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干
内容摘要：权力场中人性的追摄与反思，是王跃文小说的核心内容。其前期作品多写底层公务员的敏感与尴尬，其实质则是人物自由性情与官本位意识的冲突；至《国画》，表现视域大为开阔，对权力进行欲望化表现的同时，更对人性的自私颟顸与愚昧空虚进行了批判。《梅次故事》、《大清相国》是其调整阶段的创作，作品在塑造清官形象的同时也对其人性与文化的维系可能表达了焦虑。《苍黄》则是王跃文创作走向深化的作品，它在严峻批判权力意志的恣肆与暴虐的同时，更通过对权力场中人的恐怖与死亡的叙写表达了深沉的忧患与反思。
关键词：王跃文：权力场：人性
王跃文为全国广大读者所接受，并成为批评界关注的焦点当是1999年《国画》出版后的事情。尔后，他就一直处于人们的热议之中。不但新作一出评论丛生，对其进行整体把握者也是不少，而对其创作进行历时性把握，并对其创作的前后流变予以比照观察者则少而又少，本文试图就此展开阐释，意图对其创作的具体进程及其审美意蕴的具体展开进行贴切的把握。
一
任何事物的生成异灭，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王跃文因《国画》一出，而呈洛阳纸贵之势。其实，此前他的创作，特别是以机关生活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可说是其创作走向成功的前奏与准备。将这些小说与《国画》进行互文比照，不仅可以照亮因《国画》巨大成功而遮蔽的前期创作，更能见出它们在其创作历程上的价值与意义。
其实，早在1990年代，王跃文就已创作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其中以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生活为题材的政治文化叙事相对集中，《无雪之冬》、《天气不好》、《很想潇洒》、《蜗牛》、《无头无尾的故事》、《棕红色皮鞋》、《秋风庭院》、《开始或结局》等，不仅规模初现，而且表现出作者在人际关系的把握、情感心理的捕捉、环境氛围的营构上所具有的才情与功力。但整体来看，这些作品在题材选取上呈现出由社会而政府，由面的感触而点的聚焦的变化。《无雪之冬》中，作者想对世相进行批判，也想对基层公务员的灰色心态予以表现，从而在两者之间呈现游离与暧昧之状。《蜗牛》作为《无雪之冬》的姊妹篇，虽然通过人物命运的表现意图探照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的意向依然残留，但笔触由外放而内敛，旁逸枝蔓文字大为减少，内容大多集中到机关日常生活之上。到了《天气不好》、《无头无尾的故事》、《很想潇洒》、《头发的故事》等作品，不仅内容真正做到了以机关为中心聚焦，而且权力作为支配性力量渗入到了人物的日常言行与精神心理，形成了贯穿整个作品的审美张力。
叙事的推进需要矛盾冲突，只有这样，情节才能够获得展开的动力，作品的审美意蕴才能得到生发的基础。小刘（《天气不好》），黄之楚（《无头无尾的故事》），汪凡（《很想潇洒》），小马（《头发的故事》）等虽与领导有着芥蒂，与官场规则有着抵牾，但他们作为体制中人，不可能也不会与官场有着本质意义上的冲突。同时，小刘在县长召开会议上的忍俊不禁、上厕所时的喷嚏（《天气不好》），黄之楚被领导夫人的使唤与旁人的误会（《无头无尾的故事》），汪凡（《很想潇洒》）的不通世故与诗人气质，小马闲聊时的并非失言的“失言”（《头发的故事》），小张为讨好领导买棕红色皮鞋想获取优秀的落空（《棕红色皮鞋》）……不是一般意义的官场倾轧与派系之争，也不是重重政治矛盾的交错激荡，而只能说是底层官员的“尴尬人偏逢尴尬事”。而之所以尴尬，实则是他们身上仍有的自由个性、善良品质、人格尊严与诗性情怀与官本位意识之间的冲突、错偶与龃龉。事件本身的琐屑日常，再加上他们对官场本身的依赖，无从生发悲壮崇高之美。但他们无法进入中心的忧愤，对自身前途的焦虑以及保存个性的本真还是臣服权力中心铁律的犹豫，则让作品带有了灰色的调子。