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而龙像三十年前一样，熟练地驾着舢板，从碇泊着的许多船只的空隙里穿过，靠了岸，系好船，踏上了三王庄的土地，像长期飘泊在海洋上的水手一样，上岸时总情不自禁地蹦两下，活动活动。

这里和陈庄同样是一个高音喇叭的世界，是王小义和买买提喧嚷的世界。于而龙站在街口，完全怔住了，想不到是一个几乎认不出来的三王庄，出现在他的面前。他踌躇了，不知该往哪儿举步？

倘若他还是支队长的话，不由分说，准会大踏步向高门楼走去，因为那里设有支队的指挥机关，是湖西地区的党政领导中心。而且可以预料，只要他跨进大门，高门楼前后几进院落，休想有个安静。他像一股旋风，难得有他吹不进去的角落，搅得他的部下都像风车似的转动起来，大家都不由得感慨：“要支队长安生下来，等石湖见底吧！”

他会给他的下属带回来一口袋问题，倒出来，琳琅满目，像贪婪的渔民，爱用细眼目的网一样，上至鱼，下至虾，大事小情，像涌过来的波浪，把整个机关都淹没了。

“要不得，要不得，你把正常工作秩序都给搅乱了。”王纬宇在担当这座动力工厂的副手以后，开始不那么温顺了。因此，那些科室人员也响起一片聒噪之声。但于而龙要把人员压得尽可能的少，而任务倒要加得尽可能的多。这不能不引起一种本能的反抗，连廖总工程师都出面劝告：“算了，也不是要你于而龙个人掏钱去养活他们。”

“你这是什么话？”他不满意这位讲求效率的工程师，会说出如此息事宁人的语言。

“这是中国——”廖思源只说出了半句，那未吐出口的，显然是：“你不可能去办那根本办不成的事情。闲人，你就养着吧，只求他不给你捣乱生事，就算上天保佑了。”

于而龙别转头问王纬宇：“先从你那一摊子行政部门砍起如何？”

王纬宇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

“我绝不是戈尔洛夫……”这还是解放区时代的名词，于而龙已经习惯成自然地说出了口，他向反对他的精简压缩政策的人们宣传：“我当区长，县长那阵，腰里挎着匣子，口袋里掖着公章，背包里装着全区党政财文大权，找不到那么多坐在椅子上喝茶看报的老爷。难道因为中国是生产茶叶的国家，大家就得没完没了地坐在那里品味？”

“刀把子在你厂长兼书记的手里。”

“你干什么？”

“我下不去手！”

“王纬宇，你不要搞这种邀买人心的廉价同情！”他喜欢讲话一针见血。“你打过仗，该懂得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一个优秀的机枪射手，可以独当一面；而十个饭桶，能给制造出一百个麻烦。”讲这种话，是很刺伤一些人的心灵的，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办工厂，而不是办慈善机关的，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宁缺毋滥。啊，一开始他估计到会有阻力，但想不到大得吓人的程度，民怨沸腾，状子不仅告到部里，甚至告到国务院去。他气得直骂：如果将来中国一旦亡国灭种的话，罪过就在这些不产生任何价值，但却要消耗社会财富的寄生虫身上。但于而龙认准一个目标，那是不大会改变的，一条道走到黑，黑就黑，还得走。

办公室里一片窃窃私语之声，那是他拼命压缩非生产人员的主要对象：“于书记恨不能一个处长，把科长、股长、科员的工作一肩膀全挑起来，搞一条流水作业线，把等因奉此也来个自动化。”

他听了大笑不已：“如果外国有这种等因奉此自动线，我就申请外汇去买那个专利，搞它一条，让那些老爷们忙得应接不暇，手忙脚乱，满头冒豆粒大的汗珠才好。”

“天哪！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很简单，干不了就让位，谁有能耐谁上。不要挡道，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

廖总工程师背后劝他：“你搞就搞吧，何必说些使人不愉快的话，刺伤那些人的自尊心，火上加油！”

“我就是要他们坐在转圈椅上不舒服！”

“没有用的。”廖思源只求不给自己捣乱就行。

“一个社会的灭亡，往往由于消耗的人多于生产的人。”

“好吧！”廖总预言着：“如果你有兴趣播种蒺藜，那就等着收获荆棘吧！”

“火线上的铁刺网都趴过，无非头破血流，扎一身窟窿。”

