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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歌阵阵 序言 李畅兴和他的作品

周鸿飞

李畅兴同志的报告文学集《劲旅英豪》即将付梓,欲请我写篇序言,我迟迟没有接受。我以为,为人作序,历来是名人之举,我只是个农村期刊社的负责人,不敢妄加造次;况且,作序应对被作序作者有充分的了解和研究,我自忖尚未达到这种境地,岂能随便应允?这事就拖下来了。

然而,天下之事仿佛有缘。一次偶然的采访,竟改变了我的初衷,我主动想为畅兴同志的新集写点文字了。算不算“序言”无所谓,只说一说我这编者对畅兴同志的印象和感受,或许还有些可以品味的东西。

我与畅兴同志是以文交友。

我们相识在1991年初春,我主编的《农村工作通讯》是50年代由***同志提议创办并题写刊名的全国性刊物,新辟“公仆篇”专栏,意在更好地宣传先进典型。新专栏刚起步,我先种几期“试验田”,兼任责编。一天,我从众多的来稿中看到署名李畅兴的稿子,写的是天津市南郊区(现改名津南区)传字营村党支部书记赵德霖带领全村共同致富的事迹。凭着职业的敏感,我立即发现这是一篇很有宣传价值的稿子。来稿那精心铺排的结构,生动传情的文字,特别是弘扬时代主旋律的立意,都使我感到作者似乎是位既有生活积累,又有写作功力的宣传干部。于是。我给作者发了电报,请他补充材料,抓紧修改,以备刊用。

电报发出去的第二天是个星期日。晚饭后杂志社办公室突然来电话说有两位天津客人来访。我穿上大衣,顶着凛冽的寒风赶去,两位客人自我介绍,原来是李畅兴和赵德霖。他们接我电报后,按时间从天津赶来,想当面交换意见。

这是我第一次见畅兴同志,给我的印象是谈吐机敏,为人谦和,很有思想。当晚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商定了稿件的修改方案,从德霖同志那里又了解些情况。谈完了,我留他们住下,两人都执意要走,畅兴说是回去连夜动笔,次日还有会议。我目送他们乘坐的面包车消失在京城的夜色中,不禁感到,这是一位认真、执着、勤奋的作者。同时也有个问题没好意思问:畅兴的职务是区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怎麽写起农村基层干部来了?

不久,当年第3期《农村工作通讯》刊登了畅兴采写的人物通讯《“智多星”赵德霖》。这以后,畅兴又给我们投过几次稿,编辑部又陆续刊用了《“金刚钻儿”陈武成》和《扶贫精英郑玉清》两篇。其间,为了稿子,有过几次书信、电话交往,但我对畅兴的了解还是有限的。那个问题——外办主任怎麽写起农村干部——也就仍然留在我的心里了。

转眼到了1993年初冬,我在***进修二班学习。这天,我在图书馆陈列的天津报纸上,读到李畅兴将万余元稿费收入捐赠给公益事业的消息,心头猛然一震:当拜金主义的沉渣泛起的时候,一个共产党员拒腐蚀,做奉献,这是多麽可贵的品格!况且这位同志又是我们作者队伍中的一员。一种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让我产生了跟踪采访畅兴同志的欲望,于是,在征得津南区委负责同志同意后,我利用在党校学习的空闲时间赶到了津南区。

连续两天半,我马不停蹄地采访,先外围后本人,从区委领导到普通群众,共采访了20多位同志,得到了大量材料,加深了对畅兴同志的了解,也解开了那个问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遍藏于津南区群众之中的赞誉畅兴同志的口碑。我不讳言,尽管人们评价畅兴时有差异,但有一个说法却是异口同声:李畅兴是个好人。回京后,我经过深思熟虑,一口气写了几篇文字,先后在《人民日报》、《农村工作通讯》、《求贤》等报刊发表。

中共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生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么,在形成和建立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要不要坚持?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还要不要发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还要不要提倡?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还要不要保持,怎样保持?正是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同志认识模糊了,信念动摇了,风气污染了,而畅兴同志则以自己的行为做了肯定的回答。这就是畅兴同志事迹的社会意义所在。

畅兴同志做好事,伴随着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根据我能够找到的新闻报道资料,最早是在1982年夏天,当四川发生洪灾时,畅兴以“一党员”的名义,把手头仅有的25元寄往灾区。