特别是他们或因家庭压力，或因朋友影响，或因自我说服而将先前有价值的品性与精神予以压抑、扼杀，而完成官本位意识的认同、迎合乃至“从心所欲不逾矩”，更让作品带上了较为浓厚的感伤与失落的情调。小中见大，见微知著，权力对自然人性侵蚀与异化的题旨也就获得了一种最为本色而充分的体现……当然，上述形象失落与异化引发悲剧价值较为有限，因为他们的悲欢多是建基于体制与权力中心对自己的认同与重视与否之上。正因如此，作品对他们谨小慎微、患得患失、杯弓蛇影、纠结烦恼的表现，不仅是一般的“尴尬人偏逢尴尬事”的叙写，而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再加上反讽手法，笑点细节与幽默语言，又让作品带有了淡而隽永的喜剧意味。可以说，悲喜共存及两者之间的交错重叠，不仅让其作品意蕴更为丰富，也让其作品的审美张力更具持久性与弥散性。
无论从题旨设置、叙述推进，还是从人物刻画与语言表现来看，《秋风庭院》都可说是这一时期的特出之作。该小说与上述讽刺官本位意识的取向不同，更多的是对机关公务员“黄昏”体验的“同情之理解”。笔触一改先前的自然轻快、跳脱浅近，而变得迂缓从容、节制含蓄。作为中心人物的地委书记陶凡不仅没有刚愎自用的势态，更没有阴险狡诈的手腕，而是一位沉稳持重，宽容慈祥的长者，一位满腹诗书，气质儒雅的士人。作品以陶凡退居二线为线索，叙写了感冒、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报建获批、桃园改造等三个主要事件。前者则将主政一方的他在回归一介贫民的那种复杂微妙，尴尬怅然的精神心理与情感纠葛表现得极富质感与诗意；后两者则在不显山不露水间托出前任与现任的或有或无的矛盾，表现出官场人际的冷漠与权力意志的无情，真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同时，作品通过意境的营构，让“官场黄昏”的无奈与“秋风庭院”的体验笼罩了整个作品，表现出深浓的伤感情调……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作者更是将环境描写与人物的言行、心理连成一体，语言圆润雅致、优美自然，细节捕捉敏锐真切，氛围渲染具体感人，在含蓄而不失张力，沉着而不陷于板滞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文学表现力与审美感染力。再有，作品中《孤帆》、《秋风庭院》与《桃咏》三幅画，可谓神来之笔。诗性文字与画面形象相得互发，人物情感与画中境界相互交融，不仅表现了人物难于言说的内心隐秘，更让作品增添了浓郁的人文雅趣……
可以说，王跃文的上述创作虽为《国画》的巨大成功所遮蔽，但其为《国画》的出现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甚至可以视为其长篇的雏形，王跃文就曾将其相互连缀的中篇小说集结成长篇小说《西州月》出版。更为准确地说，它们本就是王跃文官场叙事不可缺少的部分。
二
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国画》一出，不仅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一场多年未曾有过的阅读热潮，并在评论界引发了持续不断的热议。《国画》的巨大成功，有源自它对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审美需要顺应的原因，也是作者在政治文化叙事上不断进步发展的结果。将其与前期的小说相比，无论从表现视域、生活内容，还是形象谱系、价值取向与审美意蕴等来看，都有着焕然新变与长足进展，并标志着其创作的成熟。