那时，高歌已经从厂技术学校出来，一直在车间办公室帮忙，因为这个年轻人虽然能把自己打扮得水光溜滑，但他的磨床，所磨出来的工件，永远也达不到规定的光洁度。再加上他一年有六个月得去厂部的宣传队唱歌，车间主任看透了：“算了小高，你就以工代干，在车间职能部门帮帮忙吧！”但是，于而龙的压缩之风，像厂里的七千吨水压机一样，没完没了地压下来，于是，高歌又回到了磨床旁边去了。

王纬宇为歌手求情：“把小伙子安排到政工部门吧！”

“你嫌政工部门那些人还少么？”

“可惜了，高歌挺聪明。”

“他可以把聪明用到正地方，我们国家需要呱呱叫的工人，不需要那些耍嘴皮子的空谈家。”

高歌亲自到厂长室找他，于而龙知道他要说些什么，便让秘书小狄转告：“什么时候成为一名真正的磨工，咱们才能有共同的语言，回车间去吧，像你爸爸一样，踏踏实实干活，勤勤恳恳做人。”

当家人，恶水缸，于而龙得罪了许多人，而王纬宇轻松自在，处处讨好，有什么办法？于而龙爱说：“同志，假如你在火线上呆过，就会投我的赞成票。”

但是，好像投赞成票的人并不多，一直到高歌成了工厂的“主人”，于是在帮助于而龙提高认识的会议上，旧事重提，老账新算，分明知道于而龙是个残废军人，却偏要他弯腰低头，像把折刀似合拢，恨不能把于而龙那颗倔犟的脑袋，塞到他的裤裆里去。然后，人们在控诉他的资本主义托拉斯经营，血汗工资制度，残酷剥削工人的罪恶以后，问他：“为什么打击革命小将？”

“谁？”于而龙脑部由于下垂充血而肿胀着。

“你干吗把高歌弄回车间劳动？”人们厉声问。

尽管于而龙头晕目眩，腰疼欲断，但他却是一个死了的鸭子——嘴硬：“我认为社会主义不应该是懒汉的天堂！”

人们扑上来，拳打脚踢，要打掉他的“嚣张气焰”。

“交待！为什么？为什么？”

他挣脱一切，把腰挺起来回答：“我是希望他踏踏实实地做一个人。”

那时候，坐在主席台首座的高歌，确实在眼里闪过一道听了良心为之一动的，那种呆板迟钝的光芒，就如同刚才在湖面上划着舢板，保持在幻觉中那死去的战士，突然眼珠动弹一样。这使于而龙自己多多少少意识到一点点责任，正如那个战士的死，游击队长不能不承担责任。难道老高师傅把自己的儿子领到他面前，做父亲的会希望儿子变成现在这种样子么？

所以，他觉得不能这样丢手就走，不能轻易结束故乡之行。现在，他认为倒是难得的，能够独自一人去看看芦花的坟墓，抚着那块石碑，静静地坐一会儿，想想下一步该怎么走？

是的，于而龙是不大肯认输的。

游击队长抬起脚来往村西走去，起初有些犹豫，好像转了向似的，后来才意识到是失去了银杏树的结果，因此，才不迟疑地向前走。可能是春汛大忙季节，很少什么闲人，原来估计没准碰上几个熟面孔，但他失望了，谁也不注意他一个老三王庄人。因为公路修通以后，三王庄不再那样闭塞了，管你是谁呢？一个昔日的游击队长，那是过去的光荣。十年前，或许还会被少先队请去讲讲革命传统；现在就像躺在路旁的磨盘，已经由于有了打米机，而变成无用的累赘，是碍事讨厌但有点重量的古董了。于而龙想到自己是个磨盘式的人物，觉得很可笑。果然，走了一程，除了那两个小伙子唱歌外，谁也不对回乡的游子发生兴趣。

其实，对于石湖水上人家来说，哪个村子都算不得是自己的家乡。但是从他记事开始，好像逐年都要向高门楼缴纳一笔桩子钱，才被允许在三王庄靠岸拴船，也许如同现在的存车费吧？大约由于纳贡臣服的关系，他视自己为三王庄的居民吧？

正好，他经过一家饭馆的门口，客堂里很清静，生煎包的香味，使他回想起脍炙人口的家乡风味，蟹黄粉包白鸡面，和石湖姑娘一样，也是远近闻名的。于是他迈了进去，一方面有点口渴，另一方面说实在话，划了这么远船，肚子也有点饿了。

说来惭愧，多少年来，他还是头一回独自去饭店进餐，而且还是一家简陋的不怎么卫生的渔村小馆子。

虽然客堂里放着几张油腻的桌子，但找不到一条可以坐下来的凳子，总算那个梳着两把刷子的服务员，同情他有把子年纪，而且衣冠端正，便把自己坐的一张方凳，站起来踢给了当年的游击队长。她还在继续自己的演说：“……哪怕豁出赶八里路，今儿晚上我还要赶到闸口镇去看电影。”

