代，暗暗地听任炉火和烛光一抖一抖，反而觉得温暖和安全。但是我又拍着自己的头站起身来，心想这间古代的小屋竟然是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我竟然独自躲在里边沉思和写作！此情此景，连屈原、李白、苏东坡知道了都会瞠目结舌，我是多么奢侈。

到窗口看看，什么也看不到。回到桌前坐下，刚想写几句便断然搁笔。我历来相信，身处至美之地很难为文，今夜又是一个证据。既然窗外黑黑，笔下白白，更兼一路劳顿，我很快睡着了。

清晨醒来，立即起身，推门出去，我抬头看到，朝霞下的喜马拉雅山就在眼前。但是，旭日染红峰顶的景象，却被另外一些山峰挡住了。我仔细打量，发觉只要越过前面的那条雪水河到对岸，就能看到。于是，立即赶到河边，那里，已经有早起的拉筏工人在忙碌。

我上了筏子，与工人一起拉绳索，但一拉就缩手了。因为绳索已经在河水里浸泡了一夜，很冷。拉筏工人笑了，说：“我一个人拉就可以了。你真幸运，这山峰被云雾罩了五天，今天才露脸。”

看过了晶莹剔透又泛着红光的雪峰，我又乘筏回来，返回旅馆的房间。这时我明白了，这鱼尾山屋，就是我要整理一路感受的地方。

二

我头顶的喜马拉雅山，以极端的地理高度给了我一种思维高度。它让我一再移位，设想着它俯视世界的清冷目光。在它的目光里，人类的出现，文明的构成，都是在最近很短时间里发生的小事。它的记忆，无边无涯，绝大多数与人类无关。

有了它，我们谈论人世间的事，心情就可以放松了。

我这次，把中国之外的人类主要古文明，全都巡拜了一遍。这件事，以前没有人做完过。一路上确实遇到过很多危险，居然全部奇迹般穿越，到今天终于可以说是安全通过了。其原因，说土一点，是我“命大”；说文一点，是此行合乎“天命”。

回想我所看到的那么多古文明发祥地，没有例外，都已衰落。在它们面前，目前世界上那些特别发达的地区，完全算不上年岁。而它们的年岁，却成了当代文明地图上的褐瘢。年岁越高，褐瘢越深，麻烦越多。

对于这种情况，完全不必伤感。一切生命体都会衰老，尤其是那些曾经有过强劲勃发的生命体，衰老得更加彻底。这正印证了中国古代哲学所揭示的盛极必衰的道理，对我来说，并不觉得难以理解。但是，当我从书本来到实地，看到那些熟悉地名与现实景象的可怕分裂，看到那些雄伟遗迹与当代荒凉的强烈对照，心中还是惊恐莫名。人类，为什么那么伟大却又会那么无奈？文明，为什么那么辉煌却又会那么脆弱？历史，为什么那么精致却又会那么简单？……

我这次首先抵达的希腊文明遗址，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人类古代文明的至全至美，几乎到了无可企及的高度。巴特农神庙下，我所熟悉的古希腊悲剧、亚里士多德、维纳斯，再加上远处的奥林匹亚，几乎把人类最健全的生命方式铸造完满。能看到这些踪迹已是万幸，谁知，我又拜见了比这一切更早一千多年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朝和荷马史诗中的迈锡尼！如果说，古希腊悲剧与中国的老子、孔子同龄，那么，克里特和迈锡尼就与炎帝、黄帝、尧、舜、禹的传说时代连在一起了。不同的是，他们的传说有了那么完整的实证。

平心而论，像迈锡尼那样的山间城堡，我还能想象，而让我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克里特岛上的生活。平等、通透、舒适、神奇，处处显得相当“现代”。其中，排水系统、卫浴系统的先进和时尚，使人觉得时间停滞了，我们可以一步跨入。但是，它们居然已经毁灭了几千年。毁灭的过程姑且不论，它们至少已经表明，它们并不是因为“过时”才毁灭的。既然我们可以一步跨入它们，那么，毁灭也可以一步跨入我们。