就《很想潇洒》、《今夕何夕》、《秋风庭院》等作品来看，内容聚焦无非是敏感知识分子官场境遇中的滴水微澜与杯弓蛇影，所涉事件也多是领导冷落、黄昏嗟叹而已，内容与格局都相对有限。而《国画》的视域则远为开阔，机关生活表现更为深入全面，作品的审美内涵自然也就更为深厚丰赡。作品以开放的视域围绕权力这一轴心，描就了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艺术、宗教、家庭、婚恋、社会风习的浮世绘。就形象谱系而言，有默默无闻的普通市民，也有权重一方的一市之长；有无以为生的下岗工人，也有腰缠万贯的大腕新贵；有桀骜不驯的艺术名家，也有装神弄鬼的神功大师；有人世甚深的得道高僧，也有甘居平淡的民间隐士：有恪守妇道的家庭主妇，也有播弄风月的艳情少妇……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五行八作无所不有……就政府机关生活而言，既写出了基层公务员的谨小慎微、彷徨忧郁，也写出了他们的苦心钻营、为虎作伥；既写出了上层领导的呼风唤雨、权倾一时，也写出了他们的门庭冷落、夜半惊心；既写出了同僚之间的口是心非、钩心斗角，也写出了上下之间的兔死狐悲、唇亡齿寒；既写出了官场竞争的你死我活、机关算尽，也写出了不义之举、卑劣行径给心灵带来的压力与沉重；既写出了碰头开会视察工作时的道貌岸然，也写出了私人空间的偷情苟合、腐朽荒淫……可以说，正是上述书写，让官员的神秘祛魅，也让政治的严肃被消解，而呈现出世俗化，日常化的图景。也正如王跃文所说：“《国画》里没有那些百姓根本不理解的所谓神圣、伟大、正确、权威等可笑的玩意儿，作品行走的人物也就是百姓们眼中的真实的人物。”[1]
与前期叙事中权力对自然人性的侵蚀异化的伤感不同，《国画》在对机关进行世俗化祛魅的同时，更对权力欲望化这一“单向度”存在进行了批判，与王跃文早期官场叙事中的底层公务员在良知个性与权力中心规则之间的犹豫彷徨不同，《国画》中的公务员已经完成了对官场规则的适应，不仅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甚至还是创造性的运用，朱怀镜假借向市长汇报之名抬高身价，张天奇为摆脱挪用公款一事而拉龙文抵罪，皮德求不动声色中以各种名目敛财等无不表明他们在权力场中的游刃有余……但官场规则的自如运用不是权为民用，利为民谋，而是将权力作为实现欲望最大化的工具与手段。于是，对金钱的攫取与对女色的占有，成为他们为官的根本目的，甚至生活的全部。宋达清、朱怀镜、张天奇、柳子风、皮德求……从下到上，由小而大，无一例外。这与传统文学将“官场”视为是人生价值得以确证的最高场所，也是人性异化道德堕落的渊薮；是国家民族兴衰荣辱的关键所在，也是忠奸道势的博弈舞台的多样复杂的做法不同，也与新时期《新星》、《沉重的翅膀》、《抉择》、《苍天在上》、《省委书记》等作品张扬其崇高严肃，正义神圣的取向不同，而呈现出欲望化的“单向度”的状态。这种单向度不是愤激之下的片面之词，也不是无从深入的简单发露，因为作品中没有戏谑夸张之笔，更未借叙述者强力介入而激情批判，而是以冷静文字从容道出，令人惊心怵目的腐化与堕落的现状呈现本身就具有了无所不在且尖锐而有力的批判锋芒……
与这种腐朽异化展现的推进相应，作品的意蕴也在黑幕发露的同时伴生着一种由淡而浓、由弱而强的悲剧感。这是其前期作品审美意蕴的继续，更是一种扩大与深化。就其具体生成来看，这既是人物命运走向所生成，也是生命整体生存状态所生成。龙文的被陷害、邓才刚的无法立足、李明溪的疯狂、曾俚的出走、卜未之老先生的猝然辞世、梅玉琴的身陷囹圄、朱怀镜的四面楚歌……都让作品带上了一定的伤感色彩，特别是且坐亭谷口的闭合更是给人以某种悲剧的宿命之感。但作品中更为令人感到忧患揪心的是人文精神与社会价值根基缺失所引发的失落与虚无。由家庭而单位，由政府而社会，夫妻之间，情人之间，父子之间，亲戚之间，朋友之间，上下之间，同事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情义、关心、尊重、理解与爱，有的只是彼此之间虚伪作态、冷漠自私、利用算计。梅玉琴对朱怀镜可谓情深意切，朱怀镜对其也不能说毫无情义，但她本质上只能是朱怀镜正常家庭生活外的情欲寄托，在天马娱乐城的交易中朱怀镜就为实现皮杰的利益而在无形中给梅玉琴施加压力；李明溪可谓特立独行、洁身自好，与朱怀镜可谓君子之交，但却在朱怀镜的屡次索画以投领导所好中被利用，即使被视为珍宝的《寒林图》也被朱怀镜轻易转手。