于而龙看出她是一位和柳娟似的电影迷，不过，柳娟对国产影片一点不感兴趣，所以很少见到她坐在电视机前，看那个翻车的老把式。但这位服务员对于电影演员的熟悉，连他于而龙都惊讶了，甚至对私生活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她讲了好一会子，才发现顾客听她讲的兴趣，超过吃的兴趣，便一扬脖子：“买票去！”前厂长兼党委书记从来没经手过，通常都是他的秘书代劳，或者家里人给安排妥当，他只消坐到桌边去吃去喝就行了。如果是宴会，需要讲点什么，小狄自会把讲稿塞进他口袋里的。可是现在，他得去买票，天知道，店堂里只有他一个顾客，何必那么多繁琐哲学？然而作为制度，他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把票买来交给讲述演员私生活的服务员。

“……她结了婚，不久又离了婚，离了婚以后马上又找了个主结婚，这回她嫁给了一个导演，就是——”她把于而龙买来的票，递给了站在两步远外锅灶旁的胖师傅，那位师傅便铲了一碟热腾腾的生煎包子，煮了一碗汤面交给她。但她并不着急马上端来，还在和那卖票的姑娘，切肉的小伙子，高声朗气地议论大概是昨夜放映过的影片，直到她认为顾客的耐性考验到差不多的时候，才款款地哼着影片插曲给于而龙送来。

也许是本地风味，要不就是昨晚的狼山鸡，今早的元鱼都消化完了，竟吃得挺有胃口，这样，去年十月间那顿烤鸭的印象又涌了回来。

于而龙的胃口，王纬宇的酒量，真堪称得上是珠联璧合，宴会上要是有他们两位参加，谁也挡不住他们的联合攻势，一个劝你喝，一个劝你吃，盛情难却，一直到醉饱为止。但那是陈年旧账了，谁还提那些不合时宜的往事呢？

虽然两家同住在部大院里，承蒙不弃，王纬宇有时还来串串门，但在同一个宴会上碰杯，一饮而尽，起码也是一个年代（世纪的十分之一！）以前的事情了。

去年秋天的于而龙家，破例的是那几盆菊花，竟也喷奇吐艳地开出了一个繁花似锦的局面，真得感谢痴情等待着于菱的柳娟，于而龙全家都这样看，要不是她收拾照料，花决长不到这么好的。舞蹈演员的家，自从她父亲悲剧性的惨死以后，好像比于而龙家更早地面临着衰败的命运。菊花是年初于菱一时高兴，从她家挖来栽在盆里的，但不幸的是，菊花刚刚在新地方挺立起枝茎，挪花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捕了。

此后，柳娟就把几盆菊花，当做双重意义的遗物，每逢休息日，或者接谢若萍下夜班的时候，给它浇点水。想不到一个性格轻佻，作风浮飘的女孩子，竟能坐在晒台上，抱着膝头，静静地端详上半天。于而龙有时忍不住问他老伴：“那个卖火柴的女儿，从菊花的枝叶上能看到些什么呢？”

然而，工夫不负有心人，花枝上冒出了许许多多的蓓蕾，有一盆竟结了一百多个骨朵，那位不曾见过面的中学校长，竟是一位莳花名手，栽的都是菊谱上有名有姓的品种。哦，可以想象，他肯定像种菊似的耐心培育他的门墙桃李吧，但是，谁曾想到他会死在他教过的学生手里。嗬，现在整个书房充满了他亲手培育出的菊花清香，于而龙经常搬把藤椅，坐在晒台门口看书。

有一天下午，电话铃响了，他估计准是他老伴，关照不必等她，让他和莲莲先吃晚饭。一个失势的人，电话铃也不响得那么起劲了。

他抓起电话，话筒里传来了他那听惯了的威严声音：“是二龙吗？你在干什么？”

于而龙向“将军”报告：“我在看一本无聊的书。”

“什么书？”

“《御香缥缈录》。”

“什么意思？”

“描写清朝宫闱，主要是记叙慈禧太后的书，没有多大意义。”

周浩在电话里大声地：“不用去研究那个女人了吧，咱们还是去欣赏一顿烤鸭吧，如何？”

“烤鸭？”他实在惊讶“将军”的雅兴，好像阳明同志逝世以后，原来政委身上的达观开朗、容让体贴的性格，又在这位老司令员的作风里体现出来，真的，已经难得看到他暴跳如雷了。