克里特岛是古代地中海的贸易中心，它雄辩地证明了人类早期的交流水平。至今国际间还有不少学者否定它跻身人类几个主要古文明的资格，理由就是它沉淀了很多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元素，算不上一个独立的原创文明。但在我看来，它在本性上与那两大文明有极大的区别，是一种“交流中的原创”。它如果无缘跻身人类主要古文明，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它毁灭得太早又太彻底。等到一千多年后雅典城邦里的那些文化盛事，与它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而那些盛事，已进入公元前后，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古文明”了。

克里特岛上的古文明，毁灭原因至今无法定论，而我则偏向于火山爆发一说，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理由。无论如何，这是一种高度成熟文明的突然临危，真不知它的最后状态是庄严、悲壮的，还是慌乱、绝望的。天下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幻想自己长生不老，却能在最后的日子里选择格调。也许有人说，都已经要灭亡了，还要什么格调？我说，正因为要灭亡了，只剩下了格调。

古文明最坚挺的物质遗迹，莫过于埃及的金字塔了。金字塔隐藏着千千万万个令人费解的奥秘，却以最通俗、最简明的造型直逼后代的眼睛。这让我们领悟，一切简单都是艰深的；人类古文明，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埃及文明所依赖的，是那条被沙漠包围的尼罗河。被沙漠包围，看起来像是坏事，却使它有了辽阔的“绝地屏障”，处境相对比较安全，保障了一个个王朝的政治连续性。这与战火频频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比，就安定得多了。但长久的安定也使它越来越保守，并因保守而维持极权。由于极权，它可以集中惊人的力量营造雄伟的建筑，却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因此也不必有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那种《汉谟拉比法典》；由于极权，它负责全体臣民的生活，却不必建立与臣民进行理性沟通的机制，因此也使整个文明不具备足够的可理解性。当时就很难理解，更不必说后来了。在雄伟的极权气氛中不求理解地生存，必然会带来一种自足的乐观，因此，当年尼罗河听到的笑声必然要比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约旦河多得多。而在那些河畔，连歌声都是忧伤的。

埃及文明中断了，一种雄伟的中断。中断的原因还有待于探索，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可能是：过于极权的王朝必然会积累起世袭的官僚集团，而靠着漫长的尼罗河为生的农业经济又必然使各个地方政权有资本与法老的极权统治对抗；法老“半神半人”的神秘光环又必然使他们缺少处理地方政权对抗的能力，于是，分裂频频发生，外族侵略也有机可乘……我从开罗到卢克索的一路上，沿着尼罗河穿行七个农业省，一直在体会着这种判断。

埃及文明湮灭的程度相当彻底。不仅卢克索太阳神庙廓柱上那些象形文字早已与世隔绝，人们难于从文本中读解古埃及，而且，更严重的是，由于外族入侵后的长久统治，人们从血缘到信仰都已经很少保留古埃及的脉络。因此，尽管金字塔还会一直矗立下去，但是支撑它的文明基座早就消失在撒哈拉大沙漠的烈日和夜风中，无法寻找。

这种消失，一定是一件坏事吗？倒也未必。因为，时间实在太长了。

三

我们“出埃及”的路线与古代以色列先哲的路线大致相同，那就是穿越不可思议的西奈沙漠。但是，这种神圣情怀很快就被忧虑和惊恐所取代。中东啊中东，从约旦河两岸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再从伊朗高原延伸到南亚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地区，麻烦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但是，正是这个地方，拥挤着人类几个特别辉煌的古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密密层层的马蹄，敲击着古代空旷的地球。它们都曾经以为，普天下的命运就维系在自己手上的缰绳间。果然，它们都对人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现在世界上那些后起的文明，不管有多么得意，不管有多少发明，在宏伟的原创意义上，根本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但是，这次我确确实实看到了，这么一片悠久而荣耀的土地，全然被极端主义的冲突闹得精疲力尽、遍地狼藉。

冲突的任何一方都有痛切而铿锵的理由，极端主义的吸引力就在于痛切和铿锵，这就使任何一方都无法后退。这种群体性的极端情绪再与各自的宗教、历史、文化一拌和，冲突立即变成了不可动摇的信仰。大家都拒绝理性，拒绝反思，有时看起来似乎出现了理性与反思，其实都只是斗争策略。这样，每一方都被自己绑上了“精神盔甲”，表面上强大而勇敢，实质上狭隘而气闷。更麻烦的是，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之下的人群，是无法照料好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结果都因生态沦落而失去真正的个体尊严。失去个体尊严的人群，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价值评判都很低微。恐怖活动、自杀炸弹、绑架威胁，都可以不假思索乃至兴高采烈地进行。