1983年10月12日,解放军报刊登题为《“一党员”同志,谢谢您》的报道,反映海南五指山区驻军某连队感谢署名天津“一党员”捐赠书刊的事迹。后来,是部队来津征兵时从邮局查到“一党员”是李畅兴。

由此,人们陆续发现,曾经向四川、河南、陕西灾区汇款,向天津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捐款的“一党员”也是李畅兴。1984年2月,在天津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畅兴受到老市长李**的指名表扬。

畅兴同志无私地在社会上做好事,对身边的同志也敞开着火热的情怀。他资助病人、救助孤儿、为家境困难的同事的农村父母默默汇款……这一桩桩、一件件,雪中送炭,感人至深。

可是,畅兴并不富有,也是个极普通的工薪族。80年代,他全家6口人,每月工资收入加起来才96元,人均仅16元。他做好事的钱从哪里来呢?

来自稿费。他从80年代初期至今,累计发表60万字作品,每次收到稿费都存到牛皮纸的文件袋里,随时用于捐赠公益事业。1993年10月,他的作品在全国性征文中荣获一等奖,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天,他就将所获奖金1500元全部交了党费。而他的家庭生活自奉俭朴,至今还用着过时的旧家具。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采访和写作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无偿奉献。作品发表后的稿费他不要,被宣传单位和人物的酬谢他都拒收,从不在基层吃、拿、要,连人家送上过年的年货也不收。相反,他却热心为基层办实事,每当听说基层有难处,他都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基层排忧解难,基层同志说他是“业余领导”。在津南采访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地从赵德霖、陈武成、郑玉请、王孝杰、吴云甫这些农村干部、企业家那里听到感人的叙说。

畅兴同志是个好人。好人写出了好作品。好作品好在哪里?我以为,好在写出了又一些好人,写出了一大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涌现出来的好党员、好干部、好企业家,让人切实感受到我们所处的好社会、好时代,从而激励人们为创造更美好的明天而奋进。

畅兴从读大学时就酷爱文学。1962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津南,在做中学教师和机关干部工作之余,写过不少诗歌和散文。那时,他的创作活动主要表现为个人兴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畅兴调到区政府办公室工作(先任区长秘书,后又任科长和主持办公室全面工作)。从此,在他的面前,展现一个崭新的广阔的世界。他结识了许多农村基层干部,他几乎每天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改革的壮举,以及那同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给了畅兴极大的启示和激励,唤起他的创作欲望,他开始将目光转向身边的农村先进人物,自觉地将表现和讴歌先进人物作为自己的使命,即使后来调到外事办公室工作,也没有动摇这种使命感。回忆这个过程,畅兴说:“我从个人兴趣爱好写作,到围绕经济建设这个党的工作中心而写作,自觉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是思想上的一个飞跃。”这是非同寻常的飞跃。这飞跃的意义就在于,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的关键阶段,完成了正确的文学定位,而这个定位将给他的文学创作发展以积极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眼前这本《劲旅英豪》和已经出版的《异军骁将》,都是畅兴正确的文学创作道路的记录。当着社会上有的人热衷为某些精神贵族炒星的时候,畅兴义无返顾地把写作视点集中在改革开放的先进人物身上,透着一股欲与星族试比高的劲头。在畅兴的报告文学和人物通讯里,人们看不到那些风花雪月、缠绵悱恻的情调,始终洋溢着大江东去、叱咤风云的豪气。他用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和情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群星璀璨、蔚为壮观的时代风情画。

恩格斯说过,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致玛·哈克奈斯》)。畅兴笔下的主人公们充分体现了这个原则。他们既是在津沽和共和国土地上奋斗的现实的人,又闪耀着锐意革新、开拓进取的理想光芒,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他们是祖国列车的驱动者,是时代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是我们社会最应该、最值得讴歌的“脊梁”,是真正的明星。

读着这样的作品,让人不仅看到先进人物“做什么”,而且洞察他们“怎么做”,不由得精神激奋,热血涌腾,真正做到“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这个意义上谈,畅兴的作品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现在常听人谈文学如何不景气,其实我们不必过于悲观。人民群众火热的社会生活仍然是文学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文学创作只要不远离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就不会摒弃文学。在社会剧烈变革的转轨时期,由于某些不适应,文学发展可能会出现阶段性波折,但只要路子对头,文学终究要回归人民!