“我好久没有吃了。”周浩挺有胃口地说。

于而龙在电话里推却：“那东西胆固醇可够高的。”

“将军”笑了一声：“哦，你到底学会了小心谨慎，似乎用不着如此忌嘴吧！”

于而龙听出了话里的弦外之音，心想：谁能比得了你苏维埃乡主席啊！

“好吧，我七点半派车去接你们全家。”说完他撂下了电话。

“有什么办法，他有着一副不容置辩的将军脾气！”于而龙摇摇头，对那些盛开的菊花讲。

他记不清那著名的烤鸭店，是否也有买票等等繁琐手续，“将军”的秘书把他们接来，送到楼上一个典雅精致的房间里，周浩和路大姐早在那里等着了。

啊！周浩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握住他手说：“我以为你会不敢来的。”

“说哪里话？我也不是吓大的。”于而龙笑了：“顶多让人家做做文章，去年在听鹂馆吃的那一顿，‘将军’，你还记得不？分明是陪一个外国代表团，人家知道廖总，问了几句，回来我提出该给老廖落实政策，花钱买外国专利，可祖师爷却在敲钟，这不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吗？后来，他们非追我是接受了你的黑指示……”

“啊！那些精神病患者，全是些疑神见鬼的恐惧狂、迫害狂！”

在圆桌的另一侧，路大姐埋怨于莲：“丫头丫头，国庆节都不过来看看我。”

“妈妈怕影响你身体，不让我去闹你。”

于莲也是周浩老两口的掌上明珠，因为一九四九年把她从石湖接出来以后，不久，于而龙和谢若萍就去了朝鲜战场，便把她寄养在“将军”家里。她喜欢并且尊敬慈父般的老布尔什维克，而周浩也把她当做翅膀下面的小鸡雏，总是关心和庇护着她。那个老徐所以要同于而龙结亲家，真正的目标，并不是他，而是苏维埃乡主席，一个正直不苟，很难亲近的人，所以需要一座沟通的桥梁。

谁不知道呢，“将军”膝下无儿，于莲是他的娇宝贝。

谢若萍笑着解释：“路大姐，是我没让莲莲去，人多嘴杂，苍蝇见没缝的鸡蛋还下蛆，又该给你们添油加醋啦！”

“必要的时候，小谢讲究点卫生还是对的。”周浩总结地讲，接着他举起酒杯：“好吧，今天我们应当高高兴兴地喝一杯！”

于莲提醒他：“你拿错杯子了，那是茅台！”

周浩一向不饮烈性酒，倘若宴会上有王纬宇，于而龙等部属在场，都是他们自觉自愿代劳的，于莲自小在他家住过，很懂得“将军”的习性，便马上给他换酒。

“今天我要喝一点——”周浩喜滋滋地说。

最令于而龙奇怪的，历来滴酒不沾唇的路大姐，也笑着凑趣：“莲丫头，给路妈妈也来一点茅台。”还命令着：“给你妈也满上。”

谢若萍问：“是不是需要我打电话给医院，叫他们派辆救护车来？——路大姐，你绝对不能喝烈性酒，我是医生，我有权。”

“今天就由我例外一次。”她竟然央告着。

怎么？于而龙诧异起来：老两口找到了失踪的小儿子？“皖南事变”时，突围出来丢在了刀豆山的孩子，又回到他们身边了？有什么事使得老头、老太太竟想起要开怀畅饮一杯？简直莫名其妙。

“端起来，朝我集中，我也来个以我为核心，碰一下，不行，不够响亮，再来一次！好，能喝的多喝，不能喝的象征性抿一口。”

没想到，老两口把半盅茅台统统倒进了嘴里。周浩用餐巾擦擦嘴角，若无其事，他老伴则辣得呛咳着，连泪水都流了出来。

谢若萍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用嗔怪的眼光看着她：“路大姐，路大姐，你……”

“没关系，我还想喝呢！”