可以说，上述种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境况，种种让人无从接受的事实，不能简单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官场腐败，更不能将其归罪为一般意义上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世上自有作家以来他们都在写人，而且是写现实（或现在）的人。”[2]《国画》在写某些官员，更是在写人性，所表现的是当下人性的自私愚蠢，颟顸恣睢，空虚无奈。本质价值的缺席是无法通过外在物质的占有来平衡，心灵意义的虚无也不是身体欲望的餍足所能建构，疯狂地攫取物质，放纵身体的本能，只能在自我耗散性中陷入无可救药的泥淖……作者在观照世人欲望膨胀、社会无序后的疯狂漂浮的无根之轻的同时，更表现出价值涣散、相与无望的悠长怅惘与深沉忧患，也正如此，官场得意的朱怀镜会有悲凉袭上心头，犹如小时候走夜路无助而孤独；官场失意之时不仅是心思沉重，更是精神恍惚，不知身在何处……
三
《国画》之后王跃文紧接着推出了其续篇《梅次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初版），2007年又出版了《大清相国》（2007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初版）。两者相隔6年，虽创作动机与具体语境各有差异，但在表现视阈、内容构成、形象塑造、题旨取向与审美情感上却都现出某种趋同，可说是《国画》之后其在小说创作上的某种调整阶段的创作。
《梅次故事》与《大清相国》一现实，一历史；一为《国画》火爆后的趁热打铁，一是应朋友影视制作之约的命题创作，但两者在表现视阈上改变了过去揭露腐败的先入之见，如放野火的批判也变为冷静的叙写与深入的体察。这是王跃文《国画》创作后的一种调整：“也许再冷静些，平和些，放达些，小说会更加雍容大气。”[3]视阈调整的直接表现则是文本呈现的新变。与《国画》中将笔墨叙写官员如何逢迎巴结、营私舞弊、贪赃枉法、情欲泛滥不同，它们开始将文本中心移易至主要形象如何施政，如何用权，如何为官，如何为人之上。具体来看，《梅次故事》中虽然也写到了跑官送礼，钩心斗角，男女暧昧，但文本主体却是由朱怀镜不偏不倚地协调关系，深入实际地理解民情，科学规范地组织工程竞标，切实有力地处理民事纠纷，有理有节地抵制上层弄权等构成……而《大清相国》除因历史时空所形成的间离与科场考试事件的传奇意味外，绝大部分都是围绕一系列重大事件展开，德州百姓捐献义粮，阳曲黎民捐建龙亭，铸钱局集体贪污，高士奇指使地痞恶霸强取豪夺民宅，云南巡抚王继文好大喜功、挪用银库，康熙南巡中出乎意料的种种问题……如果说，《国画》之前，作者所展示的是非常态的权力场的话，那么在这两部作品中则应该说是权力场的一种常态，官场与任何生活领域一样，有堕落也有挣扎，有黑暗也有光明，有顺从也有抗争……它是一种混沌复杂，是非无间的场域，从这一层面来看，它又回到了传统政治文化叙事的忠奸之辨、道势斗争的格局……
与《国画》中官员无可遏止的堕落朽败相比，《梅次故事》中的朱怀镜、《大清相国》中的陈廷敬呈现出正面乃至理想化色彩。《梅次故事》中的朱怀镜经历荆都的官场沉浮、情感裂变与人生沧桑后，不仅变得成熟理性，而且多了份正直与道义。在刘芸、舒畅等女性面前，他改变了先前的庸俗滥情的形象，有所收束并能自律；在金钱面前，他兼顾官场规则但不苍白伟岸，将受贿所得款项全部捐给残疾人基金会以维持自己良心的洁净：在权势面前，他能上下相孚、知人善用，却又坚持底线、绵里藏针、敢于斗争……到了《大清相国》中，陈廷敬的形象可说是更为理想化了，他不仅才学文章、人品抱负过人，而且才干城府、权术心思臻于化境。他是宅心仁厚的清官，精明强干的好官，从善如流的能官，不乏铁腕的德官……