畅兴同志做好事、著好文被新闻传媒广泛“曝光”后,许多人想知道他行为的动机。我在津南采访的最后一个夜晚,到他的办公室同他做了一次长谈。

时值冬季,窗外的西北风呜呜地吹着,暖气烧得不太热,室内显得有些干冷。然而,畅兴那些情发于中的话语,却让我感到了融融暖意。

我问畅兴做好事时为什么总爱署名“一党员”?畅兴略加思索,平静地说:“共产党的宗旨,是从每一个党员的身上体现出来的。我这个党员,就想通过自己的言行证明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是我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也是我自律的标准,因此我总有做不完的事,总想多做一些。我愿做一滴永不干枯的水珠,去浇灌党的参天大树。‘一党员’最能表明我在党的事业中的位置和心情。如果每个党员都能这样做,我们的党就永远不会脱离群众。”

谈到写作与党的事业的关系,畅兴说:“写作,也是为党工作。我写改革开放的作品能获奖,全靠改革开放的实践为我提供了素材。改革开放成果是党和人民群众奋斗取得的,我只不过用文字表现了这些成果。所以,从收到第一笔稿费起,我就拿定主意要用稿费为党和人民多做些贡献。”

畅兴讲这些,很平和,很坦然,很诚恳,毫无自我表现之意。我听着,记着,忽然想起那对古老而又朴素的概念:文品与人品。是啊,文品与人品,历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里写过:“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这里所谈的“志气”,包括作者的思想、感情、气质、修养等,也可以看做是人品的代名词。可以说,作者有什么样的人品,便会表现什么样的文品,有诸内而形于外。高境界的人品,是熔铸高格调的文品的关键。

我们交谈着,畅兴给我念起一首他写的小诗:“风萧萧,雪飘飘/我独骑车在城郊/采访英模学英模/心中自有烈火烧/激情涌,乐陶陶/紧握车把猛踏脚/好似安上发动机/风雪败阵都遁逃。”这是他在一次雪夜采访途中吟成的。文字也许还需要润色和推敲,但谁也无法否认的是,那字里行间涌出的激情跃然纸上,何等豪迈!这是畅兴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我在想,当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得一些意志薄弱者拼命捞钱、随波逐流的时候,畅兴处变不惊,坚持操守,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精神。畅兴正是用这种精神,写出那些弘扬主旋律的好作品。他的文品与人品相辅相成,同样闪光。这就是畅兴行为的真谛。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畅兴也有自己的弱点。我与畅兴是诤友,当我结束采访时,也对他不足的方面讲了看法。他深沉地点着头,诚心接受。其实,不论社会生活多么复杂,公众舆论还是理解畅兴的。熟识畅兴的农村干部赵德霖、陈武成就慷慨陈词:“好人总是难当,混日子最舒服。畅兴十几年如一日为党多做工作,为社会多做奉献,这容易吗?这里有精神、信念!”

前些日子,报纸上刊载一篇杂文,说是有个外国小男孩叫小约翰。一个周六的早晨,小约翰的牧师父亲正为次日的讲道备课,但小约翰吵闹不休,使牧师无法进行下去。烦恼中的牧师随手捡起一本旧杂志翻到一幅世界地图,把地图扯了下来撕成碎片,然后说:“小约翰,你若能拼拢这些碎片,我给你钱。”牧师满以为他的儿子拼好这幅地图至少要用一上午时间,谁知一刻钟刚过,小约翰已把地图拼出来了,牧师大为惊奇,问儿子是怎么回事?小约翰平静地说:“这很容易。地图的背面是一个人的照片,我先把这幅照片拼到一起,然后再翻过来。我想,如果这个人正确,那么这个世界也是正确的。”牧师从儿子的话里受到启示,高兴地对儿子说:“小约翰,你也替我准备好了明天的讲道。”牧师要讲什么呢?他要讲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他要讲,如果一个人正确,那么,他的世界也正确。

这篇杂文启示我们,当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不能忘了正确处理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的个人都以埋怨和咒骂为能事,而不肯思考和追究个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这个社会就毫无希望;反之,如果每个党员,每个公民都能认真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充满希望和阳光!畅兴做好事、著好文,充分体现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原则,也正是这点,感动了我和诸多同志,我有责任把自己的感受讲给更多的人,让畅兴的精神发扬光大!

但是,好人再好也是人。我们尊敬他们,但千万不要苛求他们。愿人们都为社会尽到责任,社会环境也对尽责任的好人多些理解和宽容,鼓励更多的同志都来尽责任、当好人,迎来社会主义祖国前程似锦!

1994年秋

于北京万寿路

(周鸿飞,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农业部正司级党员干部。本文曾刊登于多种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