极端主义说到底，只是一种极端的情绪加上极端的行为。因此，在这片曾经非常神圣的土地上，人们在抬起头来仰望一个个世界级“王者”雄魂的同时，又不得不低下头来俯视一场场不知所云的恶斗，实在不胜唏嘘。

如果要追根溯源，极端主义的产生，也与那些“王者”的跨国远征有关。在古代，不同文明之间的征战，十分残酷。因为彼此都在艳羡、嫉妒和畏怯，一旦征服就必须把对方的文明踪迹全都荡涤干净。例如，曾一再地出现过占领耶路撒冷后纵火毁城，然后再挖地三尺来消除记忆的事；出现过占领巴格达后开闸放水，以底格里斯河的河水来冲洗文明遗迹的事；甚至还出现过在占领的土地上撒盐和荆棘种子，使之千年荒芜的事。正是这种文明之间的远征和互毁，灭绝和复仇，埋下了极端主义的种子。于是，文明最集中的地带，成了仇恨最集中的地带。

难道，这就是“盛极必衰”的契机？

我由此产生的伤感，无与伦比。因为这等于告诉人们，大家为之毕生奋斗的目标，本身极不坚牢，奋斗的结果很可能完全出乎意料。

一路走来，每一块土地都是有表情的。希伯来文明虔诚而充满忧郁，坚韧而缺少空间。它从一开始就受尽苦难，长期被迫流浪在外，处处渗透又处处受掣，永远处于自卫图存的紧张之中。希伯来文明充满智慧，今天的现实生态在中东的各个族群中首屈一指，但这种紧张仍然挥之不去，散落在那么多人的衣冠间、眼神里。在耶路撒冷街边坐下喝咖啡，就能感受到这种紧张弥漫四周。一种文明处于这种状态是非常值得同情的，但它的气象终究不大，或者说，想大也大不了。

按照我的学术标准，阿拉伯文明远远算不上人类的“古文明”。但是，它在公元七世纪之后以一往无前的气魄征服过好几个“古文明”，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巨大的空间体量和严整的礼拜仪式，成为当代世界文明中特别重要的一员。它与其他文明之间的恩怨情仇，从古代到现代都显得非常严峻。它自身的冲突，也十分激烈。我这一路，从埃及开始，能够完全跳开阿拉伯文明的机会极少，因此对它特别注意。我发觉这是一种沙漠行旅者的强悍生态，与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的本性很不一样，但最终却又融合了其他各种文明。它有能力展开宏伟的场面，投入激烈的战斗，建立辽阔的王国，却一直保持着一种全方位的固守和执着。它与其他文明的长久对峙，一定埋藏着一系列误会，但这些误会似乎已经无法全然解除。这是它的悲剧，也是全人类的悲剧。

伊拉克的巴格达，曾经成为阿拉伯帝国的首都，那是一个极尽奢华的所在，统治着非常庞大的国土。其实谁都知道，在这之前二十多个世纪，这里已经建立过强大的巴比伦帝国。从巴比伦帝国再往前推，早在五六千年之前，这儿的苏美尔人已经创造了楔形文字，发展了天文学和数学。这一切几乎都领先于其他文明，因此后来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其他文明的共同起点。这种想法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其他几个文明各有自己的起点，但这块土地仍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最初开拓地。遗憾的是，高度早熟引来了远远近近的觊觎，而这个地方又处于四通八达的开阔地带，入侵太容易了。入侵者成了主人，主人也逃不出这个极盛极衰的轮回。例如巴格达成为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后终于入不敷出，日渐疲弱，便遭到北部、南部、东部的攻击……总之，最宏大的文明盛宴引来了最密集的征战刀兵，这儿由反复拉锯而成了一个永久性的战场，直到今天。

我想，世上研究人类文明史的学者，如果有一部分也像我一样，不满足于文本钻研而寄情于现场感悟，那么，最好能在安全形势有了改善之后，争取到巴比伦故地走一走。那儿的文物古迹已经没有多少保存，但是，即便在那些丘壑草泽边站一站，看着凄艳的夕阳又一次在自己眼前沉入无言的沙漠，再在底格里斯河边想一想《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体会文明荣枯的玄机，也就会有极大的收获。