当然，在朱怀镜、陈廷敬身上，不仅承载着作者理想官员的意向，更寄寓着作者对于人性的思考，那就是“好官”的人性的与文化的深度反思。朱怀镜在梅次地区的种种表现，可说是经历了荆都的遭际后的良心发现，是其人性善的本质未泯。但更令人应该深层思考的是，人性如何面对世界与自我的欲望而筑起道德的藩篱？如何避免腐败与黑暗而维护自己的清白本性？如何在黑暗与丑恶势力的斗争中捍卫公平与正义？朱怀镜与市委书记王莽之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卵击石，但其抗争意志、道义精神的践履，在显得具有悲剧意味的同时则又显得有些苍白乏力。最终，斗争胜利的希望只能在文本中变为王莽之的调走、极富佛教因果宿命的车祸……与朱怀镜相比，陈廷敬身上更多地集中了传统文化的精髓，他的言行心性是典型的儒、法、道的三位一体。陈廷敬谨奉圣贤之教，积极人世，舍身求法，体恤民情，道济苍生，是典型的儒家民本情怀；但他并不空谈心性，不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是精明干练，求实务本，具有经生济世之才：他深谙地位权势是行道基础，法家权势道术在他那里也可谓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如运用，但他并不严酷残忍，更不刚愎自用：他无法离开朝廷，但却深知“官场如沧海，无风三尺浪”的古训，更深知福祸相依，荣辱相随的人生世相，对民则休养生息，对己则清心寡欲，当斥退原籍时，乐天而知命、随缘自在，当官至顶峰时，功成而不居、全身隐退，这些又是道家精神的最佳体现。但这样深谙官场三味，不偏不倚捏拿等、忍、稳、狠、隐五字诀，践行儒道法而做到外圆内方、进退自如的人又何其之难？“宽大老成，几近完人”的官员又有几何？可以说朱怀镜、陈廷敬身上的这些气质与精神，行为与决断是王跃文理想形象的影像，但这与周梅森、张平等人的主流意识形态代表的理想取向相比，无疑更具有生活与文化的质感。从其人物形象谱系上来看，则是《秋风庭院》、《今夕何夕》、《西州月》中关隐达形象的一种全面艰难的展开……理想是对缺失的渴望，是对现实的忧患，正如王跃文在一次访谈中所说：“反过来问，好官尚且如此，坏官又该何堪？”[4]可以说上述形象与其说是理想形象的寄托，还不如说是忧患苦境中的自我安慰……
四
2009年王跃文推出了《苍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初版）。该作品从《国画》初版后就开始构思，断断续续写了近10年，可说是其迄今耗时最长，用心最为良苦的一部作品。与《国画》、《梅次故事》、《大清相国》等相比，该作品不仅叙述更为冷静客观，事件更为起结自然，语言更为细致圆熟，就是机关大院内的银杏树、玻璃窗上的白壁虎等意象的出现也是与人物命运、心情相照应勾连，令人击节叹赏，但更令人震撼的则是其对权力场中人性思考的严峻深入，忧患的深切沉郁。
权力场中人性异化的表现，是王跃文作品一以贯之的内容。其前期主要是通过官本位意识对人的自由个性的钳制与压抑来表现，《国画》则主要通过欲望的膨胀与泛滥来表现，而在《苍黄》中这种异化的表现焦点则移易至权力意志的残忍与疯狂之上。马克思·韦伯认为权力是“一个人或若干人在社会行为中实现自己意志的机会”，“甚至不顾参与该行为的其他人的反抗。”[5]它天生的带有强制的、唯我的非理性的倾向。正因如此，它需要民主将其导向理性常态，需要法制让其规范，因为“民主的实质在于承认人的基本权利，承认对政治、经济与文化过程的公共参与。”[6]王跃文前期作品在表现官员钩心斗角、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同时，权力意志基本上是依势而行，是一般世俗意义上的蔓延，还笼罩着基本的组织原则与民主面纱。也正因如此，《西州月》中关隐达能够当选为市长，《国画》中的皮德求有所收敛与顾忌。但民主缺失、机制偏差让其虎兕出柙则是一种必然。《梅次故事》中王莽之与王小莽父子身上就开始从世俗与日常状态中变异，并恶化。到《苍黄》中，这种状况可谓发展到了极致。县委书记刘星明为了贯彻所谓的党委意志，完全僭越党纪国法之上，唯我是从。简单粗暴地拉黄土坳乡党委书记刘星明做差配，穷凶极恶地打击违背其意愿的舒泽光，将上访的舒泽光和财政局副局长刘大亮强行送至精神病医院，违背组织原则将贺飞龙任命为县长助理，纵容手下将李济发杀害等。他的颠倒黑白、草菅人命，已经完全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官场倾轧，更非一般意义上的贪污腐化，而是人性邪恶的放纵，是虎兕出柙的疯狂。从其根源来看，则是身为县委书记的他的权力在非监督状态下的放纵，从其抽象本质来看，则是权力意志的肆虐。“谁影响乌柚的发展一阵子，我就要影响他一辈子！”权力不再是腐朽的温床，而是邪恶的主谋……“菩萨怕因，凡人怕果。心里有怕，敬畏常住。”可以说，刘星明那里不仅失去了民主与法制的观念，一般意义的因果报应也是荡然无存。这种景况，怎不令人不寒而栗……
