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今天我想问大家：你觉得孔子对历史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王牧笛：在我看来，孔子是后世读书人的典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为人师表，垂范后世。当然，他的女性观在如今应该被抛弃了。
费晟：孔子提倡一种以家庭伦理为基点和核心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在我看来，这是与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之一，它和西方那种终极关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路径。两千年来所有的中国人安身立命之处都是以家庭为原点。
余秋雨：你说得不错。孔子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重建。他把家庭的模式，扩大到整个社会结构。
本来，研究社会结构是政治家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不会关心，也缺少思考的资源。没想到孔子创造了一个可亲可爱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把人人都能体验的家庭生活方式当作一个象征体，推而广之，使宏观政治问题变成了家庭问题的放大，使一般民众也具备了思考的基点。后来孟子也用了这个思维模式，推己及人，推小及大，借由普通民众能够感受到的境遇，来设想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家庭的血缘伦理是自然的，难以动摇的；由此扩大，政治也渐渐变成了一种“自然伦理”。我觉得这是一项高明的理论策略。
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与农耕文明有关。农耕文明不同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对游牧文明来说，马背是家，帐篷是家，只要远方有水草，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海洋文明，则永远在向往彼岸。彼岸在何方，可能永远不知道，因此也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中国的农耕文明是“精耕细作”的文明，从春耕到秋收有好多程序，非常复杂。它延续的前提就是聚族而居，一家老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聚族而居就要讲究伦理结构，有了这种结构才能完成生产的程序和财物的分配，才能协调彼此的关系。孔子找到了这个结构，并把它扩充来治理天下。他的逻辑结构是从修身开始来齐家，然后是治国平天下。
孔子找到了一个起点，一个平台。例如中国民间信奉的第一法规是孝，把对父母不孝的人骂成是“狼心狗肺”，也就是脱离了做人的最低限度。孔子就把这个关系推延到了君臣关系当中，也就是从“亲亲”直通“尊尊”，形成了整体的治国观念。
这个观念又进一步要求人们在社会伦理中“扮演”家庭伦理，构建一种简单、严谨、快乐的“礼乐”仪式。
这样的社会靠什么支撑起来？靠君子。如果没有君子，就缺少人格的基点，缺少实践者、引领者和监督者。因此，孔子把君子人格的养成，看成社会理想的核心，他一直以极大的热忱在呼吁君子之道。在他之后，儒家学者大多会在君子之道上下很大功夫。荀子对君子的重要性更是作过最简明的概括，他说，“君子者，礼义之始也”；“君子者，天地之参，万物之总”。
裘小玉：君子之道的内容很丰富，例如确定了君子的人际交往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现在仍有价值。
余秋雨：对。但遗憾的是，当他的学说被历代朝廷推崇的时候，君子之道被淡化了。因为皇帝们很难做君子，他们更多地信赖法家，甚至暗地里信赖丛林原则。
我写过一篇专门论小人的文章，在海峡两岸都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不是因为我写得好，而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社会中，作为君子对立面的小人，势力太大了。君子，尽管被呼吁了两千多年，却还是“稀有动物”。
丛治辰：写小人的那篇文章我还记得，秋雨老师没有给小人作抽象定义，而只是用大量感性实例来调动读者的经验系统和判断系统。例如，文章里面讲到一个小人，为太子娶亲接新娘，看到新娘的形象实在太好了，就半路转了个身，把她献给正当政的国君。太子妃变成了太子的娘，实在叫人叹为观止。
余秋雨：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比好人和坏人的区别更深刻。很多敌对营垒里的人，很可能是君子；很多与我们完全站在一起的人，很可能是小人。因此，这种划分能够使社会历史从表层的是是非非中解救出来，增加一层人格坐标。
从两千多年前开始就醒目地划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大优点。但是，由于这种区别只停留在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上，很多读书人都自称是君子，即使不是也很难否定。读书人一旦通过科举考试做了官，大多会陷入宦场权谋，甚至变成小人政客；没通过科举考试，就可能变成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穷困潦倒还自称“君子固穷”，构成对“君子”这个名号的讽刺。
刘璇：读书读得顺的去当官，开始搞权谋，读得不顺就变成孔乙己。这样一想，真是叫人有点悲观。那如果读书人里都很难出君子，又该怎么办呢？