我在那片土地上想得最多的是，反复的征战，不管是打别人，还是自己被别人打，时间一长，必然会给人们带来对残酷的适应，对是非善恶界限的麻木。祖祖辈辈都缺少有关正常生活的记忆，灾难时时有可能在身边发生，自己完全无法掌控命运，根本无从辨别起因，好像一切都是宿命，因此只能投向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参与者其实都放弃了思考，只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自己的灾难转嫁并扩大为别人的灾难，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取灭绝性的盲目快感。在那个伟大的文明故地，几乎上上下下都被这种精神阴霾所笼罩。

在伊朗，古代波斯文明的遗留气韵让我大吃一惊。这又以此证明，文本认知和现场认知有天壤之别，尽管这种现场早就在两千五百年前成为废墟。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波斯帝国先后在居鲁士、大流士的领导下建立了西起爱琴海、东到印度河的超级庞大政权，还曾经与希腊展开过好几次大战。它战胜过很多国家，最后又被战争所灭，灭的时间太早，使它无法成为人类重要的几大古文明之一。它告诉我们，文明的重要，不仅仅在于空间，还在于时间。

印度文明无疑是人类几个最重要的古文明之一，但我对它的感受却非常凌乱。幸好我紧紧地抓住了佛教的缆索，没有全然迷失。五千年前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地处现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境内，我因深夜路过，未及考察，而且我也知道这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印度文明关系不大，太早了。一般理解的印度文明，恰恰是在摩亨佐·达罗消亡之后由雅里安人入侵开始的，离现在也有三千五百多年了。印度的历史是不断受到外族侵略，又不断分裂的历史。在雅里安人之后，波斯人、希腊人、帕提亚人、西徐亚人、贵霜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相继侵入，其间也出现过一些不错的王朝，但总的说来还是分多合少。印度文明在宗教、天文、数学等方面对全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但它的发展历史实在过于变幻莫测，让人难于理出头绪。其实，它自身的传承也正处于这样的状态，似乎隐隐约约都有一些脉络留存，但一次次的阻断、跌碎、混合、异化，使文明散了神。它有过太多的“对手”和“主子”，有过太多的信仰和传统，有过太多的尊荣和屈辱，有过太多的折裂和消散，结果，在文明上混沌一片。

在考察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其他南亚文明的时候，我目睹了目前世界上最集中的恐怖主义所在。中东的极端主义已经让人头痛，再往东走却演变成更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与贩毒集团和地方武装互相融合，显而易见已经成为文明世界的最大威胁。滋生文明和威胁文明，全都起自于同一片土地，这是不是一种历时数千年的报应？如果是，那么，这种报应实在太使人沮丧，沮丧到甚至对人类失去信心。

对此，我们除了发出一些微弱的警告，又能做一些什么呢？

四

我考察了那么多古文明遗址，包括遗址边上的现实生态，心里一直在默默地与中华文明对比。

算起来，中华文明成型的时间，在几大古文明中不算早，应该是在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成型的一千多年之后吧，也不比印度文明和克里特文明早多少。但是，在所有的古文明中，至今唯一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只有中华文明。

这个历史事实，以前当然也知道，但是这次把别人家的遗址全都看了一遍，才产生全身心震撼。不是为它们震撼，而是为中华文明。

这种震撼中并不包括自豪，更多的只是惊讶。那么漫长的历史，中断和湮灭太正常了，而既不中断也不湮灭，却是异数中的异数，很让人费解。

最直接的感性冲撞，是文字。那些斑斑驳驳地爬在种种遗迹上的古文字，除了极少数的考古学家能猜一猜外，整体上与后代已经没有关系。但是，世上居然有一种文字，本来也该以苍老的年岁而枯萎了，却至今还能让亿万民众轻松诵读。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三人行，必有我师”，什么“温故而知新”，什么“君子成人之美”……从词语到意涵，都毫无障碍地从两千多年前直接传导到今天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没有地域界限地统一传导，这难道还不奇怪吗？