谢若萍抢走了她的高脚酒盅。

“要说起来，这该是我第二次主动想喝点酒的呀！”周浩玩弄着手里的玻璃杯子。“二龙，你自斟自饮吧，莲莲，你代表我，陪你爸喝着。那还是‘皖南事变’突围过江以后的事情了，我们几个人是乘着一艘小船过江的，那时候的心情该怎样形容呢？——吃啊，拌鸭蹼倒别有风味，我记得莲莲小时候，爱吃糟鸭脑，今天不知有没有（他的秘书连忙放下筷子走去要菜）？——当时，心里头主要是种痛定思痛的情绪，想想吧，好端端的一个革命局面，怎么会一下子给摧残到凄零破碎，濒于毁灭的下场。惨哪！相当的惨！不错，敌人是强大的，我们中了埋伏。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是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敌人绝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强大起来的。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得那么惨重？是我们的战士打仗不勇敢？是我们中级指挥员作战不力？一次冲锋，往往一个同志都回不来，许多挎手枪的营连长倒在战士前面。不是我们的过错，二龙，就像现在一样，我们没有罪，硬把我们当做罪人，历史最终会洗刷这些耻辱的。就算我现在见到马克思，我也毫无愧色。——还是给我点矿泉水吧，我要开始给你们讲喝酒的事了。过了长江，来到江北，找到了我的部队，把那些个残兵败将拢了拢，可怜哪，千来人剩下了百十人。这时，一个军部通讯员骑着一匹马，牵着一匹马来找我，让我赶紧去见军长，延安已经发布命令，司令员代理军长职务啦，我一口气跑了一百二十华里，马匹像从水里爬出来一样。司令员见了我劈头一句是：‘还剩多少同志？’我告诉了他准确的数目字。他沉吟地说，仿佛像在作他的诗。‘要是一个人去扩展一个区，我们就会有好几个县，要是一个人去扩展一个县，我们就会有好几个省。周浩，周浩，这会你就放手去干吧！党已经搬开了挡路的绊脚石，我们可以大踏步地东进了。’我记得那里是一个冬天里暖洋洋的小集镇，也许南方季节要早一点，河边的柳枝都软了。我怎么也忍不住，就在一家小酒店的迎街柜台上，要了一小壶烫得滚热的酒，一小碟干丝，三下两下，全倒进了嘴里。也许是酒在胃里燃烧，虽说是冬天，但我觉得倒好像是春天。司令员的一席话，展示了冲出绝境以后的希望，二龙，心里那分热呀，把积压在心头多少日子的闷郁之气，全都驱赶了出来。由不得再想向那个戴着毡帽头的店老板，讨了一壶酒。——莲莲，给我再倒半盅茅台，丫头，我一直支持你做一个真实的艺术家，敢于说出人民心里想说的话，所以你必须研究人的灵魂，我坦率地对你讲，我在渡江的时候，心情是并不平静的，我痛恨，我从心里诅咒那些把革命搞到这步田地的人，同时我也深深谴责那些纵容姑息，包庇支持，使得错误逐步酿成的人，他们都负有责任。江面上惨凄凄的冷风，吹凉了我的心，我觉得那不是风，而是牺牲了的同志的冤魂，也随着我们过江北上了吧？莲莲，他们不应该死的，他们死得屈，死得冤，完全可以活到今天，同我们一起的，然而饮恨九泉，死不瞑目。损失了多少好同志啊？能统计得出来吗？付出了多么沉痛的代价啊？能计算得出来吗？现实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过烦恼，才有痛快；有过辛酸，才有甜蜜；有过苦痛，才有欢乐。我是一个老兵，难免常人的感情，所以，我要——”他说着，把那半盅酒举起，慢慢地把酒抿完，连最后一滴也滴进了嘴里。

这时，厨师和女服务员，端着香气扑鼻油黄蜡亮的烤好的肥鸭，走进房间。

于而龙在思忖：有什么事使得老头高兴，激动得以致开怀畅饮？他提起了皖南的旧事，莫非他们失踪的小儿子有了音信？那是根本无望的事情，解放后，多次去刀豆山查访过，丢弃孩子的歇脚凉亭还在，但孩子的消息杳如黄鹤，难道现在会找到？！不，不可能。而且，一般地讲，他理解没有一根白发的年老的将军（他女儿那幅遭到灾祸的油画《靶场》，那个老兵的形象里可以看到将军的影子）。属于他个人身边的一切，是很少当回事提起的。“皖南事变”夺走了他的小儿子，路大姐带着大孩子辗转周折，脱险到了江北。谁知解放后，这孩子刚刚学有成就，又在一次不幸的事故中牺牲。那是他陪着周浩去处理善后的，也不曾见他如此情感激动过。那么，还会有什么事呢？连路大姐也面有春色，看起来，多少有点反常呢！屋里有点热，周浩又一个劲地劝他多喝。他站起来，推开了沿街的窗户。入夜，马路上静下来了，秋风扫着落叶，他敞开衣襟，任凉风吹着，心里想：也许这也是“将军”所说的带有冤魂的风吧？谁知道，说不定也真是呢！反正，这顿酒喝得有些蹊跷。

“现在画些什么？”周浩转了个话题，问着于莲。

“画花。”谢若萍替女儿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