余秋雨：我也有点悲观。而且无数事实证明，最多的小人集中在文人之中。
我只希望，那些埋没在小人堆里的君子能够互相认识。尽管周围都是密密层层的肩膀，但在肩膀和肩膀的缝隙中，却看到了一种与自己近似的眼神。
为此，我们还需要重温一下孔子对君子和小人的划分。
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划分很多，我在这里只能随口说几个方面，例如在外部标志上，在人际关系上，在道义使命上，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在外部标志上，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是无法掩饰的直觉形态。就像我们进一个屋子，还没有搞清楚里边究竟藏了什么，但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敞亮的，还是局促的。君子为什么能够坦荡荡呢？孔子解释道，因为君子是仁者，所以不忧；君子是智者，所以不惑；君子是勇者，所以不惧。
在人际关系上的对比，孔子讲了不少。例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等。可见他特别重视在人际关系中看人品。如果有一个大学者，著述甚丰，但细想起来，从来没有怎么帮助过别人，反而几度坏了别人的事，那么，这个大学者在本质上很可能是一个小人。在这些对比中，“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的界限、“周而不比”和“比而不周”的区别，最为深刻。这两重对比，保障了君子们在和睦中的独立性，否定了小人们在趋同中的攀比。因此，也证明了那种没有不同意见的千篇一律，只能滋生小人而不是君子。
在道义使命上的对比，孔子觉得最为根本。他提出了一些简明原则，例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等等，认为君子不同于小人的基本点，在于能够超越利益和境遇，追求道义和仁德。
从反复的对比中让大多数中国人感悟到君子和小人的差别，这是一笔延续两千多年的精神遗产。我希望同学们在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对比上投下更多的时间来体会。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一辈子修身的目标就是做一个君子。我们，都应以君子之道共勉。
王牧笛：刚刚余老师讲的是君子之道，我知道孔子还特别强调一个东西，就是“中庸之道”，它又该怎么理解呢？
余秋雨：感谢你提得那么及时，成了我讲课的自然过渡。如果说君子之道属于人格论，那么中庸之道便属于方法论。中庸之道，是反对极端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一种制衡哲学。
人类，太容易走极端了。能不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路？儒家的好处，就是相信这条路的存在。即使一时找不到，它也存在。这种信念，变成了一种信仰，因此方法论也就变成了目的论。
实际上每个年轻人都有可能沾染极端主义思维。极端主义的初级形态就是追求危言耸听的“痛快”，极端主义的高级形态就是争取成为站在悬崖峭壁上的“英雄”。为什么是站在悬崖峭壁上的呢？因为这些人越要吸引观瞻，就要把对立面看得越大、越强，结果把自己脚下可踩踏的地方越逼越小。我见过“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头头，以及某些族群分裂主义首领，几乎都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能成为首领？因为提出的口号特别刺激。特别刺激的口号一定是狭隘、苛刻、夸张的，那就成了“原教旨主义者”，或者说“基本教义派”。他们容不得任何修正、宽容和妥协，并把修正、宽容、妥协看成是叛变。这种思维，把满世界都看成是仇敌，那就只能把自己看成是无以立足的孤独者了。不少人喜欢仰望这种形象，于是他们也就扮演起这种形象，到后来，让别人和自己都没法活。
中庸之道否定了这种扮演，笑眯眯地解救了这些人，也解救了他们的所谓“仇敌”。天下的活动空间很大，人类的生存方式很多，何必玩这种极端？极端主义认为，“离佛一尺即是魔”。这种理论看似保护了佛的纯洁性，其实是孤立佛、限制佛，让佛失去了话语空间和行为自由，并对一尺之外的所有物象进行呵斥和打斗，那么佛也就不再是佛。中庸之道正相反，认为“离魔一尺即是佛”，佛的世界无比广阔，一切人都能走向光明。
正因为这样，孔子把中庸之道看成是最高、最广的道德。他在《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由此进一步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也就是说，那些永远在玩弄极端概念、陈述刺激话语的“英雄”，基本上是小人。这话，希望大家记住。我为什么历来不与极端主义辩论？因为心中早有孔子的这个判断。
学习中庸之道，我建议大家多读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中庸》篇，这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所记述的，很有价值。我在这里忍不住要为大家读一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我一直认为，中庸之道，是二十一世纪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佳哲学，可惜很难让外国人领会。我还认为，中庸之道加上君子之道，是儒家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所在。