随着文字，很多典章制度、思维方式、伦理规范，也大多一脉相承，避免了解读中断。这与其他古文明一比，就显得更奇怪了。

为了解释这一系列的奇怪，我一路上都用对比的眼光，寻找着中华文明既不中断又不湮灭的原因。到今天为止，我的粗浅感受大致如下——

首先，在这喜马拉雅山南麓，我不能不想到中华文化在地理环境上的安全性。除了喜马拉雅山，往北，沿着边境，还有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又连接着难以穿越的沙漠，而东边和南边，则是茫茫大海。这种天然的封闭结构，使中华文明在古代避免了与其他几个大文明的恶战。而那些古代大文明，大多是在彼此互侵中先后败亡的。

我曾在几万里奔驰间反复思忖：你看在中国商代，埃及已经远征了西亚；在孔子时代，波斯远征了巴比伦，又远征了埃及；即使到了屈原的时代，希腊的亚历山大还在远征埃及和巴比伦；而且无论是波斯还是希腊，都已抵达印度……

总之，在我们这次寻访的辽阔土地上，几大文明古国早已打得昏天黑地，来回穿梭，没有遗落。说有遗落，只有中国。

各大文明之间的征战，既是文明的“他杀”，又是文明的“自杀”。这与同一个文明内部的战争就完全不同了。中国历来内战不少，但内战各方都只想争夺文明的主导权，而不会废除汉字、消灭经典，因此中华文明没有遭受到根本性的伤害。中华文明也受到过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但它们都算不上世界级的大文明，与中华文明构不成文化意义上的等量级对峙，更不能吞噬中华文明。最后，反倒一一融入了中华文明。

这就牵涉到了文明体量的问题。文明的体量，包括地域体量和精神体量两个方面。中华文明的精神体量，未必高于其他古代大文明，但一定比周边少数民族所承载的文明高得多；中华文明的地域体量，如果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加起来，比其他古文明的地域体量总和还要大很多倍。也正因为这样，它在相对封闭的情况下没有陷于枯窘，还经常在域内进行大迁徙、大移民，躲过了很多毁灭性的灾难。

不同的环境，造成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经历，造成不同的性格。多少年的跨国互侵，一次次的集体被逐，无止境的荒漠流浪，必然使相关的人民信奉征服哲学，推崇死士人格，偏向极端主义。相反，中华文明由于没有被其他大文明征服的危险，也缺少跨国远征的可能，久而久之，也就满足于固守脚下热土而不尚远行的农耕生态。国土里边的内战又总是按照“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论指向着王道大一统，时间一长也就铸造了一种集体性格，保守达观、中庸之道、忠孝两全。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极端主义暴民肆虐的时期，但都不长，更没有形成完整的宗教极端主义，因此没有对中华文明造成严重灼伤。

说到宗教极端主义，就遇到了宗教问题。这个问题很大，我以后还要认真地作专题考察，但这次一路对比，已经强烈感受到中国在这方面的特殊性。不错，中华文明缺少一种宏大而强烈、彻底而排他的超验精神。这是一种遗憾，尤其对于哲学和艺术更是如此，但对于整体而言，却未必全是坏事。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保持着一种实用理性，平衡、适度、普及，很少被神秘主义所裹卷。中国先哲的理论，哪怕是最艰深的老子，也并不神秘。在中国生根的各大宗教，也大多走向了人间化、生命化。因此，中华文明在多数时间内与平民理性相依相融，很难因神秘而无助，因超验而失控。

宗教会让一个文明在较短时间内走向伟大。但是，当宗教走向极端主义，又会让一个文明在较短时间内蒙上杀伐的阴云。中华文明未曾在整体上享用前一种伟大，也未曾在整体上蒙上后一种阴云。它既然失去了连接天国的森严的宗教精神结构，那么，也就建立起了连接朝廷的森严的社会伦理结构。以儒家理性和法家权术为主导的有序管理，两千多年来一以贯之。这中间，又奇迹般地找到了一千余年不间断地选拔大量管理人才的有效方法，那就是科举制度。由于科举考试总是以中华文明的精髓为核心，使得文化传承因为有无数书生的生命滋养而生生不息。因此，仅仅一个科举制度，就使社会管理的延续和文化体制的延续齐头并进。

至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概括了。中华文明能成为唯一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古文明，粗粗一想，大概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赖仗于地理环境的阻隔，避开了古文明之间的互征互毁；