与上述权力意志异化造成的疯狂凶暴相比，《苍黄》对李济运的安排可谓独出机杼。首先，他身上基本上祛除了情欲的因子，即使与朱芝号称领导班子中的金童玉女，但他们之间有的只是在面对黑暗腐败上的心灵相惜。其次，他在作品中链接了各种事件，在情节结构的推进上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功能。人大会的民主闹剧，幼儿园的投毒，李家坪的爆炸，桃花溪煤矿的矿难，为维持会议秩序的上访堵截，为创建文明卫生城市的掀摊子、砸牌子、拆房子等事件，从他这个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的视角表现，天然地具有了客观性。他的维护社会稳定与党委权威的努力与自觉，更是增添了作品的现实色彩。但其努力周全的事与愿违，甚或是每况愈下，则更添了对权力意志给人形成的异化感，也在无形中增添了作品的反思力度。再有，作品通过他的遭际写出了权力异化给人的烦恼、愧疚、无力与恐怖的体验，更是具有震撼人心的审美力量。与以前作品中的人物的怨愤不满、牢骚愤激、无可奈何不同，李济运所体验到的是一种烦恼疲惫、愧疚痛心、如履薄冰的恐怖之感。如果说，愤懑不平只是自己地位与境遇不如人意的话，起码官场还有着其值得认同与追求的东西在，而《苍黄》中则让李济运整个地陷入到痛苦之中。乡党委书记刘星明是其老同学，因做差配而疯狂自杀；物质局长舒泽光是其老熟人，因拒绝做差配而被整自杀；财政局长李济发是其堂兄，因矿难而莫名其妙地失踪：父母因对聚赌之事稍有微词，就遭到炸弹袭击差点命丧黄泉……这些虽然不直接与他相关，但无不与他有关，这些事件的巨大压力让他无法面对陈美，无法面对舒芳芳，无法面对同学、朋友、兄弟、父母与乡亲……他常常感到精疲力竭，感到是在“无边的黑暗和恐怖之中”，感到“人想瘫下去。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感到“自己很卑劣，泪水和汗水混在一起流”。作为权力场中人如此，权力场外的百姓又何以堪……可以说，权力批判到《苍黄》中不是一般意义的尖锐与锋芒，而是一种沉重的苍凉与悲郁了……
“悲剧能够惊人地透视所有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人情物事：在它沉默的顶点，悲剧暗示出并实现了人类的最高可能性。”[7]打出欢迎舒泽光清清白白回家横幅的普通职工，坚持上访的刘大亮，一起扳倒刘星明的阳明、李济运等，散发各种各样的舆论与帖子的底层声音……虽然其不一定符合现代民主与法治的要求，但其是推进民主、获取自由的抗争性力量，这些书写也是王跃文先前小说中所没有的因子，它们也启示着其创作表现的新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王跃文：《国画》琐语[j].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5期。
[2]王跃文：拒绝游戏（代后记）[a].《国画》.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第490页。
[3]王跃文：《二十年小说创作之检讨》[j]，《创作与评论》，2011年第2期。
[4]夏义生，龙永干：《用作品激发人性的光辉：王跃文访谈录》[j]，《理论与创作》2011年第2期。
[5]丹尼斯·朗：《权力论》[m]，陆震纶，郑明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6]米歇尔·福柯：《性史》[m]，张廷琛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7]雅斯贝斯：《悲剧的超越》[m]，亦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