二是赖仗于文明的体量，避免了小体量文明的互相吞食，也避免了自身枯窘；

三是赖仗于统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统，避免了解读的分割、封闭和中断；

四是赖仗于实用理性和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极端主义；

五是赖仗于科举制度，既避免了社会失序，又避免了文化失记。

上面这篇归纳性的粗浅感受，是在炉火旁熬夜写成的。今天白天，从清晨到晚上，我完成了一个重要旅程，那就是去蓝毗尼（lumbini），参拜释迦牟尼的诞生地。

这条路漫长而又艰险，但几步一景，美不可言。

一边是碧绿的峭壁，一边是浩荡的急流，层峦叠嶂全是世界屋脊的余笔，一撇一捺都气势夺人。

可惜蓝毗尼太靠近印度，不让人喜欢的景象又出现了。要进入佛祖诞生的那个园地非常困难，真该好好整治一下。

一百多年前英国考古学家在这里挖掘出一个阿育王柱，上面刻有“释迦牟尼佛诞生于此”的字样。阿育王离释迦牟尼的时代不远，应该可信。现在，园地水池边立有一块牌子，上面用尼泊尔文和英文写着：著名的中国旅行家玄奘到达这里后，曾经记述蓝毗尼所处的位置，以及见到的阿育王柱和一些礼拜台、佛塔。

可见，玄奘又一次成了佛教圣地的主要证明人。

我在相传佛母沐浴过的水池里洗了手，逐一观看了一个个年代古老的石砖礼拜台，又攀上一个高坡拜谒了红砖佛柱。然后，离开这个园子，到不远处新落成的中华寺参观。中华寺还在施工，很有气派。边上，日本人、越南人都在建造寺院。

至此，我对佛教圣地的追溯性朝拜也就比较系统了。

为了拜访蓝毗尼，我们来回行车六百公里。因此在路上思考的时间很充裕。夜间所写的归纳性感受，就是路上思考的结果。

五

今天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在国外的最后一天。

车队从加德满都向边境小镇樟木进发。

在车上我想，尼泊尔作为我们国外行程的终点，留给我一个重要话题，一定要在结束前说一说。

那就是：没有多少文化积累的尼泊尔，没有自己独立文明的尼泊尔，为什么能够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愉快？

我们不是在进行文化考察吗？为什么偏偏钟爱这个文化浓度不高的地方？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国外行程结束在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或印度的恒河岸边，将会何等沮丧！

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已经写过：难道是文明造的孽？实际上，这是对人类文明的整体责问。而且，也可以说是世纪的责问。

世界各国的文明人都喜欢来尼泊尔，不是来寻访古迹，而是来沉浸自然。这里的自然，无论是喜马拉雅山还是原始森林，都比任何一种人类文明要早得多。没想到人类苦苦折腾了几千年，最喜欢的并不是自己的创造物。

外来旅行者也喜欢这里的生活气氛，喜欢淳真、忠厚、慢节奏，喜欢村落稀疏、房舍土朴、环境洁净、空气新鲜、饮水清澈。其实说来说去，这一切也就是更贴近自然，一种未被太多污染的自然。

相比之下，一切古代文明或现代文明的重镇，除了工作需要，人们倒反而不愿去了。那里人潮汹涌、文化密集、生活方便，但是，能逃离就逃离，逃离到尼泊尔或类似的地方。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本来，人类是为了摆脱粗粝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对立面是荒昧和野蛮，那时的自然似乎与荒昧和野蛮紧紧相连。但是渐渐发现，事情发生了倒转，拥挤的闹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蛮。

现代派艺术写尽了这种倒转，人们终于承认，宁肯接受荒昧和野蛮的自然，也要逃避荒昧化、野蛮化的所谓文明世界。

如果愿意给文明以新的定位，那么它已经靠向自然一边。人性，也已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以前的对手——自然。

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抹去或改写人类以前的文明史，但有权利总结教训。重要的教训是：人类不可以对同类太嚣张，更不可以对自然太嚣张。

这种嚣张也包括文明的创造在内，如果这种创造没有与自然保持和谐。

文明的非自然化有多种表现。繁衍过度、消费过度、排放过度、竞争过度、占据空间过度、繁文缛节过度、知识炫示过度、雕虫小技过度、心理曲折过度、口舌是非过度、文字垃圾过度、无效构建过度……显而易见，这一切已经构成灾难。对这一切灾难的总结性反抗，就是回归自然。

我们正在庆幸中华文明延绵几千年而未曾断绝，但也应看到，正是这个优势带来了更沉重的累赘。好事在这里变成了坏事，荣耀在这里走向了负面。

因此，新世纪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是卸去种种重负，诚恳而轻松地去面对自然，哪怕这些重负中包含着历史的荣誉、文明的光泽。

即使珍珠宝贝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也应该舍得卸下，因为当人力难以承担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非人性的存在。

与贫困和混乱相比，我们一定会拥有富裕和秩序，但更重要的，是美丽和安适，也就是哲人们向往的“诗意地栖居”。我预计，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比赛，也将在这一点上展开。

我突然设想，如果我们在世纪门槛前稍稍停步，大声询问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哲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那么我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有太大分歧，对于文明堆积过度而伤害自然生态的现象，都会反对。

孔子会说，我历来主张有节制的愉悦，与天和谐；墨子会说，我的主张比你更简单，反对任何无谓的耗费和无用的积累；荀子则说，人的自私会破坏世界的简单，因此一定要用严厉的惩罚把它扭转过来……

微笑不语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似乎早就预见一切，最后终于开口：把文明和自然一起放在面前，我们只选自然。世人都在熙熙攘攘地比赛什么？要讲文明之道，唯一的道就是自然。

——这就是说，中国文化在最高层面上是一种做减法的文化，是一种向往简单和自然的文化。正是这个本质，使它节省了很多靡费，保存了生命。

六

从尼泊尔通向中国的一条主要口道，是一个峡谷。峡谷林木茂密，崖下河流深深，山壁瀑布湍急。开始坡上还有不少梯田，但越往北走山势越险，后来只剩下一种鬼斧神工般的线条，逗弄着云天间的光色。这一切分明在预示，前面应该有大景象。

果然，远处有天墙一般的山峰把天际堵严了，因此也成了峡谷的终端。由于距离还远，烟岚缈缈，弥漫成一种铅灰色。

今天阳光很好，雪山融水加大，山壁瀑布泻落时无法全部纳入涵洞，潺潺地在路面上流淌。我们几辆车干脆停下，取出洗刷工具，用这冰冷的水把每辆车细细地洗了一遍。这就像快到家了，看到炊烟缭绕，赶快下到河滩洗把脸，用冷水平一平心跳。

我们要回去的地方已经很近，就在前面。我现在想的是，我在离别之后才读懂了它。

离别之后才懂了它——这句话中包含着一份检讨。我们一直偎依它、吮吸它，却又埋怨它、轻视它、责斥它。它花了几千年的目光、脚力走出了一条路，我们却常常嘲笑它为何不走另外一条。它好不容易在沧海横流之中保住了一份家业、一份名誉、一份尊严，我们常常轻率地说保住这些干什么。我们娇宠张狂，一会儿嫌它皱纹太多，一会儿嫌它脸色不好。这次离开它远远近近看了一圈，终于吃惊，终于惭愧，终于懊恼。

峡谷下的水声越来越响，扭头从车窗看下去，已是万丈天险。突然，如奇迹一般，峡谷上面出现了一座横跨的大桥，桥很长，两边的桥头都有建筑。

似有预感，立即停车，引颈看去，对面桥头有一座白石筑成的大门，上面分明用巨大的宋体金字，镌刻着一个国家的名字。

我站住了，我的同伴全都站住了，谁也没有出声。只听峡谷下的水声响如雷鸣。

我们这一代人生得太晚，没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为你说话。我们这些人又过于疏懒，没有及早地去拜访你的远亲近邻。我们还常常过于琐碎，不了解粗线条、大轮廓上你的形象。但毕竟还来得及，新世纪刚刚来临，今天，我总算已经及时赶到。

尼泊尔海关正在桥的这端为我们办出境手续。我们踮脚望去，看到桥上还站着不少人，一打听，原来藏族居民在电视上知道了我们的行程主动前来欢迎。由几位中年女性和一位大胡子的老人带领着，似乎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哈达和青稞酒。

这里的海拔是一千九百米，过关后进樟木镇，是两千六百米。空气已经很凉，我在车上换了羽绒衣。

车队又开动了，越过峡谷，穿过人群，慢慢地驶进那座白石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